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中天融域房产证: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高点

时间:2010年02月10日 09时00分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华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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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能够建国执政，其信仰和意识形态制高点当推首功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立党为公的宗旨，为扫除内外的压迫、剥削，为使以工农群众为代表的大多数老百姓能够翻身过上好日子，身先士卒，浴血奋斗，赢得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无可争议地成为那个时代和人民的历史选择。执政之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借鉴苏联模式，建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并在一片废墟和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上，设计和从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形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框架。但是毋庸讳言，在执政之后的一个时期，我们党没有能够自觉地实行工作重心转移，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革命党，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党之间摇摆。
在执政近30年后，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奠定了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基础。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了全面的勃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极大地拓展了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重大飞跃。新世纪以来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科学发展观，是党全面和自觉地向执政党转型的明确标志。正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自觉转型，使我们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基本实现了党在执政初期提出的将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的目标，并使中国近代百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一步步成为现实。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中国近代自丧权辱国以来多少代人的梦想，不仅在中国人，而且在全世界的眼中，第一次变得那样触手可及。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既没有几个人，也没有几杆枪，更没有几个钱，但只用了短短28年时间，就从无到有，夺取了全国政权，靠的主要是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共产主义的理想，激励了无数革命先烈大义凛然，慷慨就义，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血。共产党人要推翻不平等不自由的旧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过好日子的新社会的理念和口号，既动员了亿万工农群众，也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知识分子汇集于革命的大潮。共产党能建国执政，这个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当推首功。显然，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是否能够继续守住和掌握这个制高点，关系着党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代价和挑战，其实在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万众一心，投入了火热的建设事业，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土地上，历尽艰难险阻，建起了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框架，并在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男女平等、扫除封建迷信与社会积垢、普及教育和医疗、提高人均寿命等方面，取得了巨大历史进步。但是，对单一公有制教条主义的迷信和对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守，不断拉大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国门外时而传进的各种信息更使人们无法回避自己仍然贫困的现实和与世界正在不断拉大的差距。而连绵不绝且越演越烈的政治运动，使得许多本来神圣的信念和意识形态偶像先后跌落下神坛。这不能不说是30年前中国的真实境况。
我们党启动的改革开放大业开始给中国大地重新带来了活力和希望。但是，改革开放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商品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并不完全一致。在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人们的思想已经相当混乱和迷惘，党的执政能力受到严重考验的关头，在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进行“主义”之争显然不合时宜。特别是在我们党刚刚明白什么(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还说不清楚也一时证明不了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的时候，面对坚持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和主张西方模式的种种干扰，改革开放在理论上似乎并不占明显优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用“不争论”智慧地回避了意识形态问题。在保证共产党执政、政体连续性从而国家统一稳定的大前提下，直面现实的“猫论”成为改革披荆斩棘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30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在过去30年的进步，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几千年。中国不仅已经明显地走在实现其强国梦想的道路上，而且以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税的终止为标志，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但是，中国的这个现代化转型当然不是没有代价的。除了人们经常提及的环境资源的代价以外，其实真正最大的代价是教育、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的代价。因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可能长期靠“不争论”来满足其文化和意识形态需求的。而共产党，一个靠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而取得政权的政党，也不可能长期靠意识形态领域的“不争论”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从当年的“不争论”到今天能够再讨论，其实是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成功，反映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反映了党执政基础的稳固和对前行目标的自信。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这样，我们就在新的高度和起点上又回到了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因为党的思想建设要回答的第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果共产党不管姓社姓资，还要共产党干什么?如果这确实是共产党的主要使命，肯定要管，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八小时工作制、普选权、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影响国民经济核心企业的国有化或国家干预与管制，用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平等，这是十九世纪马克思时代的标准社会主义诉求，现在都已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要素。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分野，现在至少在不少领域已经模糊。显然，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的成功。
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就经济模式而言，很明显，商品关系、市场经济都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范畴。《共产党宣言》中说，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一切都是按需要或计划分配的。连买卖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资产阶级奉为神明的买卖自由。马克思在其名著《哥达纲领批判》中断言，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刚脱胎而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有按劳分配，但肯定没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至于非公所有制，无论是个体经营还是内外资的私营资本主义，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因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而与之相对照，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现在都恰恰是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马克思在经典名著《法兰西内战》中总结说，巴黎公社的经验表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要打碎它，摧毁它，用真正的社会公仆来替代过去国家历来窃据的社会主人地位。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总结，巴黎公社即无产阶级专政与旧国家机器的根本区别，一是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了”。二是取消常备军和官吏，一方面用武装起来的工人代替军队，同时，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与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这样，就“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因此，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时期，在国家完全消亡前，需要一个工人民主专政的过渡时期，其主要任务是防止资产阶级的反抗，以便完成各个领域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改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了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最有觉悟的部分的思想，但是对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的作用则完全没有涉及。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其实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以德国工人为主的国际工人组织所写的宣言。恩格斯后来解释说，他们当时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是因为在1848年的时代，社会主义是一个被过于滥用的内容庞杂和庸俗的旗帜。只是在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几十年中，随着大工业的初步发展，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党才跟着有了改进和发展。组织严密的共产党要到列宁之后才开始出现。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意识形态的开放态度也是始终鲜明的。因为他们深信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他们的许多重要宣言，都是在国际工人组织代表大会上经过激烈辩论后，受大会委托起草的。马克思曾经愤怒地批判资产阶级政府的书报政治检查制度，说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香味，你们怎么能够要求人类思想这个最灿烂最丰富的精神之花散发出同样的味道呢?
