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是什么意思:第七讲?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

（1956年9月至1966年4月）

一、探索的良好开端

探索任务的提出

1956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摆到了党的面前。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一些大事，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苏联模式的迷信。1956年6月和10月，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严重骚乱，进一步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问题。这一切，就促使了党的领导人的警醒，促使他们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从准备党的八大文件，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开始的。1955年12月，刘少奇为主持起草中央向人大的政治报告，邀请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得知后，也要求听取一些部门的工作汇报。于是，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连续听取了30多个部门以及部分省市的汇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赞同。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对于马列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对于外国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适合自己国情的思想，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进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报告中的十大关系，或者说十大问题，都是在借鉴苏联教训，总结我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前五大关系主要讲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后五大关系主要讲政治等问题，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各方面调动各种积极因素。

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由于不切实际地强调反对“右倾保守”，1956年初在制订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出现了急躁昌进的倾向。对此，周恩来等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及时发现，并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确定了经济建设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6月，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和通过了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的报告提出的这一方针，并确定了比较稳妥可行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了正确的思想和方针。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经过建国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在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这一切，反映了党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积极成果。后来毛泽东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党的八大的贡献

1956年9月15－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次大会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大会正确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和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里，大会实际上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大会肯定了党中央在反冒进过程中制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决议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提出了一系列比较稳妥可靠的指标。

大会提出了改革旧的经济体制的任务。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一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一意见，为大会所重视和采纳，被写进了大会的有关决议中。

大会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的要求。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在我国进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论述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有关问题。他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发挥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他还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97名委员和7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9月28日，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在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之际，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和方针政策。但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一些正确的思想和理论并没有能够变成全党牢固的共识。因此，有些正确的东西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有的甚至完全走向了反面。

八大后的继续探索

党的八大结束后，周思来、陈云等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转入了对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研究。1956年11月，周思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应当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否则将会影响货币、物价、劳动工资等各方面的平衡。周恩来提出的方针，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为会议所确定。全会结束后，周恩来出访亚欧11国。陈云根据全会确定的方针，主持制订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957年4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7月，又得到了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批准。在这一计划的指导下，1957年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按照八大确定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也有新的探索和发展。1956年12月，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地下工厂和地下商店，毛泽东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说：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也在1956年12月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可怕。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在1957年4月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在农村集体经济内部关系的调整方面，在1956年内，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和《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了初步整顿。1957年9月，党中央又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等文件。文件要求：调整社和队的组织规模，一般以一村一社为宜，生产队以20户左右比较恰当；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合作社要推行“包工、包产、包财物”的“三包制度”，并实行超产提成、减产扣分的办法，生产队要按照具体条件分别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的办法；贯彻互利政策，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整顿干部的作风。这些规定，对于克服合作社内部经营管理上的混乱现象、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干部作风上存在的问题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八大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文件，作出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地方下放原由中央掌握的一些权力的规定。这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6年下半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急躁冒进错误，加上波、匈等事件的影响和一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国内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不少紧张情况。许多城市粮食、肉、蛋和日用品等供应不足，一些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安置等方面遇到困难，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事件。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缺乏思想准备，陷于被动地位。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试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这样，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早在1956年4月，《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而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再有矛盾存在是天真烂漫的想法。9月，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现在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必须无力克服这些严重缺点，才能把我们面前的伟大的建设工作做好。在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准备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还说：整风是我们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首次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命题。他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矛盾，一种是敌我之间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前者要用镇压的方法，后者要用说服的方法。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写成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论述了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问题。

在长时间考虑和酝酿的基础上，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理论。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还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如何看待肃反的问题、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以及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方针，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一。毛泽东强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了。这就明确指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整风运动的发动

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结束后，3月，毛泽东先后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多次就这一主题发表讲话，继续阐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3月12日，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宣布党中央已决定在今年内开始整风，通过整风，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任务。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多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的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并号召他们重点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为了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党衷心欢迎广大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5月间中央多次发出党内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克服党外人士所指出的缺点和不足。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在全党整风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不满共产党的领导，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党中央及时注意到少数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情况。5月16日，党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应当注意最近一些天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在此期间，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交流情况，研究对策，部署反右派斗争的有关事宜。在经过准备之后，6月8日，党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驳党外右派分子言论的文章。6月19日，公开发表毛泽东作了若干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将右派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7月17日，党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要求继续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

