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市妇保院官网:第五讲?争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

一、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上，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削弱，在战前的6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除美国外，德、意、日法西斯被打败，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虽属战胜国，但也受到严重削弱而走向衰落，旧的殖民体系分崩离析。社会主义苏联和人民民主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并日趋强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日益发展。这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战后美国成为实力雄厚的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强国。美国是在战争中唯一的本土没有遭到破坏的国家，并利用战争大发其财，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它依仗实力极力推行称霸世界的战略，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驻扎军队，扶植各国反动派，反对各国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也重视亚洲，企图巩固亚洲战线，以便集中力量进攻欧洲。对于中国，它企图通过扶植蒋介石集团，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听命于美国、享有大国地位的统一的中国，以便把中国作为它遏制苏联势力在远东的发展和控制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并维护它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为此，美国政府一方面给国民党政府以大力支援；另一方面促使它按照英美式的民主实行一定的改革，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同时利用美国和苏联的影响，推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诱使中共交出武装和解放区，参加国民党居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使中国统一于国民党政府，成为美国的附庸，达到不战而控制中国。

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及其维护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对中国革命起着支持作用。然而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美国和国民党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赞成中国人民进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害怕中国的内战，会引起苏美的直接对抗，对其不利；同时它为了实施与美国达成的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定》，确保其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谋求对美妥协。苏联领导人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美苏间的妥协，在国内实行同国民党的妥协。因此，它采取的对华政策是支持国民党政府，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的统一和稳定。

美苏的对华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严重的、复杂的情况。

在国内，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解放区的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博得了人民信任的党，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同抗战初期大不相同了。国民党统治区内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量也有很大增强，并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领导全国人民，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顽固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他们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内战以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一投降，美国就派飞机、军舰把国民党军运到内战前线。美国还派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登陆，抢占战略要点。从1945年9月到1946年7月，美国海空军共耗资6亿多美元，将国民党军的14个军、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计54万余人运送到东北、华北、华东等战略要地。这就出现了美蒋勾结、蒋日伪合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局面，使得内战危险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

上述形势表明：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国仍然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严重斗争。以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新的任务。

“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提出

根据战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因为这是经历了八年残酷战争后的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建国，中国共产党坚决保卫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反对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抢夺抗战胜利果实。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明确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蒋介石对立刻发动全面内战还有顾忌，还有困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期待能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发动内战是极端不得人心的；国际上，英、美、苏三国当时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尚未完全运到内战前线，发动内战还没有作好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向延安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蒋介石这样做一是利用和谈欺骗全国人民；二是以谈判为烟幕，争取时间加紧运兵部署内战；三是毛泽东如果不去重庆谈判，就把内战的责任强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如果去谈判，就可以趁机施加压力，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8月2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会议认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和平、民主、团结，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利益所在。经过我党和全国人民有效的斗争，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从中国的局面来看，成立的联合政府“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8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会议决定，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共产党对时局的方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说明我党关于和平谈判取的方针；强调指出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同时，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当天，新华社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了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谈判的消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由此大大推进了全国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行动充分表明了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和决心，受到重庆和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10月10日结束，历时43天。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多次直接和蒋介石谈判，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蒋介石对待这次谈判的方针是政令军令之统一是一切问题之中心。也就是要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谈判一开始，中共代表提出包括确定和平建国的方针、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统治、实现政治民主化等十一项方案。但国民党根本没有准备，提不出什么具体方案。国民党代表秉承蒋介石和谈判方针，顽固坚持不能触动国民党政府的“法制”；要中共“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致使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成为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许诺，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天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共在谈判中先后作出多次让步，如主动退出南方8个解放区；表示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前提下，中共愿将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按照与国民党政府军队1：6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占整编后全国军队总数的1/7，但都被国民党代表拒绝，解放区的政权和军队这两个关键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协议。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议》）。《纪要》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同意召开有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重庆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方针，它再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这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