从以上的简单概述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重大修正和跨越。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完全是马克思当年的论断和结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完全是过去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完全是马克思定义的巴黎公社式工人民主专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的立国之本，但当这些原则的实际内容都已经和还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究竟要坚持的是什么内容，这不能不是党的思想建设面临的真正巨大挑战。
社会主义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已成为未来人类继续繁衍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尽管有了这么多的变化，应当看到，无论当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设计还带有多少猜想和乌托邦的色彩，让我们现在惊叹的不是他们也会有预测和设计上的偏差和失误，而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们在100多年前发现的许多趋势和原理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们对不公正社会秩序的批判和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他们关于全球一体化趋势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成为社会其他人发展的条件的预言，仍然被证明是正确而有效。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环境的变化，生活在地球村上的人类越来越相互关联、相互依赖，越来越需要彼此协调一致的社会行动。社会主义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想，而成为未来人类要继续繁衍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国家机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压迫和剥削的不平等制度不是被消灭，而会“自然消亡”的观点确实包含了一种天才的直觉。而反观苏联模式的失败，正是因为其在经济上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经济模式还不完善的设想，固守计划经济与单一公有制，而在政治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权的直接民主本质、公仆职能和工人待遇的基本教诲，又长期闭目塞听，只听歌功颂德，拒绝任何严肃的批评意见，从一个奉献牺牲的革命党蜕变成一批做官当老爷的特权贵族，从而严重脱离党员群众和人民，这样当然就谈不上与时俱进地修正过时的原理和结论、发展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正的理想和目标，从而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抛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问题，这应当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和批判的，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受前人的思想束缚，对到他们时代为止人类文明成果不预设任何框框和前提的批判、吸收和总结那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是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绝不停滞盲从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坚持为人类的解放和普遍幸福而不是任何特殊利益集团更不是为自己谋利益的立场，坚持与时俱进地对前人包括马克思以来的全部人类文明成果进行不唯书、只唯实的审视、批判、吸收和思考的方法，而不是固守任何人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过时观点和历史结论。同样，我们今天的思考、观察和结论，也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后人的再审视、再检验和再批判。这才是解放思想的真正含义，这才叫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开辟了不断认识真理的道路。
同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不仅是过去理解的那样，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不变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原理和历史结论需要更正和发展，也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实践。如果说，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就促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共产党宣言》作出重要更正，指出“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那么，在有了20世纪以来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包括大多又失去政权的近百年的经验教训，在有了社会主义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之后，《共产党宣言》的进一步修改显然已经不可避免，中国特色的创新显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际上也就是要回答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也是党的使命和思想建设的中心问题。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只有计划经济加日益单一的公有制，没有个人经济自由和发财致富空间。路径也是确定性的，就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以便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显然，这种经济模式生活单调、动力不足因而难以摆脱贫困和落后，既无贫富悬殊，也没有灯红酒绿的社会污垢，虽然符合社会主义的经典定义，但已落后于时代的进步，也不符合人民的需要。而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使发展成为第一要务。改革开放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使竞争分化的贫富差距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招商引资促发展不仅使资本的拥有和支配者成为社会主义的合法一员，而且在必然存在的劳动与资本、权贵与大众、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中，个别官员难免不有意无意地倾向于资本和权贵一方。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和能够市场化实现其商业价值的各界精英名流可以自由支配的货币权力在某些地方已经使个别官员的行政权力相形见绌，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土壤因此而发酵。甚至一贯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主要经济成分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垄断、低效的毛病并未完全根除，其以社会的名义但更像是为了自身利益向钱看的国家资本主义做派，并不比法纪松弛但效率更高的私人资本主义更受大众欢迎。在这样的大转变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共产党人的定位和使命又在何处?这是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社会主义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与共产党人的信仰
