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房产网二手楼:袁永熙，“功臣”怎样变成了“罪人”？

 〖按〗上世纪40年代的青年爱国民主运动中，袁永熙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其实他并不出风头，而是力求沉潜，埋头实干。他提出的主意得到实效，他起草的宣言广为传诵。专制当局一直想抓捕他，他终于陷入罗网。他保持了革命者的正气，后来却被认为“变节”，被取消了原来的党籍，只能“重新入党”。在清华大学党委工作，1957年被“钦定”为党内右派的典型，被迫妻离子散，在十年浩劫中被毒打几乎送命。1979年终于得到“改正”，身体受到伤害的隐患则难以平复。最后因脑病逝世。

 1948年末1949年初，从牢狱之灾中脱难的袁永熙和他的妻子陈琏，得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从上海动身，越过封锁线，经过苏北、山东解放区，到当时还住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的中央青委去。那时候，淮海战场上硝烟未尽，沿途不断遇到群众举行祝捷大会，可说是一路凯歌不断。1949年2月初到了石家庄，得知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中央青委的同志们已在石家庄，即将前往北平。他们满怀胜利的喜悦，同中央青委的同志们一起到北平。袁永熙从小生活在这个城市，直到抗战开始。一年前曾回到这里进行反专制争民主的斗争，在这里被捕、坐牢。这时侯，他满怀胜利者的豪情，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旧地.。

 胜利者的脸上出现了愁容 

 进城后,袁永熙的家安在青年团中央机关的宿舍里。.一批批老同学新朋友不断到他家来作客。.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他的脸上却时常隐隱露出愁容.。有的老同学发现，“小袁”——袁永熙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中共地下党的总支书记，他的战友、同学们都习惯地叫他“小袁”——眉宇间的英气大不如前。

3月间全国第十四次学代会召开，毛泽东在香山接见与会代表。参加学生运动十几年，昆明“一二一”运动、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和“五二○”运动的领袖人物袁永熙，却被排除在外。理由是他“不符合政治条件”。4月间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袁永熙的团中央委员候选人资格，也以同样的理由被取消了。

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袁永熙的党的组织关系却不能恢复。1947年他在北平被反动当局逮捕，1948年通过岳父陈布雷（蒋介石的高级幕僚）的关系保释出狱。现在，党要严格审查他在狱中的表现。

中央青委审查了袁永熙在狱中的表现。基本肯定他在狱中的斗争是英勇的，认为他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又保护了同志，出狱后积极找党，总的表现是好的，初步决定同意恢复他的党籍。但又提出，为了帮助他认识某些缺点和错误，建议给予适当处分。袁永熙就和陈琏在一起，以英勇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先烈为榜样，查找自己的差距。

事出意外，青委的这个报告送到中央组织部，竟未被批准.。中组部的领导人中有了不同意见。一位资历很深，威望很高的老大姐认为，共产党员填写了“悔过书”就是失节行为。她说：“敌人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员，你自己总该知道吧，怎么能丧失气节，向敌人屈服呢？”另一位同样资历深威望高的老大姐钱瑛，却持不同意见。钱大姐长期主持南方局的组织工作，熟悉地下党的工作,也深知袁永熙的情况。她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如果袁永熙拒签与共产党员身份无关的“悔过书”，无疑于暴露自己。他没有权利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的党员身份一旦暴露，同案的陈琏、邢方群、陈彰远的生命就都有危险，还会危及更多尚未被捕的同志。难道只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才是保持革命气节？

两位大姐的意见不一致，中组部只好向中央请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对中组部的请示作了这样的批示：“现在胜利了，对干部要求严格些有好处。可让其重新入党，但不影响将来的使用。”这一批示看似不偏不倚，对两种意见都有所采纳，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肯定了袁永熙在狱中有变节行为，因而才不能恢复党籍 ，而要他重新入党。

袁永熙知道这个“历史污点”的分量，他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可是他已经无处辩白无处申诉了。他对邢方群说，自己向来遇到多大困苦也不哭，但这一次他哭了。他只能无奈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好在留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领导人和同志们都了解他信任他，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学习条件。不予恢复党籍而是重新入党的决定，确实没有影响组织对他的使用。他几次随团出国学习、考察，多次参加全国性的会议，起草文件，参与决策。1952年他被任命为团中央学生部副部长。

 在千难万险中搏斗了十年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艰险的环境中对反动势力搏斗了十来年，一夜之间忽然被一笔购销，成为一个新党员，这个严酷的决定，袁永熙实在难以接受。

十年间，不论是在昆明、在云南农村、在四川白沙、在北平，他始终都在为争取实现民主、自由、富强、文明的新中国而进行当时当地可能进行的斗争。

他入党不久就被选定为西南联大支部书记。那时候，在昆明，救亡民主活动还处于开荒时代。他脱颖而出，以正在经受肺结核侵害之身担当重任，支持邢方群的创举，把群众性社团“群社”建立起来，发展起来，充实起来，并且带动广大同学成立了许多社团，形成百花盛开的局面，冲破了反动当局统治下的大后方的“可怕的冷静”。