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商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及时总结了这次谈判的收获和经验。他提醒大家：达成协议，还是纸上的东西。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要经过大家的努力。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国民党当局虽然口头上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但实际上仍企图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重庆谈判期间和谈判以后，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对解放区发动进攻。为了夺取华北战略要地，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国民党军先后侵占解放区的30座城市。中共中央为了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于9月19日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保证向北发展任务的完成。“向北发展”，就是全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向南防御”就是收缩南部防线，尤其是江浙一带，将南方我军撤至江北，以坚持华中，巩固华北。为了贯彻这个方针，中共中央先后抽调2万干部和11万人的军队进入东北，并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10月，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从1945年9月下旬开始，长江以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开始撤离根据地。这个方针的实施，使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获得了主动。

与此同时，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重庆谈判期间，晋冀鲁豫人民军队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来犯的阎锡山部队35000余人，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双十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晋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津浦前线野战军分别在平汉铁路、平绥铁路、津浦铁路，进行了邯郸战役、绥远战役和津浦路徐、济段战役，对进犯国民党军实行坚决打击，使国民党军控制华北、华东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战略目标未能完全实现。

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组成反内战联合会，呼吁停止内战。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反动军警的压迫和破坏。26日，各校学生3万余人举行总罢课。12月1日，国民党武装暴徒冲进西南联大等学校，并投掷手榴弹。致使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造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政府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重庆、上海等地各阶层群众纷纷声援。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席卷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政策不得人心，这时，美国政府宣布调回因公开表明只同蒋介石合作而声名狼藉的驻华大使赫尔利，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内战。马歇尔来华的使命是：努力说服蒋介石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会议，以获得中国的统一。实际上是以参加国民党控制的联合政府为诱饵，借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存在。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并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与民主化，广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机构中，并且必须停止内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意按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了给协商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过多次呼吁，于1946年1月5日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国共双方各自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今。

1月10—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斗争的焦点仍是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问题。国民党方面的主张是先实行军队国家化，而后实行国家民主化，其实质是要把人民军队化到国民党的“国家”中去，听任国民党当局的宰割；中国共产党则提出，先实行国家民主化，然后才能实行军队国家化，即废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根本改造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使中国走上独立、统一。民主、繁荣之路。经过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同盟、民主人士的密切合作，会议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协议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对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以政治军”的办法，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商定办法对中共军队进行整编，国民党军队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政协会议达成的这些协议，虽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准备

政协会议刚结束．国民党就开始破坏和撕毁协议。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国民党特务有预谋、有计划地破坏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等60余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2月22日，国民党政府煽动反苏反共游行，捣毁中共在国统区的办事机构。3月，国民党的二中全会和4月的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集团的头面人物公然全面推翻政协协议。与此同时，蒋介石拒不执行停战协定，秘密下达作战令，命令国民党军进入东北，造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先后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和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蒋介石集团在东北挑起内战的同时，对关内各解放区的进攻也日益升级，从停战令生效到1946年6月，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大小进攻达4365次，所用兵力累计达270万人次，侵占解放区城市40座，村镇2577次。

中国共产党坚决捍卫已经达成的协议，并团结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同国民党的破坏进行不懈的斗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先后在重庆和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谈判。3月18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国民党二中全会破坏政协协议指出：“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在捍卫政协协议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放松警惕，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在军队建设方面，主要是：实行战略转变，调整战略部署，整编部队，开展大练兵。全军从组织体制上完成了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到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在此基础上，部队开展了大练兵，以提高部队的素质。中共中央强调．练兵是当时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练兵、减租、生产）之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遵照中央的指示，各部队广泛开展军政训练和群众性练兵运动，从而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战术水平。

在解放区建设方面，主要是广泛开展减租和生产运动。在新解政区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进行了查租查息运动，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这是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转变，但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存在着某些不彻底性。《五四指示》下达后，各解放区进一步发动群众，迅速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解放区军民从各方面做好了自卫战争的准备。

