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药厂一天能生产多少药:调整政策 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6:44:31
时间:2011年12月02日 01时27分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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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市场社会里，基于消费主义价值观，在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住房和使用旧能源的汽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十分显著，以致我们的地方政府，只要行为模式仍是GDP导向的，就很难放弃对这两大产业的政策支持。
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储量有限，以煤和石油为基础能源的经济发展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迟早必须放弃旧能源生产方式，并且，越晚放弃，我们就越容易被锁定在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内，不得摆脱。
这样的锁定效出现在许多已经消亡了的社会的演化路径中，历史学家汤因比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文明陷阱”。迄今为止，只有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而尚未锁入她自己的辉煌成就铸造的文明陷阱之内。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家诺斯在研究各国经济发展史时，再次发现了汤因比的陷阱效应，我们可称之为“市场陷阱”。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上述发现表明，如果经济中某些领域存在严重外部性或边际收益递增，则可能令这些领域内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需要辅之以公共政策支持市场的功能、弥补市场的不足。
新能源的推广即为一例。
汽车是“耐用消费品”。在消费者的理性选择中，决定购买新能源汽车或是旧能源汽车，关键因素是它的“所有权总成本”，即售价与售后使用时期发生的全部成本。
显而易见，新旧能源汽车的所有者总成本差异，决定理性的消费者通常不会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所以，为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政府可考虑在一定时期内，以某种形式的公共政策补贴调整和平衡两类汽车的使用者总成本。
这种公共政策涉及相当多的细节，例如:究竟是应当补贴消费者还是补贴生产者？是否必须同时对旧能源汽车的使用者征税？如果需要征税，到底应当由生产者一次性支付，还是由消费者在使用期间多次支付？等等。
到底何种征税方式更有效，依赖于“税耗”在耐用品消费过程中的分布状况。例如，根据我们政府目前的行为模式，税的征收期越久，税耗越高，以致向生产者一次性征税或许远比向消费者多次征税有更低的税负。可是，汽车生产者往往是地方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征税或许只能以“小量多次”的方式实施。
在补贴方式的选择上，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基于“平均成本定价原则”的补贴原则，提供了一种值得考虑的方案。
他提出的方法，要求政府在给定时段内、对给定数量的新能源汽车产量的补贴总额实行招标，那些能以最接近同类型旧能源汽车市场价格的平均成本提供这一产量的企业，中标。
在什么情况下，基于平均成本定价原则向新能源汽车提供价格补贴，在经济上行之有效？只要供求行为是充分竞争的，在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就应当是“边际成本”定价原则。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时，则会发生“恶性竞争”，即在使用相同技术的假设下，当一家企业为保持盈亏持平而以平均成本价格销售商品时，将迫使其他企业进一步降低售价，直至全部商品都以边际成本定价并且全部企业因亏损而退出市场。
所以，只要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使企业之间的竞争不至于带来破坏性影响，自由竞争就只能发生在平均成本曲线低于边际成本曲线的阶段。
根据经验，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处在需要接受政府补贴的“规模经济”生产阶段，因为新能源汽车生产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等因素应当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即导致平均成本随产量增加而下降。
只要推行新能源汽车从长期来看是合理的，那么在基于平均成本补贴方法的诱导下，新能源汽车企业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将更快地以平均成本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产量提供新能源汽车。
由此，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可以通过一系列仔细设计的招标和竞投的引导，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能源汽车厂商将在由全体“可能技术”决定的边际成本曲线集合内，寻求和研发对应于最低平均成本曲线的技术，从而加快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实际生产成本，推动经济更快地跳出旧能源陷阱。
上述关于新能源汽车公共政策的冗长分析表明，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相当多的细节，并在这些细节上作出改善。上述结果，也反复为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实践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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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市场社会里，基于消费主义价值观，在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住房和使用旧能源的汽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十分显著，以致我们的地方政府，只要行为模式仍是GDP导向的，就很难放弃对这两大产业的政策支持。
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储量有限，以煤和石油为基础能源的经济发展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迟早必须放弃旧能源生产方式，并且，越晚放弃，我们就越容易被锁定在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内，不得摆脱。
这样的锁定效出现在许多已经消亡了的社会的演化路径中，历史学家汤因比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文明陷阱”。迄今为止，只有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而尚未锁入她自己的辉煌成就铸造的文明陷阱之内。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家诺斯在研究各国经济发展史时，再次发现了汤因比的陷阱效应，我们可称之为“市场陷阱”。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上述发现表明，如果经济中某些领域存在严重外部性或边际收益递增，则可能令这些领域内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需要辅之以公共政策支持市场的功能、弥补市场的不足。
新能源的推广即为一例。
汽车是“耐用消费品”。在消费者的理性选择中，决定购买新能源汽车或是旧能源汽车，关键因素是它的“所有权总成本”，即售价与售后使用时期发生的全部成本。
显而易见，新旧能源汽车的所有者总成本差异，决定理性的消费者通常不会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所以，为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政府可考虑在一定时期内，以某种形式的公共政策补贴调整和平衡两类汽车的使用者总成本。
这种公共政策涉及相当多的细节，例如:究竟是应当补贴消费者还是补贴生产者？是否必须同时对旧能源汽车的使用者征税？如果需要征税，到底应当由生产者一次性支付，还是由消费者在使用期间多次支付？等等。
到底何种征税方式更有效，依赖于“税耗”在耐用品消费过程中的分布状况。例如，根据我们政府目前的行为模式，税的征收期越久，税耗越高，以致向生产者一次性征税或许远比向消费者多次征税有更低的税负。可是，汽车生产者往往是地方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征税或许只能以“小量多次”的方式实施。
在补贴方式的选择上，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基于“平均成本定价原则”的补贴原则，提供了一种值得考虑的方案。
他提出的方法，要求政府在给定时段内、对给定数量的新能源汽车产量的补贴总额实行招标，那些能以最接近同类型旧能源汽车市场价格的平均成本提供这一产量的企业，中标。
在什么情况下，基于平均成本定价原则向新能源汽车提供价格补贴，在经济上行之有效？只要供求行为是充分竞争的，在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就应当是“边际成本”定价原则。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时，则会发生“恶性竞争”，即在使用相同技术的假设下，当一家企业为保持盈亏持平而以平均成本价格销售商品时，将迫使其他企业进一步降低售价，直至全部商品都以边际成本定价并且全部企业因亏损而退出市场。
所以，只要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使企业之间的竞争不至于带来破坏性影响，自由竞争就只能发生在平均成本曲线低于边际成本曲线的阶段。
根据经验，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处在需要接受政府补贴的“规模经济”生产阶段，因为新能源汽车生产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等因素应当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即导致平均成本随产量增加而下降。
只要推行新能源汽车从长期来看是合理的，那么在基于平均成本补贴方法的诱导下，新能源汽车企业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将更快地以平均成本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产量提供新能源汽车。
由此，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可以通过一系列仔细设计的招标和竞投的引导，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能源汽车厂商将在由全体“可能技术”决定的边际成本曲线集合内，寻求和研发对应于最低平均成本曲线的技术，从而加快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实际生产成本，推动经济更快地跳出旧能源陷阱。
上述关于新能源汽车公共政策的冗长分析表明，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相当多的细节，并在这些细节上作出改善。上述结果，也反复为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实践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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