进入8月以后，反右派斗争开展的范围逐步扩大，对工人、农民等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7月26日，国务院第55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8月2日和28日，党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和《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8月8日、9月12日和10月15日，又分别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这样，党的整风运动发展成为全党全民的整风运动。

为了总结反右派斗争的经验，进一步部署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9月20日至10月9日，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在一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口中，同样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适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会后，直至1958年夏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结束，全国范围内主要开展了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同时也补划了一批“右派分子”。

为了维护党的领导，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坚决进行反击，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是，反右派斗争却被严重扩大化了。有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上遭到了错误的打击。此外，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还导致了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使党在以后很难把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

三、“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自1955年下半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追求一种较高速度的新的经济发展方法。随着“三大改造”的迅速完成和反右派斗争的全面展开，在他看来，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也能搞得更快一些。在整风中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使他更加相信这一点。因而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他多次严厉批评周恩来、陈云等人1956年主持的反冒进。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去年这—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必须恢复1956年初的做法，必须促进，而不能促退。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又指责反冒进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给群众泼了冷水，泄了气，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还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今后不许再提反冒进。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说：反冒进者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没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次要矛盾当成了主要矛盾，把支流当成了主流，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和本质。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一再批评，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经济上，直接助长了急于求成错误的发展；政治面目上，形成了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恶劣习惯；组织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正常的民主生活。这些，就使党很难有效地防止因为毛泽东个人的认识失误而导致的党的决策错误，在错误出现后也很难及时纠正。

在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上半年错误批评反冒进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对发动“大跃进”运动有着重大影响的口号、任务和观点：一是在1957年11月率团参加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了在15年或者更多～点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使急于求成思想有了具体的发展目标。二是审定和批准发表了多篇《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批评反冒进，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和要把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的要求。三是主持制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要实行生产计划两本账，这实际上是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指标方面层层加码。四是提出了在五到七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和超过农业总产值的任务，这一脱离实际的要求必然会促使各地乱上工业建设项目。

标志“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的是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对1956年的反冒进正式作出了否定的结论，周思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会议还批判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所谓“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错误地号召“拔白旗”、“插红旗”。会议制定了带有浓厚急于求成色彩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过高的计划指标，并过分地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这样，会后便兴起了以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等错误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

农业浮夸和大炼钢铁

农业方面的“大跃进”，在1957年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时就已实际开始。八大二次会议后，则主要表现为1958年夏收期间农业生产上的虚报浮夸。

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

7月23日，《人民日报》宣称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

8月13日，《人民日报》又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发射”早稻和花生高产“卫星”，亩产分别达到36900斤和10000多斤。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农业社“发射”的最大一颗水稻高产“卫星”，亩产竟高达13万多斤。各地区、各部门上报和公布的产量数字也有很大的水分。7月，农业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汇总的全年粮食估计总产量，竟高达8000多亿斤（1957年是3700亿斤）。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的大量文章，大批所谓“条件论”、“悲观论”和“粮食增产有限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的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宣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在虚报浮夸的气氛之下，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各级领导今后工作的中心应当转移到工业上来。会议确定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并正式确定了1070万吨的钢产量指标，由会议公报正式公布。

为了完成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北戴河会议提出了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的要求。8月底，中央专门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开会，研究落实以钢铁为中心的工业生产计划。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开展全民性的土法炼钢炼铁运动，以补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的不足。会议还具体分配了各地区、各部门在钢铁生产和相关行业生产方面的任务，强令按时完成，否则给予主要领导处分。

由于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北戴河会议后不久，全国范围内就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到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达到9000多万人。不但工厂、农村，而且部队、学校，甚至连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许多部门，也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场。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的矿石代替，没有矿石的地方，甚至把家庭做饭用的铁锅砸碎，当成了炼铁的原料。

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大炼钢铁也大放“卫星”），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虽然勉强完成了钢产量翻番的任务，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多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用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铁，成本也高得惊人。为土法炼铁，还滥开滥采了煤炭和矿石，砍伐了大量树木，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大炼钢铁还冲击和挤占了农业、轻工业生产，直接导致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的紧张状况。