当时国共合作有一项协议：共产党不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组织，包括外围组织。适应形势变化，也需要改变抗战初期追求轰轰烈烈的“救亡作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决定解散“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要求党员和进步青年走出小圈子，团结广大中间力量。西南联大不少“民先”队员思想不通，不肯停止组织活动。袁永熙主持开展了一次大辩论。终于引导大家扩大视野，转变了作风。在这场辩论中，袁永熙初次显示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和才华，在同志们同学们中间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凝聚民主力量的主心骨。此后，越来越多的同学团结在他们周围，渐渐使西南联大成为大后方的一个民主堡垒。

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政治寒流袭来的时候，特务头子康泽杀气腾腾地带了一帮打手，到昆明准备大批抓人，成立集中营。袁永熙表现出来机敏、沉着，从容不迫，带领同志们有步骤有秩序地疏散，并争取地方势力龙云和开明的学校负责人梅贻琦抵制康泽的恶毒谋划，使康泽处处碰壁，气急败坏地离开昆明。

在重庆附近的江津白沙三年，不能经常与红岩联系，在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他基本上还是独立作战，依托自己任教的学校，撒播民主种子，扩展民主阵地。

1944年秋，民主运动高潮来临，他回到昆明，就又成为民主运动的弄潮儿。依托“民青”，促进了那里的进步民主力量再次大发展。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初，蒋介石运用嫡系武装力量迫使龙云下台，任命CC骨干分子李宗黄为云南省党部主任、代理省主席，云南民主运动形势恶化。同时，一边在重庆举行国共会谈，一边在华北一些地区内战的炮火已经响动。在内战阴云密布的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和平民主的要求更加强烈。11月下旬一天夜晚，昆明市几所大专院校学生在西南联大的大草坪集会，呼吁民主和平，要求制止内战。事先的准备工作，为大家安排会场，请教授演讲，主要是袁永熙在忙乎，既出主意又出力。集会时，先是特务们割断电线，使会场陷于一片黑暗。继而，驻扎在昆明的蒋介石嫡系军队用机关枪、步枪对准会场上空射击，火红的子弹在教授和学生们的头上纷飞。袁永熙沉着指挥，同学们互相配合，使得集会稳然进行，反对专制统治的情绪更加激昂起来。。

会后，被反动武装威胁激怒了的同学们连夜串联签名，要求罢课以示抗议。当时中共云南地下工委并没有做什么部署，是蒋介石的亲信李宗黄在大家的反内战怒火上浇下了一瓢滚油。袁永熙领导党支部当机立断，因势利导，适应同学们的要求，从各方面做好工作支持群众运动。“一二一”运动就是这样勃发起来的。昆明三万多学生行动起来，到处举行大大小小的集会，组成各校的和全市的罢课委员会，赶写和印发宣传品，各式各样的街头宣传激动人心。人们在抗战胜利以后为内战阴云密布、专制统治强化而憋了几个月的气，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那些天，袁永熙更加奔忙起来，听各处群众反映，了解各界动态，在各个学校之间跑来跑去。为的是准确地知道运动的火候，随着情况的变化对群众提出恰当的建议，以促进运动得到最好的结果，最大限度地避免民主力量的损失。为了得到教授们的支持，他登门拜访吴晗、闻一多等，使他们了解同学们的情绪。教授们之间相互串联，开会一致决议停课支援学生。在教授们和学生们之间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袁永熙各方奔走，化解了意见的分歧，统一了大家的行动。他为同学们起草罢课宣言，在得知有些人对宣言中只提到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而没有要求苏军撤出有意见的时候，当即修改为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中国，这样就团结了大多数中间同学，使宣言在全体学生大会上一致通过。一部分激进的同学提出过高的要求，主张达不到目的就无限期罢课，既脱离大多数同学，也不可能实现。袁永熙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说服他们收回这种主张，使运动得到当时情况下最好的结局。在他和同志们策划下，采取适宜的策略，使蒋介石的亲信李宗黄不得不离开云南。在运动中，骨干分子的工作能力和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水平大大提高。

1946年夏天，袁永熙回到北平，以金城银行职员的公开身份立足，担任南系地下党学委的负责人。他不但在从昆明复员到北平的学生中活动，而且很快就与原来在北方的进步民主力量取得联系。在遵守不打通组织关系的原则下，做到了密切配合，相互呼应。

1947年4月间，他了解到北平各大学学生反对内战的情绪高涨，纷纷聚集起来讨论时局，商量应该怎么办，一些社团已在酝酿向群众开展反内战宣传。清华大学学生已经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他敏感到，这个口号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了，适合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于是当机立断，与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商定，立即开展一次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在“五二○”以前，北平学生就上街游行了。

北平“五二○”大游行以后，过去在昆明“一二一”运动中那一部分激进的学生又突然提出建议：定6月2日为全国反内战日，在这一天同时罢课、罢敎、罢市、罢工，举行大游行。华北学联未经慎重讨论，一时激动，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向各地发出通知。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错误决定，等于把自己的行动计划事先告诉反动当局，反动当局据此就可以有准备地进行镇压。袁永熙和他主持的南系地下学委的同志们知道后，立即与北系的同志们商议，共同阻止这一行动。

