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粉葛放什么来煲汤呢:何 蜀《文强口述自传》指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19:17:04
仅有记录是不够的——《文强口述自传》指瑕
何 蜀
口述史学，近年在国内有方兴未艾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文强口述自传》，便是该社策划的《口述自传丛书》中的一本。然而，展读之下，却大失所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错误百出的书。
一
文祥是湖南人，其口述历史，多用方言。《文强口述自传》中，就有多处可能是记述者不熟悉方言，也没有认真核对，而导致的错误。
此书第6页提到文强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时，在船上碰到中共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夏曦、郭亮和“四川的廖化元”。这里的“廖化元”，应为“廖划平”，此事在文强所写《我对黄埔军校的回忆》（载《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38～64页）一文中就有记载（文强在该文中未提郭亮）。廖划平是中共在四川建党时期的著名人物，后来做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在北平地下工作期间被捕叛变。
第32页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率部南下途中“向奉昌走”，并且在“奉昌”打了一仗。这个“奉昌”是什么地方呢？只要查一下有关资料就会明白，这是“会昌”。同页上还提到在一个叫“任田”的小地方打了一仗，这个“任田”应是“壬田”。
更为莫名其妙的是，在第34～35页上的一处记叙中：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途中，“在汀洲耽搁了四五天，我们又一路走，终于到了上海。一到上海，朱德就来了。……最后终于到了潮汕。”这里的“汀洲”应为“汀州”（今长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会从福建汀州一路走“到了上海”然后再到广东潮汕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实际上，这里的“上海”应是“上杭”。
第40页上提到的“何步青”，应为“霍步青”，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他是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总交通，负责收容过许多中共失散人员。
第41页上提到的“杨继运”，应为“杨继荣”，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原为中共党员，后为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去台湾后曾任“国大”代表）。说杨继荣从邵力子的门后偷“拿了他一副笔墨”去典当，这也让人奇怪，“笔墨”怎么会放在“门后”？原来，所谓“笔墨”是“皮袍”之误。此外，有关杨继荣盗走邵力子皮袍（狐裘袍子）典当一事，据文强所写《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深刻感召》（载《文强将军回忆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1月第1版，第34～41页）一文所述，并不是杨继荣与文强一起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流落上海之时发生的，而是杨继荣参加了广州起义后独自流落上海时发生的。而文强得知此事，则是在“珍珠港事件”后从香港辗转逃回大陆到了柳州，在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的宴席间听杨继荣讲述的。第42页上还提到杨继荣当了“湖南西晋署”的交通处处长。国民党政府机关中有“湖南西晋署”这样奇怪的部门吗？原来，这是“湖南绥靖署”之误。
从第44页开始提到并在书中多次出现的“廖宗策”，应为“廖宗泽”，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同样先是中共军事干部后为军统局高级骨干、国民党将军（以后还一起关进“战犯管理所”）。在文强的传奇一生中，廖宗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强在大革命失败后二次入川寻找中共组织，是通过廖宗泽接上组织关系的。当文强脱离共产党后，又是通过同样已脱离共产党的廖宗泽介绍到浙江警官学校任职而进入了国民党阵营。同页上说廖宗泽是“川西特委书记”也不确，他当时是川西特委兵委（即分工负责兵士运动工作的干部），川西特委书记当时是刘披云（化名方策）。同页上又说文强被派到“范继暄”团去当支部书记，该团是二十八军“邓希侯”下面的一个团，这里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字都错了，“范继暄”应为“邝继勋”，1929年与罗世文一起领导了第七混成旅遂、蓬边界起义，后来在川陕苏区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时被张国焘杀害，是上了《中共党史人物传》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之类书中的重要人物；“邓希侯”应为“邓锡侯”，四川著名地方军阀，1949年与刘文辉、潘文华一起宣布起义的著名国民党将领。
第45页提到文强被中共四川省委调任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时说到的“成口、万源、新县、达县”四县中的“成口”应为“城口”，“新县”应为“宣汉”。
第46页提到文强到川东游击区时化名“李杰胜”，应为“李哲生”。
第49页上提到川东北军阀“刘宗厚”，应为“刘存厚”，是四川著名的老牌军阀。
从第56页开始提到的“周敦婉”，应为“周敦琬”。“婉”应为“琬”，这是文强提及周敦琬时反复强调过的，因周家姊妹姓名的最后一字均是“王”旁而非“女”旁。
第58页上说“省委书记李维湘也死了”，“李维湘”应为“吕维新”，即穆青的化名，他曾一度担任四川临时省委书记，牺牲时的职务是省委组织局主任。当时省委书记是刘愿庵。同页还提到的“刘大明”，应为“牛大鸣”，在刘愿庵等牺牲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
第64页说到文强从“成口”（应为“城口”）到重庆来，一路上经过“达县、川江、成寿”，这里三个地名就错了两个，“川江”应为“开江”，“成寿”应为“长寿”。文强是先到开江去找了老共产党人王维舟之后，坐滑竿到长寿转乘小火轮到重庆的。
第65页提到的“于元”，应为“于渊”，原为杨森二十军军部将领、宪兵司令，在四川万县“九·五惨案”中曾率部与英舰激战，被誉为民族英雄。1949年在成都因领导民盟的反蒋民主运动而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是著名的“十二桥烈士”之一。