以大炼钢铁为中心，还开展了全民大办运输、全民大办电力、全民大办煤炭等各种各样的“大办”。据后来统计，1958年下半年提出的“大办”口号多达几十个。这种“以钢为纲”所带起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大跃进”运动的同时，还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过程中，因出现了一些社与社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办大社的问题。在他的提议下，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此后，各地即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

在并社之初，合并而成的大社，只是规模比原来大些，与后来的人民公社并不相同。1958年7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公社的设想。之后，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开始办起了人民公社。

8月6日，毛泽东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人民公社视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登出上述消息后，各地纷纷仿效，普遍开始大办人民公社。行动最快的河南省，仅用8月1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公社目前还是采取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接着，全国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将74万个农业合作社会并成了两万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10－20倍之多，有的甚至一个县为一个公社。“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将原来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合作社的财产，以至部分个人的财产合并到一起，由公社统一核算和分配。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领导体制，它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它实行以“吃饭不要钱”为主要内容的供给制的分配制度。有些公社还宣布包下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教育医疗等各种基本生活费用。

人民公社还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劳动力按军队建制组织起来，统一指挥部署。同时，大办公共食堂等集体福利事业，要求农民都在食堂吃饭。

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

河北省徐水县提出，1959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山东省寿张县规划，两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山东省范县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徐水等地为了消灭私有制，还将农民的家具等财产收归公有。以至于农民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

在思想理论上，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毛泽东提出了破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将工资制等当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上，有些人甚至完全否认现阶段商品和货币存在的必要，主张国家应对人民公社的产品实行全面调拨，而不必再进行什么商品交换。

四、初步纠“左”及其中断

初步纠“左”的努力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北、天津、河南等地的过程中逐步察觉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一些问题。从11月开始，他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纠正人民公社化的错误，逐步调低工农业生产和主要指标。

在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针对一些人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读一读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压缩空气的问题。他强调：要破除迷信，但不要破除科学。要老老实实，不要浮夸作假。计划指标要经过核实，一定要有把握实现。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2月上旬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全会降低了北戴河会议提出的1959年的部分指标。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是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在今后一个必要的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社员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包括房屋）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

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短时间内，遏止住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依然存在。为解决这一问题，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了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纠正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倾向，并提出十四句话作为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1959年三四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目前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生产小队作为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还决定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公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再次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制订计划要多谋善断，要留有余地，经济建设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他还提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不要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除粮、棉外的各项指标，又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在调整计划指标的同时，党的领导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也开始取得了较为深刻的正确认识。在6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是权力下放太多，要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要适当收回下放的权力。周恩来、李富春等人也得出了有计划按比例没有搞好、生产资料生产的指标定得太高、应增加生活资料生产等正确结论。总的来说，八个多月的初步纠“左”取得了一些成绩，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是在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所谓巨大成绩的前提下纠“左”的，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根本错误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纠“左”工作就很难深入下去。

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举行。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提出了18个问题让会议讨论。他认为国内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

在讨论中，许多与会者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程度不同地指出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问题，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教训，提出应当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也有不少与会者在发言中护短，不愿多讲缺点、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讲多了，已经出现了右倾倾向，影响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于问题尚未被认识清楚和得到较好解决十分忧虑，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指出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要求总结发生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彭德怀信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7月16日，毛泽东将信批示印发给与会者讨论。有些人认为信中缺点讲得太多，成绩讲得太少。不是鼓劲，而是泄气。也有许多人基本赞同信中的意见，认为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把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讲深讲透，这样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改进以后的工作。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人，则在发言中明确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等人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把彭德怀等人的批评与党外、国外对“大跃进”等的批评攻击联系起来，认为党正处在内外夹攻之中，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7月23日，他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严厉批评了彭德怀等人。7月26日，又在一个批语中说，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现在是应该反右的时候了。

由于对1958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缺乏深刻的认识，由于毛泽东在党内长期形成的崇高威望，由于党的领导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他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专断有所滋长，加上少数人推波助澜，在毛泽东讲话后，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矛头集中指向彭、黄、张、周，形成一边倒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至16日举行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但抓住他们信和发言中的一些提法无限上纲，乱扣帽子，而且还无中生有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逼毛主席下台”。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认定彭、黄、张、周结成“反党集团”，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决定将他们调离国防、外交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庐山会议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党员、干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分。“反右倾”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上，将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视为阶级斗争，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在经济上，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使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左”倾错误重新发展起来。在组织上，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生活，导致了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恶性发展。