二、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从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

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蒋介石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这场内战主要是由于他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着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战争初期，国民党拥有430万军队，统治着3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部分铁路交通线。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只有127万人，解放区人口仅有1．3亿多，封建势力还没有肃清，后方还不够巩固，没有外援，一切靠自力更生。在敌我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敢不敢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人民军队能不能战胜国民党军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回答的问题。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采取坚定的立场。全面内战爆发后，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被迫进行自卫作战，并且认定：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能够打败。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指出：“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齐，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些论断，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增强了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

怎样战胜蒋介石？中共中央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在军事方面，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即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在政治方面，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要紧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坚决地解决土地问题；对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应加以区别，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并注意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要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在经济方面，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要努力生产，依靠自力更生。要艰苦奋斗，军民兼顾。

1946年7月到10月，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在4个月战争中，人民军队共歼灭国民党军达30万人，其中，起义、被俘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人民军队损失兵员12万人，其中负伤的占9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2.4倍。而且人民军队中的负伤人员中有大约80％治愈后仍然回到了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伤愈归队的。在4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的城市153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等解放区的中心城市。人民军队收复或攻占了48座。面对这一形势，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蒋介石认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在10月11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就宣布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又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就此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毛泽东在1O月1日总结了7．8、9三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并且预计，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强调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违背政协协议、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中共中央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中国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1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向全党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使用的“自卫战争”。因为形势证明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返回延安。之后，国民党又限令中共有关代表和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至此，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打破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蒋介石依靠暂时的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政府的援助，决定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首先消灭关内的解放军，占领解放区，然后再集中力量解决东北问题。

面对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各根据地的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结合本地实际，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敌人，从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在华东战场进行的主要作战有苏中战役歼敌53000余人，被誉为苏中的“七战七捷”。鲁南战役歼敌53000余人，创造了以劣势装备歼灭机械化部队的经验。莱芜战役取得一次歼敌2个军部、7个师共56000余人的胜利。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进行了陇海路、定陶、巨野、郸城、滑县、巨金鱼和豫皖边等战役，歼敌8万余人。晋南的太岳解放区，先后进行了闻夏、同蒲等战役，歼敌25000余人。晋察冀、晋绥两解放区先后进行了晋北、大同、集宁、易满、保南等战役，歼敌3万余人。在东北战场，东北民主联军先后进行了新开岭战役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经过8个月作战，人民军队共进行160余次作战，歼敌71万余人。由于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大量被歼灭，机动兵力锐减，在战场上逐渐失去主动权，被迫放弃全面进攻。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集中94个旅近70万兵力分别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在陕北，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以34个旅25万兵力向延安进攻。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中共中央决定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26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急于寻找西北解放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等指挥下，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寻机歼敌。在45天内，相继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2万余人，稳住了陕北战局。接着，出陇东、攻榆林，并在沙家店战役中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36师。8月，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山东，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45万兵力，企图聚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沂蒙山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于6月中旬发动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共32000余人，挫败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与此同时，歼敌40余万人。

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人民军队在一年的内线作战中，共歼敌112万人，粉碎了敌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当解放区军民在军事战线上取得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以1946年12月底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为标志，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是第二条战线形成的社会原因。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内战，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大量出卖中国的权益。美国垄断资本和国民党官僚资本紧紧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疯狂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民族工商业大批倒闭，农业经济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人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更加重了人民的税收负担。官僚们囤积居奇、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这就迫使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斗争。

1946年12月24日，因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爱国运动。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使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各地党组织坚持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引向深入。全国几十个城市的50多万学生相继罢课和游行示威，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形成了具有反美反蒋统一战线性质的广泛的人民运动。

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领导，1946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周思来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发展起来。

