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童真商贸有限公司:秦汉帝国【作者:邹芙都 王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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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秦之兴亡秦坚定地推行法治,按法家路线统治民众,举国上下以农战为务,国力日益强大,终于扫灭群雄,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一帝国,战时与和平时期的治国方略应有重大差别,但秦人缺乏治理统一帝国的经验,统一天下后,没有转变治国方略,仍以严刑峻法治理社会,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二世而亡的悲剧.秦的经验和教训对后世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秦帝国的建立秦国的祖先以养马、驾马车为业,曾久居周之西陲,为周王镇守边疆。后来,秦襄公因护佐周平王有功,始封为国,得与诸侯通使,行聘享之礼,取得了与诸侯同等的地位。
  由于地处西陲,邻近戎狄,所以秦国自立国之后,一直与戎狄作战,国力难以蓄积。这种情况到秦缪公之后才有根本性的改变(春秋时期,缪与穆读音同,因此“秦缪公”又可写作“秦穆公”)。秦缪公仰慕东方强国,求贤纳才,他先是以五张羊皮的代价从楚人手中赎回百里奚,当时百里奚已年近古稀,但秦缪公仍然托以国命。百里奚感激秦缪公不弃之恩,向他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缪公立即备上厚礼,把蹇叔接到秦国,封为上大夫。后来,秦缪公又得到了熟知戎狄情形的由余。此前,秦缪公娶晋国的公主为妻,与强大的晋国建立了联姻关系,成语“秦晋之好”即源于此。通过多年奋战,秦国在戎狄和东方近邻的夹缝中逐渐强大,秦缪公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缪公之后,秦国在与诸侯的争夺中显得很平庸,期间的几位君侯只能算是守成之人,在开疆辟土方面并无突出功业,加之秦国久居西陲,文化、制度方面都要落后于东方诸侯,又保留了很多被东方国家视为野蛮的习俗,比如人殉,因此常被东方诸强瞧不起。二三百年之后,秦献公废除了人殉的陋俗,显出了励精图治的决心。在孝公七岁时,周的太史儋对秦献公说:“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史记·秦本纪》)这是对秦国国运的预言。孝公继位之后,述其父遗志,下令国中举进人才,试图重铸缪公霸业。
  孝公在位期间,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秦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它使秦国扭转了衰败之象,重现霸业。商鞅后来虽死于非命,但他的思想几乎成为秦国的治国法宝。孝公去世之后,秦国的基业已经非常牢固,在与六国的争夺中,频占上风。
  秦始皇最终统一六国,应验了太史儋的预言,但秦始皇一如既往的残暴和专制又将自己一手缔造的帝国推向深渊。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它的历史虽短,但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绩为汉以后的王朝所承袭,影响深远。
  作为一个后进诸侯国,秦国能统一天下,至少得益于两点:一是来自东方各国的人才,商鞅变法的主持者即来自东方。二是秦国的贵族势力相对弱小,这减小了商鞅变法的阻力,秦国也没有出现像东方诸侯那样剧烈的贵族势力之间的内讧。
  商鞅变法秦缪公“东服强晋,西服戎夷”,是“春秋五霸”之一(春秋五霸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缪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但秦国主要是在西方称霸,与关东各国相比,秦国在经济、政治、军事诸领域都要落后。进入战国后,各国为适应新的形式,确保在弱肉强食的诸侯争斗中获胜,都采取了一些改革行动。如鲁国有初税亩,魏国有李悝变法,吴国有吴起变法。这些变法虽然遭到众多贵族的反对,但在变法之后,各国的实力仍然有很大的提升。地处关中的秦国则不同,文化上的落后使它并不能在战国初期抢得先机,虽然它在战国中期已大量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但制度层面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革。由于秦国在各领域内的落后,它经常被东方诸强讥笑。商鞅变法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使秦国一举扭转颓势。
  商鞅是魏国人,出身贵族,他年轻时喜好“刑名之学”,“刑”指刑罚,“名”指名实相当,这门学问的核心就是循名责实,赏罚分明。由于才能出众,商鞅得以跟着魏国的相公叔座,任一外名叫“中庶子”的小官。公叔座病重期间,在卧榻之上向魏惠王进谏,说商鞅有“奇才”,可以委以重任,甚至可“举国而听之”。否则,一定要杀掉商鞅以避免人才外流,甚而帮助他国攻击魏国。公叔座同时警告商鞅,要他尽快跑出魏国,以免招致杀身之祸。商鞅虽然有才,但在当时仍然是无名小卒,魏惠王对公叔座的告诫报之以沉默,认为他身患大疾,说的是胡话。事情的发展正如商鞅的预测:魏惠王因为看不起商鞅而没有听从公叔座的建议,当然也不屑于杀掉他。
  公叔座去世后,秦孝公求贤的诏令传到了商鞅耳中,商鞅于是离开魏国,去了秦国,然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初到秦国,商鞅采取了谨慎的策略,逐步试探孝公的意图,先后以“帝道”、“王道”、“霸道”言于孝公。“帝道”、“王道”只有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圣人才能实现,离不开“仁义之道”,绝不能在短期内奏效;“霸道”讲究以力服人,以强凌弱,谁强谁就是霸王。商鞅将“霸道”称为“强国之术”。以现今的语言形容,“霸道”就是速效药,能救一时之急,却不能固本;本不固,当然不能长久。如欲固本,必求之于“帝道”、“王道”。 本固而道立,如此国运方能万世不衰。三者之中,孝公唯独对“霸道”兴味盎然。对“帝道”、“王道”视之若无物,觉其寡然无味,如同嚼蜡,听起来昏昏欲睡。
  在商讨变法事宜的会上,甘龙、杜挚等大臣坚决反对变法,商鞅驳斥了他们的陈旧观念:“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史记·商君列传》)以为变法易礼是圣王之举,反之则亡。这是法家对历史的认识,也是法家主张变革的历史依据。一心想着恢复祖先荣耀的孝公非常赏识商鞅的这套理论,他力排众议,下令封商鞅为左庶长,着手组织变法。在实行二十等爵制之前,秦国官制中有“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这四种“庶长”既是官名,也是爵位名。“大庶长”的职责是辅佐国君,是国君身边的近臣。“右庶长”统领宗族大臣,“左庶长”统领非宗族大臣,“驷车庶长”专门负责宗族事务。这四种官职中,只有“左庶长”可由非宗族成员担任,其他必须由宗族成员担任。商鞅初到秦国便任“左庶长”一职,可见秦孝公对他以及变法寄予了厚望。
  商鞅变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公元前359年,此次变法的内容大致如下:其一,设立什伍制度,五家为保,十保相连,各家相互纠察、告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是加强对基层民众的管理,便于战时征用民力。此外,鼓励建立小家庭,凡是家有两名成年男子以上的家庭必须令成年男子单立门户,否则赋税加倍。此举意在加快繁殖人口,增加税收和兵员储备。
  其二,以军功论爵,实行二十等爵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这二十等爵是:一为公士、二为上造、三为簪袅、四为不更、五为大夫、六为官大夫、七为公大夫、八为公乘、九为五大夫、十为左庶长、十一为右庶长、十二为左更、十三为中更、十四为右更、十五为少上造、十六为大上造、十七为驷车庶长、十八为大庶长、十九为关内侯、二十为彻侯。从爵制可以看出,四种“庶长”被弱化了,这可能会触及到官制。西周以来,大体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二十等爵制的设立完全打破了传统,它的意图在于奖赏功劳。平民百姓如能战场杀敌立功,也可封爵受禄;反之,即使是贵族,如无军功,则褫夺爵禄。各级爵禄之间的等级高低,必须严格遵守,田宅乃至臣妾之衣服舆马均有定数,不可僭越。此条法令等同于废除世禄世卿,既巩固了君权,又提高了百姓参与战争的积极性,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其三,重农耕,轻商业。致力于耕织而成绩显著者,可以免除赋税;从事商业或懒惰而贫穷者,妻儿子女均收为官奴。重农轻商旨在提高粮食的总产量,为长期战争提供稳固的粮食供应。
  法令实行一年之后,成百上千的人跑到国都声讨新法。恰好在这个时候,太子触犯了法律,在不能施刑于太子的情况下,只好对他的老师施行刑罚。此事令秦人无不震惊,从此以后,秦国上下无人再敢违抗新法。十年之后,“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第一次变法的成绩显著于世之后,第二次变法于公元前350年开始,此次变法涉及领域更多,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其一,强化小家庭制,强令成年男子不得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制旨在削弱民间的宗族势力,使中央权力能畅通无阻,直达社会底层。小家庭制的推行在加快人口繁殖的同时,也增加了税收,保证了兵源(古代有人头税)。
  其二,实行郡县制。原来秦国乡邑比较分散,不便于管理和征发徭役,商鞅决定将邻近的乡邑加以集中,设立县,由中央选立县令、县丞各一名,凡三十县(《史记·秦本纪》载“四十一郡”)为一郡,长官亦由中央选拔。郡县制下,国君可对国内的所有土地和人口实施征税,各级官吏由国君领导下的官僚体系层层选派,国君通过官僚体系管理国内的所有事务。商鞅在秦国推行郡县制削弱了各级贵族的权势,权力进一步集中在国君手中。在商鞅变法之前,有些诸侯已经部分地实行郡县制,西周时期确立的封建制呈现衰落趋势。按照这种封建制度,国君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即“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全国的领土分属于各类大大小小的领主。国君对各诸侯名下的土地并无直接管理的权力,他的收入来自自己直接管理的土地,以及下一级领主(诸侯、大夫)的纳贡。
  其三,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西周时盛行的一种土地制度,由于田地被水渠、道路分隔成方块状,形似“井”字,故名井田。在井田制下,土地由周王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分封给下一级贵族,受封者向授封者纳贡赋,土地不得私自买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水平得到提高,贵族经常驱使奴隶私自开垦耕地,这类地被称为“私田”,并不在井田制的范围之内。此外,还出现了买卖土地的行为,出土的铜器上就有记载这类经济活动的铭文。公元前594年,鲁国施行初税亩,改变了征税方式,废除了井田制。商鞅的这次变法也废除了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是顺势之举,土地私有之后,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单位产量随之提高,耕地总面积也大幅增加。
  其四,统一度量衡。度是指计量长度的单位,如寸、尺、丈等;量指计量产品容量的器具,单位有升、斗、斛、豆等等;衡指计量重量的器具,单位有铢、两、斤、石等等。变法前,秦国的度量衡非常混乱,不便于征税和经济发展。统一度量衡之后,严格度量衡的制作。传世文物“商鞅量”上有铭文,记录了制作时间和相关法令,可以看出,秦国法令对度量衡有严格的规定。
  另外,自变法伊始,严行律令一以贯之,无论是太子或公子,均与民同罪。商鞅变法在《商君书》也有一些记载或反映,其中就有“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说法。但像战国时期的这类书籍,很多都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而是很多人的作品经过长时间的编撰后形成的。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中的有些内容很值得怀疑。法家确实有排斥儒家的倾向,但在焚书坑儒之前的焚《诗》、《书》之事只见载于《商君书》,其他典籍并不见此记载。
  成效初现上述变法措施就是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简而言之,有三个方面:第一,强固君权,趋向中央集权,以法令治国,削弱贵族势力和民间的宗族组织。春秋以降,周室日衰,诸侯势力上升,继而公室衰弱,大夫势力上升。在这个趋势当中,各国的内部斗争一直未曾停止。在这种情况下,集中权力确有利于富强国力。第二,农耕富国,增益赋税。第三,驱民于疆场,戮力杀敌。这两个方面都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战国时代,各诸侯间的战争根本无法避免,如何组织各种资源进入战争角逐是当时各诸侯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商鞅重农轻商、鼓励耕战的措施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
  变法使秦国的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在短期内迅速增强,在第二次变法前,商鞅被任命为大良造(大良造掌握着军政大权。有学者认为大良造是二十等爵制中的大上造,也就是说大良造是官、爵合一。但据出土的“大良造鞅镦”所载“大良造庶长鞅之造”铭文看,“大良造”恐怕并非爵名。因为庶长是爵名,在它之前的“大良造”就应该是官职名),率兵攻破了魏国都城安邑。安邑处于魏国腹地,秦师远征,并且攻破了这座城池,这说明秦军的作战能力已经超出了魏国的料想,魏国迁都应有避开秦军锋芒的用意。
  三年过后,即公元前350年,秦将都城从雍迁至咸阳,政治重心自西向东转移,这便于日后秦国东进。若无一定军事实力,秦国断断不敢将都城向韩、魏二国靠近。
  公元前343年,周天子“致伯”,即封爵为霸,秦国成为诸侯霸主。第二年,诸侯前来祝贺,孝公派太子少官率军在逢泽会同诸侯,朝见天子(《史记·秦本纪》)。
  公元前341年,趁魏败于马陵,国力虚弱,商鞅率秦师攻魏。为了取得胜利,商鞅诈骗魏国公子卬,声称愿与他会盟。趁双方宴会之时,埋伏的甲士突袭公子卬,商鞅然后率领秦军大破魏军。魏国由于连连败于齐、秦,被迫弃安邑,迁都大梁,并割河西之地给秦国。魏国自此失去抵御秦师东进的缓冲地带。而秦国得到河西之地后,无论向东进攻,还是向西回撤,较之以前便捷了许多。魏紧邻秦国,位处秦国东进的孔道之上,而在商鞅执政期间,秦在与魏的斗争中屡占上风,这无疑为秦国日后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石。
  到秦重获河西之地止,秦孝公已经实现了多年前的夙愿,也是秦献公的遗愿:“复缪公之故地。”秦国再一次成为霸主,东方六强再也不敢“卑秦”,秦之于魏、韩等国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商鞅以“法家”留名于后世,法令治国是他的核心理念之一。但是,他的“法”是无根之木,存废与否完全系于君王一人,这样的“法”与现代意义的“法律”不可同日而语。商鞅认为自己的“强国之术”不能使秦国“比德于殷周”,从秦后来的速亡来看,此言不愧为卓识。
  商鞅帮助秦孝公重沐先祖荣耀,秦孝公亦投桃报李,赏赐他十五座城邑,并号为商君。《战国策·秦策一》说孝公“欲传商君”,商鞅“辞不受”,意思是说秦孝公试图禅让于商鞅,但商鞅并不接受禅让。禅让学说在战国时期曾经风行一时,秦孝公或许是受当时风气影响而作出这样的行动。但司马迁的《史记》并没有记载这件事,也许他认为《战国策》多纵横家言,好为夸饰之文,故而不录。
  商鞅严行律法,触动了秦国贵族的利益,宗室贵戚多有怨恨之情,欲除之而后快。但只要有秦孝公的支持,这些人终究不敢放肆妄为。秦孝公去世后,太子立,是为秦惠文王,商鞅从此失去了依靠。先前被商鞅处罚过的公子虔诬告商鞅图谋造反,无奈之下,商鞅只好连夜逃亡,由秦入魏,魏人恨他曾经诈骗过公子卬,因此将他送回秦国。走投无路之下,商鞅起兵攻城,但很快被秦军击败,商鞅兵败被杀。秦惠文王公报私仇,对商鞅的尸体处以车裂的酷刑,并诛其全家。
  商君虽逝,其法犹存,秦国自此打上“以法治国”的烙印。秦国再铸霸业肇端于商鞅变法,此后的秦国,在商鞅“强国之术”的指引下,开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时代。
  大约与商鞅在秦国执政同时,东方大国齐国的“稷下之学”渐至巅峰。诸子各家云集于稷下学宫,孟子、荀子、邹衍、慎到等思想家或到此讲学,或长驻于此,他们论学授徒,著书立说,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精彩一幕。这样的盛景是文化落后的秦国难以企及的。但战国七雄,笑到最后的却是起于西方卑微之地,且文化落后的秦国。
  在冷兵器时代,思想终究难抵铁蹄坚甲。但如不能以浑厚思想浇铸千军万马,充其量也是逞一时之威,称一世之霸。楚国人能抛出“楚虽三户,亡秦者必楚”的狠话,正是源于悠久的文化所培养出来的底气。
  奇货可居商鞅为秦人找到了强国良药,商人吕不韦则将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人推上了王位。对秦国而言,商鞅和吕不韦都是关东人,是“外国人”,但正是这两个人对秦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约在公元前260年,商人吕不韦来到赵国的第一大城市邯郸。当时他刚刚转卖了一批货物,需要采办新的货物。此时的邯郸已是一个人口几十万的大都市,富庶而繁荣。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吕不韦显得悠闲而不失商人的机敏。
  一个偶然的机会,吕不韦见到了秦国的质子子楚。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攻伐不已,为了取得信任,他们互相派出人质,常驻敌国。这些人质一般是地位尴尬的贵族,子楚正是如此:他的父亲是秦昭襄王的太子,即安国君。这个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而子楚并不是长子,也没有特别的宠爱,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安国君宠爱。由于秦国连年攻击赵国,所以子楚在赵国的日子并不好过,没有几个人将他放在眼里。秦国也似乎将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质子遗忘了,应该享有的车、马等常常被无故延期或减少,异国他乡的苦难寂静的生活令子楚日益消沉。
  但在吕不韦眼里,这位落寞的贵族却是无价之宝。对于子楚,吕不韦迅速作出了一个商人的评价:“此奇货可居也。”他准确地判断出了这件“商品”的潜在价值。于是他找机会拜见了子楚,说:“我可以将你府上的门扩大。”看惯了冷脸的子楚笑着说:“您还是先将您的门扩大再说吧!”吕不韦只好明说:“您不知道,我的门能否扩大得依赖于您。”这句话打动了子楚,他马上请求吕不韦为自己出谋划策。吕不韦当然倾囊相授,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安国君是太子,他宠幸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又没有生育。现在能影响到安国君立嫡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如果能与华阳夫人攀上关系,通过她亲近安国君,一定能将子楚立为嫡子。考虑到子楚缺少活动经费,吕不韦又承允出资相助。子楚听后感激涕零,并许下宏愿:“如果能成功,愿意和您共治秦国。”
  吕不韦将自己的资助分成两半,各“五百金”。一份给子楚,用于结交宾客;一份用来购置奇物玩好,车载马驮,去秦国打通关节。吕不韦首先找到了华阳夫人的姐姐,将珍宝送与华阳夫人,并递话与她:子楚实在是一个贤能的人,他身在赵国,心里却非常想念夫人和太子,“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又为她分析自身处境:现在安国君喜欢您是因为您年轻漂亮,等到年老色衰的那一天,情况就不同了。而且您又没有儿子,您不趁早在安国君的儿子中间找一个可靠的立为嫡子,等到安国君百年之后,您就会失势了。耳旁是句句在理的利害之辞,眼前是晶莹夺目的珍珠宝石,华阳夫人无法拒绝来自远方的好意,她欣然接受了子楚,觉得这个远在赵国的质子就是自己后半生的靠山。不久,华阳夫人就找到了进言的良机,在赞扬了子楚之后,她哭哭啼啼地请求将子楚立为嫡嗣。安国君是怜香惜玉之人,立马慨然应允,而且与华阳夫人刻符盟誓。
  据司马迁的记载,吕不韦并不满足于帮助子楚登上秦国的王位,他还有更大的野心。他在邯郸娶了一个姿色绝美,擅长舞蹈的女子。子楚来吕不韦处饮酒时看上了这个美女,要求吕不韦让给他。在明知此女有身孕的情况下,吕不韦假装发怒,最后恋恋不舍地忍痛割爱。十二个月后(即公元前259年),这位女子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政”,这个男孩就是日后的秦始皇(下文将详细讨论嬴政的身世),母因子贵,这位女子很快就被立为“夫人”。
  “仲父”吕不韦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逝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一年后,安国君去世,谥称孝文王,子楚以嫡嗣身份顺理成章地继位为秦王。子楚登基之后,吕不韦的投资开始得到回报,他被立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并享有十万户的食邑。
  子楚在位三年后去世,其子嬴政继位,时年十三岁。吕不韦的尊贵身份有增无减,被尊为相国,秦王常常称他为“仲父”。
  秦始皇年幼,太后又与吕不韦暗通私情,绝世良机摆在了吕不韦面前。他效仿所谓的“战国四公子”,谦恭下士,以致门人的食客最多时达到三千人。吕不韦召集这些门人食客,各著所闻所知,然后加以遴选、编辑,总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约二十万字,题名为《吕氏春秋》。吕不韦将书与“千金”挂出来,声称如有能改动一字者,即获“千金”赏赐。《吕氏春秋》思想驳杂,集合了战国时期的诸子言论,从书的框架可以看出,编者试图将它撰成一部指导君王治国理民,最终实现帝王之治的书籍。无可否认,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吕不韦的思想,也包括他的政治理想。在“十二纪”的末尾,吕不韦道出了他的意图:“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吕氏春秋·序意》,当时的“序”经常出现在篇章的末尾)他的思想与商鞅以来的法家传统有很大的区别,《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很多文字谈到要施惠于民,有些言论甚至可以看成是对秦国法家传统的反思。其实,吕不韦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反思法家的治国理念。据《史记·秦本纪》,“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布惠于民”也许就是源于吕不韦的建议。吕不韦组织编书的意图不仅仅是为了仰慕虚名,他可能试图通过这种行动来思考治国策略。从《吕氏春秋》的内容可以看出,在探索过程中,吕不韦始终具有开阔的视野。编书之举证明吕不韦已经具备了卓越的政治眼光,一个政治投机者是做不到这些的。
  虽然吕不韦宾客成群,且位高权重,但他似乎并无篡位之想。随着秦王政的成长,吕不韦开始担心与太后的私情引起祸端。为了满足太后的欲望,同时摆脱与她的私情,吕不韦找来了所谓的“大阴人”嫪毐,并说服要太后买通给太监行刑的小吏,将嫪毐装扮成宦官,因此得以侍奉太后。大概在秦王政二十二岁那年,有人告密,揭发嫪毐是假宦官,而且与太后私通,还生了两个孩子,甚至企图让自己的孩子继承秦王政的王位。秦王政迅速下令调查,并牵连到了吕不韦。趁秦王外出祭祀的机会,嫪毐窃取了御玺和太后玺,以此号令人马,准备攻打蕲年宫。秦王政令相国昌平君和昌文君率兵弹压,最后,嫪毐被诛杀三族,与太后生的两个孩子也被杀死。考虑到吕不韦的功业,以及宾客众多,秦王政并没有杀他,只是在第二年将他赶出了咸阳。从嫪毐发动政变到吕不韦被赶出咸阳,其间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吕不韦似乎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反抗行动。
  离开咸阳之后,投靠吕不韦的人仍然络绎不绝,这令秦王政深为担忧。他晓谕吕不韦:“您老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得以封于河南(相当于现在洛阳),食邑十万户?您又是秦国的什么亲戚,以致被称为‘仲父’?我现在命令您与您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吕不韦看后惊恐不已,遂饮鸩自尽。此时距他离开咸阳约有两年的时间。此间,吕不韦似乎一直在静静地等待着最终的审判。
  吕不韦对秦国的历史影响深远,不仅因为他与秦始皇之间不同一般的联系,还有他对秦国政治发展趋势的思考。他组织编撰的《吕氏春秋》虽然没有用于秦国政治,但此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末年的思想状况,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珍贵典籍。
  政治制度建设秦始皇约生于公元前259年,关于他的身世,《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写的:“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所谓“大期”,学者多认为是“十二个月”,从医学角度衡量,怀孕十二个月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因此,孩子的父亲到底是吕不韦还是子楚,并不能偏听司马氏之言。但是,吕不韦有可能与这位女子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直到嬴政成年之后这种关系停止。如果是这样的话,嬴政的身世就更加扑朔迷离了。无论怎样,于今人看来,秦始皇的身世已经成了一桩无头公案,不管是司马迁的记载,还是上述推测,都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
  秦始皇即位时才13岁,朝廷大权握在吕不韦手中。后来,嫪毐又依傍太后的势力,控制了大部分朝政。秦始皇行冠礼之后,不甘愿继续屈尊,先是弹压了嫪毐的叛乱,继而收回了吕不韦的权力,将他驱逐到洛阳。在这两次运动中,牵连到了很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被流放到蜀地或赶出秦国。
  秦始皇登基之初,秦国的强势地位几乎不可动摇。巴、蜀、汉中早已并入秦国,为秦的统一战争提供了稳定的后方支援;越过宛(今河南南阳),秦中占有了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并设置了南郡;在北方设置了河东郡(郡治在今山西夏县)、太原郡(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上党郡(郡治在今山西长治);在东方,秦国已突破到荥阳(今河南荥阳),设三川郡(郡治在今河南洛阳)。如此版图对志在统一天下的秦国来说,几代人的努力使胜利不再遥不可及:如果要攻打赵国,已经不再有黄河之阻;向东进攻韩、魏的话,先锋早已冲出函谷关,并在荥阳站稳了脚跟;楚国已经被迫迁都,秦国可以从宛、郢同时出兵,对楚国形成夹攻之势。
  依赖祖辈培植的深厚根基,秦始皇率领秦国势如破竹,无往不胜。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6年,秦引黄河水灌进魏国国都大梁,魏王请降,灭魏。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亲临陈、郢督战,灭楚。公元前222年,扫清赵国残余势力,灭赵,再灭燕。公元前221年,俘获齐王建,灭齐。
  灭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天下大定,自己也成就了绝世功业,遂下令要求大臣们讨论“帝号”。经过讨论,最后确定称“皇帝”,秦王政是统一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为“始皇帝”,此后以数计之,二世、三世,以至无穷。秦始皇又采纳阴阳五行学说,依据五行相克的原理,以周为火德,代周而起的秦应为水德。为与水德相匹配,颜色以黑为上,数字以六为纪。与此同时,朝内发生了封建、郡县之争。丞相绾等大批官员认为宜效法周制,分封诸子为王,裂土而治。但廷尉李斯坚决反对,主张实行郡县制。秦始皇赞同李斯,分全国为36个郡(据谭其骧等人的考证,除京师附近为内史辖区外,全境共分46个郡,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郡设有守、尉、监,分别承担行政、军事和监察职事。郡下设县,少数民族地区的县则称“道”,全国大约有1 000个县。县也有严密的行政系统,有县令、县长,人口一万以上的为县令,一万以下的为县长,下属有县丞、县尉,他们又统称为“长吏”,更低一级的有斗食、佐吏,统称为“少吏”。在郡县之下,还有基层行政单位,称为“乡里”。密如罗网的行政机构使中央权力可以有效贯通。从商鞅变法至秦国一统天下,郡县制在秦国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但仍然有很多人怀念周代的封建制度,由此可见历史之于现实的影响程度。李斯在确立郡县制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推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设。
  在秦朝的官僚体系中,中央主要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总称为“三公”,是最重要的职位。丞相相当于最高文官,总揽一国政务;太尉则是最高武官,负责全国的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各级大臣,地位要次于丞相。“三公”之下有“九卿”,他们是:奉常:掌宗庙礼仪,有丞。
  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有丞。
  卫尉:掌宫门卫屯兵,有丞。
  太仆:掌舆马,有两丞。
  廷尉:掌刑辟,有正、左右监。
  典客:掌诸归义蛮夷,有丞。
  宗正:掌亲属,有丞。
  治粟内史:掌谷货,有两丞。
  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
  中尉:掌循徼京师,有两丞、侯、司马、千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这些官职大多为汉朝所袭用。这套体制应该是秦统一后,在原有官制的基础上,加以调整的结果。秦的合并天下,以及统一后的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乃至于征用数以百万计的劳力用于修筑长城、宫殿等大型工程,在镇压起义军初期能屡战屡胜,都足以证明这套行政体制的运作效率。
  经济文化措施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和文字并不相同,如齐国用的是刀币,楚国用的是蚁鼻钱;从出土兵器上的铭文来看,楚国的文字与齐国的文字有很大不同,而秦国与东方六国的文字在形体上又有很大区别。秦国的文字更多地继承了西周金文的特点,而东方六国的文字则在字形方面表现出了与西周金文极大的不同。各诸侯国所用文字之字形的差异是文字发展受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影响造成的,是文字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字形间的差异也为社会交流设置了不少的障碍,所以,统一文字的要求早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就已经出现,如《中庸》中就有“书同文”的说法(《中庸》的成书时间仍然存在争议,但应该不会晚于战国时期)。秦朝为了统一文字,除了颁布法令之外,还组织人力编写了字典,用于规范字形。据《说文解字·序》:“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史籀大篆”指秦国以《史籀篇》为基础而采用的字体,即狭义的“大篆”(广义的“大篆”可指自甲骨文至战国时期的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意指废除东方六国文字与秦国文字之间的异体;“省改”指简化字形。这就是小篆,现存的“泰山刻石”残石即是小篆的典型作品。统一度量衡和文字不仅是大一统思想的显露,它们也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也令他日益孤立。李斯等人认为“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其身未殃,诸侯倍叛,法令不行”,因此,李斯所理解的统一不仅是疆土的并一,还包括“法令”的统一,认为“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公元前213年,大臣们发生了关于封建、郡县制的争议,淳于越建议行封建制,但李斯仍然反对,认为时世变异,治法理应不同,并讥笑淳于越等为“愚儒”。李斯为秦始皇分析了此前天下散亡的原因:诸侯并立,人人师古害今,私学兴盛。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只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烧。李斯的建议正合秦始皇心意。李斯所言旨在废除私学,确立官方的哲学思想,最终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标。这在当时固然是大势所趋(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与李斯的意图大致相同),但他显然忽视了战国以来形成的传统社会所具有的惯性力量,这股力量直到汉武帝时代仍然存在,李斯想依靠暴力手段扼制它并不切合时宜,显得粗暴无知。
  焚书之后又发生了坑杀儒生的惨案。受秦始皇重用的方士侯生和卢生奉命为他寻找仙药,二人看到秦始皇刚愎自用,为所欲为,且贪得权势,二人心有不满,于是溜之大吉。秦始皇得知消息后,大发雷霆,觉得自己被“文学方士”欺骗了,继而怀疑“诸生在咸阳者”散布谣言,妖言惑众。派出的吏员日夜审问诸生,诸生又互相告发,最后将“犯禁者”460人全部坑杀。太子扶苏因极力劝谏而被秦始皇发配至蒙恬的军队中任职。
  “焚书坑儒”断绝了士人对秦王朝的梦想,这也是它日后瞬间土崩瓦解的原因之一。“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将暴力手段带入思想文化领域的直接后果,它虽然可以暂时压制住自战国以来一直活跃的私学,但并不能改变思想发展的客观逻辑。汉兴以后,各类学术迅速恢复,而且直承战国,恰好证明了秦始皇的无知。尽管如此,“焚书坑儒”仍然给中国文化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很多典籍因此散佚。
  皇帝气象为进一步瓦解抵抗力量,秦始皇下令没收平民拥有的兵器,在咸阳将之销毁,铸成铜人和钟;又将各地大室豪族共十二万户迁到咸阳。由于秦朝之前是诸侯争强的局面,所以在统一之后,各地仍有很多旧贵族,或富室大家。这些家族在当地都拥有一定的号召力,对新的统治者来说,他们都是潜在的威胁。迁徙巨室豪族可以削弱这种威胁。汉兴以后,一直有利用修建陵墓的机会迁徙大户的惯例。
  秦始皇希望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圣君”的形象,他勤于政事,给自己定下了日览120斤文书的额度,完成之后才能休息。他还喜欢巡游各地,并立石颂德。秦始皇二十七年,即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开始了合并天下后的第一次巡游。第二年,他巡游至鲁国故地,在邹峄山立碑,并召集当地的儒生商议碑文的内容和封禅祭祀等事。继而上泰山,举行祭祀,刻立石碑。下山后在梁山(在泰山旁)又举行祭祀,刻石颂德。刻石除了歌颂皇帝的功业以外,还描写了他所期望的理想之境:“皇帝躬圣……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化及无穷……”继续往东,秦始皇登上之罘山,又留下了石刻。转而向南,登上琅邪山,同样竖立石刻。在石刻中,说皇帝要“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最后,不忘高歌“功盖五帝,泽及牛马”。儒家等诸子所崇尚的三皇五帝显然成了秦始皇的“偶像”,他认为自己合并天下,消弭了战乱,安定了百姓,已经“功盖五帝”。不仅如此,秦始皇还希望儒生们能理解他的事业,因而放下姿态,与鲁地的儒生共商祭祀。儒生的反应在史书上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不过,秦始皇的一班武将大臣却深得君上心曲,他们认为皇帝已经实现的功业早已超过三皇五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这些石刻中,屡屡提及法令严明,看来秦始皇对于“以法治国”颇为得意。考古所见的很多秦国兵器制作精良,且有着几乎划一的标准,以及众多的法律文书,都反映出了秦朝法律体系的复杂和高效。如此好的治国理念,秦始皇没有理由不坚持。
  秦与周相比,是一个全新的时代。面对一个庞大的国家,秦始皇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探索。巡游也许源于古代典籍所记载的巡狩,君王要定期巡狩诸侯,通过巡狩,君王可以视察民情,也可以解决一些政治问题。但对于秦始皇而言,巡游也许还可以自我欣赏和炫耀武威。例如秦始皇在巡游途中遭遇大风而不得渡江时,他勃然大怒,驱使三千刑徒将湘山上的树砍伐殆尽,这是施威于神;公元前218年,巡游至河南阳武县的博狼沙,遇见了盗匪。为了抓住强盗,秦始皇下令大肆搜索,十天后才罢休,此为施威于民。石刻上固然有隽永的文辞和美好的愿景,但秦始皇的行动并不受这些文字的约束,他一方面沉醉在古圣帝王和长生不老的传说当中,忙于巡游、派出人员寻找不老丹药和接受臣子的奉谀;一方面越来越刚愎自用,以日益惨苛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吞并天下之后,秦始皇仍然承袭战争时代的作风,似乎陷入了自我膨胀式的迷狂之中。
  从即位之初起,秦始皇就开始在骊山为自己修筑陵墓,极尽奢华。这座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地下王陵包括了地宫,《史记》记载:“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异怪徙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穿三泉”是形容地宫的深度,也有可能指在施工过程中碰到地下水。根据考古勘察,地宫可能距地面35米深,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45米,仅位于地宫中央的墓室的面积就约与一个标准足球场相当。地宫内确实有水银,司马迁的记载是可信的。水银不仅可以代表江湖大海,而且可以防腐,又因汞气体的剧毒性质,灌注水银还可以起到防盗的作用。陵园的地表总面积56.25平方公里,陵墓封土原高约115米,现在仍有76米。陵园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周长3 840米,外城周长6 210米。1974年,当地村民在打井时发现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经过考古工作人员的进一步发掘,确认这是秦始皇陵墓的陪葬坑。整个陪葬坑从西向东,三个坑呈“品”字形排列。一号坑就长230米,宽62米,深5米,总面积14 260平方米。坑内有几千个陶俑,陶俑的造型十分逼真,无不栩栩如生,他们被排列成一个包括了不同兵种的完整作战队形。兵马俑坑只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但它的艺术性和工程量已非常令人吃惊,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始皇陵至少修建了35年以上,直到陈胜手下的将军周文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至陵园附近,秦二世才听从将军章邯的建议,下令停止施工(此时整个工程已进行至收尾阶段),将修陵的劳力组编成军队扑向起义军。
  在南方,秦始皇继续开疆辟土,组织军队攻城略地,相继设置了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在西北,派蒙恬率兵30万,攻击匈奴,并开建巨大的防御工程:长城。公元前212年,为便于向北方出兵,开始修筑直道。所谓直道就是宽阔平直,便于马车奔驰的道路,是当时的“高速公路”。对于秦直道,《汉书》有这样的描写:“道广五十丈,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秦代一尺大约是现今的0.23米,50丈就是115米,每隔7米左右就植树一棵。从实地勘察的结果看,秦直道的路面最宽可达60米,一般则在20米左右,《汉书》显然夸大了数字。《史记》称秦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即从今天陕西的淳化县梁武帝村至内蒙古包头市。这条直道的遗迹现在仍然清晰可辨,有些部分甚至仍在使用。
  另一项大型工程阿房宫也于公元前210年开工。阿房宫位于现在的西安西郊,据司马迁的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一步约合6尺,也就是说,阿房宫东西长690米,南北长约115米,殿中可以容纳1万人,四周都有阁道包围。如此宏伟的宫殿,需要的财力和劳力都是数以千万计的。阿房宫动工约一年后,秦始皇去世,当时只修筑了一座前殿。据考古勘探,阿房宫前殿遗址的台基长1 270米,宽426米,其工程浩大由此可见一斑。
  战争和劳役令老百姓连年奔走,怨声载道。众多大型工程使秦始皇在巡游时刻立的石碑变成了强烈的反讽,并将新的王朝推向危险的边缘。
  公元前211年,有人在陨石上刻下了“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句。一年后,秦始皇遵从前一年卜筮所得的忠告,又开始巡游。但这次巡游并没有实现它的初设目标,秦始皇在中途因病逝世。
  秦始皇创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他也为历代梦想成为圣君贤主的君王竖起了一些标准,比如开疆辟土、征伐夷狄;天下归一、四宾来服;自比三皇五帝、梦想不老成仙。秦始皇的暴政虽遭诟病,但他的理想,以及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甚至成仙之类的妄想都被人继承。
  秦帝国的覆灭秦国的统一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来自东方的人才,他们是一个特殊群体。这些人大多出身低微,对名利爵禄有着如饥似渴的占有欲,在危难之时,他们可能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才智,但面对人性的考验,他们又可能畏首缩足,难堪重托。李斯就是这类人物中的典型,他为秦国的统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的贪图名利也加速了秦帝国的覆灭进程。
  沙丘之谋李斯本是楚国的一介布衣寒士,先跟从当时的大儒荀子学“帝王之术”,然后只身往西,入秦国。到秦国后,李斯投靠吕不韦门下,由他推荐,成为秦王政身边的近侍。期间,李斯曾向嬴政献《论统一书》,力主秦王早日实现天下一统。此次上书使秦王对李斯刮目相看,很快任命他为长史(此官职战国末年始置,起初职责不明),再后又拜为客卿(春秋战国时期的官职,多授予担任高官的外国人),并命参与制定统一战争的策略。公元前237年,秦国贵族指斥来自韩国的郑国利用修建水渠的机会消耗秦国国力,进而将矛头对准游说之士,认为他们在秦国搞间谍活动。秦王在贵族的压力下,下令驱逐说客,其中包括李斯。李斯在离开秦国的途中,向秦王上《谏逐客书》。这篇千古少有的佳作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秦国的富强离不开外国的人才,劝秦王不拘地域、国别,广聚人才。这篇文章为李斯带来了转机,秦王看到文章后马上取消了此前的命令,并擢用李斯。
  李斯是秦国统一战争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他以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辅佐秦王合并天下。统一之后,李斯已经官至丞相,位列三公,权倾朝野:长子是一方要员,几个儿子都贵为驸马,几位女儿则嫁与各位王子为妻。在地方任官的长子李由有一次回咸阳,李斯为其置酒洗尘。溜须拍马者闻风而动,李斯家门口停驻的车骑竟成百上千。身临如此盛况,李斯却不无担忧:“我的老师曾告诫我,说‘物禁大盛’。想我年轻时生活艰难,而现在却位居人臣之极,今后的日子吉凶难料啊!”虽然担忧,但李斯终究做不到顺势而退。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于沙丘去世,李斯的担忧很快变为事实,这可能是他始料未及的。
  秦始皇死后留下遗诏,要戍边在外的太子扶苏将兵权交给将军蒙恬,然后回咸阳参加葬礼,这相当于要扶苏回咸阳继承帝位。诏书是赵高代写的,而赵高又是秦始皇另一个儿子胡亥的老师,胡亥当时恰好随驾巡游。秦始皇病逝后,消息秘而不发,只有李斯、赵高、胡亥及几位亲近的宦官知道。
  身为胡亥的老师,赵高企图立胡亥为新帝。因此,如何对付太子扶苏成为当务之急,而除掉扶苏又必须获得丞相李斯的支持。当赵高开始说服李斯时,李斯斥责他丢弃了臣子本分,不立太子而立胡亥是“亡国之言”。面对位高权重的丞相,赵高显得信心十足。他首先恐吓李斯,说自己入宫二十余年来,未尝见丞相或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且无有得善终者。这还不够,赵高还不忘提醒李斯,在这场选立新帝的斗争中,一定不要站错队!如果扶苏登基,帝临天下,必将用蒙恬为丞相,先帝旧臣之失宠,乃必然之事;如果胡亥获胜,而丞相现在又与我们为敌,这也未必是上策!
  李斯乃说客出身,赵高的恐吓岂能使他改弦易张?再一次被李斯驳斥后,赵高抛出了爵禄和名利的诱饵,战国说客毕竟是逐利之徒,赵高好像将李斯一眼看到了底。在义、利之间的抉择令李斯左右为难,甚至仰天长叹。但他迅速为自己的选择找到了合理的台阶:身逢乱世,无力奉持先帝遗志。
  事实证明,选择与赵高、胡亥为伍,是李斯一生中的败笔。扶苏登基后,可能另择新相,但在赵高和李斯之间,胡亥肯定更看重赵高,而非前朝老臣。扶苏忠孝仁慈,胡亥庸碌无能,以李斯之机敏和洞察力,二人之高下明晰可见,立然可判。可惜此刻的李斯不再是当年冒死上“谏逐客书”的李斯,功成名就之后,患得患失如影随形,赵高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荀子以“帝王之术”教诲李斯,告诫他一定要警惕“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规律,这也是战国游士惯常引用的语言。但当李斯面临重要抉择时,他显然忘掉了老师的教诲。胡亥登基之后,李斯可以选择顺势而退,利禄未必全保,但终不至于弃尸于市,株连三族。到后来,贪慕名利的李斯竟被赵高玩弄于股掌之间。“利令智昏”,诚为智者之言!
  李斯之死李斯的悲剧似乎早已注定。年轻时曾任小官员,看到厕所中的老鼠不仅吃食肮脏,而且整天提心吊胆,一见到人或狗,更是仓皇避之。而粮仓中的老鼠就不同了,藏身在大梁之下,以粮为食,也没有人和狗的骚扰。李斯发出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李斯既然选择了“仓中之鼠”,则官位厚爵是绝不可抛弃的。人无近忧,必有远虑,“仓中之鼠”果能高枕无忧吗?肥硕之鼠,行动迟缓,加之长处安乐,反应迟钝,一旦危机降临,往往逃之不及。
  胡亥登基后,听从赵高的主意,起用亲近之人,先帝故臣大受冷落。不仅如此,胡亥还采取极端的手段消灭异己,杀害将军蒙毅等功勋卓绝的大臣,以及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的财产也尽数入官,连坐者更是不可胜数。与此同时,秦二世又治阿房宫,修直道,赋敛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被逼至生存底线的民众奋臂而起,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开始了反抗。
  由于李斯长子李由镇压不力,群臣多有讥议,认为李斯位居三公,自己的儿子却不能保一方安宁。当二世责问李斯时,他惶恐不已,只得阿谀秦二世之意,上书要求严行督责,认为严行督责可防臣属弄权,以此则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则皇帝愈加尊严,这就是所谓的“行督责书”。“行督责书”所言实非李斯本意,完全是为了迎合二世。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此举不异于火上浇油,这个时候的李斯已经变成了庸碌之才。秦二世的残酷治国,李斯的昧心纵容,使秦帝国的灭亡终成必然之势。
  赵高虽官阶不高,但由于是秦二世的老师,而且是胡亥得以称帝的主谋,所以深为秦二世信任。李斯虽仍然身居丞相之位,但不能再像辅佐先帝那样,随侍皇帝左右。赵高听闻李斯对自己的做法心存微词后,心生一计,怂恿李斯进谏,故意要李斯在胡亥饮酒作乐时进宫,结果引得胡亥大为不快。赵高趁势煽风点火,说李斯参与了沙丘之谋,二世登基之后,他对自己的权位并未加益心存不满,而且诬陷李斯“亦望裂地而王”,甚至暗通陈胜等人,所以“楚盗”经过李由所辖的三川时才不攻城。
  李斯在得知二世开始调查长子李由之后,决定以一己之力扳倒赵高。二世当时居住甘泉,李斯无缘得见,只得上书言事,提醒秦二世提防赵高。这等同于自投罗网,此时的李斯已经不能正确地判断自身的处境。秦二世担心李斯攻杀赵高,于是将李斯所奏悉数告知赵高。赵高乘机借步上梯,重弹老调,并将李斯与篡齐之王位的田常相提并论,秦二世闻之震怒不已,下令将李斯交由赵高处置,务必要他供出谋反的罪证。
  身陷囹圄的李斯自恃辅佐先帝有功,能以善辩之辞还自己清白之身,于是上书秦二世,为自己列出七项丰功伟业。殊不知,“有罪”之臣根本没有与天子对话的机会,赵高下令将李斯的上书丢弃不奏,又安排亲信假冒御史、谒者、侍中,三番五次地提审李斯。只要李斯敢申辩,就酷刑相加,使他痛苦难堪。等到秦二世派人来查验时,李斯再也不敢申诉,老老实实地承认了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
  公元前208年,李斯被“具五刑”,即黥(在脸上刺字)、劓(割鼻)、刖(斩双脚)、枭首,最后被剁成肉酱,并株连三族。临刑前,李斯悲怆地对儿子说:“我再也不能和你牵着猎狗,从上蔡东门出城,去山野猎杀野兔了。”(《史记·李斯列传》)言未竟而老泪纵横,父子相拥而泣。
  李斯违背秦始皇遗愿,导致对秦始皇素有异议的太子扶苏自杀,使秦帝国的政治错失了一次转变的机会。扶苏生前数次劝谏秦始皇,主张柔和的治国策略,他见假诏之后的自杀足以说明他为人仁孝、率直。如果是他继承始皇帝之位,而非德才皆无的胡亥,秦也许不会猝亡于突起的战火之中。
  一年之后,秦二世在赵高的蒙蔽下自杀。赵高妄图自立为帝,但遭到群臣的反对,宫殿之上也出现了不祥的征兆。赵高遂立秦始皇的弟弟子婴为新帝,子婴即位之后,联合贵族,设计刺杀赵高,并诛其三族(此依《史记·李斯列传》之说,《秦始皇本纪》:“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使人约降子婴。”)。三个月后,咸阳破,子婴与妻儿子女自系其颈,迎接起义军。刘邦将子婴交与属吏,项羽进城后,立斩之。
  与东方六国相比,秦国贵族势力相对较弱,不能像东方六国的贵族那样与君主相抗,这也是秦能大量起用来自六国之谋士的原因之一。秦能合并六国,一统天下,像李斯之流的宾客谋士贡献很大。他们凭三寸生花之舌,采撷诸子为己所用,纵横捭阖,为利来,为名往。名利之外,他们少有更高的追求;重压之下,轻易辜负所托。李斯之死并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它将宾客谋士的空虚心灵祼露了出来,依赖这类心灵建立起来的帝国如同以卵垒台,垒得越高越危险,而崩塌则是必然之事。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继位之后,胡亥在各个领域都继承了父亲的做法,甚至更加残忍,阿房宫、直道、陵墓等大型工程也没有因秦始皇去世而停工。但胡亥并不具备秦始皇那样把握大局的能力,他性格懦弱,胸无主见,对赵高唯计是从。胡亥近乎是赵高操纵的傀儡,谋害大臣等恶行其实都是赵高教唆的结果。排除异己的同时,赵高将自己的党羽陆续安插到各个重要职位之上。为了彻底扫清障碍,赵高设计了“指鹿为马”的闹剧,引蛇出洞,然后加以陷害。
  为了架空胡亥,赵高哄骗他说为了不在众大臣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皇帝需要将自己深藏起来,制造出深不可测的神秘感。这样就能使皇帝更加威严,更便于控制大臣。胡亥信以为真,从此深居简出,躲在后宫醉酒淫乐,一切事情全部交付给赵高处理。
  就在秦二世效仿父亲完成自己第一次巡游的三个月之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揭竿而起,点燃了酝酿已久的怒火。
  秦二世元年,即公元前209年7月,要求按期奔赴今天北京密云一带的士兵因大雨路塞,无法准时到达指定地点。依秦法,延期到达得处斩首之刑,900名士兵为此愁苦不已,人心惶惶。素怀富贵之心的陈胜时任屯长,他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遇,于是和吴广商量,准备利用厌苦秦政的人心,发起反抗。二人事先将帛书塞进鱼腹,士卒烹鱼时发现了写有“陈胜王”字样的帛书;又在营地附近的丛祠中假扮狐狸叫,高呼:“大楚兴,陈胜王。”待时机成熟时,吴广又故意挑衅秦尉,与陈胜合力杀死两名尉官。杀死秦官之后即刻号令士卒,声言已经延期,按法当受斩首之刑,即便幸而受免,戍守边地也是九死一生。陈胜鼓动士兵:“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起义之初,起义军诈称拥护公子扶苏和楚国已亡大将项燕,这种看似两面示好的做法表明起义军试图寻求更多的支持,他们内部也可能存在严重的分歧。起义军东进攻下陈之后,在众人的推举下,陈胜称王,号为张楚。陈胜称王及寓意恢复楚国的国号,预示着天下将重新陷入分裂状态。与此同时,陈胜属下葛婴在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南)立襄彊为楚王,听闻陈胜为王之后,他又杀死襄彊,还报陈胜,陈胜诛杀葛婴。陈胜领导下的军队并没有统一的战略部署,无论是士兵还是将领都缺少作战经验。
  陈胜首义之后,各地响应者不可胜计。而在陈胜称王后不久,天下迅即分崩离析,各路起义军各自为政,率兵攻城,占有城池土地,甚至相互攻杀。首义的陈胜试图控制混乱的局势,但他的声望、才能都不足以号令诸军。陈胜自己派出的军队也遇到了秦军的阻击。周文突破函谷关,进至戏(今陕西临潼东)时。秦将章邯说服秦二世,临时组织骊山役徒,击溃了起义军。秦军一路追杀,起义军最后在渑池(今河南渑池西)覆没,周文自杀身亡。围攻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的吴广久攻不下,继而在内乱中被田臧等杀害,他的头颅被献给陈胜,陈胜遂命田臧为令尹(战国时楚国的官名)。陈、吴二人在起义之后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田臧令李归等围荥阳,自率精兵至敖仓(位于荥阳东北方,此地可能是当时重要的粮食屯散地)迎击章邯,最终死于战阵。章邯军进后荥阳城下,击破李归等,然后挥师南进,于郏(今河南郏县)击败邓说率领的起义军。邓说退至陈,被陈胜诛杀。章邯又在许(今河南许昌东)击破伍余,乘胜杀至陈。陈胜监军迎战,军败,退至汝阴(今安徽阜阳),又领军北向至下城父(今安徽城涡阳),后被御者庄贾父杀害。
  从陈胜称王至其败亡,共约六个月的时间,他所率领的军队几乎全被章邯击败。陈胜虽败,但他点燃的战火远非章邯所能扑灭。灭陈胜之后,章邯率军连连征战,直至他向项羽投降。
  土崩瓦解在陈胜接连失败时,关东兴起了“复国运动”。由陈胜派往邯郸的武臣自立为赵王。由武臣派往燕地的韩广又自立为燕王。田儋在齐地自立为齐王,周市在魏地拥立故甯陵君咎为魏王,自己为相。陈胜败亡之后,秦嘉等拥立景驹为楚王。项梁渡江之后,立楚怀王之孙心为王,沿袭旧称楚怀王。这场复国运动映射出秦在关东的统治因过于残暴而不得人心,这也成为刘邦建汉之后分封诸侯的背景。秦朝短暂的统一并没有消除诸侯长期割据所造成的政治传统。
  在各地的起义军之中,项梁、项羽率领的军队迅速表现出了较强的战斗力。在确信陈胜已死之后,项梁在盱台(今江苏盱眙东北)拥立楚怀王之孙心为楚王(熊氏,名心),数月后挥师北上,攻亢父(今山东济宁西南),救东阿(今山东陈阿西南),下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攻至濮阳(今河南濮阳南),屡败秦师。项羽和刘邦领军攻下雍丘(今河南杞县),斩李斯之子李由。项梁领军攻定陶(今山东定陶),因久胜轻敌,被获得增援后的章邯趁夜突袭,起义军大败,项梁战死。
  项梁军溃败之后,章邯认为楚地大局已定,遂领军北上,全攻赵地。秦将王离将赵地的起义军主力围困在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楚怀王应邀发兵相救,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同时,令刘邦西向攻秦军,并与众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高祖本纪》)。
  宋义领兵至安阳后,按兵不动,试图坐观虎斗,等待两军恶战之后,再出兵攻击秦军。于是军队在安阳停留了46天,在劝谏无果之后,项羽愤起杀掉宋义,引兵救赵。巨鹿一役,项羽志在必得。他派出一支分队,切断了秦军的粮食供应,然后率主力渡河。渡河之后项羽令军士将船只全部凿沉,炊具也被砸碎,自断退路。再无退路的将士们只有全力杀敌,战斗中,项羽率领的士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呼喊声震天动地,观战的其他起义军无不为项羽的军威所震动。巨鹿一战,秦师大败。这场恶战令项羽威名远扬,他的勇猛善战,以及军队的强力战斗力都是其他起义军无法比肩的。项羽理所当然地成为反秦军队的领袖。
  巨鹿一役,秦军主力遭重创。由于赵高的挑拨,章邯又被秦二世猜疑,心力交瘁的他最后向项羽投降。由于秦国的残暴,这支投降军经常受到起义军将士的排挤。当项羽率军至新义时,他听信手下谋士对投降军的诽谤,竟下令将投降的秦军全部坑杀,只留下章邯等将领。这件事情使人们胁于项羽威名的同时,也为他的残暴和嗜杀所震惊。
  刘邦率着另一支军队西进,并没有碰到秦军的主力,无疑捡了个便宜。刘邦之所以能获准领兵西进,在于他给楚怀王等人留下了“宽大长者”的印象,而项羽却“僄悍猾贼”,残暴嗜杀。权宜之下,楚怀王选择派刘邦领军西进(《史记·高祖本纪》)。在刘、项争霸拉开序幕之前,项羽就因为性格的原因先输了一着。
  刘邦率军经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宛县(今河南南阳)、武关(今陕西商南)、蓝田(今陕西蓝田),很快进入关中。攻陈留时,刘邦得到了郦食其的辅佐,在宛县又采取劝降的策略,避免了一场恶战。攻武关时又用张良之计,使诈攻破武关。与秦军战于蓝田时,刘邦又布疑兵诱使秦军放松戒备,趁机大破秦军。
  当刘邦一路西进,项羽连败秦军时,秦二世派人责备赵高,这令赵高很不安。赵高马上纠集党羽,率兵攻进望夷宫,逼迫秦二世自杀。大难面前,胡亥还痴想着求得一条生路,和赵高的女婿阎乐讨价还价,但他最终连赵高的面都没见到,此时的胡亥之于赵高已经形同草芥。胡亥自杀后,赵高立子婴为王,“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连皇帝的尊号都不敢要了。但如此的谦卑未免来得太迟。秦二世死后,赵高为了在乱世中求得新的权势,他还派人与刘邦暗通款曲,试图与刘邦“分王关中”(《史记·高祖本纪》)。子婴父子闻讯后,对赵高更加怨恨,遂设计刺杀赵高,且夷其三族。
  子婴做了秦王46天之后,刘邦屯军霸上,派出使者约降。子婴出城投降,刘邦入咸阳。在萧何等人的劝说下,刘邦放弃了美女和珠宝,选择了韬光养晦。他将宫室府库财物全部封存起来,将子婴交付给属吏看管,然后领军回到霸上,等待大军到来。是年为公元前207年,秦亡。

 

第二章
  汉初政治三年楚汉战争后,刘邦等一班布衣将相在与旧贵族项羽的斗争中胜出,建立汉朝。在反思秦政的基础上,复兴民生经济的政策得到有序地施行,宽和的举措不仅制造了令人清新的气象,而且利于增加农业人口。恢复农业,对以农为本的古代王朝来说至关重要。
  高祖去世后,吕后曾一度专政,但很快又权归刘氏。文、景二帝沿袭高祖政策,在更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全面与民休息,经济迅速发展。到景帝时,经济已经极为繁荣,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
  汉初政治风云尽管项羽骁勇善战,但在东奔西突中一直不注意人才储备,结果渐成孤家寡人,最后在垓下刎颈自杀,成了流传千古的悲剧人物。刘邦建立起来的新王朝与此前的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同,它的缔造者以平民为主。新王朝建立后,内乱频仍,先翦异姓诸侯,继而吕后临朝专权,同姓诸侯与中央皇权的矛盾则一直存在。在汉初六十多年的政治舞台上,开国功臣往往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
  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出身小吏,地位低贱,生性狡诈,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务生产。但他心胸宽大,顺谏如流,没有小聪明,却有大智慧。在西进关中时,他就体现出了善用人才,用兵灵活,尽量避免与强敌交锋的特点,而不像项羽那样惯逞蛮力。项羽出身楚国贵族,是名将之后。少年时代先是“学书”,转而“学剑”,皆不成,又欲“学万人敌”,但最终还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好高骛远的项羽身有蛮力,力能扛鼎,勇猛好战。战争中他嗜杀如狂,令楚怀王等人心存戒备。刘、项相比,一个是和风细雨,令人欣喜;一个是狂风暴雨,令人避之不及。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战火之后,人们渴望的正是和风细雨。
  刘邦入咸阳之后,采取温和的政策,下令将府库财物封存,同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悉数废除繁苛秦法,并声言:“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并率军驻于城外的霸上,以示不扰民之意。进咸阳后,刘邦充分利用了秦朝的行政系统,保持了城内的相对稳定。先前惶恐不已的秦人大喜过望,纷纷牵牛捧酒犒劳军士,这时刘邦又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宽和的举措令秦人疑虑全消,“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史记·高祖本纪》)。在秦统一之后,由于战争和秦王的残暴,在秦人和六国故地的人们之间形成了很深的隔阂。来自东方的刘邦抚平了这层隔阂。
  项羽全然相反。史书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妇女而东”。因此,后人一直流传项羽烧毁了阿房宫,但据考古发掘,并没有火烧的遗迹。冲进咸阳的项羽瞬间成了暴发户,当有人劝他占守关中,以利称霸时,他却一心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进言者说他是“沐猴而冠”,项羽遂“烹说者”(《史记·项羽本纪》)。项羽的残暴令秦人大失所望,也使追随他的人渐次离去。