他们说服大家，改全市大游行为在各个校内追悼闻一多、李公朴和一切被反动派杀害的人们，并请各校学生代表到沙滩北大校内，举行“民主广场”命名仪式。同时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特务破坏。既避免了遭受打击，，也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

事后，袁永熙到上海向钱瑛作了汇报并作了检查。钱瑛说，你们及时改变是对的，但是有些地方没有控制住，还是出了问题。6月1日前后，反动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在许多城市实行大逮捕，民主力量遭到很大挫折。

1984年11月5日，袁永熙在接受访问回答关于“五二○” 运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说：现在有人问‘五二○’游行有没有谁给我打电报，是不是上面统一布置？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指示。从来群众运动都不是一刀切的。是否游行要看当时当地的形势和群众情绪，无论如何不会由上头下命令，统一规定。最近看到刘晓同志有个回忆录，提到‘五二○’前，事先有个会商量过，还说有我参加。事实不是这样的。

善于随时随地观察形势，了解群众情绪，尊重大多数群众的意向，据此帮助群众采取适宜的行动策略、活动方式，使得群众运动得以比较顺利地发展，取得预想的胜利，这就是袁永熙在大家心目中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一位英雄人物的根本原因。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曾要求北平地下党（北系）学委的同志们向南系的同志学习，向袁永熙同志学习。

西南联大以及以后北平各校的同学们，回忆四十年代的的“小袁”，无不钦佩他在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中表现出的勇敢机智，说他有胆识，有魄力，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总能指挥若定；而且善于化解各种矛盾，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新中国的诞生，他是有一份功劳的。硬给这样一位同志扣上“变节”的罪名，不仅他自己无法接受，他的战友和同学们也都想不通。

 经受了狱中斗争的考验

 袁永熙在狱中填写悔过书究竟算不算变节行为？

按照过去党的领导人对他的教育，袁永熙在狱中的行为并没有什么错误，不能被定性为变节.。以后的事实也证明，虽然允许他重新入党和不影响对他的使用，但已无法弥补这种不合理的定性对一个忠诚战士的伤害。

早在1937年7月，中组部就有明文规定：对那些“因为党的嫌疑被捕，未供出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即未承认是共产党员），因有人担保，而法庭一定要照例填写自首书或一般反共志愿书始能出獄者，亦不得作自首论。”中组部的文件还指出，如果不去细心分别各种情况，对保释出狱的同志“一律的采取打击的方法，这是一种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不知什么原因，在处理袁永熙的问题时，这个文件的精神竟没有发挥作用。

袁永熙被捕扵1947年9月26日晚.，他和陈琏结婚刚两个月。那天晚上，邢方群（地下党北平职业青年支部负责人之一）、陈彰远（地下党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在袁永熙和陈琏（地下党北平职业青年支部委员）家里开会。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说是绥靖公署来的，要找袁永熙。袁永熙迅速地把陈彰远他们带来的“民青”（在昆明成立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藏到衣柜顶上。本来，他们要讨论“民青”与北平其他进步青年团体成立联合组织的问题，因此带来了原先的章程。四个人一起被捕，藏在衣柜顶上的“民青”章程也被搜走。

那天到袁永熙家里来抓人，本来是受另一案件的牵连。他的真实身份并没暴露。

袁永熙长期从事地下斗争，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南方局主管组织工作的钱瑛和中共云南工委书记郑伯克都一再和他谈过，万一被捕应该如何应对。他们告诉他，只要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你已经暴露，就决不能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要事先编好口供，至死不改，即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组织和同志，也要保护党的机密。

这次被捕后，他就根据这一原则给自己编造了一份假口供。不管敌人怎样严刑拷打，他始终坚决否认曾参加过共产党。但特务已经从他家里搜走了“民青”的章程，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只有他自己承担起来，才能保护陈彰远、邢方群以及陈琏的安全。于是，他承认自己在昆明时参加了“民青”，介绍人是闻一多教授.（闻一多先生早已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已无从追查）。他说回到北平后，自己已经毕业离校，忙于结婚，找职业，安排生活等，早就不和“民青”联系了。特务追问“民青”的章程是哪里来的，他说，是经济系的一位同学在北平找不到工作，他要到外地去，临走时扔到自己家里的（实际上这个同学早已到解放区去了）。

特务们使用各种酷刑追逼袁永熙承认共产党员身份。他们用皮鞭死命毒打他，用竹签子刺他的手指，往他的鼻子里灌辣椒水……使他多次昏死过去，甚至逼他的妻子陈琏到刑讯室看他受刑。袁永熙经住了这些考验，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这也是同时被捕的同志得以先后获释的一个重要原因。

离开这个监狱前，特务们要他写一个他们叫做“自白书”的材料。他就按照他的假口供的口径，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认真读书的学生，参加“民青”是为了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离开昆明后和“民青”已经没有联系。

12月初他被押解到南京。关押期间，特务给同室的几个人各发一张“悔过书”让他们签字。如果“悔过书”上有表示退出共产党的字样，他当然可以拒签.，因为他没有承认党员身份。他看到“悔过书”上没有这样的词句，只是一些“受共产党煽惑，误入歧途”之类的词句。同室的人陆续都签了名，袁永熙如果不签名就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就在每一个词句前面加上两个字：“并未”。这样，实际上把“悔过书”变成了“并未悔过书”。“手续”在形式上是完成了，特务也无可奈何。

