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青岛首胜垃圾:东博书院摘抄（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05: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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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兴萍的《传统评书与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以《烈火金刚》为例，探讨了民间意识和民间立场对当代文学的制约。任何国家都有“主旋律”文艺，当主旋律与人民的利益一致时，主旋律就是正义的和强大的，否则就是偏颇的和虚弱的。
当年我曾经赋诗一首赠钱理群曰：“理群如理水，宜导不宜湮。牧马须驰马，扬鞭更落鞭。”对待学生、对待政务，其实都是这个道理。另外特别提示了鲁迅与共产党作家的不同，共产党作家每每拔高群众的形象，而鲁迅一方面指出群众的麻木和奴性，另一方面却偏偏要说，这群麻木的群众正是中国的脊梁。
端午节，很多东北人叫做粽子节，大概是东北人平时不吃粽子，一年就吃这么一回的缘故吧。同理，中秋节叫做月饼节，因为也是一年就吃一回。然而春节却不叫饺子节，因为一年要吃无数回也。比如我家，在那据说天天饥寒交迫的毛泽东时代，是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要吃饺子的，而且是肉馅的，而且馅里一定要多放豆油，不然父亲就不高兴，就说让他回到旧社会啦。
于是就该有汉奸来挑衅了——那时候吃肉要肉票，每人每月半斤肉，你们家怎么能每个礼拜都吃肉馅饺子啊？这就是汉奸的无知了。肉票是为了保证每个穷人家庭也能吃上8毛5一斤的平价肉，是为了制约两极分化。你想多吃，市场上买去啊，不过一般每斤都是1块1到1块2，逢年过节会达到1块5，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普通居民当然吃不起。我们家因为采取父亲“以肉为纲”的经济政策，坚持“吃肉是硬道理”，每个月都把钱花得精光，父母买块手表都要积攒一两年也。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那些拿着高工资的右派们三天两头大鱼大肉，共产党给他们打跑了祸国殃民的国民党，解放军给他们保卫着欣欣向荣的祖国，工农群众给他们生产着粮食布匹手表沙发收音机，所以他们吃得昏昏然，饱暖思淫欲，要跟共产党“轮流坐庄”了。我父亲厂里有个小右派，经常编顺口溜骂领导，但从来没见他受过什么迫害，跟其他工人一样吃肉喝酒、沿街撒尿。他对我很好，告诉我粽子还有肉馅的。我小时候从未吃过肉粽，以为那都是地主老财的腐败食品，后来上了北大，才吃到南方的大肉粽子，真好吃啊。这才知道东北人在吃粽子方面实在太落后了，还把端午节硬叫粽子节，真是让南方人耻笑啊。
最近媒体流行否定高玉宝的《半夜鸡叫》，说当年的那个地主不是那样残酷剥削长工的，而且还对乡亲们很好，所以高玉宝是骗子，侵犯了伟大地主的名誉权，为封建专制唱赞歌，污蔑光明的旧中国，应该千刀万剐啊。人们总是习惯于怀疑前朝，而对眼前的“翻案”却偏偏没有怀疑意识。混淆文学作品与文学原型，是当今全国上下斯文扫地的一个表征。按此混账逻辑，绍兴赵家应该去告鲁迅，大学教授应该集体控告王朔了。
最有意思的是黄源1960年到1961年的日记选，在那个年月，被打成右派的黄源老先生，一家吃得非常好，随便翻一翻，就可以看到“午饭吃鱼”，“购蜜枣一斤”，“烧肉四两”，“午饭，1角5分羊肉”，“回家，吃栗子，鱼、汾酒”，“饮葡萄酒一小杯”，“前天晚上开的一瓶葡萄酒，毛毛和明明喝完了。毛毛独自吃了二瓶牛奶”，“我叫三个菜，即鱼、海三碟，2.10元，他购杨梅酒一瓶1.04元。”“午饭，肉、蛋、带鱼、菜饭，熔上午烧饭忙。杜给我送来肉罐、报纸、杂志”（这是庆祝摘掉右派帽子），“昨夜年夜，有鸡（大雄鸡杀），有肉，有鱼，玲玲老说是满桌子的小菜。有糖果，小核桃，水果，每人一份”，“小毛发脾气，在妈妈怀里吃了四个油煎赤豆饼”，“吃中饭，喝香雪酒”，“中饭有肉、花菜及食堂打来四个菜”……黄源先生的右派岁月过得非常舒服，除了好吃好喝之外，就是读书、看戏、换新衣服，思考天下大事，家里有仆人，外面有朋友，有一次还说“晚算饭账，不够吃了。”看不出政治上的苦闷，更看不出什么生活困难。他在给下放劳动所在地的党委写信时说：“当组织上对我提出严肃批评后，我不仅没有坚决改正，反而抗拒、反攻，以至陷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而不能自拔。”黄源老先生实在可爱，一面坦白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一面享尽了社会主义的和平安乐，而且是在新中国普通老百姓日子最拮据的“三年困难时期”。这样的右派，谁不乐意当啊？