  项羽入关时,领兵四十万,而刘邦却只有十万。但项羽念念不忘衣锦归乡,了无志向,刘邦却心怀天下,志存高远。刘邦入咸阳后听从张良等人建议,不取财宝,不夺妇女,萧何又帮他“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这使刘邦得以具知天下要塞,人口分布,何地富庶,何地贫瘠,民众所需等情况。刘邦再次抢得先机。
  项羽还报楚怀王之后开始分封诸将,并自封为西楚霸王。在分封刘邦时,项羽的“妇人之仁”令他错失良机。项羽本不想按约将关中封给刘邦,但他又不敢完全无视此前的约定。于是他玩起了偷换概念的游戏,项羽认为巴蜀道远且险,是秦人的流放之地,也算是“关中”。“汉中”靠近关中,地理位置也不错。由此,刘邦被封为“汉中王”,占有巴、蜀、汉中三地。盘踞关中的是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等,他们三分关中,对刘邦形成围攻之势。这其实是项羽的一相情愿:三位降将早已领教过项羽的残酷,侥幸活下来的他们不可能完全服从项羽。让刘邦占据汉中等地也是大错特错。早于此一百多年,张仪曾力主秦国占领巴、蜀,二地因而成为秦国实施统一战争时的大后方,也是重要的粮食供应地。“汉中”则是向东、南进攻的跳板。范增献给项羽的策略完全无视历史,显得鼠目寸光。而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正是萧何镇守的巴、蜀给刘邦提供了粮食和兵源,使刘邦得以屡脱险境,几番起死回生。
  兵力处于劣势的刘邦只好忍气吞声,接受了分封。进入汉中,又从张良计,烧毁栈道,以示永不出汉中之意。这当然是放给项羽看的烟幕弹。当刘邦在汉中积蓄力量时,项羽却派人将义帝淹死,使自己背上了不义的名声。
  楚汉战争进入汉中的刘邦曾一度消沉,手下将领也逃跑了不少,许多士兵因思念家乡而意志低落。弃项羽而来的韩信在刘邦的军营里待了一段轻闲时光后也选择了离开,但他被一直追随刘邦的萧何追了回来。由于萧何的极力举荐,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有了韩信,刘邦的处境迅即大变,他依韩信之计,出汉中,击章邯。关中的几位降将无意与刘邦恶战,他们再一次投降。于是刘邦的军队很快占领了关中,并派兵出武关。由于项羽忙于在齐地与田荣作战,刘邦出关之后并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很快占有了大片土地。但当项羽率楚军转向西边时,刘邦的汉军就开始屡屡受挫,节节败退,甚至刘邦的家人都在败退中失散。这一阶段中,刘邦的最大收获应算成功说服九江王黥布,使其背楚投汉。黥布精于用兵,作战骁勇,从他的领地出发,可以随时扰乱项羽的后方。
  公元前204年,韩信率兵击败叛变的魏王豹后,进军赵地。汉、赵两军在井陉口(今河北省井陉山井陉关)摆下阵势,赵军谋士李左军力主赵军高墙深堑,与长途奔袭的汉军打持久战。但大将陈余却想利用赵军的优势兵力,趁未从疲惫中恢复过来的汉军立脚不稳时一举破之。赵王歇采纳了陈余的作战方案。但韩信并非庸碌之辈,他深知率领2万人左右的军队与20万大军对垒有必要剑走偏锋,于是不顾兵家大忌,摆下了“背水阵”。韩信将自己置于死地的怪招使赵军误认为有机可乘,当看到韩信领着士兵杀过来时,陈余充满信心地领兵应战。汉军一触即退,陈余全力追击。就在赵军倾巢出动时,早已埋伏好的一支2000人左右的小分队由小道攻进赵军大营,将赵军的旗帜全部换成了汉军的旗帜。被人抢了大本营的赵军顿时阵脚慌乱,而已经再无退路的汉军又开始了绝地反击,在汉军的夹攻之下,陈余兵败被杀,赵王歇也被汉军生擒。背水一战后,韩信很快占领了赵北。与此同时,刘邦在荥阳与项羽来回拉锯,由于项羽需要兼顾身后左右的战事,所以刘邦虽在正面交锋中不能战胜项羽,甚至狼狈不堪,但总能逃出生天。吃了多次败仗后,刘邦听从建议,引兵出武关,将项羽主力吸引至南边,以便于韩信在赵、燕、齐等地作战。等韩信占有赵、燕、齐之后,再攻荥阳,迫使项羽来回奔走。
  不仅如此,在项羽的后方,还有彭越、黥布的不断骚扰。虽然在与刘邦作战时,项羽能接连获胜,但其实他的实力却在逐渐下降,而刘邦虽有几次狼狈逃亡,但由于兵力分散的原因,实力却有增无减:韩信在北方攻城略地;彭越、黥布在项羽背后始终保存着一定的实力,足以扰乱楚军的粮食供应或后方支援;萧何镇守着巴、蜀,为汉军提供粮食和兵力补充。而且刘邦又以项羽杀义帝为由,打着诛杀无道的旗号,得到了更多将领的认同。而且由于陈平经常对楚军将领使反间计,致使钟离眛等将领被项羽疏远,楚军的战斗力因此被削弱不少。
  项羽像头猛兽一样东奔西突,却并无实质性突破。公元前204年冬天,韩信攻至临淄(刘邦的谋士郦食其当时已成功说服齐王田广投降刘邦,因而放松了各地的戒备。韩信攻齐,直接导致了田广烹杀郦食其),项羽派龙且救齐。由于郦食其的谋划,刘邦又攻破了成皋,占据了粮食集散地敖仓。双方在广武相持数月,楚军粮食将尽。项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此时他异想天开,提议与刘邦决斗,以定战争胜负。刘邦当然不会接受这种匹夫之勇,当两军对话时,他将项羽奚落了一番,并冠以十项罪名。这十项罪名包括负约封刘邦王蜀汉,纵火焚烧秦之宫室,杀降王子婴,谋害义帝等等。项羽大怒,下令埋伏的弩手射伤刘邦。不久,在东方作战的龙且被韩信击败,项羽更加恐惧,派武涉出使韩信,试图劝降,但被韩信拒绝。当楚军粮食已尽时,韩信又开始攻击楚军。疲惫至极的项羽提议与刘邦以鸿沟为界,东边为楚,西边为汉,并送回扣押在军中的刘邦家人。鸿沟是连通黄河与淮河的人工运河,大致是南北走向,位于河南省,荥阳是这条运河的北端。刘邦这次同意了项羽的建议。
  当项羽军队拔营东归时,刘邦也准备退回西边。这时,张良、陈平却主张追击项羽,刘邦遂跟在回家心切的楚军背后,一路追赶。与韩信、彭越约定合攻楚军,但在固陵(今河南淮阳北)并没有等到韩、彭二人,结果刘邦大败。吃了败仗的刘邦只好坚壁固守,听从张良谋划,承诺获胜后分地于韩、彭二人(韩信此时已经是齐王),二人得到承诺后,立刻出兵,于公元前202年在垓下合围项羽。晚上,汉军又令人于楚军军营四面高唱楚地的歌曲,楚军军心大动。垓下一战,项羽大败,只领800余人突出重围。渡过淮河后,向一农夫问路,农夫骗他们说“往左”。结果项羽等走进了一大片沼泽地,汉军很快追了上来。项羽纵能以一当十,但已是匹夫之勇,无力回天,最后在乌江(位于安徽,秦时曾设乌江亭,今苏皖边界有乌江镇)边刎颈自杀。
  身陷沼泽时,项羽与将士一起回首往事,认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可见他至死都没有明白自己何以败于刘邦。比较项、刘二人,刘之胜出,实是必然。项羽有着旧贵族的骄横和霸道,自认为凭一己之力即可征霸天下。孰不知寡道失助,有限的几个谋臣不仅不管用,而且还得不到他的重视,韩信就是从项羽军中投向刘邦的。而且项羽有勇无谋,心胸狭窄,鼠目寸光,入咸阳夺得财宝美人之后就退出关中,梦想着衣锦还乡的荣耀。刘邦显然不同,他虽也贪得财物美人,但能听从臣属忠言,这使他帐下聚集了一干得力谋臣,有萧何、张良、陈平、郦食其等文臣,还有樊哙、郦商、韩信、彭越、黥布等武将。因此,刘邦总能逢凶化吉。
  布衣将相当陈胜在大泽乡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时,即标志着平民的觉醒。秦末战乱以平民首义开端,以平民出身的刘邦最终一统天下结束,旧贵族项羽的失败有他自身个性的原因,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与秦以前的王朝相比,汉朝君臣多平民出身,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刘邦手下这些臣属大都是平民出身,如萧何、曹参等是小吏出身,陈平、陆贾、韩信等都是地位低下的平民,周勃常常在丧事上为人吹箫,申屠嘉是拉大弓的武士,黥布是苦役,灌婴是贩卖丝绸的行商,樊哙年轻时以屠狗售肉为生。众谋臣中,只有张良出身略微显贵,但也只是一个落寞的贵族遗少。这些人以微末之身起于民间,对民众疾苦更能身同体会,故常能劝谏刘邦行宽和之政,大得民心。清人赵翼称之为“布衣将相之局”(《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以与此前的“世卿世禄”相区别,认为这是秦汉之际最大的变局。
  由于君臣皆起于微末,因之谦谦君子者少,质朴率直者多。众臣与刘邦饮酒至醉时,兴奋地举剑击柱,朝廷上总是大呼小叫,就像集市一般。叔孙通帮助刘邦改变了这种局面。
  叔孙通曾任秦朝的博士,战乱中先是跟随项梁,后来投靠刘邦。叔孙通经常穿着“儒服”,刘邦不以为然,叔孙通遂改着楚式服装,刘邦见后大喜。可见叔孙通是一个没有迂腐气的儒士,因此他为刘邦制定的朝仪也是量体裁衣。天下归刘之后,叔孙通向刘邦进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史记·叔孙通传》)刘邦嫌礼仪烦琐,叔孙通表明“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不知皇帝威严是何滋味的刘邦允其先行尝试。
  叔孙通先领一帮人在郊野训习礼仪,一个多月后请刘邦观瞻。刘邦看后觉得简易可行,于是下令群臣演习礼仪。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当长乐宫落成时,群臣朝拜皇帝,自始至终,无不依叔孙通所定礼仪行事。场面肃穆,秩序井然。朝会过程中,无人喧哗失礼,刘邦大为惊叹:“吾乃今知为皇帝之贵也。”
  刘邦是极不喜欢儒生的,曾以儒冠为溺器,讥笑儒生无用。但叔孙通为刘氏王朝制定了各种礼仪,间接地为儒生在新王朝赢得了声誉,使这个群体在汉初政治舞台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为武帝以后儒家思想的勃兴积蓄了力量。在学术思想往往受权力左右的古代,叔孙通制定朝仪的影响绝不止于君臣之间的出入礼仪,而且也部分实现了儒家制礼作乐的理想。从叔孙通开始,制礼作乐一直是汉代社会的关注焦点。在政治层面上,通过礼仪约束功臣有利于巩固皇权,稳定政局,但这也强化了等级观念,“布衣将相之局”也随之渐变。
  狡兔死,走狗烹在楚汉战争中,许多将领归附刘邦,与其戮力攻楚。其中一些将领本来占有封地,如黥布是九江王,臧荼是燕王,张耳是常山王,他们与刘邦拥有同等的地位。其他一些将领,如韩信、彭越等则在战争中贡献颇大,且形成了相当的势力,如韩信在战争结束前既已被封为齐王。因此,分封异姓诸侯多少有点迫不得已的情势。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称皇帝。对于韩信、彭越二人在围攻项羽时拥兵自重,刘邦心有不快。而韩信还曾在攻下齐地之后邀封“假王”,当时刘邦就心存怒火,大骂韩信只顾自己称王,而不急救汉军之危难,在张良、陈平踩脚暗示后,刘邦隐忍不发,强作欢颜,假装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然后派张良持印封韩信为齐王。大局甫定,刘邦对二人的积怨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在灭项羽后不久,刘邦就冲进韩信军营,夺去了他的指挥权。然后将韩信移封楚地,号楚王。按照垓下之战前的约定,刘邦封彭越为梁王。
  此外,刘邦还封韩王信为韩王,都颍川(今河南禹县),原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黥布被封为淮南王,都于六县,臧荼、张敖仍原封号不动,总共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这七个异姓诸侯大约占有汉朝所控制疆域的一半,而刘邦能直接控制的只有24个郡。面对这样的政治格局,刘邦当然不能满足,而各异姓诸侯也难以心安。
  首先造反的是燕王臧荼。幽燕之地历来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前哨,而且臧荼握有重兵,反叛之前曾与匈奴相通。刘邦亲率军马征讨,两个月后虏获臧荼,封亲信卢绾为燕王。卢绾与刘邦两家是世交,两人同日出生,从儿时起就是亲密的伙伴。刘邦起义之后,卢绾一直跟随左右,史称“(卢绾)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史记·韩信卢绾列传》)。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7年),陈豨在代地反汉,刘邦领军亲征,卢绾亦助刘邦。当双方久战不决时,陈豨向匈奴派出使者王黄请求支援,王黄在匈奴碰见了卢绾的使者张胜。王黄提醒张胜,燕王目前之所以能安然无恙,完全是因为刘邦受到其他诸侯的牵制,一旦陈豨被灭,燕王也就危险了。因此燕王不仅不要助刘邦攻陈豨,而且有必要和匈奴保持友好关系。张胜将这些话捎给卢绾,后者很快放慢了攻击陈豨的速度,并派使与陈豨联系。第二年,陈豨兵败被斩,降将供出卢绾与陈豨通使之事。刘邦诏问卢绾,卢绾托病不见,再派使者,卢绾仍然托病不行。这时,匈奴降者供出了张胜出使之事。刘邦遂令樊哙攻卢绾。卢绾带领家属和几千骑兵逃到长城之下,想等刘邦病愈后入宫谢罪。不久,刘邦病逝,眼见再无解脱罪名的机会,卢绾于是率众入匈奴,最后客死匈奴。
  在平定了燕王的反叛之后,刘邦接到告发楚王韩信的文书。在陈平的建议下,刘邦移驾南巡,要求各诸侯与之会合。当时韩信收留了项羽的将领钟离,刘邦下诏逮捕钟离。闻讯刘邦南巡后,韩信也非常恐惧,听从人的建议将钟离杀死,以其首级献于刘邦。出乎韩信意料的是,刘邦一见韩信即令人将他五花大绑,载之回朝。回到洛阳后,刘邦并未杀韩信,只是将他降封为淮阴侯。此后,韩信常常称病不上朝,又羞于与灌婴等为伍,看到樊哙等对刘邦跪拜迎送,韩信嗤之以鼻。曾受胯下之辱的韩信终究不甘久居人下,当被委任为巨鹿郡守,而且一向敬重韩信才干的陈豨向他辞行时,他对陈豨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大意是陈虽是刘邦亲信,但如果长期领精兵驻守要冲的话,难免不会受到刘邦猜疑。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韩信愿意与陈豨里应外合,共谋天下。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陈豨果然反汉,韩信马上派使者与之联系,并开始着手准备袭击吕后和太子。韩信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位被他关押的家臣的弟弟向吕后告了密。当时刘邦正在与陈豨作战,吕后遂与萧何密谋。萧何献计,要吕后诈称陈豨已死,要韩信上朝祝贺刘邦。韩信接信后,即刻入宫。入宫后被埋伏的武士捆绑了起来,吕后下令马上将韩信处死,并株连三族。
  当刘邦征讨陈豨时,梁王彭越称病,只令手下将领率兵前往助战。刘邦派人责备梁王,梁王惊恐,意欲请罪,帐下将领劝其干脆起兵谋反。未等彭越行动,就已经有人告梁王密谋造反,刘邦派人趁梁王不备,将他逮捕,送往洛阳。刘邦对彭越采用了与对付韩信类似的方法,将他贬为庶人,发配到四川。彭越在赴蜀的途中邂逅吕后,以为可得补救,于是在吕后面前哭诉,自言功勋卓著,并无谋反之心,请求回到老家。吕后表面答应帮助彭越洗清罪名,哪知到了洛阳后,就暗地派人告彭越造反,又在刘邦耳前吹风。结果彭越被杀,株连三族。枕边风确有奇效,可惜彭越识人不深,弄巧成拙,将整个家族的命都搭了进去。
  黥布本姓英,有相士预言他在受刑后称王。成年后的英布因犯法而被处以黥刑,因此有了黥布的名字。受黥刑后,黥布被送往骊山服苦役,结果他带了一群徒役逃到了长江,做了江洋大盗。陈胜起义之后,黥布也领着几千人与秦军作战,在陈胜节节败退时,他竟然大破秦军。在投到项梁帐下后,黥布又屡建奇功。项梁死后,黥布又成为项羽旗下的悍将,参与了巨鹿之战、坑杀降卒、奇袭函谷关,黥布因此功冠诸将。秦亡之后,黥布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受项羽之命谋害了义帝。坑降卒、杀义帝在当时遭到很多人的抗议和耻笑,参与其事的黥布可能从此对项羽有了防备之心,数次违抗项羽的命令,在战争中只是敷衍了事。公元前204年,刘邦在彭城一带遭到楚军重创,为扭转战局,他派使者出使淮南,试图说动黥布归汉。被刘邦讥笑为迂腐、呆板的使者成功说服了黥布,后者领军牵制楚军数月,帮助刘邦脱离了困局。刘邦称帝之后,黥布成了淮南王。
  韩、彭二人被诛令众诸侯更加惶恐,人人都成了惊弓之鸟。刘邦下令将彭越的尸体剁为肉酱,且将它传视诸侯,黥布见到后大为惊恐。此后,黥布开始聚兵备急。在这样的局势之下,谁敢确保厄运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呢?但是,越担心的事情,越会发生。
  黥布有一个宠妾,常往医生家看病。淮南王的中大夫贲赫恰与医生家对门,于是贲赫往医生家与黥妾饮酒,希望她帮自己吹吹枕边风。黥布得知后,怀疑二人有染,贲赫心虚,称病不见,黥布令人逮捕贲赫,后者跑至长安告黥布谋反。黥布不得已起兵,初期打了几场胜仗,不料刘邦不顾高龄,亲率大军征讨,加之战略不佳,黥布最后兵败被杀。刘邦遂封儿子刘长为淮南王。
  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和淮南王黥布是楚汉战争中刘邦最为倚重的三员大将,被当时人称为“同功一体”(《史记·黥布列传》)。韩、彭二人在战争结束前即显骄色,黥布在投向刘邦之前曾是项羽麾下的大将,他与刘邦对峙时排的阵势都与项羽的军队相似,这令刘邦非常厌恶。此三人受封之后,虽有骄横之处,但并无谋反之意。只是他们与刘邦之间的关系太过敏感、脆弱,相互猜疑只是时间问题。自春秋以来的几百年,诸侯攻伐不已,曾经令周享国几百年的分封制已经不合时宜。韩信所说:“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亨通烹)这只能说明他对时代和皇帝与诸侯之关系缺乏洞见,不懂得内敛处下之道。
  另一位异姓诸侯韩王信在公元前201年被刘邦改封到北方,建都晋阳。由于韩王信的请求,刘邦同意将国都改在距边界稍远点的马邑。同年秋天,匈奴包围了韩王,韩王多次派使者讲和,此举遭到刘邦的怀疑。得知自己被猜疑后,韩王索性与匈奴约定合力攻汉。第二年冬天,刘邦领军亲征,与韩王和匈奴的军队几番恶战之后,在白登山被匈奴包围。幸有陈平出奇计,贿赂匈奴王后才使刘邦脱离险境。后来,韩王又派王黄劝陈豨谋反,并经常领兵骚扰边境。汉高祖十一年,韩王信被汉朝柴将军斩杀。
  赵王张敖是张耳的儿子,在张耳死后继嗣为王,他的妻子是刘邦和吕后的大女儿鲁元公主。身为女婿的张敖对待皇帝岳父素来谦恭有加,而岳父在女婿面前却从来不客气。张耳留下来的几位老臣看见这样场景感到愤愤不平,因此劝张敖寻机杀掉刘邦,忠厚的张敖拒绝了这班老臣的请求。但事情还是泄露了出去,几位老臣在严刑之下仍然坚定地维护张敖的清白,再加上吕后的帮忙,张敖总算捡了条小命,但在出狱后被降封为侯。张敖于公元前182年病逝。
  众异姓诸侯中,实力弱小,且非处于要冲之地的长沙王一直与中央相安无事。长沙王吴芮病逝后,由其子承袭王位,三代之后因无子嗣而被除国。
  张耳、陈余是一对生死与共的好友,但两人后来因为权势之争而反目成仇,恨不得致对方于死地。刘邦与七个异姓诸侯也曾是好友或盟友,但友情终究经不住权势的考验。历代的功臣都害怕狡兔死,良狗烹的结局,但他们的命运又往往会不断印证这条规律。权势面前,从来不乏以身试法者。
  同姓诸侯分封异姓诸侯有情势上的不得已,而分封同姓诸侯则出于对秦王朝政治的反思和抑制异姓诸侯的需要。刘邦等人认为秦之速亡,与其无同姓子弟拱卫皇帝有关,所以在天下大定之后,刘邦陆续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并在清除了异姓诸侯后与群臣约立“非刘氏不王”。刘邦末年,同姓诸侯共有9个,分别是刘邦之弟刘交,为楚王;刘邦之子刘恒为代王,刘恒即文帝;刘邦之子刘肥,为齐王;刘邦之子刘长,为淮南王;刘邦之子刘如意,为赵王;刘邦之子刘恢,为梁王;刘邦之子刘友,为淮阳王;刘邦之子刘建,为燕王;刘邦之侄刘濞(其父曾为代王,因为匈奴所破而降封为侯),为吴王(《汉书·诸侯王表》)。在封刘濞时,刘邦曾叮嘱他:“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汝邪?然天下同姓有家,汝慎毋反。”吴王顿首曰:“不敢。”(《汉书·高祖本纪下》)讽刺的是,吴王并未遵守自己的承诺,他最终还是犯上作乱了。
  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说:“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榖、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诸侯可以“自置吏”,即有权自行任命封国内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且向封国内居民征税。汉承秦制,郡守秩二千石,县令(长)秩六百石至千石,也就是说,同姓诸侯国内的所有地方官员均可由诸侯王任命。中央只委任诸侯国的太傅和相,这就形成了诸侯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的局面。诸侯国拥有“得赋敛”的权利,有些诸侯甚至可以铸币、煮盐,富比皇室。与诸侯相比,中央所能控制的疆域和人口很少。汉高祖当初设立同姓诸侯有以之与异姓诸侯相制衡的意图,但在异姓诸侯只剩力量弱小的长沙王之后,同姓诸侯与中央的矛盾日益浮现。
  吕后专权时期,为了削弱刘氏权力,吕后罢除了梁、赵,并割齐、楚以封诸吕。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已有三个吕氏诸侯国:燕、赵、吕;张氏诸侯一个:鲁;吴氏诸侯一个:长沙;伪惠帝子诸侯三个:常山、淮阳、济川;刘氏诸侯六个:淮南、代、吴、齐、楚、琅邪。总计诸侯王国十四个,其中异姓五个。诸吕被诛后,吕后所立的吕氏三王,及伪惠帝子均被诛杀。
  文帝时贾谊建议控制诸侯权力,景帝时晁错又屡献削藩之策。贾谊年少得志,于文帝初年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等一系列建议,文帝并没有遵从这些建议。在担任了几年长沙王太傅之后,贾谊又任梁王太傅,期间多次向文帝上书。在论及诸侯国时,贾谊建议“众建诸侯以少其力”和“以亲制疏”。文帝采纳了贾谊的谋略,将儿子淮阳王刘武徙为梁王,并扩大封国面积。文帝前十六年(公元前164年),趁齐文王去世而无子嗣的机会,将齐国一分为六,将齐悼惠王刘肥在世的六个儿子封为王: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武成侯刘贤为菑川王,白石侯刘雄渠为胶东王,平昌侯刘卬为胶西王,扐侯刘辟光为济南王。封淮南厉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公元前157年,长沙王吴著逝世,因无子嗣而国除。
  与贾谊相比,晁错有幸得到景帝更多的支持,但这也导致了他的悲剧归宿。晁错先学“申商刑名”,接受的是文法吏的训练,文帝时从伏生学《尚书》。晁错很受太子(即景帝)的喜爱,被人称为“智囊”。他在文帝时即上书言削诸侯事,上书数十次,但文帝只是“奇其才”,并未采纳。这种态度说明文帝虽内心赞同晁错的政见,但并不认同他的过激策略。景帝即位后,晁错任内史,“宠幸倾九卿”。晁错升任御史大夫后,他提出来的削诸侯的政策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尤其是一些老臣和宗室重臣。而景帝先后借故削减赵王、胶西王封地,也引起了众诸侯的恐慌。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起兵为乱,声称“诛晁错,清君侧”。眼看恶战在即,与晁错素有过节的袁盎通过窦婴请求叩见景帝。袁盎为景帝分析了形势,认为只有杀晁错才能避免战祸。景帝依其谋划,痛斩晁错,“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对景帝而言,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就是在晁错已死之后,景帝还问邓公:“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罷不?” 邓公以实相对:“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晁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景帝对晁错之死始终抱有愧疚之心,因为晁错削枝强干的意图景帝不是不明白,杀晁错只是迫于诸侯实力之下的政治运作而已。
  景帝拜周亚夫为太尉,统领三十六位将军迎击吴、楚,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以监齐、赵,形成第二道防线。由于梁王的阻击(梁王与景帝是兄弟,梁王在七国之乱中的作用证明了贾谊的高瞻远瞩),吴、楚难以挥师西进,最终兵败。吴、楚败后,其他诸侯也相继败亡。
  勘定七国之乱后,景帝挟弹压叛乱之余威,加速抑损诸侯势力。将诸侯的丞相改为相,使之与中央官制相别;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等官职或废除或减少官员,同时收回官吏任免权。此后几年,景帝又封六位儿子为王:刘端为胶西王、刘荣为临江王、刘越为广川王、刘寄为胶东王、刘乘为清河王、刘舜为常山王。梁王与景帝关系亲密,深得窦太后宠爱,而且在平定七国时功勋卓绝,他一度成为景帝继承人的重要人选。但袁盎等大臣极力反对立梁王为嗣,这也令梁王对袁盎怀恨在心,竟派人刺杀袁盎等人。梁王虽然得以脱身,但他与景帝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填平。公元前143年,梁王逝世,景帝以安慰太后为借口,将梁国一分为五:刘买为梁王、刘明为济川王、刘彭离为济东王、刘定为山阳王、刘不识为济阴王。到景帝逝世时,诸侯国总数已有二十多个,但它们的权势已大不如前。
  就汉初历史来看,无论是异姓诸侯,还是同姓诸侯,册封的目的都在于拱卫中央王权,众诸侯的举措一旦与这个目标发生冲突,被翦灭的命运就无可逃避。权势可以吞噬友情,同样可以吞噬亲情。
  吕后专权作为开国皇帝的结发妻子,吕后经历过战争和逃亡,坎坷的人生历程使她不同于一般女性,她性格刚毅、好用心计,城府深不可测;与刘邦长年的共患难生活,又令她在皇帝和那些功臣心里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和威望。惠帝即位时约15岁,且生性仁柔(立为太子时刚好5岁,时当公元前209年,高祖崩于公元前195年),这样的孩子面对强势而老辣的母亲,应当只有唯唯诺诺的分。吕后专权,势在必然。
  惠帝即位后,吕后迅即立自己的外孙女(鲁元公主之女)为皇后,可惜皇后没有生下孩子,遂取后宫“美人”之子立为太子,对外宣称是皇后之子,并将孩子的母亲杀死。公元前188年,惠帝去世,吕后立年幼的太子为帝,然后违反刘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誓约,立吕氏子弟为王,吕产、吕禄还被封为将军。吕氏党羽一时遍布朝廷内外,朝廷号令完全出自吕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太子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发誓长大之后要为母亲报仇。吕后于是将太子囚禁了起来,然后暗中杀害,另立常山王刘义为皇帝。刘义是惠帝与后宫妃子的儿子。刘义即帝位后改名刘弘,但年号并没有改,反正是吕后专权,用不着多此一举。
  刘邦去世前,吕后在谋害异姓诸侯时就已显出阴毒、残忍的一面,而待大权在握之后,吕后排除异己的手段更加放肆。她令人将刘邦的宠姬戚夫人(赵王刘如意的生母)剃去头发,颈上套铁圈,穿上赤色的囚衣舂米。后又砍断戚夫人手足,挖去她的眼睛,用药熏聋她的耳朵,最后用毒药把她弄成哑巴。令戚夫人在猪圈中居住几天后,召惠帝前去观看,名为“人彘”。惠帝询问之后才知这个面目狰狞的人是戚夫人,吓得惠帝号啕大哭,事后患病卧床,一年多后才治愈。吕后的做法令惠帝的心理渐离常态,他认为“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从此日夜饮酒作乐,不理朝政。
  对并非己出的刘邦之子,吕后同样步步紧逼。首先趁惠帝早起射猎,将独处的赵王刘如意毒死;后又酒中下毒,企图毒死齐悼惠王刘肥(刘邦庶长子),但被不知情的惠帝搅乱计划。齐王假醉逃回居所后,将城阳郡献给鲁元公主为汤沐邑,并尊这位同父异母的妹妹为王太后,吕后这才饶恕了齐王。吕后还将家族内的女儿嫁给刘姓诸侯,监视他们的行动。赵幽王刘友(本为淮阳王,于公元前194年徙为赵王)和赵王刘恢(本为梁王,公元前181年被吕后徙封为赵王)先后被迫娶吕氏之女为王后,他们都不喜欢她们。公元前181年,醋意大发的赵幽王王后跑到吕后面前诉苦,并揭发自己的丈夫要谋反。赵幽王赴京后被软禁,最后被饿死。刘恢因宠妾被王后毒死而终日郁愤,几个月后自杀。
  吕后虽临朝称制,但有众功臣环伺左右;众功臣虽心有愤懑,但却投鼠忌器。因此,吕后专权的几年时间里,全国政局不至大乱。除了与南越发生战争外,对北方匈奴继续行和亲政策。在内政上,政府仍然遵行薄徭轻赋、修省刑罚的原则,征发民役修筑长安城墙,30天即令停工。几个月后又征徒隶修筑城墙,但只有2万人,极为节制。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下令省减律令,废除“挟书律”,允许民间自由藏书。同年下令“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即免除孝弟者和勤于农耕之人的徭役。惠帝期间还颁布命令,加倍征收未婚高龄女子的税收,以加快人口繁殖。在惠帝去世之后,吕后仍然宣诏废除株连三族和“妖言”罪,于公元前187年开始为“孝悌力田”者设置了二千石的官位。
  在吕后未死之时,众功臣人人惶恐,不敢妄为,王陵的直谏甚至遭到曲意奉承吕后的周勃、陈平批评。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逝,逝前告诫吕产、吕禄等要握住军权,谨防大臣们造反。但吕禄、吕产等皆为无能之辈,吕后分封的另外几位诸侯王,如伪惠帝子等年纪尚幼,难当大任。
  吕产等决定先发制人,但他们的阴谋被吕禄的女婿朱虚侯刘章窃知。刘章是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他马上告知了自己的兄长,即齐哀王刘襄。刘襄在杀了反对诛吕的丞相后传信众诸侯,号召诛吕,以保刘氏宗庙。吕产等命灌婴率兵弹压,到荥阳后,灌婴却止军不前,暗中与刘襄串通。
  在长安,周勃和陈平劫持曲周侯郦商,使吕禄好友、郦商的儿子郦寄为说客。郦寄劝吕禄交出符印,放弃兵权,并回到封地,以消除众诸侯和大臣对吕氏的狐疑。吕禄竟然应从,将是否放弃兵权交由族中老人讨论,当老人们犹豫不决时,吕禄和郦寄则外出游玩射猎。
  当灌婴与叛军联合的消息传到吕产那里时,吕禄再一次相信了假传皇帝诏令的郦寄,将兵权拱手让与太尉周勃。周勃得到印绶后迅即召集北军(守卫长安城内北部的军队)全体将士,号令军中:“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结果人人袒露左肩。周勃又令人通知未央宫殿门守卫,不得纵人入殿。此时,吕产还蒙在鼓中,以为北军还控制在吕禄手中。他试图进未央宫挟持皇帝,但遇守卫拦阻而不得入,当他在殿门前徘徊时,刘章率领士兵从旁门入未央宫,将吕产围住。吕产是当时的相国,且掌握南军(负责守卫皇宫的军队,士兵居住在位于长安城内南面的未央宫,所以称为南军),杀掉吕产后,大局既定。
  灭诸吕之后,众臣以为少帝非惠帝子,决心从诸侯中择立最贤者为皇帝。有了吕氏专权的前车之鉴,众臣很快排除了诛吕有功的刘襄和年轻的淮南王刘长,因为两人的外祖母家都很强势。大臣最后选立仁孝宽厚且母家势力弱小的代王刘恒(刘邦之子)为新帝。
  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刘氏王朝在经历六十多年治理之后的一个盛世。高祖、惠帝、吕后期间,虽能不时施惠于民,但受内乱影响,经济恢复的速度很慢。文帝之后,政治稳定,推动农业的力度加强,经济水平提升迅速。景帝在位期间,社会已从战乱中复苏,皇帝开始营建豪华的宫殿,奢侈之风在民间渐渐兴起。文、景二帝期间,黄老思想一度繁荣,朝中好黄老者甚多,此阶段的政治带有清静无为的色彩。
  反思历史秦王朝在两位农夫掀起的战火中覆灭,作为参与反秦战争的刘邦等一干君臣,曾亲眼目睹秦王朝的暴政,他们在战争中不遗余力,希望早早推翻这个暴戾的王朝。当他们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王朝之后,秦王朝的速亡又成了一记警钟,时时刻刻地提醒他们反省自己的统治方式,如同新兴的周王朝,念念不忘“殷鉴不远”。 公元前199年,刘邦征战归来,见萧何主持营建的宫殿壮丽可观,马上呵斥他:“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虽然最终同意了萧何的做法,但仍可看出刘邦始终不敢忘记近在眼前的教训。
  陆贾与刘邦谈话时,总喜欢引用《诗经》、《尚书》,这令读书不多,且对儒生素无好感的刘邦难以忍受。刘邦曾怒斥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言下之意是,要论治天下,它们不管用。陆贾的回应是:“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陆贾列传》)只要提到秦,汉初君主马上绷紧了神经。这番话令刘邦心生惭愧,于是命令陆贾著书分析秦之灭亡和汉之兴起的原因,以及历史上的成败兴衰之事。陆贾前后共写了12篇,刘邦阅后,无不称赞。这12篇被总称为《新语》。
  另一位大臣萧何的理政思路与陆贾大略相同,司马迁称他是“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贾谊的《过秦论》是千古名篇,主要内容就是分析秦之覆灭的原因。汉初君臣言谈之间时常引用秦之史事,对他们而言,秦之兴衰是每个人都应牢记的教训。张释之的遭遇则更具戏剧性。他久居低职不得升迁,在他准备辞职时,袁盎向文帝推荐了他。文帝与之交谈后认为“卑之,无甚高论”。但当张释之为其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后,文帝态度突变,称善不已,乃拜为谒者仆射。不久,张释之又援秦事谏文帝勿拜虎圈啬夫(上林苑中负责养虎的小吏)为上林令,文帝嘉善其言。在当时,援引秦亡汉兴的史事成为大臣诤谏帝王最有效的方法。
  在具体国策方面,汉初君臣也不忘引秦为鉴。刘邦入关后宣布约法三章,损减酷秦之苛法,大得人心。汉兴之后,汉初君主数次下诏减轻刑罚,尤其在文帝执政期间。公元前178年,文帝下诏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以使下臣畅意直谏,君上闻己之过失。公元前167年,一名叫淳于意的官员论罪当刑,他的女儿缇萦上书认为刑罚太重,自愿为官婢为父赎罪。此事令文帝大生悲悯之情,遂下诏令大臣商议以其他刑罚替代过于残酷的肉刑,并以犯罪情节轻重论取相应服役期限,期满之后,当免为庶人。张苍、冯敬受命制定律令,以笞刑替代黥、劓、刖三种肉刑。此后,文帝还废除了秦律中的连坐制度。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因笞刑易令人致死,幸而存活之人也多成为残疾。于是下诏减轻笞刑,将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公元前144年,再一次减轻笞法,除了减少次数外,还改革刑具,并改笞背为笞臀。自此以后,笞刑一般不会令人致残。后来景帝还将磔刑废除,以弃市代替。
  严刑酷法之外,穷兵黩武是秦朝的另一项暴政,致使万千黎民抛尸南疆北漠,兄弟妻子离散。自高祖至景帝,四位君王均尽力减少战争,使百姓安于生产。白登之围固然令刘邦威严扫地,但也令他痛下决心,行和亲之策,与匈奴约为兄弟。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与匈奴数次交战之后,文帝下诏,定下和亲政策。和亲政策缓和了匈奴和汉王朝的冲突,使边民生活安宁,人民免于徭役之苦。和亲政策确有实力不济的因素,文帝在宣布和亲的前一年说:“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但对于百姓来说,和亲政策换来的和平安定胜于抛妻离子投身于沙场。
  对于南方的越地,亦以和为贵。汉兴之后,南越已臣服汉王朝,但吕后专权时期,采取了一些过激措施,竟令双方兵戎相见。文帝为消弭吕后强硬措施造成的紧张气氛,令人在南越王赵佗在北方的家族墓地设置守邑,且按时祭祀,又赐封赵佗族人。然后派陆贾出使南越,奉书致意。面对中央王朝的温情诚意,赵佗上书谢罪,废帝号,书中还称自己是“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极尽卑顺之意,愿意世为藩属,向汉朝纳贡。
  秦律鼓励小家庭制,在很多人看来,此举颠破了伦常道德。汉惠帝于公元前191年,诏令“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即免其赋役。文帝即位之初,还曾下令优待老人,令地方基层官员于岁首之时慰问老人,并有赐赏。公元前168年,文帝下诏“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即将鼓励孝悌者和勤于农耕者制度化。此类意在宣传伦理道德的政策,为汉代政府竖立起了良好的形象,利于稳定社会。
  秦官制中设“祕祝”之官,即每逢灾祸,行祝移祸于皇帝以下的官员或百姓。文帝认为这种做法“彰吾之不德”,皇帝对灾祸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废除了这种制度。两年过后,文帝下诏表示对广增“诸祀坛场珪币”甚为惭愧,决定效法“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令祀官从此以后不得专行祭祀为皇帝求福。文帝的仁爱之举,与秦代皇帝的残酷全然相反,博得了官员和百姓的拥护。
  为减轻百姓负担,刘邦曾表示“欲省赋甚”,轻徭薄赋因而成为汉代帝王的经常之举。刘邦还下诏:“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汉书·高帝纪下》)。公元前179年,文帝令郡国“无来献”,此举施惠于民,诸侯四夷无不欢洽。遇有天灾,皇帝还会开放皇室所占有的土地,与平民共享其利。如文帝就曾在公元前158年“弛山泽”,并“发仓庾以振民”。
  天下大势已定之后,分封诸侯。在刘邦等人看来,秦之速亡与其专一天下,不册封诸侯紧密相关。对汉初君臣来说,如何避免重蹈前朝覆辙始终是他们思考治国安邦之策时的思维预设,与“其辞难知”的黄老思想相比,它对汉初政治的影响更为直接,甚至在黄老思想繁荣的背后也可见这种思维的推动。
  无为而治刘邦统一天下后,虽然采取措施鼓励农业生产,以期尽快恢复民力。但刘邦主政期间,与诸侯和开国功臣之间的战争耗费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经历短暂的吕后专政后,汉文帝刘恒即位,刘氏重掌皇权。文帝之后,太子即位,是为景帝。文、景二帝缔造了中国专制王朝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后人常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等概括他们的治国方略。
  萧何弥留之际,汉惠帝向其请教何人可继任,萧何闪烁其词。当汉惠帝说出曹参的名字时,萧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曹参在秦时为狱掾,萧何当时是主吏,二人为同僚。曹参曾任齐王的丞相,上任之初就“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后又听说盖公善治黄老,于是使人厚礼相请。“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在齐国九年间,曹参“用黄老术”,齐国因而“安集”。他继萧何为汉之相国后,坚持他在齐国的做法,因而“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后人将之称为“萧规曹随”。
  在相国任上,曹参选择吏员偏重忠厚长者,凡能言善辩者,自专好为、务求声名者皆不用。曹参侍人宽容,臣属有细微过错,一概不追究。这位相国的个人生活也相当轻快,他“日夜饮醇酒”,见到来商量事情的人,他先请人喝酒,不断劝酒,使人找不到开口的机会,直至“醉而后去”。
  汉惠帝对曹参的行为迷惑不解,要曹参的儿子试探情况。结果,遭到一顿毒打。在承认自己不如萧何之后,曹参对皇帝说:“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曹参任相国三年后去世,他的清静无为得到人们的歌颂。史家一般认为曹参奉行无为而治与汉初国力孱弱有关,事实上,此论仅得其一。曹参的无为而治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吕后专权。《史记·吕后本纪》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而戚夫人及三位赵王的悲惨结局更能说明吕后为人阴毒。曹参曾辅佐的齐王刘肥是刘邦的长子,其母为曹氏。虽然吕后在高祖末年最怨恨的人不是齐王而是戚夫人,但对吕后来说,齐王的存在始终是潜在的威胁。而在惠帝时,吕后曾经想毒死刘肥。曹参与高祖和吕后相处多年,他应深知吕后的为人,也应知身为齐王的相需要面对哪些潜在的厄运。所以,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曹参在齐国的无为而治只是一种“姿态”,是明哲保身的作秀行为。
  曹参任汉之相国期间,吕后对孝惠帝逼之甚急,朝廷内外布满吕氏家族的耳目,而惠帝又值青春期(15岁左右),血气方刚。虎毒不食子,因此惠帝虽对吕后有叛逆行为(在看到戚夫人的惨状后不理朝政),但并不会有性命之虞。可曹参却不一样,作为开国功臣,又身为少主辅佐大臣,很容易陷入权力争夺的旋涡之中,甚至祸及全家。看到了吕后所带来的威胁,也就明白了曹参为什么会痛打儿子,以及他的清静无为。如果以文帝时的政策反观曹参说的“法令既明”,就会发现他明显是在撒谎,萧规曹随就是明哲保身。
  黄老思想能在汉初成为主流,还与其他开国功臣的保身之术有关。自刘邦正式称帝起,开国功臣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与皇帝、众诸侯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在手握重权、享受爵禄的同时,这批人又日夜恐慌。在剖符封赏时,萧何排在第一位,“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史记·曹相国世家》)就算这样,萧何仍在刘邦讨伐黥布时贱买田地,行自污之事,以使刘邦卸下戒备心理。众开国功臣中,萧何、陈平、张良、陆贾等都是极为狡猾的人物,尤其善于明哲保身,他们无疑为周勃等武臣树立了典范。以陈平为例,他年轻时本好黄老之术,实际上他最擅长使诈,完全不同于主静的黄老之术。质朴少文的周勃在文帝时曾任右丞相,当文帝询问一个所判案件和国家的全年收支时,因回答不上而“汗出沾背”(成语“汗流浃背”典出于此)。幸有陈平解围,才挽回一点颜面。经历此事后,周勃辞职就国。但他仍然终日惶恐,担心被人杀害,当地方官员巡视至他的封地时,他总是身披铠甲,家人则手持武器,严阵以待。因此,维护眼前的政治格局,尽量不作剧烈的变革,是周勃这类开国元勋极愿看到的局面。当贾谊、晁错试图以过激措施加强中央权力时,开国功臣就成了他们遇到的第一道阻力。这群功臣大都不想卷入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之中,因之在政治上趋向保守。
  曹参之后,在汉初政治舞台上继续高扬黄老的当属窦太后。史书言“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景帝时,窦太后召儒生辕固生问《老子》。耿直的辕固生竟然回答说:“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辕固生“刺豕”,幸得景帝援以利器,才得以逃出生天。可以看出,景帝等人对黄老思想的态度相当暧昧,未曾真心服膺于其治道。
  窦太后虽好《老子》书,但她的这种个人喜好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实际政治呢?这一点很难确知。但从文、景二帝的统治来看,黄老之言虽能成为一时潮流,但朝廷所重用的大臣仍以儒生、文吏为主,博士一职也以儒生占多数。二位皇帝所宠爱的大臣,如贾谊、晁错等,不是儒生,就是法吏,少有完全奉行黄老者。而汉初的几位皇帝,各有雄心壮志,甚至连笼罩着悲剧色彩的惠帝都不安于被吕后控制,而文帝更欲亲征匈奴,且本好“刑名之言”(《史记·儒林列传》);景帝在晁错的影响下对调整皇权与诸侯之间的冲突屡有举措,又先后用酷吏郅都、宁成治宗室豪族。黄老思想在实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可能并不及它在学术范围内的繁荣局面。
  而窦太后之好黄老,应与其人生经历和所处政治环境有关。窦太后能被文帝立为皇后,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她本为吕后宫中的侍女,在吕后将侍女分赐诸侯时,窦太后与司职宦官说好安排自己到家乡赵地去(赵王属国)。但宦官一时出错,将她分给了代王刘恒,窦太后因此才勉勉强强地做了代王的宠姬。在刘恒即位前后,他的王后及四个儿子先后去世,为窦太后及其儿子腾出了位置,侍女就这样幸运地成为了皇后。
  在废吕后之后,群臣就选择何人即位大费心神。代王母亲娘家势力最弱,且在当时存世的刘邦诸子中年龄最长,为人仁孝,为避免外戚专权,群臣最终决定立代王为皇帝。在窦太后成为皇后后,周勃、灌婴等一班老将功臣为使窦太后不成为第二个吕后,特意为她的两个兄弟择选良师,二位国舅最终得以成为“退让君子”。将未来的敌人培养成容易摆布的“君子”,不失为良策。在内无强势骨肉兄弟可倚,外有先祖功臣把持的情况下,窦太后在政治上势必难有作为。加之承蔽日久,国贫民弱,清静宽和的黄老之术也是潮流所向。所谓“家人”即僮仆,是地位卑贱者,辕固生以此寓指窦太后的处境的她的妇人之仁。如此入木三分的话能不令太后雷霆大怒吗?
  窦太后置辕固生于死地有违黄老之言,而她对郅都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又能证明辕固生所言不差。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景帝太子刘荣被废为临江王,公元前148年,因修建宫室有违礼制,刘荣上书谢罪后自杀。刘荣一直得到窦太后及其侄子窦婴的支持,在他被废后,窦太后试图立梁王刘武为嗣,但最终失败。在临江王一案中,持法严厉的郅都承袭一贯作风,甚至不许刘荣写信向皇帝请罪。郅都因保护景帝而受窦太后嘉赏,又因刘荣之死而遭太后怨恨,最后遭陷害至死。作为一名深居后宫的女性,窦太后不愿看到骨肉相残,她希望通过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尽量保持现有的权力格局,避免兄弟父子互为仇敌。窦太后的行事说明她好《老子》,很大程度上是以养生之道视之。
  由于承继战国以来的自由风气,汉初的学术空间亦较为宽松。而早在战国末年,黄老思想已初呈强势面相。在云梦秦简中有一篇《为吏之道》,一般认为该篇大部分内容成于战国末年。这可能是秦国培训官吏所用教材的杂编,其中就透露出了一些黄老思想。马王堆帛书《黄帝书》是一部黄老学派的著作,其成书年代也远在汉初之前。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黄老思想的特点观察,黄老思想在汉初的风行符合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更何况百姓厌苦战争,国家刚刚脱离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而且统治阶层内部又矛盾重重,各方均无力改变眼前格局。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汉初政治染上了“无为而治”的黄老色彩,黄老思想也因此一度繁盛。
  文景之治早在刘邦统一天下之前,他已经开始实行一些宽惠的政策,以使民众勤力于农业。公元前205年,刘邦下令:“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汉书·高帝纪上》)天下大定之后,民生凋敝,恢复经济势在必行。刘邦采取了赐兵将田爵,下令释放奴婢等措施,鼓励农耕,并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吕后专政期间沿袭了高祖的政策,司马迁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文帝即位后,政局更加稳定,与民休息的力度得以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推广。公元前178年和前168年,文帝曾两次下令将租税降为三十税一,这项税率后来成为汉代租税的定额。公元前167年,文帝又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免除田租,这是专制王朝历史上罕见的举措。
  田租之外,徭役负担也是汉初君主的关注重点。高祖多次小范围内免除赋役,或令士兵解甲归田,且免除赋役。文帝时,将服役间隔扩大到三年一次。公元前155年,景帝令民20岁始傅籍,即开始征发徭役(秦代是17岁)。公元前149年,景帝诏令诸侯王丧葬事等征用民力不得越过300人。
  汉初还有鼓励生育的政策。汉高祖曾于前200年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汉书·高帝纪下》)鼓励生育的目的在于繁殖人口,增加投入农业的劳动力。与之相关的还有释放奴婢,使之归家;向未婚高龄女子征高税。
  汉文帝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节俭的皇帝,他曾计划营建一个露台,预算之后获知得耗费百金,文帝认为这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遂下令停建露台。文帝在位23年,用于宫室、车马、苑囿、服饰等方面的开支并无增加。每逢蝗虫、水旱等天灾,或开仓,或减省税赋以利百姓。文帝经常身着普通的黑色衣物,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帷帐等无有纹饰。筑造自己的陵墓(灞陵)时,因山为坟,以减少劳力投入。又接受张释之的进谏,为防盗而力求节俭,墓中物品皆用陶器,不得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做装饰。灞陵是中国古代第一座依山凿穴为玄宫的陵墓,为了解决排水问题,灞陵修有非常复杂的排水系统,可见仍然投入了不少劳力。尽用陶器也可能并非事实,西晋末年,有饥民就从灞陵中盗挖了不少珍宝。在遗诏中,文帝为自己的丧葬仪式定下了规定,以明薄葬、不扰民生之意。汉代社会的丧葬观念是“灵魂不灭,视死如生”,所以有厚葬的传统。而且在文帝逝世后,他无法控制后人的安排。因此,文帝虽然俭约,但他的陵墓也不一定尽如史书所言。
  从高祖建汉至武帝即位,约60年。60年中,高祖在内乱中消耗了大量国力,惠帝期间吕后忙于拢权,在文、景二帝执政期间,社会才得以稳定发展。这两位君王共在位约40年,社会民生在这段时间内迅速从战乱中恢复,很快达到了高峰期。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如此描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人人富足,阡陌间牛马成群,以致参加聚会的人以骑乘母马为耻。与此同时,富贵人家兴起了奢侈之风,纷纷突破车马舆服的等级界限。
  这就是史上人人称道的“文景之治”。它是依赖农业支撑起来的。

第三章
  汉武雄风汉武帝刘彻即位后,气象逐渐变化,政府之内外政策的进取态势趋向强烈。对外连年战争,讨匈奴、征乐浪,一展大汉雄风。
  在思想上,儒家思想经过汉初的积蓄之后,因其庞大的体系和精神更符合政府的政治举措而跃上独尊地位。
  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他开始反省,临死前下《轮台罪己诏》,为此后几十年的政治指定了方向,还为幼子精心选择了辅佐大臣。
  统一思想,加强皇权自战国以来,诸家思想相互交融的局面日渐明显。秦代虽有焚书坑儒的暴行,但政府对诸子思想一贯采取实用的态度,并未全面排斥。如儒生叔孙通以文学征为秦之博士,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秦二世还曾向他们咨询对策。
  汉初几十年,社会氛围有如战国时代,仍然非常自由。儒家思想虽在朝廷上声势不及黄老,但它的发展并不缓慢,继续吸取各家思想,充实了儒家思想的哲学体系。董仲舒的思想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独尊儒家刘邦虽轻视儒生,但他身边一直不乏习儒术,通晓儒家思想的谋士,如陆贾、叔孙通等,刘邦在并天下之前即已拜叔孙通为博士。按司马迁的描述,高祖忙于平定海内,无暇顾及儒学,而孝惠、吕后时,公卿又多武将。文帝虽有征用,但文帝实好刑名法术。到景帝时,窦太后好黄老,博士只是具官待问,相当于闲职,未有凭儒术而得进者。但这种浮光掠影式的描绘显然不能呈现汉初思想界的全貌。事实上,儒家思想不仅在朝廷上发挥着它的特长,而且在民间也极为活跃。
  按韩非子的说法,孔子逝世后,“儒分为八”,它们之间有很多矛盾,但都认为自己是孔学正统。在这些儒家学派中,有些儒生非常熟悉古代礼制以及相关典籍。秦始皇东巡时就曾向居住在鲁地的这类儒生咨询祭祀礼仪,但他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叔孙通在秦末汉初的这类儒生中,是名声最为显赫的。汉朝所采用的许多礼仪都是由叔孙通开始制定的。在汉文帝时,儒生就凭着他对礼制的精通而获得政府重用。
  思想层面上,儒家思想不断汲取诸子学术的营养。陆贾和贾谊的思想都呈现了驳杂的特点,他们从实用和总结秦以来的历史经验出发,汲取了一些法家和黄老思想。陆贾认为秦亡是由于法治残酷,但他并不彻底否定法治,他认为法治如能作为仁义的辅助,将取得很好的效果。贾谊宣扬礼制,但他又上书建议皇帝削弱诸侯,要对诸侯恩威并施,他还卓有远见地提出了由国家垄断采铜、铸币的主张。
  儒家的典籍研究又应用了阴阳灾异、术数的思想。应当说,这种趋势秦以前早已有之,如《礼记》中的一些篇章用阴阳思想分析礼的宇宙本源,在《大学》、《中庸》这些可能成于战国早中期的作品中,“天道”、“阴阳”已经被儒家所采用。汉兴以后,这种趋势有增无减。董仲舒的学问就“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史记·儒林列传》),即阴阳理论引进《春秋》学的研究。
  无论是儒法融合,还是采纳阴阳学说,都反映了中国古代学术服务于政治,受政治变幻影响的特点。
  汉武帝即位后就表现出了欲倾向儒学的迹象,起用赵绾、王臧等儒生,甚至同意了卫绾罢免修治刑名法术的贤良文正之士的奏请。公元前136年,设置“五经博士”。公元前134年,先令郡国举孝廉,后又诏贤良上书对策,董仲舒、公孙弘等正是在此次对策中获得赏识,进而见用的。
  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179年,约卒于公元前104年,河北广川人,汉景帝时以治《公羊春秋》名世。董仲舒治学曾三年不观园圃,进退举止无不循礼合仪,学人弟子无不尊敬景仰。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下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的对策获得汉武帝激赏(史书所记这次对策的时间有矛盾,司马光以为对策当在建元元年)。此后,汉武帝命董仲舒担任江都易王(汉武帝之兄)的相。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不阿于世,在任期间,对骄而好勇的易王多有匡正。当时治《春秋》学的还有公孙弘,他的学问虽不如董仲舒,但官运亨通,位列公卿。公孙弘妒忌董仲舒,请求汉武帝迁调董仲舒为胶西王之相。胶西王也是刘彻的兄长,但他恣肆妄为,屡犯国法。胶西王相当尊敬董仲舒,但董仲舒担心久居不测之地而引祸上身,遂借口患病而去职。董仲舒归家之后,不再任官,但朝廷逢有大事,常会派使请教,直至董仲舒寿终正寝。《汉书·董仲舒传》称董仲舒的著作“凡百二十三篇”,还有研究《春秋》学的“闻举”、“玉杯”、“繁露”等数十篇,有“十余万言”。现存的只有《春秋繁露》和少量文章。
  在董仲舒的对策中,谈到天人感应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所谓“受命之符”就是“符命”。在论证时,引用古代经典和孔子等圣人的言论。他又以阴阳理论解释灾异:“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古“戾”字)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天有灾异是因为君王刑罚错乱。又将刑、德与阴阳相比拟:“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空虚不用之处。”在董仲舒的阐述中,天道可归于阴阳变化,人君治国应以此为效法。刑罚就好像阴,刑杀是它的特征;德治就好像阳,它可以养育万物,施惠黎民苍生。刑、德要合而为用,但又应以德为主,以刑为辅。
  董仲舒以《春秋》学为根据,推导出治国平四方,首始于正人君之心。“正人君之心”就是限制皇权,防止皇帝的欲望无限制的膨胀。人君之心既正,这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道德纲常的约束,另一条则是制度框架的限制。董仲舒主要论述了第一条。君主之心既正,再将此已正之心正民之心,这就是教化。教化的终极目标是全国上下,君臣庶民一条心。汉承秦弊,教化尤为重要。董仲舒认为,汉兴以至武帝,政策的失误在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在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治民的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不仅将儒学神学化,还提出了一些弘扬儒学的具体措施,如建议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为举孝廉设常职等。这些建议汉武帝基本都采纳了。建议中最为著名的是尊儒学:“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列传》)董仲舒的原意在于只用儒学之士,而不用治其他学问的人,即皇帝以爵禄为诱饵,引导思想潮流,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就武帝政治而言,儒学之士在朝廷上并未获得如董仲舒所设想的那种独尊的地位,汉武帝任用了许多文法吏。如赵禹就在武帝时“以刀笔吏积劳,迁为御史”。他与张汤制定律令,班固认为:“吏传相监司以法,尽自此始。”宁成、周阳由是两位曾受武帝重用的酷吏,而武帝时“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类多成、由等矣”,出现了很多治政严厉的酷吏(《汉书·酷吏列传》)。独尊儒术并没有立见成效。
  尽管如此,董仲舒的思想仍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自此之后,儒学的地位得到了更快的提升,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公元前124年,开始置立博士弟子,以倡儒学,公孙弘为兴太学、置博士弟子员及管理方法拟订详细方案;为博士官置博士弟子50人,且免其徭役和赋税。博士弟子由太常及郡国官员从18岁以上的百姓中推选。“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社会氛围为之大变。
  儒家所倡导的改正朔、易服色,制礼定乐等在汉武帝时代也都得到了施行,尤其是封禅,为天下士人众目所瞩。
  削枝强干七国之乱后,景帝趁势削藩,到汉武帝时,诸侯的权力较汉初已大为削弱。到汉武帝时期,虽然仍有许多诸侯王,但中央王朝对他们的控制手段越来越多,他们的权力小,封地面积也小。这种局面为政府的对内措施和对外采取的进取态势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27年,主父偃上书建议“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推恩令”就是令众诸侯将封地分给自己的子孙,这种名义上的仁爱之举实际上将诸侯推上了消亡的轨道。皇帝虽会授给诸侯子弟名号,但他们的封地只能由祖辈分授,这就令各诸侯的领地越来越小,根本无法与中央抗衡。
  主父偃年轻时学“长短纵横之术”,纵横捭阖是他的长项,想出“推恩令”正是用其所长。主父偃的建议汲取了晁错之死的教训,在贾谊的策略上稍加改进而来,更为柔和。当时各诸侯的实力已不能与七国之乱前相比,因此,“推恩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而淮南王和衡山王的谋反又给了汉武帝进一步动作的机会。
  淮南厉王因谋反而死之后,文帝哀怜淮南厉王之死,封他的三个儿子为王,刘安被封为淮南王。刘安喜好藏书、读书,在他身边聚集了数千人的宾客,他们编撰了“内书”12篇、“中书”8篇,还有数量众多的“外书”。这些书主要记载神仙不老、炼丹养生,正合武帝脾胃,因此,淮南王每次与武帝见面,都觉得二人颇为投缘,后者也很尊敬他。
  刘安同时与武帝的舅舅,当时任太尉的田蚡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田蚡曾暗示他可在武帝驾崩后继承皇位。皇帝谁不想当?有做皇帝的机会摆在眼前,谁还记得梁孝王的教训呢?田蚡的话令刘安大喜过望,甚至铭记在心,赠送田蚡大量金银珠宝,开始做起了帝王之梦。公元前135年,彗星出现,淮南王以为“天下有变”,为抢得先机,他加快了战争的准备工作。甚至指使自己的女儿在长安侦探情报,结交朝中高官,又令自己的儿子(即太子)故意疏远妻子(武帝同母异父之姐姐的女儿),以免泄密。
  武帝颁布“推恩令”之后,淮南王并未遵行,这引起了太子以外的一些子孙的不满。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淮南王的太子与庶长子的儿子发生冲突,后者上书天子,暗示淮南王有阴谋。淮南王谋反虽机关算尽,但仍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不战而败。
  衡山王刘赐是刘安的弟弟,与淮南王不同,他谋反主要是家庭矛盾引起的。在被吏员案问过一次后,为备不测,衡山王聚人伺机谋反以自救。元狩元年又因立嗣而引发矛盾,父子兄弟间相互猜疑,最终谋反事发,衡山王自杀。
  在治理淮南、衡山谋反案中,数万人因牵连而被诛。不久,汉武帝宣诏行“左官侓”和“附益法”、“阿党法”,规定王国官吏是“左官”,当时以“右”为尊,“左官”意味着贬低地位,王国官吏不能与中央派出的官吏平等,而且担任过诸侯的官吏后就不能再在朝廷中担任职位;如有参与犯罪,务必严惩。“附益之法”禁止诸侯招纳宾客,限制其交游范围;禁止朝廷大臣与诸侯国相串通,为诸侯国牟取利益。此前诸侯都有招贤纳士的权利,很多诸侯通过向朝廷推举贤能,而与朝中高官沆瀣一气。因此,很多诸侯王养士成百上千,颇有战国之风。汉武帝的命令改变了这种风气,其影响不限于政治,还波及到思想和文化,战国以来兴盛的私学在中央权力的挤压下,生长空间日益狭窄。“附党法”是防止朝廷所派傅、相与诸侯相勾结的律令,傅、相必须监视诸侯,如逢事不举报,皆视为结党营私(《汉书·高五王传》“赞曰”及颜师古注)。不仅如此,诸侯参与政事的机会和获取财富的途径也变少了,他们只能依靠封地收缴租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汉书·高五王传》“赞曰”)。
  就在几十年前,贾谊、晁错的远见还遭到很多人的讥笑,他们在朝廷上也受到保守人士的排挤,晁错甚至成了可悲的牺牲品。时移境迁,他们二人的理想在几十年后最终得以实现。深居华美宫殿的皇帝终于为巩固中央的权力找到了行之有效的制度。
  建立中朝秦始皇勤于政事,但并不是每位皇帝都有他那样的精力。皇帝需要左膀右臂,为自己出谋划策,分担压力。丞相是皇帝的主要依靠,在汉初政治中,丞相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
  高祖至文帝,丞相大多是开国功臣,他们德高位重,掌握着朝廷实权。面对这班老臣,年轻的皇帝经常显得无可奈何。这种局面固然与众多功臣的存世有关,但更应归因于专制王朝在制度上的特色。秦始皇建立起来的专制制度,使皇帝一人高居在上,就理论上说,他的权力至高无上,无人可以限制他。但在现实政治中,皇帝总不能万事亲躬,丞相是很好的分担者。丞相是皇帝的帮手,但丞相往往是成熟老练的官员,他的经验和心智都有可能在年轻的皇帝之上,与皇帝的政见也不尽相同,因此皇帝和丞相之间极易产生矛盾。
  权力的集中和分散是一对矛盾,有集中就有分散,有分散就有集中。权力越趋集中,越易滋生无序分散,直至国乱难治;而权力的无序分散又往往导致进一步的集中。中国二千多年专制王朝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样一点:经过一段大乱之后,新王朝建立,新的皇帝为防止乱局再生,必然想出办法将权力集中。开国皇帝多是德才兼备者,他们精力充沛,勤于政事,再加上一群共生死的老臣,局面不至大乱。但轮到年轻皇帝时,面对成熟的官僚体制和老辣的官员,他们显然过于幼稚。此时的权力很容易旁落他人,这些人通常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
  汉武帝强固皇权采取的方法是另立一个“朝廷”,即确立“中朝”的权威。《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的解释:“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中朝是皇帝身旁左右的臣子,外朝是丞相为首的官僚系统。中、外朝的格局,加深了皇帝与官僚体系之间的矛盾,也为宦官专权提供了便利条件。
