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奶奶去看川剧。家乡有一个小小的县级川剧团，演员们定期在县城中心一个简陋的剧场里演出。小小的我，既看不懂复杂多变的剧情，也听不懂悠长回旋的唱腔，刚开始时还被舞台上绚烂的布景和鲜艳的戏服所吸引，不久就在奶奶的怀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天色已黑，场地里满地是橘子皮和瓜子壳。奶奶背着我回家，慢悠悠地走在长长的青石板路上，一路上还自得其乐地哼着剧中熟悉的唱词。

   有一位与母亲同龄的邻居阿姨是川剧团的一名团员。原来我不知道她的身份，母亲偶然告诉了我，当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秘密"之后，观察这位阿姨的眼光就悄悄地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以前，在我的眼中，这位阿姨跟母亲一模一样，都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此后，在我眼中，她却成了一个从舞台上走下来的人，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像在演戏。我开始与这位阿姨保持一定的距离，她就像镜子里飘忽不定的影子，给我一种虚幻缥缈的、极不真实的感觉。每当她拎着一个菜篮子上街买菜的时候，我就感到困惑不解：像她这样的人，还用得着去买菜吗？戏里的人物，难道也得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吃饭？

    这是孩子的思维方式。在孩子心目中，演员们都是传奇人物，个个是聪明绝顶的人。他们高居于日常生活之上，悠然注视着舞台下的大众；他们能够记住铿锵的台词，仿佛把整个世界都掌握在手中。孩子不满足于贫瘠单调的现实生活，因而对舞台充满热切执著的渴望。父亲最早教我念的对联，便是戏台上的对联——"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上场应念下场白，看戏无非做戏人"，"做戏何如看戏乐，下场更比上场难"。看似浅白，内中的哲理却颇为深奥。这些道理需要等到孩子饱经风霜之后才能领悟。

    很多年之后，当我读到莎士比亚的剧本时，在《第十二夜》中发现了这段话，顿时像被闪电击所中一样，明白了戏剧之于人生的意义："这个人去做俳优是够聪明的了。干这个营生，真是很需要一点聪明，他必得观察他们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那人的人品，与时间得当否。并且还要似未受过训练的苍鹰，对于面前的每一个飞禽都要追逐。这一种工作与智慧者的精心艺术一样充满了辛苦。因为他用聪明所表现的愚蠢是恰当的，但是聪明人若跃在愚蠢里，却要把聪明污损了。"莎士比亚既是作家，又是演员；既是旁观者，又是介入者。在舞台上，他发现了幕前、幕后的分野；在生活中，他更发现了那张一般人看不见的"幕布"——那些看起来最聪明的人，就是自由自在地出入于这道幕布的人。

    演员的脸蛋天生就是面具，演员在脸上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与内心深处的情绪及感受并不吻合。演员是天生就戴着面具生活的人。在中国，人人都是演员，每天都在演戏。中国人的生活太艰难了，中国的专制制度太酷烈了，将人生戏剧化，便成了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安慰。人生如此苦痛，唯有相信"人生如戏"（或"人生如棋"，"棋局"亦如"戏局"），人生才能继续下去。中国人最爱发出的感叹是"人生如梦"和"人生如戏"，"梦"与"戏"是互通的。《红楼梦》也可以看作是一出"红楼戏"。余英时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在这部巨著中，多次出现众人一起观看和讨论各种剧目的场景，每个主人公点的戏剧都与他的性格和思想暗合，戏剧隐喻了人物未来之命运。"大观园"就是一个让读者观赏的大舞台，整部小说就是一出大戏，所谓"风月宝鉴"也。于是，读者、作者和书中的人物，重叠在一起——"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而《好了歌》即全书之"文眼"所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间，华人世界里三名最有代表性的导演，都将目光瞄准了优伶生涯：侯孝贤拍摄了《戏梦人生》，陈凯歌拍摄了《霸王别姬》，张艺谋拍摄了《活着》。这三部电影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人的高度"优伶化"的生活状态。无论是木偶戏还是皮影戏乃至于作为"国粹"的京剧，在电影中都成为某种象征和隐喻——而电影本身亦是古代戏剧的一种现代技术化之后的翻版。老北京的同乐戏园的戏台上有这样一副对联："作廿四史观，镜中人呼之欲出；当三百篇读，弦外意悠然可思。"这三部电影，互相参照起来，便是一部鲜活的中国当代历史。有血有泪，有爱有恨，电影里的主人公最后都选择了纵身一跃——进入那虚幻的舞台世界。

    他们真的逃走了吗？他们最后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戏剧不单单是一种娱乐，它的背后蕴含了一种价值和生活方式。鲁迅对京剧的厌恶、对梅兰芳的负面评价，都根植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体认，并非无的放矢、随便说说。京剧是一种典型的"帮闲文学"，是让人的心冷下去，而不是热起来；是让人的脊梁弯下去，而不时直起来。"天下事无非是戏，世间人何必认真"，这是中国人对戏剧和人生的基本看法。鲁迅说过，整个中国的天地是一个戏场，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做戏的历史，而中国人个个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钱理群分析说，中国人总是在扮演两个角色，或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或看别人做戏，"演戏与看戏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构成人和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话说周氏兄弟——北大讲演录》）