第74页讲到文强、周敦琬与罗世文冲突，离开成都后“顺江而下。先到江西周敦婉（注：应为琬）的大姐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从成都怎么能“顺江而下”到了“江西”？原来是记录者把“江津”（旧重庆西南方长江上游的邻县，今江津市，属重庆）错听写成了“江西”。这样一错，接下来所说的大姐送的路费被抢了，“我们又偷偷跑回重庆”就难于理解了，路费被抢了，还怎么能从江西那么远跑回重庆？
第97页上提到的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王文生”，应为“王芃生”。
第109页开始提到的“佟玉山”，应为“陶一珊”，后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去台湾后曾任省警务处长兼警察学校校长）。
第116页开始提到的“彭克祥、邵元生”，应为“程克祥、彭寿”。
第129页开始提到的“刘仁贵”，应为“刘人奎”，他与文强一样原为中共党员，化名李觉鸣，曾任中共四川省军委秘书，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行动队工作，一次执行任务后被捕判刑，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参加了国民党抗日部队，1949年随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
第142页提到新四军的领导人“张云毅”，应为“张云逸”。
第152页开始提到的“程国绪”，应为“陈恭澍”，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抗日战争前期军统局上海区区长，被汪伪特工逮捕后叛变。抗战胜利后因其积极反共而被蒋氏父子所用。后在台湾著有记叙其特工生涯的长篇回忆录《英雄无名》。
第155页提到的“周维仁”，应为“周伟龙”，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曾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1949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以“违抗军令图谋不轨”罪名逮捕，1950年在台湾执行枪决。
第158页提到的“王兴桓”，应为“王新衡”，原为中共党员，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为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
从第159页开始提到的全家与文强一起逃亡的“廖根绍”，应为“廖公劭”，是当时军统局上海区行动大队的一个大队长，被日伪逮捕后叛变，后逃回重庆。
第222页提到胡宗南身边的三个副官，“其中两个是共产党，一个是钱啸飞，一个是孙健……”这里“钱啸飞”应为“熊向晖”，“孙健”应为“申健”。申健当时不是胡宗南的副官，而是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
第227页提到蒋介石派到西北领导对汪伪军队策反的“参谋次长邢斌”，应为“熊斌”，他任参谋次长是抗战初期的事，调任华北宣抚使领导策反、收编伪军工作之前是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省防空司令。
第238页提到的程潜夫人“何英芹”，应为“郭翼青”。
二
其次是史实的错误，这可能与文强本人的记忆有关，也与记述者本人没有查证有关。
第30～31页讲到南昌起义爆发时，文强被周逸群派去迎接“叶挺独立团（国民政府警卫团）”，这显然不对。众所周知，叶挺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怎么会到起义爆发时他的独立团还没有到达呢？当时周逸群叫文强去迎接的是卢德铭、余洒度、辛焕文、韩浚等人领导的武昌警卫团（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因保卫过武汉国民政府，故又称国民政府警卫团，而叶挺独立团并无此称号）。该团因故未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到湖南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
此书第七章“结发之妻”（第56～61页）中，说到周敦琬从北京回到家乡四川江津后，“在江津，她遇到两个人，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恽代英，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萧楚女，他们在四川泸州中学教书，认识周敦琬了”。江津在重庆附近，泸州在川南，并不在一个地方。“泸州中学”也不对，应是“泸县川南师范”。
第57页提到周敦婉的前夫刘愿庵（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时说：“1929年，刘愿庵在四川开会，被刘湘的特务发现了，被捕后刘愿庵一口咬定就他自己一个，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没几天就被枪毙了。”刘愿庵被捕和牺牲不是在1929年，而是在1930年，5月5日因召开省委常委会时由于内奸出卖，被刘湘的警察当场逮捕，并非“就他自己一个”，而是当场抓到刘愿庵和工委程攸生、秘书长邹进贤三人（另一干部跳窗逃脱），并缴获大量省委文件，三人于5月8日牺牲。按当时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的说法，那次事件是“全部常委牺牲完”。
第59页讲到文强与吴芳吉见面时，回忆起当年在湖南明德中学，一次发水灾，淹死了一个同学，吴芳吉写了一副对联，被文强擅自改了，引起校长大怒的事。发大水死人时吴芳吉是写了一副很有影响的对联，但不是死的一个学生，而是死的一个校工；文强会去擅改悼念死者的对联吗？实际是指，由吴芳吉创办的《湘君》文学社发起在明德中学校园内湖畔修建了一座“楚辞亭”，吴为此亭写的一副对联被文强改了。接下来书中又说，吴芳吉第一次到地下省委机关来，就对文强和周敦琬说：“我今天做介绍人，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结婚。”实际上，文强于1986年8月写给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怀念周敦琬的长篇回忆录中也写过，即吴芳吉促成文强与周敦琬的婚姻，是在吴到地下省委机关来做过几次客之后，觉察到文、周二人间已比一般“革命同志”更多一层心灵相通的情意，才向他们提出作媒的。
第60页说周敦琬在1941年病逝，却又说“1940年我写诗十首吊亡妻周敦琬”，显然不可能在妻子病逝前一年就写出吊亡诗。周敦琬去世是在1940年冬，而这十首吊亡诗也不大可能是当时写的。因为周敦琬病逝时文强正在上海租界“孤岛”以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之职从事对汪伪策反的危险工作，屡遭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追杀，常不得不狡兔三窟昼伏夜行，周敦琬病逝消息是他的老友廖宗泽（时任四川禁烟公署纠察室主任）通过军统局电台向他转报的，周的后事也是廖宗泽一手操办的。文强当时不可能“细读遗书暗自豪”，当时身为军统局高级骨干，对蒋介石、戴笠有知遇之恩的文强也不可能写出“恽肖马列启明星”（恽代英、萧楚女是宣传马列主义的启明星）、“早有恩来寄语稠”之类诗句。这些诗应是文强晚年追忆周敦琬时所作。
