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林清轩招聘:仇和铁腕新政能有多大作为

从江苏调任昆明的仇和，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同样是施以铁腕，上次人们知道得更多的是他在江苏宿迁针对一般社会成员的强制行为，这次人们知道的是他在昆明对官场所加的疾风暴雨。而舆论的反应也因之大变，上次他遭到了很多批评，这次他收获了不少掌声。

但仇和仍然是仇和。作为市委书记，他在昆明所做的，与在宿迁所做的，也许并无不同，只是在宿迁的仇和被作了选择性的报道，而在昆明的仇和还未及充分全面展现而已。而不管是要求交通违章的市民穿特制马甲站马路，还是公布全市官员办公电话、让开会打瞌睡的副局长迅速辞职，仇和都是个性毕现。

很多人对仇和发出人治还是法治、靠铁腕人物还是靠制度的思考。这些思考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可能也是过于简单的。答案很容易，办事情要靠法治、靠制度。然而，如果以此去要求普通人，或许不无问题。现实中，民意既无展现的机会，也缺少展现的途径，民众在法律和制度中地位被动，指望“青天”，指望“好人”，就不可谓不正常。

事实上，仇和之作为也很像“青天”和“好官”。他勤勉、敢决断、敢作为，但与其说他表现了现代官员率然而行的特性，不如说更加类似于我们从古代历史上看到的能臣干将。能臣干将既可能恩重如山，也可能威重如山，既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枭雄。

在一个并非现代形态的社会里，可能出产的最好官员实在也只是能臣干将，更高产的则是庸臣昏将。你说铁腕的仇和靠的不是法治，那些在潜规则下混事固位的官员难道靠的是法治？你说仇和不尊重制度，那些毫无个性的官员难道更尊重制度？法治和制度的缺陷，是所有这些官员的总环境，不论能庸，概莫能外。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农产品展销会上，与一名不愿与他握手的公民对骂。利文斯通把伦敦治得英国政府“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名市长一直谴责英美政府的行为，甚至2005年在伦敦受到恐怖袭击后声称这是英国政府造成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白宫与实习生做性游戏。这些政治人物可谓个性十足，但稳定的民主制度不仅使这些人获得了担当职务的合法性，也有效限制其个性演变为乖张的政治行为，几乎没有人担心其个性会导致社会灾难。

当今世界，在现代转型并未完成、政治文明尚未建立或稳固的社会里，也代不乏人地产出个性领袖，他们的个性往往会令人担忧是否带来国家的悲剧、国民的苦难，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个性独特的人后面是无数个无个性的平民，一个人的个性足以主宰其他人的生活。像仇和这样的个性官员之所以让人时欣时忧，忧欣交织，原因也无非如此。

类似仇和这样显示出个性的官员近年不断出现，并非偶然。他们既是由改革以来不断松动的社会所催生，也预示着改革向政治纵深发展的趋势。如同当年在经济领域产生许多“弄潮儿”，如同随后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许多特异者，现在官员中也在不断出现个性张扬的人物。而经济改革的“弄潮儿”、思想文化界的特异者各不相同、起伏跌宕的际遇，或许也预示着个性官员的命运。

这些个性官员的复杂性，是强固的体制开始松动的阶段所决定的，他们既给人惊喜，也使人忧虑，既带来了铁腕，也撞击了铁桶。如果朝前看，你会觉得铁腕不是未来的方向；如果朝后看，你会看到那不容新鲜空气进入的铁桶必须被撞破。个性官员就在这样的历史格局之中，现代形态的官员则只在我们关于未来的观念世界里。
铁腕仇和——民众寄期待以他 铁腕得民心：“他对老百姓好，对官员苛刻”  一位局级干部说，仇书记上任后，昆明官场正气激扬，就连那些有怨气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仇书记对公务员要求严得几近苛刻，但他对老百姓是真好。”仇和在昆明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式上的感言，充满对百姓疾苦的切身感受，切切真情催人泪下…… “仇和对老百姓好，对官员苛刻”

主席台上的仇和突然指着台下一位正在打瞌睡的青年干部说：你站起来，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来开会还是来睡觉的？

一时间全场目光聚集到仇和手指的方向，惊醒的青年干部慌忙起身，面对仇和的询问不知所措，稍后在旁人的催促下他报出了所在单位。“好，你坐下。”仇和说。

2月20日下午，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发生的“瞌睡门事件”，再次显示了仇和整肃官场风纪的凌厉性格。事发两天后，那位蒋姓青年干部所在的呈贡县召开县纪委会议，蒋被要求辞去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此事还向全县干部通报。昆明官场似被猛击一掌，“压力大啊，‘人人自危’哪！”一位市里的局级干部感慨万分。10年前,仇和在江苏沭阳任县委书记时，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仇和抬腕看看表：“你迟到5分钟，站着听吧。”岁月流逝，这位中国改革风云人物的刚正秉性依然纤毫毕现。

去年12月24日，仇和甫抵昆明就旋风般走访市属各部门和区县，行动之迅猛、思维之敏捷，让习惯于慢条斯理的昆明官场受到空前的震撼。此前，关于仇和将主政昆明的传闻不胫而走，当地官员们更多的是对这位“改革猛人”的好奇，有的县区还派员到仇和曾任职的宿迁考察取经，仇和的改革故事激动人心，但他们还没有真切感受。令人始料未及的则是“仇旋风”的强劲势头丝毫不减当年，昆明的官员们很快明白，仇和还是那个仇和。履新60天的仇和用行动警醒下属，如果一个官员不能尽到民众公仆的职责，他的仕途就到了终点。

“仇旋风”初次拂面而过，有心理准备的辖区官员便闻风而动。昆明新城所在的呈贡县新年伊始就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针对酒风盛行的陋习向全县官员下达“禁酒令”，规定除非接待县外来客或协调重大事项，公务员一律不得饮酒，并规定了惩戒条款。该县财政局局长尹宏说：“现在吃饭都是拿茶杯碰碰，意思一下。晚饭也不敢喝，晚上经常通知开会，脸红脖子粗喷着酒气进会场就完蛋了！”该县县委书记曾告诫说，会带着电视台记者暗访，发现违规饮酒者就曝光。这位书记还在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用目光仔细搜寻打瞌睡者，“如果发现有人睡觉，今天就免两个给你们看看！”会场里人人振作精神，无一懈怠。

也有把事情做过头的。今年元旦前两天，仇和到富民县调研，与随行官员共进午餐，餐桌上摆了17道菜和一道面点，席间仇和提议，能否每盘菜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吃不完的菜打包带走。富民县立即行动起来，1月7日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县委领导亲自部署，要求以此为契机“培育文明就餐新风尚”，同时还成立了领导小组，县政府办公室发布2008年1号文件，规定首先在公务员中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随后再推广到全县，违者轻则批评教育，违反三次单位领导将被撤职。富民县的这一超常举动受到网上热炒，舆论认为仇和的建议无可指责，只是以政府文件、大会动员的方式落实领导建议很有“作秀”的味道，反而让仇和下不来台。

据悉，仇和对富民的举措一直保持沉默，但日前在昆明市的“两会”上，他脱稿表示，公筷公勺的建议初衷是杜绝浪费，吃不了的才打包带走，但富民县发文件的做法不妥。

仇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给温吞已久的昆明官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官员们真切地感受到当官不是美差，而是苦活儿、累活儿。仇和要求所有领导干部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着，他自己以身作则，并经常在凌晨一两点还打电话布置工作，一位市委常委说：“凌晨我才接到仇书记的工作安排，早晨6点半他又来电话，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种敬业精神令人佩服！”知情者说，由于层层要求，昆明市大多数机关干部的手机彻夜不敢关闭，唯恐领导找不到，贻误事情“乌纱”难保。

仇和的“一线工作法”颠覆了昆明官场的传统行政模式，“干部在一线工作，决策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创新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他在市委全会上对城市管理部门说，你们的办公室就在街上，你们不应该只坐在办公室里，要批文件晚上回办公室批。“要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反正都是60岁退休，争取每天多做几件事。”一位副市长说，不到一个月仇和给她的批示就有100多个。

仇和在一次大会上说，年终要考核，如果大家不努力，到时在座的有人就撑不到底了。当时全场哗然，议论沸腾。相当一部分作风庸懒拖沓的官员自知大势不妙，或反躬自省，或主动适应，甚至抵触情绪也逐渐消融。