最有价值的是《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06年10月版，从中既可以看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热切支持和期望，也可以看到双方交流的不对称，王明等海龟派的吹牛、自大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更可以推知朱毛等第一线的实际革命领袖是多么艰难，他们几乎就是像鲁迅那样“横站”着，一方面与正面的敌人肉搏，一方面与内部的“奴隶总管”抗争，同时还要防备敌人的奸细颠覆，最后还要忍受群众的误解和“人血馒头”，伟人就是在这样的“四面楚歌”中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著作选编》、《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选》则都是很好的教材。特别是毛泽东的6篇调查，简直是社会学调查方法的典范。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的最细微的问题，毛泽东都有亲自调查得来的数据，然后加上他高深的理论修养和远大理想、坚强意志，别说他被收拾了三次，就是收拾了九次，最后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肯定还是这老兄不可。
当下伪自由主义眼中，“为穷人说话”就意味着保守，落后，可耻，甚至反动。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富之差，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为穷人说话就是否认市场经济，就是要回到“计划经济”和文革时期，就是开历史倒车。他们还认为，为穷人说话，就是“民粹主义”，就是煽动“义和团情绪”，就是助长“暴民行为”，什么又要“打土豪，分田地”了，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维阴魂不散”，又想搞当年的“大锅饭”了。还值得一提的是，“左派”，他们的政治目标虽然是想恢复毛秩序，不能认可，但他们批判社会不公，不能说没有正义性。但是“左派”这个词，因为和文革与暴政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已几乎成了“恶人”的别称。伪自由主义在反攻时，便时常用这两个字诬蔑对手。
最近与动漫界朋友一起重看经典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没头脑和不高兴》、《人参娃娃》等，赞叹四五十年前中国的动画水平就是世界一流的，比后来美国日本的都高。每一个细部都画得那么精美认真，节奏的流畅，气氛的幽默，深厚的绘画功底结合着宽广的艺术视野。我说，中国现在的画家水平也不低呀，为什么现在退步这么大呢？朋友说：“主要是那时候经济条件好。”我说：“经济条件好？现在的经济条件可比几十年前提高多啦！”朋友说：“你不懂！现在这些搞漫画的都忙着挣钱养家，生活不稳定，经济条件哪儿好？过去生活多么稳定，衣食无忧，万事不用担心，没有数量的任务，没有商业化市场化，才能精益求精地搞出这么多精品，你看每一个衣角，每一个雨滴，都画得跟绣花似的，能不美吗？现在？给你到网上胡乱一拷贝，连美国日本也是这么干的，现在哪儿有艺术啊？”
入中央党校正门，主楼后横亘大石碑一道，上题毛泽东所书“實事求是”，繁体，自右至左而列，每字均斜舒侧张，清健而雄劲。同行教授某，自左趣右逐字念曰：“足，求，事，宝。”众人皆笑其非，独孔某人力挺曰：“党中央何其英明哉！知中国足球为举国同胞所痛恨，屡屡重创华夏社会之和谐，已至垂危之险境哉，故特特大书猛书于此，足球是宝。望天下官宦学者，切莫落井下石，切莫球倒众人推，而当以爱球之心宝贝之，以球为宝，以宝为球，球球宝宝，宝宝球球，则中国足球必有成仙成宝，捧得大力神杯之一日。彼时吾等再临党校，能不焚香于此，欢歌舞蹈乎？嗟吾党中央，何其英明哉！”
《经济史》2009年第1期发表光梅红《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述评》，指出文革前对大寨的报道宣传基本属实，文革中过左，有很多拔高吹牛的成分，文革后则全盘否定，都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原则的。去掉那些光环和污水，才是大寨的本来面目。我小学时的一位政治老师就对我们说过：“毛主席让咱们学大寨，不是让咱们在学校里种梯田，也不是让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拿着铁锹铁镐，他妈的到处乱刨！咱哈尔滨是大城市，怎么学大寨啊？你们刻苦学习，按时交作业，不娇气，不馋嘴，互相帮助，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那就是学大寨了。懂不懂？”我们当时都不懂，觉得这位工人出身的政治老师水平低，糊弄人，他跟报纸上说的完全不一样嘛。我们高年级的几个班，在学校后墙根那里，种了七八垄玉米高粱，夏天男生就跑到那里撒尿，到秋天结了些三寸多长的玉米，都是坑坑瘪瘪的。我们掰下来，挖坑点火，烤着吃了，体育老师刘凤奎和音乐老师“小铁梅”也跟我们抢着吃，一边吃一边唱“学大寨，赶大寨，苞米棒子掰下来，咔嚓咔嚓吃起来呀，咔嚓咔嚓吃起来……”我们这般没心没肺的举动，要是大寨的乡亲们看见，非气死不可。
因为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问题，就全面否定人民公社，这是今天脑残知识精英的典型表现。正像被鱼刺卡了一回嗓子，就全盘否定吃鱼；现如今每年矿井下都砸死许多人，是不是就硬要关闭所有的矿山，从此取消中国的矿业呢？医院里治死很多人，是不是把医生都枪毙、药品都销毁、病人都交给李老师呢？人民公社的研究已经比较细致了，不管那些浮夸风是谁倡导的和推波助澜的，作为全国人民的第一领袖，毛泽东都应该负第一责任，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负次要责任。但人民公社留下的宝贵遗产，人民公社为新中国全面起飞所积累的经济基础，毛泽东也是第一功臣。最早敏锐发现和大力纠正左倾错误的，正是毛泽东。当有人利用纠正极左，企图借机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大业时，又是毛泽东拍案而起，硬硬的一招“亢龙有悔”，把党内资产阶级的崛起，推迟了三十年。