  武帝即位时才16岁,但已呈现锐意革故的态势。公元前140年,议立明堂,安车蒲轮征申公。当时任丞相、太尉的窦婴和田蚡都好儒术,因之赵绾、王臧得以进仕。第二年,因赵绾、王臧奏请不再向窦太后奏事,太后大怒,二人被诛。窦、田二人亦被免官。但田蚡很快又被委以丞相之职。田蚡是外戚,当时武帝年轻,因之丞相得以掌握大权。然随着武帝年龄的增加,他对田蚡的不满也与日增益,这成为了武帝削弱丞相权力的直接原因。
  为与丞相所依赖的官僚体系抗衡,武帝通过征召贤良等途径,直接选用人才,然后委以侍中、常侍之类的职务,这类官职都属中朝。这些人经常出入宫殿、跟随皇帝左右,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当有重要政事需要决策时,这些中朝官员为皇帝出谋划策,如果皇帝采纳,遂以皇帝的命令颁布、执行,成为国家意志。如此一来,很多决策就能绕开丞相等率治的官僚体系,皇帝的权力得到加强,丞相权力被削弱。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南方闽越攻东瓯,东瓯向汉朝求救。当时武帝未满20岁,特向太尉田蚡请教。田蚡认为不必派兵,但由武帝提拔起来的中大夫严助反驳太尉,以为应当出兵。武帝赞同严助的主张,说:“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其实是想绕开外朝的官僚机构,便宜行事。令严助持节至会稽,结果地方官员未见虎符,拒绝出兵。严助只得斩杀了一名司马,于是发兵救东瓯。这是皇帝通过中朝处理政务的一个例子。又以公元前112年的酎金之事为例,皇帝祭祀,列侯献金助祭,称为酎金。这次酎金,汉武帝因此前无列侯愿助其攻南越而想寻找机会惩治,故而突然令少府查验酎金成色和重量。在这次“莫须有”的事件中,丞相赵周因知而不报被关进监狱,最终自杀。可见武帝朝时丞相之权弱。汉武帝临死前将昭帝托付给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此前为侍中奉车都尉,汉武帝时改太尉为大司马)、左将军上官桀(此前为太仆)、车骑将军金日(此前为侍中驸马都尉)等,他们都是中朝中人,当时的丞相田千秋却被排除在外。可知丞相在武帝朝即已处在权力核心之外。
  由于战争的需要,武帝亲自擢用了很多将领,这些将领与皇帝保持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如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等,都是武帝从民间选拔出来的,而且他们还与皇室有千丝万缕的牵连。再加之显赫的战功,此类将领的权势甚至超过丞相,左右着国家决策。
  皇帝拉拢亲信组织“中朝”,与三公九卿组成的官僚体系形成对立局面,中、外朝的对立使原本在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章奏的尚书权力上升。尚书本为少府属官,战国时即有此官职,汉武帝前主要负责传送文书,随着中朝的建立,尚书逐渐变为处理文书的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并不通过外朝诸官,成了“中朝”的核心。
  察举制度从刘邦起,政府就已经开始不定期的征召贤良,以补充官员。后来还发展出了“举孝廉”的选拔制度,通过地方官员的层层推选,从下级官员和民间直接选用官员。不过,这类制度当时并未成为常例,无律可循。
  汉武帝即位的第一年,下诏各级官员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值得注意的是,丞相卫绾提出对贤良的治学范围加以限制,汉武帝肯定了他的建议。这预示着先前无律可依的征诏开始迈向制度化。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下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对举荐名额做出了限定。同年,在遴选贤良的策试中,董仲舒提出了将选拔贤才制度化的主张,“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汉书·董仲舒列传》)规定了时间和名额,且有奖惩措施。公元前130年,又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公元前128年,将二千石官长举孝廉定为常制,而且定下了奖惩措施:“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本纪》)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置博士弟子,他在奏书中不仅设想了博士弟子的选拔方法和名额,还就如何考核博士弟子,并从中选拔官员提出建议。在这篇奏书中,公孙弘还提到了其他以文学之士补充吏员的建议,都得到了施行。
  汉武帝的这些政策影响深远,不仅加快了官僚体系的新陈代谢,而且加强了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察举制度重儒学的倾向还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缩小了法家思想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设立刺史汉承秦制,中央有御史大夫一职,专司监察。秦朝官制中设有监御史,职掌监察郡县。汉兴之后废除此职,但令丞相遣史刺州,并不常置。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下诏置刺史部十三州,以行监察之职。刺史共13人,俸禄六百石。汉代的郡守都是二千石的官员,郡守属下的丞为六百石。也就是说,刺史俸禄虽低,但其权力却高过郡守。武帝设置刺史的十三州是: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趾、朔方。每一刺史监察若干郡国。
  据颜师古考证,刺史起初有治所,常在秋分之月巡察郡国,郡国要派一名官员至郡界迎接。刺史主要督察六个方面的事务: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讹言;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所谓的“强宗豪右”包括了贵族、列侯子弟和地方豪强。二千石是秩禄,指郡守。上述六条使刺史具有很高的权力,郡守和地方豪强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罢免,甚至杀身之祸。刺史之设确有利于监督地方官员和地方豪强,便于皇帝掌握地方吏治。但也有其弊端:一是由于秩位低,与行使的权力不对等,容易滋生腐败;二是每员刺史所督察的郡国范围地域广阔,而且又只是每年按期巡察,法令虽严,执行起来却有可能流于形式。
  十三州刺史并未包括当时的核心地区,如被总称为三辅的京兆尹、冯翊、扶风,统称为三河的河南、河内、河东,以及弘农,这些地区相当于今天渭河平原、晋南、豫西和豫北。因此,武帝后又设司隶校尉,以监察上述地区,职权与刺史相同。
  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置恢复和完善了秦制中的监御史一职。在中央,汉代的御史大夫下设有中丞一职,治所在殿内的兰台,职掌图籍秘书,外则督令刺史,内则领侍御史15人,接受公卿奏事,依律弹劾官员。刺史和御史大夫中丞基本构成了汉代官僚体系中的督察机构,承担对中央、地方各级官僚的监察。
  汉武帝时的经济政策汉武帝在位期间,北与匈奴作战,南与南越作战,西南与西南夷时战时和,东北与朝鲜也有战争。再加上皇帝改制礼乐、广行祭祀,招纳成千上万的方士入海求神仙和长生不死药。每一项都要花费大量资金和物资。为了聚敛财富,并控制战争、税赋带给民众的压力,汉武帝时期实行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意义的经济政策,书写了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与民争利秦代币制分两种,黄金以溢为单位,最贵;铜钱形制与周代同,名为“半两”,实重半两(12铢)。汉代秦后,嫌秦钱太重,准民铸荚钱,黄金以斤名。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改行四铢钱,其文为“半两”,废除严禁私铸钱币的法令。贾谊上奏劝谏,以为任民铸钱不利民生,但文帝不纳其议。景帝时大致沿袭了前朝货币制度。文帝曾赐宠臣邓通采铜铸钱,令其富甲一方;吴王叛乱,采铜、煮盐是他的主要资金来源。放任的货币制度给国家经济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币制是金融之津门,通过币制改革,国家可以控制金融,进而影响经济大局。武帝时经年用兵,加以水灾,百姓不堪其苦。而且当时官府铸钱,民间盗铸盛行,政府根本无法控制流通领域中的货币量,导致了“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的局面,国家经济面临着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下诏改革币制。
  在讨论币制时,有官员效仿古法,建议制皮币,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须用这种用白鹿皮制成的皮币。又用银和锡相杂,铸“白金”,分三千、五百、三百共三种币值。下令各地销毁四铢钱,改行三铢钱,如秦制“重如其文”。同时下令盗铸各类货币者罪当处死。结果事与愿违,盗铸之风全然如故。五年之后,盗铸之风严重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公元前118年,因为三铢钱太轻,容易盗铸,大臣建言以五铢钱替代三铢钱,提高铸造质量,防备盗铸。几年过后,进一步提高钱币质量,后又收回郡国的铸币权,尽由上林三官铸造。为减少货币,令郡国将此前铸造的钱币全部销毁,将铜输送到上林三官。至此,由于从铜钱上盗取铜的难度加大,而采矿权又被中央政府垄断,盗铸成本随之增加。盗铸现象终于得到有效控制。
  汉武帝时期的币制改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最终依赖改进铸币技术、统一铸币权和严行法令得以稳定币制,为经济的发展排除了一大障碍。由汉武帝的探索可以推测文、景帝何以不对铸币权严加管束,原因大致有三:天下事少,国家和皇室的消耗相对较小,毋须与民争利;诸侯权势强大,不会将铸币权拱手相让;改进铸币技术可能存在困难。其中,诸侯强大可能是主要原因。
  在古代社会,经营盐业或冶铁获利最丰。盐业关系日常饮食,铁是制造农具和兵器的重要原料,民间经营盐铁而致富者不计其数。盐铁官营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经济制度,也是中央和皇室与民争利的重要手段。
  所谓盐铁官营,就是中央政府在盐、铁的出产地派驻盐官和铁官,负责监管生产和销售,利润上缴中央政府。
  盐铁官营是孔僅、咸阳提出来的。征募百姓,由政府给予“牢盆”(煮盐所用的大铁锅),其他费用自理。盐由盐官统一收购,并统一发售。在产铁区设置铁官,负责督管铁矿开采、铁器铸造,并发售产品。不出产铁的地方,置小铁官,负责利用废铁冶铸器具。有敢私铸铁器,或煮盐者,没收器具,且在左脚带上铁钳(钛左趾)。盐铁官营后,罢弃诸侯国此前设置的盐铁官,由中央的大司农统一派设。以前私营盐、铁的富家可在政府中担任官吏。
  盐和铁是关系民生的两大商品,由政府垄断经营可以提高商品质量,特别是铁,从采矿到锻造铁器,成本投入和技术要求都很高,如果放任私营的话,铁器的质量就难以控制。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就设置了铁官和盐官,在铁官的监督下,秦国的兵器生产实现了高水平的管理,所生产的兵器不仅锋利,而且耐用。但盐铁官营也有其弊端:一是如果吏治腐败的话,容易出现官商勾结。结果就是铁器质量不仅低劣,而且价格昂贵。二是各地铁官为降低成本,大量使用刑徒,这类行为往往会得到政府的默许。铁官驱使刑徒长时间承担高强度的劳动,只提供少量的食物。汉末曾发生过几次刑徒的暴动。现代经济学早已证明,政府在经济领域内的垄断行为除了给政府提供巨额的财政收入外,对市场秩序和消费者乃至于吏治都不会有多大的好处。当然,不能以此指责古人。
  由于货币改革引起的社会不安,商人趁机囤积物资,又加之战争耗费了大量资金,最终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为稳定社会,同时扩充政府收入,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下诏颁行“算缗”制度。各类商人自报资产,2000钱纳税1算,即120钱。自产自销的手工业者,4000钱纳税1算。非官吏而有轺车(一匹马拉的轻便马车)者,1车1算,商人的轺车以1车2算的税率纳税;5丈以上的船1船1算。凡瞒报或低报资产的商人,罚戍边1年,并没收财产。
  由于隐匿不报者太多,政府不得已鼓励百姓揭发。元鼎四年(公元前114年),中央下令推行“告缗”。规定如检举瞒报或低报者,可获被没收财产中的一半。这一举措使政府获得了大量财产,缓解了财政上的困难。史书记载当时“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可见打击面之广。“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结果“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汉书·食货志下》)汉武帝推行的“算缗”、“告缗”不仅令千万商人破产,而且助长了民间的懒惰之风。商人的破产虽然令政府财政暂时得以宽裕,但却带来了隐患。商人是促进物资流动的主要媒介,如果商人获利空间缩小,自然减少了各地区间的物资流动。为改善物资流动,政府将不得不插手交通运输,以平抑各地物产。这其实是将商人的功能转移到政府,增加了政府的运作成本,加重了纳税者(主要是农民)的负担。
  重农抑商政策与儒家的社会理想之间的紧密联系。汉初至武帝间的抑商政策都有缩小贫富差距的预想,这是它的积极意义。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治粟都尉桑弘羊上奏,奏请在全国推行均输法。他认为由于制度的不合理,致使物资的运输费用往往超过物资本身的价值,这是物价大涨的主因。因此,可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委派其至各郡国任均输官。除少数质优贡品直接送长安外,郡国将应向中央缴纳的其他贡品折算成货币交给均输官(包括运输费用),再由均输官在价钱略低的地方采购。采购中的质优商品直接送长安,其他的由均输官在价高的地方出售,所获利润可用于购买当地的特产。简而言之,均输法就是政府经商,均输官就是由政府雇用的商人,均输官代表政府和各类商人交易。
  由于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期里,实物税是税赋的主要形式,这就形成了在辽阔疆域内的庞大物流。为完成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长途物资转运,政府必须建立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在交通工具落后,运输成本很高的古代,如何降低物资转运的成本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均输法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汉武帝在经济领域内的大胆尝试。
  与均输法密切相关的是平准法。在长安设“平准”,由大农所属的“下准令”管辖,负责管理各地运至长安,以及大农诸官所掌控的物资。物价上涨时以低价抛售,物价下跌时收购物资,以达到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目的。
  商人的一个主要功能是转运物资。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抑压商人,一方面又由政府承担商人的功能,显得首鼠两端。由于频频对外用兵,以及大型工程经年不息,政府很快耗尽了汉初以来的积蓄,因之敛财成为武帝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晚年重农首先简要回顾一下汉武帝之前的农业。铁制农具最迟在战国时代即已出现,如《孟子·滕文公上》就提到了以铁制农具耕种,考古发掘中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铁制器物。铁制农具在汉代应有较大改进,应用地域也得到扩大。政府设置铁官,统一制售铁器,这有助于提高铁制农具的铸造质量。
  牛耕开始的时间有一定争议,从文献和考古器物考察,牛耕当在战国时就已经出现。可能战国时的牛耕并不普及,应用地域也不广。汉代之后,随着政府重农政策的执行,牛耕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推广。牛耕和铁制农具的广泛运用,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
  中国古代有修建灌溉系统的传统,战国时期就修建了很多的水利工程,如举世闻名的都江堰。人工灌溉系统的修筑益于稳定农业产量。早在先秦时代,轮作技术即已大量实施(轮作技术指有计划地在同一块地里轮流耕作不同农作物),在没有无机肥料的古代,轮作技术是合理利用土地的最好办法之一。
  晚年的汉武帝开始反省自己的治国策略,看到了战争和大型工程给民众带来的沉重负担,他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农业之上。汉武帝将丞相田千秋封为“富民侯”,取使百姓殷富之意,并下诏:“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任深谙农业技术的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将关中的代田法稍加改进,用于北方旱地耕作。他将耕地分成甽和垄,甽即“畎”,是田间小沟,甽低垄高,一亩共分三甽三垄。种子播在甽中,免受风沙。待甽中幼苗长到一定高度时,应锄草,将垄上的土填进甽中,既可培根固本,又可保湿抗旱。到夏天时,垄已被刨平,农作物的根也深扎在土壤之中。来年时以甽为垄,以垄为甽,如此轮换变更可保持地力。为减轻翻甽培垄时的劳动强度,赵过又发明了二牛牵引的耦犁,耦犁需三人操作,一人牵牛,一人掌犁辕,一人扶犁。为了犁出深一尺宽一尺(汉1尺约合今0.694尺)的甽,这种犁的犁铧很大,可以一次性完成翻甽培垄,利用耦犁一个季节可完成五顷(汉1顷约合今69亩)耕地的翻耕任务。后来,通过改进犁铧和驱牛技术,大约在西汉晚期,二牛三人的组合变成了二牛一人。为了使无牛的农户不致耽误农时,赵过又发明了人力挽犁的方法,解决了缺少耕牛的问题,便于开垦更多的耕地。经过多方面的改革,亩产量较行代田法之前提高了一斛(斛与石相通,斛是口小底大的方形量器,汉代时一斛相当十斗,南宋末年改为五斗)以上,有的甚至能增产二斛以上。代田法取得成效后,很快被推广到三河地区,甚至边郡。
  武帝的重农政策与汉初明显不同,他主要依靠技术,而非单一性地加大投入。这就使农业的发展进入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武帝时期在水利方面也有可观的成绩。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令官员率领数万人往瓠子(今河南濮阳)治理被冲毁的黄河河堤(当时瓠子决堤已经二十多年)。此后,群臣多有言水利者。在河西、酒泉、关中等广大地区,人们修筑了许多引水灌溉的水利工程,其中的六辅渠、白渠、成国渠、灵轵渠等收效最大。在兴修水利的风潮中,齐人延年大胆上书,言请在黄河上游改变河道,经流北方的匈奴地区,东流入海。延年以为这不仅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黄河中下游的水灾问题,而且可以借助河水阻挡匈奴骑兵,减少战争。汉武帝非常赞许这个“天方夜谭”式的方案,但认为“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改更”(《汉书·沟洫志》),意思是河道乃圣人设定,不可轻易更改。
  汉武帝晚年的政治武帝尊儒,但实际政治中却并非如此,文化政策和政治实践的矛盾最终酿成了一场皇室内部的杀戮。“巫蛊之祸”中的父子骨肉相残对汉武帝触动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在晚年实行某些转变的内因之一。《轮台罪己诏》总结了汉武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而且为此后的政治定下了基调。
  巫蛊之祸汉武帝好巫,很多方士巫医得到他的信任,如助他隔帏见王夫人的齐人少翁,曾参与制定太初历的公孙卿等。皇帝迷信巫术,皇室成员和百官臣僚则纷纷效仿,巫医一时间竟成为达官贵人的座上宾。
  后宫招揽方士尤其盛行,当时用得最多的是被称为“巫蛊”的一种巫术。“蛊”本义指一种毒虫,所谓的“巫蛊”源于民间巫术,当时是用桐木制作小人像,然后对木偶行巫,或以针刺之,或埋于地下,同时以恶毒语言施咒,达到使仇人蒙灾受难的目的。后宫佳丽争风吃醋,“巫蛊”成了妃嫔相互攻击的主要手段。陈皇后因嫉恨卫子夫得宠,曾“挟妇人媚道”,以泄怒火。汉武帝发觉后废除了陈皇后,改立卫子夫为皇后。此次案件中,受株连者多达300人。
  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是政治势力借“巫蛊”之名进行权力争夺而造成的。
  汉武帝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立7岁的刘据为太子,并对太子寄予了厚望。太子稍长之后,武帝安排他学习《公羊春秋》、《梁春秋》。成年后,为太子立博望苑,允许他延纳宾客。武帝晚年,皇后不再受宠,而他所宠幸的王夫人、李姬和李夫人等都生有儿子,这令皇后母子非常紧张。武帝察觉后,特意告诉大将军卫青(卫皇后的弟弟),说自己外战四夷,劳民征伐是为后世子孙解忧,并非要求子孙效仿。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一番肺腑之言令皇后和太子释下重负。每当太子劝谏武帝不要征讨四夷时,武帝只是笑着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资治通鉴》卷22,汉武帝征和二年)言辞间充满了慈祥。
  但皇帝父子之间的关系非常人所能比,其中暗流涌动,稍有不慎即生猜忌。当宦官离间武帝父子间的关系被发觉,武帝能断然斩杀主谋者。但当主谋者换成皇帝信赖,城府深似大海的大臣江充时,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太子就命运难测了。
  史言武帝晚年因年事已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汉书·武五子传》)。江充受命典治巫蛊。江充治法严酷,又与太子的政见相异,二人之间有较深的矛盾。他担心武帝逝后自己被太子诛杀,因此决定借武帝病重时,利用治“巫蛊”的机会陷害太子。江充指使巫者檀何向患病的武帝进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获准后率人入宫大肆搜求,掘地数尺,甚至连御座下面都不放过。皇后和太子宫中被挖得坑坑洼洼,连家具都无法安放。如江充所愿,从太子宫中挖出了很多小木人,而且还有写着咒语的帛书。
  面临危机,太子向太傅请教。太傅建议太子伪造皇帝之命,逮捕江充,案治其罪。一番犹豫之后,太子令宾客乔装为皇帝派出的使者,将江充等人逮捕,迅速诛杀。杀江充后,太子开始组织军队,长安城内一时纷纷扰扰,都说太子要造反。此时,先前与太子有隙的宦官苏文逃到汉武帝养病的甘泉宫,大肆渲染,说太子要谋反。武帝派出使者探听详情,使者却中途折返,谎报“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平时结交了许多宾客的太子,此时竟是墙倒众人推,找不到得力助手。
  武帝很快组织起军队,太子却因背上谋反的罪名而不得人心,太子兵败出逃,最后自杀。
  危机过后,真相逐渐显白于世。武帝心生悔意,逐渐相信太子只是由于惶恐而生事,并无其他意图。这时又逢田千秋为太子鸣冤,武帝遂擢其为丞相,而族灭江充一家,将苏文烧死,曾经砍杀太子的人也被加以刑罚。武帝思子心切,在太子自杀的地方筑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晚年丧失爱子令汉武帝倍感凄凉。
  罪己之诏巫蛊之祸平息后一年,汉武帝的心绪渐趋平和,面对群臣,表示不能再劳累百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田千秋请求罢斥方士时,汉武慨然应允。此后时或为自己惑于方士而感叹,认为自己是被方士欺骗了,世上根本就没有神仙,服用丹药最多可以少生病而已。承认自己为方士所蛊惑显示了汉武帝的坦荡胸怀,在古代专制君主中,这样的胸怀极其难得。
  汉武帝曾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封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西征西域大宛,期望他能从贰师城获得西域骏马。用李广利为将意在助其取得军功,然后再封侯,以免群臣议论。但李广利出师西域后屡屡受挫,西域各国也不欢迎他的军队,坚闭城门,不提供饮食(征和三年,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后被杀)。当汉朝的军队在西域疲于奔命时,桑弘羊和丞相、御史大夫等上奏,建议在远离中原的西域轮台屯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诏,认为屯田轮台是不明智的举动,“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朕不忍闻!”对于试图使战事升级的建议也加以否定,以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资治通鉴》卷22,武帝征和四年)。这就是被后人称颂的轮台罪己诏,它与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任用赵过推广农业技术等举措共同反映了汉武帝晚年在政治上的转变。
  武帝即位以后就试图改变汉初受黄老思想影响的统治方式,凭借汉初几十年来的积累,开创一个大有作为的格局。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政治制度建设,汉武帝都锐意革新,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对付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汉武帝一改汉初以柔和为基调的和亲政策,主动出击,派兵深入匈奴腹地,迁徙人口在边境屯兵辟田。在东北与朝鲜交战,派出远征军;在西南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开凿险道,历时多年。为了训练水军,在长安挖掘人工湖。在个人生活方面,汉武帝迷信长生不老的方术,派出成千上万的使者寻访神仙,祭祀场所、对象和经费投入与汉初相较,可谓成倍增长。经济制度的改善虽能开源,但政府的开销却以惊人的速度上升;文化上虽尊儒,但为使对外的战争得以继续,对内的经济、政治措施无不因此而紧张,吏治也非常严酷。虽有一班理财能臣,但汉武帝的财政很快陷入困顿,百姓的生活也穷苦不堪,民间的土地兼并虽遭抑制,但却愈演愈烈。至武帝末年,民众的暴乱已经相当严重,泰山、琅邪两地的骚乱致使道路不通。
  在大厦将倾之时,汉武帝以罕见的魄力,将自己的过失揭露出来,并迅速纠正,将精力拉回到恢复民生和国内的经济建设之上。下轮台罪己诏两年后,汉武帝去世,他晚年的政治是汉代历史上的转折点。
 第四章
  昭宣中兴昭宣中兴源于汉武帝晚年扭转衰乱局面的举动,武帝不仅定下了他去世后的政治走向,而且为年幼的皇帝选好了辅佐大臣,规划好了中央的权力格局。
  汉武帝的尊儒极大地影响了昭、宣之世的政治,经学之士在政治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机会。盐铁会议是经学之士与文法吏之间的一次辩论(文法吏指熟悉法律、吏治的职业官员,他们倾向法家思想),他们在会议上对汉兴以来的政治进行了批评和总结,以确定汉王朝治政理民的方针和政策。
  四大臣和小皇帝汉武帝在病榻之前,将时年八岁的太子刘弗陵托付给霍光、金日、上官桀、桑弘羊四位大臣,希望他们能辅佐幼主治国安邦。
  武帝遗愿早在巫蛊之祸前,汉武帝就向卫青表露了自己对继任者的希望,也向他说明了自己外战匈奴、内苦百姓的用意所在。太子刘据自杀后,为实现自己的心愿,汉武帝必须另立太子。钩弋夫人所生皇子刘弗陵当时只是几岁的幼童,但形体长大,超出一般儿童,而且非常聪明。武帝很喜爱这个孩子,想立为太子,但考虑到钩弋夫人年岁尚轻,担心她专权,因此又计划从大臣中选择为人忠厚的霍光,作为日后的辅佐大臣。汉武帝先是赐霍光周公背负周成王的画像,再借故将钩弋夫人处死。汉武帝弥留之际,霍光问他当立何人继位,汉武帝再次托以重负,要霍光效仿周公,辅弼刘弗陵。霍光谦让,以为金日更合适。金日是匈奴人,自认为不妥。安排妥当后,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立刘弗陵为太子,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三人受遗诏拱卫幼主,同时封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为确保他去世后政局的稳定,汉武帝可谓用心良苦。
  金日本是匈奴贵族休屠王的太子。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屡次击败镇守匈奴西部的昆邪和休屠,单于企图诏而诛之,二人心怯,合谋投降汉朝。休屠中途后悔,被昆邪杀害。降汉之后,金日沦为官奴,进宫养马。有次宴席间,汉武帝要赏马,牵马的小吏对后宫佳丽无不侧目而视,唯独金日目不斜视。武帝见他长相非凡,养的马也高大肥壮,当即以衣冠相赐,拜为马监,很快成为皇帝身边的宠臣。
  金日为人谨慎,他的大儿子深受武帝宠爱,但当金日看到大儿子与宫人淫乱之后,即刻将其杀死。武帝虽然愤怒,但敬佩金日大义灭亲的正气。后来,金日又曾不顾自身安危,挫败了一次刺杀武帝的阴谋。尽管得到武帝的宠信,金日却从不懈怠,从不亲近皇帝赐给他的宫女,甚至拒绝皇帝将他的女儿召入后宫。
  霍光是名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而霍去病的母亲则是卫皇后的姐姐,当卫皇后得宠时,霍去病获得重用。霍去病见到自己的生父之后,在一次出征回朝时将霍光带到长安。因霍光处事小心谨慎,行为举止无不中规中矩,也很快成为武帝非常信任的近臣。
  上官桀同样是武帝宠信的近臣。他首先因气力惊人而得武帝赞叹,令其为未央厩令,负责管理宫中马匹。武帝有次病愈观马,发现马都瘦了,顿时雷霆震怒。上官桀磕头请求宽恕,说自己日夜担心皇帝的病情,无心养马,遂致马匹瘦弱。边说边哭,情真意切,博得龙颜大悦。
  另一位大臣桑弘羊虽未受遗诏,但他同样是武帝为幼主安排的一颗重要棋子。桑弘羊出身洛阳商人之家,擅长心算,13岁就被诏为侍中,成为皇帝的近臣。桑弘羊也是武帝在位期间的一系列经济制度的主要制定者,从元狩年间的货币制度改革,到均输、平准,再到盐铁官营,及公元前98年实行的“榷酒酤”(政府垄断酒的酿造和销售),桑弘羊无不参与其间。武帝将桑弘羊推进新皇帝的权力核心,应该是想利用他的理财能力,同时也有继续执行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的意思。
  从汉武帝为太子安排的四位大臣来看,他对自己的功过和逝后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有相当理智的思考。四位都是武帝信任多年的近臣,都对皇帝忠心耿耿(就此而言,武帝看走了眼,详见下文)。他们又各有所长,霍光有城府,长于政事;金日有大义灭亲的凛然正气,上官桀勇武有力,桑弘羊长于经济。武帝固然在晚年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但他并没有一概否定自己,至少对盐铁官营等经济制度仍持肯定态度。可见武帝希望子孙不要再像他一样穷兵黩武,为百姓创造一个相对轻松、富足的社会。但他也不愿再现汉初那种静而无为的局面。
  老臣幼主史书说霍光“初辅幼主,政自己出”,霍光大有专权之势,但昭帝并非毫无主见。
  金日的两个儿子赏和建与昭帝年纪相当,经常与昭帝在一起。后来赏继承了父亲的爵位,而且又在政府中担任官吏,因此得以“佩两绶”。昭帝问霍光,金氏兄弟能不能都“佩两绶”。霍光认为不可,时年八九岁左右的昭帝笑言:“侯不在我与将军乎?”霍光对以“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汉书·霍光金日传》)。
  上官桀、桑弘羊、燕王刘旦等人阴谋陷害霍光,趁霍光出宫休假,假借燕王名义上书,谎称霍光有谋反动向,要求进宫护驾。但年仅14岁的刘弗陵察几知微,看穿了奏书中的不实之言。昭帝将霍光召进宫,告诉他有人要陷害他,并表明自己不相信。从此以后,凡有进谗言攻击霍光者,昭帝都加以呵斥:“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
  霍光也没有辜负两位皇帝的信赖,他处事公私分明,公正严明,因此深得民心。昭帝在位十三年,与霍光之间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关系,霍光的忠厚和昭帝的颖悟有主见共同促成了君臣间的良好关系。霍光与昭帝相互信任,使汉武帝晚年定下的政策能得到有效的贯彻。
  以性格论,霍光是忠厚之人,且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金日虽在政治上并无专长,但也没有野心。上官桀则不同,此人靠奉承上意而得信任,是溜须拍马之流。桑弘羊精于算计,长居高位,自认为功绩可嘉。
  四人中以霍光地位最高,其他人如要获取权势,很多事情都绕不开霍光,但霍光却是执事公正之人。霍光与上官桀是亲家,他的长女是上官桀之子上官安的妻子,上官安有一个与昭帝年龄相仿的女儿。上官桀利用与长公主鄂侯盖主的关系,将小孙女送进皇宫,几个月后就被立为皇后。上官安也因此被任为骠骑将军,封桑乐侯。上官桀又经常利用霍光出宫休假的机会,进宫代为主事。上官安则得意忘形,在宫中得到赏赐后,对宾客声言与女婿痛饮,乐哉!由于受过长公主的恩惠,上官父子常怀其恩德,伺机报答。长公主有个叫丁外人的幸臣,上官父子想助他封侯,霍光不允许;退而欲为光禄大夫,霍光又不应允。长公主、上官父子从此怨恨霍光,试图借助身为皇后娘家的背景与霍光争权。
  霍光的严明还激怒了桑弘羊。桑弘羊以为自己为国兴利,居功至伟,但他为子孙求官却遭霍光拒绝。武帝的儿子燕王刘旦也掺和了进来。他在刘据自杀后,以为按次序而论,自己有被立为太子的机会,于是上书请求入宫宿卫。汉武帝见书信后大怒,斩杀使者,又察刘旦包庇罪犯,于是削夺了燕王的封地。武帝逝后,燕王刘旦总欲借机夺权。上官父子、盖主、桑弘羊和燕王刘旦很快聚集在一起,阴谋陷霍光于死地。但他们的第一次阴谋被年幼的昭帝一眼洞穿,于是又生一计,在长公主家摆下鸿门宴,埋伏士兵攻杀霍光,然后废昭帝,立燕王为帝。而上官安则算计着诱杀燕王刘旦,废昭帝后再立上官桀为帝。事未成而泄,上官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等尽被株连宗族,两位皇亲也畏罪自杀。
  除了权势争夺外,桑弘羊与霍光在政见上也有矛盾。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存在与民争利的嫌疑,而霍光则秉承武帝“富民”的遗志,倾向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谏大夫杜延年数次劝告霍光,认为粮食连年减产,而国家又承武帝奢侈等流弊,流民无家可归,许多田地被抛荒,因此宜行文帝时俭约、宽和的政策。霍光心悦其言。第二年,下诏令郡国所举贤良、文学之士言民之疾苦和教化之要。结果很多人都建议罢弃盐、铁、酒官营和均输官,桑弘羊则坚持认为这些政策是国之命脉,是国家得以控制四夷、保边地平安的根本,万万不可废弃。自此以后,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成为臣民百姓的热衷话题,而霍、桑二人也结下了不快。
  由于金日在权力斗争中经常置身事外,因此他与霍光之间并没有产生大的冲突。在上官桀等死后,除了年轻的皇帝,几乎无人能钳制霍光的权力。
  盐铁会议盐铁会议是中国古代史上一场讨论国家经济制度的会谈,会谈中的一方是政府官员桑弘羊、田千秋,另一方是地方官员推荐的“贤良文学”之士,他们是地方精英的代表。双方辩论的焦点是:武帝时开始实行的盐铁酒官营政策。
  盐铁会议是杜延年在公元前82年的建议直接引发的。在建议中,杜延年虽没有要求罢盐铁酒官营“平准”和“均输”官的事,但他恢复文帝时政策的动议却可能再次引起了霍光等人对武帝时经济政策的反思。而在第二年春天的贤良、文学之士的对策中,盐铁诸事已经成为矛头所指。桑弘羊极力辩驳,认为盐铁官营关系国家安危,是稳定边境的根本,万万不可废。但桑弘羊并没有坚持“酒酤”,他与丞相田千秋一起上奏,要求罢除“酒酤”。同年秋天,政府下令废除“榷酤官”,盐铁官营和均输官仍然继续维持。这就是盐铁会议的大致情形。
  贤良、文学之士认为盐铁官是“与天下争利”,但从政府的角度看,控制盐、铁不仅意味着可以通过这两种重要商品调控国内经济,而且也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如果将盐、铁放归百姓经营的话,政府的财政收入会锐减,守护边疆的军队将难以维持。而且还会引出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扩大、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等。武帝时实行这些政策与对外战争有很大的关系,但它也提高了政府控制经济、维护边境和平的能力。均输官也是武帝时代控制国内经济的主要措施。如果依从“贤良、文学”的要求,将盐、铁和均输官也罢除的话,经济形式就将重新回到武帝之前的局面。政府最终只废除了酒榷,而且在桑弘羊等被诛后,盐铁等政策仍然存用,这说明霍光以及当时的统治阶层对武帝时的经济政策有比民间更为清醒而理智的认识。后来元帝曾一度废除盐铁官,但很快就恢复了。
  昭宣中兴昭帝英年早逝,在位13年而崩。经过一番曲折,霍光选立了新的皇帝,即汉宣帝。汉宣帝在位期间,对如何治理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成了成熟的思路,他也书写了刘氏王朝又一段辉煌的历史。
  选立宣帝始末昭帝去世后,霍光与群臣商议当立何人为帝。许多大臣主张立汉武帝的儿子广陵王刘胥,但霍光考虑到刘胥行为不检点,为汉武帝所不悦,所以不宜立为皇帝。当时有人上书言立帝事宜,“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汉书·霍光传》)。正中霍光下怀,遂决定立昌邑王刘贺为帝。
  昌邑王刘贺是昌邑哀王之子,是汉武帝的孙子。刘贺行为狂纵,言行举止经常有违礼仪,即位以后不思改恶从善,对身边近臣龚遂的忠言置若罔闻。刘贺令霍光心中的不安情绪与日俱增,经过霍光与张安世、田延年和杨敞的努力,最终通过皇太后(昭帝皇后,霍光的外孙女,当时16岁左右)之手,将刘贺赶下帝位。刘贺总计在位27天。
  废刘贺后,汉朝平稳度过了27天没有皇帝的日子,在这期间,霍光与张安世等人反复商讨,最后同意了丙吉的推荐,决定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
  汉宣帝是汉武帝太子刘据的孙子,他的父母在巫蛊之祸中全部罹难,当时汉宣帝才出生几个月。汉宣帝在监狱中过了5年后,才获得赦免。在监狱中,负责管理关押巫蛊一案囚犯的丙吉怜悯还是婴儿的汉宣帝,找来妇女悉心照顾汉宣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重,望见长安监狱中有“天子气”,遂下令将囚犯全部杀掉。但丙吉却坚闭大门,拒绝皇帝的使者进入监狱,汉武帝闻后,以为“天使之也”,乃大赦天下。出狱后,丙吉见汉宣帝孤苦,就将他送往史良娣(刘据的宠姬之一,汉宣帝的奶奶。太子的妻妾分三等:妃、良娣、孺子)的兄长史恭家,一直由年已高龄的贞君(史恭的母亲)抚养。一段时间后,汉宣帝被召至掖庭(在宫中,汉武帝前为永巷,是妃嫔居住的地方),但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民间。
  在掖庭时,汉宣帝又得到曾经事从刘据,时任掖庭令的张贺(张安世的弟弟)的照顾。张贺承担费用,请人教汉宣帝读书,待其年长后,又为其娶妻。张贺本想将张安世之女嫁与宣帝,但遭到势利的兄长反对,不得不帮宣帝娶平民之女为妻。汉宣帝虽命运多舛,但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史书说他曾拜师学习《诗经》(丙吉向霍光推荐时,说汉宣帝“师受《诗经》、《论语》、《孝经》”),他接受的主要是儒家文化的教育。又由于长期混迹民间,汉宣帝“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汉书·宣帝纪》)。
  儒法并重汉宣帝受过儒学教育,而且由于个人的特殊经历,他又深知民间疾苦,两者的结合使汉宣帝时期的吏治具有刚柔相济、赏罚分明的特点。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路温舒上书奏请省法制,宽刑罚。是年十二月宣帝下诏专设廷尉平一职,职掌审察官员是否滥用刑罚。第二年,下诏不再以子为父母隐、妻为夫隐等为罪行。这条法律自秦国时就存在,废除此条与汉代尊崇儒学有一定的关系。为了防治吏治腐败,宣帝还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下诏提高百石以下吏员的俸禄。
  昭宣之世,地方豪强大室给中央的统治制造了不少的困难,宣帝时任用的数位掌政三辅地区的官员无不以威刑治服地方豪富。赵广汉起于低级吏员,在颍川太守任上时即行诈术,以善治豪杰大姓,吏治严明著称。与人交谈或审问案件时,赵广汉尤其擅长曲折迂回战术。在京兆尹任上时,京兆大治,“威制豪强,小民得职”、“长老传以为自汉兴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尹翁归出身小吏,晓习文法,为政任刑。在右扶风任职时,“盗贼课常为三辅最”。当渤海、胶东二郡“盗贼并起”时,张敞上书自请治之,认为“治剧郡非赏罚无不以劝善惩恶”。而在赵广汉被诛后,京兆尹一直未找到称职的官员,长安城内的治安日渐恶劣。张敞上任后,力行赏罚,京兆尹的社会秩序很快就稳定了下来。但当张敞去任后,情况很快转恶,宣帝不得不再次起用被劾而赋闲在家的张敞。韩延寿与上述三人不同,他治民崇尚教化,在颍川时改善了赵广汉吏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左冯翊时,韩延寿的方法仍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而治政思路与韩延寿相差不多的黄霸虽在颍川等地取得骄人的成绩,但面对京兆尹的复杂情况,最终因不称职而回到颍川。
  上述官吏的际遇反映了当时社会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除韩延寿以外,他们为政多重儒、法融合,面对社会问题采取积极而灵活的态度;二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在增多,豪富强宗与官员朋比为奸,作奸犯科等现象与日俱增,社会风尚成下降之势。这一点也是地方大员在执政时注重刑法的原因。
  虽然尊崇儒学,但宣帝本人对法令仍很重视。《汉书·宣元六王传》载:“而宪王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帝甚爱之。太子宽仁,喜儒术,上数嗟叹宪王:‘真我子也!’”而宣帝对太子的忠告,更能代表他的治国之术的取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所谓的“王道”、“德教”、“周政”,都是儒术所高唱的。但宣帝更强调实用,他认为面对复杂的社会,没有足够的政治斗争的能力就难以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同样需要“霸道”,即权术、刑法等治国利器。汉宣帝的治国之术既是对汉兴以来历代君主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也是迫于当时的社会情形而做出的实用主义式的思考。
  重视儒学经学之士的地位在昭宣时代较此前有很大的提高。霍光等人虽非深谙儒学,但当他看到研究《尚书》的夏侯胜向昌邑王进谏说臣下有阴谋后,益发重视经学之士。而事实上,当时的很多官吏或贵族都注重学习儒家的经典,只当了二十多天皇帝的昌邑王就学习过《诗经》,在他被废后,他的老师王式自言常以《诗经》劝谏,竟因此得以免罪。当宣帝被收养在掖庭时,张贺延请的老师也以教儒家典籍为主。
  博士参政议政的机会增多,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中,儒者批评武帝时的盐铁政策,成为商讨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力量。当霍光召集商讨废罢昌邑王的会议时,博士也列席了会议,而杨敞在言请废昌邑王的上书中,说“臣敞等谨与博士等议”,博士又参与了事关王朝命运的决策过程。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49个郡国同时发生地震,宣帝要求官员“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而夏侯胜的得用和获得皇帝的尊重甚至被儒者引以为荣。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宣帝下诏组织儒生讨论五经异同,会后增列了《易》、《尚书》和《春秋》博士。博士弟子在昭宣时代也有大幅增加,昭帝时由50人增至100人,宣帝末年又增加到200人。
  昭宣中兴由于自霍光执政始,朝廷即开始改变武帝时苛刻的经济政策,遵循武帝临终时定下的富民、安民的治国方略。霍光又听从大臣的建议,恢复了汉初的一些经济政策,组织反思武帝时的盐铁官营等政府垄断的经济行为,还废除了酒类专酿专售的政策。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政府派遣使者借贷农民以粮食和种子,同年秋又下诏免除当年借贷粮食和种子的债务,且免收一年田租。第二年,又下诏减轻农民税赋。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下诏减少口赋钱十分之三。在霍光辅政期间,多有惠民之举,社会经济以很快的速度复苏。班固说昭帝“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指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
  宣帝期间仍然重视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农业生产,招抚流民还归农田,每逢天灾或歉收总有惠民之举。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天大旱,诏令受重灾者免当年税赋。第二年又下诏,申令“农者兴德之本”,要求皇室减少人员,使之归于农耕。同年又免除受地震灾害之民众的租赋。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借给贫民耕地,后来又令贷给粮食和种子。两年后,又反复下令要求善待贫民和鳏寡孤独者,在地震后又要求省减皇室和政府开支,鼓励流民回乡耕种,且贷给粮、种,并免税赋。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宣帝考虑到受水灾影响,民众生计困难,特下令降低盐价。
  宣帝时代在经济制度上也有创举。五凤年间,耿寿昌建言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离长安较近的地方籴谷供应京师,相应地可以减少从关东地区漕运的人力和费用。又在边地筑粮仓,价贱时购入,价贵时抛售以稳定谷价,取名为常平仓。
  经过昭、宣时期的生息,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再加上宣帝时期吏治相对清明,因此成功实现了“中兴”事业,史称“昭宣中兴”。班固在《汉书·宣帝纪》末尾赞美道:“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能精其能……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
 第五章
  西京夕阳:西汉末年的外戚专权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在他逝后并未得到继任者的重视,再加上武帝以来的长年积弊,汉王朝很快转入衰败的轨道。
  当皇帝懦弱时,他身边的人就开始狐假虎威,他们的贪婪和奸诈使皇帝几成傀儡。在西汉末年的政治舞台上,外戚是权力斗争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皇权的旁落在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治中,皇帝的人格至关重要,他不仅需要练就过人的毅力,而且必须熟知各类权术,懂得恩威并施。汉宣帝深谙此道,所以他能最终成就“中兴”事业。元帝及以后的几位皇帝太柔弱,他们本性善良,但心术太正,兼及优柔寡断。他们的意志往往被自己的欲望或旁人的奸猾牵引,最终失去权柄。
  柔弱无主的元帝元帝在做太子时即爱好儒术,劝谏宣帝省用刑名法术。即位之后,他终于有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令人,也令他自己失望。
  宣帝逝世前拜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勳、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皆受遗诏辅政。元帝即位之初,萧、周二人因曾任太子太傅而颇受尊重,二人的意见也常被皇帝采纳。
  武帝时,宦官开始参与政事;在宣帝时代,宦官的作用更大。在宣帝逝世后,宦官弘恭、石显仍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萧、周二人见用,因此弘恭、石显遂与史高互为表里。萧望之认为任用宦官非汉朝旧制,因此奏请改任士人,这令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萧望之所面临的权力格局与霍光秉政之初时类似,但他却没有霍氏那样的好运。昭帝14岁便能窥破臣下的奸谋,元帝虽已成年,却不能当机立断地保护自己所尊敬的大臣。当石显上奏说萧、周、刘更生等人互为朋党,党同伐异,请求将萧等“召至廷尉”时。元帝竟然不知“召至廷尉”是逮捕入狱的意思,糊里糊涂地同意了石显的奏议。不久,元帝召请周、刘二人议事,这才知道他们已身陷囹圄。萧等虽被放出监狱,但萧被削职,周、刘被贬为庶人。
  一段时间之后,石显等再次诬陷萧望之,奏请将其下狱。元帝认为萧性素刚强,不会轻易认罪入狱,其实是担心萧自杀。石显却答非所问,妄说萧望之“语言薄罪,必亡所忧”。元帝同意了石显的奏请。萧望之最后在家中自杀,元帝听闻后叹惜不已,“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汉书·萧望之传》)”,悲痛废食。但石显等只是被元帝训斥了一番,并未受到处罚,最后不了了之。直至逝世,元帝一直未能将石显从身边赶走。
  一段时间后,元帝又想起了周堪,试图重新起用这位老臣。但在听了杨兴的一通胡言后,竟然再次贬弃周堪。发生在萧望之、周堪身上的事足以说明元帝的柔弱无主见,不能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维护自己的权威。
  受制于外戚的成帝元帝虽无主见,但他仍然相当勤勉,继位的成帝却连勤勉都抛弃了,好色、奢侈是对他恰当的描述。成帝时代,外戚的权力逐渐强大,皇权的旁落已成不可挽回的趋势。
  成帝做太子时即好色,即位后,皇太后即诏采良家女以备后宫不时之需。成帝一直为无子嗣而担忧,这也成为他好色的最佳借口。而命运似乎成心要捉弄这位皇帝,广蓄妃嫔并未给他带来儿子。自从宠幸能歌善舞的赵飞燕之后,成帝遂惑于其言,竟至废皇后,乃立赵飞燕为皇后。之后,赵飞燕又失宠,而她的妹妹则极尽宠爱,皇帝为她建筑的宫殿铺铜镶金,装饰着各种名贵宝石。刘向见此情景,于是就从各种古书中采撷故事,编成了《列女传》。但成帝看了之后,也只是赞赏,然后叹叹气而已。为了皇室的香火,成帝又求助于鬼神,迷信方士的胡言乱语。
  皇帝势弱,太后的羽翼却迅速丰满。在成帝即位后,石显很快失宠,随之外戚的权势逐日攀升。成帝时的太后是元帝的王皇后,她出身于一个大家族,共有兄弟八人,她有位长辈是宣帝的母亲,宣帝的王皇后,即邛成太后是她的姑母。元帝时爱幸定陶王,几以之代太子,但受王商等外戚重臣的钳制,太子的地位一直非常稳固。待太子即位后,王商等人更是权倾朝野。王氏家族数人在朝内任高官,如王商任丞相、王凤任大将军,权势最盛时有十位被封侯、五位曾任大司马。面对强势的外戚,成帝时常无可奈何。当时王氏家族的人争相以奢侈为尚,王商病中避暑,从皇帝那里借居明光宫,然后穿城引水入宫中洼地,池中行舟。成帝微服出行,看到王商的宅院极尽豪华。于是成帝斥责车骑将军王音,知此消息后,王商、王根兄弟假装自黥、自劓,以求太后宽恕。最后,王商等只是负斧请罪而已。只要有太后在,成帝实际上并不能惩罚他们。
  成帝并不是没有看到身前的危机,但王氏家族不仅人多势众,而且长期据有高位,在朝廷上已经根深蒂固,非成帝一人所能撼动。刘向当时曾多次进谏,或明语,或暗示,劝成帝铲除外戚,以固刘氏,但成帝往往只能心向往之,而无从实行,刘向终其一生未获大用。多数朝廷大臣则忌惮王氏的权力,不敢尽呈忠言。当成帝以灾异是否与外戚有关联的问题请教经学之士张禹时,后者为了保全自己的富贵,竟然曲护王氏,劝成帝不要听信那些攻击外戚的言语,成帝听后深信不疑。成帝时代养成强大力量的王氏家族,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最终由王莽篡夺了刘氏皇权。
  成帝用度奢侈,为了向外族夸富,他驱使民众四处捕获珍禽异兽,集送至京师的射熊馆。然后用大网将野兽圈起来,供胡人射猎,成帝则在旁边观赏。成帝下令修治的昌陵因工程浩大,历时五年而未成,百姓疲惫,最后不得不停工。
  左右为难的哀帝哀帝的身世和所处的时代,使他左右为难,犹如一只风箱里的老鼠。哀帝时,皇权的旁落已成定局,纵使哀帝时有自强之意,已无力挽转颓势。
  哀帝并不是成帝的儿子,而是定陶恭王的儿子,即成帝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儿子,三岁时继承父爵为定陶恭王。这位幸运的贵族很早就居住在长安的皇宫内,他举止得体,熟习经书,因此得到一直没有子嗣的成帝的喜爱。而定陶王的祖母傅太后也跟着他居住在长安,这是一位较有远见的老太太,她通过贿赂结交了皇帝的宠妃赵飞燕姐妹和皇帝的舅舅骠骑将军王根。二赵、一王也想为自己寻找稳固的靠山和安全的退路,三人心领神会,最终促成皇帝将定陶王立为太子。
  定陶王即位为帝之后,傅太后被封为恭皇太后,但她很快就厌倦了自己的封号,她再也不愿意屈尊在太皇太后,即元帝王皇后之下。而由于傅太后与赵飞燕等相勾结,王氏也对其心有怨恨。约一两年后,哀帝禁不住傅太后的压力,以及一些大臣的进谏,下诏改封傅太后为帝太太后,哀帝的生母封为帝太后。此时的后宫中,共有四位太后:王太后、傅太后、丁太后、赵太后(赵飞燕),前两位的权势最大,两人间的斗争也不断。傅太后家族有多人被封为列侯,两位侄子官至大司马。傅太后本人性格暴戾,诡计多端,得势之后直呼王太后为“妪”,这个称呼如同现在的“老家伙”。丁太后、赵太后由于兄弟不多,权势稍弱,但丁太后家族仍有一人官至大司马,位至将军、九卿、二千石的也有六人,另有十多人在皇帝身边任职。
  哀帝时代,王氏家族的权力受到一定的扼制,王莽等被迫去官,但由于树大根深,再加上朝廷上大臣的相助,终不至枝叶无存。而且王太后长寿,在傅太后、丁太后、赵太后死后,她仍然健康地生活了许多年,直到王莽建国五年(公元13年)她才去世,高龄84岁,她的长寿为王氏家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哀帝也曾尝试着强固自己的权威。居位时间虽短,但屡次下诏征举贤良方正,或赈救灾民,试图有所作为。但自成帝以来的外戚专权,积弊时久,已非一日之寒,而且各种社会弊病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哀帝很难有所成就。更不幸的是,哀帝还因过于喜爱一个庸碌的臣子而为自己招来了骂名。
  这位臣子就是董贤,一个经历短暂荣耀之后悲惨死去的“佞幸”。董贤本来是太子宫中的一位小吏,因长相英俊而引起哀帝注意,与他交谈之后,哀帝更加喜爱。哀帝对董贤的尊敬远远超出了二人之间的君臣关系,董贤不仅随侍左右,而且“常与上卧起”,也就是说经常同榻共眠。有一次白天小睡,哀帝想起床,但发现熟睡未醒的董贤压住了自己的衣袖。哀帝不忍惊醒宠爱之臣的美梦,遂自断衣袖而起。董贤脾性温和,每次轮休时,都不回家,留在宫中为皇帝(哀帝常年有病)喂汤进药。哀帝投桃报李,允许董的妻子居住在董在宫中的房子里,又征其妹入宫为昭仪,为他的父亲加官晋爵,董贤的岳父和妻弟也因此得官。
  董贤自己也获得了极大的尊宠,年仅22岁的他就位列三公,而且朝中百官都要通过他向皇帝上奏,班固称“宠在丁、傅之右矣”(《汉书·佞幸传》)。在一次酒席中,哀帝对董贤说要效法尧舜禅让,将帝位让给董贤。在旁边的王闳(当时王氏家族只有他与其兄长在朝廷任职)立即进谏,劝皇帝马上停止酒醉时的疯言疯语。哀帝默然良久,从此不再邀请王闳参加酒宴。
  哀帝也许有借董贤之力压制外戚的意图,因为皇帝的舅舅丁明被皇帝免除大司马之职后,董贤就代替了丁明的位置。但哀帝明显找错了人,在他去世之后,董贤紧张惶恐到不能料理丧事,结果使王莽获得良机,后者随随便便找了个理由,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剥夺了董贤的权力。一无所有的董贤回到家中,与妻子一起自杀而亡。王莽又将董家驱出中原,没收全部家产,那些通过董贤而获官位的人也全被罢免。对付董贤,王莽简直就像面对一只坠落在地的风筝。
  汉末政治中的经学之士汉末几位皇帝虽不能强国富民,但他们却尊崇儒术,实行了很多带有儒家色彩的政策,尤其是元、成二位皇帝。在强毅进取的皇帝眼里,儒术只配做幌子,但在柔弱的皇帝眼里,并不如此。
  也是在汉末,由于皇帝的个人爱好,儒学之士倡导的复古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社会上的复古风气也日渐浓厚。王莽的篡位不是他一个人努力的结果,是汉末社会集体促成的。
  从儒学之士获重用、皇帝所受教育和政府鼓励儒学教育的一些措施都可以发现汉末社会极重儒学。
  在元帝时代,薛广德、贡禹、韦玄成、匡衡等儒学之士都曾列居高官。薛广德长于鲁《诗》,曾以此教授于楚国,进而得萧望之推荐,再后来代贡禹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薛广德的特点是直言进谏,有时甚至不给皇帝情面。贡禹在元帝即位之初即获征诏,但当时年纪已经很大,后来官至御史大夫。贡禹曾上书数十次,他上书言事首先援引古事,然后征引典籍。概其大意,无非是建议元帝恭行俭约、减轻百姓赋役、罢除盐铁官、禁止近臣家属经商等。贡禹的很多建议,元帝都采纳了,如减少宫苑守卫、皇室费用等等。韦玄成家世代擅长经学,他的父亲韦贤从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起代蔡义为丞相,韦玄成曾与萧望之等论“五经”异同,后在永光年间(公元前43年至前39年)位登丞相。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守正持重不及父贤,文采过之”(《汉书·韦贤传》)。匡衡是一位擅长《诗经》学的博士,他于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继逝世的韦玄成为丞相,他对元帝虽有所匡正,但碍于石显,往往与韦玄成一样,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元帝逝后,匡衡上书弹劾石显。但匡衡也被人劾奏,说他在此前迎合石显,不以社稷之利为重,有违丞相之职守,而且还暗中私吞租税。
  成帝时,以《论语》学见长的张禹也官至丞相。成帝即位之初,张禹与成帝的舅舅王凤共领尚书事,心中总觉不安,遂请求解官归田,其实是想避开外戚的威胁。但成帝并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张禹升为丞相。张禹在丞相任上共六年,后以年老体衰而解官。成帝敬重张禹,但张禹却不能为皇帝排忧解难,面对当时外戚专权的严峻形势,张禹只求明哲保身,甚至以巧言哄瞒皇帝。而张禹自己的私生活也与他所擅长的学问不相称,他喜好聚财,最多时有四百顷田地,而且都是泾、渭一带的上好田地。他还崇尚奢华,常在大宅的后堂歌舞为乐。
  成帝时代的另一位丞相翟方进同样以经学闻名,尤其长于《春秋》学,曾在太学习《穀梁春秋》,又喜好《左氏春秋》。翟方进还熟习文法,常以儒学缘饰法律。翟担任九年的丞相后,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天呈异象,有小吏进言成帝,认为大臣应该为皇帝分忧,以避免皇帝驾崩。可怜的翟方进被成帝选中,成为皇帝挡避灾患的盾牌。成帝赐书将翟方进数落了一通,将历年来的灾害动乱全推到身为丞相的翟方进身上。然后假惺惺地说“欲退君位,尚未忍”(《汉书·翟方进传》),要翟仔细思量,好自为之,并赐美酒、牛。翟方进别无选择,看到御书后,很快就自杀了。
  孔子的后人孔霸在成帝时以治《尚书》闻名于世,在宣帝时教授太子经书。元帝即位后,打算委用孔霸为丞相,但他坚拒不就,元帝也只好作罢。孔霸的小儿子孔光同样明于经学,于成帝初年被举为博士。在成帝暴崩前夕,孔光被拜为丞相,接替去世的翟方进。哀帝初年,身为丞相的孔光试图使傅太后不得轻易亲近哀帝,但终究未获成功,再加上他在此前得罪了外戚王氏,在外戚的排挤下,孔光被免职。后来,孔光又再次被征用,代替死去的王嘉,再次任丞相。几个月之后,孔光的位置被另一个儒者马宫替代。在王莽专权其间,孔光被迫留在宫中任太师,直至元始五年(公元5年)去世。
  在孔光第二次担任丞相前,五经博士平当曾担任了几个月的丞相。平当擅长用灾异分析政治得失,史书说他“以经明《禹贡》”,他可能以研究《尚书》见长。平当的儿子平晏也以经学进仕,位至大司徒(丞相,哀帝时改为大司徒)。
  在平当逝世后,王嘉升为丞相,时当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王嘉通明经学,为人忠正能直言。后王嘉因违逆上意,推荐了皇帝不喜欢的人,且不同意给董贤加封。哀帝龙颜大怒,逼迫王嘉自杀,王嘉拒绝自杀,自投廷尉,最后在监狱中呕血而亡。
  从元帝即位到哀帝驾崩,共有13任、12位丞相,其中元帝的第一位丞相于定国是宣帝时定下来的,在余下的11位丞相中,有8位是因通明经学而进入仕途的,王商是外戚,薛宣和朱博都起于佐吏。由于在汉武帝时便废除了太尉一职,丞相因此独兼三公,位极人臣。这些以儒学见用的丞相中,虽偶有谏争,在政治上并无大的建树。他们其中有人迂阔,也有人随世俯仰,并没有改变汉末政治外戚专权的大格局,面对外戚的锋芒,他们时常采取消极的回避。当然,这也与汉武帝确立“中朝”,削弱相权后形成的政治体制有关。“中朝”多任皇帝亲信和外戚,他们掌握着朝中实权,在这种大背景下,丞相很难有所作为,也不能过高估计丞相多为经学之士对政治的影响。
  重用经学之士的同时,朝廷上也掀起了复古的潮流,官员言事,或者皇帝下诏,都喜欢引古自重。元、成二帝多次减省宫室费用,就与贡禹要求皇帝复古有关,贡禹还曾建请废除货币,以布帛和谷代替,但未获实行。一些官名的改动也受复古的影响。成帝时,御史大夫何武以为丞相独兼三公与古制不合,请求建三公官。成帝向老师张禹请教,后者也赞同何的请求。于是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去大司马骠骑将军中的将军之号,直称为大司马,俸禄皆如同丞相。哀帝初年,又恢复原名,四年后,又改成大司空、大司马,丞相改成大司徒。公元前8年,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上奏,引《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要求将权重爵轻的刺史更名为州牧,且秩二千石。同年,刘向上书,认为宜仿古兴立辟雍、设庠序。所谓辟雍就是天子之学宫,庠序是地方性的学校,这些都是古代的名词。成帝要求大臣讨论,但最终不了了之。哀帝初年,他的老师师丹以古代的井田制为例,建议限制占田。哀帝时还有人上书言古代以龟贝为货,建议改易钱币而从古,哀帝询问师丹,师丹也赞成此说。由于这种迂腐的主张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才没有实行。这些复古、慕古的动议全部出自儒学之士。
  在元、成、哀三位帝王执政期间,经学之士之所以能获重用,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这三位皇帝自幼熟读经书,对儒学心有倾慕。元帝从小就接受儒学之士的教育,他的几位老师都是当时的名儒,如萧望之就对经学素有研究。韦玄成、匡衡和张禹都曾任成帝的老师,所以成帝幼时就熟读儒家经典,即位之后还经常研习典籍。哀帝能受到成帝的激赏与他爱好经学有关。从三位皇帝的诏书可以看出,他们喜欢引用《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可见他们对这些典籍相当喜爱。
  其二是自武帝设立太学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培养了大量致力于政治的博士或博士弟子。上述以经学入仕的高官中,有很多就是通过博士而进入仕途的。从昭帝时起,博士弟子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元帝时,索性一度不加限制。几年后,由于经费紧张,遂立博士弟子为1000人。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将博士弟子增至3000人,一年多后,又恢复到1000人。博士弟子具有官员后备人才的性质,大幅增员对朝廷上的风尚应有极大影响,这些人大都有政治追求,他们聚集在一起很容易形成一种氛围,继而波及朝政。