昆明约有300个“城中村”，长期以来一直是这座著名旅游城市的“疮疤”，屡遭诟病，政府似乎无可奈何。仇和在他的施政纲领中掷地有声地提出，5年内基本改造完“城中村”，市民备感惊喜。官渡区率先行动，2月23日与33家企业签约，采取政府主导、吸引社会资本等方式，誓言5年改造辖区内102个“城中村”。一位私营地产公司董事长感慨地说，以前向政府提议参与“城中村”改造无人理睬，现在政府主动找上门来，“仇书记就是不一样啊！”

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高级官员对仇和在昆明推行的新政颇多赞誉，官方、民间支持的声音占据着舆论的主流。云南省省长秦光荣近日对本报记者说，“我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省里一定要支持仇和！”昆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红苹对本报记者感慨：“能和这样有水平、有能力的市委书记共事是幸福的！”她说，仇书记的工作节奏极快，“我现在连高跟鞋都不敢穿，办事一路小跑生怕跟不上。半夜三更电话一响，不是市委秘书长就是仇书记秘书打来转达仇书记的工作安排。”媒体海量刊载了市民对这位新任市委书记的正面评价，情真意切、厚望殷殷，他们从不同角度感受到了昆明公务员队伍的变化。

一位基层官员说，如今不像以前那样办事四平八稳了，加班加点，晚上经常开会，有时甚至到凌晨1时，“当官累啊，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责任越大！”昆明市另一位局级干部说，仇书记上任后，昆明官场正气激扬，就连那些有怨气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仇书记对公务员要求严得几近苛刻，但他对老百姓是真好。”仇和在昆明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式上的感言，充满对百姓疾苦的切身感受，切切真情催人泪下，“他对老百姓的好是发自肺腑的。”
铁腕推新政：“1/3的公务员要去招商，推新政速度惊人” 仇和新政百日昆明的温水烧成热水

4月5日，距去年12月28日仇和就职昆明市委书记刚满百日。在这100天中，仇和的影响力已通过各级政府机关，传达至黎民百姓。“昆明的温水一下子被烧成了热水”，昆明一名官员说，“仇和的到来，让昆明整座城市动了起来。”对急如闪电的仇和新政，社会有赞有弹。面对外界评价，仇和在2月14日的一次大会上表明态度：“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

从“仇旋风”到“仇河长”

仇和提出河长制治污，他本人任盘龙江河长，市长任新宝象河长

今年1月17日，仇和新政中最具分量的规划框架出台，3个指挥部、一个领导小组成立。它们分别涵盖4个领域：城乡规划建设及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滇池治理、工业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和城中村改造。这4个领域都是昆明长治难愈的顽疾，仇和亲自担任指挥部“政委”。

仇和宣布，在太湖治污中行之有效的河长制将被引入滇池治理，入湖河道流经区域的党政“一把手”要对辖区水质和截污目标负总责：盘龙江河长仇和，新宝象河长张祖林，大观河长杨远翔……

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

“一旦发生地震，城中村将成为坟场”，仇和提出5年改建336个城中村

一位官员说，在仇和来之前，关于城中村的提法是整治，但由于各方利益纠葛，一直停留在讨论上。仇和一提出就有明确的时间表：5年内改造重建336个城中村。

仇和刚到昆明就去地震局调研。他说，自己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昆明就坐落在地震带上。“一旦昆明发生地震，那昆明的城中村将成为坟场。”

在市民看来，敢于动城中村这个硬骨头，说明仇和的魄力和胆识。2月27日，7个城中村开拆。昆明市政府办公厅秘书长陈勇表示，城中村改造政府不追求任何赢利，要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

公布党政一把手电话

仇和的电话是0871-3101175，市长张祖林的电话是0871-3135514

“软环境”在昆明已成为一个流行词。仇和在昆明公开领导电话，精简行政审批，一线工作法都被归为软环境建设之列。

2月4日，昆明市委、市政府规定，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要在媒体上公开亮相，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监督。仇和在公布各级单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电话后，2月19日，他将自己和市长张祖林“下班以后”的工作电话也公布了，专门接听每天下午6点以后至次日早8点30分以前的来电。

仇和的电话是0871-3101175，张祖林的电话是0871-3135514。这样一来，昆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工作电话24小时全天候开放，24小时有人值班接听。

市长接待日怕踩伤人

首个接待日，百姓对地方政府充满期望，每人都问“我的事能不能解决”

除公布各级领导的电话，仇和还在每月的20日设立市长接待日。3月20日，首个市长接待日，来访人数依然让人吃惊。陈勇本是陪市长接待，但人数太多，怕踩伤人，他只能去维持秩序。

陈勇说，看到当时的场面，老百姓对地方政府的期望，“让人觉得挺难受的”，几乎每个人上来问的一句话就是“我的事能不能解决”。

1/3的公务员要去招商

“奖要奖得心动，罚要罚得心痛”，仇和把招商任务逐级分下去

李伟明（化名），昆明某区负责人。他说，仇和现在基本上已成了“167工作坊”，也就是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个小时。更让李伟明感觉有压力的是，晚上还组织强化学习招商引资技巧或政策法规。

不仅是李伟明有压力，仇和“三分之一公务员去招商”的言论让所有公务员心里发慌。全市成立了35个招商局，每个局必须抽调3-5人进入招商局招商。

对招商，仇和说过，奖要奖得心动，罚要罚得心痛。他要明确“一把手”在招商引资中的第一责任。昆明的各区各个单位都在签订责任书。招商的责任被一级一级地分下去，街道办事处也要承担分下来的招商任务。有的公务员也明确表示不喜欢这种形式。但在昆明市政府专家组成员熊思远看来，这种形式是锻炼干部市场意识的一种很好的办法。

教改医改的温柔一刀

仇和在昆明的医改和教改比宿迁要温和很多，并没有一卖而光，允许股份制改造

进入3月，熊思远发现仇和终于要在医改领域推进改革了。他说：“当年仇和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对医院和学校的拍卖，‘仇卖光’就是这样得来的。”

“社会办医院，政府管医院”的“宿迁形式”在昆明上演。3月3日，一份《关于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出台，提出的初步目标是，到2012年，民营医疗机构资产占全市医疗总资产的比例达到70%以上。但熊思远发现，这次医改比宿迁医改要温和许多。在昆明医改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强调，医改不是对医院一卖了之，更多的是医院内部机制的改革。

昆明教改比医改更温和更有耐心。2月26日，昆明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教育改革文件只是强调了允许“国有民办”、允许“股份制改造”。

李伟明说，仇和在医改和教改的方案中，强调的是政府应承担的公共职能不要打折扣，在保证这个的基础上，引进民间力量，扩大资源增量。

5个倒逼拷问“一把手”

以目标倒逼进度、以时间倒逼程序、以社会倒逼部门、以下级倒逼上级、以督察倒逼落实

针对各领域改革的推进，仇和于3月1日推出 《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以此加强对改革措施的监督。全市各级机关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依照办法问责。

两次跟偏的风波

长期以来形成的唯上不唯下的体制，让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

仇和对官员的严格在3个月里遭遇到了两次风波。

一个是元旦前，仇和到富民县调研，与随行官员共进午餐。席间，仇和提议每盘菜放一双公筷、一个公勺，吃不完打包带走。元旦后，富民县召开大会，县政府办公室发布文件规定，在公务员中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违反3次，单位领导将被撤职。

另外一个事件引起更大争议。2月20日，在一次专题讲座上，一个姓蒋的干部打瞌睡，仇和对他提出了批评。两天后，这位干部被要求辞去职务，并全县通报。

这两件事情引发了关于仇和人治和唯上级论的质疑。熊思远认为，这是有的干部长期以来形成的看上级脸色的习惯，“跟仇书记跟偏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唯上不唯下的体制，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

冀望打好昆明底子

对于仇和得罪官不得罪百姓，市民表示赞许，认为他是在做实事

仇和对企业家的重视影响着官员的态度。仇和在一个场合碰到云南白药厂党委书记，他主动询问白药厂有什么困难。党委书记就说白药厂的土地手续问题几十年一直没有解决。仇和听了后，立刻找了相关秘书，并告诉党委书记，晚上10点就会开会解决你的问题。晚上10点，仇和打电话给该党委书记称，问题已解决。