一位知心朋友从香港买了本皇冠版的张爱玲《小团圆》寄送给我。这是张爱玲遗嘱中要求烧毁的她的最后一部小说，但是没有人执行这个遗嘱，找了很充足的理由，终于给出版了。这样做自然不会有人反对，万众的看客心理可以压死所有严肃的声明，更不用说遗嘱了。九十六年后的将来，俺也留个遗嘱，要求绝对不许打开我办公室里左边那个衣橱。这个遗嘱肯定会被一大堆学者记者律师巫师找出各种理由给否定掉，于是三山五岳的俊男靓女，在一百家媒体的簇拥下，兴高采烈地拉开了那个衣橱的门——随着剧烈的催泪瓦斯爆炸声，人们都流下了无比刺激的泪水，一个个欢欣鼓舞地斥骂着：“这个该死的孔和尚，死了还这么捉弄人！赶快把他救活，让俺们媒体再折腾他五百年！”
一位年青朋友来信：“孔老师：我是个80后，出生普通家庭，小时候爸爸经常给我讲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的故事，我爸妈都是普通人，他们对早期的共产党人佩服的要命，也许受家庭的影响，我爱看元帅和将军们的故事，可是我经历很浅薄，看早期共产党人的那种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经历，可不是我们80后能想象的，我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在联合国工作了，他常常告诉我，要爱自己的民族，要爱自己的根，他可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人，我相信他。我从高中时看来你的《47楼207》，就喜欢看你的作品，大学还专门到北大听你讲《雷雨》，你的每篇博文，我都仔细看，都收藏，我厌恶欺骗，所以从你的文字里吸收智慧。可是我工作的环境让我胆战心惊，我学会了圆滑，这不是我本性，痛苦的要命。我们民族有你这种正义的人，是一种幸运。《滚烫的军魂》我看了N遍，不知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能再现真、善、美？老天爷啊，什么时候社会能正本清源，让善良的人能安心的过完这一生？我迷茫了。”孔和尚回信曰：“这位青年朋友：我们生活在浑浊的时代，所以必须要适应环境，懂得一些必要的‘世故’，这是从孔夫子到鲁迅到毛泽东都一样的。但是我们要保持内心纯洁的理想。我们要追求的是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快乐，而不是人压迫人的自由和快乐。世界上永远不会有百分之百的干净，永远需要修养和打扫。能够这样想并且经常这样去做，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
陈永贵1958年要搞人民公社，大寨群众都反对，因为大寨很富裕，“咱大寨骡马成群，猪牛满圈，存款上万，粮食堆成山，和他们合在一起，不是自找亏吃吗？”但是陈永贵胸怀共产主义理想，说服了群众，联合其他七个村，办起了公社。要说带头致富，陈永贵的大寨已经先富了，但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帮助那些还没有致富的穷哥们，哪怕因此自己吃亏，也在所不惜。陈永贵向上级汇报工作时，说取得了亩产540斤的成绩。有人私下告诉他，这个数字太保守，人家都有亩产十万斤的啦，你至少也得亩产两千斤吧。但是陈永贵实事求是，山西地区，又是梯田，540斤，已经是前无古人了，瞎吹牛对不起老百姓。他坚持原来的数字，不肯放卫星，后来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农民英雄。而那些谎报亩产八万斤十万斤的人呢，今天不知道在哪里。
说到忍字，近日有个实例。楼上邻居随便扔废铁，把我家玻璃砸了个大洞，我家领导撸胳膊挽袖子要找他们算账。我说算了，他们肯定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要是君子，就会自动来道歉赔偿。既然没来，就说明不是君子，那我们何必跟不是君子的人打交道？吵架生气，耽误时间，又伤身体。再说也没损失多少钱，有那闲工夫我多写篇文章，多挣二百块钱的稿费就有了。领导说你这个熊包，就晓得欺负我，跟着你受尽窝囊气，我三十多年的英名，都毁在你这面团团里。美鬼炸了中鬼大使馆，看你凶得老虎似的，人家砸了咱们玻璃，你咋个不吭声哩？你咋个不吭声哩？你咋个不吭声哩？我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嘛，邻居不互相宽容，成天吵架内讧，那不是正让人家美鬼高兴吗？领导说他们家就是美鬼，礼拜天还唱耶稣上教堂呢。我说那就对了，礼拜天他们会到教堂忏悔的，咱们就不用顶替牧师，多此一举了。领导说你就气死我吧，看我找上几个小姐妹儿，拉起个义和团团儿，把他们那教堂的玻璃都砸了。我说好，不过现在去不合适，最好冬天去砸，手里拿着铁锹，砸完了再往里面泼水——那耶稣基本上没穿衣服，冻死他个狗日的，也不枉你三十多年“铁掌水上漂”的英名啊。领导说呸，你说谁是裘千仞啊？跟你讲了多少回，我在学校时候的艺名不叫“铁掌水上漂”，我叫“玉掌美人蕉”，下回记得啊。我说啊，记得记得，下官要看焦点访谈了，麻烦玉掌大人去厨房给我拿个柿子椒来吧。