  汉末社会辉煌不可重来,这是对汉末社会的真实写照。尽管皇帝不算太坏,他们也时常施行善举,试图挽回颓势。但整个社会的崩坏,恍如决堤的河水,再无回流的可能。
  皇帝的善举汉末的几位皇帝在政治上都相对宽和,皇帝也经常下诏体恤民情。元帝时代,皇帝除经常下诏减免租赋,还屡屡诏令省减皇室用度。以元帝即位的第一年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为例,三月下诏“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即令将皇室和国家名下的公田借给贫民耕种。四月,以关东数郡被水灾,诏令重灾者可免租赋,将属少府(负责皇帝用度的官职)管辖下的“江海陂湖园池”借给贫民耕种,且不收租赋。六月,发生疾疫,诏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即节省皇室开销。九月,关东郡国发生洪灾,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太仆是负责车马的官职,水衡是负责皇家苑囿的官职。一年之中,皇帝四次下诏减少皇室开支,以皇室田地赈救灾民,可见元帝一番良苦用心。但皇帝的苦心并未得到下臣的体谅,地方豪富、皇亲国戚照常过着他们奢侈的生活,照常占有大量田地和宽广的园林。像初元元年的这些善政,元帝时代还有很多,天下一有灾害,皇帝往往自损以益黎民。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由于关东连连遭灾,皇帝决意施惠于民以求救黎民于水火,“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同时“省刑罚七十余事”。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元帝开始修筑自己的陵墓,诏令不再迁徙郡国民众至陵旁置邑(《汉书·元帝纪》,以修筑陵墓为借口而迁徙富民有削弱地方豪富势力的作用,但元帝显然没有领悟到这层用意)。
  元帝的善举源于他崇尚儒学,史称他“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汉书·匡张孔马传》)。但他的这些善政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局面,也许他想将自己作为天下的模范,认为自己的行动可以感召人们和他一起努力建设好刘氏的王朝。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元帝的继任者成帝也是一位“宽博谨慎”的儒者,年轻时喜欢阅读经书,即位之后仍时或研读经书。他继承其父遗风,或免租,或节省自家开销。建始元年秋天(公元前32年),成帝一次就下诏废除上林宫馆25所。十二月,大风,粮食减产,又下令免收田租。第二年,成帝又罢弃了六厩和技巧官,以示减少娱乐,节约开支。当成帝最终发现昌陵工程耗时长久时,果断地停止了工程。他还多次要求轻刑罚,宽大治狱。
  当成帝谨慎不忘自勉时,他的一些舅舅并不洁身自好,身居高位而不以社稷为重,反以夸富为乐,甚至侵占田地。元帝时还能将公田借给贫民耕种,但成帝时已不见这类举措,也许公田已经所剩不多。轮到哀帝时,皇宫中的皇帝更是四面受敌,四位太后及其一大帮兄弟子侄围着他,权力几乎被外戚瓜分殆尽,而他所喜爱的董贤又并无政治才能。
  尽管如此,哀帝还是显示出了他欲力挽狂澜于大厦之将倾的决心。哀帝即位后不久,经其老师师丹建议,试图改变土地兼并的现实。诏书说:“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者多蓄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例。”(《汉书·哀帝纪》)当时的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遂上奏:“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汉书·食货志》)但是,外戚丁、傅二家,以及皇帝的佞幸董贤都不以为然,皇帝只好将此事按下不表,最后不了了之。哀帝不喜欢音乐,于是就废除了乐府,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开始起陵墓,下诏“勿徙郡国民,使得自安”。
  但不管皇帝如何努力,终究不能改变当时社会的最大弊病,如外戚专权、土地集中等。元、成、哀三位皇帝由于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使其治国理政不至于一无是处。班固说元帝多才多艺,且“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成帝“善修容仪……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哀帝则“文辞博敏,幼有令闻……欲强主威,以则武、宣……飨国不永,哀哉!”同样的惠民政策,在汉初是与民休息,最终促成盛世,而在汉末则成为皇帝的个人表演。皇帝越来越弱,权柄外移,最终成就乱世。汉宣帝当初训斥太子(元帝)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这是史家的事后诸葛,还是汉宣帝的远见呢?后人已无从知晓。
  盗贼并兴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社会的抗灾能力极弱,天灾往往带来社会的动荡。如果天灾之外还有人祸,情况就将更加危急。
  元帝初年,关东频遭水害,不仅粮食减产,而且洪水退后疾疫流行,百姓饥病交加,山东等地甚至出现食人肉的现象。水灾之外,又有地震。灾害连连,元帝屡下诏令,以为阴阳不调,要求大臣僚属、贤良方正多所进言。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元帝诏书中说“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第二年十一月又下诏:“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时隔不久,又恢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名额也加以限制,原因是“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繇役”。这是由于在面临灾害的同时,政府还要派兵镇压西羌的动乱。流民问题也扰得元帝内心不安,即位之初,关东水灾导致的流民已进入关中。永元年间,流民仍令政府深感忧苦。
  综合以上情况看,元帝时的社会由于灾害及吏治腐败的影响,百姓生计艰难,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逐年增加。政府在财政上也相当紧张,对社会的控制力也相应地减小。由于灾害减少,成帝时代似乎略有改观(班固说“遭世承平,上下和睦”,其言似有夸饰),但社会的动荡却愈演愈烈。
  流民问题在成帝时代已经相当严重。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生水灾,流民大量拥入关中地区,诏令“勿苛留”,并派遣吏员巡视。直至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流民引起的社会问题似乎更趋严峻。皇帝诏令:“数敕有司,务行宽大,而禁苛暴,迄今不改。”“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流民欲入关,辄籍内。所之郡国,谨遇以理,务有以全活之。”吏治的腐败使流民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谷永在上成帝书中痛陈灾异,说建始以来的二十多年间,群灾大异,交错蜂起。认为当时民众饥馑而吏不恤,而且赋敛过重。当年又发生了重大灾害,由于连年歉收,百姓流离失所。
  流民之外,各地频繁出现暴乱。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180多人杀死官长,抢夺铁官所藏兵器,自称“将军”,兵锋波及九个郡。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的郑躬等六十多人攻进官寺,释放囚犯,盗取兵器,自号“山君”。约一年后,他们已经组织了上万人的军队。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陈留郡发生叛乱,樊并等13人杀害了太守,并组织了军队,号称“将军”。同年12月,铁官徒苏令率228人,攻杀长官,盗取兵器,自称“将军”。这支队伍转战了19个郡国,并杀害了东郡太守和汝南郡的都尉。这一类暴乱大都由官府的腐败引起。
  成帝年间的土地兼并已令皇帝措手无策。丞相张禹一人便在泾、渭一带占田400顷,而那些趾高气扬的外戚们更加有恃无恐,红阳侯王立甚至将所占土地卖给政府。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成帝下令要求公卿列侯、亲属近臣注意节俭,斥责他们生活奢逸、广筑园宅、多畜奴婢、车马礼服僭越等。但他并没有拿出具体的禁令,只是说“各自省改”、“司隶校尉察不变者”。司隶校尉是武帝征和年间为治巫蛊而设的官职,起初持节(节与虎符性质相同)领兵,属京师诸官府管辖。后来不再领兵,元帝年间又不再持节,权力并不大。讽刺的是,4年后,司隶校尉一职被成帝下令撤除。武帝设此职的意图是为皇帝多布爪牙,成帝撤除它无异于自削权力。
  综观元成时代,在处理流民、灾害等问题时,皇帝虽持惶恐之心,甚至自勉自励,但由于官僚腐败,政令往往流于形式。皇帝对大局的控制显得力不从心。
  哀帝在位7年,时间虽短,但令皇帝担忧的事情仍有不少。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夏贺良等谣传所谓赤精子的谶文,说什么刘氏历运当衰,气数已尽,宜改元易号。哀帝下诏自言不才,决定改制度,并大赦天下。以当年为太初元将元年,皇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将100°的漏刻改为120°。两个月之后,哀帝心生悔意,收回前次诏令,并治夏贺良等人之罪。两年之后,关东百姓间开始流传“西王母筹”,民众又聚众祭祀西王母,这股风气一直西传,直到长安城内。西汉时,西王母是一个居住在昆仑山的人面兽身的怪物,据《山海经》的描写,这个怪物有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头发蓬松,戴着方形的帽子,善于啸叫,是司职灾疫的神怪。大概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才渐渐演化成雍容华贵的女性形象。利用民间的宗教崇拜,蛊惑人心,以达到推翻政权的目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常见的现象。这类事情一般发生在王朝末年,社会动荡之时。
 第六章
  王莽篡汉和新朝的命运王莽篡权是汉末外戚专权的一牧苦果,但整个过程并不是由王莽一人或他率领的一班人完成的,背后有整个社会的推动。
  王莽建立新朝之后,以炽热的理想主义式的复古情怀,针对汉末社会的真正弊病,决意革除旧政。一个累年卧床的患者是经不住医生的猛药的,症候虽对,惜其用药过猛,操心过急,最后落得“医患共亡”的悲惨结局。
  王莽篡位王莽不是一个天生的篡位贼子,也不是一个天生的复古主义者。他的野心是被汉末外戚强、皇帝弱的局面渐渐养大的,他的复古妄想是被受神秘主义的诱惑而走火入魔的经学哄抬起来的。
  谦恭的王莽王莽是元帝王皇后之弟的儿子,他的父亲是王曼。由于死得早,王曼并未受封为侯。当王莽的那些堂兄弟们声色犬马,竞相侈靡时,王莽则过着孤苦贫寒的生活。贫穷的王莽一心向学,师从陈参学习《礼经》,服装穿着,言行举止,一概如同儒生。在家里奉养孤母寡嫂,抚养兄长的儿子。对待位高权重的叔伯父们也极其恭谨,当大将军王凤重病时,王莽悉心照顾,有如亲子。王凤死前将这位孝顺的侄子托付给太后,王莽因此取得了一个小官职。在家族之外,王莽与人交游恭敬有加,也博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
  王莽的谦恭使他获得了很多人的帮助。叔父王商自愿将封邑的一部分赠送给他,又有很多官员向皇帝推荐他,王莽因此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尽管身份已大不如前,但王莽的恭俭却有增无减。将家中财物悉数散给宾客或贫民,竟至家无余财。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因揭发太后姐姐的儿子淳于长的违法行为有功,而且获得叔父王根的推荐,被擢为大司马。王莽与淳于长虽是表兄弟,但淳于长更得皇帝宠幸,且当时王根病重,他的大司马之位极有可能由淳于长代替。因此,王莽揭发淳于长确有假公济私之嫌。与淳于长的骄奢不同,王莽权势越高,结交宾客的规模也越大,持家一如既往地节俭,与人交游一如既往地恭敬。他的妻子衣不拖地,衣着打扮异常俭朴,前去探视王莽母亲的人甚至将她误认为僮仆。
  哀帝即位后,傅太后争权,数次向皇帝邀封尊号,也有大臣上书建议给傅太后加封尊号,但王莽并不同意。在一次宫中宴会上,因反对傅太后坐在王太后旁边,王莽激怒了傅太后。王莽旋即请求辞官,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同时给了他不少的优待。王莽与傅太后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王、丁两家外戚之间的矛盾,王莽的做法是为了维护王氏的利益。由于王莽所攻击的对象都是外戚,而且也可说是师出有名,在外戚专权的大背景下,他的行动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
  免官回到封地的王莽杜门自守,他的行为令外界对他的颂扬显得名副其实。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了一名奴仆,论法当有罪,在王莽痛斥下,王获自杀。三年间,先后有一百多名官吏上书为王莽鸣冤。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发生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人在对策中为王莽歌功颂德,哀帝不得不重新擢用他。
  一年多后,哀帝驾崩,傅太后、丁太后也于此前逝世,赵太后实力弱小。哀帝的宠臣董贤只是一具空皮囊,面对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幻,他束手就擒,在被王莽训斥一通后自杀。在王莽的支持下,元帝的一位孙子被扶上皇位,时年9岁。王莽掌政后,迅速罢废了赵太后和哀帝的皇后,二人紧接着自杀身亡。王莽这次打击的对象又是外戚,直指汉末以来的政治沉疴,再次为自己赢得了政治声誉。
  虽然政敌已经基本肃清,但王莽仍然处处谦让,仍然将皇帝的赏赐分给贫民,甚至上书自愿出钱百万,田30顷,交付大司农以助贫民。当王莽试图隔绝平帝与其母亲卫姬及母家时,他的长子王宇并不赞同,担心平帝成年后记恨报复。王宇私自与卫家通信,又与他的老师及妻兄相谋,将血洒在王莽的宅门前,意图恐吓王莽。事发后,王莽将长子送入监狱,最后饮毒药而亡。他还将怀有身孕的儿媳妇关进监狱,待其产子后杀之。这次事件后,王莽写了8篇文章以训诫子孙,有大臣建议将这些文章下发至各郡国,令学官将它们作为教材。
  王莽还利用机会将几位叔父赶出了权力中心。王莽灭亲的举动在后人看来是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而六亲不认,在当时的人看来却是大义之举,身为外戚却能廉洁如斯,不能不令人叹服。王莽似乎一心拱卫刘氏,他于元始二年(公元2年)建议皇帝封诸侯王及汉兴以来功臣的子孙为王侯,这次封爵中,仅被封为关内侯的就有113人,还有一些诸侯王的子孙被封为王。元始五年(公元5年),又有一些刘姓皇族被封为列侯。
  得到千百人支持的王莽有时很专横,在他成为皇帝以后更是独揽大权。在镇压关东的农民起义时,凡不如他意的将军或地方官员均被他废弃不用。在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时,他显得傲慢、骄横,甚至透着几分天真。他派使者携带大量金银布帛,劝请单于上书要求改用单名,以表“慕从圣制”。篡位后,王莽派出使者,给单于送去新的印章,将以前的印文“匈奴单于玺”,改成“新匈奴单于章”,寓意王莽为君,匈奴为臣。尽管王莽对付匈奴时采取了一些分化的政策,也似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匈奴当时的内部斗争并不是王莽的政策制造出来的,而是贵族之间的长久矛盾造成的。史书的记载表明,直至王莽败亡,他一直未能控制匈奴。但由于王莽视匈奴为臣属的态度与儒家的华夷之别有相通之处,使他获得了一些人的支持,这样的政策与他研习过儒学的经历相符。
  在王莽被封为新都侯之前,他的很多行为也许是发自内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了轻易取得权力的诀窍,即好的声誉可以博得高官厚禄。究其缘由,王莽的信心来自汉代的征诏制度和太学。无论是征诏的贤良方正,还是太学中的博士弟子,他们都得由中央或地方官员推荐。在这样的制度中,好的名声当然会增加受荐的机会。王莽受人推崇可能还与他曾学习《礼经》有关。制定或完善一套礼仪制度一直是汉代儒者的梦想,叔孙通完成了这个梦想中的小部分,贾谊虽曾向文帝进言,但终究未获实行。武帝时代在礼制方面有大的发展,但主要限于以君王为中心的一系列礼制。随着经学的发展,特别是所谓古文经学的兴起,儒者对礼制的争议更多,也有了更多的设想和理论。熟习礼制的王莽正好投合了很多儒者的复古情怀,他奏请修建明堂、辟雍、灵台之类的举措几令天下士人为之迷狂。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得到名儒孔光的荐举,在经学领域颇有造诣的平晏和刘歆也是王莽的重要帮手,这些都不是偶然因素促成的。
  哀帝时代,王莽应该不会有篡位的意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也许在哀帝去世后才产生篡位的计划,扶持一位娃娃皇帝无疑便于这个计划的实施。产生这样的想法,除了权力诱惑之外,恐怕还有社会风尚的推动。早在哀帝时代,社会上就有了汉王朝的命运当衰的说法。而在儒者之间,上古的禅让一直受人歌颂,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更是千古美谈。汉末时代灾异连连,刘向在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的上书中说:“谨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哀平之际,仍然灾害频发,上天时有异象。在古代社会,这些现象都容易令人恐慌,引发人们对改朝换代的联想。恰在此时,一个行饬明洁、德比周公的王莽出现了,他在一帮骄奢淫泰的外戚之中犹如鹤立鸡群,光彩夺目,令人景仰。当日食再次出现时,皇帝把王莽从封国召回长安,他几乎被人视为天下的救星。当王莽拒绝接受皇帝赐予他的封田后,竟有487572人上书(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可以相信的是,人数肯定不少),恳请王莽接受封赏。而诸侯、王公、列侯、刘氏宗室拜见皇帝时,无不请求给王莽加赏。第一位请求令王莽“行天子事”的是泉陵侯刘庆,刘庆是刘氏宗亲。可见当时王莽还获得了很多刘氏宗族的拥戴,当然也有一些刘氏宗族的人组织了反抗行动,但他们似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在王莽的镇压下往往很快就失败。至少在王莽篡位之前,在社会风尚和王莽的恭敬德义行动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二者相互推动:社会风尚越是利于王莽,王莽越是谦恭;王莽越是谦恭,人们越是颂扬。这个循环造成的场面是对王莽的歌颂一波高过一波,手段也不断翻新。最开始是上书,后来就演变到将一些事物说成是谶纬、符命,再也找不到新鲜方法时,就伪造各种符命。就在不断地哄抬、吹捧当中,王莽成功篡位,将自己安置在了火山口之上。
  篡位的王莽当人们为王莽而群情激奋时,他的权位也随之攀升,篡位的计划看起来进行得有条不紊,沉稳之中暗含着摧枯拉朽的力量,零星的抵制很快就被热烈的气氛淹没。
  哀帝逝世后,王莽迎立了一位娃娃皇帝,史书说“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汉书·平帝纪》),这恰当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形。太皇太后虽临朝称制,但并无实权,实权全在领尚书事的王莽手中。
  为了防止平帝的母亲及舅舅们干涉政事,王莽想办法将他们阻止在权力中心之外。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的叔父王立以及一些碍手碍脚的大臣清洗出权力中心。王莽很快组成了自己的权力运作队伍,这些人包括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王莽还封刘氏宗族的一些人为王或列侯,在元始元年(公元1年),分封了两位王,宣帝的36个孙子被封为列侯。后来还于元始二年、五年分封了大批刘氏子弟。这些措施使王莽的形象在刘氏人眼里并不那么令人讨厌,他好像一直在为刘氏王朝勤勉地工作着。
  元始元年,离中原有千里之遥的南方少数民族越裳氏,经过辗转翻译,向汉朝献纳了一只白雉和两只黑雉。群臣将此事说成是王莽的功德导致了“周成白雉之瑞”,引来如此吉兆的王莽应该得到更多的封赏,应赐号为“安汉公”。但是王莽反复推让,要求先封孔光、王舜等人,甚至借口生病而不肯晋见太后。太后最后下诏先封赐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孔光的女婿甄丰为少府、甄邯为承阳侯。又是一番推让之后,王莽被封为太傅,号曰“安汉公”,以萧何的故宅为“安汉公第”。“安汉公”当然不能不为刘氏服务,所以王莽在接受封号后,马上奏请封赏刘氏子弟和汉兴以来功臣的后裔。
  顶着“安汉公”的称号,王莽将矛头对准了汉末以来外戚强权的源头:太皇太后。他暗示群臣上奏,要求将有些权力交给安汉公,而太后就不再“亲省小事”。又令太后下诏,以政事琐碎,而皇帝幼小,太后高龄,均不宜理政事。所有政事全部交付王莽等人处理,只将封爵的事上报即可。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安汉公还将自己的女儿送进皇宫,后来受封为皇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使事情看起来不令人生厌,王莽费尽了心思。他首先为皇帝选妻圈定了一个范围,后来发现王氏家族的很多女孩都在候选之列,于是上言太后,要求王氏不参选。太后以为王莽是为了避嫌,欣然同意。殊不知消息传开后,众臣僚通过各种途径,源源不断地请求以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派人晓谕众臣子及太学的学生,要他们停止上书,但结果却是上书者越发增多。太后没办法,只好顺从众大臣的意见,选王莽的女儿为皇后。这时候王莽又站出来,以为应该按程序办理这件事,先派有关官员考察他的女儿。考察结果很快出来了,当然是令人满意的,卜筮的结果也是大吉大利。于是皆大欢喜,安汉公顺利地成为皇帝的岳父。
  不久,陈崇、张竦等上书,言王莽功德可比周公,要求模仿周公故事,封赏王莽。但这件事由于王宇与父亲发生冲突而搁置了起来。又不久,王舜等上奏,重提周公故事。此后竟有八千多人上书,要求按照陈崇的上书行事。王莽再一次表演起反复辞让的戏剧,孔光等人则再三进劝。几番客气的推辞之后,王莽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从此以后,王莽变成宰衡,三公和他言事时要首先说“敢言之”,以表现出谨慎、谦卑的态度。每次出行,前后各有十辆马车随从。这就从制度上确立了王莽独揽朝政的事实。
  于是王莽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请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在长安的学者修筑房舍。列设《乐经》博士,每经设博士五人。向天下征求通晓经艺者、明通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等的人才,召至长安。前后有几千人赶至长安,整天讨论经艺异同,一时众说纷纭。这时,有人开始请求对王莽行“九锡之礼”。所谓“九锡之礼”就是仿照古制,赐功臣以九样物件或权力:车马、衣服、乐悬、朱户、纳陛、武贲、铁钺、弓矢、秬鬯。不久,张纯等902人上书,要求对王莽行九命之锡,这些上书者中有朝廷大臣、经学博士、列侯。这一次王莽没有再三推让。同年,派出的8名“风俗使者”从各地返京(这也是仿照古代的做法),据说他们收集了3万多字的歌谣,无非是说天下一派升平,百姓安乐,道不拾遗等等。
  平帝在位五年后去世,王莽以卜得吉兆为由,再次扶立了一名娃娃皇帝,年仅2岁。很快,符命出现了。有人从水井中得到一块白色的石头,上圆下方,上面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红色字样。太后对此很是厌恶,但禁不住王舜的劝告,不得不顺从符命,令王莽“居摄践祚”,意思是王莽代替皇帝行事。大臣们还不甘休,要求设定一套礼制,按照这套礼制,王莽祭祀时对神自称“假皇帝”,臣民称之为“摄皇帝”,自称用“予”字,发布的诏书称“制”。太后都同意了,第二年改元为“居摄元年”。
  从大司马到“假皇帝”,王莽用了5年时间。5年内,复古运动一直是他的最大动力。随着复古运动的推进,王莽专制朝政以代刘氏的意图也逐渐清晰。刘氏宗室开始了零散的反抗。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与张绍阴谋反王,张绍率一百多人进攻宛县(今河南南阳),最终失败。第二年,东郡太守翟义(翟方进之子)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发书天下郡国,揭露王莽毒杀平帝(刘秀等起兵时重提此事,关于此事一直未有确证),号召共同讨伐。各地很快聚集了十多万的军队,王莽恐慌不已,抱着娃娃皇帝(名为孺子)祈祷上苍,并派桓谭等告诉黎民百姓,说待孺子成年后定当还政。同时派军队严守要塞,以备战争。这时,又有百姓起来造反,并与翟义共商其计。在这次镇压行动中,王莽的军队很快取得了胜利,显示出了较强的战斗力。公元8年,张充等六人阴谋劫持王莽,立楚王刘纡为帝,事未发而被察觉。
  公元8年,广饶侯刘京等上书,说有亭长做梦,梦中有号称“天公”使者的人告诉他说“摄皇帝当为真”,并说如若不信,可察视亭中,应当会出现一口新井。亭长早晨起床后果然发现了一口新井,深至百尺。在巴郡发现的石牛、在雍县发现的石头都被运送到长安,据说当王莽和王舜前去察看时,突然风起沙扬,待风停下来后,他们看到了“铜符帛图”,文字内容是:“天告帝符,献者封侯。”不久,在长安游学的梓潼人哀章献上一个铜匮,里面装有图、书,大意是说天令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应当顺从天意。里面还写了8个大臣的名字,并有顺手捏造的两个名字:王兴、王盛,哀章当然没忘记写上自己的名字。11个人都有官爵,是真天子的辅佐。王莽得到铜匮之后,迫不及待地宣布符命内容,顺势心安理得地做了皇帝。宣布国号为新,改正朔,易服色,以当年12月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当王莽称帝之后,太后才得知符命的内容。王舜受命向太后请要御玺,太后发了一通怒火之后,心知事已成,自己也无可奈何,又不想令一向喜爱的侄子王舜感到为难,遂交出御玺。
  王莽称帝之后,将孺子册封为定安公,封地方圆百里,并在其封国内修建祭祀刘氏祖宗的庙宇,以示兴灭国,继绝世之意。孺子被幽禁在定安公宅第内,所有人被禁止与之言语。在这种极端封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定安公近乎白痴。好像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仁爱之心,王莽命令自己的孙女嫁给了这位可怜的定安公。
  目无六亲的王莽在亲人眼里,王莽无疑是一个极度自私自利的人。王莽的妻子是贵族之后,二人至少生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二儿子王获在王莽因傅太后的排挤而“就国”(不在朝中就职,到封地居住)期间杀死奴婢(以汉律论,罪不当死),王莽令其自杀。长子王宇在处置平帝母亲卫姬一事上与王莽意见不一致,为使父亲改变主意,王宇听从老师的建议,派人在父亲的门前泼血。事发之后,王莽将儿子捆送监狱,被毒死在狱中,王宇的妻子也被杀死。三儿子王安“颇荒忽”,可能有点精神方面的疾病。因此,王莽篡位之后,小儿子王临被立为皇太子。
  在失去两位儿子之后,王莽的妻子终日哭泣,竟至双目失明。在照顾母亲期间,王临与侍女原碧通奸,而王莽也曾临幸过这位侍女。王临担心事情泄露,因而与侍女共谋,计划杀死王莽。事情败露之后,王临自杀,其妻刘愔(刘歆之女,通晓星占,因曾告诉王临她所预测到的宫中之事而受牵连)也自尽身亡。此后不久,王安病死。为使皇位后继有人,王莽不得不将自己在野时与三位侍女生下的私生子接到身边。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王莽登上帝位后,他的孙子竟试图篡夺爷爷的帝位。这位皇孙是王宇的儿子,名王宗,他与舅舅家里应外合,不仅自被天子衣冠,而且刻了三枚印章,寻觅时机篡位。事发后王宗自杀,同年,他的姐姐王妨(卫将军王兴之妻)因姑嫂不和而行诅咒之事,为掩盖罪行,王妨杀死知情的奴婢以灭口。王莽派使者训斥王兴夫妻,二人事后自杀。
  在王莽地位卑微时,他不仅照顾兄长的遗孀,而且将侄子王光培养成人,并助其成家立业。这是一时的佳话。在王莽篡位前不久,王光因犯法而受到严厉责骂,他的母亲觉得非常气愤,母子二人最终自杀。王莽几乎视所有亲人为自己谋取名利的棋子。
  王莽的女儿是汉平帝的皇后,在平帝死后,她被封为皇太后。在王莽篡位后,被封为定安公太后,18岁的她从此称病不参与朝会。或许是心疼自己的女儿,或许是心有愧疚,王莽对之“敬惮伤哀”(《汉书·外戚传下》),想劝她另嫁,因之将她的名号改成“黄皇室主”,意思是待在家中,没有出嫁,并与刘汉断绝关系。但“黄皇室主”并不领情,王莽也拿她没办法。后来起义军攻进宫中,纵火焚烧未央宫,这位汉代的皇后纵身跳进火海。
  三个儿子自杀,一个病死,两名儿媳也被逼自杀,一个女儿成为父亲谋取名利的牺牲品,一名孙女被迫嫁给近乎白痴的孺子,还有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自杀。从这些家人的凄惨命运可以看出王莽自私而且极度偏执的性格,这种性格不仅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且荼毒苍生。班固说“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汉书·王莽传下》),话中固然有意气之词,但并不是无根妄说。
  新朝的覆亡登上皇位之后,王莽的复古情怀持续升温。为了使“新”这个国号更加贴切,他抡起大刀阔斧,醉心斫造一个全新的国家。
  当皇帝和大臣们奏着激越高昂的乐曲时,平民百姓的怒火再也无法按捺。汉末以来的社会问题终于爆发,四方饥民遥相呼应。当天下烽火频起时,王莽却仍然抱着他的圣人痴梦,贻误了安定天下的良好时机。王莽其实是被自己打败的。
  王莽的复古革新班固将王莽描述成一个百世难遇的邪恶人物,这是正统史观。如果抱着同情的眼光看待王莽,那么他更像一个臆想症患者,他的自我认同在吹捧、自负中不断膨胀,怀抱圣王痴梦,逐步走进自欺欺人的怪圈。
  王莽的复古运动是高歌猛进式的,令人目不暇接。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策命群司,设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爵秩同六卿略同。还更改了大量官名,大司农改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大理改为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水衡都尉改为予虞,这些都是仿照传说中尧舜时代的官名。前述九种官职号为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下管大夫三人,每一大夫下管元士三人,总计立27大夫,81元士,分主中都诸官职。将光禄勳改为司中,太仆改为太御,卫尉改为太卫,执金吾改为奋武,中尉改为军正,又增设大赘官,主管皇帝的车马服装。这六种官职总称为六监。地方官官名也大量改易,郡太守改为大尹,都尉改成大尉,县令、长均改为宰,御史改为执法,公车司马改为王路四门。百官秩禄的名称也发生改变,百石改称庶士,三百石改称下士,四百石改称中士,五百石改称命士,六百石改称元士,千石改称下大夫,二千石改称中大夫,二千石改称上大夫,中二千石改称卿。各级的车马服装各有差等。还增设司恭、司徒、司明、司聪、司中大夫和诵诗工、徹膳宰,主司省察皇帝的过失。宫殿、郡县的名字也有改动,长乐宫改为常乐室,未央宫改为寿成室,前殿为王路堂,长安改为常安。王莽还依古制设立了“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以鼓励臣民进谏。官名、宫殿名和地名被改者不可胜数,这些毫无实际意义的复古改制令天下一时纷扰不宁,不知所向。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再次大肆更设官名、地名。他按照古代经书的记载,设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守与太守同;属令、属长,职守与都尉同。设州牧、部监 25人,各监5郡。不仅调整官职,而且更改官职名号。地名和行政区划的变化尤其剧烈。长安西部分为“六乡”,三辅地区分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总称为六遂郡。有些面积大的郡被分成5个,全国竟多达125个郡,2203个县。据符命,有360个郡县改成以“亭”命名。有的郡一年之内改了5次名字,且最终改回原名。反复不断,臣民百姓不胜其烦。
  王莽还对吏禄制度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变革,他将吏禄分为15等,且与农业收成挂靠,丰年则发放全额,逢灾害歉收则按率计算,以行损减。为实行方便,分划给中央官员、诸侯等非地方官员每人面积不等的地域,他们的俸禄则与这些地域的收成相关联。由于制度苛细,吏员往往不胜琐碎,很多官吏往往不能如期获得俸禄,或终年得不到俸禄。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官府上下狼狈为奸,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充斥着大小官府、衙门。
  王莽还认为汉代时诸侯称王,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称王,与古制有违,遂将前者改为公,后者改为侯。他还派人找出古圣帝王黄帝、少昊、颛顼、帝嚳、尧、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的后代,都封为公或侯,并允其祭祀先祖。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在明堂下诏书,依据《禹贡》分全国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豫州、荆州、雍州、梁州,依据周制,爵列为公、侯、伯、子、男共五等。同时重新封赏诸侯,由于登记全国郡县人口、土地等的图簿一时未能造定,众诸侯暂时不能得到封邑,只能从大司农属下的都内支取每月数千钱以付用度。结果图簿迟迟不能造定,平时花天酒地的诸侯很多陷入了生计困顿的地步,甚者为人打零工度日(在武帝时,有些诸侯的财政就已经捉襟见肘)。
  由于“劉”字可拆成金、刀、卯,因此王莽决定废弃此前实行的两种刀币:错刀、契刀。汉代的五铢钱也一并废弃,改行“小钱”,与此前通行的“大钱五十”并行。又颁布法令,禁止百姓挟带铜、炭,防止盗铸钱币。一年之后,因旧法难行,王莽又改币制,推行金、银、龟、贝、钱、布共六种“宝货”,金货一种币值,一斤值万钱,银货有两种币值,龟货有四种币值,贝货有五种币值,钱货有六种币值,布货有十种币值。钱和布都是钱,只是名称不同而已,都以铜为主要原料,杂以锡等金属。六种“宝货”共计二十八种值,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货币体系,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经济水平。这样的货币当然难以实行,尽管王莽屡申酷法,但犯令者仍不计其数,不得不在十年之后减轻相关刑罚,并再次改革币制。而挟带铜、炭的禁令在公元13年即被废除不用。
  王莽还下令实行古代的“井田制”,所谓井田制指一对夫妻(一夫一妇)占田一百亩,八家组成一井(连带房屋所占面积)。王莽令成年男丁不足八人,而占田超过一井的,将多余之田地分给邻里或族人,没有田地者可按此制度分给田地。所有的田地均称为“王田”,奴婢称为“私属”,均禁止买卖。王莽的这条政令切中了汉代土地兼并的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很难实现。一是因为王莽的政府所能控制的田地远远不能满足失地流民对土地的要求,二是占有大量田地的豪富大室不会将土地拱手相让,王莽似乎也没有针对此点设计具体的操作办法。约三年之后,井田法被迫废除,买卖土地和奴婢的禁令也被解除。王莽的政治、经济举措也许有其合理的内容,但往往不切实际,因此他又经常出尔反尔,朝令夕改。
  王莽的经济措施中还有“五均六筦”制度(筦即管字),对酤酒、卖盐、铁器、铸钱,以及从名山大川开采物资者,由朝廷统一征税。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设置五均司市师、钱府官,司市在每个季度的第二个月根据物价,制定出一个平均价。对于民众那些售不完的日常用品,由官府以本金价收购,使之不蚀本。当市场物价超过司市所公布的平均价时,官府以平价将物资售出。在主要城市监控物价的做法显示了王莽的经济举措并不缺乏灵活性,事实上,王莽在经济领域内的一些做法有根有据,而且有值得称道的创举。
  王莽规定,百姓无钱进行祭祀、丧葬或无钱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均可向官府借贷,按期退还本息即可。这种借贷制度实际上就是政府向民众开放的小额贷款,贷款的门槛和利息都不高,理论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实属中国经济史上的创举。
  凡抛荒者、城市居民不种树木瓜果蔬菜者、游手好闲者都要出重税,否则罚入官府劳作。凡于山林水泽之中游猎者、畜牧者,从事纺织、冶铸等的手工业者,巫医卜祝者,乃至一切行商坐贾都得向所在地方官府自报收入,并将其中的十分之一贡献于政府,不报或不实报者,没收资产,并入官府劳作一年。这一系列经济政策在实行中同样困难重重,虽经政府反复申明,终究不为民众认可。
  王莽的所有改革都可在典籍中找到依据,或在他之前已有人提议。在制定过程中,为了与儒家经典不冲突,需要组织大量人力,展开长时间的讨论。史书是这样描写这类讨论的:“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汉书·王莽传》)由于长年参加讨论,一些官员长期无暇顾及政务,只好由人兼管。王莽派出的绣衣执法等监督官员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里应外合;劝课农桑、班时令等名目繁多的使者穿梭如织,召会官民,颠倒黑白。王莽又极度专权,万事亲躬,属僚则落得因循苟免,坐等其成,而王莽则经常通宵不眠,仍不能诸事皆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事情都由宦官处理,奏书也往往不经过尚书,而由宦官随意处理。由于政令烦多,甚至前后相悖,尚书又不及时处理上书,很多事情竟拖至两三年都无有下文。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预知天下大势已难以挽回,决定作最后一搏,计划派风俗大夫司国宪令行天下,将即位以来所有扰民的诏令全部收回。恰于此时,刘秀兄弟组织了一支队伍(称为“舂陵兵”),开始攻打棘阳。因为刘秀等人的奋起,饥民造反的情形开始发生变化。而王莽又从太史令那里得到些许安慰,说是天象表明“群贼”覆灭之日已经不远。废除前法,重新回到起点的计划被搁置了起来。
  民乱纷起王莽篡位之后,老百姓的生活加速滑向黑暗的深渊。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将匈奴改为降奴服于,并下诏斥责匈奴的罪过,表示要处罚单于,而另立新单于。为此,王莽在边境屯兵30万,这支大军在边境驻扎了好几年,一直未曾出战。驻扎在边境的军队不仅内乱不息,而且时常扰民;内地郡县为征发、输送物资所困,百姓纷纷背井离乡,或为流民,或为盗贼。在东北和西南,由于王莽的傲慢姿态,导致了与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战争经年不息,军民辗转输送,疲病至极。外则战争频繁,内则法苛令烦,官官相卫,鱼肉百姓,再加上蝗灾、雪灾和黄河决堤又多年不修,整个社会就像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
  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聚众造反,山东琅邪的吕母为替子报仇亦募众攻打县邑,杀县宰以祭子。王莽的使者回报说盗贼散而复聚,皆以法禁烦苛为愁怨,为盗贼实属迫不得已。这位使者被痛骂一通后罢官。有人则顺从王莽心意,说是百姓骄黠当杀,又说这是时运不济的原因,用不了多久便会好起来。王莽听后很高兴。同年八月,王莽下令铸造形若北斗的“威斗”(依古代宗教,北斗是太一所居,太一可避兵祸),以求消弭兵灾,时刻携带在身旁。第二年,琅邪的力子都、樊崇等因为饥饿而聚首为乱,掳掠郡县,队伍很快扩至万人以上。天凤六年(公元19年),关东又逢旱灾,饿殍遍地,力子都等人率领的人群很快扩至六七万人,为了与前来镇压的官兵相区别,他们将眉毛涂成赤色,因此被人称为“赤眉”。
  地皇元年(公元20年),张霸、羊牧、王匡等在江夏云杜县的绿林起义,有万余人之众,他们被称为绿林军。到第二年,三辅地区的动乱已经非常严重,不得不专设职官追捕“盗贼”。
  面对此起彼伏的动乱,王莽并未从他的圣人痴梦中清醒过来,他变得更加偏执,更加迷信符命和一些神神鬼鬼的把戏。在妻子去世后,王莽听从所谓的“符命”和“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的传说,遣官从民间征纳美女;有人说黄帝时建华盖后得以登仙,于是王莽下令造华盖。在举世皆浊时,并非没有清醒者,但他们往往被王莽拒之于千里之外。公孙禄建议王莽惩治太史令宗宣、国师刘歆等人,并与匈奴和亲,集中精力处理内部事务。王莽虽部分采纳了公孙禄的建议,但并未重用他。地方官员田况在处理民乱时素有良策,能保守一方平安。但在看到田况反对重兵镇压民乱的上书后,王莽夺去了田况的权力,将他闲置了起来。
  在刘秀等人起兵前,民间的大部分反抗运动是散漫的,甚至连旗帜徽号都没有,且无政治诉求,他们的目标只是求得一时温饱,所杀害的官员也多是秩禄较低的(二千石以下)地方官员。如吕母意在为子报仇,报仇得逞之后便率众逃入海中。赤眉起义则是为饥饿所迫,起事后转战各地,他们也很少占有城邑,抢得粮食后便遁入山林。但王莽并不相信大臣所上奏的百姓是为饥饿所迫的事实,他坚信是官员们在推卸责任,于是下令各级官吏加紧抓捕“盗贼”。派出的军队使地方不堪重负,再加之军纪败坏,致使百姓避之若瘟疫。
  地皇三年(公元22年),蝗虫飞到了长安,皇宫中到处可见蝗虫。蝗灾使流民成倍增加,拥入关中的就达到了数十万之巨。王莽设立养赡官向流民施食,但司事的官员却相互勾结,盗卖粮食,致使很多流民被饿死。在危险逼近长安,而官兵又屡战屡败时,王莽痛下决心,下令晓谕天下,将此前所颁法令悉数废除。恰当此时,刘氏贵族后裔刘、刘秀举兵起事,并与几支绿林军达成了联盟关系(此前由于受疾疫影响,绿林军大幅减员,被迫化整为零。王常、成丹等人率兵向西,号“下江兵”;王凤、王匡、马武、朱鲔等北上,称“新市兵”,另外还有陈牧率领的“平林兵”)。刘氏兄弟与一般起义军很不同,他们与通晓历法、符命的李守等人取得了联系,假借符命,声称恢复汉室,复兴“高祖之业”。王莽不得不中止废除此前所颁法令的行动。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新市兵、下江兵、平林兵和南阳豪族(以刘氏兄弟为主)聚合在一起的兵力已经达到十余万的规模。为便于作战,众将决定从刘姓后裔中选立皇帝。在讨论过程中,起义军分成了两派。王常和南阳豪族希望立刘为皇帝,而新市、平林的将帅因对刘心存忌惮,则希望拥立当时在平林兵中号称“更始将军”的刘玄为皇帝。刘玄是舂陵戴侯熊渠(元狩三年嗣立)的曾孙。刘考虑到王莽未破,且北方还有赤眉等起义军,因此并不主张立帝,以免起义军相互攻伐。但新市兵将帅张卬等人坚决反对刘的做法,在他们的坚持下,刘玄被立为皇帝,年号为更始。
  闻讯刘玄被立为皇帝后,王莽惊惧不已,为了掩饰心中的恐惧,他特意将头发、胡须染黑,又册立杜陵史氏之女为皇后。危难之际,王莽仍然痴信方术,与方士在后宫议论方术,希冀借方术之助击败起义军。但这些已经无补于事,同年6月,王邑在昆阳被起义军大败,率军退至洛阳。外乱未平,内乱又起。大约与此同时,刘歆等人阴谋政变被发觉。经历这些事情之后,王莽几近崩溃,寝食皆废。几个月后,又有两支新的起义军兴起,自知败局已定的王莽率群臣祭祀上苍,陈诉各类符命,以及自己的功劳,祈祷上天宽恕自己的罪恶。
  王莽又拜九人为将军,号称“九虎”。为防止他们叛逃,王莽将他们的妻儿子女都押作人质收进皇宫。可能是因为多年战争,而且王莽在祭祀、方术等方面往往不惜代价,这时的宫中已经没有多少财富,王莽只能给出征将士每人四千钱的微薄赏赐(《汉书》说宫中当时还有数量可观的黄金和其他财宝,不给将士更多的赏赐是因为王莽吝啬。但依王莽篡位以来的奢华,以及多年的灾乱推测,班氏之说未必可信)。内心惶惑的“九只病大虫”很快被邓晔率领的起义军击败,后者又打开武关,迎接拥立刘玄的起义军拥进关中。起义军很快冲到长安城下,王莽释放城中的囚犯,授以兵器,组织成军队,试图作最后的挣扎。没想到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士兵在出征途中便逃散殆尽,率领他们的将军史谌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这些四处奔逃的士兵挖开王莽亲人的坟墓,在九庙、明堂、辟雍等地纵火,长安城中一时火光冲天。当一支起义军攻进长安城内时,居民朱弟、张鱼等趁势纵火。这时的王莽仍在宫中作着法术,念叨着:“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刘玄是刘氏之后,且刘当初有光复汉室的口号,所以这支起义军被称为“汉兵”)他仍然以为自己有天命相佑,可以逢凶化吉。
  当群臣保护着王莽在宫中四处躲避时,他仍然死死抱着威斗、符命。当一干人逃到渐台时,被起义军追上了。乱斗中,王莽被杀死,尸体几乎被士兵剁为肉酱。第二年,刘玄进长安,但他并不能号令天下,各路起义军开始相互攻杀。再过一年,赤眉军攻进长安,刘玄投降。经过几次动乱,昔日繁华的长安城几成废墟。
  符命和方术在王莽篡位的过程中,神秘主义所制造的符命、谶纬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登基之后,王莽虽明知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但他仍然迷恋于此,直至坚信不移的地步。
  在建国之初,很多大臣都是因符命而得封。在哀章制造的铜匮中,有王兴、王盛两个名字,而长安城中恰好有一个守城门的叫王兴,一个卖饼的叫王盛。王莽依照符命将王兴封为卫将军,称为奉新公;王盛为前将军,称崇新公。
  为了向百姓宣传符命,相信王莽得皇位是顺天从命,王莽令五威将军王奇等人将《符命》(共42篇)颁行天下。书中将共分德祥、符命、福应三类,所谓的德祥即某地见黄龙之类,符命即见新井、哀章所献铜匮之类,福应即母鸡化为公鸡之类(可能指母鸡报晓)。
  在这种氛围之下,社会上兴起了伪造符命的风尚。许多人通过伪造符命而获得高官厚禄,那些不耻于此道的人见面时,总是戏谑对方:“上天难道没有给你书信吗?”(《汉书·王莽传》)事情发展到了王莽都厌恶的地步,他不得不下令,凡与朝廷所颁布的符命不合者,都予以严厉惩治。
  虽然很不喜欢符命层出不穷,但在适当的时候,王莽总会利用符命,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根据。比如当在洛阳建设都城的计划受到民众的阻挠时,他便抬出符命,说什么“玄龙石文‘定帝德,国洛阳’。”当王莽四面受敌之时,他又相信了别人献上来的符命,决定续弦,并新立皇后,又下令造华盖。
  不仅王莽借重符命,那些反对他的人也往往通过符命之类聚集力量。如王莽的心腹大臣甄丰为抬高自己的地位,令其儿子作符命。第一次得逞之后,再作符命,说甄丰的儿子甄寻要娶定安太后(当时已改称黄皇室主)为妻。这一次激怒了王莽,甄丰畏罪自杀,甄寻与方士一起逃入华山,大约一年后被捕。地皇二年(公元21年),卜者王况说服官员李焉,认为王莽不得民心,李姓当兴。王况还为李焉作了10万字的谶书,对王莽及其大臣的命运作出预测,并为李焉的行动作铺垫。由于抄写谶书的小吏告密,这次行动并未成功。刘歆等谋反、刘秀兄弟起兵都与谶纬、星历有关。
  符命与方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莽不仅以符命自欺欺人,而且用方术来自我安慰。当饥民相继起而为乱时,王莽下令作威斗,希望以此厌胜众兵。他还下令征求能人异士,随军攻打匈奴。当命令传下时,有近万人声称自己拥有特异功能,有的可以不用船只而帮助百万之师绝江渡河,有的可以凭少量药物使三军将士不致饥饿,有的可以一日飞越千里,侦察匈奴。结果声称能飞的人不过是用羽毛将自己打扮成鸟的模样,很快就从空中坠落了下来(有研究者将王莽此举以及此前解剖翟义党羽王孙庆的尸体视为科学研究。其实王莽这些行为都与方术以及古籍中的圣人传说有关,以后人的眼光看固然有与科学研究相似的地方,但在动机、目的上都与科学研究相去甚远,而且助长了当时的夸饰之风)。在情势日益恶化时,王莽又听从“望气”者的话,决定大修庙宇,耗费了大量资金和劳力。
  虽然没有秦皇汉武的旷世伟业,但这并不妨碍王莽向往神仙妙境。他称“黄帝”为“皇(初)祖考”,以其后裔自居,经常假托黄帝为自己的举措张本,甚至征纳皇宫嫔妃、制作华盖都是遵循“黄帝”之制。
  符命、谶纬和占星、望气之类的方术在汉之前即已有之,它们也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在王莽的统治时期之内,它们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它们可以令引车贩浆之流昼夜间成为社稷重臣,也能使王孙贵族糊里糊涂地遭受诛灭之灾。究其根源,这股风气仍与中国古代的神秘主义思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秦灭六国,一统宇内,与周王朝相比,秦是一个全新的帝国。如何统治新的帝国?纵然此前已有众多的思想者作出了长篇累牍的宏论,但落实到具体操作上,仍然需要漫长的探索。从秦始皇时期的石刻可以看出,他心中早已有一个新帝国的美好蓝图,但他始终未曾摆脱战争时代的思维惯性。秦帝国的失败为汉初统治者提供了反面教材,他们时时不忘前车之鉴,坚持与民休息,社会得以迅速恢复。但汉景帝传给汉武帝的遗产与古代经典、传说所宣扬的诱人图景还有很大的差距,清静无为也不适合作为治国的长久方针。在秦始皇去世后,对如何建设新型国家的探索暂时停止了下来,直到汉武帝亲政,他接过闲置了半个多世纪的接力棒,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汉武帝不仅完善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而且确立了官方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汉武帝,他们都利用了方术家手中的思想资源和各类典籍中的传说,而且都曾深信神仙、长生不老的怪诞故事。学术思想和权力之间往往存在着互动,而前者又常常被后者牵引。战国诸子为强权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反过来,强权者的个人好恶又影响到学派间的此消彼长和相互间的融合。但思想的走向并不全受人的心意控制,当皇帝无法操控手中的权力时,他就会丧失对思想的影响力。汉末社会正是如此。儒学发展的背后,却是皇权的旁落,皇帝再也不能承载儒学的社会理想。这个时候,王莽出现了,他的高行亮节顿时吸引了万千目光。王莽先是被当做刘氏王朝的护航者,被人们当成周公再世。随着吹捧的升级,王莽的野心也不断膨胀,从安汉公,到摄皇帝,再到“真”皇帝,相对平静地实现了王朝更替。秦之并吞六国,刘邦建汉,都是凭借暴力。而王莽却采取了一种更加巧妙的策略,借重当时的社会风尚,利用圣王传说和符命谶纬逐步提高自己的权位,在神秘主义的氛围中成功篡位。
  王莽所颁行的政策很多都能在典籍中找到依据,这也可算做新朝与战国思想的联系。由于经典中的这些内容有其合理的成分,而且王莽很多举措是因当时弊端而发,所以,王莽虽然狂悖且好为空言,但他的一些政策仍有其可取之处(具体分析可见本节第一部分)。孔子曾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后人对王莽的认识和评价需要谨记此言。
 第七章
  东汉的建立及光武中兴新莽末期,天下纷争,群豪并起,南有王凤、王匡领导的绿林军,北有樊崇领导的赤眉军。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刘秀和他的兄长刘也聚集族人,起兵舂陵(今湖北枣阳南),反抗新莽政权。经过长达十余年的兼并战争,刘秀最终得以一统海内。在统一全国后,刘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巩固政权,缓和社会矛盾,使得东汉的封建统治秩序得以巩固和发展。光武帝死后,他的继任者汉明帝、汉章帝继承光武之政,中兴之气延续不断。到汉和帝时,东汉帝国臻于鼎盛。
  刘秀光复汉朝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之中不乏因故折裂,而后又得以延续的王朝,如司马睿的东晋,赵构的南宋。但是与他们偏安一隅,苟且偷生相比,刘秀的东汉帝国无疑是一场真正的复兴,是一场艰苦卓绝的重建,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另一个帝国的新建。刘秀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他自己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以外,还依赖于豪强地主的大力支持。
  勤于稼穑的书生刘秀,字文叔,《后汉书·光武帝纪》说他是刘邦的九世孙,出自西汉景帝的庶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刘发生舂陵侯刘买,刘买生郁林太守刘外,刘外生钜鹿都尉刘回,刘回生南顿令刘钦,刘钦生光武。在刘回这一辈时,他与从兄刘仁认为舂陵地势低下,炎热潮湿,山林又多瘴气,于是上书请求减少食邑而迁往内地居住。汉元帝初元四年,刘氏一族就内迁移到南阳白水乡,仍然以舂陵为侯国名,到刘秀出生时,他们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半个多世纪。
  据说刘秀出生之时,赤光照壁,紫云盖顶,县里某处地里还长出了一株“嘉禾”,一根茎上居然生有九个谷穗,这年南阳的庄稼也获得大丰收。刘钦自然非常高兴,就给这个儿子起名为“秀”。刘秀是家中第三个儿子,此外还有长兄刘,二哥刘仲,大姐刘黄,二姐刘元,以及小妹刘伯姬。
  刘氏作为皇室宗室,一直是南阳的世家大族,虽然刘秀的父亲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但是他的宗叔父舂陵侯刘敞乐善好施,给予了他们家极大的资助。况且刘秀母亲的娘家樊氏一族也是南阳富豪之家,樊家三世共财,经营着农、林、牧、渔以及商业。因此刘秀家境说不上富裕,也算得上小康,与乡里其他大多数亲戚相比,仍然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刘秀九岁那年,父亲不幸撒手人寰,把六个年幼的孩子都丢给了母亲一人抚养,艰难困苦的日子开始笼罩在这群孤儿寡母身上。若非时任萧县县令的叔叔刘良的帮助,刘秀一家的境况将会更加糟糕。好心的叔叔把刘氏兄弟接到萧县抚养,并把他们送进学校,接受启蒙教育。公元9年,王莽篡汉,对刘氏宗室实行严酷打压,刘秀的生活更加艰辛。十五岁时,刘秀结束了在萧县的读书生活,回到故乡,经营家里的田产,不避寒暑,劳作田间,体会一粥一饭、一丝一麻之不易。闲时,则看看书籍打发时日,过着悠闲的日子。
  家道中衰和生活的磨炼,使刘秀养成了成熟稳健的性格;乡间的生活和亲尝稼穑,让他对民间的疾苦、百姓的辛酸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体会。虽然也算得上一个小贵族,刘秀身上却全然没有纨绔子弟的轻浮和闲散,有的却是忧国忧民之心。
  和刘秀的谨慎沉稳相比,大哥刘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格,刚毅耿直、慷慨大气,对朋友可谓两肋插刀。史书说他自王莽篡汉后,就愤恨不已,一心匡扶汉室社稷,倾身破产,交结雄俊,为将来图谋大事积聚力量。刘对弟弟平淡的耕读生活自然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常非笑光武事田业”,还把刘秀比作汉高祖刘邦的兄长刘喜,能耕善种,终不成大业。自己则像刘邦,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却成帝王。
  游学长安或许是受了大哥话的刺激,刘秀暗下决心,要出去闯荡一番,见见世面;不能总是待在南阳,如同井底之蛙。天凤元年,十九岁的刘秀辞别亲人,孤身一人来到京城长安,受业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先生门下,专攻《尚书》。长安不仅是大汉帝国的文化荟萃之地,更是政治、经济中心。刘秀在这里不但能读到更多书籍,同许多文人学士交往,还能了解全国的时事政治。天生政治基因充足的刘秀总是第一个知晓朝廷颁布的新政令。然后再做二传手,转达同学。还和学友一起剖析曲折、探讨利弊。他见解独特,分析精辟入里,时常博得同窗拍案叫绝。刘秀有才、有学、有识的名声很快传开了。
  通过这些交流和讨论,刘秀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观察能力,而且锻炼了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和社交能力,尤其是和一些同窗好友建立了弥足珍贵的友谊。才智过人的邓禹,慷慨大气的来歙,为人忠厚的朱佑,通晓图谶的强华,淡泊名利的严光,都成了刘秀的莫逆之交,他们志同道合,切磋学问,指点江山。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光武政权的顶梁柱。除了饱读诗书、谈论时政以外,刘秀也研读各类兵书,增加自己的军事知识。他也爱好游侠,舞枪弄棒是常事,就连斗鸡走狗这类受人鄙视的活动也都参加。为了解决求学费用的不足,刘秀还与同寝室的韩生共同凑钱买了一头驴,租给搞运输的人托运货物,赚点租金补贴经济。总之,这段时期的学习游历不仅使他学到了知识,丰富了人生阅历,也强健了体魄,对他日后成长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天,刘秀在长安城里逛街的时候,正巧遇到高级武官执金吾率队出巡。整齐的服饰,威严的军容,壮观的场面,尤其是骑在骏马上的执金吾威风凛凛、目空一切,让刘秀大为惊叹,情难自禁地吟咏出了意气豪迈的句子:“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这和他的先祖刘邦在咸阳看见秦始皇御驾出游,于是“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有多么惊人的相似啊!当然,此时的他怎能想到后来竟能成为一代创业之主,也能娶到这个他在新野时就听说过的美貌贤惠女子为后。
  刘秀当为天子好日子总是短暂的,平静的生活总容易被外界的变故所打破。王莽改制,使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受到极大的冲击,不仅官吏地主受到损失,一般民众亦无不在摇摆的政策中度日如年。官爵制度的变革,使得大批官吏借机勾结,广收贿赂;货币制度的变革,使得农商凋敝,食货俱废;苛刻的赋税徭役使得百姓哀鸿遍野、怨声载道。天灾人祸,人祸天灾。当王莽推行暴力政策的时候,灾害也连绵不断,无辜百姓都跟着他遭受天谴。或洪水滔天,或旱灾绵年,或虫蝗蔽日,或六月飞霜,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于是豪杰并立,群起反抗,一个暴风雨的时代来临了。面对这样的境况,刘秀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又将怎样进行他人生的历程呢?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已无丝毫退路的农民终于挺直腰杆,在北边境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起义,宣泄着他们的愤怒。这主要是因为王莽企图通过对北边匈奴的战争转移民众注意力,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但事与愿违,其结果反而促使矛盾更甚,最终酿成了农民大起义。王莽为了出击匈奴,大征丁男,以实边塞;横征暴敛,以给军粮,使边地和内郡百姓苦不堪言。天凤二年(公元15年),由于大军集结于边郡,边民负担更为沉重。狗急跳墙,兔急咬人,人急,那就只有杀人了。孰不可忍的百姓放下手中的锄头,拿起武器,揭竿而起,斩杀官兵。他们结成数千人的集团,与王莽军队展开游击战。一生二,二生三,接三连四的暴动起义不断发生,长年累月的积怨如山洪暴发,吞噬着飘摇中的新莽政权。
  群雄逐鹿,终有高者胜。历史的目光焦距在了荆州的藏龙卧虎之地——南阳,这里居住的大批皇室宗亲必将产生一位承应天运者。历史选择了小贵族,小秀才——刘秀,可是当时的他怎能知晓,所有的道路都得依靠他自己选择,走过。
  地皇三年,南阳也遭受到了饥荒的袭击,大地上除了饿与白骨,剩下的就只有剥光了皮的枯树残枝。入夜,磷火闪烁,阴风阵阵,凄惨恐怖。百姓的日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来反抗,倒还有一线生机。南阳城躁动着,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所缺的就只剩一根导火线了。早就企盼着这一天来临的刘怎能放过这等大好机会,何况绿林、赤眉起义早已使他心神不宁。日夜期盼能成大业的他趁着骚乱,和他的俊朋豪杰到处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在南阳一带扰乱着王莽政权的统治。官府发兵追捕刘等人,自然也牵连到刘秀等一干家人。南阳是无法安身了,刘秀只得逃到新野二姐夫邓晨家中避难。不料消息走漏,被官兵抓住投进监狱。多亏新野做小官的朋友樊晔的帮忙,才疏通关节,救他出狱。当刘秀在狱中饿得奄奄一息之时,是樊晔送来了一竹篮米饼,救了他的性命。此等大恩大德,刘秀自是终生不忘。天下大定后,他专门赏赐樊晔御膳以及乘舆服物,还调侃樊晔说:“一竹篮米饼换个都尉官来坐坐怎样啊!”可见他们之情深。
  刘秀的二姐刘元早嫁到新野(今河南新野)的邓家。二姐夫邓晨世家为二千石官吏,曾祖父和祖父都官至刺史,父亲任豫章督尉,邓家算是地方上的大姓了。邓晨曾出任王莽宗卿师,出补巫丞,因为不满王莽的残暴统治而辞官回家,立志匡复汉室。刘秀和邓晨志同道合,针砭时弊,互谈抱负理想,共同勉励,关系非常亲密。在此期间,两位有志青年还一起合伙,往来宛县,贩卖粮食,因而结识了宛县的一些大商人,扩大了人际交往,当然也因此发了一笔小财。
  一次,刘秀和邓晨来到宛县和一些朋友聚会,席上有个喜爱收集民谣谶语叫蔡少公的人,饮酒致兴,口不遮言,一语惊人,说“刘秀当为天子”。正好当时名重一时的国师刘歆也改名刘秀,于是当场就有人议论说:“嗨!是不是指当朝国师呀!”正当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得津津有味之时,冷不防刘秀冒了一句:“何用知非仆邪?”意思就是为什么就不能指我呢。在座之人无不嘲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起兵南阳地皇三年秋,一支“新市兵”途经南阳,攻打随县,这竟成了刘氏起义的导火线。南阳郡越发骚动不安,地方上的英雄豪杰莫不跃跃欲试。刘开始公开组织南阳的刘氏宗室和地方豪强作好起兵准备,他俨然成了反抗新莽政权的领导和组织者。在起兵前,刘召集当地的豪强,号召他们说:“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刘的这番议论,无疑确立了南阳豪强起兵反莽的最终目的,就是重建刘氏汉朝统治。
  且说宛城有个叫李通的人,李家世代经商,是宛城大姓。李通的父亲对占星谶纬有一套,曾对儿子说:“刘氏当兴李氏为辅。”意思就是刘氏汉家必当复兴,李氏将成为汉室复兴的中流砥柱。年轻的李通对此条谶文铭记于心。李通的堂弟李轶也是个精明有心之人,当“新市兵”和“平林兵”在南阳活跃时,就暗暗对李通说:“现在到处动乱,刘家皇室要复兴了。南阳宗室,只有刘、刘秀兄弟深得民心,不如跟随他们,图谋霸业!”李通听了,心中暗喜,却故作平静地说:“此正合我意!”