仇和得罪官不得罪百姓，昆明的多位市民表示赞许，认为仇和是在做实事。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担心。“我们老百姓要的是结果。”市民化有才说，看到结果才算真正成功。

昆明一个网友曾在论坛上写道，希望仇和能在昆明待够10年，把昆明的底子打好。

旁观者说

吕日周：请关注仇和慈的一面

吕日周，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曾轰动全国的小说《新星》中改革者李向南的原型之一。4月2日，吕日周在中国行政学院讲课，主要就是讲对仇和改革的一些看法和思考，讲题是《求天求地不如求和》。

2月29日上午，昆明市委花木繁荫的院子里，树上、草地、屋顶、花台、曲径均铺着皑皑白雪，阳光下，许多人在和昨夜伴着春雷与闪电而来的罕见春雪拍照。院子里进来了不少建筑工人，他们是来拆除市委大院的围墙。

原来，为了解决市区交通拥堵，昆明市决定“借道”一些居民小区的内部道路以公用，市委所在地是繁华市区，街道狭小拥挤，市委率先带头拆掉自己的部分围墙以利交通。

拆除部分已经竖立了几十年的市委大院围墙，释放着许多耐人寻味的信息。昆明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丁仕凯告诉记者：“市委从今年2月起，打算集中3个月时间，用"整风"的精神在全市开展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活动，从思想认识、干部作风、体制机制等方面着力解决一些突出问题。”

他透露，市委的目标是要把昆明打造成中西部，乃至全国“创业最宽松、社会最文明、人居最安全和低生产成本、低交易成本、低行政成本、低社会成本”的城市之一。

拆除官民之间的隔墙

公布官员电话，宛若掀开长期罩在官员脸上的一层神秘面纱，官员与市民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丁仕凯告诉记者，最近抽查了公布过的859部电话，只有74部无人接听，接通率达到91.4%，“这是前几天的抽查情况，要是现在抽查，可能接通率会达到98%、99%。”

丁仕凯的说法算是给进入2008年以来昆明新一轮改革劲风狂吹之下所发生的许多新闻，作了一个政策背景交待。

2月17日，昆明市的几家都市报同时刊登了昆明市副处级以上官员的姓名、职务、办公室电话以及分工范畴等政务信息，以便于公民监督，还要制作成《市情手册》摆在书店里销售。关于仇和的有关信息是：“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主持市委全面工作。工作电话0871———3197977”。与仇和搭档的张祖林的信息是“市委副书记、市长。负责市政府全面工作。工作电话0871———3166500”。

公布以后，反响骤起，各种观点都有，主流的意见给予了充分肯定，“意义在于摆出一个姿态，告诉市民，市委要严管各级官员。”

从事传媒工作的吴先生认为，“官风不变，官员的派头不变，昆明难变。这几年昆明在全国省会城市的排序往后靠，和官员存在的问题关系很大。新一轮改革首先对准官员作风，是抓到症结的根本了。”

一些市民认为，这些以前一定程度要“保密”的电话公开了，等于拆掉了官民之间的一堵隔墙。工会系统一位从事信访的干部说：“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和他们通话了，等于市民和这些局长之间没有了隔墙，可以互相对视了。以前职工上访涉及哪个部门的工作，要找他们的头，那是很艰难的。”

针对社会各界关于“下班以后没有人接听电话”的反映，2月19日，昆明市又公布了市委书记仇和及市长张祖林各一部“下班以后”的工作电话，专门接听每天下午18点以后至次日早8点30分以前的来电。市委书记仇和的电话是0871———3101175，市长张祖林的电话是0871———3135514。这样一来，昆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工作电话24小时全天候开放，24小时有人值班接听。

8天后，即2月27日，昆明市人大常委会也跟进，向社会公布了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438名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和办公室电话，其中包括昆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和各专工委主任的办公室电话。

公布官员电话，宛若掀开长期罩在官员脸上的一层神秘面纱，官员与市民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丁仕凯告诉记者，最近抽查了公布过的859部电话，只有74部无人接听，接通率达到91.4%，“这是前几天的抽查情况，要是现在抽查，可能接通率会达到98%、99%。”

“五办”和“五倒逼”改革官风

具体就是：对基层、企业、群众亟待解决的问题“立即办”；对老大难问题“主动办”；对带普遍性的问题“上门办”；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跟踪办”；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问题“公开办”。“五个倒逼”是指以目标倒逼进度、以时间倒逼程序、以社会倒逼部门、以下级倒逼上级、以督察倒逼落实。

在2月20日举行的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因在会上打瞌睡，被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当众点名批评。“第一排，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

“打瞌睡丢官”立即成了热门新闻。批评蒋文辉却有其事，但因此撤他的职却不是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意思。这位新上任的市委书记事后在一定范围也对此事的过分处理提出自己的看法。

同样矫枉过正的事情还有。去年12月30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到富民县调研，对公务餐不使用公筷等公用餐具，导致不卫生和浪费提出自己的看法，结果今年1月初，富民县就以“一号文件”形式把市委书记的观点文件化了。

对此，昆明一些市民开玩笑地说：“看来，官员的理解力亟待提高。”

昆明官员的问题，市委自己总结出四点：思想解放不到位，理念观念落后；深化改革不到位，体制机制不顺；作风建设不到位，执行力不够强；严肃执纪不到位，工作效率不高。丁仕凯告诉记者，昆明市委正在采取“五办”和“五倒逼”来改革官风。

“具体就是，对基层、企业、群众亟待解决的问题"立即办"；对老大难问题"主动办"；对带普遍性的问题"上门办"；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跟踪办"；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问题"公开办"。”

丁仕凯说，“"五个倒逼"是指以目标倒逼进度、以时间倒逼程序、以社会倒逼部门、以下级倒逼上级、以督察倒逼落实。”

他还介绍说，行政问责范围已经从全市各级行政机关扩大到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及其所属机构，工青妇和公立学校、医院、科研院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也在其中，“凡是党能领导的地方都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

据透露，两个月来，昆明市已经对全市506项市级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清理，只保留197项。对17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全面清理，只保留95项，决定免收77项。

丁仕凯说：“免收费用由市级和各县（市）区财政给予相应的经费安排。政府增加了点行政成本，市民就减少了支出成本。”

……

潮打春城。昆明新一轮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正在渐显。

2月29日中午，记者走出市委大院，坐出租车回办公室，司机是一个中年男子，“您在市委工作吧？”不等记者回答，他马上说：“现在当官不好当了吧？是该好好整治整治了。”

这是个随机采访的好机会。记者赶紧说：“我不是当官的，我是记者，您详细说说您的看法。”他马上打开话匣子：“别的不说，就说规划，您看看———”他用手指着车窗外一处正在开挖的街道，“就是这样，这个城市20多年没有一天是完整的，这农民盖个鸡圈脑子里还有个大致的规划，也不能年年拆，年年建。这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呢……”

用纳税人的钱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或许这就是新一轮改革瞄准的民生目标。就在记者发稿的时候，3月20日，昆明市迎来了首个市长接待日，很多市民深夜排队等候市长接待，向市长反映急难问题。昆明市还专门设置了候访休息室……
铁腕扫官场：一句话让官员辞职，随口的提议成为红头文件？  　仇和对官员的严格在3个月里遭遇到了两次风波。 一个事件引起很大争议。2月20日，在一次专题讲座上，一个姓蒋的干部打瞌睡，仇和对他提出了批评。两天后，这位干部被要求辞去职务，并全县通报。 …… 昆明，还有多少事等着“铁腕”来推进？ 　　 拥护者们的眼光是理想主义的，带有浓厚的戏剧化色彩，习惯于将仇和看作是清官或侠客一类的有力者。他不在乎官场文化，他断喝一声就将不尽职的官员拿下，他让官僚体验到改革的残酷一面，他让民众失去的只是枷锁。总之，仇和被当作是能够打乱旧秩序的政治强人。…… 仇和施政：舆论的欢呼与焦虑

南都社论

继公布所有领导干部电话后，“铁腕”书记仇和再添一桩轰动的新闻。前日，昆明呈贡县接受了一名副局长的辞呈。有消息证实，此人在此前参加全市招商引资会时打盹，受到仇和点名批评，相信是因“破坏招商形象”而被勒令辞职。在眼下的春城，招商引资被仇和当作第一政绩，要求逐级分解、层层必达。仇和还准备成立35个招商局，辅以高额的奖罚措施，令其衔命而出，分赴沿海各地。在上任不到两个月内，曾经饱受争议的仇和式施政模式再现云南，一如既往地掀起舆论热潮。

