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莲池区二手房:“淫德”为“美德”:中国宋代以前“淫”曾经是“万美之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6:02:21

 

      “程朱理学”的宋代以后,国人便开始对“万恶淫为首”的“淫”有了千古误解。从现在“回归”的“以人为本”和人力资本来看,宋代以前(西晋南北朝“正始之音”期间的“性混乱”除外,本博客有另文参读),中国人非常注重生命质量、生活快乐和思想解放,平均幸福指数全世界最高,和现在的位于中国印度之间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内陆国不丹幸福指数媲美,倡导的“万美淫为首”和“脏唐臭宋”一说,便是侧面写照。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三人均以注释孔子、孟子等“经书”来传播思想,认为“三纲五常”是理的“流行”,人应“去人欲,存天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遵守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有人把他们列为儒家之列。但是,他们对孔子、孟子的“经文”注释中,有很多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创新”的。

孔子、孟子的“仁”,是“以人为本”的“仁慈”和“仁者爱人”,并成为了传统儒家的核心思想,故有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唐太宗李世民“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治国基本理念,与孟子“仁学”思想一脉相承,但到了“二程”那里,就把“仁”注释成:“仁者公也,人一作仁”——概念内涵完全被偷换了,“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仁”变成了抹杀人与人之间个性与共性的“大一统”思想。

到了朱熹则成了“修道以仁”——孔孟“仁学”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很强的社会与政治实践意义,但在朱熹的“创新”注释下,成为个人“天人合一”的修为之术,所谓“成己之道在乎仁”,而要实现这个“仁”则“知天是起头处。能知天,则知人、事亲、修身,皆得其理矣。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皆知也。”明明是关乎尊重生命的“以人为本”,却注释成为个人漫无边际、神游太虚、违反人类天性和磨灭社会公德的“知天”与“修为”?

朱熹作为“三代下的孔子”、理学集大成者、古代新儒学的领袖人物,他的朱子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700年间的钦定官方正统思想理论,显赫了700多年。从“伪学”到“官学”,连尖锐刻薄的鲁迅先生都一时被蒙蔽了,感慨出那句著名的:中国历史“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众所周知,生存与繁殖本是生物界的共同规律,人类也不例外。在中国古代自原始社会直至夏商时期,曾经倡导“万美淫为首”,人们以“淫”为一种美德。“淫德”是古人原始“生殖崇拜”的最高“美德”。

中国的东方哲学认为,男女、阴阳、天地,统成一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男人和女人体现了一个阴阳整体的观念。长沙马王堆竹简《十问》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尧问了舜曰:‘天下孰为贵’?舜曰:‘生为贵’。尧曰:‘治生奈何’?舜曰:‘审乎阴阳’”。

阴阳乃是性爱的真髓、核心。孔子认为男女关系是“人伦之始”,“五代之基”,《孟子·告子》谓:“食色,性也”,《礼记·礼运》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把性欲和食欲井举说明了它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保存自己”和“繁衍种族”是人类的两大使命。因此,食色乃为人类的自然属性。

“食”是为个体的生存,“色”则是为整体的繁衍。原始氏族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过低的新生儿成活率,便视氏族的人丁兴旺为头等大事。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原始人类的”生殖崇拜”,也即“万美淫为首”。

首先,“淫”的本义应该是美好。

《山海经》有曰“姑瑶之山”是帝女所居,死后化作瑶草,服之能够媚人。“姑瑶”即“瑶姑”,瑶草即媚草、淫草,相当于“春药”。商代有“玄鸟生商”传说,说的是两位“佚女”居瑶台,吞玄燕之卵而孕,生下商族。“佚女”即淫女,

瑶台等同于媚台、淫台。周代献给帝王的“越之淫姬”,淫姬就是瑶姬、媚姬、美姬。

从中似乎不难看出,借“瑶”字旁或音的字,在古代都与“淫”字相通,有“媚”、“美”、“淫”的通义。

因为古人视“淫德”为“美德”,故称:美女谓“淫姑”、“淫姬”;美玉叫“瑶玉”,美草叫“瑶草”,美台叫“瑶台”,美声叫“谣歌”,美禽叫“鹞”,美雨叫“霪”;美貌叫“窈”,美食叫“肴”,卜吉叫“爻”;烧陶的叫“窑”,美好生活叫“逍遥”。

 如此,均表明古人曾以“淫德”为“美德”,“淫”曾经是“万美之首”。

其次,“生殖崇拜”是原始人类的一种野性天赋。

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类始祖,正如西方世界的亚当、夏娃一样,他们结为夫妻,共同创造了人类。在出土的汉墓画像石、唐代帛画中,伏羲与女娲多作“交尾状”,象征着“万美淫为首”。

甲骨文与金文的“祖”字,原型作“且”,画的即是男性“生命之根”的模型,后来加上“示”字偏旁,表示这是祭祀用品。至今,民间供奉的祖宗灵位牌仍是“且”字型。

由此可知,直至夏、商时代,我们的祖先仍不忌讳“生殖崇拜”。

原始时代的神灵崇拜、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艺术风格等,都是以“淫德”为中心建造起来的。这可以从诸多的出土文物、古籍记载及民间遗风中得到印证。

《易》卦,是“生殖崇拜”时代的产物。“乾”与“坤”二卦本是两性生殖器的记号。 

 

 浙江绍兴越人墓出土的铜制傩型,可以清楚地看到开放式庙内有一组全裸的妙龄女巫在奏乐娱神。而近代西南地区百越后代的祖神庙也是开放式的,秘密祭神时仍有裸体祭祀。

商代青铜鼓的鼓纽上有“双头连体鸟”,铜鼓的鼓身上刻画有一个人面鸟爪的裸体男神,在其生殖器两旁各有一条小鱼在吮吸。古代以鱼隐喻女性生殖,可见具有明显的生殖崇拜象征。