  当他们听说刘秀避吏新野,就登门拜访,刘秀却避而不见。原来李通同母异父的哥哥公孙臣行医的时候,因故被刘杀害。刘秀害怕他们是上门寻仇而来,故避之。李氏兄弟说明此来相见,并无他意后,刘秀才开门迎客。为了以防不测,他还怀揣尖刀。李家兄弟向刘秀分析了天下形势,“天下扰乱饥饿,下江兵盛,南阳豪右云扰”(《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并提到了“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鼓励他担起重任,高举反莽义旗。刘秀内心暗想:李氏富有殷实,父亲又是当朝官员,现在却当着我面却说这等忤逆之言,鼓动我造反,这是为何?一向谨小慎微的刘秀哪敢答应,只是连连推却,表示无德无能,不敢担当。李家兄弟又找来南阳府掾吏张顺等一同劝说刘秀,反复陈说,什么王莽暴政,天下苍生,天命使然,统统用上。未来的光武大帝陷入了沉思。个人的经历,宗室的遭遇,游学的见闻,动荡的天下,物是与人非莫不在脑际闪过。“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的万丈豪情也不断地刺激着多年来潜伏在刘秀心底的那颗志向种子,它终于要破土而出了。经过再三思索,刘秀终于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地皇三年十月,时年28岁的刘秀和李通、李轶兄弟起兵宛城,历史的轨迹从此发生了转变。可是,道路是如此的崎岖,以至于许多事实都不在刘秀的预料与掌控之中。
  十一月,刘秀率领义军宾客返回舂陵。此时,哥哥刘已先刘秀一步聚众起事。因为起义刚刚发动,一些人对刘等人的反莽举动,恐惧害怕,不敢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到处逃亡隐匿,喊道:“刘伯升要害死我们!”但是,刘秀的到来,却使形势大为改观。当人们看到一向老实忠厚的刘秀都头戴大冠,身着将军服,一派威仪,慨叹曰:“以为非独伯升如此,谨厚者亦如之。”从而,许多民众都踊跃参加,义军队伍迅速壮大,很快就汇聚了七八千名舂陵子弟,号为“舂陵兵”。 刘家兄弟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联合作战刘氏兄弟起兵南阳后,考虑到“舂陵兵”势单力薄,容易被莽军击破,于是刘、刘秀就主动与“新市兵”、“平林兵”联系,三者联合起来攻打官兵。此时的刘秀虽是领导,却还是骑牛打仗,直到杀死新野尉才弄到匹马来当坐骑,足见创业之艰难。随后他们又攻克了唐子乡,拿下了湖阳县,劫掠了不少钱粮,不料,士兵因为财物分配不均,产生怨恨。这些跟着他造反的多是亡命之徒或是贫穷饥饿之民,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填饱肚子,抢点金银财物。那些没有捞着钱财的士兵于是商量着准备干掉刘氏兄弟,围攻刘氏宗族。刘秀见状,赶紧收集所有宗亲手中的财物分给这些闹事的士兵,才得以平息骚乱。在攻下棘阳后,他们遭到了一次惨痛的打击。刘秀队伍在一个叫小长安的地方遇上了王莽派来的剿匪军。由于大雾弥天,刘秀他们不知虚实,贸然开战,结果被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率领的先头部队杀得大败,部队也逃得七零八落。刘秀也一个人骑着马夺路而逃,路上遇到妹妹伯姬,于是两人共乘一骑。没走多远,又遇到了二姐刘元领着三个小女儿惊慌失措地奔跑,刘秀急忙下马,让姐姐和小妹先走。汉高祖刘邦遭项羽打败时,为了自己逃命,居然狠心抛妻弃子;与他相比,刘秀多么宅心仁厚,这恐怕就是读书人和市井流氓的区别吧!且说一匹马能载多少人啊,情况紧急,哪容多想,深明大义的二姐对他们挥了挥手,说:“你们不用管我,赶紧逃吧,不然我们都将枉死于此!”眼见追兵已至,刘秀只得含泪策马,和妹妹疾驰而去。背后传来的是姐姐和甥女们惨绝人寰的叫声,为了不枉费姐姐的一片心意,刘秀只能狠狠地抽着马鞭,宣泄着心中的悲伤……刘元和三个女儿都被杀死,二哥刘仲以及同宗兄弟数十人皆遇害。刘和刘秀只得收拾残兵,退保棘阳。
  外患未除,内乱又起。新市、平林军见刘他们遭受重创,而甄阜、梁丘赐的大军又尾随而至,就想分头散去,刘真是心急如焚。正在刘氏兄弟一筹莫展的时候,五千下江兵也开进了南阳,驻扎在宜秋。刘、刘秀与李通当即前往宜秋,与下江军联系,争取同下江军联合作战。下江军首领成丹、张卬推选王常,同刘等人商议。刘向王常反复陈述了两军联合的益处,表示不会独吞胜利果实。王常是颇有见识的一位将领,听得分析以后,立刻同意了联合作战的要求。还对部下说:“王莽篡位弑主,残虐无道,天下百姓莫不思汉,故而豪杰并起。现在刘氏复兴,他们才是汉家真命天子。我们只是相聚草泽之中布衣百姓,辅佐他们成就大业,才是我们分内之事。”王常不仅本人主张联合作战,而且还说服了不同意联合的成丹、张卬。
  地皇三年12月,刘决心乘下江军联合作战的有利时机,给予王莽军队以沉重的打击。而甄阜、梁丘赐也想凭借他们在小长安大败起义军的声势,试图全歼义军。两军对垒势不可免;甄阜、梁丘赐把辎重留在蓝乡,率精兵十万轻装渡过黄淳水后,就在沘水附近安营扎寨,为了显示他们决一死战的雄心,还学项羽,砸了锅灶,连后退的桥都烧毁了。刘、刘秀等人为了能击败来势汹汹的敌军,也作了精心的部署。盟军烹羊宰牛,犒劳全体将士。刘、刘秀和新市、平林、下江几支军队的首领还焚香祭天,歃血为盟,同心协力,誓灭莽兵。经过三日休整,大军分为六部,趁着夜黑风高,寒风刺骨,敌人麻痹之时,突袭莽军后方粮草基地——蓝乡。这招出奇制胜,一举成功,甄阜、梁丘赐留在蓝乡的粮草辎重,尽为义军所获。
  第二天早上,义军趁热打铁,发起了对沘水莽军的总攻。刘、刘秀领军从西南进攻甄阜,下江兵从东南进攻梁丘赐。甄阜和梁丘赐听说蓝乡失手,粮草被劫,早就六神无主了,正准备撤退,义军却如天兵般突降眼前,顿时吓得魂飞胆丧。一阵手忙脚乱地抵挡后,死的死,逃的逃,却又自断了后路。逃至黄淳水后,已插翅难飞,结果甄阜和梁丘赐都被斩杀了,士兵淹死被杀者两万余人。随后盟军又在育阳(在今河南南阳北)歼灭了赶来援助的严尤、陈茂部队,进兵包围了宛县。在宛县,为了方便号令组织,刘还给自己树起了名号,曰柱天大将军。王莽听到刘的名号,深感惧罹,知道这是个棘手的对头,宜早除之,乃悬赏食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列上公以求刘项上人头。还让长安城中的官署和天下乡亭都在屋里挂上刘的头像,每天早上用箭射杀,企图诅咒这个死对头早死。
  昆阳扬名为了师出有名,顺应天下民心,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一月,南阳一带的义军互相通气,统一行动,决定立一个刘氏宗室为帝。几经争执,最后决定立刘秀的同族兄长,生性懦弱的刘玄为帝。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辛巳朔,淯水河畔,锣鼓震天,爆竹鸣鸣,旌旗飞舞,到处都洋溢着喜气。高高的祭坛上,刘玄身着帝王服饰,双目无神地坐在龙椅之上,接受百官的朝拜,正式登基即皇帝位。由于从未见过此等场面,竟胆怯得双颊通红,两耳发烫,满额汗水,接受一群人的朝拜。于是出现了刘玄登基那一幕可笑的场面。
  由于刘玄原来的称号是“更始将军”,所以年号就为“更始”,史称“更始皇帝”。王匡被封为定国公,王凤为成国上公,刘则为大司徒,封汉信侯,刘秀仅仅被封了个太常偏将军。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谁让手中无兵呢,此时的刘秀只能隐忍。待到他日蛟龙入海时,天下必定风起云涌。
  虽历经波折,但总算有了政权,有了名分,剩下的就是开疆扩土了。更始元年三月,更始军分头行动,刘统率一部,围攻宛城。刘秀则与其他农民军将领,向颍川郡进军。刘秀率领部分义军攻城掠地,相继占领了昆阳、定陵、郾城,缴获了大量牛马财物以及粮草10万斛。刘秀没有贪功,把这些财物都送到了宛城。王莽听到甄阜、梁丘赐被杀,更始帝立的消息后,大为恐惧。为了剿灭襁褓中的更始政权,王莽派遣司空王邑、司徒王寻征发各州郡兵士43万人,号称百万大军,与败军严尤、陈茂会合后直扑更始军。为了一举歼灭更始军,王莽可谓煞费苦心。不仅征召了全国善兵法者36家共百余人随军做参谋;还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有个称“巨无霸”的猛将身长一丈,腰大十围。同时还驱赶虎、豹、犀牛、大象等猛兽以助声威。大军一路浩浩荡荡,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此等阵势自秦汉以来还从未见过。
  更始诸将见王邑、王寻来势汹汹,纷纷撤退,逃回昆阳(今河南叶县)城中。当此之时,昆阳城只有八九千守军,双方兵力悬殊巨大,不少更始将领惊慌失措,挂念妻儿,主张弃城而走。英雄总是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以个人的天才能力,力挽狂澜。刘秀劝阻众人说:“现今我们兵少粮缺,而敌寇强大,唯有团结一心,全力抵抗,方有一丝生机。如果各自分散,则必死无疑。况且宛城尚未攻下,主力部队无法前来援救,一旦昆阳城破,不出一日,其余诸部也将全被歼灭。大丈夫当同心共胆,建功立业,岂能做守妻儿看财物的胆小鬼!”众将领听后,非常生气,说:“刘将军怎能说出这番话来,你简直太小瞧我们了!”刘秀起身,轻轻地笑了笑,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正当此时,探子回报说敌军很快就要到达城北了,队伍绵延几百里,一眼望去,不见尽头。斗志已起的更始将领齐声对刘秀说:“一切但凭刘将军定夺!”往日饱读的兵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刘秀准确地判断时机,分析战况,献计道:由王凤、王常率领军队在昆阳死守,自己则轻骑突围出城,征集援兵,内应外合,从而击溃官兵。这是此时唯一可行的办法了,于是诸将纷纷赞同,生死存亡的希望寄托在了年轻的刘秀身上。
  且说兵临城下的莽军,在经过一番巡视以后,久经战场的严尤就向主将王邑献策说,昆阳城小,却易守难攻,非敌军主力所在,不若直接进攻更始政权所在地宛城。一旦宛城城破,主力溃败,昆阳也就不战而下了。王邑却自恃兵强马壮,要血洗昆阳,还说他当年以虎牙将军称号捉拿反党翟义,就是因为没有生擒翟义还受到了朝廷的斥责。现在手握百万之众,却不能拔一小城,怎能显示军威!于是倾尽全力兵围昆阳,营垒百余座,云车十余丈,旗帜蔽野,尘埃连天,战鼓之声百里之外都可听见。官兵挖地道、搭云梯、撞城墙;万弩齐发,矢如雨下,城中住户出门打水都要背着门板以挡飞箭。王凤等人乞求投降,王寻、王邑都不准许,自以为很快就能攻破昆阳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
  刘秀凭借过人的智慧和胆识,杀出兵围十重的昆阳城,直奔郾县、定陵,想搬动全部救兵,而一些将领主张留下些人马看守财物。刘秀好言相劝道:“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头颅尚无,何谈财物?”于是,刘秀亲自领兵千余人打头阵,两县义军齐头并进,杀向昆阳。六月己卯,义军在离官兵军营四五里的地方挑战。王寻、王邑遣数千士兵迎战,刘秀趁敌军阵脚未稳,一马当先,斩杀数十人。手下诸将见刘秀勇猛异常,都感到惊奇,这个刘将军平时见到小股敌人就胆怯如鼠;现在大敌当前,却勇敢无畏,真是奇怪!于是纷纷吆吼:“刘将军,你敢再打头阵,我们就在后面跟着你!”听得这番豪情壮语,刘秀浑身充满了力量,又率军发起再次冲锋,官兵被杀上千人。此时刘已经攻下宛城三日,并定都于宛,但身处前线的刘秀却并不知晓。为了鼓舞士气,打击敌人信心,刘秀又心生一计,派人持书到城中报捷,并称主力军很快就会赶来增援,还故意把书信遗失,王寻、王邑见书信后大惊,莽军士气顿挫。更始军将士闻得捷报连连,又见刘秀身先士卒、浴血奋战,于是内外夹击,呼天动地杀向莽军,士兵无不精神抖擞,以一当百。刘秀亲率三千敢死队渡昆水,从城西攻打王寻、王邑的大本营。面对突然出现的敌军,莽军阵势大乱,刘秀趁势攻杀,王寻被斩。昆阳城中的守军也乘势出击,“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后汉书·光武帝纪》)。天佑有德之人,此时天色忽变,雷电交加,屋瓦皆飞,雨下如注。城北滍水暴涨,决堤泛滥,咆哮而下,随军带来的虎豹等猛兽吓得四处逃窜。惊恐万状的莽军被淹死者数以万计,以致滍水绝流。王邑、严尤、陈茂带着轻骑,踏着死尸,涉河北逃。义军所获官兵辎重,车甲珍宝,连续搬了一个月都搬不完,最后只得焚毁多余之物。自此,新莽政权土崩瓦解,各地观望的豪强世家,包括王莽手下官吏,望风而动,纷纷拥兵自重,割据称侯。一月之内,王莽能控制的地区就只剩长安、洛阳两座孤岛了。
  英雄也流泪昆阳大战,刘秀才华大展,气吞山河,从此威名天下,“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四方良禽纷纷靠拢,如冯异、王霸、祭遵、臧宫等,择这棵佳木而栖。作为一名偏将,锋芒毕露,功高盖主,引来嫉恨,终将招致横祸。刘此时也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在占领宛城以后,把政府迁到宛地,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大有取代刘玄之势。平林、新市的诸领岂能让刘家兄弟打乱他们的计划,于是怂恿刘玄寻找机会除掉刘,以免后患。
  一次更始与群臣开宴庆功,刘玄叫刘解下所佩宝剑让自己观赏,御史申屠建同时也献上自己所佩戴的玉玦。还好,宴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会后,舅舅樊宏对刘说:“当年鸿门宴上,范增举玦以示项羽刺杀高祖刘邦。今天申屠建也献玦,这可不是善意啊!”素来豪放的刘怎能将这等事情记挂在心,只是微微一笑了之。原来与刘氏兄弟比较友善的李轶也转而攀附更始军中的新贵朱鲔等人,拍马献媚,成为一丘之貉。机警过人的刘秀看在眼里,时常告诫刘:“此人不可复信!”刘仍不听劝。
  祸端终于发生了。刘手下有员部将,也是刘氏宗亲,叫刘稷,此人冲锋陷阵,勇冠三军,却是粗人一个。一日喝酒喝高了点,就口不择言,愤怒地说:“当初带领大家起兵举事,谋取霸业的是刘兄弟,现在这个更始皇帝算个什么东西!”岂知这话让李轶听到,这个小人就跑到更始君臣那边添油加醋地说一番。一帮人以此为计,故意封刘稷为“抗威将军”。刘稷对此拒不受命,更始君臣就抓住把柄,逮捕了刘稷,准备处死。眼见心腹大将被斩,刘怎么按捺得住,据理力争,为刘稷辩护。李轶、朱鲔见鱼已上钩,就劝刘玄当机立断逮捕刘,当天就处死了两人。可怜刘生得一身英雄胆,出师未捷身先死。
  正在前线作战的刘秀,听得噩耗,顿觉天旋地转,五脏俱裂。《东观汉记·光武皇帝纪》说刘秀“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日渐成熟的他,没有失去理智,深知凭自己所掌控的兵力根本无力抗衡,嚼着牙齿和着血也只能吞进自己的肚子里。左右思量之后,刘秀强忍悲愤,装着笑脸,急驰宛城,向更始君臣引罪谢过。对于昆阳大战,他丝毫不敢居功,说全是将士们的功劳。更不敢给刘戴孝,照常吃饭喝酒,有说有笑,一点也不流露出他忧伤的心情。或许出自惭愧,或许想稳住刘秀,更始帝刘玄还把刘秀封为武信侯,并任命为破虏大将军。虽然如此,暗藏志向的刘秀早已视更始群臣为不共戴天之仇,他们的关系终将破裂。而此时,力求独树一帜的他,只能隐忍,再隐忍,大谋需要大忍,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扶摇直上九万里。
  蛟龙入海刘既除,大权在握的刘玄遂兵分两路,讨伐王莽。一路由定国上公王匡领导,北上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指挥,西向武关。义军一路攻城掠地,所向披靡,很快就占领了洛阳。
  当义军攻陷洛阳以后,更始帝想建都于此,遂派刘秀为司隶校尉,先期到达,负责整修被战火所坏的宫殿衙署。机不可失,刘秀趁此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官僚吏属,并且恢复了汉家旧制,以大汉朝官的身份进入洛阳。初时,百姓迎接攻入洛阳的更始军,看见将官士卒头戴官帽,却身着女子花衣,不伦不类,都暗自窃笑。当刘秀率着他的司隶校尉府属衣冠齐整,服饰鲜明,井然有序地进入洛阳城时,那些昔日的旧汉遗臣,无不感慨万千,泪流满面:“想不到今天还能再见汉官威仪!”于是更始政府遂由宛县迁至洛阳。不久,攻克长安,铲除王莽政权的申屠建、李松等人从长安送来乘舆服御,奉迎迁都。刘玄别驾长安,做起了现成皇帝。
  蛟龙一旦入海,天下必当风起云涌。幸运之神再次眷顾刘秀,他终于有机会摆脱束缚,独立行事,书写自己的丰功伟业。更始帝为了笼络人心、稳定局势,想派一名亲信得力的干将去镇慰黄河以北的地区。刘玄的叔父大司徒刘赐认为宗室之中只有刘秀才能堪当大任。而一些反对者如朱鲔等认为此举大为不妥,等于放虎归山。刘秀在刘死后韬光养晦的表现迷惑了刘玄,让他解除了疑虑,再加上叔父的坚持,刘玄终让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之身份,从洛阳渡黄河而北,招抚群雄。更始帝的这纸任命,对刘秀而言,真是枷锁顿解,他的政治生涯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识者归心,刘秀的羽翼正在不断生长。一些对刘秀慕名已久的贤才闻得刘秀北上,不远千里,投靠刘秀。他的同窗好友,南阳人邓禹,手持竹杖,日夜兼程,累得精疲力竭终得以在邺城追上刘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期尺寸,垂功名于竹帛尔。”巨鹿宋子县人耿纯,当时还是刘玄手下的骑都尉,也到邯郸道上,毛遂自荐,愿为刘秀左右。部将冯异更是毫不掩饰自立政权的决心,建议刘秀要趁天下未定,人心未稳,赶紧在燕赵之地“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招揽人心,发展势力。独立行事的刘秀率领着他的群臣,开始了建功立业,称霸天下的冒险之路。
  艰难河北路当刘秀渡过黄河到达北方之时,整个河北全是农民军的天下,有铜马、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等等,人数多达百万。而郡县城邑则为豪强地主武装和王莽政权残余力量所占据。为了立足于此,刘秀便打起大司马的旗号,巡行郡县,召见郡守、县令、三老乃至佐史等各级官僚,考察黜陟,如同汉时州牧行巡,以获得官吏豪强的支持。那些郡守县令、地主豪强们,知道长安已陷,王莽已诛,只好归降刘秀,以图自保。同时,刘秀还注意抚慰百姓,安定人心,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家官名。所到之处,官吏、百姓争相执酒犒劳,欢送。自古创业多艰难,岂能一帆风顺唾手而得,坎坷的征途才刚刚开始。
  在一路迎送之中,刘秀顺利抵达邯郸。这时,已故赵缪王之子刘林建议:“赤眉今在河东,但决灌之,可使百万之众化为鱼鳖。“刘秀岂是为一己之利,而决堤放水、殃及无辜之人,自然对此话无从理睬。等刘秀到了真定以后,怀恨在心的刘林就让一个叫王郎的占卜之人冒充是汉成帝之子,立他为帝,自己为相,以邯郸为都,派遣使者四处联络,控制了邯郸附近大块地盘,并悬赏十万户捕杀刘秀。
  刘秀认为王郎新起,气焰正盛,应避其锋芒,于是北上蓟县(今北京西南)。故广阳王子刘接听说王郎举事,也起兵蓟中,互为呼应。蓟县城一片混乱,百姓惊恐万分,又传说邯郸使者驾临,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要出城迎接。腹背受敌,刘秀只得率军向南出逃,一路饥寒交迫,风餐露宿,连城邑都不敢进,只能在路边食宿。逃到饶阳的时候,所有人马都饿得困乏无力了。刘秀冒充是邯郸来的使者,方才住进驿站。当驿丞送上饭菜时,一帮人因饥饿难耐,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礼仪,就你争我夺,大有风卷残云之势。哪里能有饿成这样的使者呢?驿丞当即起了疑心,就悄悄跑到外面击鼓,还大声吼道:“邯郸使者到!”一行人大惊失色,正准备逃走。突然刘秀一想,这其中可能有诈,于是慢慢地坐下,镇定自若地说:“有请邯郸将军!”驿丞见刘秀如此镇静,自己又找不出个邯郸将军,只好作罢。这里可不是久留之地,休息一阵后,刘秀又领着部属继续着他们的逃难历程。他们顶着严寒风霜,昼夜兼程,丝毫不敢怠慢,脸都皲裂了。天子真有天神庇佑?当他们逃到下博(今河北深县东南)城西,忽然遇到岔路,迷惑不知何去。这时一位身着白衣,鹤发童颜的老丈告诉他们八十里外的信都(今河北冀县)现在还属更始政权,可以投靠。于是刘秀驰赴信都。信都太守任光曾随刘秀参加昆阳大战,因功升迁信都太守。他正为信都孤城难守,费尽心神,听说刘秀到来,兴奋至极,当下率领部属开门迎接刘秀。进入信都城,刘秀终于脱离险境,原来的部众早已走散离失,所剩无几。
  和任光一样坚守城池,不归附王郎的还有和成太守邳彤。他听说刘秀在信都,喜出望外,赶来相会。三人一边叙旧,一边分析形势,共商大计。听说刘秀部下多数人想回长安,邳彤便声色凌然地说:“百姓思汉甚久,故而更始称帝,天下响应,三府清宫除道而迎。邯郸王郎,假名乘势,集乌合之众,而震燕、赵。若明公奋二郡兵,扬响应之威,以攻则何城不克,以战则何军不服!若舍此而西归,非但徒失河北,而且惊动三辅,威信尽失,实乃失策。”邳彤合情合理的分析,仿若醍醐灌顶,刘秀果断地做出决定,留在河北,发展势力。
  初建根据地刘秀遂以信都为根据,重新打出大司马的旗帜,征得附近郡县兵壮四千余人,相继占领了堂阳(今河北新河北)、贳县(今河北束鹿西南)。此后,又有昌成(今河北冀县西北)人刘植,率领几千人献城归附。育县(今河北冀县一带)耿纯,也率领宗族、宾客两千多人投顺。刘秀又派刘植招抚汉景帝七世孙真定王刘杨。当时刘杨拥兵十万,归附王郎,如此强大的势力,刘秀自然志在必得。除了刘秀个人的能力以及同为刘氏宗亲外,为了拉拢,也为了消除刘杨的顾虑,刘秀迎娶了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后来东汉的一个皇后。如此一番后,刘秀兵力大增,流散的部下也逐渐会合。于是挥师北上,相继占领了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卢奴(今河北定县),同时号召郡县,共击王郎,得到普遍响应。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也多率部归附,成为刘秀的强大助力。连克新市、真定、元氏、防子诸地以后,刘秀的军队在柏人(今河北内丘东北)和王郎的大将李育发生了遭遇战。前部偏将朱浮、邓禹战败,粮草辎重也丢失了。刘秀收拾散兵,与李育再战,大破之,又夺回了辎重。李育于是肃清壁野,坚守城池,刘秀久攻不下,只得领兵攻打广阿。后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领兵归顺,再加上更始部谢躬的增援,刘秀趁势大飨士卒,直扑巨鹿。
  王郎守将坚守不出,巨鹿久攻不克,拖下去就将延误军机。耿纯建议:“巨鹿久战,士兵劳苦,易挫军心,不如直取邯郸,杀掉王郎,巨鹿不攻自破。”刘秀接受了这个建议,留部分军队继续围困巨鹿,自己则亲率主力进攻邯郸。一路上连战连捷,兵临邯郸城下。王郎吓得手足无措,连遣使者乞降。使者见到刘秀,仍坚持称王郎是汉成帝的后代,希望刘秀看在宗亲的分上饶恕王郎。刘秀说:“即使成帝复活,也不能再得天下了,何况是个假的。”使者为王郎求万户侯,刘秀断然拒绝:“一户都不能给,想要,就赐个全尸吧!”使者悻悻然而去。
  连续二十多天攻打,五月甲辰,少傅李立打开城门,引军入城,邯郸城破。王郎趁着夜黑夺路逃窜,被猛将王霸追上,一刀劈为两半,割下首级,归报刘秀,换来个王乡侯的爵位。河北割据势力,随着王郎被杀、邯郸被占而终结。刘秀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斩获王郎,刘秀威名更甚。更始帝恐其尾大不掉,乃封为萧王,令其罢兵,南归长安。自从兄长被杀后,就一直韬光养晦的刘秀,当然不会放过此等独树一帜之机会,遂以河北未平为借口,不奉诏命。自此,刘秀开始脱离更始政权,寻求独立。立志天下的刘秀继续用兵河北,逐一收服了铜马、高湖、重连等农民军。为了显示自己的气度以及对农民军的信任,消除疑虑,各部义军首领皆封列侯,还让他们各归本部,整点兵马。而后轻车从简,只带了几个随从,行巡各部,慰问嘉奖。这些首领皆被刘秀的气度和大量所折服,相互议论说:“萧王对我等推心置腹,我们当全力效劳,舍命以报!”刘秀分编诸部,清点兵马,已逾十万,被关西人称之为“铜马帝”。羽翼更加丰满的刘秀又相继击溃了一些农民义军。此后不久,刘秀手下大将吴汉、岑彭袭杀了更始政权尚书谢躬,从此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分道扬镳。
  相煎何太急再说进入长安的更始军。初时,王莽之战,长安城中唯未央宫被焚,宫女数千备列后庭,府库宫室一无所动,市井坊里不改于旧。刘玄见状,喜形于色,直奔长乐宫,安享富贵。第二天早朝的时候,文武大臣都井然有序,班列庭中。从未见过此等场面的更始皇帝又胆怯地直打哆嗦,垂着头,手指不停地刮着座椅,不敢正视群臣,犹如害羞的小孩。正巧有几个将军晚到,刘玄竟问道:“你们抢了多少东西?收获还不错吧!”左右侍者以及臣僚无不面面相觑。身为帝王岂能说出此等话语。一番大封群臣之后,刘玄的心腹李松被封为丞相,赵萌封为右大司马,共秉朝政;自己则迎娶赵萌的女儿为夫人,还把朝政委任于赵萌。荒淫的刘玄与后宫粉黛们饮酒作乐,歌舞升平,终日沉醉不醒,大臣都不能得以相见。实在没有办法,就令宦官坐在帷帐中,顶替自己,应付臣下。大臣当然知道这不是更始帝的声音,都怨恨说:“成败未可知,遽自纵放若此!”赵萌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引起群臣不满。无奈刘玄对他百般信宠,有人告发赵萌恣意放纵,他不但不去惩罚赵萌,反而拔剑就刺告发之人。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说赵萌专权。赵萌对一个宦官始终看不顺眼,就决定杀之,刘玄亲自为宦官求情说好话,赵萌竟然都不同意。上行下效,更始政权这些将领们也到处为非作歹,“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朝廷上下污秽不堪,胡乱卖官鬻爵,长安百姓歌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这些出身三教九流之辈,身着五颜六色的官服,招摇过市,横行霸道。政权一个个糜烂至此,使得关中人心涣散,叛乱四起。
  当此之时,长安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河南樊崇领导的赤眉集团。在刘玄攻入洛阳的时候,樊崇还带领二十多位将领进入洛阳,诣谒刘玄,并接受了册封。但是这些封号都是徒有虚名,没有食邑,而且樊崇所提出的关于解决农民军粮草的问题,刘玄没有给以答复,从而引起赤眉将领的严重不满。离开洛阳回到颍川后,樊崇便把赤眉之众一分为二,一部由自己和逢安率领,一部由徐宣、谢禄领导,攻城拔寨,寻觅粮草。此刻的河南,年年灾害,早已赤地千里,什么东西也捞不着。衣食无着的赤眉军皆日夜哭泣,欲思东归。樊崇等认为东归老家,则群众必散,于是决定矛指长安,与更始军拼个鱼死网破。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十二月,赤眉军西进入关,突破更始军的层层阻拒,进至华阴(今陕西华阴东)。有个叫方阳的人,仇怨刘玄杀了其兄,就劝说樊崇:“现在更始荒淫,政令不通,才使将军愤恨,率军来此。今将军拥有百万之众,西向帝都,却没有正式的名分,只能算是盗贼,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不如拥立一个刘氏宗室,以此发号施令,谁还敢不服!”樊崇等以为然,于是就立城阳景王刘章之后15岁的牧童刘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当然,刘盆子依然是个傀儡,赤眉实权仍然掌握在樊崇为首的三老手中。
  赤眉军继续西进,势如破竹;刘秀的军队也不时攻打更始军,牵扯了部分力量,有人建议刘玄退出长安,东归南阳,且留青山。在长安过惯了锦衣玉食,侈靡奢华日子的刘玄哪里还想过逃亡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是宁愿在享乐中死去,也不在困苦中生存,于是他断然否定了逃跑保命的建议。有弃权逃命者欲劫持更始帝东归,结果密谋被泄,更始上层集团产生争执,遂生内乱,申屠建、成丹等被杀,御史大夫隗嚣远走天水。张卬、王匡反叛更始,与赵萌、李松等更始军在长安城中相互厮杀,连战月余。张卬、王匡败走,归降赤眉。赤眉军遂与王匡联合,共击长安,城破,刘玄出逃,为其部下所擒。在赤眉军的威逼之下,更始帝刘玄赤裸着上身来到长乐宫,献玺绶于刘盆子。刘玄改封为长沙王,更始政权灭亡。同是农民起义军为了推翻暴莽所建立的政权,不想利欲熏心,竟自相残杀至此。
  三十而立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趁更始、赤眉之乱,刘秀派邓禹率军西进,攻城略地;又遣冯异扼守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以拒洛阳之更始军;自己则徇守燕、赵以巩固实力。当赤眉军迫近长安时,诸将建议为了江山社稷,挽救天下苍生,当上皇帝尊号。刘秀认为时机未到,坚决推辞。大军到了鄗县(今河北高邑东),刘秀召冯异询问天下情况。聪明的冯异当然明白刘秀的心思,进谏刘秀说:“三王反叛,更始败亡,天下无主,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刘秀听了,因势而说:“我昨夜梦乘赤龙,遨游九天,现在内心都还未能平静。”冯异当即叩拜,恭喜刘秀说:“这是苍天显灵,主上当为九五之尊!”恰好在长安时的老同学强华从关中赶来,进献《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自西汉武帝以后,谶纬之说盛行天下,历代帝王莫不重视。王莽篡位,为了证明自己是众望所归,天命所从,也宣扬各种谶语符瑞。现今赤符显灵,刘秀登帝,天命难违。符瑞已现,万事俱备,群臣乃上书刘秀说:“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若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各方条件都已成熟,刘秀于是顺水推舟,命令在鄗城南面的千秋亭五成陌设立坛场,举行即位大典。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乃即皇帝位于鄗,年号建武。经过三年多的浴血奋战,三十而立之年的刘秀一举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当初发愿“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的南阳小贵族竟坐上了龙椅,当起了皇帝。
  更始三年十月,被刘秀围困洛阳数月的朱鲔闻得长安城破,更始已亡,自己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只好带着队伍投降刘秀。刘秀遂进入洛阳,以此为帝都,沿用汉朝国号,史称东汉。
  且说赤眉入长安,刘玄出逃高陵之时,初登帝位的刘秀就出人意料地下诏封刘玄为淮阳王,若有人保护刘玄生命者可封侯;若有敢残害者,罪同大逆。然而这样的诏令在当时无疑是空头支票,怎能解救刘玄的厄运。投降赤眉不久,刘玄就被赤眉军的张卬部下用绳子缢死,随便葬于长安郊外的乱岗之中。听到刘玄被害的消息,刘秀还非常悲痛。在后来攻占长安之后,刘秀让邓禹在荒郊中寻得刘玄遗骸,改葬在霸陵(今陕西长安县东)。
  刘秀与更始政权一步一步走向破裂,这是必然的。刘秀身后支持他的是豪强地主,他们从起义之初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恢复封建正统统治,光复汉朝。而更始政权则主要是由饥饿贫穷的农民所组成,他们起义的目的就是食能果腹,绫罗缠身,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虽然后来也曾追立刘氏宗室,但那也只是满足他们夺财掠物的权宜之计。道不同不相为谋。志在天下的刘秀不仅要脱离更始,更是要消灭更始政权。身为傀儡的刘玄只是权力角逐的意外牺牲品。即使不是刘玄,也会有其他刘氏当替罪羔羊。
  赤眉灭亡登上帝位后,就意味着农民起义军不再是刘秀的同盟军,而是被铲除的对象。他的军队一边镇压河北农民军余部,一边扫荡着中原各地的农民军和割据武装。此时,对刘秀政权威胁最甚者当属进入长安的赤眉军了。由于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多为贫民、盗寇出身的他们看见富丽堂皇的宫殿,数不尽的珍宝美玉,花枝招展的美艳宫女,更是凶相毕露,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比之更始军有过之而无不及。百姓害怕,纷纷关上大门以求自保。外面的形势更是严峻不堪。此刻刘秀已占领山东大部分地区,扼住了他们东归之路;陇西为更始叛将隗嚣盘踞,截断了西进的道路;巴蜀又为公孙述所占据,南路也被阻断。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正月,邓禹率军包围了长安。由于赤眉军烧杀掠夺,使得三辅地区的豪强地主和百姓纷纷结堡自守,不与赤眉军供给。珠宝抢尽,宫室烧光,粮草殆尽,山穷水尽的赤眉军,只得放弃长安,引兵西逃,沿终南山西入安定(今宁夏固原)、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然而西进之路,并不是活路一条。当他们逃到阳城、番须口一带时,突遭暴风雪,坑谷皆满,饥寒交迫,士兵多有冻死,再加上陇西隗嚣军队的不断骚扰,赤眉军不得不东归长安。缺衣少食的赤眉军此时都还不忘发财,他们盗掘西汉皇陵,把珠宝器物洗劫一空。为了以泄私愤,甚至“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秽”(《后汉书·刘盆子传》)。这等行为令人发指。此时长安已落入邓禹手中,经过一番苦战,击败邓禹,赤眉军才重新夺回长安。此后杜陵豪强延岑与赤眉军逢安发生交战,邓禹伺机率军偷袭长安,结果又为赤眉大将谢禄所败。
  后不久,为赤眉所败的延岑整顿兵马,收集散卒,卷土重来,与赤眉军大战。由于更始降将李宝从赤眉内部倒戈,里应外合,赤眉遂大败,部众被杀数十万。时值“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粮草问题再次凸显。此外,又有汉军和地方豪强的袭击,关中难以立足,樊崇只得率部东归。刘秀令冯异等先行占据华阴、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北),堵住赤眉军东归要道。若赤眉东撤,则以宜阳之兵向新安聚集;若南撤,则以新安之兵向宜阳聚集,互相增援,共同夹击。
  建武三年正月,赤眉军东归至华阴与冯异军相遇。双方对峙六十余日,交锋大小十余次。虽是强弩之末,赤眉军仍如困兽做最后挣扎,冯异虽尽力而战,也只降服了刘始、王宣等五千余人。正当此时,被赤眉军打败的邓禹不顾东守宜阳的命令,也赶到华阴,要求和冯异一起攻打赤眉军。冯异认为赤眉军主力势强,只靠武力难以击破。应当遵从皇上旨意,邓禹等在东阻击,而他自己从西面进攻,双方夹击,一举而定,这才是上策。可是,邓禹及其部将邓弘,急于挽回面子,要求击败赤眉军。他们拒绝了冯异的好意,一意孤行,率军同赤眉军展开交战。
  赤眉军佯装败退,丢弃不少辎重。汉军一见,以为又有财物可捞,于是不顾战况,争相抢夺。哪晓得掀开覆盖物一看,竟是些豆子。再一戳,更失望,原来这些车上装的都是泥土,只是表面覆盖了一层豆子。众人方知中计,正欲撤退。赤眉军已乘势发起反击,邓弘大溃。多亏冯异和邓禹及时援助,赤眉军才稍稍后却。冯异认为士兵受挫,军心动摇,宜择日再战。哪知邓禹求胜心切,不听苦劝,又与赤眉军展开大战。结果被败,死伤三千余人。颜面尽扫的邓禹与随从24骑还诣宜阳,献上大司徒、梁侯印绶,引咎辞职。冯异却并不气馁,整顿兵马,坚竖营垒后又与赤眉军约期再战,一决雌雄。为了确保会战的胜利,冯异作了精心筹划。决战头晚,他选派一些精壮士兵穿上赤眉军服,乔装成赤眉军,埋伏在道路两旁。天亮时,两军交战,赤眉军先派一万多人进攻冯异军的前部,冯异故意以少数兵力应战。赤眉军见汉军势弱,于是悉众而出,冯异当即纵兵大战。双方激战一天,太阳偏西时分,赤眉军已气衰力竭了。在这种情况下,冯异命令预先埋伏在道路两旁,养精蓄锐的士兵奋起袭击。因为伏兵的服装同赤眉军相同,赤眉军无法识别,仓促间不知如何还击,立刻惊骇得全面崩溃。冯异乘胜追击,大破赤眉于崤底,收降士卒及家属八万余众。樊崇率领部队,且战且退,到达洛阳西面的宜阳时,仅剩十万余众。然而他们面临的却是刘秀亲率的御林军,在此以逸待劳多时。转战千里,疲惫不堪的赤眉军早已军心涣散、兵无斗志,只得乞降。刘秀答应不杀刘盆子等赤眉军首领,接受了他们的投降请求。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盆子率领樊崇、丞相徐宣等干将三十余人肉袒而降,并向刘秀呈上了汉朝传国玉玺,更始帝刘玄的七尺宝剑和玉璧。
  自此,更始、赤眉两大农民起义集团均以失败而告终。历史证明文化落后,政治经验缺乏的农民起义军根本不能克服他们流寇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先天局限性。每次生机勃勃的兴起,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只是封建王朝迭替更新的奠基石。历经苦难,献出生命所换来的只是一个新的主人,一套新的政府,自己却一无所获。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
  威加海内在赤眉军投降后,刘秀命令征西大将军冯异继续向关中进军。这时,关中地区的形势仍非常混乱。延岑盘踞陇西,王歆占据下邽,芳丹据有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等等,大小军阀十多余人。各自号称将军,拥兵多则万余,少则数千。经过冯异这位文武全才的天才军事家和政治家的长达两年的苦心经营,才逐一消除这些武装割据,牢牢占据关中,只剩隗嚣这个劲敌。
  在东方群雄之中,刘永构成的威胁最大。刘永是西汉梁孝王八世孙,传国至其父。王莽乱政,其父被诛,封爵被夺。更始即位,刘永先诣洛阳,上表归附,遂封梁王,都睢阳城。后更始政乱,刘永趁机据国起兵,先后攻占济阴、山阳、淮扬、汝南等,共得28城,即今日之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并与山东的张步、江苏的董宪、庐江的李宪连成一片,结成强大的军事同盟。这些地方在当时不仅富庶,而且是战略要地,基本控制了东方、南方进入关中的孔道。要征服东方,首先得消灭刘永。
  建武二年三月,刘秀以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军五万东攻刘永,先后攻占敖仓(今河南荥阳北黄河中)、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封丘(今河南封丘西南)。随后,分兵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刘永的根据地睢阳。八月,汉军乘夜袭破睢阳,刘永逃往虞县(今河南虞县北)。虞县百姓奋起反抗,刘永母亲、妻儿被杀。刘永与麾下数十人再逃至谯县(今安徽亳州)。汉军乘胜追击,攻占沛、楚、临淮三郡国大部。时铜马、青犊、尤来农民义军余部复起于轵(今河南济原东南)西,威胁洛阳。刘秀征调盖延,协同大司马吴汉击败农民军余部。是时,故更始将苏茂反叛,与刘永的将领佼强、周建合率3万人进攻盖延于沛西,企图解救刘永。可是,又被盖延击败。苏茂逃回广乐,佼强、周建随从刘永逃奔湖陵。睢阳人又反叛汉军,归附刘永,刘永乘机复据睢阳。
  为了对汉军作殊死抵抗,刘永继续加强同张步和董宪的联盟,加封张步为齐王,董宪为海西王。尽管刘永在军事和外交上努力巨大,在强大的汉军面前,一切都是徒劳。汉军为了尽快地消灭刘永,对刘永的势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吴汉等先后击败苏茂、周建等主力军,进而与盖延围攻睢阳。城中粮绝,刘永与苏茂、周建突围,为其部将所杀。苏茂、周建逃至垂惠(今安徽蒙城西北),立刘永之子刘纡为梁王。建武五年,吴汉率军破刘纡于垂惠,周建死,苏茂、刘纡逃奔董宪。关东最大割据势力刘永集团被消灭,巩固了刘秀在洛阳的统治。
  在讨伐刘永集团的同时,刘秀命征南大将军岑彭率军南下进攻起兵于育阳(今河南南阳市南)的邓奉和起兵于堵阳(今河南方城东)的董沂。建武三年三月,董沂投降。四月,岑彭攻破育阳,邓奉被斩。五年,被汉军围困于黎丘达三年之久的南郡秦丰集团,主力损失殆尽,被迫投降。至此,刘秀势力发展到荆襄一带,控制了江淮战略要地。
  建武五年二月,割据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广阳(郡治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南)的彭宠被其奴仆谋杀,其国师韩利斩杀宠子彭午,汉军趁乱占领渔阳,统一了燕、蓟地区。刘秀在荡平上述各部割据势力的同时,亦基本消灭了活动于黄河南北的农民义军余部。
  同年,建威大将军耿弇击败了割据青州(治今山东淄博东北临淄故城)的张步。建武六年正月,扬武将军马成领军攻破了李宪的老巢舒城(今安徽庐江西南),斩杀李宪,六年二月,刘秀亲率军队消灭了割据东海(郡治郯县,今山东郯城西北)的董宪以及叛将庞萌,平定了关东最后一部割据势力。
  虽然如此,在西南和西北却还有公孙述、隗嚣两个势力较强的割据集团。
  公孙述曾在王莽天凤年间任导江卒正(蜀郡太守)。新莽政权覆灭以后,起兵入蜀,后逐渐占领益州全境,即今日之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大部分地方,还曾进据汉中(今陕西南郑东北),出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图谋三辅。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自立为天子,建元龙兴元年。
  盘踞陇西的隗嚣集团拥有安定、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郡,大致于今日甘肃全境。其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氐羌匈奴,粮草丰盛,兵马强壮,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刘秀最初想通过和平诱降的办法解决公孙述和隗嚣,都未能成功。后又设计离间公、隗联盟,企图各个击破,此计也告失败。想除掉这两个集团,只得以武力解决。在此之前,刘秀成功地争取到了河西窦融窦氏集团。窦融的七世祖先是西汉文帝窦皇后的弟弟,算得上是皇亲国戚之后。窦融为人慷慨大气,喜交英雄豪杰,政治眼光敏锐,又行宽和之政,深得民心。因而历仕新莽、更始政权,得以据河西之地。刘秀称帝后,窦融就打算通款献城,归顺光武,但路途遥远又有隗嚣集团阻挠,未能成功。建武五年夏,窦融再派使者,历经辗转来到洛阳,受到刘秀接见。后刘秀委任窦融为凉州牧,窦融也再次致信光武帝,以表忠心。
  建武九年(公元33年)正月,隗嚣死,其子隗纯为王,刘秀乃乘机出兵,亲征隗嚣。并联合窦融,两军夹击,终在建武十年十月大破隗纯军,陇右平。得陇既望蜀,刘秀遂挥兵入蜀,征讨公孙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一月,吴汉、臧宫攻打成都,公孙述战死,益州平定。
  东汉初年的统一战争至此基本结束,天下江山再归于汉。陇西羌族,依附匈奴、乌桓的卢芳集团,虽然时常骚扰,却如疥癣,不足为患。历经15年硝烟战火,历史又由纷乱转入和平。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历史造就了刘秀,刘秀也以个人能力改变历史,开创了二百余年之基业,史称历代之中兴无过于光武者。王夫之在其著作《读通鉴论》中给予了光武帝高度评价:“自三代以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前而高帝,后而唐宋,皆未有如光武之世,胥天下以称兵,数盈千万折也。通其思,思其变……岂易言哉,岂易言哉!”
  光武中兴爱好复古,喜欢改革的王莽终因朝令夕改、摇摆不定的政治以及沉重的赋税、残酷的刑罚,弄得民不聊生,群起暴动而亡国。半生戎马的刘秀又将怎样治理自己的江山呢?天下大定后,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巩固政权统治,光武帝决定去王莽之苛政,还汉家之轻法,宽仁爱民。政治上改革用人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减免田租赋税,鼓励经商;文化上恢复五经博士,重开太学,中兴之气遂成。此后明、章、和三帝在光武老臣的支持下尚能遵循刘秀之政,中兴气象得以延续。和帝不甘皇权旁落,借助阉宦之力,方能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因此大封宦官,开启了日后宦官专权之祸端。
  更换“反面”教材首先,释放和禁止虐杀奴婢。王莽时期也曾下过诏令禁止奴婢买卖,但因地主、官僚和工商业主的反对而失败。西汉末年,动荡的社会使得农民大量破产,不得不卖身为奴,奴婢数量急剧增加。经久不绝的天灾战祸,又使得人口骤减,土地荒芜。释放奴婢不仅可以发展农业,稳定民心,同时把豪强士族控制下的奴婢转为农民,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增加了政府的赋税收入。
  刘秀在紧张、繁忙地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仍然根据不同情况,坚持不懈地解决奴婢问题,先后六次下令释放奴婢,三次下令禁止虐杀奴婢。如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刘秀下令:“凡是百姓有嫁妻子卖子女,沦为奴婢的,只要本人要求返回父母家中,就要还其自由身;主人胆敢拘执不放,则依法论处。”又如公元31年,一平定东部地区后,刘秀就下令释放青、徐地区的因饥饿战乱以及被义军所掠为奴婢的吏人,稳定政局,若有人不听命令擅自拘禁奴婢,以卖人罪严惩。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刘秀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一连三次下令禁止虐杀奴婢。规定凡杀死奴婢者不能减罪;灸灼奴婢者依法论罪,被灸灼的奴婢则免为庶人;废除奴婢射伤人则处以弃市死罪的法律。解放被地主豪强、官绅吏卒所占有的奴婢,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对东汉王朝农业基础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为彻底铲除长期存在的奴隶制残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减省刑法。王莽篡位,行之不正,为了维持统治,法令烦琐,刑法严峻。这非但没有奏效,反而激起了百姓义愤和反抗,以至亡国。这给了刘秀深刻地教训,对他所实施的法律政策有重大影响。早在光武二年三月,刘秀就宣布大赦天下,下诏谴责“狱多冤人,用刑深刻”的现象,要求诸大夫、博士、议郎商讨减省刑法之法。这也宣布了在他执政期间,减少法令,减轻量刑是法律工作的基调。对老人、小孩、妇女等触犯刑律者更要从宽处罚,不得上刑具。建武二年(公元27年),刘秀就下诏说:“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五年,许多地方久旱不雨、蝗虫满天,百姓颗粒无收,刘秀认为这是由于酷吏太多,冤狱泛滥,才导致上天震怒,降灾警示。于是下令京城、三辅地区、各郡国仔细审核在押囚犯,除了死刑犯以外,一律释放;有爵位的,则免为庶人。各地官吏要选用宽厚贤德的人担任,辞退贪官酷吏。刑法的减省对于调整阶级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
  再次,减免田赋。田赋征收事关国计民生,征收过度将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甚至引发动乱;征收过少,又难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如何把握这个度就非常关键。新莽后期,污吏横行,再加军费剧增,因此百姓赋税苛刻繁重。东汉建国,对百姓疾苦生活体会颇深的刘秀把减轻赋税征发作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建武六年十二月,北方大部才得平定,刘秀就下诏曰:“此前由于战事未停,军费用度不足,故采取十一之税。现在军士屯田,粮储有所积蓄,天下郡国田租当采取三十税一,以如西汉景帝旧制。”(《后汉书·光武帝纪》)复次,改行五铢钱。王莽篡位后,废除从刘邦时期就开始通行的五铢钱,反复改革币制,把钱币称为“宝货”,分为金、银、龟、贝、钱、布六名二十八类。并强行规定以小钱顶大钱,还使用早被淘汰的原始货币,使得币制混乱,阻碍了货币的流通,工商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东汉初年,货币仍未统一,杂用布、帛、金、粟之类,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极不协调,百姓日用相当不便,都想复用五铢钱,故有民谣曰:“黄牛百腹,五铢当复。”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刘秀下令恢复旧制,统一货币,沿用五铢钱。五铢钱的恢复改变了王莽货币改制失败后,在交换领域中所造成的混乱状况,由此促进了当时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为了恢复、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刘秀还注意选派清正有才、守法循理的官员,就是所谓的“循吏”担任地方长官,他们廉洁奉公,政绩卓著,成为中兴大业的中流砥柱。邓晨为汝南(今河南平舆北)太守,兴修水利工程鸿郤坡,灌溉良田数千顷,汝南于是鱼游稻丰,富足殷盛,甚至惠及他郡。南阳太守杜诗,性好节俭,为政清平,“善于计略,省爱民役”。他组织百姓修建水排,制造农器,修治坡池,广拓田土,每项工程都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他的治理下,南阳百姓生活提高,民风淳厚。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张堪捕奸击盗,赏罚必信,得到了吏民的信赖和支持,击退匈奴入侵,安定边境;又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桑,由是百姓富裕,歌曰:“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后汉书·张堪传》)李忠任丹阳(郡治今安徽宣城)太守,兴修学校,传授礼仪,教习儒学,民众拥护,垦田日增,三年间人口增加五万多。桂阳(郡治在今湖南郴州)太守卫飒兴办教育,改革婚俗;设置铁官,禁止私铸,使得当地民风转换,经济发展。总之,建武时期的这些“循吏”多能因势利导,依据本地实际情况,组织当地人民进行生产。这样,东汉初年,从北部边郡到江南各地,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循吏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导致民怨四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莽改天下田地为“王田”,参照孟子所说的“井田制”,授田给天下百姓。本身就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才得以上台的王莽现在又为了获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而改革田制,这自然引起了地主官吏的抵制,因而“井田制”遂不得行。王莽后期,政府腐败,农民起义,豪强大吏趁机掠夺了更多的土地,他们隐瞒土地、户口,逃避赋税征收。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下令各州郡核查田土户口,即开展以“度田”为中心的一系列措施。度田就是清丈土地,包括核实户口。通过度田,既确实了全国的人口和田数,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又通过检核户口,控制和解散豪强武装。因而“度田”令侵犯了那些广占土地和人口的豪强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由于这些豪强地主势强力大,地方官员非常惧怕他们,不敢对他们如实度田,而是广开绿灯并不实查;尤其是帝乡南阳,帝城河南住的都是皇亲国戚,勋贵权臣,下层官吏更不敢查。为了交差,这群欺善怕恶的可耻之徒就把百姓赶出家门,把他们的房屋院落都作为田亩丈量。最后引得百姓嗟怨,哀嚎四起。这些把戏怎能逃出刘秀法眼,第二年,他就处死了河南尹张伋及十余名度田不实的郡守,甚至连功臣南阳太守刘隆都因度田不实而遭罪下狱,引起朝野不小震惊。尽管为了保证度田的公平、公正,对那些在度田中有徇私舞弊和贪赃枉法者,刘秀绝不姑息迁就。但是,度田法令毕竟触动了地主豪强们的根本利益,因而激化了他们同东汉政府的矛盾。一些地方豪强乘机公然举兵发动叛乱,尤其是青、徐、幽、冀四周最为严重。虽然经过努力,叛乱终被镇压,但度田行动也因此不了了之。这和王莽的结局是何其的相似。这不能怪罪王莽,也不能怪罪刘秀。作为贵族、豪强、官僚、地主中的一员,他不可能损害同阶级的根本利益来获取民心;即使想做,他也无能为力,因为连他自己荣登帝位都是在各方地主豪强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他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利益。如果他继续激化政府和豪强地主间的矛盾,损害这些人的私人利益,这些世家就会广泛联系起来反抗刘秀,再支持其他的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总之,为了维系世家地主的利益,也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刘秀只能牺牲广大百姓的利益。
  东汉建国后,国家财政收入困难,为了维持国家统治,除了采取恢复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措施外,也采取了节俭、节约的经济政策。刘秀裁减了大量官员,仅此一项节省的经费开支就是数以万计。刘秀本人不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穿着简朴,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贪珠玉之玩,后宫无私爱,臣子无偏恩。建武十三年,外国使臣贡奉了日行千里的骏马,削铁如泥的宝剑,价值千金,刘秀却下令骏马驾鼓车,宝剑赠英雄。此外他还诏令裁减皇家宫苑上林苑中的管理人员,废止戈射游猎之事。由于刘秀严于律己,使勤俭之风行于上下,宫廷开支大为缩小。对于民间,刘秀也提倡节俭精神。当时,厚葬之风盛行,刘秀提倡薄葬,既可移风易俗,又能节约开支,取得了一举两得的功效。
  光武之政治除了经济方面政策的改善与提高,在政治制度方面,针对西汉末年皇帝失权,外戚强臣擅政的状况,刘秀也做了许多改革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
  开国功臣是刘秀夺取天下的主要依靠,没有他们的支持,刘秀是很难登上帝位的。因而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刘秀赐予他们许多官爵名号和兵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建武十三年,割据巴蜀的公孙述也被铲除,全国战争基本停止,他就开始对功臣采取限制措施。当然,和文盲出身的汉高祖“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肆杀戮功臣不同,文雅的光武帝则是以“柔道”方式剥夺功臣军权的。《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自平定陇、蜀后,非紧急情况,刘秀不再谈论军事上的事情。一天皇太子向他请教攻伐之事,刘秀意味深长地说:“古时卫灵公向孔子请教攻战之事,孔子并没有回答。率兵打仗不是你力所能及的。”这自然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功臣们的一种暗示。那些开国元勋当然明白刘秀的用意,邓禹、贾复等皆“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纷纷上缴兵权,转而学习儒学。刘秀不仅夺了功臣的兵权,还不令他们参与政事。对于一些中央的重要部门,更是不许这些功臣任职,而是任用一些文臣,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可参议国家大事。当然,不给点好处,怎能安抚功臣们的心。于是刘秀先后分封三百六十余人为列侯,给予他们优厚待遇,让他们与儿孙一起安享天伦之乐。当然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比起西汉要少很多,如邓禹、吴汉二人,仅食四县,其余为县侯、乡侯、亭侯,小的只食数百户,不足以构成威胁。刘秀不以功臣任职,其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功臣(尤其是他们没有战功的子孙)势力膨胀,结党营私,犯上作乱。用刘秀冠冕堂皇的话说,这是“退功臣而进文吏”。对于外戚,刘秀不让他们参与政事,不给他们尊贵的地位。如阴丽华的哥哥阴乡侯阴识虽然在刘秀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是外戚,还不能增加食邑。
  在中央行政制度上,刘秀虽然沿用西汉旧制,设置了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任宰相之职,但却徒有其名,而无实权,只能做一些一般官员做的文案之类的工作。实际权力已转向中朝的尚书台。“尚书”原来是少府辖下的机构,汉武帝时以“尚书”为基础,选用一些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侍从和助手,给他们以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头衔,组成宫中决策机构,称为“内朝”或者“中朝”。原来的三公九卿等朝廷官员称为“外朝”。外朝无决策权,只是执行内朝命令。经过汉成帝改革,尚书职权、机构得到扩大。到了东汉刘秀时期,他更重用内朝官员,经过裁撤合并许多中朝官职后,尚书遂发展为总揽朝政的最高机构,正式称为尚书台。其长官称尚书令,秩禄一千石;副手为尚书仆射,秩禄六百石。尚书台下设有六曹分掌各类政事,曹的长官为尚书,每曹还置丞、郎若干人。尚书台任用之人多为皇帝挑选的亲信近臣,这样就更便于皇帝掌控尚书台,从而加强皇权,控制中央,削弱相权。自此以后,此种设置延续整个东汉王朝。无怪汉安帝时的官僚陈忠说:“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后汉书·陈忠传》)光武帝除了通过尚书台独揽大权以外,还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负责传达皇帝的旨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奏章。光武帝通过贴身的阉臣掌管全国军政大事,这样就更保证了他的专权统治,但也埋下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的祸根。
  在地方政权上,由于东汉初年人口大为减少,而郡县设置过多,不便于政令通达,提高行政效率,于是刘秀裁并了四百多个县。这样不仅节约了财政支出,同时也加强了对百姓的控制。同时刘秀承袭西汉旧制, 把全国划分为十二个州和一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向各州派遣刺史监察官吏。但其职权却比西汉加大许多,刺史除了监察二千石官吏以外,还可以荐举官员、复审案件,年终向皇帝报告,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地方行政的管理。为了削夺地方兵权,防止叛乱,光武帝对地方兵制也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内郡的轻车、骑士(骑兵)、材官(步兵)、楼船(水兵)等地方兵种;罢省郡都尉,其职由太守兼领;取消每年秋季地方征兵操练的都试。这些措施既节约了军费开支,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又减轻了地方对中央的威胁。
  在削夺、辞退一大批功臣以后,为了维系机构运转,稳定社会,刘秀改革了人才选拔制度,以扩大阶级基础,吸纳更多优秀人才参与政事。一方面承袭西汉的察举制度、任子制度,另一方面,完善征辟制度,将其制度化。“征”就是皇帝下诏书特别征召地主阶级中的“名流”做官;“辟”就是公卿大臣以及郡守刺史自行聘请有能力的地主知识分子做下属。征辟由三公及郡守为之。光武帝对察举、征辟的实施情况非常重视,被录用的官吏必须要符合“德行高妙”、“明达法令”等标准,否则荐举者以及被荐举者都将治罪。然此两种途径终被政治、经济实力雄厚的豪强大族所操纵,他们并不看重被举者的品行才干,而以扩张自己的势力为目的。而一些士人为了跻身上层,也往往依附这些豪族,甘当“门生”。从而使得豪族士人之间互相勾结,庇护,结成庞大的门生故吏网,垄断察举、征辟。任人唯亲不唯贤,一味以权谋私,巩固集团势力造成“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可笑现象,对东汉后期政治影响巨大。
  刘秀曾游学长安,饱读诗书,深知思想文化教育对国家统治,政权稳定的重要性,因此特别尊崇儒学。四处求访儒雅之士,重礼征聘,许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蔽”不仕王莽的儒生“莫不抱负策,云会京师”(《后汉书·儒林传》)。建武五年,在“宫室未饰,干戈未平”的困难局面下,刘秀就着手重建了国家官学——太学,并恢复设立五经博士,命令名儒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其中《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氏三家;《诗》有齐、鲁、韩、毛;《礼》有大、小戴;《春秋》则为严、颜两家,共十四博士,由九卿之一的太常总领。儒学的弘扬,太学的设置对社会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开始了东汉王朝从“马上”建国向文化治国的转变。
  通过上述种种措施,确实使得百姓生活提高,经济发展,国家政权稳定,中兴之象成矣。然而这些措施终不能确保东汉江山永固,千秋万代,历史总是在发展的,这些初期对社会进步还能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措施到最后竟成了障碍。皇权过度集中,无人加以限制,一旦出现昏君,或者皇权旁落为外戚宦者权臣所用,必将对政权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思想文化的专制,使得儒学为上层集团所垄断,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并利用当时的选举体制,结党营私,最终演化成政治集团,对学术和政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东汉后期,这些矛盾危机终于暴露无遗。
  明章和三帝延续中兴气象自古创业艰难百战多,守江山更是何其之难。刘秀以后,明、章二帝尚能算得上是有为的守业之主,使光武中兴的局面得以延续,政通人和,经济、人口不断恢复、发展。自和帝开始,皇帝与外戚相斗,阉宦上台握权,政局混乱,东汉历史前进的车轮慢慢减速。
  永平之政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一代旷世明君光武大帝驾崩南宫,享年六十有二。皇太子刘庄即位,改元永平,是为汉明帝。在乱世中长大的汉明帝,深知百姓疾苦,加之刘秀的谆谆教诲,倍感守业艰难,处理朝政大事总是“业业兢兢,危心恭德”。对于光武所创立之制度,莫敢有违。政治上以刑理治国、法令分明,整肃吏治、严惩不法官吏。他严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干政,对贵戚功臣也多有防范。马援虽然在光武时期功勋卓绝,但其女儿为明帝皇后,也不得列入名臣光荣榜,即所谓的云台二十八将。他在位时,他的舅子马廖、马光、马防都位不过九卿。再如刘秀女儿陶馆公主,曾为自己儿子求为郎官,也遭到明帝拒绝。其理由为“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后汉书·明帝纪》)对于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外戚、大臣更是严惩不贷。如永平二年,汉明帝舅舅阴就之子阴丰杀其所尚光武女郦邑公主,明帝下令将他处死,阴就及妻被迫自杀。护羌校尉窦林是大司空窦融侄子,永平二年(公元59年),窦林却因欺君罔上、贪赃枉法而被下狱处死。汉明帝还屡下诏书斥责窦融管教子弟不严,并诏令他回家养病,罢官职。后窦融长子窦穆,孙子窦勋、窦宣皆因罪下狱,被处死。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广陵王刘荆都因谋反之罪自杀,株连以至死、徙和系狱的京师贵戚和诸侯更达数千之众。可见明帝对于外戚、大臣以至宗室诸王掌控极严,一旦犯法,决不姑息。于是,群臣震恐,朝廷肃然。
  对于百姓,汉明帝多次诏令各级官吏要及时督劝农桑,消除灾害, 体恤鳏寡孤独者。同时“平徭减赋”,先后十二次下诏减轻刑罚或赦免罪犯,减免税赋、徭役,敦促官吏要详刑慎罚,明察秋毫,维持社会安定。此外扩大屯田,发展北方边境经济。明帝时还把封建国家所控制的荒地及苑囿、山林川泽租借给破产无地的贫民进行生产。国家在三五年内不向他们收税,甚至可以借贷给种子、粮食和生产工具,几年后才收取“假税”,这就是所谓的“假民公田”。 明帝还注意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为患益甚,兖、豫两州百姓饱受水患之苦。明帝乃令著名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修浚仪渠和汴渠。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疏通了水道,建造了堤防和泄水闸门,此后八百年,黄河无复改道,从而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由于各项政治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永平中后期,国泰民安,经济发展,户口滋长,“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汉明帝十岁能通《春秋》,并师从博士桓荣学通《尚书》,其知识渊博,酷爱儒学。他下令皇子、诸侯王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弟,都要学习儒学。又专门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开办学校,聘任博士、名儒传道授业。 “五经”之中,明帝犹重《孝经》,倡导“以孝治天下”,就连只知打杀的羽林军也要学习《孝经》。由于汉明帝积极倡导、扶持,以经学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甚至外敌匈奴也把子孙送来学习。他自己还亲自和儒生讨论经学,旁听的官僚士绅多达万人。明帝对于谶纬神学尤为重视,亲自主持谶书纬书编写工作,以谶纬解释经义。
  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佛教也在汉明帝的推崇下滋生繁衍。据说永平年间,明帝睡觉,夜梦一高大的金人,全身为光环围绕,飞悬在宫殿的中央,对他微笑。明帝正欲开口询问,金人却凌空而飞,直向西去。第二天他就问群臣这是何方神圣,多数人倍感神奇,却百思不得其解。还是博士博学多才,傅毅进言:“臣闻西方天竺国有得道高人,传名为佛,佛还有佛经。从前骠骑将军霍去病征伐匈奴,带回来休屠王供奉的金人,据说那些金人就是从天竺传到休屠国去的。汉武帝把金人供养在甘泉宫,焚香致礼。后来久经战乱,金人也不知所踪。皇上梦见的金人,肯定是天竺来的佛。”一席话引起了明帝的猎奇思想,遂派蔡愔等十二名使者前往天竺拜访,并用白马驮了佛像经卷,返回洛阳。汉明帝特立精舍,储藏佛经,宣扬佛法,是为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崇尚节俭的他遗诏不得修筑寝庙,实行薄葬。他是东汉最为贤明的守成之君,在他的治理之下“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锦绣江山,一片繁荣。史家曰:“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
  宽厚长者汉明帝死后,接替他帝位的是其第五子刘炟,是为汉章帝。刘炟生于中元二年(公元57年),生母为贾贵人。汉明帝马皇后德冠后宫,受宠无比,却不能生育,于是汉明帝就让马皇后养育刘炟,四岁即被立为皇太子。刘炟孝性淳笃,与马后“母子慈爱,始终无纤介之间”,而且性格宽厚,好学儒术,为明帝所器重。及至永平十八年,以十九之龄承继大统,登上帝位。
  汉章帝即位之初,帝国内部自然灾害不断,边疆民族冲突不绝。面对内忧外患,汉章帝召集大臣商讨为政之道。王公大臣纷纷上书,司徒鲍昱痛陈时弊,建议赦免无辜刑徒,解除监禁,让其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样能致和气,感动上天,免除黎民百姓的痛苦。尚书陈宠也上书说:“为政犹如调拨琴弦,弦调得太紧就会崩断。《诗经》也说‘不刚不柔,布政优优’,刑罚太严反而会激起百姓的不满。陛下应废除苛繁之法,施宽厚之政以济百姓。”(《后汉书·陈宠传》)章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大赦天下,宽缓刑罚。“每事务求宽厚仁爱”就成了汉章帝处理政事的座右铭。
  对于下层劳动人民,章帝继承光武、明帝“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进一步采取了稳定小农经济、缓和阶级矛盾的“宽厚”措施。他鼓励垦荒,把无人耕种的荒田和部分公田赐予贫苦无地的农民。建初元年诏令“以上林池蘌田赋与贫人”;元和元年诏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晌,贳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又如元和三年,汉章帝巡狩,下令所经之地“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后汉书·章帝纪》)。此外他还下令招抚流亡他乡的农民归还本乡从事生产,各地官员不得阻挠,还给予优惠待遇。如建初元年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人方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后汉书·章帝纪》)。
  不仅如此,汉章帝还屡次下令进廉退贪,整饬吏治;奖励廉吏,严惩贪官,把增加农业生产作为地方官吏的首要任务。这些措施使得经济生产持续上升,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章帝的政令刑罚也比较宽疏。例如依东汉制度,官员贪污要禁锢三世,即三代人都不准为官。章帝废除了这项制度。但是,对官吏、宗室、外戚等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味求宽,却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他对豪强地主,外戚宗室奢纵无度的侈靡之风深讥切痛,但“务从宽厚”的结果,却使这些人无视法度,相互攀比更甚。整饬吏治,鼓励廉洁,欲使贫穷百姓摆脱疾苦,可是窦宪侵夺湖阳公主园田,济南王康占有“私田八百顷”却终不能制止。
  光武帝刘秀为了加强政治思想统治,尊崇儒学,提倡谶纬神学。公元56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正式确定谶纬神学为国家正统思想,而这也引发了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信奉谶纬之学的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者唇枪舌战,一直延续到章帝时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接受杨终的建议,亲自召集朝中诸臣和博学儒士集聚白虎观,召开会议,议定五经异同,最后由章帝亲自拍板,决断是非。会上各派儒生互相驳难,各持己见。兼通今、古文的大学者丁鸿舌战群儒,对答如流,博得阵阵喝彩。会议持续了一个多月,对许多儒学问题做出了统一论断。这次会议的讨论记录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义》。白虎观会议后,东汉统治者更加推崇儒学,谶纬神学更在当时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通过白虎观会议,封建统治者利用政治力量使谶纬迷信披上了合法外衣;也对传统经学做了梳理,使经学服从国家需要,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
  东汉外戚之祸萌芽于章帝之时,这都是他的宽厚所致。东汉初,鉴于西汉王莽篡位的教训,光武时不假后党之权;明帝“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无损”,后妃外家没有封侯晋爵干预朝政者。马太后的兄弟马廖、马防、马光,在汉明帝虽然为官,马廖却官不过做到虎贲中郎,马防、马光不过为黄门侍郎,一直不得晋升。而汉章帝初登帝位,就想大封他的舅舅们,由于马太后深明大义,坚决阻止,汉章帝只得放弃。即便如此,在章帝的纵容下,马氏一家在当时的权势依然显赫。他们拥有财产巨额,奴婢上千,良田万顷,依附马氏的宾客也数以千计。马光曾在一次祭祀中就用了300头羊、400斛米和5000斤肉。面对权力日盛的马氏兄弟,许多大臣都深感忧虑,司空第五伦屡次上疏要求削夺权势,但汉章帝对他们仍然亲信有加,还把他们分封列侯,提高了外戚的地位。外戚集团徇私舞弊,危害他人,他们之间也为了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勾心斗角。马太后去世,马氏兄弟在朝中失去了靠山,昔日依附马氏的食客也渐渐散去。不久,深受汉章帝宠信的皇后窦氏的哥哥窦宪、窦笃兄弟借机诬告马氏兄弟腹诽、生活过奢,章帝听信谗言罢免了马氏三兄弟的官职,令他们徙就封邑。随着马氏的没落,窦家兄弟的地位陡升起来。窦宪被任命为侍中、虎贲中郎将,窦笃被封为黄门侍郎。窦氏兄弟出入宫省,赏赐累积,广交宾客。对此,第五伦曾表上书请求章帝严格约束窦氏,以防患于未然,可惜章帝未予重视。仗着裙带关系,皇帝的宽厚,窦氏兄弟更加横行跋扈,杀人越货,乃至欺凌刘姓诸王、公主以及前朝皇后阴、马诸家,章帝明明知晓也不绳之以法。后来窦氏想废除皇子另立幼帝,以便把持朝政,而章帝仍遗诏窦氏兄弟并掌枢机,辅佐朝政,可见对外戚后家是多么宽厚。他的“宽厚“ 最后还是酿成了苦果。东汉自他的儿子和帝开始,外戚擅权,政治腐化,东汉王朝一步一步走向衰亡。
  范晔《后汉书》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范氏之论独见明帝执法过严之弊,而未见章帝执法过宽之失。“八家后汉书”之一的袁山松在他所著的《后汉书》中则说:“孝章皇帝弘裕有余,明断不足,闺房谗惑,外戚擅宠,惜乎!若明、章二主损有余而补不足,则古之贤君矣。”这种评论,相比范晔则较为公允。
  英年早逝的仁君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汉章帝病逝于洛阳章德前殿,终年31岁。汉章帝归天后,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太后窦氏临朝听政。窦太后排斥异己,让其弟窦宪掌权。由于窦太后再三庇护,窦氏一门专横跋扈,营党结私,引起汉和帝极度不满。永元四年(公元92年),年仅14岁的汉和帝联合宦官郑众等将窦氏集团一网打尽,开始亲理政事。他重用那些不肯迎合窦家的官员,承继光武、明、章之治,每天早起临朝,夜批奏章,从不荒怠政事,不失为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
  和帝十分体恤民众疾苦,多次下令赈灾救难、减免赋税、安置流民。永元四年全国普遭旱灾以及蝗灾,于是诏令百姓受灾超过十分之四的免收田租和粮食;未满的则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一定的减免。汉和帝还下令百姓在山中狩猎、池中捕鱼均不得收税。永元五年诏令把皇家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全部借给贫民使用,可以恣意采摘捕捞,不得收税。面对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他常常自责,认为是自己施政不德所致。如永元八年(公元96年)京城洛阳地区发生蝗灾,他下诏首先说:“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还下令全国上下各级官吏都要认真反省,要勤政爱民,事事为百姓着想。若有官吏不理农事,贻误农作,滋扰百姓,先要处理其上级二千石的官员。岭南(今广东地区)出产龙眼、荔枝,为了满足朝廷需要,往往“十里一置,五里一侯”,昼夜传送,经风历险,劳民伤财。和帝认为:“远国珍馐,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遂下令停止供奉。爱民之意,发自肺腑。
