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华益饲料有限公司:所谓新思想，都是旧主张（熊培云）

所谓新思想，都是旧主张（熊培云）

沉魂浮魄到今朝， 未有遗篇起风潮。
不妨举世皆迂阔， 赖有斯坛慰寂寥。
----2000年写在新浪读书沙龙

一
在中国这个以政治为中心的一元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最后都会鬼打墙似地回到政治上来。文化是政治的婢女，每朝每代都有变本加厉的时候。天下兴亡无数遍，最后都是知识份子的苦命生活映照。
对知识分子的分类无外乎三种：技术类、御用类以及颠覆类三种。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只有专业技术类的知识分子最后才能在浩劫中平稳过渡。人们会举出例子说在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没有烧种树算命与医学类的书籍。显然这没有给知识分子太多宽慰，虽然行医与种树的理论有了因袭，但其在百业中毕竟是少数，况且此次死里逃生，也没有就此给其后的诸多朝代的技术类知识分子的脖子上系上护身符，华佗不就被曹操杀了么。
还有一种能够薪火相传的，就像是钱钟书那样的学者，但他更像是本字典，属技术类知识分子而非人文类。近年来指责钱钟书的文章颇多便是说他可能是大师，但绝非战士。
御用知识分子其实就是政治幕僚，作为统治阶级的谋臣或打手。在历史上臭名昭著者居多。而这些人最后大多也没有逃过在非此即彼的人斗艺术中涂上鲜红的颜料。
虽然传统上的中国重农抑商，但事关人的买卖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练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卖艺与卖身贯穿了整个二十四史。和出卖自己肉体的宫里女人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在卖身之外更可将自己灵魂交付给政治与权术。不甘于卖的，就像上文所说的医生一样。虽时有如太史公司马迁那样宁可牺牲小头也不低下大头的大英雄，但历史上更多的还是郭沫若，冯友兰之流，趋炎附势，满嘴“某某就是好哇就是好”。鲁迅说，我孤身作战，我是猛兽，只有牛羊才成群结队。但鲁迅同时也悲叹，中国民众大多是牛羊。在他那里，所谓的国民性，就是当牛作羊的劣根性，以“不幸”与“不争”的堕落，情愿自己啃食草根，只求主子决定他们怎样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让一只猛兽与一群牛羊做文明人参加会议进行表决的时候，通过的决议必定是所有动物必须吃草。
通常来说，知识分子的最大幸福就是能说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意志。“挨了一辈子骂”的胡适不只一次表达他想说话，但又不容于当局的自由倾向：
“我始终自信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外，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不偏不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汪精卫）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和传统士大夫亦主亦奴的政治人格相对应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却只能在夹缝里生存。胡适之可谓大彻大悟。
至于颠覆类知识分子汪精卫，毛泽东都是极好的例证。为了推翻清庭，汪精卫一曲“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曾让国人动容。毛泽东不甘当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搞农民起义，直至全国山河一片红，也是颠覆成名。

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做学问有三种境界，殊不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恰恰也是这三种境界：
第一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忘断天涯路”——独立思考型；
第二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帮闲型；
第三种：“众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油灯耗尽奴才型。
悲哀的是这三种知识分子境界从修炼上来看是递进关系。撰文之初，民主自由云云，属第一种境界，真正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型，想当年汪精卫豪情满怀，怀揣炸药去造清庭的反，郭沫若凤凰涅磐（木底）都极好的例证；待发达扬名以后进入第二种境界，帮闲型；典型的是现在的诸多作家，在谋得了领薪水与签名售书的权利后便只会写些不知所云不痛不痒的小品文、裹脚布式的心得，或赴宴剪彩开会鼓掌了，消极避世，全无责任心。之后的情形是这些文人们或趋时或复古，为给他分房与发人民币的上司挠挠脚心，痒虽痒了，上司却边痒边撒着欢呢！此时他们已挤着脱去文人的青衫，罩上贵族的皮裘与马夹，容身第三种境界，奴才型；此时的知识分子非文坛霸主即学术权威，其实质只是帝国大厦下的御笔与帮凶。其除了论证“用民众的鲜血可以洗净双手”并可浮上天堂共享太平的理论外，在意蒂牢结方面，没有丝毫建树。
奴隶未必是奴才，像伊索那样有才的奴隶也不是奴才，只有被驯养，并安于驯养，只有在温良上“上了层次”，”能看到冒白烟”的知识分子才可以担当奴才的重任，中国的确是盛产奴才的。汪精卫不负少年头，却因为作了日本人的洋奴而背了一世骂名，劣迹满身的郭沫若是清醒的，在毛泽东时代明哲保身就是他的求生哲学，但他至死也不明白的是，他早年百般凤凰涅磐（木底），到两鬓斑斑时却变成一只公鸡，只会骑在墙上打鸣。类似奴才还有很多。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像林语堂先生早年慨叹的，在一个没有宪法保障的国度，隐忍与学乖就是最好的宪法保障，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吃一次亏就足够了。想想在文革中来不及死去而苟活者，大多都是经历过奴才这个境界的。
当然也有特立独行的，如傅雷，储安平，遇罗克们只能活到第一种境界，他们都是可以被鲁迅称作中国的脊梁的人。因不甘当奴才而丢了身家性命，在中国早已是司空见惯寻常事。


三

像许多报纸热衷于将沿街的乞丐描绘成骗子，换取时代良心上的安宁一样，当有冒充的文人出现时，有关文人的种种恶名便也出来了。非左即右的蛮荒岁月（顾准眼里的史前共产主义），知识意味着反动，知识分子成了罪恶的化身。及至歌舞升平，人们将蛮荒抹上帝国最后一缕灿烂阳光时，文人也因此变成了“狗屎”，争鸣变成“文人相轻”。无知者无畏，没有知识便成了一件正大光明与勇敢的事了。
林贤治说，“卡夫卡是有天堂但没有路，鲁迅是有路却没有天堂”。林贤治忘了在他说这些话之前，已经有人将道路与天堂连在了一起——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认为他们既有“路”可走，而且还有各取所需的人间天堂。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好几代人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过几年或若干世纪后你便可以“各取所需，按需分配”了。如果把五六十年代大家混吃裹腹的食堂比作天堂的话，上帝也会哭泣。

所谓新思想，都是旧主张。
如今，当走过近一个世纪弯路的中国人重又拾起杜威的实证主义，清醒的“思杜”（胡适为了让中国人记住他的老师杜威曾将自己的小儿子取名胡思杜，但胡思杜揭批完胡适几年后自杀了，这是胡适晚境最凄凉的一幕）时，开始宣扬摸着石头过河（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胡适：“多做点实事，少谈点主义”的实证主义）还个人以谋私利的权利的时候，共产主义已经尘埃满身，扔在遥不可及的未来的橱窗里，再也没人提了。一个狂热的政治实验以忘却来宣告它的终结。搞历史的人说，十年一小变，百年一大变。
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上，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从来就没有什么可以按需分配的。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政治灾难无一不是精神灾难。知识便也在劫波中淹没，而其中的分子也只有在劫波中洗脑后养鱼，诞生出一批新的渔民以及他们的政策。
二零零一年四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