最后，他的姐夫叶公超（当时的外交部次长，早年袁永熙的姐姐袁永嘉在燕京大学毕业后，与当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叶公超结婚）从中斡旋，保释他出獄。有三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不离开南京，不过问政治，和“民青”脱离关系。他想，在过去的供词中已经说过到北平以后与“民青”再无来往，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脱离关系，说不离开南京、不过问政治，实际上也管不住自己的秘密活动，就同意了。

出狱以后，他立即积极找党，同时尽可能联系南京的大学生，传播从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得到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做思想工作。直到得到机会进入解放区，参加中央青委的队伍，进入解放了的北平。

 无可奈何地当了“右派”

 不能恢复党籍而重新入党以后，袁永熙尽管心里想不通，还是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而且坚持实事求是，决不随风转向。

1953年，中共在全国大学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袁永熙受中宣部、教育部和团中央委派，率领工作组到广东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领导运动。这两所著名的大学被认为是思想改造任务很重的地方。当时，他虽然认识不到建国后这第一场针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左”的实质，但是，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他的头脑显然比较清醒。在开展思想批判的同时，很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尊重。这两所著名大学的学者，因而免于受到严重的伤害。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1954年，他被调到清华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在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的历史时刻，能到清华这个“工程师的摇篮”去主持工作.，他感谢组织的信任，立即离开团中央，精神振奋地到清华去，一头钻进新的工作。没有想到，1956年5月清华大学党代会上，上届党委第一书记袁永熙，这次被“选”为常委，行政职务是校长助理。据说，会前高校党委向北京市委打了报告，提出像袁永熙这样有“历史污点”的人不宜担任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当然，这是领导上的内部决定，公开的说法是“工作需要”。可是大家心里明白，这实际是降格使用。

不论做党委书记还是常委委员、校长助理，他总是毫无常见的做党的领导工作的人的凌人气势和官架子，尊重学有专长的教授们，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像过去自己当大学生时候一样热爱青年学生。正如他去世后组织上为他写的“生平”中所说的，他在清华大学期间，“善于团结教授，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好评。”——而这正是他不久以后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原因之一。

1957年春夏之交，有一次，学校通知党员领导干部进城听关于整风的重要报告。袁永熙作为党委常委，神情自若地坐在准备进城的大轿车里。开车前，听到有人在窗外喊他的名字。下车后他得到通知：“这个会你不要去了！”看着汽车开走，袁永熙怔怔地站在那里发愣。他预感到，这次运动可能又要整到他头上来了。后来他得知，当时有个党内“打招呼”的文件，也没有给他看。他根本想不到，自己早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他完全被蒙在鼓里。

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运动不久，袁永熙就开始受批判。在一次有上级党委代表出席的扩大党委会上，宣布袁永熙“已经堕落为右派分子”，还列举了他的一些“反党罪行”。他的老战友邢方群和张定有一天奉命去清华大学参加对袁永熙的揭批会。他们两人在会上没有发言，因为他们确实记不起来袁永熙有什么反党言论。有几个大概是运动的骨干分子的人作了揭批发言后，袁永熙说：“会上揭发的事，与我无关。如果学校当局硬要拿我做典型，我也无可奈何！”

实际上，这场运动一开始，他就被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点名为党内右派分子。先定了性，再拼凑材料，然后无限上纲，乱戴帽子。袁永熙的亲友家人只知道他和学校领导人之间在教学上有点不同意见，这本属工作中的正常现象。谁也没有听到他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疾风暴雨来得真快，7月22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头条地位赫然出现一则三千来字的大新闻，标题是：

　　　　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背叛共产主义立场

　　　　　袁永熙作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

同一天，《北京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这条新闻。显然是统一布置的。

在这之前，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听说袁永熙在清华大学受到批判，大为吃惊。正准备派人到清华大学去问问，报纸已经登了出来，事情已成定局。

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的报导，大小标题一字未改。第一版上还以通栏位置发表社论：《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必然会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右派》。作为团中央的喉舌，《中国青年报》把袁永熙作为训诫青年干部的一个重要反面教材，不但把他和全国著名的“大右派”相提并论，还把他的所谓“变节”的历史问题也抖露出来，说他“被捕后贪生怕死，向敌人投降自首，无耻的背叛了革命，后来又不改造思想，运动一来，自然就堕落成为右派分子……”

1958年3月，清华大学党委给他定案的结论中，强加给他三项罪名：

1,整风期间污蔑诽谤党中央；

2,在右派猖狂进攻期间恶毒攻击党委整风没有决心；

3,对右派分子进攻大加赞扬和支持。

所根据的材料，几乎都来自他同个别人交谈时的片言只语，掐头去尾，断句取义，夸大歪曲，有的则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只要有一个人“揭发”，既无物证，又无旁证，就成为一条“罪证”。他一再说明这些材料不确实，党委都不予理会。在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他遵照党中央的精神和清华大学领导人的意向，说明整风首先是整党的领导干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鼓励大家鸣放。这就成为诽谤党中央，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在彭真作整风报告后，他赞成报告中提出的边整边改釜底抽薪，提出接受合理意见，领导做个检查，以利于团结大多数。这完全出于善意，协助领导。那时候他对中央的反右部署毫无所知，曾对一位副书记在常委会上不发言不理解，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这些就被认为“攻击党委”。“善于团结教授，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好评。”这在当时就难免被认为“作了右派分子的内应”。右派几乎都是知识分子。

