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智信液压:专家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取决于体制和政策根源

收入分配改革踌躇

本刊记者 廖海青 发自北京

收入分配向来都是一个敏感话题。从2006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开始，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在争议中走走停停。

在一个国家内部，当收入和财富主要掌握在极少数富人手中的时候，必然形成消费需求的短缺。这种挑战并非新事物，只是今天变得更为迫切。随着全球贸易出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滑坡，内需问题再度引起注意，收入分配畸形正是中国内需不振的卡口。

今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显示高层试图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真正启动内需和消费，尤其解决中低收入者消费不足的问题。

10月21日，有媒体引述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的话称，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但本刊记者了解，此一方案目前仍在发改委内部酝酿完善，年内无望出台。

文来会往式胶着

事实上，国家发改委早在2007年、2008年就分别举行了4次内部征求意见讨论会，组织有关部委官员和学者论证和修订改革总体方案。由于人事变动等原因，这项工作一度被搁置。

金融危机成了社会改革的一个契机。今年5月份，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工作部署，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制定工作加速，一系列专家座谈会相继召开。

“这是一份涉及面广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涉及政府、企业、个人、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调整。”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介绍说。上述人士坦承，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对存量财富进行调整再分配，“这其中涉及各个利益阶层，既复杂又敏感，阻力较大。”

他表示，这项改革很难入手，还因为涉及太广，它是一个各方面配套改革的结果。此项改革涉及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资委等中央部委，协调起来难度很大。在意见的具体内容和落实步骤上，也仍有争议。例如收入的税费改革问题，在个人所得税几次调高后，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地方税收大量减少的情况。因此，个税改革与国家税制改革不能协调起来的话，收入税费调整也难以推进。还有对于低收入者收入的调整，如果进行财政补贴等手段，则需要支付的资金超过承受范围。这些都是绕不过去的难题。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最难的在于如何解决劳资分配比例，使企业职工的工资能够合理地增长，分享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成果。国外主要是通过工会谈判来解决，但在中国，目前谈判还不是很普及，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政府既要考虑初次分配怎么给劳动者更大的比重，也要照顾企业的发展，个中分寸不容易拿捏。

“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杨宜勇说。

改革时间所剩无几

中国经济模式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对国内消费则不甚在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中国经济专家黄亚生表示，在政府刺激支出出台之前，消费仅占中国GDP的约3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

尽管中国一直表示要推动国内消费，但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却一直在下降而非上升。1985年，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51%，而到2007年，这一比例降至35%，为中国历史最低水平，也是和平时期主要国家中的最低比例。

金融危机暴露了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巨大风险敞口。因而自危机以来，政策面一直将扩内需、调结构与保增长并列为政策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归纳来看，短期政策包括，更好地改革市场流通渠道，方便供求匹配，并对家电和汽车消费进行补贴；中长期政策包括，推进医疗改革、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以期通过构建更好的社会网络，来限制预防性储蓄。

但这些措施显然还不够。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说， “在4万亿投资逐步到位的形势下，扩内需的命题依然来得紧迫，而收入分配不公将使经济发展后劲乏力。”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许小年表示，不能指望新推出的医改和社保措施能对国民储蓄习惯和推动转向更多消费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参加医保的患者，也需要有一笔储蓄来承担医疗费用——前提是他们拿得出这样一笔储蓄。”许小年说。

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司长张东生亦坦承，中国国民消费率偏低跟收入分配有关。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能支持消费的资金有限；而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投资意向高。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与此同时，营业盈余比重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2000~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不断下降，已明显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并限制了刺激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这种悬殊的收入差距，不只是体现在工薪所得者的工薪收入差距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劳务收入、财产收入等其他方面。”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表示。

不断拉大的差距，逐步缩小的收入比，极大压抑了居民的消费欲望，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愤怒的中产”。日前中国社科院针对252名青年经济学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88.4%的受调查的青年经济学者认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不仅引起各类社会问题，最终还将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专家指出，政府在涉及二次分配的社会福利等方面加大投入，也无法完全改变初次分配带来的巨大差距。要真正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根子还在收入分配领域。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信心并不是中国家庭消费相对疲软的原因，事实上，收入低、财富积累少才是真正的肇因。为了解决需求疲软问题，中国政府必须刺激居民消费，以抵消出口下滑带来的影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当前分配结构的失衡表现在两个方面:在二次分配领域，百姓劳动收入增长赶不上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国民财富向政府倾斜；在一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企业财富向资本倾斜。

“政府目前需要做的，就是改革收入分配，刺激和释放民间消费。分配体制的改革有多大的力度，将直接决定整个社会分配格局的改变。”汪玉凯说。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系统工程，首先应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即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逐步消除少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暴富其中的机会。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产权收入问题，由于政府占有大量社会资产，导致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大量资产性收入被政府拿走了。例如住房市场，一半收益进了政府的腰包；二是垄断行业的垄断性收入问题；第三个就是警惕腐败和灰色收入。

发达国家之所以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报酬所占的份额均在55%以上，经营盈余所占比重较为适宜，在20%左右，固定资本折旧占13%左右，间接税减补贴占比为10%左右。而那些长期落入中等国家陷阱的国家却是另一番景象，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不到40%，有的长期仅占20%~30%，相反企业的盈利所占的比重奇高，均占50%左右，资本所得占比严重偏高，这正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