黄胄的画作中，有一幅著名的《日夜想念毛主席》，画的是库尔班大叔到北京见毛主席的故事，这个故事其他的艺术形式也有表现，比如有一首歌曲就叫《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新疆和田地区有位维吾尔族农民，名叫库尔班·吐鲁木。他从小就成了孤儿，童年是与地主家的牛羊一起度过的。成年后，为了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生活，库尔班带着妻子逃到荒漠里，靠吃野果活下来。后来妻离子散，他孤身一人度过了17年贫困交加的生活。后来新疆解放了，库尔班大叔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使他翻身解放，回到人间，过上了幸福生活，便执意要到北京去见恩人毛主席。用他的话说：“能让我亲眼见见毛主席，我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1958 年6月28日下午，一生历经坎坷的库尔班老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库尔班大叔虽然满脸皱纹，很消瘦，但此时此刻，老人的精神很好，眼中充满对毛主席的感激、崇敬之情，双手与毛主席的手紧紧相握，毛主席则亲切地对他微笑。对库尔班的远道而来，毛主席也很感动，他说：“新疆的老百姓多好啊！”
其实，哪里的老百姓都是好的，是形形色色的三座大山，把人民的心灵分隔开了。当人民再一次觉醒，坐在山巅的老爷们，就悔之晚矣。
蒋介石不是假道学，他是真心要通过“新生活运动”来恢复国民党的朝气，下了很大功夫来研究朱熹王阳明，又跟着宋美龄一天到晚“阿门阿门”的，可惜路数不对，他自己再认真，敌不过整个干部队伍都是假道学和真小人了。就算国民党的队伍都做到了“真道学”，每天跟着蒋委员长读四书，那么把当年的国共两支队伍一比，一支是要为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支是要“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一支是“不成功，便成仁”，一支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谁胜谁败，已经清清楚楚了。
《国外理论动态》09年6月刊载周明编译的《印度学者重评毛泽东经济思想》，印度学者经过详细的数据分析，认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有巨大创见：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减少了对分散人力和物资的动员成本，使中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中国物质生产发展和人力资本发展，并且这种发展还是平衡的。毛泽东不仅当时就为中国创造了巨大财富，而且还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广阔坚实的基础。这些事实，其实稍微理性客观一点的中国人都能够看到，问题是很多人都被帝国主义和买办分子洗了脑，一提毛泽东经济思想就嗤之以鼻或者哈哈大笑，“什么？毛泽东还懂得经济吗？”那种蔓延在每一张脸上的愚昧，跟鲁迅笔下的麻木看客是惊人一致的。鲁迅所写的多数还是中下层人，而我们今天却经常在很多经济学家、企业家、学者和官员的脸上，看到那种无耻的愚昧，个个都以为只要高唱“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八个字，就比毛泽东高明一万倍了，不知道个个脑子里是一堆浸满了美国过期黄油的大粪。
《学术界》09年3期发表了孔健为其新著《素王孔子》所写的序言。作为孔子的75代孙，孔健在国际上多年来通过大量著述对孔子精神的弘扬无需称颂。我赞许的是孔健能够将毛泽东与孔夫子相提并论，能够看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左手孔夫子，右手毛泽东”，这真不愧是我们孔家的慧眼卓识。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其过程固然搞得很荒唐，但毛泽东敢于让人民去自由地议论孔子批判孔子，这种精神却恰恰证明了毛泽东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单从儒家精神上讲，不但颜回曾参子贡子路子有子夏闵子骞等“七十二贤人”比不上毛泽东，就是孟子子思朱熹二程王阳明再加上曾国藩，才勉强抵得上半个毛泽东也。文革中高喊的“打倒孔家店”，有人说是五四时候就有的。其实五四那时根本没有这五个字，胡适只说了个“打孔家店”。而且孔家店也不是孔子开的，打倒孔家店可能恰恰救出了真孔子。同样，毛泽东说“孔学名高实秕糠”，这个“孔学”也不是孔子创立的。还是东邻的智者看得清楚，日本大儒商北尾吉孝曰：“若孔子不哭，毛泽东不恼，则中国会笑。”张艺谋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亲自到各场地反复叮嘱小演员们就一句话：“要笑，要笑！记住一定要笑！”我万分同情老谋子，他知道中国人民不会笑不愿笑，已经好多年啦。