1947年5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000余名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镇压，造成“五二○”血案，这更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天津、上海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在各阶层人民的声援支持下，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的学生运动扩大到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是人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民党统治区内其他方面的人民运动这时也在迅速高涨。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举行武装起义；1947年全年在二十几个大中城市约有320万工人罢工；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征税，民变武装遍及四川、湖南等省300多个县；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形势也有新的发展。事实表明，无论在军事战线上，还是政治、经济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三、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降到150万人，战略机动兵力大为减少，士气下降，厌战情绪增长。与此相反，人民军队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近200万人，而且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中共中央根据整个战局发展的情况，当机立断，决定：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并决定在敌人兵力薄弱而又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广大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打乱了国民党军在南线的战略部署，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继续向南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到达大别山地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作战，建立了大别山根据地。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际，由陈康、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部8万余人在8月下旬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到11月底完成在豫陕边地区的战略展开。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18万人在9月渡过黄河，越过陇海南下豫皖苏，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到11月下旬，完成了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至此三路大军都挺进中原，布成“品从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到1948年春，共歼敌26万余人，调动和吸引了约90个旅的敌军，创建了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这就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迫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与此同时，处于内线作战的其他野战军也先后转入反攻，包括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同年夏季，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战略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人民解放军经过半年的外线和内线作战，共歼国民党军75万余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20年反动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伟大号召，同时，宣布了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成立联合政府等8项基本政策，宣言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迫切要求，它是动员全国人民最后打败蒋介石的战斗檄文。

针对国民党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实行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战略，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战略进一步发展，到1948年6月，又歼灭国民党军的152万余人，国民党军的全面防御与分区防御都被粉碎，创建了中原解放区，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阵地。

解放区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支援战争，战胜敌人。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会议总结了贯彻执行《五四指示》以来土地改革的经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方针和政策。会议还决定结合土改在解放区农村普遍整顿党的队伍。

由于土地会议对解放区前一阶段土改不彻底和党内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没有作出具体的政策规定来保证实施不侵犯中农利益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原则；强调反对右倾而没有注意防止“左”倾，这是当时许多地区的土改和整党运动一度发生“左”的偏差的一个原因。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波澜壮阔的深刻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群众运动在各解放区展开，亿万农民获得了土地从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空前提高，有力地从人力、物力方面支援了解放战争。正如毛泽东在当时所说：“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948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土改运动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中共中央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地坚决纠正“左”的偏向，土改运动健康发展。

进行土改的同时，在解放区农村党组织中进行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在人民解放军中，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经过整党整军，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与军队的战斗力。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制定新时期的行动纲领导，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日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阐明了在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中国的时期内，党的军事、经济、政治纲领。

在军事方面，提出了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则。在经济方面，宣布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在政治方面，报告重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

为了保证党的军事、经济、政治纲领的贯彻实施，报告强调，必须整顿党的队伍。

十二月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为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的准备。

会后，中共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党关于土地改革。工商业、整党、镇压反革命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克服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这一系列指示，保证了党的纲领、政策正确地贯彻执行。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广大学生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1947年10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到非法逮捕，惨死狱中，杭州、南京、上海、北平等城市的10万以上学生，在“反迫害”旗帜下展开斗争。

1948年初，国民党当局制造同济大学血案，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反迫害斗争再次出现高潮。4月，华北学生抗议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取缔华北学联而开展“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五六月间，爆发了～场全国范围的由学生首先发动，随即得到各阶层响应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运动，国统区的人民运动向纵深发展。在资产阶级中，原来还有些人支持国民党，但在国民政府1948年的“货币改革”中，也受到了欺骗，他们对国民党失去了一切希望。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加紧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之后，杜斌丞又遭杀害。国民党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于1947年10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鼓励支持下，不畏强暴，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总部，恢复活动，并发表宣言，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从此，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也在香港联合，并于1948年1月1日举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大会，推荐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会议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成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示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建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5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从8月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方面民主人士代表，应中共中央邀请，陆续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作。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伟大的战略决战

