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工业用地价格:重庆故事还原与解读

　　虽然“重庆故事”喝彩者众，但不时也伴有个别质疑、挑剔的声音，一些从未去过重庆的人常凭主观臆断，将“打黑”称为“人治”，将“唱红”称为“左”，将“官员大下访”称为“作秀”……重庆为何会遭到种种误读呢？重庆人是如何看待这些误读的？“重庆故事”的价值与意义究竟何在？这些问题都值得厘清。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重庆经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它在很多地方后来居上，它从重庆建市起，一步一步地探索，最终成为了现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前沿阵地

　　什么是重庆经验

　　“重庆经验”，当然现在也有叫“重庆模式”等等名称，它一出来就有各种争论。我觉得有争论是正常的，很多时候真理就是不怕争论，真理是越辩越明，不要紧。

　　那么，重庆经验是什么呢？我觉得重庆经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它在很多地方后来居上，它从重庆建市起，一步一步地探索，最终成为了现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前沿阵地。很多已成为在全国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都是这样诞生的。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关注沿海经验而不注重重庆经验的话，我觉得就很难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就很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全貌作出全面的理解。

　　重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概括起来，核心就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主动地破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起来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是全面的，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乃至于生态文明建设，还包括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如果没有全面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可能转变。

　　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重庆是一手聚精会神抓经济增长，另一手高瞻远瞩抓缩小三大差别，促进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上，重庆一手抓文化建设，一手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上，重庆一手抓严惩社会黑暗，一手抓严惩党内腐败。

　　总的来说，重庆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伟大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根本一致，和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高度一致，和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执政使命、执政理念高度一致，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同时重庆又紧密结合地区实际，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系列对解决全局性难题具有启示性意义的重要经验。

　　怎么看重庆经验

　　第一点，重庆经验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形成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创造性探索。说是创造性的，是因为它既结合了重庆的实践，又体现了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过程中的时代性要求。现在有人说它是“左”的，这恰恰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和重庆经验一样，本质是既防左又防右；而且我不太赞成简单地用左和右概括现在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左和右是相通的，在一定时期，一些人表现为极左，但在另一时期他又会变为极右。所以我说，看待重庆模式，一定要把这本经看正，不能看歪，更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也不能够贴“左”的标签。

　　第二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很多地方都有丰富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和伟大理论体系的形成，说到根本，其实就是靠三条：第一条是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创造，第二条是靠各地摸索出来的新鲜经验，第三条是靠党中央集中全党的意志，集中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各地的经验，把它加以系统地总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其他地方的经验和重庆的经验对立起来，来“横挑鼻子竖挑眼”，来“鸡蛋里挑骨头”。

　　其实在整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特别是现阶段，各地都创造了很多丰富的经验，而重庆经验在这里面非常具有普遍的意义，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当今破解科学发展的难题，破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题，破解城乡、地区差异的难题等等，既离不开各地的经验，更离不开重庆的经验。

　　第三点，重庆经验当前更具有代表性。为什么呢？首先，从重庆在中国的区位和他的各个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实际状况来说，在中国带有普遍性，特别是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中有代表性。重庆所能办到的事情，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能够办到。而其他东部沿海等地区的一些特殊经验，有特殊性，是难以复制、难以模仿的。所以重庆的经验是可学可鉴。

　　其次，重庆经验带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因为他探索的问题，就恰恰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基本情况，就是处在发展的问题、发展以后的问题和没有发展的问题同时存在，具有发展的两重性特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存在着很多的两难性的问题。现在重庆实际上也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他在破解两难问题的很多实践，实际上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后怎么发展，怎么落实科学发展观，怎么采取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推动党的建设而进行的探索，这就是重庆经验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再次，重庆实践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刚才讲到，它带有实践中的共性、阶段的共性，但是这两者，不足以使它成为全面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更重要的一点，它在实践中带有前瞻性。在前瞻性里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怎么把发展和民生相结合，怎么把发展和社会建设、共同富裕、缩小区域差距相结合，怎么把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个重庆”的建设相结合，怎么把发展和落实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执政宗旨相结合，怎么把发展和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先进性、党的全面的自身建设相结合。在这些方面，重庆都探索了一些带有前瞻性的东西。