第八章“身陷敌巢”一开始（第64页）就说：“1930年，我被捕了。”然后讲到经过短暂的关押，文强被带到特务委员会去谈话，当夜即在打入特委会的中共内线人员的帮助下逃出；第70页上讲到他逃回家里：“这时是1931年8月。”在这段叙述中，后边的时间是对的，前边的时间错了，即文强被捕是在1931年7月。
第96页说：“1936年，我在杭州警官学校当指导员，‘西安事变’后不久，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变……”日本“二·二六”事变发生于1936年2月26日，“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二·二六”事变显然不可能发生在“‘西安事变’后不久”。
第142页讲文强在上海“孤岛”从事对汪伪策反工作时，说到“我派人打进了‘76号’，这个人叫金乃阳（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八十多岁了）……”这里提到的“金乃阳”，应为“金浪涯”。此事文强多年前就曾告诉过笔者，并向笔者提供了他自己写的专题回忆文稿，说金浪涯是文强在忠义救国军任政治部主任时的下属，后来在上海“孤岛”暗中向他通报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要缉捕杀害他的消息，对他有救命之恩。文强则怀疑金浪涯是潜伏在七十六号内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原来，金当时并非中共地下工作者，而只是一个无党派的爱国青年。而文强在口述中却又说成是自己派金打进七十六号去的，这显然是他的记忆错误。
三
《文强口述自传》中提到与中共高级领导人交往的史实，也有多处失误。
第6～7页谈到文强1925年从上海乘海轮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在船上意外碰到毛泽东，而且还作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写。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由长沙动身赴广州，路经衡阳、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然后到广东韶关，再转乘火车抵广州”。显然，一个走海路，一个走陆路，文强在海轮上不可能碰到毛泽东。文强自己所写《我对黄埔军校的回忆》（载《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38～64页）一文中，也只说自己在船上碰到了夏曦和廖华平（廖划平），并未提到有毛泽东。
第57页讲到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对文强说：“你跟着周恩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我当个军委书记，是个省委常委，你怎么到了四川才安排当了个旅委书记？这不对！”并向四川省委请求改让文强当军委书记，他自己当副的。虽然李鸣珂与文强都是黄埔军校四期同学，但文强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根本不能与李鸣珂相比，李鸣珂真正“跟着周恩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文强在南昌起义时并不在周恩来身边，而只是周逸群的部下），在起义时李鸣珂是负责保卫中央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安全的手枪队（即中央警卫队）队长，从起义到南下转战途中直接保卫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各科工作，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李鸣珂被任命为组织局下设的军事科科长──总管中央军事工作。1928年初，因中共四川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傅烈等牺牲，李鸣珂临危受命，被中共中央派到四川任军委书记。况且，当时的省军委也根本没有什么正、副书记之分，就连省委也只有书记而无副书记。李鸣珂怎么可能对文强说出那样一番既违反组织原则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
第58页讲到文强在老共产党人王维舟处得知省委遭到大破坏时说：“经过这次失败，看来李立三路线是失败的。”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所谓“李立三路线”发生于1930年6月至9月，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领导，但仍然认定李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路线是一致的，直到年底的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正式明确了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文强在“立三路线”时期正在陕西境内与土匪周旋，当年秋（“立三路线”停止执行前后）才返回四川寻找省委，对外界形势毫不知情，怎么可能知道“李立三路线是失败的”呢？
第71～72页上讲到罗世文与文强发生冲突时，罗世文说：“你不晓得党里出了王明李立三路线，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我们党内有个王明路线，好多地方都把好的党员搞掉了，像你我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这些话显然都是不可能有的。罗世文当时刚从上海回到四川接任省委书记，开始贯彻中共中央路线（即后来所称的“王明路线”），正因为罗世文执行“王明路线”，才从左倾立场上认定文强被捕后与特务周旋时的言行有“变节”嫌疑而硬要给予其处分。罗世文当时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绝不可能说出批判“王明路线”的话。
更叫人“拍案惊奇”的是，第74页上讲到文强与周敦琬1931年底离开四川后，到上海找周恩来，说找到了地方，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他们敲门后却没有声音了，而且拒不开门，只塞出一张字条，写了个莫名其妙的“苏”字……事实上，自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6月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已经空前艰难。已往的对外通讯关系，已经全部切断，旧的联络方式已经全部废止。周恩来基本停止工作，潜伏到年底去了中央苏区。文强和周敦琬即使在1931年底去上海，也不可能找到周恩来。如果他们两个从未到上海与中央机关接头，四川干部就那么轻易地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岂不早就被顾顺章、向忠发及国民党特务找到了？何况，文强也说，他自己和周敦琬是在1931年底回到长沙乡下老家住下，经过多次写信和托人带信无法与上海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后，才于1932年去了一次上海。文强1999年3月27日致笔者信中说：“（19）32年整年乡居，我抽出时间与敦琬去沪一趟，往返为时半月（9月初旬到9月下旬归来），目的在找寻周恩来、杨尚昆，都落了空。”这个说法就可信一些。