仇和在昆明推行的新政，其实带有个人从政史的强烈印记，最早可溯源至他主政江苏沭阳县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这一时期延续至2006年调任江苏省副省长，仇和在宿迁历任市长、市委书记等党政职务长达10余年。职位在变，仇和式的施政风格始终不曾褪色，且不绝如缕。大致包括：给教师下达招商任务，命令小偷在电视台宣读“忏悔书”，卖掉公办学校和医院，实行公推公选干部改革，要求农民义务疏通京杭运河，完不成招商任务的部门负责人一律免职……

从苏北县城到云南省会，仇和从来都处在舆论的漩涡中。他手腕强硬，所行公共政策不允许任何讨价还价，不惧怕冲击任何利益群体。整肃吏治方面，他更不忌讳展开直接乃至粗暴的手段，官场的规则似乎也因此显得脆弱。从北向南一路迁徙，尽管仇和式改革的内涵并无明显扩展，可是其破坏与建设的诉求同样急迫、同样清晰、同样暴烈。面容严肃的仇和拒绝寂寞，时时搅动治下之城的社会政治。他闻名遐迩，不能摆脱赞叹、钦佩、好奇、怀疑、蔑视、谩骂等是是非非。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仇和。在历次改革及无数民众的解读中，51岁的滨海人仇和演变成意义相互冲突的标签，被各类阵营争相引用。经过一次次剧烈的、注定无法相互说服的争论，仇和的形象被彻底符号化、复杂化。面对仇和以及毫不遮掩其雄心的政策举动，欢呼者展示了近似于被解放的激动，焦虑者则要承受个人所营造的犹疑、担忧乃至痛苦。同个仇和、差不多的政策，民众为什么欢呼？又因何焦虑不安？究竟是仇和式的执政落入了万花筒，还是包括社会心理在内的其他什么发生了分裂？

拥护者们的眼光是理想主义的，带有浓厚的戏剧化色彩，习惯于将仇和看作是清官或侠客一类的有力者。他不在乎官场文化，他断喝一声就将不尽职的官员拿下，他让官僚体验到改革的残酷一面，他让民众失去的只是枷锁。总之，仇和被当作是能够打乱旧秩序的政治强人。毋庸讳言，仇和施政的长期效果难以预料，但他的特立独行很快影响了一地一域的政治气候、经济格局、官场习气。民众对这些显见的“动荡”期待已久，恨只恨势单力薄无法实现，好在仇和为官代行正义，替他们圆了梦想。

仇和从不缺少拥戴者的激情和乐观。同时，他并不能消除另外一部分大众的疑虑。这部分民众对个人权威抱有警惕，对制度建设的优先性耿耿于怀。他们的反对立场实际上来源于持之以恒的政治焦虑症。按照这种舆论的理解，仇和以地方最高官员的个人智力，驱使整个行政系统服从某些强制性目标，可能无益于政府改良，或把政治焦点变得更狭窄。甚至会有一种危险，那就是将昆明变成只服膺于个人权威的次等级政府，从而背离政府改革的核心价值，忽略更紧迫的民生建设，以及遗忘改革的其他重要方向。

或许仇和想的并不复杂，或许赞弹他的人活得太沉重。无一例外的是，仇和都被他的拥护者和质疑者所利用，帮助阐释各自的吁求：要么是达成政治清平、小民现世安稳的冀望；要么是被引作靶子，“攻击”现实主义的种种病症，影射政治进步过程中的挫折和难题。抛开对仇和施政的各种情绪不谈，众声喧哗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其实都深陷在相同的境遇中，难以自拔，那就是：无论怎样臧否仇和的新政，无论施政的质量和效率如何，都映衬出他们作为旁观者的无力感。是的，问题在于他们仅仅是政治运作的旁观者，并已开始不满于这样的角色扮演。

作为体制内的行动者，仇和施政必估计现有基础，苛责太多难免有求全责备之感。以政治家担负的责任来说，仇和在政坛跋涉还需真正唤醒更多民众、更普遍的官员群体，触动更多广阔变革所需的因素，并让它们苏醒。

如是，方显新政应有之意。
究竟是谁需要铁腕

自从宣布进入盛世以来，无论在经济体制上还是政治体制上，都没有象样和实质性改革，除了以稳定或禾口言皆为目的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以壮大国有经济和提高政府控制经济能力为目的的强化经济垄断、行政管制重新水银泻地外。盛世无改革，举世（各地各级政府）官员皆不敢进行实质性改革，只是借所垄断的土地等资源拉高GDP，以轻松谋取政绩上进行积极地创新性地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仇和却不避与传统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从而也不避官场风险，独自在其一亩三分地上，为快速实现内地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大刀阔斧地进行以市场化为主旨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并进行相应的吏治整顿。因此，仇和的行为整个官场上十分另类和孤独。不仅如此，仇和在网络民间舆论中也是左右都不待见。左的保守派批评他的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革，自由主义者或所谓右派则批评其人治和程序不正义。

八十年代的改革是帕累托式改革，主要是市场开放和增量改革，不会损害任何人特别是包括既得利益集团的损害，却能增进所有人利益。九十年代涉及的产权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则会损害到传统的各种城市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官员、国有企业和事业职工、公务员等的经济利益和特权地位。但自上而下的，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改革的结果是：掌握资源分配同时也掌握改革政策制定的权力者，在这个改革中得到了一切，而国有企、事业单位普遍职工，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国有企事业单位普遍职工，这一传统既得利益集团中的弱势群体，却失去了一切（既失去了锁链也失去了权力和利益）。加之九十年代末的，国家放弃福利保障责任的三项改革，更加剧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原本要继续推进的医疗和教育改革，也遭到普遍的质疑和反对。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选择是稳定，而稳定的实质就是不改革或改回去。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无疑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社会舆论和政治形势不允许）。但是，仇和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真正的攻坚式改革：打破传统公益事业领域职工的铁饭碗，进行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产权私有化和民营化的市场化改革；在城市则打破装满城市小市民眼前利益的坛坛罐罐，大手笔进行拆迁和改建（相对于仇和短时间内的城市大拆迁和改建，上海等大城市的拆迁和改建对市民的影响都算不上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失去铁饭碗，那些被强制拆迁者的市民，这些传统的拥有一定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中的弱势群体，那些受到整肃的不犯错误的庸官（传统意义上的好官）们，利用其拥有的舆论能量，赢得了网络左右各派的同情和支持。左派当然要反对其私有化民营化改革，右派也不能不同情弱势群体（尽管这个弱势群体只是传统特权集团中的弱势群体）。

仇和的改革攻坚，在几年时间内就很快见到了成效。这既得益于产权私有化和民营化的经济效率效应，也利益于仇和的改革措施照顾到了那些铁饭碗被打破者的利益，以及在城市改造中充分照顾到了被拆迁者利益。现在似乎很难再听到那些原来不理解而极力反对，到处喊冤的人的反对声音了。从而在产权改革和传统公益事业民营化的攻坚改革中，实现了帕累托改进。这与其它地方因拆迁导致久治难愈的社会伤口相比，仇和的改革措施和吏治，都是十分成功的。仇和和仇和的改革在这个没有改革的盛世，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一是在社会整体处于改革停滞甚至反复的时代，在局部成功地坚持了改革。二是其成功的改革，说明了社会问题，前期改革积累的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市场体制改革的深化，在措施合理的改革中，才能得到化解或缓和，停滞没有出路（从全社会来讲，传统公益事业和政府改革是失败的，这可从政府财政开支的迅速扩大，即我们政府越来越昂贵可以看出）。三是仇和的改革为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开出了一条道路，对解决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及其政府改革具有特别的示范意义。政府或官僚机构是中西部地区现代化的阻碍，医疗教育等公益事业的无效率，也是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负担。