　　重庆实践的启示意义

　　当今整个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也好，还是发展中国家也好，都面临着一个对发展道路的再思考问题。西方解决发展问题，基本上是两条路径：一条就是英美等国的新自由主义；一条就是德国还有北欧等国家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路径。这些都不能破解现在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中的问题：一是发展中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二是发展中的精神文化快餐化、庸俗化乃至于沙漠化的问题；三是发展中的执政危机的问题。不一定经济发展到最好的时候，执政地位就最巩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破解这三个问题，重庆都先走了一步。

　　在发展中如何解决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重庆出台的“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12条，还有“民生10条”等等一系列举措，包括“五个重庆”的建设，都在闯出一条新路。

　　对于发展中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怎么样把中华民族的美好的精气神凝结起来，而且化作推动改革开放、推动创新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呢？我觉得民族精神、党的优良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是统一的，不是三回事，是一回事。重庆要在占领改革开放高地的同时，占领道德文化高地，这个口号非常之好。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一个强音，一个时代的强音。

　　在解决执政危机的方面，重庆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项制度”、“三进三同”，这本身就是民主。让老百姓时时刻刻能够找到党组织，找得到党员干部，能够向他们倾诉自己的呼声，大下访、大接访，这都是推动民主。当然这还不够，还要继续推进，迈出更坚实的步伐。重庆通过很多工作，确实基本上能够做到，群众在哪里，党组织能够覆盖到哪里，党员干部能够出现在哪里，这是了不起的。很多地方如果都能做到的话，什么颜色革命等等这些东西，奈何不得我们中国，奈何不得我们中国共产党，更奈何不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此外，我们现在发展和不发展的问题同时存在，不能够按照原来的平面思维来解决，必须要有大智慧，要有立体的思维。我不成熟的想法，实际上要有一种统筹思维和辩证思维，而且需要把统筹的思维和辩证的思维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重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处处能够体现到这一方面。

　　(李捷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国史学会副会长)

　　凡是了解重庆、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重庆缩小差距的政策是配套的，对重庆的责难，其中有认识问题，也有对自己既得利益的保护。不过，在重庆人那里，任何责难都会使得缩小贫富差距的工作更加周密和完善。有责难不是坏事，挑剔也是一种挑战

　　重庆带头缩小贫富差距是抓住了社会发展的牛鼻子

　　去年的中秋节，重庆市领导建议月饼生产销售价38元/斤。把价格定在38元/斤，是为了人人都能吃到月饼，是因为在中国还有人买不起高价月饼，是因为天上的月亮不是哪一家的私有财产，人人都有赏月的权利，是因为月中的玉兔为人间治病一律不收费，做到了卫生公平。生产38元/斤的月饼是小事，可是，它真正践行了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决不是以一部分人为本，而应是以全体人为本。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国情。什么是“国情”？有人能吃到盒子里装有黄金白玉的月饼，有人吃不起38元/斤的月饼，这就是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存在的国情。我们天天讲“化解矛盾”，首当其冲的是要化解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

　　为什么这些年发生在我们国土上的群体性事件数以万计？为什么群体性事件的规模从几十、几百发展到上万人，而且群体性事件的烈度也在与日俱增？为什么有些省市“维稳”越维越不稳？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多数人占有少数财富”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

　　不论是用五分法计算还是用十分法计算，不论是看基尼系数还是看欧希马指数，不论是用官方的数据还是用学者的数据，亦或是用外国学者在中国调查的数据，不论是收入差距还是财富差距，中国的贫富差距都是过大了，都清楚地表明早已越过了警戒线，快踩到了危险点了。我们实在不能再对中国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熟视无睹了。站在镰刀锤子的党旗下，站在麦穗齿轮的国徽前，即使是腰缠万贯的学者，只要还有一颗火热的心，都不能允许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继续存在下去，都应该下决心为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做出不懈的努力。转型，首先是要把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形转为橄揽形，即富人少、穷人少、中等收入的人口居多。

　　我们讲“转变发展方式”。但方式是由目的决定的。目的决定方式，目的高于方式。30年前，经济学界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强调生产是为了生活，批评为生产而生产。我们今天讨论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搞清转变发展方式的前提——“发展目的”是什么？

　　“发展是硬道理”。这里的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发展一定要全面。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一方面可以有所侧重，但那必须是协调中的侧重，是走路的左脚在前还是右脚在前的侧重，而不是孤军奋战，不是竭泽而渔。全面而又协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才能可持续。片面的高速只能是“欲速则不达”。畸形发展迟早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既会挨别人的打，也会挨自己人的打。群体性事件就是挨自己人的打，就是挨自己依靠对象的打。

