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通用航空公司:近代国家的出现(二)

      近代国家的特色，是国家和社会紧密地结合；有了新的社会和经济，才能支撑住美国、英国、法国这种新国家。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文化和社会精英，社会力量无法凝聚，加上民族主义的虚骄之气，就会出现俄国、德国、日本那样的军国主义。

    法国大革命

    参与革命者与支持革命的力量都是新兴的城市居民，凭借着商业主义和海外贸易获得的财力，接受了启蒙时代的理想，完成了这种改变政权的巨大工作。

    第四个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法国是启蒙运动最主要的基地，我们可以举出一大堆名字，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都是提出近代精神的重要人物。启蒙时代的理想，可以说是法国革命运动的基本精神，那时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也是维护天主教政权的重要人物。

    当时的法国，在欧洲商业革命和海外贸易时，也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改变，出现了新形态的社会和经济。城市中市民，在过去封建制度下是没有地位的，现在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法国君主曾经因应对新形势，召集三级会议，第一级的代表是天主教的僧侣，第二级代表是封建贵族，第三级的代表是平民。三级会议向路易十六提出权利陈情书。这个文件要求：确认人身的自由、安全，禁止国王命令逮捕公民，法院要根据法律执行公平的原则，而且犯人有免费的辩护者，所有的财产，国王不得任意侵犯，商业活动、宗教活动，出版自由等都必须被尊重，他们甚至于提出社会福利国家的理想，要求国家提出基金济贫扶穷。这一个三级会议的后果，终于成为人权宣言。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群众走到街上，打破了巴士底监狱，逮捕了法国国王，而且处决法王夫妇。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开宗明义提出的是人权理论：人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人权，若不知道人权或忽略人权，就是政府侵犯了公众人权。这一人权宣言之中，当然首要提出不得剥夺宗教自由，不得剥夺发表意见的自由。同时，很原则性地说，任何主权都是受诸于公民；任何团体包括政府，或任何个人包括君王，都不可行使公民没有授予的权力。

    法国制定宪法，本来是走向君主立宪的。但是1789年革命提出人权宣言，在这基础上，1791年法国的宪法废除一切爵位，成立了欧洲第一个共和国。宣布全体公民都要纳税，没有人避免纳税的义务。同时，凡是公民也都有投票的权利，有选择自己政府和自己法律的权利。1791年的法国宪法在欧洲影响很大，此后欧洲很多新兴的民主政权，都是仿照法国的宪法，撰写他们自己的宪法。

    当然，如众所知，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很平顺的过程，巴黎公社的暴政，实际上是民粹的群众暴力，扭曲了宪法的理性。那一段暴政，引起了人民对法国革命的疑惧，而终于导致拿破仑的称帝和后来短暂的路易十八复辟。法国政治从此反反复复，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宪法，中间不下于九次修宪，使法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一直在颠簸的道路上进行。

    以上四次大革命，尤其是荷兰和英国革命，参与革命者与支持革命的力量都是新兴的城市居民，凭借着商业主义和海外贸易获得的财力，接受了启蒙时代的理想，完成了这种改变政权的巨大工作。美国革命，如上所说，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实验，在一片空白上，竖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合众国。美洲革命的支持者，不仅是新兴的城市居民，而且是移民到欧陆以外新大陆，在一块新土地上开垦土地、发展商业，欧洲母国，鞭长莫及，让美洲自成局面。至于法国的革命，有许多方面和前面英国和荷兰革命有类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巴黎作为中心都市，其市民对革命和宪法的影响，外省不能改变，因此造成了法国后世政治不安定的条件。巴黎一动，全国跟着动：这也许是法国单元中心结构，酝酿出来的后果。

    以民族主义为主轴的现代国家

    在这几个新起的现代国家之外，另外还有一类是以民族主义为主轴的现代国家，最主要的例证是，俄国、德国和日本。

    在这几个新起的现代国家之外，另外还有一类是以民族主义为主轴的现代国家，最主要的例证是，俄国、德国和日本。彼得大帝（1672-1725）在十七世纪时，就为了要提升俄国的国家地位，主动进行俄国的现代化，学习西欧的工业、军事和文化，将俄国转变成为东欧的重要国家，在世界政治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彼得大帝的动机，是以俄罗斯精神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俄国改革的基调乃是民族主义。俄罗斯帝国的体制，沙皇还是有绝对的权力；他设立的议会，也不过是沙皇威权的工具而已。彼得大帝最注意之处，乃是发展企业和建立新的海陆军。这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乃是一元的。