这并不是说，凡成功者都是完美无缺的，但成功者起码是不该受到指责的。特别地，麻子不赞成自由主义者对仇和手段的人治和所谓违背程序正义的指责，特别是反感一些人为那个因开会打瞌睡而受到处分的副局长喊冤。这是因为在我们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在改革是政治不正确的舆论下，我们只能靠人治和不按程序，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在有生之年或短短的任期内解决问题。因此，我们不能象文革时那样，对皇帝的让步政策和封建制度下的清官大加指责，说他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比贪官更反动。面对软、散、懒、贪的政府官僚和公务员队伍，还真需要仇和这种手段来整治。否则，不仅不能建立起服务型政府（很多地方官员和办事员的服务就是捞钱），社会治安社会秩序混乱状态就难以治理，国家的惠民政策就难以落实。更重要的，仇和的改革，为建立为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公民社会，为建立起服务型政府，最终为政治体制民主化、法制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仇和的改革和魄力，可与当时的朱大人相比。然而，朱大人时运很好，一是其成名于上层意识到改革因而需要大刀阔斧改革人才的九十年代初，二是有惺惺相惜的总设计师邓大人。而在莺歌燕舞的盛世时代，在世上已无邓大人的盛世时代，仇和的改革能在全国推行吗？仇和还能走多远？

盛世无改革。因此，为重新凝聚起深化改革的共识，麻子希望让经济危机来得更猛烈些。

入滇不到70天，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就以“铁腕”手段在昆明施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引起不少争议。他要求本地媒体提供“负面新闻”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他让《昆明日报》刊登全市所有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分工和电话号码，他还当众批评开会打瞌睡的官员——不久，该官员请辞。

针对这种“仇和现象”，有人认为“人治”色彩太强了，不可取；也有人认为政改起步阶段，“铁腕”开道符合国情，也是更实际的路径。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与新浪网联合实施的民意调查（6786人参与）显示，75.9％的人对“仇和现象”的第一反映是“敢作敢为，值得肯定”，同时，有76.8％的民众对其改革结果表示乐观。

据记者了解，仇和新举措的确给当地官员带来了变化。“压力大，人人自危啊！”一位昆明的局级干部说，“现在当官累。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责任越大！”

本报2月18日的调查显示，公众也对这些改革措施给予了支持。48.0％的人认为铁腕改革有一定效果，多少会提高官员的办事效率，28.7％的人认为昆明政府会因此变得透明、高效。有网友对此留言：“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建议国家注重好领导的培养。”

调查还发现，75.5％的公众希望自己所在单位或地区也有“铁腕”领导，68.8％的民众希望官员能“敢于承担责任，不要互相推诿”。

不过，由于近几年来，公众在媒体上看到的明星官员越来越多，也让一些人对高调做法有不同意见。在本次调查中，就有17.4％的人认为“公众人物很会表演”，当事人是在“做秀”；还有6．8％的人表示对这类新闻感觉“麻木”。

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先后涌现出多位类似仇和的官员，他们上任伊始通常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颇为本地人民甚至全国公众瞩目，但最终结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前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在任的两年半时间，曾对当地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批示274次，共计381条，但他于2003年1月当选省政协副主席，其后不再有引人注目的作为。前湖北黄石市河口镇书记董阳也曾刮起过精简机构之风，一次性裁撤凭关系进入政府的临时工48名，后来被调任区科技局局长，该局仅有两人办公，形同虚设，董阳只好南下打工。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调查中，也有近三成的公众对“仇和现象”持悲观、警惕的态度。其中，14.0％的人担心“负面效果可能更大，或许会滋生个人权力崇拜”，9．3％的人认为“效果不会好，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一位上海网友在给本报的留言中说：“这样改革开始还可以，但是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一定要用法律或制度来规范、引导。”有15.5％的人赞成该网友的观点，认为改革应该遵循渐进模式，不非要有仇和这样个性鲜明的铁腕领导。

调查显示，无论是不是“铁腕”领导推动改革，民众都希望政府能在如下方面有所改善：

增强行政透明度，完善监督机制（70.3％）；

增加责任意识，尊重民众参与，重大决策听取民意别走过场（62.0％）；

官员树立服务意识（51.4％）；

提高政府办事效率（46.3％）。

官场“潜规则”的存在，世人皆知；官场“潜规则”的危害，人人痛恨。但是，正因为“潜规则”之“潜”，让人拿它没有办法；而又因为它成为一种“规则”，所以它无处不在，无事不害。

看看仇和在昆明的几个引人注意的作为：公布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职务分工情况及联系电话，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新增规定：“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施行《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并明确提出媒体监督是问责行政首长的依据之一，公开批评开会打瞌睡的部门领导乃至勒令其辞职。这些举措，在实际上都是对官场“潜规则”的一种挑战。这些措施如果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官场的“潜规则”无疑要受到打击。

打破了官场“潜规则”，那些靠“潜规则”生存的官僚政客难以混下去时，我们的干部队伍自然就要清纯得多，我们的政府就要透明得多，我们的社会也会干净得多。在这里，我觉得仇和可以起到打开官场“潜规则”的钥匙的作用。有了这样好的一把钥匙，如果你憎恶官场“潜规则”，为什么要拒绝呢？支持仇和，起码是对破除官场“潜规则”的支持。

官场“潜规则”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桎梏。打破官场“潜规则”，是社会主义的需要，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当“显规则”逐步地取代了“潜规则”，当监督的阳光照进了官场，其他的问题就好办得多了。即使仇和要走做坏事，也不那么容易了。看不到这一点，也是不相信群众。
推行新政：宁可犯错，拒绝碌碌无为 官员有激情就有创新的机会。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在自下而上的变革思路遭理智的放弃之后，我们对社会进步的希望就寄托在上层建筑的变革的意志之上（为了这个目标，对上层建筑的启蒙也相应重要），从孙志刚事件最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到以1．2亿… 我们需要仇和这样的“铁腕”

　随着《南方周末》对江苏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大规模报道，评论界批判的热情又给激发出来。因为仇和用了并不符合现代通行的民主法治的理念推行其施政方略，却创造了良好的民间盛誉和城市建设业绩，这样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让那些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社会理念受到严重挑战。

其实，仇和所做的是他在中国的背景下的一种最优的选择。仇和并非一个传统的官僚，他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并不比很多评论者浅，而且，他所铁腕推行的施政理念在很多程度上就是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法学家所极力鼓吹的！

中国是一个前现代国家，要让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官员脱离中国的实际去践行理想化的行为规范，我认为这是痴人说梦。因为在前现代背景的官场，一个人的行为选择必然遵守固有的范式，如果稍有违背，也就不得不退出该游戏规则，吕日周是一个不远的教训。

而在中国式的权力配置背景下，一个市委书记本来就具有很大的权力自由发挥空间，（他也是人大主任，他有决策权和监督权，）这样的权力配置其实对一个现代改革者是一种很好的便利，只要领导者有变革的意志，这个意志的推行就只需要最少的成本而阻力最少。既然独断专行是一个普遍的常态，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个改革者做过多的要求呢？

判断仇和式的政治选择的价值，绝不可以看他的手段，而是后果。手段当然可以异化后果，但是如果手段导致了积极的后果，这样对手段的抨击就无的放失。正因为一个改革者面对的是一个前现代的政治环境，他就无法通过现代的民主法治的途径实现积极的决策和执政。理想化的决策成本太高而往往无法达成。

仇和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无奈，他需要非常的成功，就需要非常的手段。面对一个没有地缘优势也无政府扶持优势的落后地区，他需要发展经济的启动资本，他向公众强行征收的做法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原始积累手段，没有这样的积累就没有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穷人的孩子要想成功，他往往只能通过打工缓慢积累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这个积累过程也许太漫长了以至于到老死也没有成功，可是如果他有一个机会出卖自己的某个无关紧要的器官——如肾，一下子或者10万元的资金，这在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手里，就可以成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为创业的启动资本，从此就走上了成功之途。

仇和没有采取向银行借钱的做法而采取了直接向公众借钱，这样做其实体现了一种公共股份的含义，人们会更深刻地了解了公共工程与自身的密切关系，对他们的公共行为选择具有很好的基于心理的引导。强制的伤害最终会为景遇改善的预期而得到抚慰，特别是当这样的强制是公平地面对每一个人，人们的不公正感也将淡化甚至消失。强制就节省订立契约的成本——而在强制传统习惯下的契约成本因为没有成为人们的信念而很大很大。是的，这样的手段肯定不合法，可是，既然我们常常为公平和效率发生困惑，我们同样也应该宽容在法律和正义之间的合理性变通。仇和没有像其他某些地方官员把国家银行当成提款机，这一点他的做法更显得光明磊落。

至于他出卖国企的做法，其实是在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最具有效率，这样做的后果是解放了国营企业，给了他们生机，更解放了政府，政府不必通过财政投入来弥补其注定亏空的无底洞；而且政府有更多精力和财力从事他们的本职：公共安全、教育、投资环境等。