袁永熙在西南联大时的老战友、当时在北京市教育系统做领导工作的李晨，对于袁永熙被定为右派大为震惊。他找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说：“我想不通，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袁永熙这样一个人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为这样的大右派说情是犯大忌冒大风险的事。当时，刘仁沉默了一下，并没有批评李晨，只是让他“还要像过去那样关心他，帮助他”。后来，李晨才得知，其实刘仁也不同意把袁永熙划为右派，只是他也无能为力。袁永熙的老领导郑伯克安慰他说：一定能平反，只是时机未到。鼓励他还要好好工作。

曾被视为一代英雄人物的袁永熙，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成了一个“右派分子”，还加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头衔，只因为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他相濡以沫并肩战斗了十八年的妻子陈琏被迫不能不和他离婚了，孩子们也跟着妈妈走了。这是他和妻子的共同决定（详情见本书中的《跨进门槛以后.》一文）。他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以后，被赶到昌平县长城脚下劳动改造。这时候的袁永熙已经无家可归，孤身一人,举目无亲，终日放羊喂猪，与猪羊为伴。他后来自我解嘲说：唱了几年“苏武牧羊”。这期间，他曾受到羊的感染，患了羊炭疽病，高烧不退，病了整一年。几个医院查不出他患的是什么病。幸亏一位诊治过这种病的大夫猜出了病因，他才得以保住了性命。

1962年夏天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他结束了“苏武牧羊”式的生活，作为“摘帽右派”，被分配到河北省南宫县继续改造。

 九死一生，“文革”再遭厄运  

 戴着“变节自首分子”、“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三顶大帽子，袁永熙到了南宫县南宫中学做教师。当时已是期末，学校不好给他安排课程，就让他临时协助体育教师开展球类活动。这位四十多岁的文质彬彬一书生，接受了这个任务，就认真当起篮球裁判来。看他满场跑着吹哨子，运动员们还以为他是新来的体育教师。他这个裁判公正认真,得到大家的认可。以后每逢球赛，学生总请他当裁判，他也随叫随到。虽然每次散场他都累得往床上一躺，再也不想动弹，内心却是少有的轻松愉快.。青年教师们的课外活动，不管是球类、棋类，他都兴致勃勃地积极参加，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下半年，他开始教初中的语文课，每天兢兢业业认真备课。学生的作业，他全批全改，经常工作到深夜。学生对这位知识渊博工作负责的老师非常满意。这时候，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学的外语课一律不再学俄语，要求有条件的开设英语课。南宫中学没有英语教师，遇到了困难。校长和袁永熙商量。没想到，他竟一口答应下来，承担了高二和高三的英语课。1964年和1965年一连送走了两届毕业班。毕业学生的英语成绩在所属专区是最好的，升学率也是最高的，因而受到专区的表扬。大家都非常高兴。

以袁永熙当时的身份，在南宫中学他很可能成为受人歧视的另类。可是，几年下来，在这里他却普遍受到人们的尊重。大家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人，怎么会是一个右派分子？看到他孤身一人生活艰难，同事们非常同情他的遭遇。1965年邢台大地震后，学校里房舍倒塌，食堂不能开伙，袁永熙的生活更为困窘。同事中的热心人决心要为袁永熙建起一个能为他遮风避雨的家。他们想到了一直独身的化学老师张兰芬。张兰芬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却不改乡土本色。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人处世只以她认定的善恶是非为准，并不受什么政治戒律和教条的约束。加上她心地单纯善良，性格强韧，认定了的事情就会不顾一切坚持做到底。实际上张兰芬早就对袁永熙的情况有所了解，知道他早年参加革命，为人民作出过卓越贡献。看到他人品好，有学问，认定他是一个受了冤枉身处逆境的好人。她愿意为这个灾难深重的苦命人献出一颗爱心。就这样，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热情地为他俩操办了婚事。从此，袁永熙不但又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而且有了一个忠诚不渝的生命保护神。

可惜又是好景不长。半年以后，“文革”浩劫来临，南宫小城也逃不过这场灾难。中学生还不大懂事，最易受到煽动蛊惑。袁永熙头戴几顶政治大帽子，又是京城里下来的大干部，他的行政级别虽然已从十级降为十七级，仍然高于县里的领导人。再加上个别心术不正的人挑动，运动开始的第一天，他就被抄家封门，关进“牛棚”，成为学校里批斗的头号“黑帮”。

到了8月，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后，红卫兵的暴力恐怖活动波及全国，南宫中学的武斗一天天升级。一次批斗会上，学校的教导主任被活活打死，同时被批斗的袁永熙和几位教师已是命悬一线。幸而军宣队及时赶到，救了他们的性命。以后，县里接连发生了“走资派”和教师自杀和被杀的事件。张兰芬意识到袁永熙的处境已十分危险。这时候不论批判谁，都可以和袁永熙挂上钩。批刘少奇，说他是“刘少奇的黑爪牙”。批彭真，说他是“彭真安在南宫的定时炸弹”。批三家村，他又成了“三家村的黑干将”……他多次遭到毒打，满口牙齿都被打掉，多少天都不能咀嚼食物。张兰芬下定决心，豁出自己的一条命也要保住好人和亲人袁永熙的一条命。