继续“大跃进”及其恶果

在“反右倾”斗争中，喊得最响的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在这一口号下，不久前已被认识到的问题，仿佛又不成为问题。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被认为是协调、正常的；得不偿失的大炼钢铁，被认为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9年上半年降低一些过高指标的做法，则被指责为“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而制造的一个“小小马鞍形”。

随着“反右倾”斗争的进行，为了反击国内外对“大跃进”的所谓“诬蔑”，表明“反右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又将原来已降低的指标重新升高。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在继续两年“大跃进”的基础上，1960年应继续跃进。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国务院向三四月间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得到了批准。其中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指标比上年增长30％以上。由于这些指标是建立在1959年虚假的统计数字基础上的，实际需要增长的幅度远不止此。更为严重的是，中央还随后下达了指标更高的钢、铁、基本建设、交通运输等的第二本账，决定把第二本账作为党内必须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第一本账，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立即抓紧时间，组织执行，并以此为准来安排和检查工作。

为了完成钢、铁等的高指标，中央和有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发出指示，要求采取削基建、保生产，削一般、保重点的方针，全力支持和保证钢铁生产。1960年4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提出了要使小高炉、小转炉、小煤窑、小铁矿、小铁路“五小成群”的要求。但尽管如此，到年底，钢产量也没能达到第二本账的要求，只是勉强完成了公布的第一本账的指标。在“大跃进”错误继续发展的同时，农村再次刮起了“共产风”。为急于实现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达到社有经济在公社工农业产值中占绝对优势这一实现过渡的条件，许多地方无偿地从大队和生产队抽调劳力、资金和财物用来大办社有经济。为了扶持穷队赶上富队，不但让富队与穷队实行所谓“共产主义大协作”，有的甚至直接把穷队和富队合并到一起，实行统一核算。这就再一次严重侵犯了许多生产大队、小队和农民群众的利益，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新的破坏。

由于1959年下半年、特别是1960年的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的错误还要严重，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加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粮、棉的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其他农副产品和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由于可供应市场的商品大量减少，而职工人数却急剧增加，市场供应非常紧张。由于营养不良，城乡居民比较普遍地出现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多得惊人，不少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

“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付出和损失是不成比例的。据估算，“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至于在五六十年代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纷纷起飞的情况下，因3年“大跃进”、5年调整（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结束时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而贻误8年发展时间所造成的损失，更是大得无法计算。正是在此期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五、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八字方针的提出及初步贯彻

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党中央不得不认真分析形势，重新思。考问题，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并进而放弃错误的经济发展战略。

1960年7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注意到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和调整的任务。接着，在8月中下旬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的经济建设工作“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8月底，周思来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汇报时，把“整顿”改为“调整”，并加上“充实”二字。9月30日，党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层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则明确提出，1961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八字方针。

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主要从两个方面纠正“左”的错误：一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0年国家预算内投资计划由第二本账的382亿元压缩为344.8亿元，计划施工的900多个限额以上项目，299项停建和缓建，38项缩小规模，567项单项工程减掉。二是调整农村政策。1960年11月3日，党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12条政策。主要是：稳定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1961年算起，至少7年不变，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坚持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供给制部分和工资制部分三七开，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恢复农村集市等。

正式确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是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决定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成果，充实新发展进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根据上述方针，会议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要努力加强农业战线，适当缩短工业战线；要认真注意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适当放慢数量的增长。全会还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展整风整社运动。鉴于“大跃进”以来许多决策严重脱离实际的教训，毛泽东在会上提出，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八届九中全会后，党中央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工作：

第一，调整农村政策。1961年3月和5、6月间，党中央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订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对社队规模偏大、公社管得过多过死。民主制度不健全等缺点作了纠正，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分配方面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此外，党中央还采取了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少粮食征购和降低农业税率等措施。

第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经过多次压缩，到年底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27亿元，比上年减少261亿元。全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409个，比上年减少406个。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上年的68．8%提高到74．5%。积累率由上年的39．6%降到了19．2%。