四
《文强口述自传》中一些与口述者历来说法相违（同时也与史实相违）的文字，有的可能是出于口述者的口误，有的则可能是出于记录者想当然的“整理”，这都是不应有的。
第142页讲到文强被戴笠派到上海“孤岛”从事对汪伪策反工作时说：“我在报纸上看到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政委袁国平是我的同学，陈毅也是我的朋友，还有张云毅，他们平安不平安呀？我很关心这些人，感到国民党很坏，打起内战来了。”这个说法与文强历来说法相违。文强当时已经脱离中国共产党多年，已成为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因为他是在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打击下脱离中共队伍的，所以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后也不愿再回到中共队伍中。同时，他当时得知的有关“皖南事变”的消息，也绝不会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情况，而多半是指责新四军“违抗军令”之类的消息，不可能听到那些消息后就“感到国民党很坏，打起内战来了”。
第222页讲到蒋纬国结婚一事，并未说文强本人参加了婚礼，但在第223页却写道：“在蒋纬国的婚礼上，胡宗南交给我一个任务，不要让人破坏捣乱。我就跟西安方面联系，让他们派一些警察来保卫。”这里的“在蒋纬国的婚礼上”一句话，与文强历来说法相违，因为文强从未说过他参加了蒋纬国的婚礼。他在《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载《河南文史资料》第三十辑)，一文中写道：蒋纬国的婚礼“当时未大摆宴席，只准备了一桌酒席，在王曲七分校的一座小别墅中举行了婚礼。这是戴笠事后告诉我的”。文强1992年8月8日致笔者信中也说：“蒋纬国结婚，我未参加，我只写了一首诗送去……”
第311页讲到周恩来之弟周恩寿时，说他“可惜很早就死了”，这既与史实不符，也与文强以往的回忆不符。文强曾告诉笔者，他获得特赦并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后，曾与周恩寿在同一个政协小组学习，周恩寿身体不好，有时因病未参加学习，文强还把学习文件带去给他看。文强怎么会说周恩寿“很早就死了”呢？
第220页讲到：“1945年2月，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改成中美合作所，后来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首先，中美合作训练班（或称“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训练班”）本身就是中美合作所的下属部门，绝不是“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改成中美合作所”，文强身为训练班负责人，不可能说出这样外行的话。其次，有关中美合作所的历史真相是，中美合作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政府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协同作战而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抗战胜利后就已撤销，中美合作所并不是监狱或集中营，也没有参与过国民党当局关押、审讯和屠杀政治犯的活动。所谓“后来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强也从来就反对那种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他在《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一文中就写道：“中美合作所并不是像外间所传为中美两国特务机关的合作，而是中美两国通过外交途径建立起来的军事合作。”“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外间误传是施行一套神秘的特务训练，实际上则完全是为对日军作殊死战斗，训练在前方或敌人后方对敌人进行破坏、狙击、活捉舌头的作战人员。”文强在《戴笠其人》（载《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177～258页）一文中更明确写道：中美合作所“一九四三年夏正式成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前后，按签订的协定，抗日战争结束，即认为该所任务完成，宣告结束。”“中美合作所结束后，该所所有的美国人，不论来自海军、陆军或来自美国的特务机关或非特务机关的，都于合作所结束时，一个不留的回国了。至于以后美国顾问团来华，帮助蒋介石打内战，那是另一回事。蒋介石总崩溃的前夕，下令在原中美合作所屠杀了数百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其中有杨虎城将军的一家人等。这件血案是令人发指的，是蒋介石遗臭万年的历史罪证，但不能同中美合作所拉到一起，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第67页讲到文强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逃跑时的一段：“我出去走到墙下一看，果然有一个洞，我钻出去之后，洞外还有一堵墙，起码有三丈高……”事实上，当时文强被带去谈话的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并非一般所知道的有高墙包围的监狱，而是在二十一军军部大院角落上的几间平房，位于山城重庆上半城的岩坡边上，俯临下半城，靠坡边拉着铁丝网（坡下是中央公园即今人民公园）。文强逃跑时不能往正面出口走，会被特务们看到，只能借上厕所之机往岩坡下逃。特委会内的中共内线人员把坡边的铁丝网撬了个洞（不是墙上有洞），文强从洞口钻出，面临陡然下斜的堡坎（不到三丈高），便把长衫脱下系在铁丝网木桩上吊着梭下去而逃跑成功——并非把布条系在石头上，再把石头扔过墙，再“顺着布条蹿上高墙”……这些显然都是记录者不明情况而想当然“整理”添加的（文强绝不可能那样讲）。写到文强逃出特委会后，还有一句“我拼命往重庆方向跑”，也是莫名其妙，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就在重庆，而且就在重庆老城区的中心区，文强逃出去后怎么还“往重庆跑”？他是往储奇门河街地下机关跑。
口述历史，在中国大陆是一项刚起步不久的事业。愿意献身于这项事业的人，正如《口述自传丛书》的《出版前言》所说，应该具有“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这责任感，就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必须对有关历史认真研究，严肃整理，仔细推敲，既要对得起读者，也要对得起口述者，更要对得起历史。绝不能让今天推出的口述历史给明天的人们留下太多需要重新考证、辨伪的东西，成为另一种缺乏可信性的历史读物。