红卫兵逼迫张兰芬揭发袁永熙的罪行，她不肯乱写，甚至故意以不写相对抗。红卫兵说她对抗运动，“勒令”她和四类分子一起干脏活重活。她很樂意，这样正好可以保护和照顾袁永熙。有一次她跟着到批斗会场，看到袁永熙被红卫兵们拳打脚踢，逼他承认别人捏造的假材料。她觉得情况不妙，一口气跑到武装部。一见军宣队的同志，她救人心切，不由自主就双膝跪下，请求他们“救救袁永熙”。军宣队赶到学校，袁永熙已被打得满脸鲜血不成样子了。以后，只要一看到袁永熙被揪走，她就去武装部搬救兵。1967年开始“抓叛徒”，一天夜里，县里要开大会批斗“叛徒”，勒令袁永熙参加。她怕参加这个会凶多吉少，就和袁永熙一起去找军宣队。军宣队同意袁不去开会。张兰芬想办法带他走到几里地外的棉田里，躲到12点钟以后，她俩才悄悄回到家里。这次批斗大会上，84岁的有名望的老县长不幸丢了命。第二天，造反派头头凶狠地训斥张兰芬：”以后你再去找支左领导人，就砸断你的腿！”张兰分毫不示弱：“除非你们不再斗袁永熙，否则我还会去。”以后，他们果然暂时抛开袁永熙，每天对张兰芬拳打脚踢，逼她揭发袁永熙，实际是要她对自己的丈夫栽诬陷害。张兰芬不理这些。他们甚至以吊死她相威胁。她还是不予理会。最后支左部队派人驻进学校，才制止了他们的无法无天行为。支左部队的领导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全力救助袁永熙，是因为他们“文革”前在学校搞过一段军训，了解袁的历史和在校表现。更重要的是，确如袁永熙的儿子所说，如果没有这位继母的捨命维护，他们的父亲在十年浩劫中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袁永熙的专案人员跑遍了全国，查清了他在运动中的交代完全属实，别有用心的人对他的所谓揭发则纯属捏造诬陷。他的问题解决了，而南宫中学已被砸烂，学生回家，教师都到干校劳动。袁永熙以后被分配到乡里的中学任教。张兰芬作了统计，袁永熙在南宫待了十七年之久，任教不足九年，劳改和挨批斗的时间则长达八年。八年间，遭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铁拳的摧残，比三十二年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所受的种种酷刑，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袁”终于又回到了北京

 十年浩劫过去以后，“两个凡是”依然存在。西南联大的老同学，也曾被打成“右派”的李凌回到北京。他听说小袁请假从南宫回来了，马上就去看他。见了面，简直认不出他了。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神色憔悴，人也老多了。两个人抱头痛哭，互诉自己的不幸遭遇。那时候袁永熙心有余悸，他告诉李凌，以前曾回京一次，回去后就遭到严厉查询，要他交代在北京都见过什么人，从事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告诉李凌，如果南宫有人来调查，千万不要说和他见过面。因为按造反派的逻辑，右派见右派，一定是搞反革命活动。李凌只好答应他。他那时白天不敢出门，看老朋友都在晚上。李凌感慨地说：哪里还是当年的小袁！

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袁永熙才回到北京等待落实政策。他的精神状态已大不同于两年前，又是机警干练、从容镇定的了。老同学们高兴地说：昆明时代的小袁又回来了。

寒冬已过，大地开始复苏。为袁永熙落实政策的事情，得到多方面的支持，解决的还算顺利。清华大学党委经过复查，宣布袁永熙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撤销了开除党籍和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的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来的待遇。以后，团中央党委确认了袁永熙在狱中没有暴露党员身份，保护了同志，保守了党的组织机密，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品质。出狱后，积极找党，并向党彻底交代清楚情况，没有隐瞒，表现出对党的忠诚。因此，认为过去主管领导部门对袁永熙的处理意见“是不妥的”，建议予以撤销。团中央的这个建议上报后，中组部复函同意团中央机关党委的意见，撤销当年“不妥当的”处理意见，恢复袁永熙的党籍。沉冤终于得以洗雪。袁永熙再也不用背负那个精神枷锁了。可是，这一“沉”就是漫长的32年！

这年春节，邢方群陪袁永熙去给50年代团中央的老领导胡耀邦拜年。耀邦问袁永熙今年多大了？袁说63岁了。耀邦接着说：“63，大了点了，做不了多少年了。”他指了一下座中的胡启立说；“要像他那个年龄就大有可为了。”耀邦是多么为袁永熙惋惜呵！可惜时间不能倒流。