《观察与交流》29期是田力为的《从井冈山的扁平化管理到新中国的扁平化管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理解》。此文我早已读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从管理模式上说，颠覆了资本主义的科层化管理，建立起以普通员工自觉性为基础的高效率管理体制，管理层科研层操作层打成一片，多向互动。我们抛弃这种管理模式很久以后，才发现毛泽东那深邃的历史眼光，才知道我们今天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不仅仅是走向奴隶制的人性倒退，而且在整体效率上也是反现代化的。
你要把黄世仁的收入跟杨白劳的收入算个平均数的话，中国是“很富”的。但问题是，杨白劳已经活不下去了，而黄世仁为了继续骑在别人头上不劳而获，他不仅勾结官府、偷税漏税、私设公堂、包揽词讼，而且还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当汉奸。这就是蒋委员长时代的旧中国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不是蒋委员长不想把国家建设好，而是路线错了，蛋糕就切错了，蛋糕不断地切错下去，就会有人忍无可忍，一把夺过刀子，重新切啦。
《教师月刊》09年10月发表孔庆东《书到用时方恨多》，编辑不怕误导广大教师和学生家长，一字未删，真是明白道理的编辑也。但该期最好的文章是《周恩来的落榜日记》。恩来同志考清华和日本各大学均落榜，在南开也是只注册不上课，被自动除名，到法国勤工俭学也是光闹革命不上学，所以他只是个中学文凭。然而谁敢说周恩来没学问呢？真正的学问不是上课考试抄论文混出来的，一个国家拥有四五亿拿着高校文凭的文盲，只能是为奴隶主批量制造奴隶而已。
我发现凡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不论他们的观点我是否赞同，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形象思维比较好。他们都善于讲故事，总是从故事模型中发现经济学的道理。例如张维迎喜欢讲老汉种瓜的故事，茅于轼喜欢讲上厕所的故事，还有人喜欢讲切蛋糕的故事，有人喜欢讲孤岛生存的故事等等，都很有学问。在所有这些善于讲故事的经济学家中，厉以宁是文学修养最高的。
看到一份央视主播收入，李瑞英基本月薪28万，其他董卿白岩松等也都26万左右，加上其他化妆费、营养费等补贴，每年收入三四百万吧。孔和尚认为堂堂国家电视台金牌栏目的主播，这个收入并不算高。只要他们有真才实学，兢兢业业做好这份工作，再高点，老百姓也不会嫉妒。问题是普通民众的工资是不是太低了点？阿忆以前月薪4千，在博客上抱怨，被看客们痛骂了一顿。后来他涨到了8千，现在也不抱怨了。孔和尚月薪已然涨到5千，虽然说不高，但毕竟温饱不愁。最可怜的，是那些毕业不久的“蚁族”弟弟妹妹们。这些被高校盲目扩招所坑害的孩子们，平均月薪不到2千，居住在京沪等大城市的城郊结合部，我经常看见他们节衣缩食地奔忙着，连生日蛋糕都舍不得买，但脸上带着希望的光。我不敢让他们读书或者遥想什么远大的目标。我只希望他们也都能够月薪5千，哪怕我的工资从此不再涨，我也愿意凌晨3点爬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次升旗。
《观察与交流》29期是田力为的《从井冈山的扁平化管理到新中国的扁平化管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理解》。此文我早已读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从管理模式上说，颠覆了资本主义的科层化管理，建立起以普通员工自觉性为基础的高效率管理体制，管理层科研层操作层打成一片，多向互动。我们抛弃这种管理模式很久以后，才发现毛泽东那深邃的历史眼光，才知道我们今天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不仅仅是走向奴隶制的人性倒退，而且在整体效率上也是反现代化的。
朝鲜的事情，本来中朝两国兄弟之间商量商量就行了，但如今硬插进四位拉边套的，要六鬼共商。情形恰如晚清，中国保不了朝鲜，甚至主动被动出让朝鲜的利益，结果只能是中国失去朝鲜。朝鲜的“不听招呼”，实际上是中国的鸽派与美国的鹰派联合逼迫的。接下来如果再不调整政策，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那么鸭绿江对岸早晚要驻扎上美军或者皇军，20年后则东北必失，满洲国将重新“独立”。30年后，则“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中国之四分五裂，不远矣。
当大哥，首先就要具备“天下情怀”或者国际主义精神，不能仅从眼前的本国利益出发去待人接物。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因此才被尊为全世界人民的大哥，他们逝世，连他们的敌人也要垂首致哀。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辈，则不但缺乏大哥的气度，而且因为小弟家里置办了几柄刀子，就对小弟连踢带打的，结果当年的小弟一个个自谋了生路，最后联合外鬼，掀翻了大哥。
罗兴萍的《传统评书与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以《烈火金刚》为例，探讨了民间意识和民间立场对当代文学的制约。任何国家都有“主旋律”文艺，当主旋律与人民的利益一致时，主旋律就是正义的和强大的，否则就是偏颇的和虚弱的。