何 蜀
口述史学，近年在国内有方兴未艾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文强口述自传》，便是该社策划的《口述自传丛书》中的一本。然而，展读之下，却大失所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错误百出的书。
一
文祥是湖南人，其口述历史，多用方言。《文强口述自传》中，就有多处可能是记述者不熟悉方言，也没有认真核对，而导致的错误。
此书第6页提到文强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时，在船上碰到中共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夏曦、郭亮和“四川的廖化元”。这里的“廖化元”，应为“廖划平”，此事在文强所写《我对黄埔军校的回忆》（载《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38～64页）一文中就有记载（文强在该文中未提郭亮）。廖划平是中共在四川建党时期的著名人物，后来做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在北平地下工作期间被捕叛变。
第32页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率部南下途中“向奉昌走”，并且在“奉昌”打了一仗。这个“奉昌”是什么地方呢？只要查一下有关资料就会明白，这是“会昌”。同页上还提到在一个叫“任田”的小地方打了一仗，这个“任田”应是“壬田”。
更为莫名其妙的是，在第34～35页上的一处记叙中：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途中，“在汀洲耽搁了四五天，我们又一路走，终于到了上海。一到上海，朱德就来了。……最后终于到了潮汕。”这里的“汀洲”应为“汀州”（今长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会从福建汀州一路走“到了上海”然后再到广东潮汕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实际上，这里的“上海”应是“上杭”。
第40页上提到的“何步青”，应为“霍步青”，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他是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总交通，负责收容过许多中共失散人员。
第41页上提到的“杨继运”，应为“杨继荣”，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原为中共党员，后为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去台湾后曾任“国大”代表）。说杨继荣从邵力子的门后偷“拿了他一副笔墨”去典当，这也让人奇怪，“笔墨”怎么会放在“门后”？原来，所谓“笔墨”是“皮袍”之误。此外，有关杨继荣盗走邵力子皮袍（狐裘袍子）典当一事，据文强所写《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深刻感召》（载《文强将军回忆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1月第1版，第34～41页）一文所述，并不是杨继荣与文强一起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流落上海之时发生的，而是杨继荣参加了广州起义后独自流落上海时发生的。而文强得知此事，则是在“珍珠港事件”后从香港辗转逃回大陆到了柳州，在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的宴席间听杨继荣讲述的。第42页上还提到杨继荣当了“湖南西晋署”的交通处处长。国民党政府机关中有“湖南西晋署”这样奇怪的部门吗？原来，这是“湖南绥靖署”之误。
从第44页开始提到并在书中多次出现的“廖宗策”，应为“廖宗泽”，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同样先是中共军事干部后为军统局高级骨干、国民党将军（以后还一起关进“战犯管理所”）。在文强的传奇一生中，廖宗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强在大革命失败后二次入川寻找中共组织，是通过廖宗泽接上组织关系的。当文强脱离共产党后，又是通过同样已脱离共产党的廖宗泽介绍到浙江警官学校任职而进入了国民党阵营。同页上说廖宗泽是“川西特委书记”也不确，他当时是川西特委兵委（即分工负责兵士运动工作的干部），川西特委书记当时是刘披云（化名方策）。同页上又说文强被派到“范继暄”团去当支部书记，该团是二十八军“邓希侯”下面的一个团，这里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字都错了，“范继暄”应为“邝继勋”，1929年与罗世文一起领导了第七混成旅遂、蓬边界起义，后来在川陕苏区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时被张国焘杀害，是上了《中共党史人物传》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之类书中的重要人物；“邓希侯”应为“邓锡侯”，四川著名地方军阀，1949年与刘文辉、潘文华一起宣布起义的著名国民党将领。
第45页提到文强被中共四川省委调任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时说到的“成口、万源、新县、达县”四县中的“成口”应为“城口”，“新县”应为“宣汉”。
第46页提到文强到川东游击区时化名“李杰胜”，应为“李哲生”。
第49页上提到川东北军阀“刘宗厚”，应为“刘存厚”，是四川著名的老牌军阀。
从第56页开始提到的“周敦婉”，应为“周敦琬”。“婉”应为“琬”，这是文强提及周敦琬时反复强调过的，因周家姊妹姓名的最后一字均是“王”旁而非“女”旁。
第58页上说“省委书记李维湘也死了”，“李维湘”应为“吕维新”，即穆青的化名，他曾一度担任四川临时省委书记，牺牲时的职务是省委组织局主任。当时省委书记是刘愿庵。同页还提到的“刘大明”，应为“牛大鸣”，在刘愿庵等牺牲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
第64页说到文强从“成口”（应为“城口”）到重庆来，一路上经过“达县、川江、成寿”，这里三个地名就错了两个，“川江”应为“开江”，“成寿”应为“长寿”。文强是先到开江去找了老共产党人王维舟之后，坐滑竿到长寿转乘小火轮到重庆的。
第65页提到的“于元”，应为“于渊”，原为杨森二十军军部将领、宪兵司令，在四川万县“九·五惨案”中曾率部与英舰激战，被誉为民族英雄。1949年在成都因领导民盟的反蒋民主运动而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是著名的“十二桥烈士”之一。
第74页讲到文强、周敦琬与罗世文冲突，离开成都后“顺江而下。先到江西周敦婉（注：应为琬）的大姐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从成都怎么能“顺江而下”到了“江西”？原来是记录者把“江津”（旧重庆西南方长江上游的邻县，今江津市，属重庆）错听写成了“江西”。这样一错，接下来所说的大姐送的路费被抢了，“我们又偷偷跑回重庆”就难于理解了，路费被抢了，还怎么能从江西那么远跑回重庆？