1948年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装备大为改善，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解放区人口有1．68亿人，经过土地制度改革，后方更加巩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而国民党军队则已降至365万人，正规军198万人，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削弱。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5个战略集团被解放军分割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5个战场上。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止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扩张，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并决定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守备兵力，增加兵力至500万人。

面对日益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形势，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全党的战略任务是：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代替过去的工农民主专政。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写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通知》中强调，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具备条件的各野战军应明确树立敢于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前所未有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消灭国民党的重兵集团。即敢于进行战略决战。九月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为加速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重要准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9月12日至11月2日，林彪、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主力70万人，发动辽沈战役。根据中央军委“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10月15日，攻克锦州，歼敌9万余人，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的陆上逃路。锦州解放，迫使长春守敌一部起义，其余全部投降。10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在辽西地区，将由沈阳西进援锦之敌廖耀湘兵团包围歼灭。之后，又乘胜进军，于11月2日攻克沈阳、营口，东北全境宣告解放。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超过了国民党军队。东北的解放使全国解放战争获得了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为以后解放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毛泽东对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指出从1948年11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辽沈战役刚结束，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60万人，从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之前，华东野战军从1948年9月16—24日，攻克拥有10万重兵、工事坚固的济南，开创了攻取大城市的先例。济南的解放为华东人民解放军南下歼灭徐州地区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为统一领导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指挥华东和中原野战军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11月20日，攻占徐州以东的碾庄，全歼敌黄伯韬兵团，并切断了徐蚌线，包围了徐州。12月中旬再战由河南前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全歼该敌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最后，于1949年1月6日，发起对被包围的敌杜聿明部的总攻，10日在永城东北地区全歼敌3个兵团。淮海战役历时66天，歼敌5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当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时，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进关，和华北军区部队共100万人，发动平津战役。这次战役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平津战役从12月5日开始，首先出敌不意，采用“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的办法，将敌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等5个据点内，截断了敌军南逃西窜的通路。接着，于12月22日攻克新保安，24日解放张家口，1949年1月15日攻占天津，使北平守敌陷于绝境。最后，迫使傅作义部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前后历时142天，人民解放军伤亡24万余人，国民党军被歼154万余人，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将革命进行到底

战略大决战胜利后，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蒋家王朝即将在中国大陆覆亡。

面临这种急转直下的局势，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国民党内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准备乘机代替蒋介石，抢先打出“和谈”的旗帜，出面同中共方面谈判，企图争取喘息时间，实行“隔江而治”并要求蒋介石下野。在上述内外压力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在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的条件下，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其目的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划江而治，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在这关键时刻，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底”的伟大号召，揭露了美蒋玩“和平”阴谋，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1月6—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表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共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基础上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这个声明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与响应。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因故不能视事”，退居幕后指挥，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李宗仁上台后，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几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

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决定。中央认为，这个谈判如能成功，对于人民解放军向南方进军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对人民有很大利益的，但人民解放军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判。经过双方多次充分协商，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并限定以20日为最后签字期。李宗仁听命于蒋介石，拒绝签字，谈判宣告破裂，“划江而治”的阴谋也随之破产。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三野战军从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于23日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5月27日解放上海。第四野战军一部在汉口以东地区强渡长江，于5月15日解放武汉三镇。6月2日，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43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广大地区。随后，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进军。

新中国的筹建与诞生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5—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并通过相应的决议。报告和决议的主要内容是：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提出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三种方式，即天津式。北平式和绥远式。说明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在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在政治上必须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利用、限制私人资本，继续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引导农业、手工业走集体化道路。并规定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外交上要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控制权，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报告提出了要加强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号召全党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和“糖衣炮弹”的进攻。会议作出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禁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规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仅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选出以毛泽东为主任的由21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的工作。

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文章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民族资产阶级要团结它，但它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文章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新政协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共662人。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当选为委员。（随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思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会议决定了国旗、国歌，确定以北平为首都，复名北京，并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里，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一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同时也激励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争取解放的胜利信心。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