第三，压缩调整工业。1961年9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要求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7年内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在今后3年内以调整为中心，要下最大决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党中央还大抓了加强企业管理的工作，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第四，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1961年，全国共精简职工872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左右，减轻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和粮食供应的压力。

第五，改善市场供应状况。通过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高价供应部分商品、进口一些急需物资、发展日用工业品生产和改进商业工作等措施，使市场供应的紧张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还对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放政策进行了调整。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7月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试行。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经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试行。在周思来督促下．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提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1962年4月由中央批发。这些条例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恢复科学、文化、教育领域的正常秩序。条例的制定和执行，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1961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采取的调整措施不够及时和得力，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主要农作物仍然减产，轻工业生产继续下降，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通货膨胀又趋严重，市场供应相当紧张，人民生活困难很大。

大规模的深入调整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确定当年的调整任务，1962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中央局、省地县各级党委以及重要厂矿企业、部队的负责人7000多人参加的扩大的重要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分别讲话和发言。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1958年以来的经济建设工作和1962年的调整任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会议认为，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不能混淆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必须注意综合平衡，计划指标要符合实际；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会议提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做好各项调整工作。

2月下旬，党中央又在北京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因在中南海西楼举行，又称西楼会议），进一步研究1962年的调整任务和调整措施。会议指出，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发展农业和日用品生产，增加市场商品供应，制止通货膨胀，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西楼会议后，根据会议确定的调整原则，周恩来、李先念等主持中央财经小组，对1962年的调整计划进行了多次认真研究讨论，于4月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工作的具体方案》。5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批准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1962年，党中央所做的主要调整工作是：

第一，在继续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同时，大力缩短重工业战线。到1962年10月止，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减少1．9万个，加上1961年减少的2．5万个，共减少4．4万个，相当于1960年底工业企业总数的45％。

第二，继续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到1962年底，全国精简职工935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200万人。1963年又继续精简职工100多万人，减少城镇人口300多万人。

第三，继续调整农村政策。1962年2月1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要求改变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普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农村人民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至少30年不变。同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除正式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外，还进一步规定了生产队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

第四，严格财经管理，控制通货膨胀。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银行业务实行垂直领导，把货币发行权真正集中到中央。加强财政管理，压缩财政开支。广泛清仓核资，控制集团购买力。在稳定粮食等18种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价格的同时，继续实行和扩大高价商品的供应。

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的同时，党中央还对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调整。1962年4月2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在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以及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还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经过建国12年来的锻炼和改造，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改变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定性。此外，党中央还调整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先后分5批为30多万“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调整任务的基本完成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1963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国民经济形势虽然已经好转，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因此，从1963起，必须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1963年到1965年调整工作的重点，是加强薄弱环节，填平补齐，提高经济效益，扭亏为盈。同时，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了一些托拉斯，主要按经济规律而不是行政手段进行管理。还在较大范围内试验和推行了固定工和临时工并行的劳动制度。经过1961—1965年5年的艰苦努力，“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得到了解决，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第一，工农业生产接近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工业方面，1965年，钢产量达到1223万吨，煤2．32亿吨，其他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也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回升，均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产品的品种和质量也有了很大的增加和提高。在农业方面，1965年，粮食产量达到3890亿斤，棉花4195万担，除粮食接近1957年的水平外，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均超过了1957年这一历史最高水平。

第二，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与调整前的1960年相比，1965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21．8％提高到37．3％，轻工业由26．1％提高到32．3%，重工业则由52．1%下降到30．4％，积累率也由1962年的10．4％回升到27．1%。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670．3亿元，比上年增加32．1亿元，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下降2．7％。高价商品基本改为平价，集市价格也基本降到国家牌价的水平。粮食、棉布、食油、猪肉等主要消费品的供应基本恢复到或接近1957年的水平。

总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为国民经济的正常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六、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逐步深入，党的领导人在工作指导上的分歧产生和发展起来。毛泽东错误看待了这些分歧，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系统地提出了“左”倾阶级斗争理论。