当年我曾经赋诗一首赠钱理群曰：“理群如理水，宜导不宜湮。牧马须驰马，扬鞭更落鞭。”对待学生、对待政务，其实都是这个道理。另外特别提示了鲁迅与共产党作家的不同，共产党作家每每拔高群众的形象，而鲁迅一方面指出群众的麻木和奴性，另一方面却偏偏要说，这群麻木的群众正是中国的脊梁。
端午节，很多东北人叫做粽子节，大概是东北人平时不吃粽子，一年就吃这么一回的缘故吧。同理，中秋节叫做月饼节，因为也是一年就吃一回。然而春节却不叫饺子节，因为一年要吃无数回也。比如我家，在那据说天天饥寒交迫的毛泽东时代，是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要吃饺子的，而且是肉馅的，而且馅里一定要多放豆油，不然父亲就不高兴，就说让他回到旧社会啦。
于是就该有汉奸来挑衅了——那时候吃肉要肉票，每人每月半斤肉，你们家怎么能每个礼拜都吃肉馅饺子啊？这就是汉奸的无知了。肉票是为了保证每个穷人家庭也能吃上8毛5一斤的平价肉，是为了制约两极分化。你想多吃，市场上买去啊，不过一般每斤都是1块1到1块2，逢年过节会达到1块5，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普通居民当然吃不起。我们家因为采取父亲“以肉为纲”的经济政策，坚持“吃肉是硬道理”，每个月都把钱花得精光，父母买块手表都要积攒一两年也。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那些拿着高工资的右派们三天两头大鱼大肉，共产党给他们打跑了祸国殃民的国民党，解放军给他们保卫着欣欣向荣的祖国，工农群众给他们生产着粮食布匹手表沙发收音机，所以他们吃得昏昏然，饱暖思淫欲，要跟共产党“轮流坐庄”了。我父亲厂里有个小右派，经常编顺口溜骂领导，但从来没见他受过什么迫害，跟其他工人一样吃肉喝酒、沿街撒尿。他对我很好，告诉我粽子还有肉馅的。我小时候从未吃过肉粽，以为那都是地主老财的腐败食品，后来上了北大，才吃到南方的大肉粽子，真好吃啊。这才知道东北人在吃粽子方面实在太落后了，还把端午节硬叫粽子节，真是让南方人耻笑啊。
最近媒体流行否定高玉宝的《半夜鸡叫》，说当年的那个地主不是那样残酷剥削长工的，而且还对乡亲们很好，所以高玉宝是骗子，侵犯了伟大地主的名誉权，为封建专制唱赞歌，污蔑光明的旧中国，应该千刀万剐啊。人们总是习惯于怀疑前朝，而对眼前的“翻案”却偏偏没有怀疑意识。混淆文学作品与文学原型，是当今全国上下斯文扫地的一个表征。按此混账逻辑，绍兴赵家应该去告鲁迅，大学教授应该集体控告王朔了。
最有意思的是黄源1960年到1961年的日记选，在那个年月，被打成右派的黄源老先生，一家吃得非常好，随便翻一翻，就可以看到“午饭吃鱼”，“购蜜枣一斤”，“烧肉四两”，“午饭，1角5分羊肉”，“回家，吃栗子，鱼、汾酒”，“饮葡萄酒一小杯”，“前天晚上开的一瓶葡萄酒，毛毛和明明喝完了。毛毛独自吃了二瓶牛奶”，“我叫三个菜，即鱼、海三碟，2.10元，他购杨梅酒一瓶1.04元。”“午饭，肉、蛋、带鱼、菜饭，熔上午烧饭忙。杜给我送来肉罐、报纸、杂志”（这是庆祝摘掉右派帽子），“昨夜年夜，有鸡（大雄鸡杀），有肉，有鱼，玲玲老说是满桌子的小菜。有糖果，小核桃，水果，每人一份”，“小毛发脾气，在妈妈怀里吃了四个油煎赤豆饼”，“吃中饭，喝香雪酒”，“中饭有肉、花菜及食堂打来四个菜”……黄源先生的右派岁月过得非常舒服，除了好吃好喝之外，就是读书、看戏、换新衣服，思考天下大事，家里有仆人，外面有朋友，有一次还说“晚算饭账，不够吃了。”看不出政治上的苦闷，更看不出什么生活困难。他在给下放劳动所在地的党委写信时说：“当组织上对我提出严肃批评后，我不仅没有坚决改正，反而抗拒、反攻，以至陷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而不能自拔。”黄源老先生实在可爱，一面坦白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一面享尽了社会主义的和平安乐，而且是在新中国普通老百姓日子最拮据的“三年困难时期”。这样的右派，谁不乐意当啊？
最有价值的是《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06年10月版，从中既可以看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热切支持和期望，也可以看到双方交流的不对称，王明等海龟派的吹牛、自大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更可以推知朱毛等第一线的实际革命领袖是多么艰难，他们几乎就是像鲁迅那样“横站”着，一方面与正面的敌人肉搏，一方面与内部的“奴隶总管”抗争，同时还要防备敌人的奸细颠覆，最后还要忍受群众的误解和“人血馒头”，伟人就是在这样的“四面楚歌”中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著作选编》、《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选》则都是很好的教材。特别是毛泽东的6篇调查，简直是社会学调查方法的典范。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的最细微的问题，毛泽东都有亲自调查得来的数据，然后加上他高深的理论修养和远大理想、坚强意志，别说他被收拾了三次，就是收拾了九次，最后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肯定还是这老兄不可。