袁永熙是在清华大学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按政策规定平反后本应回原单位。可是，受到来自高教部的阻力，不能回清华。他被安排在中央办公厅，在冯文彬领导下工作。冯要他搜集十个违法乱纪的实例，作为典型案件。他明知道很不好办，也只好接受下来。他先选出北京市某县县委书记贪污的一个案子来调查。此人在市委有后台，顶住了，材料弄不出来。这类案子，看来够“典型”的，碰到的阻力都很大。他下边的干部也掣肘，认为这种事情干不得，不知道会碰到这些人在上面的哪位首长，自己吃亏。他实在干不下去。后来，由北京市给他安排工作，调到北京经济学院。当他被正式任命为经济学院院长时，已经行年六十有五。他抓紧自己的余年，踏踏实实为学院的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还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人口从书》。以后，又先后担任第六和第七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

 八十年代初期，云南党史办公室在昆明召开“一二一”运动史稿座谈会。马识途和袁永熙都被邀与会，而且被分配同住一室。他们两人四十年代同在西南联大领导民主运动，两人分别担任两个支部的书记。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两个人工作上互相配合，但不打通关系，避免接触。因此，两人并肩战斗了几年，彼此却连一句话也没有讲过。此时此刻，两位老战友在经历了几十年大风浪大坎坷之后，在过去一起战斗过的地方重逢，真是意外的惊喜。一声“老袁”“老马”，两手紧紧握住，老袁的眼睛湿潤了，话匣子打开了，像江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奔流而出。他要把自己的一切都讲给自己的战友。

讲到“反右派”，他愤愤然：明明说是要大家帮助党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谁知言犹在耳，却大抓起“右派”来.。其实，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不过是要求民主和自由，反对腐败和官僚主义而已。我们在昆明那时候，看到从延安发出的一切文件，不都是号召为民主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吗？我们在昆明不是以民主自由作为战斗的旗帜吗?为什么胜利了就背弃自己的诺言?还竟然说什么有罪之人言必有罪。把右派定为“反革命”，,就是宣布思想言论可以犯罪,可以科以刑律了。这是封建王朝才有的事，怎么可以出现在向人民承诺了要实现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

袁永熙向马识途讲述他和陈琏在“文革”中的遭遇。他最伤心的是陈琏的跳楼自杀，谈起来涕泪横流。作为国民党高官的女儿，陈琏以她的家庭条件，联大毕业，到美国留学，成为专家，然后回国，那样，她不是可以被待为上宾吗？他又反问：抗战时期，党不是号召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吗？陈琏这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就不应该参加吗？实际上周恩来总理对陈琏的入党就非常重视。建国后还让她专门就就家庭出身问题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过言，引起很好的反映。可是，运动一来，像她这样背着反动家庭包袱的人，就是有“原罪”的人，就成为运动的重点，受到残酷的斗争。她只有一死了之。毛主席讲过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中国革命是不能胜利的，难道胜利以后就不要知识分子了吗？

袁永熙向马识途提了一大堆问题，马无法回答，他也并不一定等着回答，他是在倾诉。马识途说，这是那些在历次运动中遭受煎熬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他们常常自问：我到底错在哪里，难道就错在我是知识分子吗？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

马识途在回忆这“一夕谈”的时候写道：“他并没有详细地向我介绍他在清华大学被打成右派的経过，只说他的确没有反党，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他也努力改造思想，但是不知道怎么还是难逃大劫，硬被打成右派。我说：大概像清华大学这样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拿出一个像样子有质量的右派，那反右派运动就会大为减色了。民主党派的大头头们尚且为此做了贡献，要你这个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人做贡献，是小焉者的了。”

袁永熙和陈琏的儿子陈必大儿子曾问过他：如果仍从当年的环境开始，让你重过一生，你还会投身革命吗？他说：如果天下清平，谁都想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过体面的生活。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没打进来，我们兄弟完成学业后，也许有人会走这条路。但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政策弄得国是日非、民族危亡，不改变当时那种社会状况，个人前途也无从谈起。而且青年学生一腔热血，容易被改造社会的激进理想所吸引，即使不切实际，也总觉得比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窝窝囊囊、蝇营狗苟要高尚。再说，即使你老老实实当一辈子缩头乌龟，谁能保证日后你就不会被打成右派呢？问题不在当初的理想是对是错，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不能按照当初的理想去做……

这个“为什么”的确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当初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而奋斗，有什么错？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样的奋斗目标，我们就跟着共产党走，有什么错？建国后我们继续坚持实现当年的理想，却成了不识时务，这岂是我们当初能够料到的？为什么共产党没有实行原先的诺言，而采取了另一套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把坚持原先的理想的人们当作敌人？回答了这个大问题，就解答了中国问题的大半。谁来回答？

陈必大还谈到，父亲当了两届政协委员，有几次想就教育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作个系统发言。可是他对“左”的论调非常抵触，当他看到报纸上那些“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之类的文章，又觉得心里添堵，意兴阑珊，常常把稿纸一扔再也不碰。儿子说，爸爸自己講，年轻时锋芒毕露，二十年右派生活的磨练，如今与人交往非常慎重，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常告诫儿子，要懂得在战斗中侧身而立（鲁迅语），能不说的话就不说.。他大概还记得，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那个对专制魔王愚忠但为人正直清廉的老人，在自尽前十几个小时，特意把他唤去，对他说的几句语重心长的话：“永熙呵，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从政而不懂政，投在蒋公门下，于今悔之晚矣！永熙呵，政治，政治这个肮脏的东西不好弄，千万别卷进去……”