有人问如果仇和走了怎么办，这样的问题问的好，如果仇和改革的成效都建立在他个人的威信和监管精力之上，当然随着他的离开，所有的改革都将化为乌有，这样的改革就是无效的，显然，这个问题是检验仇和的最好的证伪设置。作为一个地方的市委书记，仇和的权力是很有限的。这样的条件下，仇和的任何改革都会大打折扣，一切制度性安排如果没有成为法定或者习俗，这样的安排就将因人而异。

但这并不能抹杀在中国权力配置结构下的“独裁”的改革的价值，因为有变化就有希望，官员有激情就有创新的机会。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在自下而上的变革思路遭理智的放弃之后，我们对社会进步的希望就寄托在上层建筑的变革的意志之上（为了这个目标，对上层建筑的启蒙也相应重要），从孙志刚事件最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到以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名义对公务员录用条例的质疑的无疾而终，这之间的差别只能用上层建筑的自由意志来解释。

所以中国需要仇和这样的铁腕的改革者，这是中国要打破常规超常发展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我更希望比仇和的权力大得多的高层也来尝试这样的改革：用铁腕力排众意，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不要争论！其积极的后果国人有目共睹。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走向庸俗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却是要呼唤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来到达这一“卑微”的理想的。

别忘记柏拉图的著名论断：最优秀的独裁者统治的社会是最有效率的社会，除非它堕落，才成为最坏的。显然，萨达姆的独裁同当年戈尔巴乔夫的独裁截然不同，一种是目的，一种是手段。我们不可能一刀切地否定。

仇和的“昆明新政”刚满百天，已经有从“旋风”演变成“台风”的趋势：城乡建设、滇池治理、工业招商和城中村改造等四大战役全面打响，教育、医疗的民营化改造也提上了日程。面对社会各界有赞有弹的评价，仇和在一次大会上强硬表态：“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见４月７日《新京报》）

对于仇和的这些原则，要付诸实施，就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就是决策者须是至高全能的上帝，永远不会出错——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仇和的“三不论”才是合理的。仇和是这样的上帝吗？显然不是，无论他再聪慧、再能干、再无私，过去的政绩再显赫，他都不可能是。既然如此，那对他的决策又为什么不能“论”呢？别人的“论”无非就是批评，听听别人的批评，兼听则明，不是更容易发现决策中的不足吗？

第二个，就是要有人承担决策失误的成本。仇和说“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但却没有说由谁来为失误买单。仇和的意思是不让下级来为失误买单，但他自己愿意承担失误的成本吗？即便他愿意，他能否承担了？因为拆迁也好，卖医院、卖学校也好，这些重大决策，都牵涉成千上万人的切身利益乃至身家性命，容不得失误，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就“允许”了呢？

所有这些，其实都指向一个问题：决策还要不要既能避免失误、又具有快速纠错功能、还能平衡各方利益的民主机制？在民主已经成为公认的价值的情况下，我们究竟要不要建立一套民主的决策机制，使每个利益相关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来？

以仇和在昆明的实践而论，他到任不过百日，对昆明的情况是不是完全了解都很难说，就推出了如此之多的重大决策，这些决策符合昆明的实际情况吗？哪些人将从这些决策中受益？哪些人将从这些决策中受损？有没有违法违规的地方？是不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所有这些问题都没解决，怎么就不让评论？

近日仇和履新云南昆明市委书记，他在云南富民县调研后与当地官员聚餐时，看到满桌的菜后随口说了一句“能否每盘菜都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吃不完的菜打包带走，不仅节约也卫生”，没想到仇书记这句即兴之言，在当地掀起了一场“餐桌革新”：当地领导立刻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发出本年第一号文件、成立领导小组具体落实领导这句话。

崔博是陕西绥德县长。有关他的消息是由中学校长缠着他要签字，结果后果很严重：该县教育局立即让校长停职检查并向崔县长道歉，公安局也以“妨碍公务”为由拘留校长———当然了，崔县长的上级在舆论压力下干预了此事，最终让县长向校长道歉。

尽管民众对这两种官员褒贬不一，但客观上，他们都能让属下官员察自己的颜，观自己的色，看自己的眼色行事，把个人的好恶淋漓尽致地放大。只不过仇和常常使用这种权力做“好事”，以铁腕手段办百姓赞许、舆论乐见的事情；而崔博则用这种铁腕权力泄私人怨愤。

近来这类“坏官”的报道多了起来，比如辽宁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以诽谤罪对记者进行立案调查，并派干警追到北京对记者进行拘传。不仅在辖地的势力范围内一手遮天呼风唤雨，更敢跑到北京对辖地之外的“冒犯者”进行拘传。

其实从民众乐于看到的正面事件中，也能清晰地看到这种铁腕权力的身影：仇和书记随口一句话，就能让一个县掀起一场“餐桌革新”运动，让地方官员动员起所有权力资源、拿出十八般武器围绕这句话展开行动———如果仇书记说的不是“吃不完的菜打包带走”这种见得了阳光的话，不是在有利于公共卫生的事务上作指示，而是“给那个胆敢追着我签字的校长点颜色看看”，是“去把那个报道我负面新闻的记者抓起来”，甚至根本不用说什么，而只是一个眼神一个脸色，能不能一样调动起所有公权资源暗中掀起一场整人运动呢？未必不能。从富民县自下而上对仇和的揣摩，可以想象出陕西绥德和辽宁西丰的公权机关是如何围着领导转的。

不仅仇和，还有去年那个参加完十七大返回本地时受到当地群众“夹道欢迎”的李连玉，他们的铁腕执政都赢得了舆论的赞誉———但我们有没有想到过，官员的“好”“坏”，区隔似乎只是个人道德水平。绝对权力掌握在有德的官员手中，他会用权为民谋利；而如果掌握在无德之人手中，很可能是滥用公权伤害私权。

这种个人道德靠得住吗？显然靠不住，“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才是至理良言；另一方面，善恶没有写在人的脑门上，如何判断一个掌权的人有德还是无德，从而将权力赋予有德之人？而且一个人今天有德，明天在利益的诱惑下，很可能就变成了无德之人。

因此，公众应坚守的，是“约束权力”和“制衡权力”，而不应一方面痛恨张志国，另一方面又冀望一个个仇和挺身而出捍卫公益保护民权。

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个把的清官，而是现代政治架构，也就是说，要实现政治民主。其实，不用另起炉灶，只要用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不要让这个制度只作为政府的花瓶摆在那里，就可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关键是，人民手中的选票，要真正起作用，让他们真正选出能代表他们说话的人民代表来。

拿人开刀的“仇和新政”能有多大作为

可惜，官场权术和清官的结合，只是老百姓一个一厢情愿的梦，人们碰到的，依旧权术归权术，清官自清官，而且只见权术的跋扈，不见清官的出山……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个把的清官，而是现代政治架构，也就是说，要实现政治民主！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

原标题：新时代的立威故事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颇有名声的官员仇和调任云南，任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仇和烧了两把，一是公布昆明市所有副处级以上官员的电话，二是因开会打瞌睡，撤掉了一个县的副局长。

第一把火，有点现代政治的味道———政务公开嘛，不过，电话号码公开之后，对于官员们怎么处理打来的电话，没有下文，只能算做了一小半。至于让那位开会打瞌睡的官员辞职，满打满算，只能算是古已有之的立威故事。开会打瞌睡固然不对，但因此丢掉乌纱帽，却有点处理过当，即便有罪，罪不致此。不过要立威，那就没办法讲了。当年孙武吴宫教战，莫名其妙丢了脑袋的吴王爱妃，死在司马穰苴刀下的齐景公的亲信庄贾，说起来好像也罪不致死，还不是杀就杀了。自古以来，新官上任，但凡打算有点作为，总得拿人开刀，不杀两个倒霉的，今后令不行，禁不止，基本上没法玩了。这一套，属于古代的谋略，说白了，就是权术，一般都归在兵法里。