当下伪自由主义眼中，“为穷人说话”就意味着保守，落后，可耻，甚至反动。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富之差，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为穷人说话就是否认市场经济，就是要回到“计划经济”和文革时期，就是开历史倒车。他们还认为，为穷人说话，就是“民粹主义”，就是煽动“义和团情绪”，就是助长“暴民行为”，什么又要“打土豪，分田地”了，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维阴魂不散”，又想搞当年的“大锅饭”了。还值得一提的是，“左派”，他们的政治目标虽然是想恢复毛秩序，不能认可，但他们批判社会不公，不能说没有正义性。但是“左派”这个词，因为和文革与暴政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已几乎成了“恶人”的别称。伪自由主义在反攻时，便时常用这两个字诬蔑对手。
最近与动漫界朋友一起重看经典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没头脑和不高兴》、《人参娃娃》等，赞叹四五十年前中国的动画水平就是世界一流的，比后来美国日本的都高。每一个细部都画得那么精美认真，节奏的流畅，气氛的幽默，深厚的绘画功底结合着宽广的艺术视野。我说，中国现在的画家水平也不低呀，为什么现在退步这么大呢？朋友说：“主要是那时候经济条件好。”我说：“经济条件好？现在的经济条件可比几十年前提高多啦！”朋友说：“你不懂！现在这些搞漫画的都忙着挣钱养家，生活不稳定，经济条件哪儿好？过去生活多么稳定，衣食无忧，万事不用担心，没有数量的任务，没有商业化市场化，才能精益求精地搞出这么多精品，你看每一个衣角，每一个雨滴，都画得跟绣花似的，能不美吗？现在？给你到网上胡乱一拷贝，连美国日本也是这么干的，现在哪儿有艺术啊？”
入中央党校正门，主楼后横亘大石碑一道，上题毛泽东所书“實事求是”，繁体，自右至左而列，每字均斜舒侧张，清健而雄劲。同行教授某，自左趣右逐字念曰：“足，求，事，宝。”众人皆笑其非，独孔某人力挺曰：“党中央何其英明哉！知中国足球为举国同胞所痛恨，屡屡重创华夏社会之和谐，已至垂危之险境哉，故特特大书猛书于此，足球是宝。望天下官宦学者，切莫落井下石，切莫球倒众人推，而当以爱球之心宝贝之，以球为宝，以宝为球，球球宝宝，宝宝球球，则中国足球必有成仙成宝，捧得大力神杯之一日。彼时吾等再临党校，能不焚香于此，欢歌舞蹈乎？嗟吾党中央，何其英明哉！”
《经济史》2009年第1期发表光梅红《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述评》，指出文革前对大寨的报道宣传基本属实，文革中过左，有很多拔高吹牛的成分，文革后则全盘否定，都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原则的。去掉那些光环和污水，才是大寨的本来面目。我小学时的一位政治老师就对我们说过：“毛主席让咱们学大寨，不是让咱们在学校里种梯田，也不是让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拿着铁锹铁镐，他妈的到处乱刨！咱哈尔滨是大城市，怎么学大寨啊？你们刻苦学习，按时交作业，不娇气，不馋嘴，互相帮助，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那就是学大寨了。懂不懂？”我们当时都不懂，觉得这位工人出身的政治老师水平低，糊弄人，他跟报纸上说的完全不一样嘛。我们高年级的几个班，在学校后墙根那里，种了七八垄玉米高粱，夏天男生就跑到那里撒尿，到秋天结了些三寸多长的玉米，都是坑坑瘪瘪的。我们掰下来，挖坑点火，烤着吃了，体育老师刘凤奎和音乐老师“小铁梅”也跟我们抢着吃，一边吃一边唱“学大寨，赶大寨，苞米棒子掰下来，咔嚓咔嚓吃起来呀，咔嚓咔嚓吃起来……”我们这般没心没肺的举动，要是大寨的乡亲们看见，非气死不可。
因为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问题，就全面否定人民公社，这是今天脑残知识精英的典型表现。正像被鱼刺卡了一回嗓子，就全盘否定吃鱼；现如今每年矿井下都砸死许多人，是不是就硬要关闭所有的矿山，从此取消中国的矿业呢？医院里治死很多人，是不是把医生都枪毙、药品都销毁、病人都交给李老师呢？人民公社的研究已经比较细致了，不管那些浮夸风是谁倡导的和推波助澜的，作为全国人民的第一领袖，毛泽东都应该负第一责任，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负次要责任。但人民公社留下的宝贵遗产，人民公社为新中国全面起飞所积累的经济基础，毛泽东也是第一功臣。最早敏锐发现和大力纠正左倾错误的，正是毛泽东。当有人利用纠正极左，企图借机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大业时，又是毛泽东拍案而起，硬硬的一招“亢龙有悔”，把党内资产阶级的崛起，推迟了三十年。
一位知心朋友从香港买了本皇冠版的张爱玲《小团圆》寄送给我。这是张爱玲遗嘱中要求烧毁的她的最后一部小说，但是没有人执行这个遗嘱，找了很充足的理由，终于给出版了。这样做自然不会有人反对，万众的看客心理可以压死所有严肃的声明，更不用说遗嘱了。九十六年后的将来，俺也留个遗嘱，要求绝对不许打开我办公室里左边那个衣橱。这个遗嘱肯定会被一大堆学者记者律师巫师找出各种理由给否定掉，于是三山五岳的俊男靓女，在一百家媒体的簇拥下，兴高采烈地拉开了那个衣橱的门——随着剧烈的催泪瓦斯爆炸声，人们都流下了无比刺激的泪水，一个个欢欣鼓舞地斥骂着：“这个该死的孔和尚，死了还这么捉弄人！赶快把他救活，让俺们媒体再折腾他五百年！”