从根本上说，回到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承认人的自利性不是经济关系的产物，相反后者也要适应于人类作为每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物质现实。但是人从一开始就又是社会动物，有着相互的社会依赖性，抑制自利行为的极端发展是人类繁衍延续的社会条件。因此，利他在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都是被颂扬的精神品质。尽管从人类诞生时起，暴力、杀戮和掠夺就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关于人类和睦相处和社会大同的理想，至少在2000多年以前，就在东西方普遍出现。只是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条件，这种梦想并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到大工业的诞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可以从理想变为现实。无论他们的推断存在多少跳跃和历史局限，但我们看到正如他们所预见的，现代科技的惊人发展推动大工业无限扩张和市场主义穷奢极欲的组合，造成了巨大的生产力以及潜在的破坏力，正在使跨越国家的社会协调、自我约束与一致行动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和平而不是暴力和掠夺，平等而不是欺压，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这些可以溯源自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诉求，现已成为现代文明人类不能否定的基本价值。因此，人类的普世价值当然存在，但它不仅包含了近代文明的自由、独立、平等和博爱，也包含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和平共处、社会依存和共同富裕。那种认为中国只能模仿美国模式，世界只有回归西方资本主义一途的观点和认识，既脱离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资源环境，也脱离了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特点，是对人类进步过于单线条和狭隘悲观的认识。人类对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和弯路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社会主义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它在传统私有产权至上、给人类带来众多灾难的资本主义生存竞争的进化模式之外，在更现实的基础上，继续提供了一种体现人类理想和进步方向的经济模式和政治空间，能够开放性地测度国家与私人产权的相互制约与平衡，测度混合所有制的功效和竞争生态，寻找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边界，以实现不是普遍贫困、也不是两极分化的共同富裕道路。实际上，这种共同富裕的模式也正是邓小平同志从改革伊始就反复提出并思索寻找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进入了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的复杂环境，共产党人追求人的平等和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并没有改变，只是在更现实条件下，推动社会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探索和解决这个当今世界，更不用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的顶级难题，需要真正艰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党的思想建设要回答的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共产党人本身在这个已不再平均主义的社会中的分类和站位。因为在这个不可避免会产生贫富差别的社会中，先富与后富本身就是很多人不愿等待的差距。共产党人本身在这个动态分化的社会中身居何处，是利用执政地位近水楼台进入先富先贵的阶层，是保持领取“其他工人工资”的平民性质，还是去做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不必讳言，不同的选择决定了共产党人的不同命运。因为这里区分了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真探索社会主义，真干社会主义，还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给自己谋取特殊利益。这正是中央提出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的先进，现在拥有不等于将来拥有的寓意所在。
党章规定共产党员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克己奉公，多做贡献，仍然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但如果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人还像在浴血战斗的年代那样，都只无偿奉献，不讲个人利益，似乎也不现实。但是，如果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仅仅主要因为承担党的工作而先富先贵，那么共产党人的全部纲领和口号就会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就会被打上问号，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必然产生距离，党的思想建设的基础就会受到动摇。
对于那些以“工作需要”而惯于享受各种特权和优惠，并把这种特惠进一步延伸到自己私人和家庭，理直气壮地反问为什么不可以的党员干部，讨论需要回归到共产党的本源。共产党不是因特殊利益组织起来的集团，不是先期投入等着后期回报的股份公司，它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一句话，它不是谋求权力或金钱等物质利益的集团，而是一个以共同信念和信仰为唯一纽带的组织。忘记或丢弃了这种信仰和理想，利用先烈们以理想和鲜血换来的江山先富先贵，就是对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的背叛，也是对党的纲领、宗旨和信仰的背叛。党的先进性建设，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根本上去除党内的既得利益倾向，而恢复和弘扬党的宗旨、信仰和本色，使共产党人的实际行为与党的纲领和信仰一致起来。
正如发端于欧洲的伟大文艺复兴运动以旧的符号但崭新的内容拉开了近代人类文明的序幕一样，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也需要一个堪比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时代，来迎接一个超越中国古代文明更加辉煌的新篇章。通过改进党的思想建设，开启和引领这样一个伟大的激动人心的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期盼。
（作者：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责任编辑：李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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