重在行动

分配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古今治乱循环无不围绕着发展和分配而展开。1993年9月，邓小平和弟弟邓垦在谈话中说:“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时至今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现行收入分配制度已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郑功成表示，由于收入分配关乎各方面的切身利益，对政策的制定者而言，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决心，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维层面要实现新的突破。在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中，相关方面均应预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倾听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唯有经过民意的充分审视和博弈，经过较长时间酝酿的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均衡兼顾各个群体的权益，起到预期的调整群体收入差异、提振经济快速发展的效用。

“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现状将改变——

收入分配改革再起步

收入分配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钱包，向来都是一个敏感话题。从2006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开始，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在争议中走走停停。

如今，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这轮改革再次起步。

今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下称《指导意见》)。

据报道，10月21日，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表示，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相关权威人士透露说，诸项改革可能于今年内陆续出台。

贫富悬殊仍在拉大

相关数据显示，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说到贫富悬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概念——“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并不统计基尼系数这一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基尼系数过低和过高都不正常。过低意味着极度平均，过高意味着贫富差距过大。一般来说，基尼系数0.3为正常。我估计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指导意见》重点考虑薪资

贫富差距过大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指导意见》就是按照十七大提出的"限高、促中、提低"的要求怎么做实，可以说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指导意见》在今年5月份上报国务院之前的征求意见稿，曾征求过国家发改委社会学所所长杨宜勇的意见。作为研究社会学的资深专家，杨宜勇感同身受。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关键看两个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而初次分配政策是这次《指导意见》出台的重点。《指导意见》将会提出要在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杨宜勇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此次收入分配调整是双方面的，高的要往低处调，低的往高处调，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杨宜勇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垄断行业高收入、事业单位薪酬改革、离退休人员工资以及低保等方方面面在《指导意见》中都会得以体现。“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指导意见》提出了改革的方向，比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是采用分类征收还是综合征收等”。

然而，《指导意见》提交国务院已近半年，之前有消息说今年有望出台，到现在仍未有音讯，个中原因引发诸多猜测。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非常敏感，也非常复杂，涉及的方面非常广，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失的背景下，出台会更为谨慎。”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杨宜勇认为，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在研究过程中达成共识的方案陆续出台了。

例如，9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和其他事业单位分三步走实施绩效工资改革，到2010年1月1日起，事业单位将全面实行绩效工资制。

再如，9月16日，由人保部牵头制定的规范央企负责人薪酬规范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发布。这意味着，一直以来备受瞩目、饱受争议的“央企高管薪酬问题”有望尽快得到进一步约束和规范。

中低收入者将受益

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始于1980年代。1985年国务院发文规定实行“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收入分配制度。

业内人士据此认为，今年展开的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大的收入分配改革。此次收入分配改革能否成功，甚至影响到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

这并非危言耸听，日前中国社科院针对252名青年经济学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88.4%的受调查的青年经济学者认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不仅引起各类社会问题，最终还将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直在关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周天勇教授通过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收入结构是呈倒丁字形，上部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人群，底部是大量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调节收入分配改革最基本的还是要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提高就业率。如果过剩的劳动力太多，真正失业的人也就会多，劳动的参与率就低，分配能力就下降。

“在国家、资本和劳动三个分配结构中，国家是用权力分配的，企业是用资本分配的，劳动者主要是用劳动力来分配的。如果劳动者失业了，就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可能是用权力和资本进行分配了，因此，必须提高就业率。而要提高就业率，就应该鼓励更多的老百姓去创业投资，要有更多的小老板。”周天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家要对中小企业创业实施减税、减费措施，让大量的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极端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被逐步打破，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把这一要求落到实处，需要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努力。

大力发展经济，为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奠定物质基础。只有实现经济较快发展，才能增加社会财富、扩大社会就业，并为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增加保障性投入奠定物质基础，从而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当前，应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城乡发展一体化转变，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努力增加就业岗位，使低收入群体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规范分配秩序，加大对重点领域的监督管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首先，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监督。健全领导干部个人收入申报制度，规范职务消费；严厉打击贪污受贿行为，加大对商业贿赂的惩处力度，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健全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考核办法，形成规范的按经营绩效确定收入的分配机制。其次，加强对垄断行业等的收入监管。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加强对垄断行业企业工资监管。对垄断性公共服务行业，应推行价格听证制度，使其利润水平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对非营利性事业单位和执法管理部门，应加强行风评议和舆论监督，健全投诉和举报受理机制，坚决纠正各种非法牟利行为。第三，完善资源性行业收入分配机制。完善矿产资源有偿出让制度和相关利益分配机制，让国有资源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难。完善的社会保障具有保障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网。应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对城市贫困群体的保障水平，形成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随经济增长、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和平均收入水平提高适时调整的机制。多渠道筹集资金，在推进农村低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同时，探索建立覆盖面更大、保障程度更高、涉及领域更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围绕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加快建立健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障和救助制度。

加强思想舆论引导，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对于先富阶层，应教育和引导他们增强社会责任感，照章纳税，守法经营，并把积累的财富用于投资和发展，积极创造就业岗位，资助慈善事业。对于困难群众，应引导和帮助他们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实现脱贫致富。同时，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引导和组织社会各阶层关心和救助困难群众，推动形成各阶层相互关爱、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 作者 刘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