  和帝还屡次下令昭理冤狱,减免刑法。永元三年幸长安,“减驰刑徒从驾者刑五月”。永元十一年诏令各郡国中都官徒以及伤残老者,年纪幼小和女徒皆减刑一半,刑不满三月的全部赦免。他还亲自到国家司法机关洛阳寺审核案件,处理冤案。结果洛阳令被下狱抵罪,司隶校尉、河南尹被降职受罚。
  在安定边疆方面,和帝时取得了巨大成功。北方,大将军窦宪率兵收降南匈奴,赶走北匈奴,勒马燕山,刻石记功。西北,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官;首任都护班超大破焉耆、尉犁,降附、纳贡者五十余国;东北有乌桓校尉任尚率领乌桓、鲜卑军民大破南匈奴叛党逢侯等,收归辽东,改为渤海郡。和帝一朝,还多次平定武夷、零陵蛮,烧当羌等少数民族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安定。
  汉和帝对吏制建设的重要性颇有感触,认为选贤举能方是为政之本。因而先后四次专门下诏招纳贤良,他自己亲临策问,选补郎史。永元六年,汉和帝命令三公、二千石、内郡守相都要荐举贤良方正、直言进谏之士各一人。永元七年令有关部门选举宽博有才之士30人,皆授予不同官职。这些措施既反映了和帝吏制业已腐化,亟待解决;也表现了和帝为改善这种现状的迫切心愿和做出的积极努力。
  历经明、章、和三帝之苦心经营,到和帝末期,东汉王朝达到鼎盛,国力雄厚(把北匈奴赶到了欧洲),人口剧增(已经接近西汉全盛时期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科技、文化进步(蔡伦改进造纸术,班固、班昭写了《汉书》)。他们所奉行的各项政策,对于东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都是东汉时代继光武帝之后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只是可惜,元兴元年十二月(公元105年2月),年仅27岁的汉和帝就郁郁而终。父亲死得如此早,儿子自然都很幼小。继承他帝位的殇帝,刚刚才生下百余日,结果大权皆落在他的皇后窦氏一家人手中。以后,东汉王朝就在愈加日盛的外戚和宦官的恶斗中逐渐衰亡。如若汉和帝能再多活些时日,或许东汉的历史就不会那么快走向末路。
 第八章
  东汉衰亡东汉末期,在历史舞台上唱主角的就不再是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而是外戚和宦官。两者交替专权,无论谁占上风,都是卖官鬻爵、荒淫奢侈、强夺民财、陷害忠良,最终导致整个政治机构腐化堕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的打击下,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
  朝廷上的权力争夺光武帝为了巩固皇权,维系统治,不惜削弱相权,且鉴于西汉“强臣窃命”的教训,对外戚严加防范,加重尚书权力,封建专制体制得以加强,这在一定时间内起着稳定封建秩序的积极作用。然自和帝始,皇帝多以幼冲之龄即位,昏庸无能,王朝衰微,集权的专制体制又起着反作用,促成了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以及他们之间的血腥争斗。
  贪婪的养母汉章帝在位12年就去世了,10岁的儿子和帝即位。皇帝年幼,于是由其养母太后窦氏临朝听政。窦太后是东汉开国勋臣窦融的曾孙。窦融晚年失势,子孙又多不安分守己,窦太后的父亲窦勋也因违法被处死在洛阳狱中。家庭厄运不断,于是多次招呼相士卜问凶吉,凡是见到窦太后的相士都说她将来要大富大贵,而非一般妻妾之相。窦太后6岁的时候就能识字诵书,亲戚家属无不感到惊讶。由于她的母亲是东海恭王的女儿沘阳公主,出身高贵,血统纯正,因此汉章帝建初二年她就与妹妹一起被选入宫,伺候皇帝。窦太后才貌俱佳,心思敏锐,又善承接迎奉,很快就得到了汉章帝的宠信,3个月后就被册封为皇后。
  窦太后同时又是一位狡诈阴险的妇人,仗着皇帝宠幸殊特,干了许多恶毒的勾当。与她同选入宫的宋贵人生有男子刘庆,被立为皇太子。后宫朝堂,母以子贵,虽贵为皇后,自己却不能生育,窦太后怎能咽下这口气。于是就谄媚汉章帝,让她把另一位贵人梁氏的儿子刘肇收为养子。养子毕竟是养子,哪有亲生的得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窦太后就陷害宋贵人欲做巫蛊诅咒,汉章帝听信谗言,不顾群臣进谏,遂废刘庆为清河王,改立刘肇为太子。宋贵人服毒自杀。现在就剩梁贵人是唯一的劲敌了。无论怎样,梁贵人始终都是刘肇的生母,一旦刘肇将来做了皇帝,还不是要尊梁氏为太后,重用梁家的人。这怎能让权欲极强的窦太后安心。于是,窦氏又指使手下写匿名信诬告梁贵人之父褒亲愍侯梁竦大逆不道,结果梁竦被杀,家属被流放。梁贵人也忧郁而死。自此,后宫之中,无人不惧窦氏,她所受宠爱也日渐盛隆。
  窦太后临朝后,任其兄窦宪为侍中,内干机事,出宣诏命;其弟窦笃章帝遗诏为虎贲中郎将,景、环并为中常侍。窦氏一家执掌朝政,身居要职,年幼的和帝形同木偶。为了把朝政控制在自己手上而又不引起百官大臣的反对,窦太后就让窦宪把为人谦和礼让,委随不争的太尉邓彪推举为太傅。窦宪想做什么,就鼓动邓彪上奏,而自己再告白太后,因此,言出计从。另外,屯骑校尉桓郁,几代都做皇帝的老师,性情恬退自守,窦宪也把他推荐上去,让他在宫禁中给皇帝讲授经书。于是,内外协附,没有人能对窦宪产生异议。太尉宋由也是一位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小人。他惧怕窦家的权威,竭力巴结窦氏,成为窦氏党徒。
  为了赢得门阀士族的支持,窦太后首先宣布“罢盐铁之禁,纵(任)民煮铸”。这使得豪强可以任意兼并垄断盐铁业,牟取暴利,当然也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从此,豪强势力更甚。史书称,窦氏家族不仅控制小皇帝,而且对刘氏皇族也极力打击。他们依靠专权,为所欲为,滥用权力,欺压百姓。窦宪在朝廷之中结党营私,暗中培植私人势力,“以耿夔、任尚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满朝文武大臣尽为窦氏之人,那些不依附窦氏的大臣或被诛杀,或被罢官。
  横行不法的窦家兄弟窦家兄弟仗着权势为所欲为,奢淫骄纵,干下了许多逆理悖乱之事。窦宪性格暴戾,睚眦之仇,莫不报复。谒者韩纡因当年受汉明帝之命在监狱中拷问过他的父亲窦勋。父债子还,当时韩纡已死,于是窦宪就派刺客把韩纡的儿子杀害,还割下头颅拿到窦勋坟上祭奠。都乡侯刘畅到洛阳吊章帝之丧,受到了窦太后的宠信。窦宪担心刘畅得势影响自己的权势,就暗中收买刺客杀死刘畅于兵营之中,还嫁祸于刘畅的弟弟利侯刘刚。后来真相破露,太后大怒,就把窦宪禁闭内宫之中。
  窦宪害怕被诛杀,就主动请求戴罪征伐长期威胁东汉北方边境的北匈奴。想不到他居然在永元元年击败了北匈奴,于是在五原他被任命为大将军,并封爵为武阳侯,食邑二万户。过去大将军的官位在三公之下,按太尉标准设置官属。此时,窦宪权震朝廷,百官为了讨好他,就奏请朝廷,使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太傅之下,同时,也提高了窦宪属僚的档次和规模。当时,窦笃为卫尉,窦景、窦环都任侍中、奉车、驸马都尉。于是,兄弟四人大修宅第,争竞豪奢,穷极工巧。
  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派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兵在金微山大破北单于,北匈奴遂亡。真是用之为虎,不用则为鼠!匈奴既定,窦宪威名更盛。窦氏党羽,把揽朝政,占据要津,刺史、守令等官员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因为违忤窦宪之意,相继被迫自杀。尚书何敞出言劝谏,结果被黜为济南大傅。朝臣震慑,莫不望风承旨。唯有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出浊泥而不染,还屡次弹劾窦宪及其党从。窦笃还被赐予特权,可以荐举官吏,官员见之都要依三公之礼拜见。窦景也官升为执金吾,窦环为光禄卿,兄弟当朝,权贵显赫,倾动京城。而窦景尤为骄纵,他的走狗奴仆都仗主势大,欺凌百姓,抢夺财货,篡取罪人,劫掠妇女。搞得京城商贾闭塞,如避寇仇。而相关官吏,噤若寒蝉,忍气吞声,不敢举奏。司徒袁安见天子年幼,外戚擅政,忧虑不安,言及国家大事,往往唉声叹气,泪流满面。无奈当时窦氏势力太大,父子兄弟并居高位,充斥朝廷。窦宪的叔父窦霸为城门校尉,窦褒为将作大匠,窦嘉为少尉,任侍中、将、大夫、郎吏等职的,还有十余人。
  少年的反抗窦宪以为有大功于汉,愈加跋扈恣肆。永元四年,他的死党穰侯邓叠、邓叠之弟步兵校尉邓磊、女婿射声校尉郭举、郭举的父亲常乐少府郭璜等互相勾结,企图利用出入后宫,得幸太后之便,欲谋图叛逆,杀害和帝。
  日渐长大的汉和帝对窦氏一门的所作所为莫不铭记在心,总望有朝一日能除此朝廷、国家大祸,同时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在得知这帮祸国殃民之徒的阴谋以后,汉和帝就寻思着找个亲信辅佐自己。无奈身处后宫,一举一动都深受控制,内外朝臣不能接近。此刻和帝身边唯一可依靠的力量就只有宦官了。长年累月和皇帝生活在一起的阉宦,深知主子的喜怒哀乐,故能百般献媚,得到主子宠信。谨敏而有心机,不事豪党的中常侍郑众就抓住了和帝亟欲亲政,夺回权势的心态,得到了和帝的信任,与和帝共谋除宪大策。当然这也是一种赌博,一旦夺权成功,就可以取外戚地位而代之,飞黄腾达;要是失败,就只有人头落地了。
  于是和帝就下诏令镇守凉州的窦宪来京辅政。目空一切的窦宪得意地对手下说,小皇帝听话懂事,知道他远在边塞,日子苦闷,所以召他回去辅政,还要赏赐。臣下都劝他小心为妙!他却不以为然地说:“现在天下江山都是我们窦家的,更何况一个小小洛阳城。你们就等着我给你们加官晋爵吧!”猖狂的窦宪只带了邓叠等几个心腹以及少量兵马轻装赶赴洛阳。等到窦宪和邓叠回朝之日,和帝还特意下诏让大鸿胪持节到郊外迎接,并按等级赏赐随军将士,以安其心。待到窦宪进城之后,和帝亲自御临北宫,命令司徒兼卫尉官丁鸿,严兵守卫,紧闭城门;命令执金吾、五校尉等,分头捉拿了郭璜、郭举父子和邓叠、邓磊兄弟,并下狱诛死,清除了外围。第二天,汉和帝派谒者仆射直入窦家,宣读诏书,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为冠军侯,并限令与其弟窦固、窦景等各回封地。等到他们到了各自的封国以后,就密令官吏迫使他们自杀了。
  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终以和帝战胜外戚势力而宣告结束。树倒猕猴散,不可一世的窦氏集团很快就被瓦解、铲除了。立下汗马功劳的郑众因功迁为大长秋,后封鄛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郑众并不恃功贪奢,对皇帝的册封赏赐倒是辞多受少。由是和帝对他更加信赖,常与他议论国家大事,从此宦官开始参与朝政。郑众死后,他的养子还继承了他的爵位封邑,这又开了历史之先河。
  温和的太后及其兄弟事情一旦开了头,后继者便接踵而至。和帝以后,东汉的历史主要内容就成了外戚与宦官互相争斗,轮番执政。外戚凭掖庭之亲擅政,宦者靠皇帝之宠专权,不论是“权移外戚之家”还是“宠被近习之竖”,都是“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和帝以后嗣位之君多为幼冲孩童,并由外藩入继大统。宫廷之内,朝堂之上毫无根基,无所凭借,不得不听命太后,委政外戚。
  以外藩入继的孩童皇帝,不仅便利了外戚擅权,同时也为宦官势力的急剧发展提供了温床。由于封建纲常伦理所限,女性不能轻易抛头露面,因此临朝太后多在后宫庭闱发号施令。而传达政令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可往来后宫与外朝的不男不女的阉宦身上,许多不为人知的消息他们都能知道,宦官就出现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行政优越性。
  这些木偶小皇帝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不甘心受外戚挟持,极力想夺回皇权。可怜宫禁内外,唯一能依靠的力量只有宦官。正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所说:“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皇帝自幼一切就由宦官照管。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习惯,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因而,这些长大的儿皇帝多在宦官的鼎力支持下拿回皇权,而后又委政于自己的丈人、妻舅等一干外戚以及这帮支持自己的阉宦。而后,皇帝死了,这帮丈人妻舅又立小皇帝,又擅权;小皇帝长大了,又依靠宦官夺权。东汉的历史就是在这一幕幕不断重复的剧目中走向了尽头。《后汉书·皇后纪》云:“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名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缧绁于圄犴之下,湮灭连踵,倾舟继路,而赴蹈不息,焦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
  延平元年(公元106年),汉和帝病逝,为了夺权,他的皇后邓绥借口和帝长子刘胜有病在身,不可奉承宗庙,居然改立出生百日的婴儿为帝,即汉殇帝,刘胜则封为平原王,自己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这位邓太后可不是仅凭着姿色美貌,能花言巧语哄皇帝开心而坐上后位这样简单。她是光武开国功臣邓禹的孙女,母亲则是阴丽华的侄女,单凭这层关系,就当令人刮目相看。更何况她六岁就能看书,12岁能通背《诗经》、《论语》。其修养在5岁时就显露出来了。一次,祖母为她剪发,由于年老眼花,误伤了孙女的后脑。5岁的邓氏忍着疼痛,一声不吭地让老人剪完了发。家人见到都很奇怪,事后问她,她说,“不是不痛,而是太夫人喜欢我才为我剪发,我怎能伤害老人的好意,所以忍痛不言。”她的兄长们读书时,故意出些难题考问她,她都能对答如流。偶尔,她也自负地反问兄长,令诸兄哑口无言。邓绥不习针线女红,志在读书习字,因而家人都称她为“诸生”。选入皇宫以后,她都还坚持学习经书、天文、算数。白天打理政事,晚上则看书学习。女子无才便是德,像邓绥这样有才有貌又有野心的女子,一旦掌权,其结果可想而知。她上台后就效仿窦太后,重演故伎,任命笃厚老实的太尉张禹为太傅,司徒除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总领百官。自己的兄长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即三公);兄弟黄门侍郎邓悝为虎贲中郎将,邓弘、邓阊皆为侍中,掌控朝政。
  可怜殇帝不满周岁,尚未断奶,就告夭折。王朝又面临着选嗣入继大统的关键。一干朝臣认为刘胜的病并非痼疾,可以治愈,坚决拥护刘胜为帝。邓太后认为以前既然都没有立,现在再立,反而更会引起怨恨,遂与其兄邓骘、邓悝商定,立外藩清河王刘清的儿子,13岁的刘祜为汉安帝,自己依然临朝。邓家一意孤行,遭到了朝臣的强烈反对。司空周章认为这不是大臣们所能同意的,于是密谋关闭宫门,准备诛杀邓氏兄弟以及宦官郑众、蔡伦,废掉邓太后并打入南宫,改刘祜为远国王,而立刘胜为帝。结果机密泄露,周章自杀。刘祜即位后第二年,郎中杜根上疏太后说:“以前和帝14岁亲政,现今皇上也14岁了,是太后还政于皇帝的时候了。”邓太后见到奏疏,拍案大怒,她知道这是朝臣在逼她交权,同时也在暗示她,昨日窦氏一门的下场或许就会在明日邓氏一族上演。这使邓太后异常恐惧,当即下令将杜根廷杖而死,扔到荒郊野外。幸得行刑官照顾,杜根才得以保命。他害怕邓太后派人验尸,醒了也不敢动弹,在荒郊躺了三天三夜,直到眼中都生出蛆来,才爬起来逃到一个小县城当起了酒保,隐名埋姓,直到汉顺帝时才复出。这样的小插曲自然对邓氏一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的。邓氏兄弟四人,均得以封为列侯,邓骘官至大将军,邓悝迁城门校尉,邓弘也升为虎贲中郎将,兄弟几人常居禁中,朝廷为邓氏一家所把持。
  除了在后宫的权力斗争,选择储君的问题上有私心杂念之外,邓绥是勤政爱民的。她决断政务,体恤百姓,无论宫内宫外之事都治理得井井有条,不失为一个英明的执政者。有次宫中丢失一盒珠宝,太监报告太后要求拷问宫中所有有嫌疑的人,但邓太后担心伤及无辜,没有准许,而是召集后宫的人开会,说:“现今皇上年幼,由我辅佐亲政,后宫制度,尚在建立之中。今天宫中丢失了珠宝一箧,如有人拾到,可暗中送还,不予追究。如不肯送还,则以盗窃罪论处。”散会后,有一宫女主动承认,太后不但没有治罪,反而嘉奖她拾金不昧。她认为鬼神不可信,频繁的祭祀并不能带来福运,因而下诏废除那些不符合典礼的祭祀。又下令赦免建武以来因犯妖恶之罪以及马、窦两家外戚被禁锢的人,恢复平民身份,并归还其财物。自邓太后临朝,连续十年水旱地震灾害不绝,她两次下诏调南方扬州五郡的粮食救济北方灾民,还把皇家狩猎的园地以及受灾之地郡国公侯的田地借给灾民耕种。她自己 “每闻人饥,或达旦不寐,或躬身减彻,以救灾厄”,下令削减宫中侈靡奢华之物,除非供奉陵庙之用,稻粱米麦都不得过分挑剔,一天只吃一顿肉而已。于是宫内开支从每年二万万 裁减到数千万,各郡国的贡品也削减过半。因此天下太平,还能丰收。
  鉴于窦氏外戚集团秉政时对王朝的危害以及一家子人死身亡的教训,邓太后诏令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对邓氏族亲及宾客假借威权,为非作歹者要严惩不贷,不得容护。邓氏兄弟及家人尚能遵守法度,谦逊恭谨,崇尚节俭;邓骘还礼贤下士,向朝廷推荐了何熙、羊浸、李郃等一大批贤达名士,并把杨震、朱宠、陈禅等名士召入大将军幕府中。邓母新野君去世的时候,邓氏兄弟还全部退职回乡服孝;丧完后又坚持还政于朝,仅留位在三公之下的奉朝请身份,朝廷有大事的时候才得与公卿议政。虽然邓太后执政期间,农业丰收,政治清明,四夷内服,天下太平。但是,她称制终身,号令自出,“视天位如置棋,任其喜怒”。她的从兄邓康都认为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劝其应当尊崇刘氏宗室,自损私权。但是邓太后就是不听。邓康担心邓家将来必遭祸凶而心怀畏惧,就托病不朝。
  宦官立功身受太后挟持的汉安帝对太后久不归政,充满疑惧和怨恨。汉安帝小时候质性忠厚,笃学乐古,仁惠爱下,因此被立为帝。哪知长大后品行多不道德,邓太后深感失望。在洛阳读书的河间王的儿子刘翼容貌俊美,聪明好学,深受太后钟爱,就让他留居后宫。汉安帝的乳母王圣见邓太后久不归政,又见刘翼留居宫中,担心要废掉安帝,到那时自己的日子就更难过了。遂与中黄门李闰、江京等慌慌张张直闯安帝后宫。且说汉安帝正在兴致勃勃地享受莺歌燕舞,被他们一搅和,雅兴全无。顿时怒问道:“你们这些奴才,怎能如此惊慌无礼!”众人立即下跪哭泣道:“皇上,大事不妙,大事不妙啊!”“究竟什么事啊,还能把你们几个最难缠的鬼都能缠住。”李闰抹了抹眼泪道:“皇上啊,奴才们是替你担心,着急啊!你的皇位就要不保了,你还有心情享乐。宫中到处都在谣传说太后要废掉你,改立刘翼那个家伙!”“什么?”安帝一听拍案大怒,“不知卿家可有对策,吾辈岂能坐以待毙。诸位如能助我保住龙位,他日定当封侯拜将,美玉珠宝用之不尽!”众人一听,不觉眉飞色舞,赶紧磕头谢恩:“多谢皇上垂青,臣等定当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众卿家可有锦囊妙计?”李闰正色道:“皇上,此事还须从长计议。现在我们势单力薄,太后一家把持朝政,与之明斗无疑螳臂当车。太后病重,时日无多,等她归天之时,就是我们成事之日!”一干人不禁奸笑起来。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病死。宫中一些此前受过邓太后责罚的宫人就在王圣、李闰等指使下,诬告邓悝、邓弘、邓阊曾向尚书府询问过有关废立的事情,还策划拥立平原王刘得。当时邓悝、邓弘、邓阊已经过世,汉安帝就下诏废黜邓悝的儿子西平侯邓广宗,邓弘的儿子叶侯邓广德、都乡侯邓德甫,邓阊的儿子西华侯邓忠皆为庶人。邓骘没有参与其事,故只是免去了“特进”的名号而已,并被遣回封地。在朝为官的邓氏宗亲皆家产抄没,免官还乡。随后,在官吏的迫使之下,邓广宗、邓忠相继自杀。在被徙为罗侯之后,邓骘和儿子邓凤也绝食而死。邓家一族多年来所构筑的权力大厦轰然倒塌了。
  汉安帝还真守信,兑现了当初的诺言。李闰遂被封为雍乡侯,迁中常侍;江京也被任命为中常侍兼大长秋,王圣则被封为野王君,宦官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朝天子一朝臣,初夺大权的汉安帝立即就任用自己的亲信外戚辅政,母舅耿宝为大将军,舅子阎显、阎景和阎耀并任卿校,掌典禁军。
  狼狈为奸耿氏、阎氏外戚与阉党李闰、江京、樊丰等相互勾结,朋比为奸,形成了联合专政的局面,宫廷政治污浊不堪。就连他们的亲属也因此风光无限。野王君王圣的女儿乘车路过州郡,王、侯、二千石等地方大员都要屈节车下,恭迎礼送,足见气焰之嚣张。中常侍樊丰等胆敢公然伪造诏书,擅自征调钱粮、木材、工匠为诸宦官大修豪宅别墅,花费不计其数。太尉杨震获得樊丰等人的伪诏,意欲上奏。这些阉党闻之,竟恶人先告状,向汉安帝诬告杨震是“邓氏故吏,有愤恨之心”。昏庸的皇帝接到奏告后,当夜即派人收回了杨震的太尉印绶,罢其官职。反正自己是外藩入大统,江山偶得之,但凭逍遥游,哪管天下事。对手下一帮子为非作歹之事,汉安帝视若无睹。既然主子不管,阉党就更加有恃无恐,骄溢逾法。
  更为可怕的是这帮外戚与阉宦胆敢为己私利,玩弄阴谋,擅自废立。阎皇后阴险好嫉妒。宫女李氏深得汉安帝宠信,还生了个儿子刘保,于是就派人暗中把她毒死了。永元元年,刘保被立为皇太子。延光三年,刘保因生病惊慌不安,就住到王圣的府上。他的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担心刘保的安危,就借口说王圣的府第是新修的,要犯土禁,因此不能久住。还和王圣、江京、樊丰互相指责,争吵。向来唯我独尊的王圣、樊丰他们怎能咽得下这口气,就随便找个借口把王男、邴吉给弄死了。刘保听到王男、邴吉的噩耗,多次悲伤叹息,为他们鸣不平。江京、樊丰见状,非常担心刘保荣登大位以后,对他们不利。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太子给废了,阎皇后当然也是恨不得早日除掉这颗眼中钉肉中刺了,这帮狼狈为奸之徒当然一拍即合。他们“妄造虚无,谗太子及东宫官属”,结果昏庸无能的安帝不听百官大臣苦谏,把刘保废为济阴王,暂住德阳殿。延光四年,安帝南巡游玩,突遭暴病而亡。阎皇后及其兄弟,还有江京、樊丰等人,唯恐朝中大臣闻讯后拥立尚在皇宫的废太子为帝,对他们有所不利,干脆学赵高、李斯秘不发丧,日夜兼程,赶回洛阳。擅立尚在襁褓之中的北乡侯刘懿为帝,尊阎皇后为太后,任命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阎氏外戚控制了朝政,然后才为汉安帝发丧。还不允许刘保上殿去给汉安帝哭灵挂孝。刘保悲伤号哭,以致不能进食,内外群僚莫不为他悲哀同情。
  俗话说狼狈为奸,好歹狼和狈之间还有感情。每当狈陷绝境,狼还会舍命相救。坏人与坏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何来感情。一群窃国贼大权在握后,就开始了内斗。阎显兄弟的权势已经够大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只因安帝的舅舅耿宝在大将军的位置上安稳地坐着,这怎能不让他们眼红。于是兄弟二人旧招常用,指使下人诬陷耿宝勾结王圣母女、中常侍樊丰、侍中周广、虎贲中郎将谢恽等人结党营私,欲为谋逆。结果樊丰、周广、谢恽被下狱处死,耿宝自杀。
  可惜北乡侯在位几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朝廷中的权力角逐又风起云涌,腥风血雨的场面又将来临。车骑将军阎显,大宦官江京,中常侍刘安、陈达等与阎太后共谋,仍然秘不发丧,同时把各诸侯国年纪幼小的王子王孙召入宫中,以备挑选。还征调部分军队入宫,屯兵自守,以防不测。公元125年十一月丁巳,洛阳发生地震,中黄门孙程、王康、长乐太官丞王国等19名宦官割袍为誓,在济阴王刘保亲信的支持下,发动政变,趁乱夜入章台门,斩杀江京、刘安、陈达等宦官。因李闰位高权重,为省内所服,欲留之安抚众人,故未杀之。孙程用尖刀指着李闰的背脊说:“现在拥立济阴王为皇帝,不得有二心!”立谁为帝并不重要,关键是保住性命,保住权势,唯有对自己忠心才是生存之道,这是小人的生存法则。身为小人的李闰当然是见风使舵,立马答应了。当场就在走廊上迎立11岁的刘保为帝,是为汉顺帝。随后召集尚书令、仆射以下官员步行到南宫觐见新皇帝。孙程则坐镇禁中,征调部分虎贲、羽林军屯守南、北诸宫门。
  阎显听说新帝已立,顿时惊慌不知所措。小黄门樊登劝他赶紧出兵镇压。遂以太后诏令,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屯兵朔平门以御孙程等。阎显的弟弟阎景从外面招集一批人马营救阎显,结果在盛德门遭遇尚书郭镇率领的羽林军,短兵相接后,阎景被斩。此时,孙程等又派人闯入北宫,夺得皇帝玺绶。于是汉顺帝驾临嘉德殿,发布诏令,派侍御史持节逮捕了阎显兄弟,并下狱处死,阎太后幽闭离宫。
  为了褒奖孙程等宦官的拥立之功,19人均被封为列侯,孙程的食邑多达万户。同时又拜孙程、王通、李元等为骑督尉,宦官开始正式执掌军权,典控禁军。阳嘉四年(公元135年),汉顺帝下令宦官得以养子为后代世袭封爵,宦官养子继承制正式制度化。宦官爵位世袭制,表明他们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跋扈将军汉顺帝即位以后,立皇后梁氏。梁皇后的父亲梁尚,兄长梁冀先后出任大将军,总领朝纲。公元144年,顺帝归天,两岁的儿子即位,是为冲帝。 汉冲帝的生母,是汉顺帝宫中的虞贵人,而非梁太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在梁太后的呵护下没能茁壮成长,在龙椅上只坐了4个月,就病死了。为了利用幼弱,继续把持朝政,梁太后与梁冀定策,又从皇族中选了一位八岁孩童作为政权的象征,是为汉质帝。 质帝少而聪慧,有一双明辨是非的慧眼。入宫不久,就对梁冀的专横侈暴、飞扬跋扈的态度产生不满。一日,宫中朝会,梁冀目中无人地发号施令,刘缵在一旁歪着脑袋望了他许久,忽然冒出一句:“此跋扈将军也!”说罢转身离去,留下呆若木鸡的梁冀和一群大臣。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傀儡,一旦长大不就养虎为患了。于是,跋扈将军就暗中派人在汤饼中下毒给小皇帝吃。汉质帝吃了毒饼后非常难受,腹痛如绞,急忙叫人把太尉李固召至殿内。小皇帝此时还能说得出话,李固问他生病缘由,小质帝说:“我吃了汤饼后就成这样了,也许喝点水还有可能活下来。”当时大将军梁冀也在一旁,听到质帝这样说,就竭力反对:“千万不能喝水,喝了水就要呕吐,还是不要喝的好。”话没说完,汉质帝就已痛得在床上不停地打滚,一会儿就两眼翻白,毒发身亡。李固见皇帝被毒死,伏尸痛哭。而梁冀却挥了挥衣袖,转身就走了。这下又该是谁来坐龙椅呢?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戒等推举素有德行的清和王刘蒜。梁冀则相中了他的妹夫蠡吾侯刘志。刘志才15岁,尚未成年,又温和听话,更是妹夫,亲上加亲,各项标准都符合梁冀心意,舍此之外哪里有更好的人选。公卿大臣于是举行会议,议定立帝之事。梁冀主持朝议,提议立刘志为帝,言辞急切,咄咄逼人。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之至,皆齐声附和曰:“唯大将军令。”只有李固和杜乔不识时务,坚持要立刘蒜。梁冀当即厉声大吼:“罢会!”遂扬长而去,立帝之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公元146年,梁冀用青盖车,把“乖孩子”刘志接入洛阳南宫,即皇帝位,是为汉桓帝。依然是梁太后临朝,依然是梁冀执政。
  不管是梁冀逼迫,还是桓帝感恩图报,他登基以后的首要大事就是大封梁氏一门。梁冀的封邑增加一万三千户;所领的官属倍于三公;又封梁冀的兄弟、儿子皆为万户侯。而后又特批梁冀入朝不必趋行,还可佩带宝剑,觐见时不必自称姓名;十天进宫一次,处理、评议尚书所奏的事务。梁冀当权之时,真是不辱“跋扈将军”之威名。文武百官之迁召,一律先到梁府谢恩,再到尚书机关报到,不能顺从者,那就只有“意外”死亡。下邳人吴树将赴宛县当县令,走马上任前,还按照规矩登门向梁冀辞行。吴树到任之后,看不惯梁冀的爪牙到处为祸百姓,就诛杀了为害最甚的数十人。从此,梁冀对吴树恨之入骨。不久,吴树迁荆州刺史,临行按礼辞谢冀。梁冀为他摆酒设宴,下毒酒中,吴树刚出门,就药性发作,暴死车上。辽东太守侯猛,就因为升了官没有去拜访他,结果被梁冀陷害,腰斩于市。皇帝的近侍也要由梁冀派遣,皇帝的一举一动更要如实报告梁冀。至于四方调发,岁时供奉,非得经过梁将军挑选后,方能送入宫中孝敬皇帝。此外他还大兴土木,营造第舍,“金玉珠玑,异方珍宝,充积藏室”;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规模形同皇家。有人在他的兔园中误杀了一只兔子,竟然有十余人牵连被杀。一手遮天的权势引得无数官员送礼上门,以求升迁,以至门槛都被踏破。梁冀当权二十余年,一门之中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后汉书·梁统附梁冀传》)。
  对于敢和自己作对的耿直大臣,梁冀无不设法除去。太尉李固刚直不阿,多次在朝廷上对梁冀及其党羽的所作所为进行批评揭露。梁冀与他结怨甚深,发誓要废了他。后来清和王刘文谋反,事败被杀,梁冀借此诬告李固是刘文的同党,害死了李固,还将其暴尸洛阳城中,并且下令:谁敢靠近,一同治罪。年仅19岁的郎中袁著上书请求梁冀收敛一下暴行,立即遭到梁冀暗中追杀。袁著不得已改名换姓,还托病诈死,让家人抬棺行葬,最终还是被梁冀的家丁从棺材里拽出来,活活鞭打致死。朝中大臣迫于梁冀的淫威,再也无人敢进谏。
  厕所中的阴谋多行不义必自毙,梁冀“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 的结果招致皇帝极度不满,也惹得宦官生嫉,莫不除之而后快。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裙带断。这时桓帝已28岁,再不是当年的18岁娃娃了。此时,正是趁乱除去梁冀的大好时机。无奈宫中到处都是梁冀的眼线,宫女、侍卫、一些宦官都不能轻信。稍有不慎,就命赴黄泉。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连个开会商议的地方都找不到。且说一日桓帝正和亲信唐衡在宫中下棋。突然内急,就跑去厕所解决问题。来到厕所边,汉桓帝忽然心生一计,借故没有手纸,让唐衡送去。唐衡一去,就被桓帝一把拉到厕所里面。唐衡一脸疑惑,只听见汉桓帝问道:“卿家可知朝廷里有哪些与梁家不对头?”唐衡回答说:“中常侍单超、左悺、徐璜、黄门令具瑗他们都忿疾梁氏专横,为祸朝廷。”于是,桓帝急呼单超、左悺入密室。对他们说:“诸位皆是忠君爱国之士。现在梁冀家族把握朝政,宫廷内外都为他们控制,大臣无不依附。朕欲除此毒瘤,不知众卿家意下如何?”单超等正义凛然地回答:“梁氏乃国之奸贼,早就应该除掉。臣下智低力弱,不知圣上有何旨意?”桓帝说:“朕就是想听听诸位的意见。”单超等皆曰:“灭梁氏不难,就怕陛下犹豫不决。”桓帝说:“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了!奸臣当国,必诛不赦!”于是众人就密谋除梁事宜,汉桓帝还在单超胳膊上咬出血来,彼此盟誓。单超等曰:“陛下今计已决,勿复更言,恐为人所疑。”
  单超等人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梁冀的警觉,为防变故,他派心腹黄门张恽率领禁军到内宫值勤,以监视皇帝的行动。具瑗遂先发制人,命人逮捕张恽,斥责他“擅自入殿,欲图不轨”。见事已发,桓帝亲御前殿,召诸尚书入见,分遣兵士守御皇宫,派具瑗率内庭禁卫一千多人与司隶校尉张彪一起包围了梁冀府第,收缴其大将军印绶。由于事起仓促,不可一世的大将军梁冀终于在忽然之间感觉末日来临,深知自己罪恶滔天,他就与老婆孙寿双双饮毒自杀。梁氏一门无论男女长幼,都被斩尽杀绝。朝廷之中,与梁氏一案有牵连的二千石以上的高官死者数十人,被罢免的官僚吏属三百多人,据说朝廷为此而空,不能正常“营业”。梁家的财产拍卖所得竟达三十余万万,充入官府经费,可减天下租税之半。
  阴暗的宦官专权以梁冀一门被诛为标志,外戚势力急剧衰落,此后至灵帝末年三十余间,东汉朝政一直为宦官所把持,宦官势力达到鼎盛。单超、徐璜、具瑗、唐衡等因诛杀梁冀之功,同日封侯,食邑万户。又封另外八名宦官为乡侯。当时五侯或养亲属之后,或收异姓为嗣 ,或买苍头为子,以便传国袭封。他们的兄弟姻亲也都宰州临郡,为祸百姓,与盗贼无异。单超的弟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单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徐盛为河内太守,具瑗的弟弟具恭为沛相,莫不是一方毒瘤。徐璜的侄儿徐宣想强娶故下邳汝南太守李暠之女不成,等到他做了下邳令后,竟然动用兵吏逮捕李暠的女儿并送到衙署中,绑在柱子上,作为箭靶供士兵练习,最终为乱箭射死。李暠遂将此事告于东海相黄浮,请求惩戒徐宣。黄浮素来痛恨宦官,经过事实查验后,就判徐宣死罪并亲自监斩。徐璜得到侄子的死信后,便在汉桓帝面前捏造黄浮罪名,将黄浮革职问罪。对堂堂政府官吏的家属,尚敢如此,对于百姓可想而知。一首民谣讽刺他们的权势: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意思是左悺有回天之力,具瑗有独尊之势,徐璜有猛虎之强,唐衡有降雨之能。单超死后,其余四侯横行天下,他们竞起宅第,楼观壮丽,穷极技巧;又多娶良人美女为妻妾,珍饰华侈,生活制度完全模仿皇宫制度。
  汉灵帝时,更是宦官之天下。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贪赃枉法,扰乱朝纲,百姓苦不堪言。连灵帝都说:“ 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张让得势之后,想做官者,只要到其家中行贿足够,就可赏得官职,甚至要先向张让的家奴打点,才能转手向张让行贿。宦官王甫的养子王吉出任沛相,任官五年间,杀人万余,他将被杀之人脑袋置于车上,直至夏季腐烂。便以绳线串联白骨,绕城竟达一周。
  不论是外戚当权,还是宦官专权,都是狗咬狗,一嘴毛。他们都任人唯亲,广收贿赂,打击异己,使得政治混乱不堪。上行下效,各级地方官吏也趁火打劫,浑水摸鱼,莫不想尽办法搜刮民脂民膏,为谋私利,置百姓于水火中。外戚与宦官权利的每一次更迭都使劳动人民所遭的罪更深一层。
  党锢之祸:历史的天空不再有理想桓、灵之际,宦官当道,一手遮天,危害朝廷百姓,深受官僚士大夫谴责鄙视。因此,他们对轻视自己的士大夫打击压迫,对与自己争权夺势的外戚也不遗余力。同时宦官专权也垄断了仕途,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因此大批上进无门的太学生和儒生们,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两股政治势力交相争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它是东汉末年外戚、宦官轮番专权的畸形政局生成的苦果之一。
  太学生运动升官发财,发财升官,在现今社会都还被许多人士奉为至理名言。放到中国封建社会,更是四海皆准。虽然也有不少人读书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毕竟多数还是俗人,他们的目的就是为做官。唯有做官,才能将知识转化为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彰显他们过人之处。东汉时候,还没有统一的公务员考试,多是征辟、荐举。所以哪个得势,哪个掌权,哪个就能掌握选官大权。桓、灵二帝之时,宦官独擅朝政,内外重要官职多被他们把持着,选官之权理所当然为他们所掌握。为了培植私党,宦党更在太学之外另设鸿都门学,以对抗官僚士大夫集团和太学生们。为了进一步打击太学生,排斥士族,控制仕途,宦官还唆使灵帝公开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人钱各有差,公千万,卿五百万。”甚至一些名士,也必须输纳财货方能得到升迁。宦官还勒索各地的茂才、孝廉,要他们出钱资助修建宫室,只有交钱,才能补官。
  要夺回选官之权,单靠个体力量显然是不行的,是无法与势力强大的宦官集团抗衡的。于是在郭泰、贾彪领导之下的太学生,与陈蕃、李膺等正直派官僚士大夫以及州郡官学生相互团结,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体。他们“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公开抨击时政,矛头直指宦官集团,形成一股“清议”之风,同邪恶的阉宦势力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斗争。当时,洛阳城中有太学生三万余人,他们年少果敢,思想新进,热血沸腾,自然成为清议的主力军。他们不满宦官专权,以太学为讲坛,抨击宦官掌权的腐朽政治,同时更注重赞誉那些敢于反抗宦官势力的士人。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2年),黄河泛滥,百姓流离失所十余万户,冀州受灾尤甚。朝廷于是选派清正廉明的朱穆任冀州刺史,救灾善后,安抚百姓。冀州境内的官员听说他要来主持政务,居然有四十多人吓得丢下印绶溜之大吉。不巧“十常侍”之一大阉人赵忠的父亲过世,归葬冀州。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势,赵忠僭用天子葬具,使用璵璠、玉匣、偶人等葬品。朱穆听到后,就带领一班衙役掘坟开棺,验证属实后,把赵忠的家属抓捕归案。汉桓帝听得赵忠的申述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朱穆投入大狱,罚往左校服劳动改造。激进派人物颍川人刘涛是洛阳太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听说忠良被害,赶紧率领数千学生上街游行,抗议示威。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到皇宫之前,齐刷刷地跪在地上,为朱穆昭雪请愿,还表示愿代替朱穆做苦役。他们还指责宦官把持朝政,恶如虎狼,祸国殃民,称赞朱穆不顾个人安危,坚决与宦官势力斗争的精神。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不赦免了朱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政治运动取得了胜利。
  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有人向汉桓帝上书言:百姓贫困是因为货轻钱薄,币制败坏所致。建议改铸大钱。刘陶闻之,乃上奏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 夫生养之道先食后货。”他坚决反对改革钱币,认为这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造成社会混乱;最根本之道还是在于解决百姓衣食温饱问题。他的建议最终奏效,阻止了大钱的铸造。
  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一向“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的议郎皇甫规平羌有功,论功当封,但他拒绝向宦官徐璜等人贿赂,结果被诬侵吞军饷之罪,也被罚去做苦力。太学生张风等三百余人诣阙陈诉,皇甫规才得赦免。后来皇甫规还是被迫辞官归乡,永不起用。
  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被拜为野王县县令,此人贪婪无道,奸淫掳掠是家常便饭,更为残忍的是任意拿身怀六甲的孕妇剖腹取乐。正好李膺调任司隶校尉,张朔听到后,害怕李膺的威严,官都不做了,潜回洛阳,藏于张让另一个弟弟家的合柱夹层之中。李膺知道情况后,亲率吏卒破柱捕朔,一番审讯后,下狱处死。张让跑到灵帝那里诉冤,汉灵帝乃责问李膺为何不加请示就处死了张朔。李膺回答说:“当年孔子为鲁国司寇,到任七天,就诛灭了少正卯。为臣上任都十天才有所为之,这已经有拖拉之罪了。还望陛下能再让为臣留任五日,除奸惩恶,然后再来受罚。”汉灵帝无言以对,就对张让说,这是张朔罪有应得,怎能责怪司隶校尉。从此后宫中的阉宦都鞠躬屏气,规规矩矩,连假日都不敢出宫。皇帝深感奇怪,就探询原因。宦官们一面磕头一面哭着回答:“害怕李校尉!”李膺捕杀张朔后,太学生誉之为“天下楷模”。
  第一次党锢之祸穷凶极恶的宦官集团岂能坐视太学生与士大夫的步步紧逼,他们在等待时机,伺机反扑。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集团抓住机会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方士张成与宦官来往密切,善于占卜。他预知朝廷将有大赦,就故意教唆儿子杀人犯事,结果被时任河南尹的李膺逮个正着,下狱处死了。宦官集团乘机唆使张成的弟子牢脩上书,告发李膺交结太学,共为部党,诽谤朝廷,疑乱风俗。还把这些正直之士和太学生冠以“党人”之名。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诏令郡国,逮捕“党人”。先后有李膺、杜密等二百余人被捕。阉宦更是推波助澜,大肆制造冤假错案,朝野上下,一片恐怖。第二年,贾彪回京,请求外戚窦武、尚书霍谞上书申诉,桓帝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党人,但把李膺等人遣归乡里, 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耀的社会敬仰。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却为自己未能列名党人名单而感到羞耻。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曰:“(当时)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太学生把敢于反抗宦官的正直名士,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光荣称号,广为传颂,形成了更为强劲的反宦舆论力量。李膺被迫害之后,威信更高,被儒生们誉为“八俊”之首;若受到他的接待,则荣称 “登龙门”。这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不满和蔑视。
  党锢案发后,需要经过三府考实李膺等。太尉陈蕃推却不审,认为:现在考核的案件都是海内人誉,忧国忧民之臣。这样的忠臣就是赦免他们十代子孙无罪都是应该的。哪里有尚无罪名就先逮捕的!汉灵帝大怒,遂下李膺等于黄门北寺狱。由于李膺等党人的慷慨气势,许多宦官的亲属也与他们有所交往。这些宦官害怕牵连到自己,就以天时宜赦为借口,劝皇帝大赦天下。李膺才得以免死,被罢官归乡。
  承明门之夜公元168年,汉桓帝去世。真是善恶终有报,虽然后宫佳丽三千,汉桓帝播出的种子却没有一颗发芽,落得个断子绝孙。桓帝皇后窦妙只好与其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迎奉12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为帝,是为汉灵帝。皇帝幼小,窦妙以太后身份临朝,以窦武为大将军,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司徒胡广同参录尚书事,共秉朝政。他们启用李膺、杜密、尹勋等天下名士,参与朝政,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取胜的宦官们,气焰嚣张不已。中常侍侯览、曹节、王甫等公然与灵帝的乳母赵娆以及后宫中的一批女尚书相互奸姘,淫乱宫廷,阿谀太后,卖官鬻爵。窦武就与陈蕃、尹勋密等上疏朝廷,控诉宦官们越轨不法,安插亲信遍布天下,恳请诛之。窦太后对此却犹豫不决。
  当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内省。陈蕃和窦武却贸然诛杀了他以及另一名无足轻重的宦官苏康,结果打草惊蛇,引起了王甫、曹节的警觉。不久,善观天象的侍中刘瑜陈蕃指出,太白星逸出轨道,将不利于大臣,催促他们宜速断大计。于是窦武就把他的支持者安插于各机要部门,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并提拔亲信小黄门山冰为黄门令,准备采取行动。为了取得控告宦官的罪证,窦武命令山冰逮捕了负责掌管文书的长乐尚书郑飒。经过一番刑讯,郑飒检举了曹节和另一名宦官王甫。山冰即刻写了一份奏疏交往窦武处,要求逮捕曹节、王甫等一干宦官。不巧窦武出宫归府,主管文书的手下遂将此奏交于长乐宫五官史朱瑀。岂知朱瑀擅自拆开窥视,大惊,怒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用当尽族灭?”乃夜召长乐宫同僚,共计十七人,歃血盟誓:“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后汉书·曹节传》)曹节、王甫闻之,带着亲信赶赴禁宫逼迫汉灵帝关闭宫门。并以尖刀胁迫尚书官属起草诏书拜王甫为黄门令。王甫等遂持节至北寺狱收捕尹勋、山冰,还释放了郑飒。于是共返长乐宫,先发制人,拘禁窦太后,迫使她交出玺绶,又派人持节逮捕窦武。窦武见事不妙,发北军五千人征讨,与王甫率领的虎贲、羽林军双双对峙。已年届70的陈蕃闻讯,也率领隶属生徒八十余人冲进承明门,进行援助。不幸寡不敌众,被宦党抓住,宦官们骑着马在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身上践踏着,一边还骂:“死老鬼!看你还敢与我们作对?”就这样,没有经过关押审讯,陈蕃就被他们残忍地杀害。郭泰知道陈蕃的死讯后非常悲痛,说:“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次年,42岁的郭泰郁郁而终,有士人一千多为他送葬。且说窦武正和王甫对峙之时,中郎将张奂从塞外归京述职,在不明情况之下被王甫骗去镇压窦武。张奂的加入,使得双方力量悬殊,再加上一些士兵的叛逃,窦武被围自杀。而后,窦、陈二家宗亲宾客都被处死,门生故吏免官禁锢。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被抄家灭族。窦太后也被迫迁往南宫云台,剩余的家属流放比景。
  悲剧重演士大夫反抗的失败,换来的是宦官集团更为血腥的大屠杀,第二次“党锢”事件接踵而至。宦官首领之一的侯览老家住防东,他残暴百姓,作恶多端。被列为“八及”之首的张俭正好为东部都邮,他两次上书举劾侯览及其母亲的罪恶勾当,并请求诛杀。但是表章都被侯览暗中扣下,建议都不能上达到皇帝那里,二人因此结仇。同乡人朱并,品行一向奸诈邪恶,素为张俭所鄙弃,朱并对他怀恨在心。在中常侍侯览的唆使下,上书控告张俭和同郡24人别相署号,共结部党,刻石立碑,图谋造反,汉灵帝于是下诏逮捕张俭等人。
  张俭只得逃亡奔走,所过之处,百姓莫不重其名行,不惜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帮助他。在百姓的掩护、帮助下,张俭最终得以逃脱宦官的追捕,逃到塞外。只是张俭所经历过的那些地方,凡是收留过他的百姓都被凶残的宦官杀害了,就连他们的宗亲家属也被牵连诛灭,那些郡县都为此残破不堪,人口骤减。张俭听说此种情形,乃顿足而叹曰:“罪是自己所作,却凭空牵连良善,一人逃死,而祸及万家,哪里有什么脸面苟活!”于是自己剪须变形,遁入山林之中,隐匿姓名,当起了炼铁人的家佣。长期烟熏火燎,形貌毁瘁,几年后,没有人能再认出他来。
  大长秋曹节借机指使官府奏请逮捕过去的“党人”,包括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颍川太守巴肃、太尉掾范滂等人下狱治罪。结果百余人被杀狱中,他们的家属也被流放边地。有些党人还未被逮捕到,就已经死了,也有些人隐匿逃亡了。全国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收捕党人的运动,许多高风亮节之士在此之中演绎了一段又一段杀身成仁,荡气回肠的剧目。
  李膺的同乡听说宦官要来逮捕他,就好心劝他赶紧逃跑,他却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是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气节。我已经60岁了,就听由天命吧!”于是诣诏入狱,后被拷掠至死。侍御史景毅德儿子景顾为李膺门徒,因“党人”名单遗漏,故未遭迫害。景毅慨然说道:“正是因为李膺贤良,才遣子拜他为师,岂能因名册脱漏,而苟安于世!”于是上表免归,时人皆慨叹其义。巴肃自己乘车前往县衙投案。县令见是巴肃,就解下印绶打算和他一起逃跑。巴肃镇定自若地说,为人臣者,有政见当不敢隐瞒,有罪过也不应该逃避。既然不隐瞒政见,又为什么要逃避刑罚呢!于是慷慨就义。都邮吴导素来敬重范滂,他拿着诛杀范滂的诏书,紧闭舍门,伏床痛哭。范滂听说后,知道必然是因为自己,于是主动请诣下狱。县令也出解印绶,弃官与他一起逃亡,劝他不要白白送死。范滂却说:“唯有我死,方能终止祸端的延续,怎能因我之罪而连累你,还使老母奔波流离!”遂从容投狱。行刑前,范滂对赶来的老母说:“弟弟孝顺,能供您老人家颐享天年。我就要去黄泉之下陪伴父亲大人了。请母亲不要太伤心。”母亲回答说:“你今天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而无憾。既有了好的名声,又要求长寿,两者怎能兼得?”范滂感动之极,跪拜母亲,慷慨就义。后来年少的苏轼与母亲读《后汉书》,到这一节,感激涕零,问母亲,“我可以学范滂吗?”苏母说:“当然能,你学范滂,我就学范滂的母亲。”党人之精神气概,千古流芳。
  与正人君子的作为相比,小人之行就相形见绌了。 一些以前有怨隙的人,彼此陷害对方为党人。一些州郡官吏望风承旨,扩大斗争,许多无辜百姓也饱受牵连,难逃厄运。这次运动当中,被杀、流徙、监禁的人多达六七百。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去,有人在朱雀阙上写道:“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中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 ”(《后汉书·宦者列传》)。以此来揭露宦官的黑暗统治。于是,宦官再次收捕“党人”。御史中丞段秉承旨意,四处侦查,逐捕波及太学游生千余名。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言辞方切。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因此,逮捕了曹鸾,并将其活活打死狱中。而后又下令州郡拷问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凡是为官者,皆免官禁锢。并株及五服之内的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再次推向了高潮。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有节气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历史的天空不再有理想。
  光和二年,上禄长和海又上书为党人昭雪,他说:“ 按照礼仪,从祖兄弟已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远。现今党人的禁锢却株及五族,这是有谬于常用之刑法的。”汉灵帝看到后深感悔悟,下令党锢自从祖以下者皆得释放。
  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疆进言汉灵帝,说对党人的禁锢已经很久了,世人多在抱怨。倘若还不赦宥,如果他们与张角等黄巾军联合起来共反朝廷,后悔也无用了。灵帝听后,非常担心害怕,遂下诏大赦党人,惨遭流放的家属也都允许重归故里。
  亡羊补牢,为时已晚。被赦免的党人还未来得及报效他们的主子,摇摇欲坠的东汉帝国大厦就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震垮了。
  道教与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在宦官集团的腐朽统治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爆发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 “黄巾大起义”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有准备、有组织、有纪律的农民起义,把我国的农民起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道教在组织舆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道、道家、道教“道”是一个类似于万物本原的概念,是凌驾于一切有形之物之上的基始,包罗万象、不可名状。这个内蕴神秘超乎想象的概念常常出现在《道德经》与《庄子》等道家经典中,在以其高玄宣扬道家的同时也被人们所熟知与接受。
  “道”的本质在于找到世界的本初创造者,从而缔造世间的统一秩序与意志。这种本始的“道”并不以某种物质形式表现出来,而处于一种虚无的状态。在道家看来,“无”既是有形万物的母体,又是无欲无求的处世态度。通过“无为”的方式,人们达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就是道家所信奉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实质。
  就本质来说,“无为而无不为”其实是一种统治之术。这种精神层面无所贪求的统治策略对百姓是有利的,受到了下层民众的一致追捧;但又与国家政权在统治过程中对物质的无止境的欲求背道而驰。所以道家也陷入了时而受宣扬,时而遭压制的尴尬境地。
  战国后期,诸子百家在思想上逐渐体现合流的趋势,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统治方法被儒家、法家部分地吸收,实际运用于政治统治之中。道家以庄子为代表的另外一支逐渐走上“涤除玄鉴”、“虚静守一”的内修之路,并吸收了南方楚地的神秘鬼神观念,道教中的炼丹、符箓等内容大多与此有关。汉初占据统治地位的“黄老思想”正是道家这两种发展趋势的交织过渡期,它既包括休养生息的政治性内涵,同时也有修身养性的神秘思想。道教的兴起与汉代盛行的道家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它以内修一派的炼丹、符箓等为用,以平等、怀柔等政治要求为体,在方士们借助老子的名头的大力推动下,在东汉时期逐渐形成了被世人广泛接受的道教。至东汉末终于爆发了以道教为组织形式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正是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人民追求平等、推翻暴政的政治愿望。
  “太平道”与黄巾大起义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统治的残暴与人民的艰辛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宦官集团的腐朽统治下,统治者横征暴敛,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桓帝时陈蕃曾指出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彩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后汉书·陈王列传》)统治者的奢侈腐朽与百姓的穷困潦倒无异于霄壤之别。灵帝竟公然带头卖官,自公卿下至一般官吏皆有定价。这些官吏上台以后,必然更加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由于豪族地主的强盛,土地兼并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而广大贫民则无立锥之地,不得不转徙逃亡沦为流民。当时的统治者草菅人命,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看。以董卓为例,有一次他派遣军队到阳城,正好遇到当地人在社下聚会。董卓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把男子统统杀掉,把妇女装在抢来的车上,车辕上就悬挂着枉死者的人头,士兵吆喝欢歌着回去了。“卓施帐幔饮设,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杀之。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未及得死,偃转杯案间。”(《后汉书·董卓列传》)这些反叛者无疑都是无法生存才铤而走险的下层平民,统治者惨无人道的暴行令人发指。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在加上战争频仍、天灾连年,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起义才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黄巾起义后,郎中张钧曾总结其原因“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后汉书·宦者列传》),可谓一语中的。
  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山东沿海爆发了张伯路领导的农民起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曾旌在东南沿海的徐、扬一带起义;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公孙举、东郭窦在泰山琅琊一带起义;桓帝时期,在荆州地区爆发了汉族与少数民族联合作战的多次起义。除此之外,其他地区的起义也时有发生。总之,当时从荆益到江淮、从兖徐到苏浙,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正风起云涌地展开,形成了东汉农民起义的一次高潮。这些起义虽然最终都被镇压下去了,但他们吹响了反抗的号角,为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酝酿了条件。十多年以后,规模空前、气势磅礴的黄巾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黄巾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他得到了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太平清领书》,并利用其影响创立了太平道。早在顺帝时,琅琊人宫崇就献给朝廷一部名叫《太平清领书》的道家经典,声称是他的老师于吉所得的“神书”。张角得到《太平清领书》以后,开始在东部沿海地区传教,称为“太平道”。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信奉黄老道,招募了大批弟子,以行医治病为手段传教,获得了广大百姓的信任。随着“太平道”的影响越来越大,张角开始有目的地策划起义。他派遣弟子八人分赴全国各地传教,“太平道”的势力迅速发展。十余年间,信徒增至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各州。即今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与安徽北部的广大地区,都已经纳入了“太平道”的影响范围。张角于是按地域把信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立“渠帅”为各方首领,相当于将军。同时,“太平道”还提出了明确的宣传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并用白土在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等处写上“甲子”字样,约定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起义。按六十甲子的纪年方法,这一年正是甲子年,是新一轮纪年的开始。“苍天”指残暴腐朽的东汉政府。“黄天”指“太平道”及其以下层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信徒。他们头戴黄巾,信奉黄老,所以自号“黄天”。这个口号明确地表达了农民起义者要求推翻封建统治的愿望,具有很强的鼓动性与革命性。这一切都表明黄巾起义是一场有准备、有组织的自觉的起义。
  在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张角开始部署起义的具体事宜。他先派大方渠帅马元义等集结青州、扬州的数万人在邺地(今河北磁县东南)待命,准备从这里开始行动。此前马元义曾多次往来京师,联络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作为内应,约定在三月五日这一天里应外合发动起义。在这关键的时刻,起义队伍内部出现了叛徒,张角的弟子济南人唐周上书告密。马元义被捕后被何进处以“车裂”极刑,朝廷开始大肆搜捕起义者,一千多人被处死,情势万分危急。张角明白事已败露,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发动,星夜派人驰告各方立即起义。一时之间,各方响应,迅速组成数十万众的起义大军。他们皆头著黄巾以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黄巾军的主要领导者是张氏三兄弟,其中张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弟张梁称“人公将军”。这种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明显来源于道教的理论体系。
  黄巾军所到之处,燔烧官府,攻略城邑,统治者望风逃逸,封建政权迅速瓦解。“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面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朝廷大为惶恐,急忙抽调兵力加强京师防务。又大赦党人联络豪强地主,组织军队对农民军进行镇压。黄巾军的主力主要有三支:一支是由张氏三兄弟直接指挥的冀州军,一支是由张曼成领导的南阳军,一支是由波才、彭脱等率领的颍川军。官兵在左中郎将皇甫嵩和右中郎将朱儁等人的率领下对各支义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扑。
  颍川黄巾军最为迫近洛阳,所以最先遭到反攻。皇甫嵩与朱儁合兵共得四万余人,二人各领一军分别进攻颍川黄巾军。义军在波才的率领下英勇作战,锐不可当,将朱儁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并在长社(今河南长葛)包围了皇甫嵩的部队。皇甫嵩军士气低落,人心惶恐。但是狡猾善谋的皇甫嵩见义军“依草结营”,便让士兵准备苇草等易燃物,趁夜晚起风的时候派精兵纵火焚烧义军兵营,乘乱鼓噪冲击义军队伍,黄巾军阵势大乱。这时曹操也率兵赶到,朱儁也率兵来援,在敌人的共同打击下,颍川黄巾军失利,数万将士壮烈牺牲。颍川黄巾军的失败解除了对洛阳的直接威胁,官兵乘势进攻其他各支义军。皇甫嵩移师攻打冀州黄巾军,朱儁攻打南阳黄巾军。
  起初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的指挥下攻杀了南阳太守褚贡,并围困宛城一百余日。六月,张曼成在与新任太守秦颉作战时不幸牺牲。众人推举赵弘为首领,继续攻城,终于将宛城占领。此时朱儁兵到,荆州刺史徐璆也率兵至宛,把宛城重重包围。黄巾军英勇抵抗达数月之久,多次打退官兵的进攻,赵弘也战死。义军在韩忠的领导下继续战斗,但终因实力悬殊,最后宛城失守,南阳黄巾军也被镇压下去了。
  冀州黄巾军由张角直接指挥,人数众多,势力最强。他们在广阳(今北京房山)击杀了冀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并攻占了曲阳(今河北晋县)和广宗(今河北威县)。朝廷派卢植进攻张角,双方在广宗展开激战。卢植多次攻城未果,被灵帝一怒之下解往京城治罪。又另派董卓前来镇压,围城两个多月还是无法攻破,也被罢官。这时颍川与南阳的黄巾军相继失败,八月,朝廷派皇甫嵩北上镇压冀州黄巾军。九月,起义军最为杰出的领导人张角病逝。形势对义军越来越不利。冀州黄巾军在张梁的领导下继续顽强战斗,皇甫嵩不能获胜。于是休战整顿,趁夜晚戒备松懈之时偷袭义军阵营。义军大败,张梁战死,被杀死与投河者共计八万余人。十一月,皇甫嵩又进攻驻守于下曲阳的张宝部,张宝战死,十多万义军被屠杀。至此,经过十余月的浴血奋战,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被东汉政府残酷镇压下去了。
  黄巾大起义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有准备、有组织、有纪律的农民起义,大大推进了我国农民起义的水平。在起义以前,曾经过了长达数年的酝酿过程。而这一切都是在以道教为幌子的宗教信仰的掩护下才得以实现的。当“太平道”声威鼎盛之时,百姓变卖家产,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投奔,未至而病死者数以万计。郡县的官吏不明白这是老百姓在集合力量准备起义,反而认为是张角“善道教化,为民所归”。太尉杨赐与司徒掾刘陶都曾上书指明张角传教的后果及对策,而灵帝“殊不为意”(《资治通鉴》卷五十八)。为何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吏都忽视了“太平道”的威胁?这也只能归功于是在传教的掩盖下进行的。可以说,道教在黄巾起义的准备、组织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宗教社团的起义模式也被后来的农民起义多次模仿,甚至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如此。道教与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信仰对个人行为、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应受到充分的重视。
  “五斗米道”与张鲁政权当黄巾军在东部地区驰骋鏖战之际,西南地区的“五斗米道”正悄然崛起。安顺时期,沛国丰人(今江苏境内)张陵客居蜀地,学道于鹄鸣山(今四川崇庆境内)中,造作道书,在老百姓中传教。凡受道之人,皆出五斗米,故世称“五斗米道”。张陵后号张道陵,自称天师,尊太上老君为教祖,所以又称“天师道”。张陵传子张衡,张衡传子张鲁。至张鲁时“五斗米道”在西南地区已传播多年,影响较大。在黄巾大起义同年七月,巴郡“五斗米道”的首领张修聚众起义,攻占郡县。由巴蜀北上夺取汉中,声势浩大。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东汉政府派刘焉为益州牧。张鲁的母亲经常以鬼神之事交好于刘焉家,因此刘焉以张鲁为督义司马。又任命张修为别部司马,共击汉中太守苏固。在攻占汉中以后,张鲁偷袭杀死了张修,吞并了他的部众。刘焉死后,其子刘璋代立,以“不顺”为借口杀掉了张鲁的母亲及全家。张鲁于是割据汉中,建立了行政、军事与宗教合一的政权。
  张鲁以鬼道教民,自称“师君”。凡初来学道之人都称“鬼卒”,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证明确实已经信教则改称“祭酒”。“祭酒”本是民间素有声望而于席间主持酹酒祭神之人的尊号,以之为名表示对得道者的尊称。祭酒各自有自己的属下,领人较多的祭酒称为“治头大祭酒”。张鲁政权没有专门的军队,有军事行动则由祭酒率部众参加,祭酒相当于各部的军事首领。也没有专门的行政机构,以祭酒为管理者。平常教导民众要诚信不欺诈,有病时则清修思过。各部祭酒都在道旁设置“义舍”,并在其中悬挂米、肉等食物,供路人取用。但以吃饱为量,若贪多则会在路上遇鬼并使人生病。犯法的人有三次被原谅的机会,屡教不改者才行刑。经济上不收租税,入教者每年交五斗米,有病悔过的也交五斗米,所有的费用都出自其中。由此可见,张鲁政权是一个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政治、经济、军事与宗教合一的政权。他体现了人民对于权利平等、财富平均、没有剥削与欺压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张鲁政权雄踞巴、汉三十余年,后来投降曹操。曹操因其为善而有所褒奖,张鲁及子皆得封侯。张鲁政权是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中最为成功的一个政权。
  东部的“太平道”与西南的“天师道”在传教形式上基本一致。由于黄巾起义被迅速镇压下去,所以对于后世道教的影响以西南的“天师道”为主。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他们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腐朽的封建政权,也对道教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军阀混战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权,皇权被大幅削弱。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力量在内讧中被消耗,统治的核心成员致力于争斗而无暇他顾,中央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黄巾大起义以后,这种局势愈演愈烈。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中央政府不得不赋予地方更大的权力,地方官吏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由于中央政府的软弱,在起义被镇压以后已经不能对地方形成强有力的控制,东汉政权实际上已经被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政权所瓜分。地方权力日益强大,地方长官通常征选自己的亲信作为自己的属官,以此将州郡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控制了地方的军政大权,可以拒不接受东汉政府的任命,也可以自称是某地的首领,完全不受朝廷节制,形成实际上的地方割据势力。
  地方武装集团的实力越来越大,东汉政府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朝廷实施了“改刺史,新置牧”的措施,实际上是变相地承认了地方军阀的存在。自西汉武帝时,划分全国为十三州部作为监察区,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司监察。刺史巡视郡县,年终向皇帝汇报,也不常驻地方。州部不是行政区划,刺史也不是行政官吏。东汉前期沿行此制不变,但黄巾起义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人把镇压不力归结于刺史权力太小,汉灵帝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接受了大臣刘焉的建议,在益、豫、幽三州设州牧,以刘焉为益州牧,以太仆黄婉为豫州牧,以宗正刘虞为幽州牧。从此以后,州牧成为最高的地方行政长官,权势日重,掌握了地方的行政军事大权,成为地方军阀。为了扩充地盘,他们之间相互攻伐,连年不绝,东汉政权也随之在军阀混战的场景中缓缓隐去。
  何进之乱就在各地军阀粉墨登场意图中原逐鹿之际,东汉政府也曾试图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中平五年(公元188年),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即三军的最高统帅,连大将军何进也受其统领。朝廷的本意是以此为统一指挥加强中央对军权的控制,但由于君权的衰弱而无能为力,反而加剧了外戚与宦官的争斗。
  何进,字遂高,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其同父异母的妹妹被选入宫为贵人,为灵帝所宠爱,何进也因此屡屡得以升迁。后来何贵人被立为后,何进官拜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黄巾大起义时,何进出任大将军,因镇压有功,甚得恩宠,权倾一时。
  蹇硕出任上军校尉大大加强了宦官的权力,引起了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的不满,二者间的矛盾在拥立太子人选时达到了极点。灵帝有两个儿子,何皇后生的刘辩得到何进等外戚集团的坚决拥护,王贵人生的刘协因母亲被宠却更受皇上喜爱,到底由谁来继承大统一直定不下来。灵帝病重,临终前暗中把刘协托付给蹇硕,希望能扶持他登基。灵帝崩,蹇硕打算借召何进入宫议事的时机诛杀何进,拥立刘协。但计谋被何进的朋友潘隐知道了,他故意与何进迎面而来,以目示意。何进大惊,急忙从小路逃跑,拥兵自保,称病不敢入朝。蹇硕计不得逞,刘辩登上了皇位。何太后临朝,何进辅政。掌权以后,何进杀掉蹇硕,并在袁绍、袁术等的积极怂恿之下开始谋划清除宦官集团,以达到排除政敌的目的。
  何太后与宦官集团素来亲近,太后之母与何苗接受了宦官的贿赂也多次从中作梗,因此何进诛杀宦官的计划迟迟不能施行。于是何进采纳袁绍的建议,调集地方军队进京,以胁迫太后、强诛宦官。按照何进的授意,董卓屯兵关中上林苑、东郡太守桥瑁进驻城皋、武猛都尉丁原火烧孟津,都打着诛宦官的旗号。何太后起初依然不从,但在董卓等的步步紧逼之下,不得已罢免了所有的宦官。宦官们表面上都到何进面前谢罪,表示愿意听凭处置,却暗中计划杀掉何进。经过张让等人的精心策划,假借太后的旨意召何进入宫,暗置伏兵杀死了何进。
  何进亲信袁术等听说何进被杀,猛攻皇宫想为何进报仇。宦官集团抵挡不住,挟持皇帝连夜逃走。宫中一片混乱,袁绍关闭北宫门,派兵抓捕宦官。一旦发现,无论少长,全部诛杀。有很多本来不是宦官但因没长胡须而被冤杀的,也有些人脱掉裤子证明自己不是宦官才幸免于难。挟持少帝逃走的张让等或被追杀,或被逼投河,宦官死者总计达两千多人,消亡殆尽。东汉时期旷日持久的外戚、宦官之争以双方的同归于尽而告终,政权落入了野心勃勃伺机而动的董卓手里。
  董卓专权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自幼任强好侠,好交结豪侠之士,又加上勇力过人,善于骑射,因此名气越来越大。桓帝末年,董卓作为军司马随中郎将张奂讨伐汉阳叛乱的羌人,因功升迁为郎中,并获赐缣帛九千匹。董卓认为功劳归自己,但财物应为士兵所共有,于是把所得缣帛全部分给了军吏和士兵。这表明董卓是很善于玩弄心计、收买人心的。董卓后来又担任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等职,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任东中郎将,因镇压黄巾起义无功被免官,次年复任中郎将,封斄乡侯。董卓智计过人、军功卓著,经过多年经营,至此势已渐成,其野心也逐渐显露。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朝廷征董卓为少府。董卓深知东汉朝廷大势已去,少府也不过是毫无实权的空衔,而听命则要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老巢与军权,因此不肯就任。他以士兵牵扯羁绊不让他离开为借口上书朝廷,朝廷虽深以为忧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朝廷十分顾忌董卓的军力强盛,灵帝病重之时还不忘以玺书拜其为并州牧,命他将军队交给皇甫嵩。此时董卓已对朝廷无所顾忌,他明确地拒绝了朝廷的要求,这些以剥夺其军权为目的的措施都无法实现。摆脱了朝廷控制的董卓开始酝酿更大的企图,“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后汉书·董卓列传》)。