   鲁迅小说中的主角和配角，大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在《祝福》中，祥林嫂到处向别人讲述儿子阿毛被狼吃掉的事，村子里的人纷纷来听她讲，有些老太太没有听到，还从几十里以外赶来听。这不是对她同情，而是赶来寻求看戏（听戏）的刺激。在看（听）戏的过程中，人们落下眼泪，眼泪流完了，便心满意足地回家，一路上还在议论着。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成了人们娱乐的一个材料，大家从中获得一种快感，转移了自己的痛苦——既然还有人比我的处境更悲惨，我为何不高高兴兴地活下去呢？从别人的灾难中寻找活下去的勇气，这正显示出中国人的残酷性。更可怕的是，在讲述的过程中，祥林嫂本人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真心实意地表达自己的痛苦、寻求众人的安慰，到后来将这人生中至深至大的苦痛，也演化成一种不自觉的"表演"。而且，在言说者与倾听者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就是中国文化无坚不摧的腐蚀能力，这就是中国人生存能力超凡的秘密。

   晚清名伶德君如，是道光时期当过大学士的穆彰阿之孙。他不顾显贵的出身，"下海"而为艺人。家人强迫他承袭爵位，他断然拒绝。叔父萨廉骂他自甘下贱，玷辱门风，将他逐出宗族，注销族名。即便如此，德君如也绝不回头。有朋友劝他归家继承爵位，他却回答说："我在舞台上一身而兼帝王将相，威重一时，为何要回家？"友人说："这戏中的帝王将相可是假的。"他反驳说："天下事还有什么是真的？"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大绝望。

   在一个举世皆骗子的世界上，德君如认为：既然我无法揭穿每一个谎言，那么我干脆就去做那个明目张胆地宣称"我就是骗子"的演员。这种绝望正如鲁迅所说的，是铁屋子中的人醒来之后发现无法打破铁屋子的绝望——鲁迅就曾经激愤地说过："我要骗人！"更何况有过像贾宝玉那样的生活经历的德君如呢？与当年"鼓盆而歌"的庄子一样，德君如选择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舞台生涯作为他最后的救赎。然而，这种救赎不仅无法消除个体生命的苦痛，反倒加剧了社会的整体性崩溃。它就像是一剂麻醉药，根本无法化解生命的苦痛，等药效过去之后，所感知到的依然是那刺骨的疼痛。

   中国人经常以聪明和勤奋自居。中国人固然很聪明，但这种聪明仅仅是将"屡战屡败"篡改为"屡败屡战"的聪明；中国人固然很勤劳，但这种勤劳仅仅是苦练表演的招式、让面具内化为面部肌肉的勤劳。在这个古老国度里，从未有过真正的悲剧精神，遭遇到再大的惨剧，中国人也会巧妙地做一个鬼脸来将消解掉。中国人生活在互相欺骗、互相捉弄的"优伶王国"之中，从来没有尝试过一种真实、诚恳、认真的生活。中国的历史打上了"优伶史"的深刻烙印，中国的文化染上了"优伶文化"的致命毒素。在这个与现实生活重合的舞台上，无论皇帝还是弄臣，无论官僚还是黎民，都兼有"骗人者"和"被骗者"的两重身份。

美国人史密斯说：“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本能。”此话一点不错。虚情假意，言不由衷，两付面孔做人，带着假面具做人，一个字：累。有的人虽然登上了新时代的舞台，脑子里储存的还是旧戏的调子。做戏，有的人刻意去做，煞费苦心，十分投入；有的人出于无奈，为交差，走一走形式，跑一跑龙套，说几句逢场作戏的捧场话。上有所喜，下有所趋，冒功请赏，以求升迁。单位里常常突击打扫一下卫生，以应付有关部门检查。漂亮口号喊得震天响，实实在在的事却没人干。

一些国人喜好背后议论家长里短，尤其是喜欢传播别人的风流韵事。甚至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蜜糖口，苦瓜心”，“当面有成人之美，背后有杀人之刀”。嘴上讲仁义，心里藏鬼计。过去，大臣面君，口颂：“万岁、万岁、万万岁！”心中却直呼：“昏君！还不快死！”员工面见领导，嘴上一个个：“领导好，领导高明”，心中却不停地咕噜：“好什么，尽害人，早点滚蛋！”晕!

中国人做人表太累。在财富问题上，一方面怕露富，有隐匿财产的倾向，把肉放在碗底吃，怕红眼，怕别人惦记，怕上税；另一方面，担心别人瞧不起，故意露富、夸富、吹大牛，当碰上问卷调查时，明明是500元买来的，怕人瞧不起，却说是800元、1000元。有的人“言不由衷”还是故意装出来的，或者反话正说。有位企业家感叹道：当部下两次告诉他“老板，你放心吧”，他觉得恰恰是他最不放心的时候。当有部下告诉他“外边某企业欲聘我，报酬一倍以上呢！不过老总你放心，我是决不会心动的”， 这恰恰表明他要走，或暗示给他加薪。另外，“言不由衷”的思维习惯，给国内的市场调查带来了很大的难度，造成了大量市调的偏差和失真。

中国人要在微观上作人，在宏观上做戏

在处理私人事务时，生存本能压倒了崇高的道义感，人们自然会按照微观道德行事，无可奈何地做猥琐的小人物，而在面对没有直接个人利害关系的国家大事时，自然要良心大发作起来，大家都要迫不及待地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可着劲去实践宏观道德，当一次小环境中没机会冒充也没机会见到的英雄人物。

除了少数老奸巨猾之辈外，在大多数人，这种进入道德英雄角色的过程完全是下意识的，根本不是有意作伪。

中国人酷爱在重大历史关头作良心秀，那道理其实和小工人结婚喜欢充大款、摆排场没什么两样：那本是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