诚然，当今之世，尽管已经进入21世纪，但我们的官员，却依然醉心于兵法，热衷于权谋，害得多少年权谋文化都盛行，只要出个历史剧，无论实际情况如何，都会被拍成连环的阴谋权术。《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养活了无数靠阐释曲解它们的文人墨客，专家学者。老百姓一方面身受其害，但另一方面也渴望那么个有魄力有权谋的清官出来，大刀阔斧，上下其手，翻云覆雨，澄清吏治，扫荡腐败，为民做主。包公戏从古演到今，还是有市场，而且现在翻新的包公电视剧，里面的包公已经很有点权谋家的模样，跟各等人物斗起法来，花样翻新。

可惜，官场权术和清官的结合，只是老百姓一个一厢情愿的梦，人们碰到的，依旧权术归权术，清官自清官，而且只见权术的跋扈，不见清官的出山，有个把想要有所作为而且立志不贪的官员，往往壮志未酬即铩羽而归，不碰个灰头土脸，头破血流，已经要念阿弥陀佛了。就算我们认定仇和就是那个百姓理想中颇有权谋的清官，能有多大作为，其实很难说。就算他三板斧四板斧能砍下去，创出一个“新政”出来，只要他走了，十有八九也是人亡政息。

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个把的清官，而是现代政治架构，也就是说，要实现政治民主。其实，不用另起炉灶，只要用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不要让这个制度只作为政府的花瓶摆在那里，就可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关键是，人民手中的选票，要真正起作用，让他们真正选出能代表他们说话的人民代表来，而这些代表，又真的可以把老百姓满意的官员选出来，不满意的罢免掉。官员不是为民做主，而是为民做事的，做主的，理所当然应该是人民。

一个仇和，即使他绝对道德高尚，绝对有理想为民做主，也相当有经验，有办法，但是，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就算他天天微服私访，一双眼睛能看见多少官场的腐败，能纠正多少官场拖沓之风？如果多数的老百姓，在关系自己身家性命，生活前途的事情上，都能有监督权、发言权以及最后的选择权和否决权，那么，这个地方就会有千千万万个仇和，大家都是清官，如果哪个官员做得不好，甚至营私舞弊，这千千万万个清官就可以依法处理他。

立威，在古代社会也许能有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今天，这点效果比起被破坏的法治，折合下来，也许就该得负分了。 民主政治和“仇和式”官员
《南方都市报》对“仇和施政”及由此带来的效应，进行了报道和讨论。仇和的所作所为，不能说不是出于公心。譬如招商是为了发展其治内经济，拿下打盹副局长是为了加强干部作风建设。从宿迁到昆明，仇和一系列的“铁腕”施政，从理论上讲，似乎不存“私心”，否则这条“血路”，仇和是断断杀不出来的。

然而，无规矩不成方圆，凡事都得讲点起码的规则：老师的规矩就是教书，叫他去招商就离了谱。打盹副局长、招商不成的部门头头属于公务员，对公务员如何任用、奖惩，有国家《公务员法》说了算，对未犯法的公务员擅自拿下，叫以权废法。

仇和现象说明，中国现行的政治土壤，给仇和式的官员赋予了几乎是绝对的权力和权威。对内可以将权力无限延伸，舆论、民意根本无可敌之力。

从全球来看，经济发达繁荣的国家，恰恰是吏治极其人性化的国家。说句难听的话，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铁腕式官员根本不存在。中央早就提出，要坚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确保国家政策的正确性、稳定性、延续性，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只有靠推行民主政治建设，也只有把民主政治体制真正在中国建立起来，才能告别铁腕式的人治官员。

“铁腕”执政功与过

原江苏省副省长仇和调到云南省任职，其敢作敢为的风格，给当今中国的官场增添了生趣。

下车伊始，仇和就说：“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必定能无恃无畏。”——这样个性鲜明的履新感言，充分展示了此人难能可贵的激情和干才。但不经意间，也掠过几丝若隐若现的虚无主义阴影。尤其是其治山疏水、改天换地的惯用手法，与全民招商的彻底市场化倾向紧密结合在一起，再次引起激烈争议。如何理解和评价所谓“仇和现象”，其实是个不容回避的政治问题。

倡导一种超常规的经济发展观，用威权和重典来提高施政效率，在相当程度上无视甚至封压反对意见——这就是仇和的基本思路。在今年春节后在昆明经济动员大会上，仇和明确表示，要继续“倡导这样一种风气：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在干中积累经验、在干中完善政策”（见《人民日报》2008年2月19日）。从知行之辩的角度来看，这种立场可以理解为某种实践优先论。但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不妨看做16世纪的博丹式绝对主权说的新翻版，表现出挣脱传统观念和抵抗势力的束缚的魄力。

但是，不理会异议的实践要持续下去，迟早还得证明自身的正当性——除了全心为公的德行，特别是需要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是否正确；从而其必然具有强烈的功绩指向，也希望不断赢得群众的响亮喝彩或者欢呼声作为动力。因此，强势的改革派领袖在行为方式上势必呈现如下特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雳手段推行特定政策或新举措，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来化解既得利益集团以及保守势力的抵制；达成目标之前则往往借助于舆论的声威，在把民间口碑作为盾牌、从外部施压去推动失灵的官僚机器的这一系列操作过程中，执政者当然要重视形象塑造，也多半会通过从严治吏、任贤亲民的各种方式争取社会各界的好感和支持。

其结果，“形象政治”和“舆论政治”的因素将被注入行政机构中，逐步造成有魅力的领袖人物不必依靠科层制组织而可以直接动员人民的超常规的态势。社会心理学的逻辑决定了这样不倚赖官僚集团的执政者一定会显得特别值得倚赖，于是，支配者的个人绝对权威就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来。

这样一锤定音的状况，岂不是很像卡尔·施米特所描述的那种决断主义？的确，施米特的学说在本质上极其接近超常规的经济发展观，他认为主权者的决断不能从常规中推导出来，故尔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决断”（引自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由此可以推想，在地方行政首长也能作出类似决断的场合，博丹、施米特们所定义的那种主权，实际上是被分割或者下放了。一个巨型金字塔结构被自上而下划分为许多小的金字塔结构，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互动关系——这正是“放权”式改革的本质所在。

当中央集权的整体结构还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时，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要避免下级官员采取“等、看、靠”的明哲保身术，不得不容许一些能吏们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幅度。这就是所谓试错范围，也构成可开拓的事业空间，或者制度变迁的回旋余地。实际上，倘若各地执政者都具有超越科层制的决策力和行动力，尽管存在割据、动荡以及失序的某些风险，但精减中间环节、缓和规制的构想或许也会变得比较容易落实，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系统朝“分权”和民主化的方向转型以及跳跃式发展。

例如仇和发明的那个行政改革“三分法”，让公务员的三分之一轮岗招商、三分之一离职创业、三分之一继续管理，虽然颇有点唐突和滑稽，并难免出现若干种让人诟病的问题，但也的确给政府机构裁剪和疏散冗员提供了多样化出路。另外，执政者与群众的直接沟通也有可能为意见市场的发育以及行政透明度的提高，准备某些前提条件。

尽管如此，还是不得不指出，铁腕执政在带来令人刮目相看的绩效的同时，也会带来压迫和反抗的潜在危机，应该认真考虑曲突徙薪之策。显而易见，强行拆迁后建设高楼大厦既然着眼于公众利益，就应该尊重公众意见，并对那些本来不属于公共事务范畴的个人价值偏好、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类私产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不无遗憾的是，仇和的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举措其实仍然囿于人治和承包责任制的窠臼，缺乏现代法律观念。从设立35个招商分局到勒令打瞌睡官员辞职，仇和治滇的各种传奇故事正在演绎的不外乎长官的独裁意志以及急功近利的经济短期行为。

以此为背景，现代的“分工”原理被扭曲成各行各业层层压指标的“包工”措施，公务员制度也不断受到一时一地的政局和舆论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在一呼百诺的氛围里，难以形成有效的事先预防失误和及时矫正偏颇的民主法治机制，也不可能阻止类似张居正人亡政息那样的历史悲剧反复上演。地方官员当中的等而下之者，还会变得只热衷于作秀演戏，最终造成某种形式的“剧场政治”——执政者们竞相通过堂皇的面子工程、一刹那的精彩表现以及脍炙人口的妙语去取悦上司、糊弄群众。

应该承认“仇和现象”确实还是很有些不同凡响，确实有扫荡衙门暮气之效。然而过去的成功却并不能担保将来的正确，引进工程更代替不了振兴产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复杂化、流动化、国际化，仅靠领导拍脑袋的决策方式和政府刮风暴的管理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能应付裕如。尤其是在办事节奏加快、政治周期缩短的语境，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以及社会的根本利益很难得到充分的、周密的统筹兼顾，“一言堂”太容易铸成事与愿违的大错。