商代另一件被某些学者命名为“虎食人卣”的青铜器,实际上反映的是“从神受孕”的主题。但见一位遍体珠玉、赤身露体的妙龄女巫,正以她的美色献媚虎神,从虎神处受孕。那虎神则紧搂着女巫的腰肢,聚精会神地向女巫授孕。

新疆呼图壁县大型岩画,是一幅祈求氏族繁衍的“生殖崇拜”画。画上满布不同大小的男女人物形象数百人,他们大都作着有规律的舞蹈动作,几乎均为裸体,男性露出“生命之根”,五指上举叉开祈求多生育;有的男女同体,女性有的舞蹈,有的叠压在男子身上或作交媾动作。

 翁牛特旗的巴林石雕件,属于距今40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是远古先民生殖崇拜的典型实物。雕件强调肥大的躯干,突出硕大的乳房、大肚子和生殖器。

湖南永州的古村落中,迄今仍遗存有一具由十块大青石垒成的男性“生命之根”。

再次,由“万美”到“万恶”。

大抵是从周公制礼、孔子兴儒,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后,“生殖崇拜”才逐渐在中国上层少数理学家中成为一个忌讳。到了明代,“万美淫为首”才被“万恶淫为首”取而代之。

人类的繁衍昌盛亦从男女阴阳规律而来。我国古代道教重视“阴阳之道”的研究,不仅不把它看作“修行”的阻碍,而且看成重要的修炼方法之一。元代李鹏飞在《三元延寿参赞书》中说:“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人道有不可废者”。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男女相需好比是天地相合,若男女两者不合,则违背阴阳之道。犹“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合之,是谓圣度,圣人不绝和合之道”。

《玉房秘决》中亦谓:“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天地得交会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夭折之渐,能避渐伤之事而得阴阳之道也”。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朱熹本人没有“去人欲,存天理”,他与儿媳妇就有绯闻,家里还养了两个尼姑“玩三陪”。这侧面说明“去人欲,存天理”可能仅仅是个“提案”,不然朱熹是会模范带头,以身作则的。

从唐朝开始,娼妓就比较发达,到了宋朝的娼妓更是空前活跃,不仅销售产品请妓女骑着高头大马做“公关”,宴请朋友也需赠送妓女“做爱”来助兴,相当于现在的请朋友吃了饭就应该去KTV唱歌一样(唐宋文人的经典名篇,绝大多数是在妓女美艳的酥胸上、香软的怀抱中写就的,本博客有另文参读)。是时,只要有几个钱,谁不养三五个歌女? 

 

      “诗魔”白居易出生在唐朝一个小官僚家庭,在他官居翰林学士的时候,就开始在家里储起妓女来,他最宠爱的妓女有两位:樊素和小蛮;曾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留下一首春风得意的《宿湖中》:“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由此可知,白大诗人当年是何等风流。即使后来被贬江州,却因聚友豪饮消愁于九江之上,而留下了传诵千古的佳作《琵琶行》。

 “诗圣”杜甫一生穷愁潦倒,他笔下的诗作大多抒发忧国忧民之情。谁能想到,这样一位苦大仇深、为民请命的大诗人,竟也有如此附庸风雅的时候呢?在《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一诗中就这样写道:“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缆侵堤柳系,幔宛浪花浮。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可见,这“圣人”也毕竟是食人间烟火的。

宋朝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在当时蛮夷、异族的眼中是天国,是伟大的国度。日本人在唐代就“借种”中国人,宋代更甚。当年日本人为了“借种生育”改良人种,将凡是漂亮的女人(未婚嫁的处女)送到中国与中国男人同居,让中国男人“免费使用”和享受“借种补贴”,并作为“时尚”在日本引以为荣。

将诗歌与妓女二者发挥到炉火纯青地步的,当属宋朝“奉旨填词”的柳永了。柳永一生沉迷酒色,终日混迹于秦楼楚馆、烟花巷陌,为歌舞娼妓填词无数:如《蝶恋花》、《八声甘州》、《戚氏》、《雨霖铃》等。《避暑录话》记载:“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柳永借助青楼妓女为自己传唱扬名,而妓女们又因传唱柳词而增价;二者如鱼得水,相辅相成,成就了中国诗坛的一段传奇。

“程朱理学”,是儒学的非主流观点从一种非学术思想变成国教的里程标志。虽然朱熹等人致力于将孔孟儒学神圣化与神秘化,但既然连儒学的核心内涵都随意置换了,“新儒学”等也就无从谈起。到了明朝,在朱元璋的专制统治下,中国才有了自古本来为表彰功勋的“牌坊”之滥用,这就是不让寡妇再嫁的“贞节牌坊”,如此“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成了专门对付女子的教条了。此后这个极端压抑人性的“贞节牌坊”一直到了民国初年。

 有许多学者指出“程朱理学”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歪曲甚至背叛,造成了现在民族精神的沦丧,很多的国民精神上的悲剧。自从伪道学出来后,先秦汉唐祖先的热血精魂,飒爽英姿,重义轻利,一诺千金,善良人性,仁德上善和仁者爱人等等优秀品质全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庸,懦弱,保守,忍让,奴性,贪生怕死,见利忘义,发泄兽性等等劣根性。

程朱是否借“新儒家”彻底背判了儒学?中国当代人精神上的种种问题也许应该真正的从“程朱理学”上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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