第97页上提到的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王文生”，应为“王芃生”。
第109页开始提到的“佟玉山”，应为“陶一珊”，后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去台湾后曾任省警务处长兼警察学校校长）。
第116页开始提到的“彭克祥、邵元生”，应为“程克祥、彭寿”。
第129页开始提到的“刘仁贵”，应为“刘人奎”，他与文强一样原为中共党员，化名李觉鸣，曾任中共四川省军委秘书，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行动队工作，一次执行任务后被捕判刑，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参加了国民党抗日部队，1949年随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
第142页提到新四军的领导人“张云毅”，应为“张云逸”。
第152页开始提到的“程国绪”，应为“陈恭澍”，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抗日战争前期军统局上海区区长，被汪伪特工逮捕后叛变。抗战胜利后因其积极反共而被蒋氏父子所用。后在台湾著有记叙其特工生涯的长篇回忆录《英雄无名》。
第155页提到的“周维仁”，应为“周伟龙”，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曾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1949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以“违抗军令图谋不轨”罪名逮捕，1950年在台湾执行枪决。
第158页提到的“王兴桓”，应为“王新衡”，原为中共党员，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为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
从第159页开始提到的全家与文强一起逃亡的“廖根绍”，应为“廖公劭”，是当时军统局上海区行动大队的一个大队长，被日伪逮捕后叛变，后逃回重庆。
第222页提到胡宗南身边的三个副官，“其中两个是共产党，一个是钱啸飞，一个是孙健……”这里“钱啸飞”应为“熊向晖”，“孙健”应为“申健”。申健当时不是胡宗南的副官，而是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
第227页提到蒋介石派到西北领导对汪伪军队策反的“参谋次长邢斌”，应为“熊斌”，他任参谋次长是抗战初期的事，调任华北宣抚使领导策反、收编伪军工作之前是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省防空司令。
第238页提到的程潜夫人“何英芹”，应为“郭翼青”。
二
其次是史实的错误，这可能与文强本人的记忆有关，也与记述者本人没有查证有关。
第30～31页讲到南昌起义爆发时，文强被周逸群派去迎接“叶挺独立团（国民政府警卫团）”，这显然不对。众所周知，叶挺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怎么会到起义爆发时他的独立团还没有到达呢？当时周逸群叫文强去迎接的是卢德铭、余洒度、辛焕文、韩浚等人领导的武昌警卫团（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因保卫过武汉国民政府，故又称国民政府警卫团，而叶挺独立团并无此称号）。该团因故未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到湖南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
此书第七章“结发之妻”（第56～61页）中，说到周敦琬从北京回到家乡四川江津后，“在江津，她遇到两个人，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恽代英，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萧楚女，他们在四川泸州中学教书，认识周敦琬了”。江津在重庆附近，泸州在川南，并不在一个地方。“泸州中学”也不对，应是“泸县川南师范”。
第57页提到周敦婉的前夫刘愿庵（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时说：“1929年，刘愿庵在四川开会，被刘湘的特务发现了，被捕后刘愿庵一口咬定就他自己一个，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没几天就被枪毙了。”刘愿庵被捕和牺牲不是在1929年，而是在1930年，5月5日因召开省委常委会时由于内奸出卖，被刘湘的警察当场逮捕，并非“就他自己一个”，而是当场抓到刘愿庵和工委程攸生、秘书长邹进贤三人（另一干部跳窗逃脱），并缴获大量省委文件，三人于5月8日牺牲。按当时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的说法，那次事件是“全部常委牺牲完”。
第59页讲到文强与吴芳吉见面时，回忆起当年在湖南明德中学，一次发水灾，淹死了一个同学，吴芳吉写了一副对联，被文强擅自改了，引起校长大怒的事。发大水死人时吴芳吉是写了一副很有影响的对联，但不是死的一个学生，而是死的一个校工；文强会去擅改悼念死者的对联吗？实际是指，由吴芳吉创办的《湘君》文学社发起在明德中学校园内湖畔修建了一座“楚辞亭”，吴为此亭写的一副对联被文强改了。接下来书中又说，吴芳吉第一次到地下省委机关来，就对文强和周敦琬说：“我今天做介绍人，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结婚。”实际上，文强于1986年8月写给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怀念周敦琬的长篇回忆录中也写过，即吴芳吉促成文强与周敦琬的婚姻，是在吴到地下省委机关来做过几次客之后，觉察到文、周二人间已比一般“革命同志”更多一层心灵相通的情意，才向他们提出作媒的。
第60页说周敦琬在1941年病逝，却又说“1940年我写诗十首吊亡妻周敦琬”，显然不可能在妻子病逝前一年就写出吊亡诗。周敦琬去世是在1940年冬，而这十首吊亡诗也不大可能是当时写的。因为周敦琬病逝时文强正在上海租界“孤岛”以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之职从事对汪伪策反的危险工作，屡遭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追杀，常不得不狡兔三窟昼伏夜行，周敦琬病逝消息是他的老友廖宗泽（时任四川禁烟公署纠察室主任）通过军统局电台向他转报的，周的后事也是廖宗泽一手操办的。文强当时不可能“细读遗书暗自豪”，当时身为军统局高级骨干，对蒋介石、戴笠有知遇之恩的文强也不可能写出“恽肖马列启明星”（恽代英、萧楚女是宣传马列主义的启明星）、“早有恩来寄语稠”之类诗句。这些诗应是文强晚年追忆周敦琬时所作。