八届十中全会是1962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此前，从7月开始，先后在北戴河和北京开了近两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全会预备会议，为全会作了准备。毛泽东在会上的多次讲话中，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进行了批判。他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对国民经济困难形势所作的正确估计指责为“黑暗风”。把部分农村地区出现的包产到户和邓子恢等领导人的支持指责为“单干风”。把邓小平主持的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工作、彭德怀向党中央的申诉和小说《刘志丹》的出现，指责为“翻案风”。毛泽东提出的“左”倾阶级斗争理论，为全会所接受，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改写、审定并为全会通过的公报中。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段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提出并为八届十中全会肯定的上述理论，发展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提出的阶级斗争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左”的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存在和企图复辟，认为阶级斗争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把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期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扩大化了。不仅如此，还夸大了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强调了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这就不能不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后，根据全会的有关精神，不少地区开展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1962年底和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发现并肯定了河北省的“四清”（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和湖南省的社会主义教育。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批转了河北省委和湖南省委的报告，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观点。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农村社教问题。会议根据各地试点的经验和提出的问题，讨论和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某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如果不抓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基于这一估计，“前十条”提出，党的任务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由于“前十条”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并把组织阶级队伍与解决干部问题实际上对立起来。因此，尽管它提出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出现了乱打、乱斗等“左”的偏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对试点中提出的具体政策问题作出规定，1963年9月，中央又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再次研究和讨论农村社教问题，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强调了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的重要性，指出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要注意团结上中农，要正确对待地富子女。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队不能包办代替。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这些规定都是好的，但“后十条”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是错误的，它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11月，中央将“前十条”和“后十条”同时下发，以后，社教运动在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

社教运动大规模展开后，各地党委向中央提交了许多严重夸大敌情的报告，印证并加剧了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左”的估计。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在1964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可能出修正主义，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在农村，1／3的政权已经烂掉，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在城市，也有一部分工厂和企业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他还提出了注意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说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根据会议精神，8月间，刘少奇主持修改了“后十条”，于9月正式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文件强调要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首位，要求访贫问苦，扎根串联，逐步建立农村阶级队伍。并明确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此后，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陆续制定和发出了一系列文件，要求对烂掉的各级党委和其他机构，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在问题严重的地区，要由贫下中农协会行使权力。县及县以下社教运动一律由工作团、队领导，除县委书记、县长外，其他人的调整、任免、处分、拘留、逮捕、判刑等一律由工作团决定。还提出，要反对干部“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思想。在上述精神指导下，农村社教出现了许多问题。

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研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纠正了此前一些“左”的过火的做法，规定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政策。如重申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一分分二，要区别对待犯了错误但还可以教育的同志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对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快解放出来；提出改变撇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由工作队单独领导运动的做法，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提出要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反对工作队搞神秘化，只在少数人中扎根串联；要求把“四清”落实在建设上面，运动自始至终要抓生产、抓分配（群众生活）。这些规定，对解脱大批基层干部，稳定农村形势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二十三条”在指导思想上又发展了“左”的错误。它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强调在工作中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说那些“走资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

到1966年春，全国大约有1／3以上的地区开展了“四清”运动。这场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更大。它使大批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并使“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四清”运动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或者预演，它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和政治上的准备。

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

在政治上“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把小说《刘志丹》的问题提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是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1962年秋，江青指责新编昆剧《李慧娘》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鬼戏”。1963年5月，在江青的组织策划下，报纸发表文章公开对《李慧娘》进行批判，说剧作者是借戏剧影射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从此，开始了对文艺界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江青、康生等人的影响下，毛泽东对文艺界的“阶级斗争”问题日益关注和重视，多次批评了文艺界。1963年9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戏剧要推陈出新，不要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同年11月，他又说，《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并说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的一份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批示传出后，文化部和文艺界立即组织整风学习。1964年6月，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又作如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美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的这“批示，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不久。即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进行了批判。1965年4月，改组了文化部党委，撤换了各协会领导。

1964年8月，经毛泽东批准，开始在全国公开批判《怒潮》、《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逆风千里》、《红日》等电影。对于文艺界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文艺理论观点，如“写中间人物”论和一“现实主义深化”论等也展开了批判。

从文艺界开始的政治批判，蔓延到了学术界。在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和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两本书。在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要重视价值规律作用的思想。在历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

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严重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影响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65年11月，在江青的策划组织下，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