　　贫富差距过大与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有成正比的函数关系，二者之间是有必然性的。马克思有过茅屋与大厦的比喻。学界还有“隧道效应“一说。从哲学上说，“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贫富差距过大会引发对抗性矛盾，可怕的是局部的对抗性矛盾会演化为全局的对抗性矛盾。陶潜在《咏贫士》一文中写道：“贫富常交战”。不是吗？很多国家政权的更迭起于贫富差距过大。重庆人站得高，看得远，大声疾呼缩小三个差别，一步一个脚印地缩小三个差别，是抓住了社会稳定的牛鼻子、社会发展的关键，堪称治市有方。

　　剖析对“缩差共富”质疑的种种说法

　　对重庆缩小贫富差距的做法不断有质疑的声音传出。

　　“你们是搞平均主义！”不，缩小三个差距不是平均主义。缩小三个差距是公平主义，是平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纪之交，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急剧下降；与此相反的是，资本收入占GDP的比重急剧上升，形成剪刀差。在平均主义束缚人的积极性时，要反对平均主义；在差距过大破坏人的积极性时，要反对差距过大。在差距过大时，还要反对平均主义，是火上加油，是助纣为虐，是强化矛盾。在差距过大时，缩小差距不是“复旧”，恰是与时俱进，是“翻新”。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会变的。无视社会结构的变化，一味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平均主义才是僵化、固化。重庆讲的是“缩小三个差距”，“缩小”并不意味着没有贫富差距，关键是不能过大。

　　“你们是否定激励机制！”不，缩小三个差距不仅不是否定激励机制，反而是强化激励机制。合理的分配，合理的布局，有利于发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积极性；反之，不合理的分配，不合理的布局，不利于发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积极性。邓小平同志严正指出：贫富差距过大是要“打内仗”的。我们要的是激励机制，不要激怒机制。现在有些机制在激怒人。贫富差距过大就是激怒机制。

　　“你们是民粹主义！”不，不是民粹主义，是以人为本。民粹主义有个重要特征是农民排斥工人。在重庆的缩小三个差距工作中，丝毫没有排斥工人的意思，相反的是千方百计地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重庆人在缩小三个差距的工作中，从不认为弱势群体是什么“天生的共产主义者”；重庆干部在结交“穷亲戚”时，十分强调对“穷亲戚”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灌输自力更生的理念。

　　“你们是迁就刁民！”不，缩小三个差距不是迁就刁民，而是要转变刁民，减少刁民。古人云：“穷山恶水出刁民”。既然知道了“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个道理，何不努力把“穷山恶水”建成为“山明水秀”呢？重庆就是在从犯罪的社会根源上抓起，来降低犯罪率。

　　“你们投入民生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这一批评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财政就是火锅里的肉，给企业吃了企业增长，给民生吃了民生改善，可是，民生改善未必会马上增加GDP，说不定会因廉租房的建设、提高社保水准等等而减少了GDP。不过，这里有个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存在。不管学者对生产力要素还有什么争论，争论的三方无不认为劳动者的技能和积极性是第一要素。劳动者心情舒畅了，还愁社会生产力上不来吗？把财政用在一时不增加GDP的民生上，是跃起之前的下蹲。姑且不从上面讲的“生产目的”、宗旨意识上去论证，说得实惠一点：“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今天多“予”了民生、民享，明天就会“取”来更多的GDP。反之，如果不关心弱势群体的疾苦，惹得他们对政府不信任，迫使政府把大把的GDP用在对付不信任上，用在维稳上，岂不是丧失了GDP的意义，岂不是对GDP的颠覆吗？2010年，重庆干了十大民生工程，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困难，而且GDP为7894亿，增速为17.1%，财政收入达到1991亿元，增加了49%。重庆经济总量2011年上半年经济总量为4450亿元，增速为16.5%，排位从全国第五上升到全国第二。

　　凡是了解重庆、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重庆缩小差距的政策是配套的，对重庆的责难，其中有认识问题，也有对自己既得利益的保护。不过，在重庆人那里，任何责难都会使得缩小贫富差距的工作更加周密和完善。有责难不是坏事，挑剔也是一种挑战。

　　古人云：“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教。”缩小三个差距是科学发展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愿重庆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出一个更加富裕、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和谐的大好局面！

　　(邓伟志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