80年代中，在钱瑛同志追思会上，三十多年前那位坚持把袁永熙定为“变节”的老大姐竟然还认出来袁永熙，亲切地招呼他：“小袁啊，当年给你的处分，现在看是重了些……”袁永熙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只说：“大姐，你多保重！”不知老人家是否知道，这个 ”重了些”的处分，几十年来给面前这个“小袁”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安宁的日子没有几年，袁永熙又被病魔缠身，先被怀疑患上了癌症，后又被脑血栓击倒。这些病患与多年的苦难折磨显然有关。痛苦再一次折磨袁永熙多年。虽有老伴张兰芬悉心照料，但是半身不遂，不但腿脚不听使唤，脑子也不灵了，寂寞抑郁，心情很不好。老友邢方群常来看他，知道他为自己一生屡遭不幸而深感不平，一再劝慰，并送给他一本《彭德怀传》，对他说，像彭德怀这样功勋盖世的老帅遭受迫害而死的已非一人，我们总算没有被折磨死，聊以自慰吧！——邢方群说，自己也知道这些话没有什么说服力，只能相对叹息。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袁永熙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战友们深深惋惜：他在生命成熟的时期，才华没有得到发挥，未能放射出青年时代地下工作中那样耀目的光辉。这惋惜不仅是为他个人，这教训当然也不仅仅在于哪几个人。

〖编者附记〗袁永熙为什么会成了右派？他的亲人和友人们都不解，知道他的历史功绩的人们也不解，他自己也不解。我们在编写这部书的时候，询问过很多曾长期同袁永熙在一起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看了许多有关的材料，思考再三，才终于明白了一些。在那个时代，每次政治运动，在全国，在每个单位，都要抓出几个“典型人物”来。没有，可以制造。在一次“揭批”会上，袁永熙说：“会上揭发的事，与我无关。如果学校当局硬要拿我做典型，我也无可奈何！”其实，学校当局也无可奈何。这场运动一开始，他就被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点名为党内右派分子。就连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也不同意把他划为右派，刘仁也无可奈何。最高领导当时紧盯着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白指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所指已很清楚。从《人民日报》发表的宣布袁永熙为右派分子的报道的大标题，“袁永熙作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就可以明白，着重点就在于“党内”。这是要把他作为党内右派的“典型”。可不要以为这个标题是哪一位编辑信手拈来的，在反右派运动紧张的时候，坐镇《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是中共中央的笔杆子胡乔木，一个标题震惊中外的“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就出自他的笔下。

发动“反右派”，与1956年夏秋波匈事件有密切关系，要防止中国出“匈牙利事件”。波匈事件的起因，人们大都认为是实行斯大林模式的专政，人民没有民主权利，苏共二十大以后思想开始解放，人民就起而反抗，争取人权。中共最高领导人则认为群众“闹事”是由于对“敌对势力”镇压得不够。“裴多菲俱乐部”那帮子知识分子敢于捣乱，还由于党内有纳吉这样的坏家伙支持。因此，不但要“引蛇出洞”把那些敢于对无产阶级专政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垮，还必须把党内右派挖出来加以惩治，以绝内患。看来，只是从一般党员中间找右派也不行，先要抓比较大的。特别重要的，容易出事的地方是大学，还必须在著名的高校找“典型”。清华大学有这么一个干部，曾任学校党委书记，过去是地下党云南省工委当过青委委员，在北平当过地下党学委负责人，是民主运动中的干将，自然善于“闹事”，至今还有许多人视之为英雄人物，而且历史上曾有“变节”的污点（那本来就是冤枉的，是毫无道理的判词），对党不予恢复党籍而要他重新入党的决定心怀不满，且出身于官商结合的大家庭，兄弟姐妹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这还不够“典型”吗？

选定了一个对象，先把他定了性，然后搜索拼凑材料，继之无限上纲，最后宣布结论。哪里来的材料？正如袁永熙在申诉中所说的：这些材料几乎都来自我和个别人交谈的片言只语。有的掐头去尾，有的夸大歪曲，既无物证，又无旁证，只要有一个人“揭发”，就成为一条“罪证”。运动一来，不愁没有积极分子上阵。人人自危，与“斗争对象”有点瓜葛的人，为了自保总得“表态”，最简捷的方法就是按照上边所需要的口径“揭发”。

你敢说自己没有右派言论？中央发出整风决定提倡鸣放的时候，你不是也曾动员教授们鸣放吗？中央是有计划地采取的一个步骤，你不会知道，那么你的目的何在？你不是鼓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党进攻又是什么？别人鸣放的时候你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不是心中有鬼，对党存有戒心吗？不论怎样，只要选中了你，你就跑不了。“有罪之人”言必有罪，无言也有罪。正如马识途对袁永熙说的：“像清华大学这样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拿出一个像样子的有点质量的右派，那反右派运动就会大为减色了，民主党派的大头头们尚且为此做了贡献，要你这样的人也做贡献，是小焉者的了。”

四十年代的袁永熙，在《红岩儿女》第一部《从潜流到激流》第27章《“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第二部《从漩流到洪流》第3章《“一二一”运动勃发》中，有所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