第八章“身陷敌巢”一开始（第64页）就说：“1930年，我被捕了。”然后讲到经过短暂的关押，文强被带到特务委员会去谈话，当夜即在打入特委会的中共内线人员的帮助下逃出；第70页上讲到他逃回家里：“这时是1931年8月。”在这段叙述中，后边的时间是对的，前边的时间错了，即文强被捕是在1931年7月。
第96页说：“1936年，我在杭州警官学校当指导员，‘西安事变’后不久，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变……”日本“二·二六”事变发生于1936年2月26日，“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二·二六”事变显然不可能发生在“‘西安事变’后不久”。
第142页讲文强在上海“孤岛”从事对汪伪策反工作时，说到“我派人打进了‘76号’，这个人叫金乃阳（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八十多岁了）……”这里提到的“金乃阳”，应为“金浪涯”。此事文强多年前就曾告诉过笔者，并向笔者提供了他自己写的专题回忆文稿，说金浪涯是文强在忠义救国军任政治部主任时的下属，后来在上海“孤岛”暗中向他通报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要缉捕杀害他的消息，对他有救命之恩。文强则怀疑金浪涯是潜伏在七十六号内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原来，金当时并非中共地下工作者，而只是一个无党派的爱国青年。而文强在口述中却又说成是自己派金打进七十六号去的，这显然是他的记忆错误。
三
《文强口述自传》中提到与中共高级领导人交往的史实，也有多处失误。
第6～7页谈到文强1925年从上海乘海轮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在船上意外碰到毛泽东，而且还作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写。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由长沙动身赴广州，路经衡阳、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然后到广东韶关，再转乘火车抵广州”。显然，一个走海路，一个走陆路，文强在海轮上不可能碰到毛泽东。文强自己所写《我对黄埔军校的回忆》（载《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38～64页）一文中，也只说自己在船上碰到了夏曦和廖华平（廖划平），并未提到有毛泽东。
第57页讲到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对文强说：“你跟着周恩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我当个军委书记，是个省委常委，你怎么到了四川才安排当了个旅委书记？这不对！”并向四川省委请求改让文强当军委书记，他自己当副的。虽然李鸣珂与文强都是黄埔军校四期同学，但文强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根本不能与李鸣珂相比，李鸣珂真正“跟着周恩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文强在南昌起义时并不在周恩来身边，而只是周逸群的部下），在起义时李鸣珂是负责保卫中央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安全的手枪队（即中央警卫队）队长，从起义到南下转战途中直接保卫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各科工作，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李鸣珂被任命为组织局下设的军事科科长──总管中央军事工作。1928年初，因中共四川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傅烈等牺牲，李鸣珂临危受命，被中共中央派到四川任军委书记。况且，当时的省军委也根本没有什么正、副书记之分，就连省委也只有书记而无副书记。李鸣珂怎么可能对文强说出那样一番既违反组织原则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
第58页讲到文强在老共产党人王维舟处得知省委遭到大破坏时说：“经过这次失败，看来李立三路线是失败的。”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所谓“李立三路线”发生于1930年6月至9月，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领导，但仍然认定李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路线是一致的，直到年底的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正式明确了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文强在“立三路线”时期正在陕西境内与土匪周旋，当年秋（“立三路线”停止执行前后）才返回四川寻找省委，对外界形势毫不知情，怎么可能知道“李立三路线是失败的”呢？
第71～72页上讲到罗世文与文强发生冲突时，罗世文说：“你不晓得党里出了王明李立三路线，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我们党内有个王明路线，好多地方都把好的党员搞掉了，像你我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这些话显然都是不可能有的。罗世文当时刚从上海回到四川接任省委书记，开始贯彻中共中央路线（即后来所称的“王明路线”），正因为罗世文执行“王明路线”，才从左倾立场上认定文强被捕后与特务周旋时的言行有“变节”嫌疑而硬要给予其处分。罗世文当时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绝不可能说出批判“王明路线”的话。
更叫人“拍案惊奇”的是，第74页上讲到文强与周敦琬1931年底离开四川后，到上海找周恩来，说找到了地方，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他们敲门后却没有声音了，而且拒不开门，只塞出一张字条，写了个莫名其妙的“苏”字……事实上，自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6月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已经空前艰难。已往的对外通讯关系，已经全部切断，旧的联络方式已经全部废止。周恩来基本停止工作，潜伏到年底去了中央苏区。文强和周敦琬即使在1931年底去上海，也不可能找到周恩来。如果他们两个从未到上海与中央机关接头，四川干部就那么轻易地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岂不早就被顾顺章、向忠发及国民党特务找到了？何况，文强也说，他自己和周敦琬是在1931年底回到长沙乡下老家住下，经过多次写信和托人带信无法与上海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后，才于1932年去了一次上海。文强1999年3月27日致笔者信中说：“（19）32年整年乡居，我抽出时间与敦琬去沪一趟，往返为时半月（9月初旬到9月下旬归来），目的在找寻周恩来、杨尚昆，都落了空。”这个说法就可信一些。