    第二个国家是拿破仑战争中出现的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王国在打败拿破仑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因此，普鲁士王国改称德国（1871），有机会团结日耳曼民族，成为以日耳曼精神为号召的帝国。普鲁士在建国时候，号为开明专制的国家，俾斯麦执行的更是建立以军权为主的极权国家。德国的教育、文化甚至学术发展，都不亚于其邻邦法国和英国。德国很快建立了新的军队，发展了新的企业，国力足以称雄一时。不过，德国的社会有一批“容克”阶层的乡绅，是日耳曼武士的后代，可是已经文质彬彬，兼具文武双方面的特色。这些人是社会的中间力量，并不完全向皇权屈服，也有自以为傲的文化传统。许多德国的学术界人物，都从“容克”阶层出现，其特色颇像中国的士大夫。这一民间的基层力量，虽然不足以颠覆帝权，但也是举足轻重。因此，德国并不如俄国那样一元，至少还有国家和社会的平衡。

    第三个国家是日本，日本是十九世纪才出现的新现代国家。明治维新时（1868-1912），一些九州岛藩主的武士，以尊王攘夷的口号，拥戴天皇，推翻了幕府的专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建立了现代的日本。日本天皇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维新志士们心目之中，忠君爱国乃是天经地义。这一维新立国的日本，结合政权、军权与代表现代企业的财权三股力量，成为三合一的权力结构。日本维新以后，曾拥有一批接受西方教育，也承继了中国儒家教育的读书人。这批新的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有一定的了解，也有一定的信念。他们在明治维新以后，曾经努力要把日本带向民主国家的途径，但终于在1931年，被军人团体的权力压倒。

    缺乏制衡政权的社会力量

    俄国、德国、日本这三个民族国家，都走向军国主义的方向，就是因为他们国内没有足以平衡政权一元化的社会力量。

    俄国、德国、日本都是以民族主义和振兴王权两个口号建立的现代国家，于是，他们都很难真正走向民主政治方向。俄国知识分子和政权的对抗，乃是知识分子受西化以后的文化异化；知识分子的异化使他们脱离了俄国文化传统，也因此没有基层力量的支持。俄国政权压倒民间社会力量，尤其压倒秉持良知的知识分子；这一传统，经过列宁的革命，并没有改变：共产政权从列宁到斯大林，一直到今天普京的专政，实际上还是从未消失的沙皇专政阴影。

    德国的日耳曼精神，也以国家民族的光荣为前提，军权独大，知识分子想要平衡军权而无能为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魏玛宪法》是一部好宪法，反映了德国知识分子所主张的理想政治。但是，正是经由《魏玛宪法》的法律程序，却有希特勒合法地夺取政权，建立了专制独裁的德国。日本亦复如此，1926年，日本知识分子有心而无力，被军人以武力压制。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方向，终于惹出滔天大祸，侵略东亚邻国，自己也遭逢原子弹爆炸和亡国的灾难。

    这三个民族国家，都走向军国主义的方向，就是因为他们国内没有足以平衡政权一元化的社会力量。回顾前面我们所讲的英国、法国：他们建国的过程，始终不断在维护民权方面着力，因为民权就是人权；为了维护人权，他们尽可能约束军权，然后完全排除君权。在新建立的制度下，英国一直坚持法律的独立，法律可以制衡行政权；内阁制也是一元，可是议会的力量强于政府。美国更是注意到三权制度的结构，设立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力的制度。美国不仅政权本身分成三个部分，而且还有中央权和地方权的平衡：这些设施都是为了要以各种平行的权力，互相制衡，使政权代表的国家力量，不能压制人民构成的社会，也不能侵犯个别公民的权利。

    总结起来说，从荷兰革命以至于到近代几个大国的出现，近代国家的特色，是国家和社会紧密地结合；有了新的社会和经济，才能支撑住美国、英国、法国这种新国家。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文化和社会精英，社会力量无法凝聚，加上民族主义的虚骄之气，就会出现俄国、德国、日本那样的军国主义：国家永远比社会强大。国家高举民族尊严、文化精神的旗号，确实有凝聚力量的焦点，但这种凝聚力是情感取向的，无数国民一定是心甘情愿地支持国家、支持政权，虽牺牲了自己而无悔，也更会摧残社会的力量。现代文明的主要顶梁柱之一，是现代的国家，然而，不幸地是，以维护人权为主调的民主国家，却也可能为了发展必要的经济条件，寻求掌握必要的资源。以民族精神号召的民族国家，遂可用民族情感鼓舞群众，发展为军国主义。国家机构具有强大的权威，社会力量就无法平衡这一强大的权威。建设国家和维持安全的口号，因此常常成为掌权执政者用来压制人权的藉口。

    ●许倬云口述，陈珮馨、陈航整理。小标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