因而在进行重大决策之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把专家论证会（服从科学规律）和公民听证会（尊重个人权利）作为仇和们大刀阔斧的行动的两道安全阀，以避免再次出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结局。

“仇和现象”在海外

两个多月的时间，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一系列堪称“爆发性”的政策相继出台，不仅引起国内热议，甚至也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放眼世界，无论是一市之长，还是其他各级官员，以及代表民意的议员或代表，与所在区域的民众保持畅通的联络其实早已司空见惯

仇和在昆明的两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昆明，因仇和到来而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这是昆明市市委书记仇和在去年年底就职演说中说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两个月来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几乎每项新措施都引来国内外媒体的热烈讨论。

焦点一：领导电话上报纸

2月16日，仇和的工作电话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欢迎老百姓直接向他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同时公布在《昆明日报》上的，还有昆明所有副县以上党政部门领导干部，随后各有关部门陆续公布电话，几乎涵盖到乡村级干部的工作电话，公布电话的还有438名人大代表等。一时间“昆明纸贵”，《昆明日报》不得不加印，以满足市民的需要。

焦点二：干部问责出新规

2月14日，昆明出台了《领导干部问责办法》，对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不求进取、平庸无为等十大类昏官、懒官、庸官的行为进行严肃问责。涉及渎职侵权的，检察机关将严加查办，使其接受刑事制裁。此外，昆明各职能部门的行政长官一一到电视台亮相，承诺履行职责，做好服务。

领导电话公布后，由于不少市民反映电话不好打，或者无人接听，昆明市对此进行了专门部署，要求向社会公布过电话的领导干部必须在外出工作时安排专人接听电话，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听和耽误接听，而且对出现问题的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问责。

焦点三：开会瞌睡丢乌纱

2月20日举行的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坐在第一排的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会上打起瞌睡，被仇和当众点名批评。两天以后，呈贡县纪委宣布，县政府同意蒋文辉辞去副局长职务，并要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作出书面检查，并通过该县电视台向社会播出。

美国：与市长沟通并不难

上至总统，下至各州议员，美国各级官员的联系方式几乎都可以在网上轻松找到，他们有义务回复选民的电话和邮件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黄涛发自芝加哥 前几天，笔者前往芝加哥市中心图书馆还书，却见大门前多了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察，而非平时的普通警卫。正在踌躇不前之际，警察笑容满面地示意我进馆。馆内传出的声音似曾相识，探头张望，发现竟然是芝加哥市长理查·戴利，他正在二十多人的小型集会上慷慨陈词。

戴利的父亲老戴利任芝加哥市长长达21年之久，戴利本人也已连任6次，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为美国最优秀的大都市市长。这样一个管理300万人口的大人物，平时却和市民走得很近，几乎每天都会在媒体上露面，市内大小活动都能见到他的身影。笔者在几间中国餐馆、商场都见到过戴利市长和业主的合照。戴利市长的名字更是印在了无数市政设施的招牌上，显示出市长为政府负责的决心。

市长不一定公布电话

美国人的参政议政意识一贯强烈，市长作为民选的“公仆”，面对公众是家常便饭。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骚扰，美国市长不一定公布电话，但办公地址和传真号码是公开的。市民要见市长，可以打电话到市长办公室，他的助理就会指引你去联络分管事务的副市长或者相关机构。

市长办公室一般设有几个面对公众的下属机构，它们的地址、电话、传真都公布在网上。在网络发达的美国，各级政府已实现了网上办公，群众通过政府网站可以了解政策、交费、查询政府办公室联络方式等，提高了政府运作的效率，也方便了群众监管。

美国政府网列出了所有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的联系方式，上至总统，下至各州议员，联系方式都可以轻松在网上找到，这些民选代表和他们的助手们有义务回复选区群众的电话和邮件。

美国政府官员并非全部由民选产生，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中，一般参与立法的议员、法官、检察官、州长、市长等需要选举产生，其他政府官员由市长、州长或者总统指定。笔者曾认识一名大学教授，他参加美国某小镇的市议员选举，自己派发传单，出席教堂等公众集会宣传政纲，区区几万人的选区也需要做大量亲民工作。这些竞选人的辩论有时会在电视上直播，他们的宣传品在选举期间随处可见。

市民参加市政会议畅通无阻

美国的市政大厅向所有市民开放，无需证件登记，自由进出。进联邦政府的办公楼则需通过金属探测器和X光，类似机场安检，之后也是畅通无阻。

我曾到位于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的议员大楼开会，大楼内有各州议员的办公室，进出无需说明事由。市民有问题除了直接上门找相关部门解决以外，亦可在网上填写联络表单，向政府反映问题。不少市政府都设有311市政服务电话热线，爆水管、路面凹陷等属于政府管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打热线解决，效率非常高。

市议会的开会时间、地点、议题在网上和市政大厅向市民公布，市民可以自由参加，甚至能在网上实时观看会议。议员、市长的重要发言摘要亦可从网上下载。我曾出席过美国某市政府的规划办公室举办的公众听证会，台上是选举产生的规划管理委员会，台下坐着的是关注议题的普通群众。这种会议因为谁都可以参加，经常有激进人士进入会场，笔者就见过一名穿着万圣节火鸡装束的男士出席市政会议。只要不扰乱会场，警卫也不能将他赶走。市政府的规划师做完报告后，群众可以自由发言。如果议题有争议性，讨论无疑将极其激烈，会议常常开到半夜一两点钟。

日本：小城市长天天见

在日本，想找市长，电话打到市政府总机就可以了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陈言发自北京 我在日本工作时，采访过不少市长，也与市政府的官员们有过很多交往，并没见过日本的市长利用公共媒体公布自己联系电话的现象。想找市长，电话打到市政府总机就可以了，如果真是需要市长亲自过问，办公室会把电话转过去。

提前预约即可面见市长

第一次去日本山口县萩市见野村兴儿市长时，因为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不少，秘书安排我在市长办公室门口的长椅上等待。排在前面的是几个农民模样的人，讲一口地道的山口县农村方言，他们向市长提议在老家扩建公路，以使进城打工时开车能更方便些。好像和主管道路建设的市政府部门早就说过了，也和选区的市议员谈过了，现在是请市长再过问一下。什么时候见的谁，怎么谈的，几个人在反复复习。

在日本，想见市长或者市里其他官员，到市府大楼的大厅里看看市长、议会议长、各主要部门干部名单下的灯亮没亮，就知道想见的人在不在。遇到不得了的大事，一定要找市长出面解决的，打电话约时间就是了，紧急事件需要立即见市长时，只要市长在办公室，就没有不见的道理。

市长失业危机四年一次

每四年一次的选举，是日本市长必须要面对的“失业危机”。参加竞选，就要尽可能地让人知道自己，包括自己的电话，自己的政治主张等，宣传品必须见人就发。即使当上了市长也不能高枕无忧，要给选民干实事。市长给选民一张自己的名片，是太简单不过的事。野村市长名片夹里的名片，比刚刚入道的推销员少不了多少。他需要不断推销自己，及时体察民意，市政方面的任何疏漏都会有损于政绩，成为对市政监管不力的说词。

那么萩市市民会不会大事小情都去找市长呢？在这个6万多人口的小城市，野村市长每天早晨都穿上运动服绕过乡土纪念馆跑上几千米，市民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见面也都打招呼，从未见过有谁在这个时间段等市长来了去说点什么。

随时倾听市民“陈情”

离萩市市中心几公里远小村落，住户还没有用上冲水马桶，这种情况在日本已经很少了，集中建一个化粪池，和市政建设有很大的关系；从市中心到附近村落的公路不够宽阔，也是市议会需要讨论的议题。在正式提交到议会前，一些居民有时会约时间去见市长，日本人称之为“陈情”。解决了这些问题，对市长来说就是政绩之一，因此对这样的陈情，市长大都会特别认真地听取相关方面的建议。

我在日本期间，和野村市长每月有一次“政治经济联系会”。在离市政府不远的一个小食堂里，大学教师、退休官员、工商方面的人员会聚集在这里，大家都是自费参加，喝啤酒，吃很简单的小菜，一起谈论市内外的各种问题。野村市长有不少这样的聚会，很多信息、建议就是在这里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