  当何进召地方军队进京以胁迫太后诛除宦官时,董卓认为时机到了,立即率兵起程,上书积极响应。董卓并非真心要清除奸宦,而是想借此机会捞取更大的政治利益。他还没到京城,何进已经失败。董卓快马加鞭赶至城西,并未加入袁术等诛杀宦官的队伍。他闻听少帝在北芒山,急忙赶往奉迎。大乱之余,少帝年幼,群臣无策,无奈之下不得不听从董卓的摆布,董卓开始操纵朝政。
  初至京师时董卓兵力很弱,部骑不过三千。董卓自知兵力不足以威慑朝廷及地方各路势力,于是用狡计迷惑众人。接连四五夜悄悄地把军队派到离军营不远的地方驻扎,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大张旗鼓的回来,给众人造成董卓的亲兵不断的赶赴京城的假象。洛阳军民都被蒙在鼓里。稍后董卓收编了何进与何苗的私人武装,又收买丁原的部将吕布,杀死丁原,然后吞并了他的队伍。于是兵势大盛,逐渐控制了洛阳局势。
  当初董卓奉迎少帝之时,刘辩见到董卓只知道惊恐哭泣,对于董卓的问话也回答不上来,倒是9岁的陈留王刘协回答得头头是道。董卓因此认为陈留王比少帝贤能,再加上陈留王乃被董卓认为是同族的董太后所养,于是萌生了废嫡立庶之意。董卓先以久雨为由,让朝廷罢免了司空刘弘取而代之,随后以三公名义召集百官商议废立之事。此次废立完全是董卓的一己私意,遭到了部分大臣的反对。但董卓大权独揽,以军力相胁,百官最后只得屈从。袁绍曾对董卓的废立表示不同意,董卓竟然按剑呵斥说:“你小子胆敢如此!天下的事,难道不由我说了算!我打算这么办,哪个敢不从!你认为我董卓的刀不够快吗?”由此可见董卓的专横与嚣张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时的董卓已是随心所欲玩弄朝政于股掌之间。少帝遂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废,何太后被毒杀,何苗尸体竟被掘出肢解,苗母被杀并弃尸荒野。陈留王得立,是为献帝。董卓因废立成功权势如日中天,自任太尉,不久进为相国,不必守君臣之礼,可以带剑上殿,权倾朝野,逞强天下。
  董卓为人贪婪残暴,草菅人命,祸及枯骨,其暴行令人发指。董卓进入洛阳后,见城市殷富,故意放任士兵抢劫财物,凌辱妇女,谓之“搜牢”。改铸小钱易五铢钱,一时物价腾贵,民怨沸腾。西迁长安之前,董卓对洛阳大肆烧杀劫掠,洛阳周围二百余里内的建筑物全被烧毁,鸡犬不留。又派吕布对帝陵及公卿以下的各家坟墓进行发掘,目的在于搜罗财物。董卓随意杀戮,即使百官公卿,凡有稍不如意者即被处死。侍御史扰龙宗向董卓汇报事情,因为没有解剑,当即被杀。袁绍害怕董卓加害四处逃亡,董卓杀其家人五十余口,小孩也不放过。董卓讨论西迁长安时伍琼、周珌固谏以为不宜,董卓一怒之下将两人杀害。董卓以杀人为乐,手段极其残忍,一时之间众心惶惶,人人自危。
  董卓的暴虐专横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激烈反抗,各地军阀纷纷组织起来讨伐董卓。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渤海袁绍、河内王匡、兖州刘岱、冀州韩馥、豫州孔伷、陈留张邈、东郡桥瑁等州郡牧守与地方首领纷纷起兵讨伐董卓。他们共推与董卓抗争不屈且仇隙较深的袁绍为盟主,组成关东联军。袁绍自号车骑将军,各路人马驻守洛阳周围要害之地,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董卓自知不得人心,欲退守关中负隅顽抗。于是不顾众人的反对,强迁都城至实际上已是一片废墟的长安,自己则继续留在洛阳准备抵御联军的进攻。关东联军声势虽大,但貌合神离,实际出兵并不太多。又都畏惧董卓的军势与盛名,逡巡不前。只有孙坚和曹操采取了积极的军事行动,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由于孤立无援、实力不济,最后都被董卓打败了。这也宣告了关东联军轰轰烈烈地讨伐董卓的行动失败。董卓明知关东联军并无多大作为,派中郎将董越屯渑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将领分守各县,共同防御联军的攻击,然后自己就回了长安。关东联军也随之解体,各地首领回去以后纷纷开始抢夺地盘、扩充实力,军阀混战的局势已是一触即发。
  董卓击败关东联军的进攻后,更加稳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董卓自任太师,比诸侯王的地位更高。明目张胆地僭越皇帝之礼,车马、服饰都跟皇帝差不多。他还大肆封赏自己的家族成员,以弟董旻为左将军,以侄董璜为侍中、中军校尉,执掌军权。凡是其家族成员,都身居高位。即使还未成年的子孙,“男皆封侯,女为邑君”(《后汉书·董卓列传》)。东汉朝廷实际上已为董氏家族所把持。董卓在长安城东的郿地筑了一座坞堡,就直接地称为“万岁坞”。高、厚都是七丈,储存的粮食可供30年之用。董卓自己认为:“如果大事成功则可纵横天下,即使不成,凭此坞堡保全性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当时的董卓既有篡权夺位的野心,实际上也已经把持了朝廷大权,成为东汉政权实质上的皇帝。但由于不得人心,其覆亡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董卓的残暴专横与大逆不道遭到了普遍反对,很多中直之士都怀有诛除此独夫民贼的愿望,并采取了实际的行动。越骑校尉伍孚在朝服内暗藏利刃,准备在晋见董卓时刺杀他。伍孚晋见完毕离开之时,董卓亲自起身相送并故示亲近地把手放在伍孚背上,伍孚趁机拔刀刺去,可惜不中。董卓奋力挣脱,伍孚也被卫兵杀死。伍孚死后,司徒王允等经过精心策划,终于成功地诛除了董卓。王允是太原祁县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文武双全。19岁为郡史,黄巾起义时被特选为豫州刺史,历任从事中郎、河南尹、太仆、尚书令等职。董卓迁都长安时,王允任司徒。当时董卓还在洛阳,长安的大小政事全部委托王允处理。王允刻意逢迎,处处奉承附和董卓,被董卓视为心腹。因此得以维系汉室命祚不绝,王允也隐隐为众人之首。董卓为害日深,王允与黄琬、郑太、士孙瑞等密谋杀掉他。王允先是利用董卓和吕布的矛盾成功地说服了吕布参与其事。吕布是董卓的贴身侍卫,他的加入大大增加了刺杀成功的可能性。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献帝大病初愈,在未央宫召见百官,刺杀的时机成熟了。董卓防范非常严密,从住地到皇宫的路上都派重兵夹道把守,左边步兵,右边骑兵,紧紧地把他环绕在中间,又让吕布等亲信贴身防卫,自认为万无一失。谁知祸起萧墙,家贼难防,王允与吕布的联手是董卓做梦也想不到的。王允派骑都尉李肃与吕布的十来个亲信冒充卫士躲在宫门后面等待董卓的到来。董卓离门不远时,马受惊停止不前。董卓心内狐疑,打算掉头回去,在吕布的力劝下勉强前行。刚入门,李肃就用戟刺去。董卓里面穿着铠甲,无法刺穿,仅仅刺伤手臂,掉下车来。董卓急呼吕布,却不知吕布已经反戈,被吕布刺死。董卓伏诛的消息传出以后,百姓一片欢腾,长安城里卖掉珠宝衣物买来酒肉庆贺者不计其数。董卓在郿坞的家族成员全部被杀死。董卓的尸体被摆放在集市示众。天气炎热,董卓又很胖,尸体上的油都流了出来。守尸的人拿一个大灯放在肚脐上点燃,即民间常说的“点天灯”,竟然持续了几日才熄灭。其家族成员的尸体也被焚烧,骨灰被抛洒在路上,在郿坞的巨额家产被抄收。乱臣贼子终于落得了应有的下场。
  董卓死后,关中的稳定局面不复存在,军阀之间展开混战。董卓伏诛时他的女婿牛辅屯兵于陕,闻讯后派部将李傕、郭汜、张济攻破中牟,一路烧杀抢掠。不久牛辅死去,李傕、郭汜率兵西攻长安。董卓余部纷纷归附,声势大振。长安大乱之余已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很快被攻陷。王允被杀,吕布败走,李、郭二人控制了朝廷。此时应董卓邀约原本打算共同对付关东联军的凉州军阀韩遂、马腾已至长安,他们表示愿意归顺朝廷。马腾私下里有求于李傕遭到拒绝,一怒之下联合韩遂进攻李傕,战败后退还凉州。不久李傕与郭汜不能相容,双方展开激战。李傕先下手劫持了汉献帝,放火烧毁了宫殿。郭汜则扣留了前来调解的公卿作为人质。各持一端,争战达数月之久,死伤数万余众。后来双方在张济的调解下罢兵言和,郭汜、张济、董承、杨奉等护送献帝东归洛阳。众人都想控制皇帝,相互之间钩心斗角。李傕、郭汜、张济等先后反悔,合兵一处共追献帝。董承、杨奉密召黄巾余部韩暹、李乐等率兵前来接应,终于护送献帝回到洛阳。董承又与韩暹等不和,召曹操率兵至洛阳赶走韩暹。曹操迁献帝于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最大的获益者。此后李傕、郭汜、张济、董承、杨奉等相继败亡,关中军阀混战结束。
  当关中军阀小打小闹之际,关东军阀之间的混战正在如火如荼、波澜壮阔地展开。当时的军阀割据势力主要有河北的袁绍、兖豫的曹操、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备、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南阳的张绣、幽州的公孙瓒等。经过长期的激战与相互兼并,最终形成曹操、袁绍、刘备、孙权等几大割据势力。因为彼此势均力敌,要想吞并某一方已经十分不易,三国鼎立的趋势已然出现。而北方的曹操与袁绍却是一山不容二虎,双方必然是你死我活的较量。三国鼎立的大势也正是从曹操击败袁绍统一北方开始的。
  曹操崛起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曹操乃汉初著名丞相曹参的后人。其祖父曹腾是大宦官,桓帝时期曾为中常侍,封费廷侯。其父曹嵩乃曹腾养子,借宦官得势之机,灵帝时竟官至太尉。曹操是曹嵩的长子,年幼之时就表现得机警过人,善于玩弄权术。但不务正业,声名未显,只有太尉桥玄、南阳何颙对其颇为看重。桥玄并建议曹操去找当时因品评人物而享有盛名的许劭评价一番,以提高其知名度。曹操于是前往拜访许劭,并询问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许劭鄙其为人,开始不愿意回答,在曹操的极力要求下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资治通鉴》卷五十八)曹操对这个评价十分满意,欣然离去。20岁时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因执法严明,不畏权贵,遭佞臣排挤改任顿丘令。黄巾起义爆发以后,曹操参与镇压起义,这是曹操发展势力的大好机会。特别是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他在济北(今山东长清)收编了青州黄巾军百万余众,其中30万强健者编入部队,号称“青州军”,军事实力大大提升,同时还获得了大量的劳动力。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镇压汝南、颍川黄巾军时又夺取了大批的生产工具。于是接受枣祇、韩浩的建议,开始在许县(今河南许昌)屯田,经济实力得以加强。曹操的家底就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通过攫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积聚起来的。
  曹操处于军阀混战的狂乱时代,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在战斗中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他抢先一步把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中,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聚集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他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大规模地屯田,不仅解决了军粮问题,而且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与北方经济的恢复,并起到了稳定社会、安抚民心的作用,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正是因为这些正确策略的推行,曹操逐步取得了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巨大优势,在军阀混战中日益壮大,并最终统一北方。
  曹操先后与陶谦、张绣、袁术、吕布等各路军阀展开激战。起初曹操之父曹嵩避董卓之乱于琅玡(今山东临沂),途经徐州时被陶谦的部将阻击,全家数十人被杀,财物被抢劫一空。曹操誓报此深仇,多次大举进攻徐州,所过之处大加杀戮,鸡犬不留。不久陈宫、吕布等联合起来共拒曹操,曹操火速从徐州撤兵,与吕布相持百余日,双方都无法取胜。第二年,曹操再次对吕布发动攻击。吕布败逃,南依于刘备。陶谦死后,徐州由刘备控制,所以吕布前往依附。后来又联合袁术赶走刘备,占据徐州。由于张绣占据南阳,直接威胁到许都的安全,因此曹操转而进攻张绣。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亲率大军攻伐张绣,张绣投降。因为曹操纳张绣之妻为妾,张绣复叛,对曹操发动突然袭击。操军大败,曹操长子曹昂与大将典韦战死。同年,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发兵侵陈(今河南淮阳),威胁许都。曹操亲自率兵征伐,袁术败逃。这些敌人迅速为曹操一一打败。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进攻吕布,将其围困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引泗水灌城,月余后吕布部将投降,吕布被杀。次年,袁术欲北上归附袁绍,被曹操伏击,不得已折返寿春,又气又急,吐血而死。这年冬,曹军大败张绣,张绣复降。至此,黄河以南的割据势力基本肃清,黄淮之间的广大地盘全部落入曹操的掌控之中。而此前袁绍已经击败公孙瓒,占据冀、青、幽、并四州,兵强地广,成为曹操最大的敌人,双方的生死对决一触即发。
  官渡之战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汝阳)人,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官宦世家。坚决反对董卓的乱政,为关东联军的盟主,威望很高。他于199年打败了公孙瓒,地跨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实力最强的地方军阀。曹操无论是声誉还是实力都不如袁绍,但却挟天子发号施令于诸侯,名义上比袁绍拥有更多的政治优势。袁绍自然不甘屈从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大举南下进攻许昌。曹操曾多次求助于袁绍,对袁绍颇为顾忌。迎献帝许都之际,曹操自任大将军,封袁绍为太尉。袁绍耻于位在曹操之下,上表辞不就任。曹操害怕了,请求把大将军之位让给袁绍。听说袁军南下,曹军将领多有怯意。曹操清醒地分析形势,他说袁绍实际上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袁兵虽多而指挥不明 ,将骄而政令不一,坚定了众将的信心,决心与袁军决一死战。
  曹操的决策非常正确。他先派臧霸率兵攻占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昌乐)等地,解除了来自青州方面的威胁;还派人镇抚关中,拉拢凉州,以稳定侧翼;又令于禁 率步骑两千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协助扼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军渡河和长驱南下;同时以主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一带筑垒固守,以阻挡袁绍从正面进攻。正当曹操积极备战时,刘备起兵反叛,屯据沛县,欲联合袁绍共同对付曹操。曹操亲自带兵迅速占据沛县,攻破徐州,刘备只身北逃依于袁绍,曹操彻底地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决定北方形势的关键战役官渡之战打响。正月,袁绍发布讨曹檄文;二月,先派大将颜良渡过黄河进攻白马,自己领兵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为解白马之围,曹操接受荀攸声东击西之计,首先率兵到延津(今河南延津北),摆出一副欲渡过黄河抄袭袁军后路的架势。袁绍中计,忙派大将文丑加以拦截。文丑赶至延津时,曹操却已率军飞速驰抵白马。颜良措手不及,为关羽所杀,袁军溃散,白马之围遂解。曹操知白马难以固守,于是回师官渡,在离延津不远的地方被文丑追上。曹操当时只有骑兵六百人,袁军却有五六千。曹操下令士兵解鞍放马,故意将辎重丢弃道旁。袁军果然中计,纷纷抢夺财物。曹操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击杀文丑,袁军大败。大战尚未真正开始,袁绍已折损两员主将,军中大为震惊。曹操按原计划退守官渡。四月,袁绍主力渡过黄河,进驻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八月,推进至官渡,依沙堆建立起东西宽约数十里的兵营。曹操也分兵立营与袁军对峙。当时的形势对曹操十分不利,曹军只有三四万人,其中还有很多受伤的,而袁军却有十余万,双方实力非常悬殊。九月,两军在官渡展开激战。曹军初战告负,退回营垒坚守。袁军堆土成山,其上建楼,居高向曹营放箭。曹营中箭如雨下,军士行走都用盾护在头上。曹操用一种叫“霹雳车”的发石装置将袁军设置的高楼全部砸坏。袁绍又挖地道打算偷袭,曹军也在营内掘长堑相抵御。双方相持百余日。曹操兵少粮尽,士卒疲乏,民心涣散,几乎失去了坚守的信心。但他最终听从了荀攸的建议,不仅坚持了下来,还派徐晃烧毁袁军数千辆粮车,延缓了袁绍的进攻。十月,袁军又有大批粮草运至,囤于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袁绍派淳于琼率兵万余人严加看护。恰好许攸此时因对袁绍不满叛降曹操,将敌情告知,并建议火烧乌巢。曹操亲率五千精兵,打着袁军旗号,乘夜奔袭乌巢,放火烧毁了所有粮车。天明又大破袁军,斩淳于琼,降张郃。粮草被烧的消息传来,袁军自溃逃散。袁绍仅率八百余人逃回北方,从此一蹶不振。部众假装投降的尽被曹操坑杀,总数达八万余众。
  官渡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也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决定性战役,对于三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曹操能够以弱胜强,除了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经济上屯田取得巨大成功以外,其个人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曹操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意识。纵观整个战争过程,曹操预除后顾之忧、巧解白马之围、火烧乌巢,都是十分英明的决策,对战争的结果都有着重要影响。不论是战略决策的运筹帷幄还是战争实践的随机应变,都反映了曹操良好的军事能力。此外,曹操知人善任,善于采纳正确意见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因素。曹操善于选拔人才,无论出身经历,只要有可用之处都加以任用,如张辽、徐晃就是他从亡虏之中发现的,于禁、乐进也是他直接从行伍中提拔起来的。更为难得的是,曹操还能做到从善如流,善于采纳正确意见。他奉迎献帝,在许下屯田,都是根据谋士的建议。当听说许攸到来时,他大喜之下来不及穿鞋赤着脚就跑出去迎接,并抚掌大笑说:“你来了,我的事就成功了。”事实上许攸的建议也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曹操善于用人,善于听取正确意见,所以谋士归心,猛将如云。与之相比,袁绍则多有不如。其为人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处处自以为是,不善于吸取正确建议。因此兵力虽众却内部不和,优柔寡断而多次贻误战机。其实,袁绍有很多消灭曹操的机会,但他都没有抓住。其个人才能实在无法与曹操相提并论。董卓之乱时,袁绍与曹操共同起兵,二人讨论如果失败了以哪里为退路的问题。曹操问袁绍的意思,袁绍说:“我南据黄河,北以燕、代为屏障,兼并戎狄的人口,凭此南下以争天下,应该也可以成功了!”曹操说:“我让天下的智慧勇力之人皆为我所用,以正确的方法驾驭他们,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二人当初并没有想到彼此就是日后的死对头,但一凭割据之心以拘于物,一怀天下之志以依于人,智计胸怀实有甚大差别。由此观之,袁绍最终的失败也并非情理之外。
  官渡之战虽属于军阀割据势力之间的兼并战争,但曹操由此实现了对北方的地区性统一,并在该地区采取了正确的政治与经济措施,对恢复北方的经济与生产都是十分有利的,客观上符合人民的愿望 。
  官渡之战后不久袁绍病死,他的儿子袁尚、袁谭不和,相互之间争权夺利。曹操利用他们的矛盾,各个击破,于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夺取了袁氏控制的冀、青、幽、并四州。袁尚等投奔辽西乌桓。次年,曹操北征乌桓,打败了与袁氏勾结的乌桓人,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
  曹操在统一北方以后,第二年就急忙挥师南下,意欲攻占荆州,兵指江东,乘胜一统长江流域。曹操的南下直接威胁到荆州刘备、江东孙权的统治,二者联合起来,在赤壁与曹操展开了大决战。
  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亲率大军十五六万,进攻荆州刘表。企图先灭刘表,再顺江东下,击败孙权,一统天下。八月,刘表病故,少子刘琮继位,率荆州水军投降曹操,曹军实力大增,顺势进攻依附于刘表的刘备。刘备闻讯后仓皇南撤。九月,曹军进占新野(今河南新野),并率精骑追击南逃的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追及并击溃刘备军。刘备与关羽会合,退至夏口(今湖北汉口)。曹操继续南下,占领江陵,并乘胜向江东进军。前来观察荆州形势的鲁肃劝刘备进驻樊口(今湖北鄂城西北),与孙权联合共拒曹操。刘备进驻樊口,派诸葛亮前往联合孙权。诸葛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刘备虽败但仍有一定实力,与关羽会合后尚有精兵万余,刘琦的部队也不下万人,如果与吴军联合,实力相当可观。曹军号称八十万,实际上只有十五六万人,加之内部不稳,远征疲惫,水土不服,不习水战,只要善于利用曹军的这些弱点,联合抗曹,定能取胜。鲁肃与周瑜也持相同意见。孙权决定与刘备并力作战,派周瑜、程普率兵三万与刘备会师,自己随后支援。当时刘备军兵士两万,孙、刘联军兵力共五万余人,而曹军号称八十万,双方实力极为悬殊。
  孙、刘联军与曹军相遇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曹军大多是北方人,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投降的荆州水军并未完全归心,战斗力较弱。两军首战曹军即失利,退至长江北岸的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曹军不习水战,以船只摇摆颠簸为苦。曹操下令用铁链将战船连接起来,铺上木板,人在上面行走如履平地,但缺点是行动不便,缺乏灵活性。周瑜部将黄盖见此情形,建议使用火攻。周瑜遂与黄盖定计,先让黄盖给曹操写信表示愿意投降,并约定投降时间。曹操中计,信以为真。约定之日,黄盖率大船十艘,满载灌了油脂的柴草,外用布幕遮住,上插与曹操约定的旗号,趁东南风急,迅速向曹营驶去。曹军以为黄盖来降,争相观看,毫不戒备。距曹军约二里许,黄盖令士兵同时举火,火船瞬间冲入曹军阵营。风助火势,烟炎张天,曹操战船全被烧毁,大火蔓延到岸上军营。孙、刘联军趁势出击,曹军烧死、溺死、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损失惨重,伤亡大半。曹操自知无力回天,留兵屯守江陵、襄阳,自己率余部退回北方。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也是奠定三国鼎立格局的关键性战役。战前,曹操具有政治、军事的绝对优势,但骄横自大,恃才轻信,指挥失当。同时向刘备孙权开战,促成二人结成联盟;又错误地估计形势,劳师远征于不熟之地,致使战斗不利、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战斗力下降。反观孙、刘联军,不为强敌所吓倒,同仇敌忾,巧妙利用形势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扬长避短,以弱胜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赤壁之战后,曹操知道短时期内不能统一长江流域,安心经营北方,转而进攻关中的韩遂、马超,占据凉州;亲征汉中张鲁,占有汉中。刘备本来没有自己的地盘,乘机取得荆州的部分土地,夺取益州,进军汉中。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打败曹军,夺取汉中。孙权进一步巩固了在江东的统治,打败关羽,收复荆州,将势力扩充至岭南,取得交州七郡(今两广及越南北部)。赤壁之战为三国鼎立局面的真正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专权曹操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接汉献帝至许都以后,通过操控献帝实际上把持了朝政,是汉室真正的主宰者。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丞相;十七年(公元212年),献帝下令曹操可以“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如汉初萧何故事;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受封为魏公,天子聘其三女为贵人;十九年(公元214年),献帝使曹操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中女被立为皇后;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晋爵为魏王;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献帝下令曹操可以设天子旌旗,出入警跸。曹操虽然名义上没有称帝,但可以随心所欲地左右献帝按自己的意思行事,实际上已是当时的皇帝。
  曹操根本不把献帝放在眼里,对其极尽威逼轻视之能事。献帝左右及侍卫全是曹操的人,献帝只不过保有皇帝的名分,没有任何实权。董承之女是献帝的贵人,曹操除掉董承以后要求杀董贵人。此时董贵人有孕在身,献帝多次请求曹操放过她,曹操都不答应,还是杀了她。伏皇后由此心怀恐惧,密令她父亲谋杀曹操。她的父亲不敢,事情败露。曹操大怒,派郗虑收皇后玺绶,派华歆带兵入宫搜捕伏皇后。皇后关闭大门,藏在墙壁中。士兵捣毁门户、墙壁,抓住了她。当时献帝就在外殿,皇后赤着脚、披头散发地边走边哭着去跟献帝诀别,说:“你难道就不能救下我的命?”献帝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命了!”当时郗虑正好在座,献帝说:“郗公,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事啊!”皇后被下至暴室幽闭而死,所生的两个皇子被毒杀,其兄弟及宗族受牵连而死的达一百多人。曹操之专横残暴由此可见一斑。
  曹丕称帝曹丕字子桓,生于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曹操的第二个儿子。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任五官中郎将,兼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被立为魏太子。经过与其弟曹植的多番较量,打败曹植,巩固了自己的合法继承人地位。公元220年,曹操病死,曹丕继承了曹操的爵位与官职,为魏王及汉丞相。曹丕虽然继承了曹操的职位,但却不具备曹操的权威。当时的情势十分危急,军中骚乱,人心浮动,曹丕在贾逵、徐宣的帮助下才得以稳住局势。曹丕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权威,最简捷有效的方式就是自己登上帝位。汉献帝只不过徒具虚名,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性的障碍,曹丕所等待的只是一个寻求舆论支持以堵悠悠众人之口的合理时机。司马光认为终曹操一世没有废汉自立,既不是力有未逮,更不是忠心不贰,主要是畏于名义,怕落个篡权弑君的千古骂名。就汉末实情论,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曹丕继位以后,时机已经成熟。就在这年三月,黄龙在谯地出现;四月,饶安又出现了白雉。这都是所谓的祥瑞,预示着明君的出现。这个明君自然就是曹丕,因此曹丕很高兴,大肆庆贺造势。舆论大哗之际,左中郎将、太史丞许芝趁机上表说:“魏应当取代汉,上天的旨意已经显现。”君臣也纷纷上表劝曹丕顺应天意人心,曹丕假意不答应。十月,献帝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要求禅位于曹丕。曹丕为了获取忠心的美誉,虚情假意地经过多次推让,最后不得已登上了皇位,国号“魏”。献帝被奉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之上。曹丕在位七年,实行了很多恢复生产、选拔人才的措施,于公元226年死去,时年四十岁。魏明帝继位,大权逐渐由司马懿掌握。曹魏后期,司马氏把持朝政。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曹奂自立,国号晋,史称西晋。曹魏政权灭亡,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第九章
  秦汉民族关系秦汉时期是我国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多民族统一国家高度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虽然较为紧张,如以军事冲突为主的汉匈、汉越民族关系构成了发展的主线,但和亲、民族分化、重组与融合并趋而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文化认同日益加强,为汉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周边民族的迈进提供了外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基本定型,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庞大帝国巍然挺立。
  秦汉与匈奴在我国北方草原居住着许多游牧民族,其中以匈奴的势力最为强大,雄立诸族。据史书记载,匈奴的先祖是夏后氏的后裔,以畜牧为主要经济支柱,居无定所,逐水草迁徙。匈奴以骑射著称,儿能骑羊,士能弯弓,习战攻,拥有一支人数众多、骁勇善战的骑兵,担任对内保护、对外掠夺的双重职能。匈奴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单于”,单于的配偶称为“阏氏”。单于王位的继承与中原有别,无嫡庶之分,主体是长子继承制,但以兄终弟及、叔继侄位、侄继叔位为补充;官僚机构设置较为完善,设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因匈奴称谓贤者为“屠耆”,所以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各官职实行世官制,与西周的世卿世禄制类同。匈奴社会习俗、礼仪、文化与中原亦多有区别,“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如“贵壮健,贱老弱”,由此导致“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的生活习俗, “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这一社会习俗如同中行说(中行说,西汉文帝时人,原为宫廷太监,后归降匈奴)所说是为“恶种姓之失”,保证宗种的延续。匈奴无文字,以言语为约束,人有名而无字,没有避讳习俗。
  在匈奴的历史发展轨迹中,也经历了由无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发展历程,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贵族军事政权,步入奴隶社会,此时约相当于秦末汉初之际。自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公元前209年),统一北方草原的分散部落,势力达到极盛,到东汉初年,由于内战,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汉,北匈奴在公元91年西逃。至此,匈奴人不断内迁,与汉民族融合而内化。在这三百余年的时间里,匈奴与内地关系错综复杂,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双方的军事、经济实力交错发展与更替,其关系也在进行相应的变化。
  修长城,防匈奴战国时期,匈奴频频南侵,与秦、赵、燕国发生军事冲突。为防止匈奴南侵,保护黄河流域的经济与居民,三国纷纷修筑长城,派驻重兵把守。秦灭六国期间,匈奴头曼单于趁三国北部军务松懈之机,占据了河南地区(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此时,也正是匈奴势力最为强盛的时期,狮虎对峙,一触即发。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起用自己的心腹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余万人与匈奴作战,收复了河南地区。秦进一步在该地区设置34个县邑,迁徙中原人口充边。同时,蒙恬北渡黄河,重新修缮残破的旧长城,并利用山川地势,增补新的防城,将旧城与新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举世闻名的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鸭绿江的万里长城,这对北防匈奴的南侵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头曼单于在对秦的战争中失败,暂时向北迁徙,掩瞒锋芒,坐等时机,蓄势待发。
  白登之围《白登山怀古》明朝宣大总督——翟鹏荒台犹有白登名,一望龙沙万里明。
  尚想精兵围汉帝,翻怜奇计出陈平。
  云中烟垒曾鸣镝,塞下山村有废城。
  顾我临风怀古意,胡笳吹彻暮云横。
  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相争期间,长城防线空虚,借此机会,匈奴逐步南侵,此时匈奴的最高统治者为冒顿单于。冒顿为头曼单于的太子,据《汉书》卷九十四上记载,头曼后有新宠的阏氏,并生有一子,头曼便决定废冒顿而立少子,于是便设计让冒顿去月氏作人质,旋即又攻打月氏,促使月氏杀害冒顿。但冒顿盗得一马亡归,逃归后,头曼使冒顿率领万骑。冒顿为夺取单于位,习练骑射,并作鸣镝(鸣为响声,镝为箭头,鸣镝就是响箭,它射出时箭头能发出响声。这是北方游牧民族狩猎作战的重要武器,在广漠的草地上,能够达到骑射快速,随声出击的作战效果),规定“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并以鸣镝自射善马,后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随从或恐惧不敢射者,全斩之。后来,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此时其左右皆从而射之。经此检验,冒顿知道左右随从已可用,乃随头曼出猎,并以鸣镝射头曼,而此时其左右皆随鸣镝而射杀头曼,弑父自立,尽数诛杀后母、少弟及不服从之大臣。
  冒顿取得单于位后,在蒙古草原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匈奴进入强盛时期。控弦之士达三十余万,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全数收复蒙恬所夺回的匈奴地,此时正值汉高祖与项羽相争之际。汉初,匈奴经常南侵,发动掠夺战争,威胁中原。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再次南侵,冒顿亲征,带领四十万人马包围了韩王信的封地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兵力不敌,向冒顿求和,而高祖得此消息,遣使责问韩信,韩信左右权衡,最后投降匈奴。冒顿得马邑之后继续南征,围攻晋阳。消息传至长安,朝野震动,汉高祖率兵三十余万亲自讨叛。汉军大破韩军,一路北上,欲乘胜追击。但时值天公不作美,降大雪,寒冻至极,中原将士少见不适,“卒之堕指者十二三”。汉高祖决战心切,四处出击,但与匈奴兵相接,冒顿便佯败走,诱敌深入。汉军进驻晋阳,侦探敌情,“见其羸弱”,殊不知此为冒顿隐匿精兵、麻痹对手、诱敌深入的计谋。众人皆醉,唯一人独醒,此人乃郎中刘敬。刘敬说:“两国相争,只见夸耀自己的长处,而此次前往,只见老弱,这一定是匈奴故意这么做,而暗地里定埋藏伏兵,陛下千万不可大意,不能轻易出兵。”但刘邦大怒,骂道:“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并以阻拦进攻为由将其关押,继续北上。汉高祖离开主军,先至平城(今山西大同),此时步兵未到。突然,匈奴精兵四下涌出,“西方尽白,东方尽,北方尽骊,南方尽骍马”,汉高祖被四十万骑兵团团困于白登山。汉军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粮草被隔断,七日不得突围之方略。无奈之下,刘邦从谋士陈平计,遣使携带大量黄金珠玉厚遗冒顿阏氏,阏氏见财眼开,劝说冒顿:“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意思是如果我们占领了汉朝的地方,也没法长期住下去,再说,汉朝皇帝有神灵庇佑,会有人来救他。所以不如早点撤兵!于是在阏氏的劝说下,再加之以先前的汉军降将王黄,赵利未能如期而至而使得冒顿疑心其与汉军有谋等原因,冒顿解围一角。在第二天早晨天降大雾的掩护下,刘邦仓皇逃回平城,与大军会合。刘邦回军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释放刘敬。随后,冒顿引军北还,汉亦退兵,班师回朝。
  刘邦虽得以突围而出,但经此一役得知“天子不能具纯驷”的汉政府无力与匈奴抗衡,但又如何来解决北面匈奴虎视眈眈的局面呢?汉高祖采纳了刘敬的建议:和亲。汉派使者出使匈奴,将宗室之女嫁给冒顿,并每年赠送大量絮、酒、米等物资,表达和亲意向,双方一拍即合。为什么在实力悬殊的背景下,双方能共同找到一个结合点呢?这正如前贤们所说,在刘邦心中,与匈奴相比,那些尚未剿灭的心怀不轨的异姓王们对刘家江山更有威胁,为了能有宽裕的时间稳固他的江山,刘邦需要把匈奴稳在北方;而对匈奴而言,由于其在盐、铁等方面十分依赖汉朝,再加上汉朝的“奉贡”十分丰厚,因此在此共同利益背景的驱动下,双方找到了平衡点。
  白登山之围后施行的汉匈和亲政策,是在双方力量十分悬殊的特定条件下所实施的,因此对西汉政府而言,带有明显的屈辱性质,而且对汉匈之间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汉武帝时方得以改变。这种和亲政策虽为汉高祖铲除异姓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并未真正使得汉匈“约为昆弟”,匈奴仍不断南下,频频扰乱中原北部边界。
  忍辱负重“白登之围”至汉武帝继位的六十余年间,汉朝继续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厚予馈赠,忍辱负重。而匈奴认为汉政府施行的和亲是示弱的表现,这进一步刺激了其骄横跋扈的气焰。
  公元前195年,高祖薨,吕后专政,其集谋略与残忍于一身。这位中国历史上帝后专政的第一人,面对匈奴的骄横与凌辱也束手无策,只得忍气吞声。《汉书》记载,冒顿单于遗书高后,“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意为刘邦去世,吕后寡居,而冒顿也恰好独居,不如以各自所有易其所无,叫吕后来陪伴单于,共娱以乐。面对如此奇耻大辱,吕后遗书冒顿,“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意指我吕雉已年老气衰,发齿均已脱落,行路失态,不能前来垂幸以免玷污了单于,并馈赠御车二乘,马八匹。从行文措辞看,吕后及大汉政府无奈、委曲求全的处境跃然纸上。也许有人会问,如此强悍的吕后面对冒顿的羞辱,吕后怎么还能有如此平和、谦下的心态呢?其实不然,当吕后见此遗书时,“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而且樊哙自不量力,在旁边怂恿,认为如得十万军,便可横扫匈奴。而此时季布异常清醒,认为樊哙是莽夫之勇,想当初樊哙为上将军,统军32万尚且发生白登山之围,何况现在10万!因此吕后的委曲求全完全是因国力所致而不得不采取的上策。之后,吕后献马,汉匈和亲。
  文景之世到汉武帝初年,奉行黄老思想,休养生息,一面与匈奴和亲,同时又修缮边塞,积聚力量,为日后的反击作积极准备;而匈奴在和亲的同时,不断对汉进行骚扰,虽无大的战事,但小的冲突连绵不绝。公元前179年,文帝继位,与匈奴复修和亲。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方又蠢蠢欲动,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捕杀吏卒,陵轹边吏,桀骜无道,百姓不得安居。文帝遣丞相灌婴率边吏车骑8万出击,兵达高奴(今陕西延安市),大兵来临,右贤王出塞。而此时济北王叛反,击胡之军班师回朝。次年,冒顿单于遗书于汉,说汉边吏侵侮右贤王,但右贤王不经请示,即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现对右贤王处罚,使其至西方求月氏击之,并表示“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重新和好。而汉经过讨论也认为,“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也。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因此双方复和亲。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文帝复遣宗人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修行和亲。10年后(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又率14万骑出击,掳掠朝那、萧关,并至彭阳,杀北地都尉卬,掠杀人民、畜产无数。汉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修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将匈奴逐出塞外即回师。并遣书责问匈奴,单于亦使使者当户报谢,重修和亲事。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继位,汉复与匈奴和亲。但一年后,匈奴又与汉绝亲,各遣三万骑入侵上郡、云中,烧杀抢掠,烽火连绵至甘泉、长安。汉兵回击,匈奴又出塞。公元前157年,文帝薨,景帝立。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公主,如故约。终景帝之世,匈奴虽时时小入盗边,但无大寇。
  综观高后至汉景帝时期的汉匈和亲策略,如木芹先生所论,“大凡新皇帝即位,新单于立,或者匈奴每有较大规模的掳掠汉民之后,双方又有和亲”,而其中中断和亲多源自匈奴,这也反映了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与中原的文化差异,“信”观念在其心中没有任何地位,盟约在其手中可以任意颠覆。当然,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与匈奴为刀俎,西汉为鱼肉的军事地位息息相关。
  西汉卑躬屈膝实行的和亲政策虽带有屈辱性,但这为日后调整对匈奴的关系铺垫了道路,为大规模反击赢得了时间、积聚了力量。
  首先,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大增。由于与匈奴的和亲,为国家经济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和平、安定的环境。经过这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由汉初的凋零发展到“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赀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黜愧辱焉”的繁华景象,这就是有名的文景之治。强大的国力,为反击匈奴提供了坚实的战略物资基础。
  其次,在战略准备上,利用和亲所提供的安定局面,积极备战。汉朝统治者认识到一味地和亲、退让不能从根本上解除边患,于是在和亲的同时,厉兵秣马,充实边关,为日后的反击作前期准备。为取匈奴骑兵之长,弥己步兵之短,汉朝实行奖励养马制度,在西北及北部设立三十个牧马场,训练精锐骑兵,试图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同时,为加强边关的守备,改变匈奴入侵时汉军“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的境况,朝廷采用募民实边的措施,屯田戍边,增加边关的常住居民。
  其三,在人心的凝聚上,正因为经历了六十余年的屈辱和亲,汉朝野内众志成城,士气、民气高涨,抗击匈奴之声与日俱增,反击匈奴成为时代潮流。贾谊之上疏可窥一斑,“陛下何忍以皇帝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当时西汉受匈奴的侵凌、主张抗击匈奴的决心跃然纸上。
  经济雄厚、军备充分、人心凝聚,反击匈奴的条件日益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条沉睡半个多世纪的巨龙即将苏醒,龙腾之日,将翻开汉匈民族关系史新的篇章。
  和战辩论经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汉匈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改变,战争的乌云逐步密布,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但为了改变以往“足反居上,首顾居下”这一倒置的汉匈关系,战争的呼声日渐高涨。公元前135年,匈奴求和亲,庭议中出现主和、主战两种主流意见,主战派代表大行王恢认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意为匈奴无诚信可言,不如以兵威之;而主和派代表御史大夫韩安国认为匈奴“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数,势必危殆”,谓与匈奴交锋,即使得其人地,于汉亦无好处,何况数千里挺进,将有损自身元气,力主和亲。此次辩论,主和派占上风,汉武帝决定和亲。但在和亲期间,匈奴又屡屡南下犯边,由此又导致第二次论争。王恢主张“海内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臣窃以为击之”,再掀战争之声;韩安国则认为如果汉军长驱深入匈奴腹地,则会后勤不供,不至千里,人马疲乏,无功而返,继续主张和亲。这一次,汉武帝采纳了主战派的意见。并依据王恢提出的战略施行。王恢提出,汉匈刚和亲,匈奴必然防备不足,如果能将其诱至边境,便能利用伏兵将其一举歼灭。当时恰好有个叫聂壹的马邑人,自愿为间,引诱匈奴。汉武帝便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征发车骑官兵三十余万分别埋伏于马邑旁句注山之中,准备伏击匈奴。万事俱备,聂壹间入匈奴,佯说能杀了马邑令丞投降匈奴。匈奴贪图财富,竟然欣允!聂壹回到马邑,将一名死囚的头颅悬挂在城头,对匈奴使者说令丞已被杀,并将成群的牛羊全放到野外。军臣单于信以为真,自率精锐之师十万余骑莽撞南下。汉军的口袋已完全张开,只等匈奴自投罗网,眼看计谋即将得逞,千钧一发之际,情况发生变化!精明狡诈的军臣单于在距马邑只有一百余里的地方,看见漫山遍野的牛羊,但没有发现放牧者,顿生疑心,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以便巡视侦察后再作定夺。而此时雁门尉史正在此地巡查,被匈奴抓获,行刑之际,雁门尉史为了活命,将汉军的谋划和盘托出,单于一听,大吃一惊,再与自己所见联系起来,知道中了聂壹的圈套,立即率领全军北退。当汉军得知这一情况时,为时已晚,只能眼睁睁看着匈奴全军而退,此次行动无功而返,可谓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匈奴而言,真说得上是大难不死,逃脱一劫,无怪单于感叹说:“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为天王。汉以建造兵谋而不进为由,诛杀王恢。自此,匈奴断绝和亲,入盗于边,不可胜数。马邑之伏击,揭开了汉匈战事的序幕。
  河南地之战马邑之役,双方虽未短兵相接,但撕开了遮在双方头上的那一层遮羞布,军事行动赤裸裸地进行。公元前129年,汉派卫青为车骑将军迎击进入上谷(今内蒙古怀来县)的匈奴,追至龙城,斩首匈奴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无功而返;公孙敖出代郡(今内蒙古蔚县),为匈奴所败,损失士卒七千;李广出雁门(今山西省右玉县),被成倍的匈奴大军包围,李广终因寡不敌众而受伤,为匈奴生擒。匈奴单于久仰李广威名,下令“得李广必生致之”,匈奴骑兵便把当时受伤得病的李广放在两匹马中间,让他躺在用绳子结成的网袋里。走了十余里,李广斜眼瞧见他旁边有个匈奴兵骑着一匹好马,纵身一跃,跳上匈奴少年的战马,摘下其弓箭,策马扬鞭向南奔驰,匈奴骑兵数百人紧追不放,李广边跑边射,得以逃脱,收集残部回到京师。汉朝廷因李广部队人马死伤众多,自己又被匈奴活捉,应当斩首,后用钱赎罪,与公孙敖被同贬为平民。此次战役,为有汉以来对匈奴的首次主动出击,而且卫青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彰显,意义重大。公元前128年秋,二万匈奴骑兵攻辽西,杀辽西太守,掳掠二千余人;接着又败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军千余人,围困韩安国将军,当时韩安国所统的千余骑危在旦夕,恰逢燕救兵到,方得以解围。另一支骑兵攻入雁门,杀掠千余人,北方边防战事不断。汉武帝急令卫青率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将兵出代郡,卫青率部急进至雁门杀胡首虏数千,击退匈奴,暂时阻止了匈奴的攻势。
  河南地,位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该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草丰美。秦灭六国期间,头曼单于占据了河南地;公元前215年蒙恬率兵三十余万人与匈奴作战,收复了河南地;冒顿取得单于位后又悉数夺回,此后一直为匈奴所经营。河南地距长安不足千里,匈奴骑兵将其作为进攻中原的桥头堡,一二日便可直指长安,匈奴占有河南地,就等于在汉朝头上悬挂了一把利刃;反之,如果汉朝收回了河南地,便成为进攻匈奴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等于在匈奴的心脏上插上了一把钢刀。因此,在汉匈战争中,河南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双方志在必得的要地。汉军反击匈奴,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收复河南地。
  公元前128年韩安国被匈奴打败,逃到右北平(内蒙古市一带)驻守,没过几个月,便染病身亡。汉武帝便诏书闲居在家的李广代替韩安国到右北平担任太守一职,接管韩安国所统领的部队。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天,匈奴再次攻入上谷和渔阳地区,杀掠吏民,骚扰不断。汉武帝又派卫青、李息出征,反击匈奴。但这一次,汉武帝改变了以往的战略,采用声东击西、迂回作战的战术,这一战术是因为以往的反击均是直奔匈奴所骚扰之地,但每当汉军占有优势时,匈奴军队便会迅速撤离,而当汉军小股部队落单时,便会被匈奴集中优势兵力击杀,因此每次对战均无多大战果。此次入侵的匈奴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汉朝东北部的渔阳和上谷,准备给救援的汉军以迎头痛击。但卫青、李息作出伪装,率汉精骑五万急出云中,部队向东北方向推进,到了北部时,兵锋却突然西指,沿黄河左岸西进,在秦长城掩护下迅速推进至高阙塞(今内蒙古航棉后旗西北),攻击匈奴西部没有防御准备的高阙塞和陇西,然后南下,完成对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包围,接着突然向匈奴楼烦、白羊二王发动攻势。同时,主力都集中在东部的匈奴,遇到了汉朝渔阳郡和上谷郡两地军吏的顽强抵抗,根本没有料到汉朝会不解渔阳和上谷之围,反而扑向他们西部防御空虚地带,一时惊得天旋地转。楼烦、白羊二王见汉军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束手无策,结果一战即溃,汉军获首虏五千余级,牛羊百余万头,楼烦、白羊二王北遁,汉遂尽克复秦蒙恬所获之河南故地,汉军自陇西凯旋而还,取得前所未有之大胜,这是围魏救赵战例的再次翻版。
  汉军夺回河南地,不仅为日后的战事铺垫了道路,而且为汉匈战争以来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汉武帝在论功行赏之后,又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偏塞的河南地如何来管理摆上了汉武帝的案头。郎中主父偃给汉武帝献计,他对汉武帝说:“河南地一带土地肥沃,有黄河作为天然的水渠,是块膏腴之地。况且黄河天险阻止了匈奴的进攻,秦朝的时候,蒙恬就曾在那里修造城墙,抵御匈奴。现在臣以为应该在这些地方重建新城,设立郡县。这是从根本上抗击匈奴、保卫边疆的重要措施。”但朝中大臣对此多有反对,认为在河南地筑城设县,与秦始皇筑长城无异,前车之鉴,不可不防;而且,在如此偏远的地方筑城,又有谁去居住呢?反对之声哗然!但汉武帝支持主父偃的提议,朝中一片寂然。于是设立朔方、五原郡,并派将军苏建征调十余万人建筑朔方城(今内蒙古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又征发关东地区的民夫,加固修缮蒙恬修建的所有要塞,并迁十万人口以实郡土。从此,汉将北部边防推至黄河沿线,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长安及关中的威胁。
  控制河西走廊河南地之役后,军臣单于死,其弟伊耭斜自立为单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夏,匈奴数万骑兵掳掠代郡,杀太守共友,秋天,又攻入雁门,杀戮千余人;元朔四年,匈奴又骚扰代郡、定襄、上郡,杀掠数千人;元朔五年,匈奴右贤王为报河南地一战之仇,多次放兵入河南地,反攻朔方郡,杀掠吏民。同年春,车骑将军卫青率三万骑出高阕,与出右北平的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将军共十万人夹击匈奴右贤王。当时匈奴右贤王庭居于今狼山以北,卫青得悉右贤王不备,于是率部疾驰六七百里至五原,疾袭右贤王。而右贤王麻痹大意,以为汉军不能至,故饮酒作乐,醉卧帐中。不意汉骑突至,匈奴右贤王部大乱,右贤王与其爱妾及亲骑数百于惊恐中仓皇北逃,卫青遣轻骑乘夜追击,至数百里才还。是役,汉俘虏匈奴兵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牲畜数十万头,又是一次典型的奇袭歼灭战。这次战役汉军大获全胜,卫青被拜为大将军。
  少帅传奇公元前140年,霍去病降生,他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卫少儿与平阳县小吏霍仲孺的私生子。霍去病出身卑微,母亲是个女奴,父亲又不敢相认,看起来永无出头之日。然而英雄不问出身,大约在霍去病刚满周岁的时候,他的姨母卫子夫进入了汉武帝的后宫,并且很快被封为夫人,仅次于皇后。霍去病的舅舅卫长君、卫青也随即晋为侍中。卫氏家族命运的改变也改变了霍去病的一生,造就了一代少帅。霍去病伴随着卫青的建功立业渐渐地长大,在舅舅的影响下,他自幼精于骑射,虽然年少,却不屑于像其他王孙公子那样待在长安城里放纵声色享受长辈的荫庇,他渴望杀敌立功的那一天,而这一天已悄然而至。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汉武帝挟胜利之威,又开始筹划另一场大规模的对匈反击战。派遣卫青率公孙敖、公孙贺、苏建、赵信、李广、李沮六将军十余万骑出击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而此时还未满18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汉武帝准请,封他为骠姚校尉随军出征。是役,汉军经历了相持、失败、转败为胜三个阶段,汉方虽斩首匈奴近一万九千人,使匈奴单于和右贤王的主力受到沉重打击,被迫退至大漠以北苦寒地区,但自己亦死伤三千余骑,赵信投降匈奴,苏建只身逃亡。该役虽以汉胜而谢幕,但汉武帝对战果不甚满意,对卫青没有封功行赏。不过,通过这次战役,汉代一代名将霍去病的帅才与勇气崭露头角,脱颖而出。在战场上,霍去病再三请战,卫青便给了他八百骑兵。霍去病凭着一腔血气骁勇,率领着自己的第一批士卒,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斩敌二千余人,匈奴单于的两个叔父一个毙命,一个被活捉,而霍去病的八百骑兵则全身而返。战后,汉武帝赞其勇冠三军,封为“冠军侯”,由此开始了霍去病一代将星的神话传奇。
  河西之役祁连山脉南麓,有一块长约一千公里的东南——西北走向的狭长谷地,因地处大河以西,古称“河西”,又名“河西走廊”。它连接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土壤肥沃,水草丰美,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当时的河西地,被匈奴浑邪,休屠二王分治:浑邪王居河西西部(今甘肃酒泉地区),休屠王居河西东部(今甘肃武威),匈奴据此而西控西域诸国,南制西羌诸部,成为大汉西北边境的大患。汉武帝为解除西北边境大患,决定收复河西走廊,由此发动河西之战。河西之战包括两次大的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为了进一步考验霍去病的军事才能,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命其率领一万精兵出征匈奴。此时,霍去病年方19岁,但少年霍去病不负众望,率部自长安出发,沿渭水河谷西进,在今兰州一带渡河,然后出陇西挺进,快速翻过乌盭山,沿乌鞘岭北坡急进,接着渡过狐奴河(今石羊大河)。在六天中他率部转战匈奴五部落,一路猛进,并且在皋兰山与匈奴卢侯、折兰王打了一场生死战,在这场战斗中,霍去病和他的部下迎战以逸待劳的匈奴军队,战斗非常残酷。最终,霍去病取得了惨烈的胜利,七千英灵,魂魄不归;而匈奴更是损失惨重,卢侯王、折兰王死于战阵,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做了俘虏,损失近九千将士,匈奴休屠祭天金人也成了汉军的战利品。这场以少胜多、迂回出击的大漠闪电战,完全证实了霍去病的少年英才,班师后,被武帝加封二千二百户。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汉武帝任命骁勇善战的霍去病成为汉军统帅,再次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决定收复河西走廊地区。汉军兵分两路,霍去病为右路,兵出北地(今甘肃省庆县、环县间),合骑侯公孙敖为左路,兵出陇西(今甘肃省临洮西北),分道夹击,以祁连山地区为会师目标。为配合主力部队的进攻,牵制匈奴单于主力,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兵出右北平,分两路进击匈奴左贤王部。在这四路人马中,公孙敖部居然在大漠中迷失了方向,对霍去病部没有起到助攻作用,后因未能按时会师于祁连山坐罪,当斩,赎为庶人。李广部四千骑先至,被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围困,双方激战两日,在以一当十的战局中,李广不辱“飞将军”称号,虽“死伤过半”,但“所杀亦过当”。千钧一发之际,博望侯张骞部赶到,匈奴见状撤兵。此役张骞因延误日期,未能按时赶到,当斩,后赎为庶人。四路人马中的三路均未成气候,而霍去病部则脱颖而出,出北地后自灵武(今宁夏银川西北)渡河,翻越贺兰山后穿越浚稽山沙地(今巴丹吉林大沙漠),至居延海。然后转兵沿额济纳河南下,至小月氏(今酒泉)耀兵于张掖,挺进二千里后军至祁连山及合黎山一带,此时公孙敖军未到,霍去病部独对匈奴发动猛烈攻势。是役,汉军大胜,“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河西之役,匈奴惨败,对汉匈军事力量对比与日后的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单于得知河西大败的消息,欲诛杀浑邪王、休屠王,“浑邪、休屠王恐,谋降汉”,汉武帝得知此消息,大喜,为防止二王诈降,遂派霍去病前往黄河边受降。而此时,休屠王临阵退却,后悔投降大汉,浑邪王害怕机谋泄露,秘密杀掉了休屠王。但当霍去病率部过黄河受降时,匈奴降部发生哗变。见此情形,霍去病当机立断,率领数骑突入匈奴与浑邪王相见,下令他诛杀哗变士卒。面对霍去病的突然而至,浑邪王手足无措,完全被这位孤身犯险不惧生死的少年的气势所镇住,同时这气势也镇住了投降的四万余匈奴部众,当时全场鸦雀无声,完全稳定了哗变的局面,真是“一麾入虏穴,义激天为高”。 浑邪王部投降后,汉武帝将其迎至长安,厚加封赏,分别将其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汉在夺得祁连山和河西地区后,先设立了酒泉、武威二郡,公元前111年又设置了张掖、敦煌二郡进行管理,史称“河西四郡”,这样便隔断了匈奴同羌人的联系,为汉通西域开辟了重要通道,对日后丝绸之路的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匈奴退出河西走廊,可谓依依不舍而又实属无奈,从“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一首哀歌中可得以充分反映,从此,匈奴退居漠北。
  主力决战河西走廊被西汉控制后,匈奴为复仇,一方面 “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另一方面,单于听从翕侯赵信计,以为“居漠北,汉兵不能至”。汉武帝在河西的匈奴被解决后,为了彻底解除匈奴的骚扰,下一个攻击目标便是匈奴东部的左贤王和中部的伊稚斜单于的部队,接下来便开始了向北的汉匈决战。
  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命兵分两路,分别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及步兵、辎重兵十万出征。战前,汉武帝为进一步突出霍去病的战功,预定霍去病寻找伊稚斜单于的主力,卫青迎战左贤王的部属。不想战场千变万化,两支汉军向北推进并各自搜索对手时,卫青部队遭遇到伊稚斜单于的主力,而霍去病遭遇到左贤王所率人马,双方对决一触即发。
  卫青部出定襄不久,从俘虏口中得知单于所在,于是亲率精兵向北急进千余里,并令前军李广及右军赵食其出东路以为掩护。伊稚邪单于欲重创疲惫之师,听从赵信计策,转移辎重,以逸待劳,陈精兵严阵以待。卫青一眼就看穿了单于的心思,也不急于正面交锋,想方设法让匈奴离开营垒主动出击。卫青想出了一条妙计,下令用武钢车环绕为营,派五千士兵抵挡匈奴的正面,而将主力埋伏在阵后和两翼。单于见此情形,以为经过长途跋涉的汉军元气尚未恢复,决定趁其尚处于疲惫之时先下手为强。于是,命令一万骑兵迅速出战。两军均是精锐之师,相互厮杀直至黄昏,难解难分,不见高下。突然旋风骤起,沙石飞天,一片黑暗,敌我难分,双方均只能凭感觉肆意砍杀,战斗残酷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也许是天公作美,卫青抓住这一战机,派兵迅速隐秘地从两翼迂回,包抄单于主力阵营。此时的单于如梦初醒,发现汉军如潮而至,且兵强马壮,毫无疲惫之色,而且天近黄昏,自知难以制胜,便率精锐数百突围向西北遁走。正在沙场苦战的匈奴士兵得知单于弃其而去,军心大乱,战斗力土崩瓦解,四散逃窜,大败!而此时的汉军仍浑然不知,继续在进行围攻绞杀,直至深夜,汉军捕获一俘虏,得知单于已逃,卫青便急派轻骑奋起追击,疾行两百余里没有发现单于踪迹,而此时卫青所率的主力部队也已跟进而至,搜索单于未果。经此一役,汉军大获全胜,得首虏近两万级,兵直至置颜山赵信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市西),汉军进城时,发现是一座空城,人早已作鸟兽散,但发现了积存的大量粮草。卫青部在赵信城驻军并四处搜索匈奴兵,但都没有收获。一日之后,卫青担心孤军深入,夜长梦多,便下令班师回朝。临行之前,卫青下令放火屠城,火烧阿房宫场景再一次上演。待卫青回军至漠南,李广、赵食其部因迷失方向,至此才由东道前来会师,卫青派长史去诘问并要求李广的幕府人员到大将军营中听候审讯,李广火冒三丈:“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承担全部责任,对部下全盘开脱,待长史回去复命,李广回到军部,含泪对他的部下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绝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意指我已六十余岁,戎马一生,怎么能去面对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军法官之类的家伙呢!言毕拔刀自刎。一代将星,就此陨落。李广部下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无论认识与不认识,无论老少,皆为之流泪。王昌龄在《出塞》一诗中对飞将军李广作了高度评价:“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霍去病一路出代郡,轻装前进,向北挺进两千余里,遭遇到左贤王的主力。霍去病命令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发起了猛烈攻击。五万汉军个个骁勇神武,左贤王还没能站稳脚跟,就被汉军打得溃不成军,根本没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兵败如山倒,匈奴军士一看大势不好,如惊弓之鸟四散逃亡。汉军穷追不舍,越鸡侯山,渡弓闾之水,至于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霍去病于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封礼,于姑衍山举行祭地禅礼,表明其抗击匈奴的决心。尔后,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一直打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方才回兵。是役,霍去病部北征两千余里,纵横驰骋,斩获旗鼓,诛比车耆,擒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斩首七万四百四十三级。左贤王部,实力殆尽,仅剩十之一二。战后,汉武帝对霍去病大加封赏,基于霍去病的战功,汉武帝特设大司马职,由卫青、霍去病舅甥二人共掌全国武事,并加封霍去病食邑五千八百户。但天不佑汉,两年后,即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因病去世,年仅24岁。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死非常悲伤,他调来铁甲军,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霍去病墓地,并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彰显他力克匈奴的奇功。霍去病也成为了此后历代将士心目中的军神,后人对其赞誉甚众,如杜甫“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之类的诗歌便不止百余首。当然,一代军神也非完人,其心胸狭隘也遭到后人诟议。李广有三子,长子早死,有遗腹子李陵;次子李椒为代郡太守,也先于李广而死;幼子李敢常随军出征。李广死时,李敢随霍去病征战。李广死后,李敢代李广为郎中令。李敢因其父李广之死迁怒于卫青并击伤卫青,卫青因对李广之死内心有愧而没有声张,但霍去病得知,寻找机会为舅父复仇。后李敢至上雍,到甘泉宫狩猎,被霍去病射杀。但霍去病被武帝宠幸,对李敢之死便不了了之。
  汉匈决战,汉军大获全胜,匈奴伤亡近十万人,损失惨重,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战争,危害汉人百余年之匈奴边患,至此基本得到解决。是后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同时,汉军也遭到重创,精兵良马损失过半,汉武帝的穷兵黩武,给国内人民带来巨大包袱,给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埋下了伏笔,至此,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战役。经此一役,虽然双方损失惨烈,但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后匈奴藩臣于汉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好辞和亲,和战交织决战之后,匈奴“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汉武帝的目的是让匈奴“使为外臣”,所以当匈奴使者频频请求和亲时,汉武帝决定挟胜利之威迫使匈奴臣服,但是关键时刻,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卒,出现朝中无将的局面,攻击匈奴的计划不得不搁浅;而此期间, 匈奴伊稚斜单于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死,其子乌维立为单于。汉匈之间迎来了难得的八年和平共处。风平之后,必起高浪。期间战事较多,但规模均不大,现择其要者稍为简述。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大将军卫青卒,元封六年,匈奴乌维单于卒,子乌师卢立,号为“儿单于”。此时匈奴,国势愈加衰落,汉武帝想趁此匈奴国内不安之际,离间单于与右贤王,但此次离间失败并激怒了单于。匈奴左大都尉不满单于欲杀之,便密与汉联络,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汉即来兵近我,我即发。”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夏,汉武帝应约派浞野侯破奴将二万骑出朔方,不想左大都尉举事之谋泄露,单于诛之,发兵击浞野侯,浞野侯捕首虏数千人而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万骑围之,生擒浞野侯,汉军没于匈奴,全军覆没。单于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边而去。次年,单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句黎湖立为单于。即位一年的句犁湖单于病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为单于。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于汉,并致书自谓:“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基于此,汉遣中郎将苏武厚币赂遗单于,而单于骄横,礼甚倨,非汉所望,新的战事又即将开启。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使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幸得赵充国死力相助才得突围,但汉兵损失达十之六七。在李广利出师之前,李广利欲压制李陵(飞将军李广的孙子)的才能,准备让他专管后勤辎重,但李陵自然不愿意,向汉武帝叩头自请战,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也。”并立下“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这样的豪言壮语。汉武帝嘉许之,于是李陵匆忙率领步卒五千,兵出居延(内蒙古额济纳旗)至浚稽山(乌兰巴托西北,鄂尔浑河西岸),与单于的三万骑兵相遇。匈奴兵见汉军少,蜂拥围攻之。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李陵。由于连续作战,陵军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未敢稍懈。次日再战,又斩首三千余级。单于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且不知对手虚实,以为自己面对的是庞大的汉军精锐;而且此时李陵军已退至汉朝边塞不远,单于担心自己会中引敌深入之计,便准备撤兵。就在这时,李陵军一个军侯汉奸,因曾被其校尉所辱而投降匈奴,密告单于“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单于闻之大喜,加大攻势。连战八日,汉军且战且退, “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兵困马乏,弹尽粮绝。有军吏劝李陵还归被拒绝,称“吾不死,非壮士也”。豪气冲天!并下令乘夜让兵士各自逃亡,到了夜半,李陵与韩延年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李陵被擒,因“无面目报陛下”而降匈奴。李陵未死而降的消息传至长安,汉武帝大怒,群臣皆罪陵。此时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说:“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谋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入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并认为李陵之不死,必是“欲得当以报汉也”。然而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诬罔,由此遭受了宫刑。待汉武帝冷静下来之后,对当初的行为也颇后悔,于是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派李广利、路博德及韩说兵分三路进击匈奴,以图救出李陵。然而派出救李陵者要么是李陵死敌(李广利、路博德)、要么是无能惧死之辈(韩说),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三军和匈奴未触即溃,却回报说“捕得生口,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汉武帝震怒之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此后,李陵于匈奴郁郁而死。自李广以下,李氏家族均未得好终。