四
《文强口述自传》中一些与口述者历来说法相违（同时也与史实相违）的文字，有的可能是出于口述者的口误，有的则可能是出于记录者想当然的“整理”，这都是不应有的。
第142页讲到文强被戴笠派到上海“孤岛”从事对汪伪策反工作时说：“我在报纸上看到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政委袁国平是我的同学，陈毅也是我的朋友，还有张云毅，他们平安不平安呀？我很关心这些人，感到国民党很坏，打起内战来了。”这个说法与文强历来说法相违。文强当时已经脱离中国共产党多年，已成为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因为他是在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打击下脱离中共队伍的，所以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后也不愿再回到中共队伍中。同时，他当时得知的有关“皖南事变”的消息，也绝不会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情况，而多半是指责新四军“违抗军令”之类的消息，不可能听到那些消息后就“感到国民党很坏，打起内战来了”。
第222页讲到蒋纬国结婚一事，并未说文强本人参加了婚礼，但在第223页却写道：“在蒋纬国的婚礼上，胡宗南交给我一个任务，不要让人破坏捣乱。我就跟西安方面联系，让他们派一些警察来保卫。”这里的“在蒋纬国的婚礼上”一句话，与文强历来说法相违，因为文强从未说过他参加了蒋纬国的婚礼。他在《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载《河南文史资料》第三十辑)，一文中写道：蒋纬国的婚礼“当时未大摆宴席，只准备了一桌酒席，在王曲七分校的一座小别墅中举行了婚礼。这是戴笠事后告诉我的”。文强1992年8月8日致笔者信中也说：“蒋纬国结婚，我未参加，我只写了一首诗送去……”
第311页讲到周恩来之弟周恩寿时，说他“可惜很早就死了”，这既与史实不符，也与文强以往的回忆不符。文强曾告诉笔者，他获得特赦并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后，曾与周恩寿在同一个政协小组学习，周恩寿身体不好，有时因病未参加学习，文强还把学习文件带去给他看。文强怎么会说周恩寿“很早就死了”呢？
第220页讲到：“1945年2月，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改成中美合作所，后来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首先，中美合作训练班（或称“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训练班”）本身就是中美合作所的下属部门，绝不是“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改成中美合作所”，文强身为训练班负责人，不可能说出这样外行的话。其次，有关中美合作所的历史真相是，中美合作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政府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协同作战而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抗战胜利后就已撤销，中美合作所并不是监狱或集中营，也没有参与过国民党当局关押、审讯和屠杀政治犯的活动。所谓“后来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强也从来就反对那种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他在《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一文中就写道：“中美合作所并不是像外间所传为中美两国特务机关的合作，而是中美两国通过外交途径建立起来的军事合作。”“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外间误传是施行一套神秘的特务训练，实际上则完全是为对日军作殊死战斗，训练在前方或敌人后方对敌人进行破坏、狙击、活捉舌头的作战人员。”文强在《戴笠其人》（载《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177～258页）一文中更明确写道：中美合作所“一九四三年夏正式成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前后，按签订的协定，抗日战争结束，即认为该所任务完成，宣告结束。”“中美合作所结束后，该所所有的美国人，不论来自海军、陆军或来自美国的特务机关或非特务机关的，都于合作所结束时，一个不留的回国了。至于以后美国顾问团来华，帮助蒋介石打内战，那是另一回事。蒋介石总崩溃的前夕，下令在原中美合作所屠杀了数百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其中有杨虎城将军的一家人等。这件血案是令人发指的，是蒋介石遗臭万年的历史罪证，但不能同中美合作所拉到一起，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第67页讲到文强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逃跑时的一段：“我出去走到墙下一看，果然有一个洞，我钻出去之后，洞外还有一堵墙，起码有三丈高……”事实上，当时文强被带去谈话的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并非一般所知道的有高墙包围的监狱，而是在二十一军军部大院角落上的几间平房，位于山城重庆上半城的岩坡边上，俯临下半城，靠坡边拉着铁丝网（坡下是中央公园即今人民公园）。文强逃跑时不能往正面出口走，会被特务们看到，只能借上厕所之机往岩坡下逃。特委会内的中共内线人员把坡边的铁丝网撬了个洞（不是墙上有洞），文强从洞口钻出，面临陡然下斜的堡坎（不到三丈高），便把长衫脱下系在铁丝网木桩上吊着梭下去而逃跑成功——并非把布条系在石头上，再把石头扔过墙，再“顺着布条蹿上高墙”……这些显然都是记录者不明情况而想当然“整理”添加的（文强绝不可能那样讲）。写到文强逃出特委会后，还有一句“我拼命往重庆方向跑”，也是莫名其妙，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就在重庆，而且就在重庆老城区的中心区，文强逃出去后怎么还“往重庆跑”？他是往储奇门河街地下机关跑。
口述历史，在中国大陆是一项刚起步不久的事业。愿意献身于这项事业的人，正如《口述自传丛书》的《出版前言》所说，应该具有“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这责任感，就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必须对有关历史认真研究，严肃整理，仔细推敲，既要对得起读者，也要对得起口述者，更要对得起历史。绝不能让今天推出的口述历史给明天的人们留下太多需要重新考证、辨伪的东西，成为另一种缺乏可信性的历史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