  奉藩称臣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单于阏氏与其弟都隆奇谋,立与阏氏私通的右贤王屠耆堂为单于,是为握衍朐鞮单于。新单于继位后,利用与汉和亲的机会,大力排挤异己,尽杀虚闾权渠单于时刑未央等及虚闾权渠子弟近亲,任用任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及自己子弟。虚闾权渠单于子稽侯珊既不得立,便亡归妻父乌禅幕处。握衍朐鞮单于暴虐杀伐,怨声载道,三年后,姑夕王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拥立稽侯珊,发左地兵四五万人,西击握衍朐鞮单于,未战,单于兵败走,握衍朐鞮单于自杀,呼韩邪单于稽侯珊立。呼韩邪单于归单于庭后不久,匈奴内讧,一分为五(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藉单于),为争夺单于位,相互攻战,造成“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的惨状。五单于攻战数年,或降或败,最后呼韩邪单于取胜,正欲收拾残局之际,匈奴内乱又起,原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击杀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兄左贤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后郅支单于火并闰振单于,进而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再次出走,郅支单于入居单于庭。
  呼韩邪单于势单力薄,无法与郅支单于抗衡,进退为难之际,左伊秩訾王劝“称臣事汉,从汉求助”。称臣事汉,毕竟是关乎本族的大事,呼韩邪单于捏拿不准,决定听取诸大臣的意见。果然,在辩论中,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掌诸国……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最后呼韩邪单于决定奉藩称臣。公元前52年,呼韩邪部南迁至长城一带,并表示于次年朝汉,汉对呼韩邪的臣服表示热烈欢迎,据史书记载,在公元前51年举行的臣服大典中,仪式非常隆重,汉宣帝给呼韩邪单于颁发了黄金质“匈奴单于玺”,承认单于是匈奴族的最高首领,同时也确定了匈奴隶属于汉朝中央政府,为一个地方政权,汉天子与匈奴单于为君臣关系。但这种关系与传统的中央与地方不同,匈奴无须向中央政府纳赋,反之,中央政府在诸多方面应给予匈奴惠赠,匈奴的唯一义务便是在名义上向汉庭称臣、朝正。
  郅支覆灭在呼韩邪奉藩称臣的同时,郅支单于害怕呼韩邪单于与汉勾结起来对自身形成威胁,于是也遣其子驹于利入汉为质,表示和亲。但呼韩邪在汉庭得宠,自己遭受冷落,这刺激了郅支单于,公元前45年,郅支单于要求汉庭放归质子,并杀害汉使谷吉。公元前44年,康居王为乌孙所困,欲联合郅支单于击乌孙。郅支单于遂引部到康居东部筑城而居,路上死亡甚众,仅余三千余人。郅支单于数击乌孙,又勒索大宛等国,令其每岁纳贡,四方蛮族都来投靠,与汉为敌。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骑副都尉陈汤深虑郅支单于势力危及西汉对西域的控制,说服了都尉甘延寿,矫诏发西域诸步兵及戊己校尉屯田吏卒四万余人,至距郅支城三十余里止营。这时,陈汤、甘延寿巧用计谋稳住对方,对郅支单于遣使说汉出兵是因为得知单于曲居康居而愿归汉,故派都护将军来迎接单于与妻子;如此,双方使者多方传话,但郅支单于不予理睬。此时,汉军准备就绪,借我为单于远道而来,人畜疲劳,而单于不来相见,失客主之礼托词严加谴责,并于第三日,距城三里布阵。郅支单以为汉军不能久攻,便坚守城防,令数百人披甲守城,百余骑兵在城外往来,步兵百余夹城门列阵。汉军以弓、弩射郅支城下骑、步兵,使其骑、步兵退居城内。又以持盾者在前,持长兵器和弓、弩者在后,向城下进攻,仰射城上守军。当夜,匈奴骑兵数百欲出城反击,被汉军射杀。郅支单于亦被汉军射伤,诸阏氏多被射死。半夜,汉军攻入土城,郅支单于受重伤而死。至此,郅支部覆灭。
  朔漠遗青冢:昭君出塞《咏怀古迹五首》(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杜甫因郅支单于西迁康居,且呼韩邪力量渐强,请求北迁,公元前43年,汉元帝尊重呼韩邪的请求,同意其率部重归漠北。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至长安,汉元帝为加强汉匈之间的关系,将宫人王嫱(字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号为宁胡阏氏,汉元帝用年号 “竟宁”,取自呼韩邪单于愿保边塞,边境得以安宁之意。自此,汉匈在君臣的关系上,又加上了一层亲戚关系,使汉匈得以友好相处。
  王昭君相传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之一,其事迹主要见于《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等史籍。据史籍记载,王昭君为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秭归)人,竟宁元年,年方17,被汉元帝昭选入宫。不谙世事的王昭君不懂皇帝幸召宫女的依据是根据画师的画像,当宫廷画师毛延寿给王昭君画像时,故意暗示王昭君应向其行贿,当画到王昭君的眼睛时,暗示画人的传神之笔在于点睛,而这一点值千金!王昭君不吃这一套,而且自恃美貌,反唇相讥。毛延寿便将本该点在眼睛上的丹青点到了脸上,而这一点却改变了王昭君一生的命运。时值呼韩邪单于入朝之年,汉元帝积极开展和亲外交,而王昭君久居宫中,从未得到皇帝的幸召,积怨颇深,当得知汉匈之间的联姻一事,便主动请缨。而汉元帝从画像中得知王昭君的容貌甚为不悦,便应允了王昭君的请求。当呼韩邪单于临别之日,王昭君现身,其容竦动左右,相比之下,日月无光。汉元帝大吃一惊,后悔不已,但为了不失信于人,只得忍痛割爱。关于昭君出塞的原因还有另一种说法,汉元帝是一位好色之徒,毛延寿见王昭君貌美非凡,为了使汉元帝勤于政事,避免君王从此不早朝的结果,便故意将王昭君丑化。如果此说可信,那毛延寿便是一位曲线救国的大忠臣。昭君出塞后,与呼韩邪单于生有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雕陶莫皋继位,为复株累若鞮单于。根据匈奴风俗,王昭君当嫁给新单于为妻,王昭君不从,上书汉朝请求回宫,但此时汉成帝即位,诏令服从风俗,昭君无奈,嫁与复株累若鞮单于,生有二女,长女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昭君死,葬于匈奴,墓地在今归化城南三十里处,昭君墓旁树木常青,因此得“青冢”一称。
  昭君出塞,恢复了汉匈间的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同匈奴之间的战争局面。王昭君以柔弱的女子之躯,完成了靖边的壮举,使汉匈和睦相处四十余年,其弃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得到后世的高度赞扬。张仲素诗云:“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崔涂亦赋诗《过昭君故宅》:“以色静胡尘,名还异众嫔。免劳征战力,无愧绮罗身。骨竟埋青冢,魂应怨画人。不堪逢旧宅,寥落对江滨。”对昭君和亲的功劳予以积极评价和高度赞赏。
  硝烟再起呼韩邪死后,其后裔遵从他的遗嘱,与汉朝中央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公元5年,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新”。王莽新朝的建立,违反了宣、元帝时汉与匈奴的三项约定,首先,将宣帝颁给呼韩邪单于的金质“匈奴单于玺”索回,另发“新匈奴单于章”,蓄意压低单于的政治地位;其次,将“匈奴单于”之号改为“降奴服于”; 其三,分封匈奴十五位单于,力图将匈奴居地分为十五部,强立呼韩邪子孙十五人为单于,借此分化、削弱匈奴的势力。这样逆行倒施的措施,激起了匈奴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分封十五位单于的阴谋被匈奴单于发觉,大怒,说道:“王莽非宣帝子孙,篡汉自立。我匈奴世代受大汉恩德,怎可以背信弃义呢!”进而率兵入侵云中,掳掠汉边民众,杀掉朔方、雁门关的太守,反击王莽。王莽调集大军出征匈奴,欲想一举荡灭,但匈奴采用运动战,四处迁徙,王莽军很难找到匈奴的踪迹;而且,大军到达边疆,军纪混乱,四处扰民,致使当地民众逃亡,繁荣的边疆变得荒无人烟;另外,大军出发,需要大量粮草军费,这加重了人们的负担,激起民愤,加剧了国内危机。此次征战一无所获。后王昭君的后裔劝匈奴单于与王莽和亲,王莽于是召回守边将士,但是匈奴依旧掳掠边境,王莽派使责问,匈奴单于诈回,掳掠边境者是乌桓和匈奴的混合强盗兵团,我尽力阻止但无能为力。王莽又不得不继续征发遣返的将士,如此来回又耗出一笔巨大的军费开支,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财政危机。23年,王莽被起义的商人杜吴杀死,新莽政权结束。
  匈奴分裂王莽唱罢,刘秀登场,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王朝,中国历史演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从情理上讲,文韬武略的汉光武帝应能很好地处理汉匈关系,但是在东汉初期,汉匈关系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其主要原因在于匈奴一方,更具体地讲,是由于在东汉初期,汉匈之间的力量对比又发生了变化,由于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再加上清剿盘踞各地的割据势力,国内烽烟四起,导致东汉初期经济较为萧条、军事力量比较薄弱,无法对匈奴的侵扰在战略上采取积极主动反攻的行动;而匈奴则利用了中原的动乱时机,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并控制了西域各族,整体力量已很强盛。针对这种实情,汉光武帝不得不委曲求全,遣使赠送匈奴金币以通旧好,缓和与匈奴的关系,但匈奴不以为足,仍不断南侵,挑起边乱。
  但是好景不长,天灾人祸突降匈奴。公元35年左右,匈奴一连遭受连年旱灾,致使寸草不生,赤地千里,大批人畜死亡,国力大衰;祸不单行,公元48年,匈奴南部八个大部落另行推举一位亲王比当单于,比为呼韩邪单于的孙子,因称呼韩邪二世单于。匈奴再度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请求内附,“原永为藩蔽,捍御北虏”,东汉政府按西汉时接待呼韩邪单于臣藩于汉的旧例,颁给金玺,赐予财物、谷米、牛羊。汉与南匈奴的关系稳定下来,但也大大增加了东汉政府的财政负担,每年用于南匈奴的费用高达1.9亿之巨。
  北匈奴覆灭在南匈奴臣服东汉之时,北匈奴为挑拨汉与南匈奴的关系,也请求与汉和亲,但遭到拒绝。北匈奴心有不甘,不断南下突袭,入侵东汉渔阳至河西走廊北部边塞,使北方沿边郡县,白天都得紧闭城门。此时距东汉建国已有近半个世纪,东汉的经济、军事实力得到恢复与发展,国力强盛,由此开始准备对北匈奴的反击。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明帝派大将窦固大军出酒泉(甘肃酒泉)西进,直到天山,占领北匈奴汗国最肥沃的耕地之——伊吾庐城(今新疆哈密),留兵屯垦。另一位大将耿恭出张掖(甘肃张掖)北进,深入三百公里,直到三木楼山(蒙古王则克山),北匈奴坚壁清野,向后撤退,没有受到重大创伤。75年,汉明帝死,再加上中原大旱,人民不堪重负,汉军罢兵回师。
  章和元年(公元87年),北匈奴被鲜卑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所破,单优留单于被杀,北匈奴乱,五十八部二十八万人降汉。
  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派车骑将军窦宪、征西将军耿秉及南匈奴休兰尸逐侯单于共四万余骑,兵分三路出击,三路大军于涿邪山(今蒙古阿尔泰山)会师,然后向北挺进,在稽落山(今蒙古国西北部)与北匈奴主力遭遇。此战,汉军大获全胜,单于逃亡,杀俘一万三千人,八十一个部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和耿秉同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公元91年,窦宪再派耿夔等率兵出居延塞,在金微山大破北单于,斩首五千余级,单于率残部西遁。北单于遁逃无信,其弟于除鞬自立为单于,请降于汉。次年,汉和帝授予于除鞬单于玺;公元93年,汉杀于除鞬单于。至此,北匈奴消亡。汉军击败北匈奴后,汉复设西域都护,保护丝绸之路及维系与西域各族的友好关系。
  南匈奴在北匈奴灭亡之后,仍继续存在了一百余年。公元216年,南匈奴单于呼厨泉被曹操强行留魏,并下令将匈奴分为五部,选汉人为司马以都督,直属中央政府,撤销单于名号。至此,立国四百余年的庞大国度,终告灭亡。
  综观秦汉与匈奴的民族关系,战争与和亲是为主流,交替进行。但不管哪种民族关系,对双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加强了相互间的民族认同。如匈奴的生活方式由游牧转变为农耕,基本上是受汉人影响;匈奴的骡、驴、骆驼大量入汉,一些珍贵的畜种、养马技术也传入中原,对汉人的生产、生活、军事等影响深远。在文化上,由于频繁的交往,匈奴人民对中原文化产生了爱慕情绪,“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而中原对匈奴文化也渐趋了解,增加了双方间的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两汉与西域西域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是两汉对西北地区的称谓,其地理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今天巴尔喀什湖以东、新疆以南的广大地区(本文所述主要指此);而广义上的西域则是指除新疆外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中亚、印度、伊朗等地区。西汉初年,西域分布有三十六国,大者不逾十万人,小者仅有六七百人。由于处于戈壁沙滩上,水是其生存的珍稀资源,生活方式既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定居生活,也有逐水草而徙的游牧生活。西汉末年,西域国家进一步分化,达到五十余个。两汉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多是因为与匈奴的战争而发生。可以说,汉匈战争是促使两汉与西域相互往来的催化剂。
  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出使 汉武帝即位,俱事准备妥当,准备反击匈奴。为了联合力量,孤立匈奴,汉武帝欲联合西域诸国,而大月氏成为汉朝的首选。公元前5至前2世纪初,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势力强大,为匈奴劲敌。公元前 177至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遣右贤王大败月氏;公元前 174年,匈奴老上单于又大败月氏,杀其王,以其头颅骨为饮器。月氏分化,大多数部众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附近,称为大月氏;而留在河西走廊的小部分残众号称小月氏。月氏成为匈奴的死敌,有不共戴天之仇,有共同的国恨家仇。汉武帝便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与其联合,东西夹击匈奴,以便让大月氏胜利后回归河西故里。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率团100余人正式出发,但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在途中将使团拦截,并将他们化整为零,分散放羊牧马,严加管制。为了看管并诱降张骞,匈奴以女嫁与张骞。但张骞忠贞不屈,在匈奴待了11年,待匈奴的看管稍有松懈,便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伺机而逃,继续西行。但由于出逃仓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水,一路干渴难耐,幸亏甘父箭法高超,常射得一些飞禽走兽,才逃过死亡威胁。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来到大宛国(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得到大宛国王的热情接待。在大宛王的帮助下,张骞到达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并成功抵达最终目的地大月氏。张骞本以为出使之目的即将实现,但事与愿违,在软禁的十多年间,大月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伊犁河畔受到匈奴支持的乌孙国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被迫迁到阿姆河畔。自从大月氏迁到阿姆河,不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还由于这里土地肥沃,逐渐由游牧生活改为农业定居生活。一则生活安居乐业,二则居住地与匈奴相隔遥远,因此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有余,没有说服大月氏,只得归国。东归途中,张骞被匈奴再次扣留,次年(公元前126年)借匈奴内乱又得以成功脱逃,回到长安。
  此次出使历尽艰险,最终回到长安的只有张骞和堂邑父二人(张骞的匈奴妻子也随同回到长安),虽没有达到初衷,但对西域大国的地理、政治、社会、文化、物产、风俗等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为日后的出使、军事进攻、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等提供了宝贵资料,张骞也因此被拜为太中大夫,并因“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后随卫青出征匈奴立功,受封为“博望侯”。
  第二次出使 张骞在第一次出使中得知乌孙在匈奴的帮助下攻击大月氏后,大月氏西迁,乌孙则迁到大月氏故地伊犁河畔,但乌孙不肯朝会匈奴,“为其所攻”,被匈奴羁縻。为断匈奴右臂,汉武帝决定利用乌、匈之间的矛盾,争取乌孙,共击匈奴。公元前119年,拜张骞为中郎将,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万头牛羊,千巨万金币帛出使乌孙。使团到达乌孙后进行游说,但乌孙王年老,又因其国邻近匈奴,受匈奴严重威胁,不敢与汉联合,怕日后针对匈奴的攻击,汉军远水不能解近渴。张骞见游说乌孙无望,便又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身毒(今印度)等国。公元前115年,乌孙派使者数十人陪同张骞回到长安,而其他副使也由各国使臣陪同相继返汉。张骞回国后,被拜为大行令,第二年去世。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开拓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堪称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建立西域都护张骞去世后,汉朝加大对西域的经营力度,每岁中派出的使者多则十余批,少者五六批。公元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聘汉女,汉武帝应允,将江都公主细君嫁给乌孙王,为右夫人;细君死后,汉又于公元前101年将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续嫁。解忧的侍者冯镣作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被尊称为冯夫人,由于她50年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系。伴随着使团的往来和与乌孙和谐的关系,西汉对西域的情形越来越清楚。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对大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其起因是,汉武帝对汗血宝马情有独钟,便派出使团,带着一具用纯金制作的马前去大宛国,希望换回大宛汗血马的种马。大宛国王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不肯以汗血马换汉朝的金马。不巧的是,汉使在归途中,金马在大宛国境内被劫,汉使被杀。汉武帝大怒,宣称“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遂作出武力夺取汗血宝马的决定。他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伐宛。李广利率兵西进,但沿途诸部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数万人行军数千里到达大宛边境城市郁成时,其众不过数千。与大宛交战不利,未能攻下大宛国,只得掉头而还,退回敦煌,回来时人马只剩下十之一二,损失惨重。穷兵黩武、不肯认输的汉武帝于公元前102年,又对大宛采取了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再次命李广利率军远征,带兵六万人出击。达到大宛城时,汉军只剩下三万人。汉军先断大宛水源,围攻达四十余天,而此时大宛国发生政变,大宛贵人杀大宛王毋寡,将其人头奉献给李广利,并说:“如果汉军停止攻打,我将贡奉出所有的宝马,并给军士提供食物;如果不听,我将杀尽所有的宝马,而且康居的救兵将至,何去何从,请你定夺。”李广利召集诸将商议,认为毋寡已杀,而且如果康居救兵果真到达,汉军必败,于是许宛之约。之后,汉军选得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公母马三千匹,满载而归,但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玉门关时仅剩下汗血马一千多匹。经此一役,西域南道诸国多倾向于汉,汉武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北小野云沟附近)设置使者校尉。至公元前60年,西汉又一步一步地控制了西域北道。同年,汉宣帝命郑吉改使者校尉为西域都护(官秩二千石,相当内地郡守),郑吉为首位西域都护,仍驻守在乌垒城。西域都护的设置,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同时,也加速了匈奴的臣服和消除郅支单于的进程。
  北方丝绸之路西域都护的设置,有效地加强了西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管理。西域的开通,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海沿岸的经济、文化联系。当时,形成两条国际大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南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出阳关,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于阗(今和田市)、莎车,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至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安息(今伊朗)和条支(今伊拉克),直达大秦(即罗马古帝国);北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过吐鲁番、龟兹(今库车县)、疏勒(今喀什市),逾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再一直往西,抵达地中海沿岸地区。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人类文明的运河,在西汉时并未称为“丝绸之路”,史书中多记作“西域南道”、 “西域中道”、“新北道”等,这一带有诗意、浪漫的名字,源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中国和远东作了详尽考察,并完成了5卷本巨著《中国》,书中首次将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的交通线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从此,这一美名誉满全球。
  丝绸之路虽以运输丝绸为主,但对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深远,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香料、苜蓿等十几种植物引进中原,大宛的汗血宝马在中原得以繁衍,龟兹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原的蚕丝、丝织品、铁器、漆器大量地传入西域,铸铁和凿井技术也得以西传,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域都护瘫痪王莽篡位,借复古旗号,肆意更改民族政策,逆行倒施,激起了西域各国的反抗。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入西域。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王骏等出师,焉耆伏兵狙杀,姑墨、危须等部反水助攻,新朝军队全军覆灭,李崇收集逃兵退返龟兹。至此,西域都护完全瘫痪。匈奴则乘虚而入,控制了各国。
  西域都护重置随着西域都护的瘫痪,匈奴“略有西域”,“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东汉初年,各国纷纷致书东汉王朝要求恢复“都护”管辖。南道上的莎车国因与汉关系密切,且距匈奴较远,便联合其他国家抵抗匈奴,并救出了原西域都护的吏卒和家属一千余人。汉光武帝刘秀因莎车王的功劳,立莎车王康为汉“西域大都尉”,节制西域其他五十余国。尔后不久,莎车王康死,其弟代立,对其他国家横征暴敛,激起公愤,于是鄯善、车师、焉耆等国又派人到洛阳上书“请立都护”,光武帝刘秀因“天下初定”、“国立薄弱”为由,没有允诺,并回书说:“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龟兹等国因得不到汉朝的庇护,被迫“复附匈奴”。
  随着东汉经济、军事实力的恢复与发展,反击匈奴之战也提上议事日程。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明帝命窦固北征匈奴,取伊吾庐地(今新疆哈密地区),置宜禾都尉。翌年于阗诸国派人到洛阳请设都护,于是这年,东汉重设西域都护,仍驻在乌垒城,断绝了50年的西域得以与内地复通。
  投笔从戎的班超窦固为了抵抗匈奴,想沿用汉武帝的办法,派人联络西域各国共同对付匈奴,于是派班超担任使者出使西域。班超家贫,依靠抄写官佣书为生,尝辍业投笔感叹:“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公元73年,班超率团36人出发。班超先到鄯善,起初,鄯善王对班超等人礼仪备至,后突然改变态度,冷漠无比。班超凭直觉有匈奴使者到来。于是,班超便把接待他们的侍者找来,出其不意地问他:“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者仓促间难以置词,只好照实说出。班超立即召集部下,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部下一致同意。待天刚黑,班超率领将士直奔匈奴使者驻地,命令十个人拿着鼓藏在敌人驻地,以火为号,见火敲鼓并大声呐喊,其他人则埋伏在门两边。安排妥当,班超便顺风纵火,匈奴使者乱作一团,班超亲手搏杀了3个匈奴人,其余的全部被班超部杀死或葬身火海。第二天,班超请来鄯善王,出示匈奴使者首级,鄯善王大惊失色并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同意将王子送往汉朝作为质子。
  不久,班超使团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当时,匈奴派使者监护于阗,控制该国大权。于阗王对班超不侍礼节,并听从巫师的意见向班超讨要送给班超的一匹良马。班超痛快地答应了于阗王的要求并要巫师来牵马,待神巫到来,班超一举将其杀死,还首级于阗王,并晓以利害。于阗王颇为惶恐,当即下令杀死匈奴使者,归附汉王朝。
  此时的疏勒国被匈奴支持的龟兹国攻破,龟兹人兜题立为疏勒王。班超使团向疏勒国进发,行至兜题居住不远的地方,派田虑去招降兜题。田虑只身前往,兜题见其孤身一人,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田虑出其不意,劫持了兜题,快马加鞭回班超处复命。班超当即集中疏勒全部文武官员,宣布另立被杀死的疏勒国王君侄儿为国王。疏勒文武大臣本来就对龟兹国不满,立即呼应。班超说服大家之后释放了兜题,疏勒得以平定并附汉。
  至此,班超基本控制了南道,但匈奴与北道的焉耆、龟兹等国攻杀西域都护陈睦,控制了西域北道。而此时汉明帝去世,公元76年汉章帝即位。章帝因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撑,便下诏命其回国。消息传来,疏勒、于阗国举国悲哀,担忧日后的处境,在王侯百姓的苦苦挽留之下,班超上疏朝廷,决心留下,重返疏勒。汉章帝应允,并派徐干带领一千人增援班超。
  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等国士兵一万多人,进攻姑墨,斩首七百级,孤立了龟兹。此时的莎车国仍被匈奴控制,莎车以为汉兵不至,于是降于龟兹。公元89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国士兵二万多人进攻莎车,斩首五千余级,莎车国投降,又全部控制了西域南道。
  公元87年,大月氏贵霜国王以曾助汉进攻车师有功为由,遣使到班超驻地,要求娶汉朝公主为妻,班超断然拒绝,大月氏贵霜王国由此与汉结怨。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月氏副王谢率兵七万攻打班超,班超利用远师缺粮的战机,伏兵击杀其派往龟兹求粮草的使者。谢进退无路,军队疲惫,只得向班超请罪,班超放其回国,大月氏于是复与汉和好。
  公元91年,北道的龟兹降于匈奴。于是东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
  六年94年,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七万人,进攻焉耆。焉耆王广便派左将北鞬支送来牛、酒,迎接班超。班超回赠北鞬支丰厚礼物。焉耆王广见北鞬支平安无事,就亲自在尉犁迎接班超。班超设下鸿门宴,声言届时将厚加赏赐。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及北鞬支等三十多人信以为真,一起到会。宴会开始,大家坐定,班超突然变了脸色,喝令武士把广、泛等一举拿下,并在当年陈睦所驻的故城,把他们全部斩杀,传首京师。又纵兵抢掠,斩首五千余级,擒获一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接着班超另立元孟为焉耆国王。至此,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归附了汉王朝,纳于都护的管辖之下。
  班超自公元73年出使西域至公元102年返回洛阳,经营西域30年,使被匈奴切断了的丝绸之路得以恢复发展,在巩固我国西部边疆,促进多民族国家发展及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贡献卓越。
  罢西域都护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班超自西域回洛阳后,继任都护者不胜其职,西域诸国叛乱。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安帝罢西域都护。匈奴乘机收属诸国,控制西域。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汉派班超子班勇为西域长史,龟兹、疏勒、于阗、莎车诸国随即来归附,东汉与西域中断了的统辖关系又得以恢复。东汉时,西域三通三绝,至班勇以长史重平西域后,遂不复绝。从此,西域一直是东汉的一部分。
  秦汉时期,尤其汉代中央王朝与西南夷交往密切,汉武帝封夜郎侯为王,赐予夜郎王金印;元封二年,赐滇王尝羌“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设益州郡。1956年,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发掘出了举世之宝“滇王之印”,是为见证。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汉在哀牢地区设置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博南(今云南永平南)二县,并于同年在今保山置永昌郡。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百越的控制,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设立了岭南三郡,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击灭南越后,在南越旧地设立儋耳(郡治在今海南儋县西北)、珠崖(郡治在今海南海口西南)、南海(郡治在今广州)、苍梧(郡治在今广西梧州)、郁林(郡治在今广西桂平西)、合浦(郡治在今广西合浦东北)、交趾(郡治在今越南河内西北)、九真(郡治在今越南清化西北)、日南(郡治在今越南广治西北)九郡,对南越地区一直实行着有效的直接管理。此外,秦汉王朝降服蛮族,对羌族恩威并用,分封乌桓,赐印鲜卑。周边地区被逐步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之内,其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对汉民族的向心力也逐步增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强大的秦汉大一统帝国屹立于世。
 第十章
  秦汉社会生活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辉煌时代,不仅在政治制度的创新、思想文化的繁荣、民族关系的发展等方面多有体现。而且社会生活也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衣食住行乐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异彩纷呈,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长卷。
  物质生活服 饰服饰不仅具有遮体御寒的实用功能,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审美、伦理等社会功能日益突出。与先秦时期相比较,秦汉时期的服饰得到发展,社会功能愈益强大。
  服饰主要包括衣服和佩饰两大类,秦汉衣服包括头衣(帽子)、体衣(衣裳)、足衣(鞋具、袜具),其中头衣、足衣种类繁多,在此不作详述。体衣则主要流行深衣和襜褕。深衣是一种将上衣、下裳分开裁剪,从中缝合的服饰,出现于春秋战国之时,在楚国流行。西汉建国,上至天子,下至功臣多为楚人,由于受楚风影响,有汉一代多流行深衣,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不通缝、不通幅。东汉王朝,深衣渐趋退出历史舞台,流行襜褕,襜褕与深衣不同,“上下相通,不分衣裳”,也就是说,不再是由上衣、下裳合缝而成,为长袍形式。深衣、襜褕为外衣,外衣之内尚有内衣,如汗衣(贴身内衣)、抱腹(肚兜)、裆(背心)、袴(开裆裤)等。秦汉服装面料重锦绣,以丝织品为贵,普通老百姓则穿布衣或粗麻织的褐衣。纹饰多为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等。佩饰是衣服之外的装饰物,主要起美化功能。秦汉佩饰形式多样,名目繁多,单以汉为例,妇女发髻上便有步摇(垂珠的金玉首饰)、簪、珥(发上坠至耳际的装饰物)、珰(耳环)等,颈饰有项链等,面饰有傅粉、涂脂、贴钿、搽唇、描眉等,手饰有手镯、指环等,随身佩带的饰物有佩玉、佩刀、佩囊、佩觿、香袋等。
  秦汉时期是我国各种封建礼仪制度基本形成的时期,透过服饰文化得到了深刻体现。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秦汉服饰礼仪最主要的特点便是别尊卑,分等级,阶级性、等级性十分突出,统治者要求社会成员必须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来穿戴衣服和佩带饰品,在形制、质料、图案花纹、色彩等方面均有严格要求,不得逾制,违者处罪。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有二十余种,帝王服饰严禁臣民仿效;百官服饰,严禁庶民服用,官吏大小等级不同,服饰有严格区别。佩绶制度成为区分官阶的标识,皇帝和各级官员所挂的佩绶,在尺寸、颜色及织法上有明显区别;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佩黄赤绶,公主封君以上皆带绶,彩色绲带,各如其绶色,诸侯王佩赤绶,公、后、将军佩紫绶,以下有青、黑色。官员在外,须将官印封装在腰间的鞶囊里,并将绶带垂于外。
  汉代服饰文化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上行下效,时髦之风流行。如汉代首都上层社会妇女喜欢高髻与广眉,结果出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的现象;汉桓帝时,京都妇女喜作愁眉、堕马髻等,后四方诸地全都仿效。这一仿效之风在此后的魏晋南北朝显得更加突出。
  饮 食秦汉时期的饮食文化非常发达。在日食次数上,普通百姓一般是再食,即一日两餐,上午饭在早上七点到九点之间,称之为“朝食”,下午饭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称之为“晡食”;而士大夫则三食,即一日三餐,较之百姓多吃一顿中午饭,但一日三餐中以朝食、夕食为主,中食为辅,中午饭只吃早饭剩下的残食,这与现在的饮食重点安排不同;天子帝王日进四餐,取“四”象征“有四方之物,食四时之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之意。在饮食结构上,秦汉时期有了较大的改善:一是主食已经超出“五谷”范围,粮食品种更加丰富,出现了菰米、荞麦、青稞、高粱等新品种,大豆由主食转为副食,小麦的地位上升,面食逐步成为主食的重要构成。蔬菜的品种更丰富,在以往的基础上出现了白菜、苋菜、黄瓜、蕹菜等新品种,少数富人还不受季节的支配,食用温室栽培的蔬菜。二是副食结构改变,肉食比重增加。与先秦“肉食者”(官僚贵族与老人)才能食肉,而一般大众很少吃肉的现象比较,秦汉时期不仅普通百姓也可经常食肉,而且肉食比重加大食用羊、猪、狗、鸡等较为普遍,透过大量文物资料发现,嗜鱼成为了秦汉时期的一种饮食倾向。在西汉前期,新制作出了一种重要的菜肴——豆腐,豆腐的发明,大大改善了人们的菜品结构,对饮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菜肴制作上,由于汉代人们掌握了豆油、菜籽油、麻籽油等植物油的榨出方法,摆脱了以往纯粹靠食用动物油的限制,这大大促进了菜肴的烹饪技术,炒、爆、炸、煎等方法日益完善,而且还出现了“盐菜”、“酱菜”等佐食。
  在饮料方面,泡茶饮酒之风盛行。据学术界研究,茶作为饮料,始于汉代,饮茶成为汉代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休闲待客方式。好酒之风,是秦汉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形成了“有礼之会,无酒不行”的风习。酒的种类也很多,其中一种菊花酒受到青睐,据《西京杂记》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这种酒被称为“长寿酒”,有轻身耐老的药用功能。酿酒耗粮,因此在西汉早期多次发布禁酒令,但汉景帝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饮酒之风又盛行,而且在军队中酗酒斗殴非常普遍,这在居延汉简中多有反映。
  居 住秦汉时期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民居、宫殿等建筑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当时的普通民居多以土木混合结构为主,布局形式多为“一堂二内”,即一堂二室;达官贵人的居所可分为庭院式和楼阁式两种,讲究雕梁画栋、白垩粉壁,极尽富贵豪华之能事,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宫廷建筑的规模和形制则达到历史的空前水平,如阿房宫、未央宫、德阳殿等,气势恢弘,周回数十乃至上百里。在城门、宫殿、祠庙、陵墓前还有一种建筑物用以记官爵、表功绩,这便是阙,多用木或石雕砌而成。一般是两旁各一,称“双阙”,也有在一大阙旁再建一小阙的,称为“子母阙”。城阙可以用来登临瞭望,因此“阙”或称为“观”。目前考古材料中发现了许多墓阙,而城阙、门阙还少有实物见世,只能从汉画像砖中得见其形。从中国建筑发展史看,西汉以前多为高台建筑,而西汉之后,高台建筑减少,楼阁建筑开始兴起,这标志中国建筑体系已大致形成,此时的建筑已具有庑殿、歇山、悬山和攒尖4种屋顶形式。
  秦汉建筑不仅技术高超,形式多样,而且建筑材料非常有名,秦砖汉瓦闻名于世。随着秦汉制陶业的发展,为砖瓦的烧制提供了技术支持。秦代开始用砖承重,砖类有方形、长方形青砖、空心砖、画像砖、曲尺形砖、楔形砖、子母砖等,方砖主要作铺地用,空心砖用于宫殿、官署、陵园建筑,画像砖主要用来砌墓室;楔形砖、子母砖一端带榫,一端有卯,用于墓室的拱券部位。除铺地青砖多为素面外,其他砖多有各种纹饰。建筑用瓦有板瓦(半圆形)和筒瓦(三分之一圆形)两种,在筒瓦前端的圆形或半圆形装饰性物件称为瓦当。虽然瓦与瓦当起源很早,但秦汉时期,尤其是汉代有着强烈的艺术风格,如汉代纹饰丰富、精美,画面形态生动,而且还多有诸如“千秋万岁”、“汉并天下”、“万寿无疆”、“长乐未央”、“大吉祥富贵宜侯王”等艺术书体,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备。当今抚摸秦砖汉瓦,仍能将你带进气势磅礴的秦汉历史王朝之中!
  出 行秦汉时期出行十分方便,主要体现在交通网络的形成和交通工具的发展等方面。秦汉交通网络包括陆路交通网和水路交通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车同轨”法令,把过去杂乱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联结,建成遍及全国的驰道,车辆可以畅行各地。为攻打南越修建的灵渠,将秦朝的水路交通进一步拓展。汉朝将秦原有道路继续扩建延伸,构成了以京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交通网,东至临淄,北达九原郡(包头市),西北抵陇西郡(今甘肃临洮),西南到达云南,南达南越等地。而且丝绸之路的开通,可直达南亚、地中海沿岸地区。汉朝的水路和海路交通也非常发达,开通了与西方罗马帝国之间的海上航线。
  秦汉交通工具主要有车、舟、舆轿等。相传我国大约在黄帝时代已经创造了车,到秦汉时期,车种主要有马车、牛车、羊车、手推车等,车辆制造的技术和工艺得到很大提高,秦始皇兵马俑中的兵车资料即是明证。到了汉朝,单辕车逐渐减少,双辕车有了大发展,皇帝乘坐“辂车”和“金根车”,高级官吏乘“轩车”(两侧有障蔽),一般官吏乘“轺车”(一匹马驾驶的轻便小车),贵族妇女乘坐“辎车”(车厢像一间小屋子)。东汉还发明了独轮车,张衡发明了举世闻名的记里鼓车,这是一种利用减速齿轮系统带动车上小木人而报告车行里程的机械,每当车行1里或10里时,小木人就会自动击鼓一下,由击鼓的次数就可以了解已行走了多少路程。秦汉时期,迎来了我国造船业的第一个高峰。船分为内河船和航海船两类。秦始皇时能组织一支运输能力达50万石粮食的船队。到了汉朝,以军事为目的,大力发展水师,汉朝中央政府能一次出动楼船2000多艘,水军20万人。而且舰队中配备有各种作战舰只,有在舰队最前列的冲锋船“先登”,有用来冲击敌船的狭长战船“蒙冲”,有快如奔马的快船“赤马”,还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重武装船“槛”。 舆轿是靠人力肩负为乘坐者代步的交通工具,秦汉时期,舆轿使用较为普遍,有的舆轿无帷幔和顶盖,有乘坐者跪坐在底座之上,有的轿身由一个带靠背的底器代替,在轿杆中部底器前有垫足。舆轿主要为跋山涉水时使用。
  总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及统治者的推动,秦汉时期的物质社会生活非常丰富,多姿多彩,绘制出了一幅繁华富丽的社会生活景象。
  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对应,秦汉时期的精神生活也丰富多彩,与前后时期相比较,该时期的精神生活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奢靡性等时代特点。
  开放的婚俗秦汉婚姻礼仪仍大体遵循先秦时期的六礼,即纳采(男方通知女方主人已选择其女为婚配对象)、问名(问女子姓氏,以便回去占卜)、纳吉(男方占卜如得吉兆,便通知女方婚事已定)、纳征(向女方送聘礼)、请期(确定婚礼吉日,并征得女方同意)、亲迎(男方到女方亲自迎接新娘)。以上六礼中的前五礼均由男方派使者前往,到第六礼才由男子亲自出马。适婚年龄男子为三十、女子二十,但崇尚早婚。婚姻形式以一夫一妻为主,但在富人阶层流行一夫多妾,而且还喜欢蓄养娼妓,如邯郸是人口贩卖的集散地,冠有“邯郸娼”之称。秦汉婚俗开放,多闪烁着自由的精神,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得以体现:其一,不看重贞节,鼓励寡居女子再嫁;“夫死,妇往往改嫁”之风盛行,而且改嫁之女被看做良妇,社会地位丝毫不受影响;被丈夫休掉的出妇也可再嫁,并不得歧视,如张负的孙女五嫁五寡,后又嫁给了汉初丞相陈平;司马相如贫居时,与寡妇卓文君私奔,结为联姻。寡居的女性再次择偶的标准毫不受已婚的影响,不会降低对男性的要求。
  其二,女性贞节观念淡薄,性观念开放;如汉武帝姑母养男宠董偃,公开姘居,汉武帝还尊其为“主人翁”,汉昭帝的姐姐内行不修,与丁外人私通;汉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新寡,看中了有妇之夫的宋弘,光武帝亲自出面撮合。这种现象在下层社会更加普遍,与不看重妇女贞节的社会风俗是相辅相成的。
  其三,婚姻不重门第,等级观念淡薄;当时男性择偶的标准是“女不必贵种”,但要求才貌出众。据有学者统计,西汉后妃27人中,出身低微者15人。皇后卫子夫出身于平阳公主家奴,平阳公主改嫁给了家奴卫青,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先前为长安的艺妓,等等,不胜枚举,这与魏晋时期的门当户对截然不同。
  其四,同性恋流行于皇室宗族;据史料记载,汉高祖与籍孺,汉惠帝与闳孺,汉武帝与韩嫣、汉哀帝与董贤等均为同性恋关系。上行下效,大姓宗族之家多盛行同性恋,不绝于史。
  汉代婚姻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重亲(亲上加亲),如汉惠帝娶胞姐之女,汉武帝娶姑母之女,等等。此外,妻后母、兄嫂司空见惯,得到社会认可。这种婚姻形态、习俗主要是基于结外援巩固政治势力、扩大权势、加强家族血缘关系所致。
  奢靡的丧葬秦汉时期的丧葬风俗具有循古尊礼、厚葬成风、装饰墓室和重视守冢等特点,对后世的丧葬习俗产生了重要影响。
  丧葬礼俗多沿袭先秦,主要程序有招魂、哭丧、殓(主要有沐浴、饭含、穿戴等)、殡、葬和服丧等。葬法主要有土葬、崖葬与水葬(道教徒)、火葬(佛教徒)等,其中以土葬为主。秦汉时期丧葬礼俗烦琐,厚葬成风,与魏晋时期的薄葬之风迥异,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墓室规模巨大;从秦汉帝王的墓葬可以窥见秦汉墓室的雄伟,据《史记》记载,秦始皇13岁(公元前246年)继秦王位不久,便开始在郦山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70多万人参加修筑,直到秦二世还修筑了两年时间,历时近40年,其规模周围30余里。地宫深邃而坚固,为防盗墓设有自动发射的弩机暗箭,有所近者则射之;墓中灌注水银,如同江河大海将其围绕。秦始皇下葬之时,始皇后宫无子者,全部殉葬;为了防止陵墓机关“泄密”,凡参加修造墓室的工匠,全部活埋在陵墓中。汉高祖长陵仿照西汉都城长安建造的,规模略小,底部东西长162米,南北宽132米,高近32米,长陵内建有豪华的寝殿、便殿,寝殿内陈设有汉高祖的日常用具,重现了其生前的情景。后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帝王之外,文武大臣也十分讲究陵墓的气派,竞相攀比,长沙马王堆便是典型。
  其二,陪葬物品丰富;墓室宏大,其内涵也十分丰富,宝藏无数,包括珍宝、明器、陶俑、丝绸、车马、粮食、买地券、镇墓兽、摇钱树等,无所不有。如秦始皇陵周边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等,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出土随葬品6000多件(套、副),包括大量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等生活用器及贵重物品,其中出土了完整的“金缕玉衣”,“玉衣”全部由长方形、方形、梯形、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等玉片拼合,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而普通大众也尽其家资,倾其所有,大讲排场,举行葬礼。
  此外,由于受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陪葬之风盛行,守冢、守丧习俗兴盛。汉代形成守陵制度,汉高祖曾令20家为始皇帝守陵;丧亲期间,为官者离职,封官者暂不就任,禁止饮酒、吃肉、近女色;居三年丧期。
  秦汉丧葬风俗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不得不提,即风水观念兴起。秦汉时期风水观念的兴起,主要体现在葬地和葬日的择选上。东汉时,人们把死者墓地与生者的贫富贵贱、吉凶祸福联系在一起,民间已具备了比较浓厚的风水观念,并且出现了专门用于卜选丧葬吉日的专著——《葬历》。相传郭璞为风水的鼻祖。风水学(堪舆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此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丧葬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丰富的娱乐秦汉时期,上至帝王,下至平民,自娱方式形式多样,雅俗不一,大大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娱乐方式主要包括音乐、舞蹈、杂技、游览、棋艺及各种体育活动等。
  音乐 秦汉音乐主要以乐府和民歌为代表。在乐府音乐中,包含浪漫、神奇与现实情怀多种题材,前者如传统巫乐——郊祀乐、房中乐,后者以刘邦《大风歌》与汉武帝《瓠子之歌》为代表,“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三句歌词便将磅礴的气势表露得淋漓尽致。民歌在秦汉时期发展迅速,北起匈奴,南到长江以南;西起西域各地,东达黄河之滨,民歌蜂拥,《汉书·艺文志》收录记载有西汉一百三十八篇民歌的目录。秦汉音乐的发展与胡乐的传入息息相关,为其提供了新的乐理因素和素材,如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乐曲《摩诃兜勒》和横笛等乐器,这些对汉乐的发展与丰富具有重要的作用。
  舞蹈 舞蹈是我国古代通过外在形象的动作刺激人们感官的重要娱乐形式,一般与乐配套表演。秦汉在继承前代舞蹈艺术的基础上,将中国古典舞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透过文献记载和大量的画像石材料可知秦汉舞蹈种类繁多,如巾袖舞、道具舞、双人舞、情节舞、自娱舞、皇室舞、礼仪舞、军舞等等,无论男女均能歌善舞。汉代舞女的舞蹈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舞袖”,长袖作舞,舞袖凌空飘逸,如行云流水,曼妙灵动,千姿百态;另一特点是“舞腰”,以腰为枢纽,舞蹈者前俯后仰,左右倾折,绰约多姿。汉代舞艺超群,艺才辈出,有“善为翘袖折腰之舞”的戚夫人、“身轻若燕,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等等。汉代舞艺的发展,融合了许多西域乐舞的艺术因子,而且西域舞蹈深受汉人喜爱,汉武帝对西域舞蹈可谓情有独钟。
  杂技 杂技又称为百戏,秦汉杂技技艺高潮,变幻莫测,精彩纷呈。表演节目令人目不暇接,如顶竿、跳剑弄丸、吞刀吐火、戴竿走索、钻圈、倒立、驯兽、马戏、侏儒表演等。同时西域诸国的魔术也传入中原,如大宛国曾来献眩人(即会玩幻术的表演家),“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秦汉杂技百戏通过文化交流,传入西域、大秦等国。
  游览 秦皇汉武,国立强盛,巡视出游、寄情山水十分流行。秦始皇五次远途巡游,游山玩水、刻石立碑;汉武帝出巡三十余次,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可视为异域旅游的典范;司马迁为完成《史记》,东西南北,尽踏脚下。普通民众对田园风光、山水之情也一心向往,春游、秋游频频,外出游览成为时人休闲的重要方式。
  此外,人们的娱乐方式还有弹棋、围棋、蹴鞠(足球)、斗鸡斗鸭、龙舟赛等等,无论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各有所适,自得其乐。
  节气节令对我国农事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春秋时期分出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四个节气,后不断完善和发展,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为了便于记忆,人们编出了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公元前104年,邓平等制定《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改变了以往“山中无历日,寒暑不知年”的局面。伴随着节气的定型,可追溯到史前时代的节日也在不断发展,并且被赋予的文化内涵愈益丰富,宗教色彩也日趋浓厚。秦汉时期中国的传统节日已基本定型,如元日(正月初一)、除夕(岁末)、元宵(正月十五)、上巳(三月三)、清明(四月四日到六日之间)、端午(五月五)、七夕(七月七)、重阳(九月九)等,不少历史人物成为某些节日的膜拜对象。每逢节令时分,或游子归乡,亲人团聚;或怀念故人,寄托哀思;或缅怀历史,驱虫避害;或登高秋游,孝敬老人,等等。过节期间,举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如春节中的踩高跷、扭秧歌、演戏、舞花灯等。有人类学家指出,中国传统节日虽富有各自的内涵,但相互间间隔的时间基本等同,这是因为古代人们生活水准不高,为了改善生活而有意设置一些节日来为自己改善伙食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是否如此,当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也为考察中国传统节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此附带一提的是,经过数千年积淀、传承的传统节日,在当今遭到西方节日的强烈冲击,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如何保护传统节日,弘扬传统文化引起了国内的普遍关注,我们也坚信前贤们的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来临!
 第十一章
  游侠与豪强地主秦汉承春秋、战国之淆乱,人们多崇尚武力,社会风气与文化习俗弊端丛生,游侠以武犯禁,豪族地主仗恃经济、政治特殊地位,兼并土地,组建私人武装,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这股势力与中央集权势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激烈争斗。
  游侠以武犯禁游侠,在先秦文献中多称为“侠”,有时也称为游侠或侠客。《韩非子·五蠹》曾经提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将“游侠”视为危害社会的“五蠹”之一。可见战国后期“侠”已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史记》首次为“游侠”立传,《汉书》中也有《游侠传》,“游侠”在两汉时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
  游侠是对一群喜好交游、尚武任气的人的总称。他们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与社会背景,为人守信仗义、敢作敢为,在崇尚武力的古代社会,符合一定的社会需求与心理需要,获得了时人的认可与称道。先秦时期所谓的“刺客”在后世也多被视为游侠,并且作为游侠的主要部分而为人们所称颂,即为其例。
  游侠的产生与春秋以来随着周王室衰微而出现的政治失序、宗族解体、社会动荡的背景有关。一方面,经过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夫、陪臣执国命”几次政治权力的下移,各国君主的权威进一步削弱。再到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力政争强”,列国纷争、相互兼并的格局,内外两方面的压力致使一些为人臣者僭越他们的政治职守,通过结纳宾客、藏匿亡命,借以另构个人权威。战国时期各国贵族竞相养士,典型如战国四公子,他们的盛养门客对游侠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从春秋后期开始,伴随着井田制的破坏,社会结构尤其是宗族血缘关系的日趋松动,西周时期“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局面彻底改变,士阶层应运而生。战国时期,尚武的风气比较兴盛。在尚武风气的浸染下,士阶层出现了文士和武士的分化,尤其是后者,其行亦“不轨于正义”,又特别看重然诺和声名,讲求“士为知己者死”。先秦时期的游侠可能就是从这些人中产生的,他们在市井间巷或四处交游中以自己的侠肝义胆扶危救困,从而为世人树立了典范。
  西汉初期,是游侠群体在历史上最庞大的时期,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游侠风尚,司马迁、班固都为游侠立传。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列举的大侠就有朱家、田仲、五公、剧孟、郭解数人,一般的侠客则“敖而无足数者”。西汉时期的“侠”除延续战国时期的集团化存在形式外,“侠”的个体化也有所发展,侠的独立人格开始建立,“游”的特征开始显露。同时,侠的个体化的发展,也使“侠”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布衣之侠开始产生,司马迁、班固在《史记》、《汉书》“游侠传”中反复使用“布衣”、“匹夫”等字眼,明显反映了这种变化。
  西汉时期游侠活动方式一般是以名侠、侠魁为核心的社会集团的形式进行活动。但这种社会集团是不稳定的,涣散的,仅仅是凭名闻而纠合起来的所谓“集团”。其成员的主要特点就是“游”,他们无恒产,无固定职业和身份,浪迹天涯,四海漂移,并可以依靠任何一个侠魁而随意杀人。甚至像郭解、原涉这样的侠魁,皆“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游侠的这种活动和处世方式,往往成为现实政权的对抗物和潜在威胁,但由于他们扶弱济贫,抱打不平,得财则与天下人共之,有难则为天下人排解的侠义精神,在下层社会中不但赢得了朋友,也获得了避难所。
  西汉末王氏专权,王侯竞养宾客,豪侠大盛。虽然后来王莽诛除豪侠,而其势终不可遏。又乘西汉末天下大乱之机,豪侠得以在逐鹿中原时扮演了重要角色。
  南阳集团最初就是个游侠集团。刘秀起家之前,结交大量亡命之徒,竟然连官吏也不敢到家里来抓捕他 。他哥哥刘伯升也好侠养士,经常与这些人打交道。他的族人刘赐之兄刘显杀了人,官吏逮捕刘显并杀了他。这本是罪有应得,符合法理人情。刘赐与刘显的儿子刘信变卖家产,公然勾结不法之徒向办案官吏寻仇,真是目无法纪、不可理喻到了极点。刘梁也是以侠气闻名。刘氏兄弟皆是豪侠之流,敢于聚众起兵图谋天下,又利用豪侠声望积聚势力,这在当时是较为常见的途径。后来光武集团的将帅之中,也多有游侠出身的。王遵“少豪侠”,起初投奔公孙述,后归光武。窦融既出入上层贵戚之间,又交结民间豪杰,以任侠著名,后来成为了光武集团的重要成员。
  东汉后期,军阀混战,崇武尚侠之风更盛。董卓年少时就喜好结交侠士。曾经在羌中游历,与当地各路豪帅相交好。归来后务农在家,豪帅旧识中有人前来拜访。董卓竭其所有,宰杀耕牛盛情款待他。豪帅被他的诚意所感动,回去后以牲畜千余头馈赠于董卓。董卓由此以爽健侠义闻名于世。袁绍也好豪侠之人,曾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谕等结成团伙势力。袁术更是结交一帮狐朋狗友一起吃喝玩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刘、关、张结义,是当时极为常见的交往形式。除了有特殊目的的世家子弟外,朝廷官员也不乏任侠之人,如太尉段颖就是“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后汉书·段颖传》)。
  游侠的本质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也常以武斗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常常凶强侠气,虽多为行侠仗义者,但是也不乏凌弱为害之人,对社会治安造成一定的危害。更为甚者,游侠依仗其声誉与勇力拉帮结派,目无法纪,藐视官府,成为社会严重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政府一般对豪侠之士是坚决打击的。汉武帝时期,著名游侠郭解的行径及其灭族的结局,可以很好地诠释游侠本身的问题与政府对待游侠的态度。郭解,字翁伯,是积县(今河南济源)人。年少时即多劣行,以豪侠自居。西汉有“徙陵”制度,即把豪富迁徙到位于关中的各位皇帝陵寝周围居住,名义上使豪富享受“护陵”的政治名誉,实际上是强制他们离开原籍,使之处于政府的就近监视之下。因此,被迁徙者的经济势力、社会影响,都受到削弱。本来,家中资产要达到300万以上,才属于“徙陵”之列,郭解并未达到标准。但是,由于积县人杨季主之子在县衙任掾吏,上书举报郭解为地方豪强,当地官员只好把郭解列入“徙陵”对象。为此,甚至于在朝廷之上都发生了争议。显赫一时的卫将军为他求情,说郭解家贫,不符合“徙陵”的资产标准。汉武帝断言:郭解只不过是一介布衣,但他的权势已经发展到可以使将军为他说话,由此可见其家不贫。于是郭解一家遂被强制迁徙。郭解之侄在恼怒之下,杀死了杨掾吏。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郭解入关之后,“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此种举动,几乎可以理解为豪强与游侠势力联合向中央示威,加深了朝廷的疑忌。不多久,郭解的追随者又杀了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进京上书,揭发郭解的罪过,又被郭解的门客杀于宫网之下。汉武帝得知,下令逮捕郭解。郭解只好逃亡。当时,郭解侠名满天下,虽受官府通缉,却有许多人甘愿为他提供食宿方便。因此,过了许久,郭解才被捕获。朝廷决定追究郭解的违法行为,派出使者到其原籍积县调查。在使者调查期间,有积县的一位儒生相随,当在座者有人盛赞郭解贤能时,儒生反驳说:“郭解的所作所为,都是触犯国法的,怎能称他贤能!”郭解的门客事后闻知,不仅杀害了这位儒生,还割掉了他的舌头。在案件查处过程之中,又发生了暗杀、恐吓行为,使郭解一案分外引人注目。审案官员逼迫郭解说出杀人凶犯,无奈郭解已经在押,实在不知是哪一位门客所为,凶犯无法查实。审案官员奏报,杀人一案郭解并不知情,应判无罪。但是,御史大夫公孙弘坚持说:“(郭)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毗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结果,郭解惨遭灭族之祸(《史记·游侠列传》)。
  游侠的专横敢行和巨大的社会影响,使之成为政治格局之中最不易于控制的变数。这是政府所决不能容忍的。西汉时期,历任帝王都采取有力措施对豪侠加以控制。东汉时期,军阀混战需要更多的武力资源,勇力过人且敢作敢为的豪侠之士大受欢迎。豪侠借机培植私人势力,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豪强势力大涨。与豪侠相比,豪强势力是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豪强武断东汉豪强地主,史书往往有“大姓”、“著姓”、“名族”等多种称号。豪强地主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西汉末年,豪强地主的力量已相当强大。新莽时期,各地豪强地主纷纷起兵反对王莽,并积极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刘秀的东汉政权就是在南阳与河北豪强地主集团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东汉政权本身就是豪强地主势力的代表,对豪强地主的发展基本上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东汉初,刘秀为了扩大赋税来源巩固中央政权的统治,曾一度下令郡国“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但遭到各地豪强地主的反对,他们用贿赂等手段使地方官吏虚报田亩户口数字。刘秀为此把河南尹张极及诸郡十几个太守处死,结果激起了规模相当大的豪强地主的武装反抗。刘秀虽把这些叛乱镇压下去,但“度田”也不了了之。于是,豪强地主在经济上有了空前的发展。
  东汉豪强地主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动辄占田数千百顷。光武郭皇后的父亲郭昌“为郡著姓”,“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异母弟” (《后汉书·郭皇后纪》),可见原有土地极多;济南安王刘康有私田800顷;梁冀则“多拓林苑,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菽,远带丘荒,同族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后汉书·梁冀传》)樊宏有土地三百余顷,并且还在不断扩张(《后汉书·樊宏传》);郑太有土地四百余顷(《后汉书·郑太传》)。
  豪强地主数目惊人的土地都是兼并强占农民土地的结果。《后汉书·范康传》说,泰山“郡内豪强不法”,“请夺人田宅”。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章帝时的外戚窦宪强夺沁水公主的田,章帝知道后说:“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宪传》)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当时豪强地主掠夺土地的疯狂程度。
  土地兼并不断加剧,豪强地主阡陌绵延,广大农民却无立锥之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流民,或投靠豪强地主,变成依附农民,也有的成为“自卖人”。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的庄园经济正是在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部曲佃客制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东汉豪强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以田庄的方式进行经营。由于汉代农村长期保留聚族而居的习惯,所以豪强地主田庄的劳动人民大多为同姓的“宗族”,豪强地主利用宗族血缘关系进行统治。由于东汉皇权日益衰弱,地方行政组织日趋瘫痪,这种自发的宗族组织形式更加活跃。豪强地主既是田庄的主人,又是家族宗法组织的族长,负责庄园的对外社交、宗族内的祭祀以及缓和宗族内各种矛盾等事宜。这样庄园主就可以利用宗法关系网罗族人,加强宗族成员对豪强地主的依附性。大地主田庄的劳动力除“宗族”外,还有奴婢和他乡流亡来的宾客,他们大都依靠田庄主人的生产条件养家糊口,与庄园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极强,“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崔寔《政论》)豪强地主田庄的生产经营状况大致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田庄里的农业生产、种植各种农作物;在林业方面,有竹、漆等经济林木和果树;在牧业方面,注重喂养耕牛、马、猪、鸡等六畜;在渔业方面,放养鱼群于陂池沟渎;在工业方面,进行酿酒、制酱、制糖、织布、染色等等。在田庄内还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因为东汉豪强地主占有大量自然资源,所以有资源之便的地方亦从事冶铁、煮盐等大型手工业,如很多汉画像砖都描绘了东汉豪强地主霸占山林川泽经营采矿、冶铸、制盐的场面,生动地反映了田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经济决定政治。一旦经济势力得到膨胀,势必要求与其相应的政治地位。东汉豪强地主亦然。随着其田庄经济的扩张,其在政治势力上也呈扩张之势。其表现为:在朝廷,豪强地主逐渐与封建官僚合一,几近掌控朝中大权。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而东汉建立后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强大,如李通、邓晨、樊宏、刘隆、邓禹等,不仅受封为侯,而且私家田宅逾制也无人敢过问。窦融家族“一公、一侯、二公主、四二千石,皆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后汉书·窦宪传》)。顺帝梁后,出自梁统家族。梁氏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二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后汉书·梁冀传》)。这些豪强大族依仗经济与政治势力,逐渐把持朝政,甚至想驱除皇帝取而代之。东汉时期激烈的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斗争即缘于此。豪强地主参与政事,身居要职,渐渐形成新的官僚地主。
  在地方,世家大族累世为官,操控选举,把持地方政权。汉代士人进入仕途主要有察举与征辟两种途径,都与个人才德、身份地位密切相关,下层人士基本没有机会,实际上完全由豪强大族操控。士人仕进无门,不得不投靠于世家大族作为“门生”。豪族趁机拉拢人才,并凭借他们控制地方政权。东汉外戚专权时,地方官吏大多成为其门生故旧,正是这种情况的表现。
  不仅如此,豪强大族们还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坞堡。豪强地主的坞堡大概产生于西汉末年。新莽时期,三辅、清河、陈留、河南、南阳、荆州、幽州、冀州等地的豪强地主都大量修筑坞堡,以对抗农民起义军。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的田庄不断扩大,坞堡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并越来越坚固。董卓就曾在长安城东的郿地筑了一座坞堡,称为“万岁坞”。高、厚都是七丈,储存的粮食可供三十年之用。董卓认为:“即使大事不成,凭此坞堡保全性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袁绍的门生、宾客,公孙瓒等皆筑有坚固的坞堡。豪族势力拥有很高的经济、政治地位,可以招募大量的部曲家兵,当势力扩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形成地方军阀割据势力。
  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反映出豪强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张。田庄实行的综合经营,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以及宗族生产组织形式,加上修建坞堡营堡,部曲家兵护卫田庄经济系统的产生,都是对小农经济结构的严重破坏,这种兼业自给的豪族经济结构,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复古退化倾向,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表现在延缓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使工商业更加紧密地与地主经济结合,从而妨碍了社会的分工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东汉时期以豪强地主为代表的大地主田庄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严重破坏了小农经济结构,导致皇权的衰落,引发地方势力的强大,甚至形成与皇权相抗衡的势力,使分裂因素不断增长,最终使国家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东汉时期政治腐败,军阀混战,都是由这一根本原因衍生出来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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