一位年青朋友来信：“孔老师：我是个80后，出生普通家庭，小时候爸爸经常给我讲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的故事，我爸妈都是普通人，他们对早期的共产党人佩服的要命，也许受家庭的影响，我爱看元帅和将军们的故事，可是我经历很浅薄，看早期共产党人的那种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经历，可不是我们80后能想象的，我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在联合国工作了，他常常告诉我，要爱自己的民族，要爱自己的根，他可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人，我相信他。我从高中时看来你的《47楼207》，就喜欢看你的作品，大学还专门到北大听你讲《雷雨》，你的每篇博文，我都仔细看，都收藏，我厌恶欺骗，所以从你的文字里吸收智慧。可是我工作的环境让我胆战心惊，我学会了圆滑，这不是我本性，痛苦的要命。我们民族有你这种正义的人，是一种幸运。《滚烫的军魂》我看了N遍，不知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能再现真、善、美？老天爷啊，什么时候社会能正本清源，让善良的人能安心的过完这一生？我迷茫了。”孔和尚回信曰：“这位青年朋友：我们生活在浑浊的时代，所以必须要适应环境，懂得一些必要的‘世故’，这是从孔夫子到鲁迅到毛泽东都一样的。但是我们要保持内心纯洁的理想。我们要追求的是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快乐，而不是人压迫人的自由和快乐。世界上永远不会有百分之百的干净，永远需要修养和打扫。能够这样想并且经常这样去做，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
陈永贵1958年要搞人民公社，大寨群众都反对，因为大寨很富裕，“咱大寨骡马成群，猪牛满圈，存款上万，粮食堆成山，和他们合在一起，不是自找亏吃吗？”但是陈永贵胸怀共产主义理想，说服了群众，联合其他七个村，办起了公社。要说带头致富，陈永贵的大寨已经先富了，但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帮助那些还没有致富的穷哥们，哪怕因此自己吃亏，也在所不惜。陈永贵向上级汇报工作时，说取得了亩产540斤的成绩。有人私下告诉他，这个数字太保守，人家都有亩产十万斤的啦，你至少也得亩产两千斤吧。但是陈永贵实事求是，山西地区，又是梯田，540斤，已经是前无古人了，瞎吹牛对不起老百姓。他坚持原来的数字，不肯放卫星，后来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农民英雄。而那些谎报亩产八万斤十万斤的人呢，今天不知道在哪里。
说到忍字，近日有个实例。楼上邻居随便扔废铁，把我家玻璃砸了个大洞，我家领导撸胳膊挽袖子要找他们算账。我说算了，他们肯定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要是君子，就会自动来道歉赔偿。既然没来，就说明不是君子，那我们何必跟不是君子的人打交道？吵架生气，耽误时间，又伤身体。再说也没损失多少钱，有那闲工夫我多写篇文章，多挣二百块钱的稿费就有了。领导说你这个熊包，就晓得欺负我，跟着你受尽窝囊气，我三十多年的英名，都毁在你这面团团里。美鬼炸了中鬼大使馆，看你凶得老虎似的，人家砸了咱们玻璃，你咋个不吭声哩？你咋个不吭声哩？你咋个不吭声哩？我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嘛，邻居不互相宽容，成天吵架内讧，那不是正让人家美鬼高兴吗？领导说他们家就是美鬼，礼拜天还唱耶稣上教堂呢。我说那就对了，礼拜天他们会到教堂忏悔的，咱们就不用顶替牧师，多此一举了。领导说你就气死我吧，看我找上几个小姐妹儿，拉起个义和团团儿，把他们那教堂的玻璃都砸了。我说好，不过现在去不合适，最好冬天去砸，手里拿着铁锹，砸完了再往里面泼水——那耶稣基本上没穿衣服，冻死他个狗日的，也不枉你三十多年“铁掌水上漂”的英名啊。领导说呸，你说谁是裘千仞啊？跟你讲了多少回，我在学校时候的艺名不叫“铁掌水上漂”，我叫“玉掌美人蕉”，下回记得啊。我说啊，记得记得，下官要看焦点访谈了，麻烦玉掌大人去厨房给我拿个柿子椒来吧。
黄胄的画作中，有一幅著名的《日夜想念毛主席》，画的是库尔班大叔到北京见毛主席的故事，这个故事其他的艺术形式也有表现，比如有一首歌曲就叫《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新疆和田地区有位维吾尔族农民，名叫库尔班·吐鲁木。他从小就成了孤儿，童年是与地主家的牛羊一起度过的。成年后，为了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生活，库尔班带着妻子逃到荒漠里，靠吃野果活下来。后来妻离子散，他孤身一人度过了17年贫困交加的生活。后来新疆解放了，库尔班大叔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使他翻身解放，回到人间，过上了幸福生活，便执意要到北京去见恩人毛主席。用他的话说：“能让我亲眼见见毛主席，我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1958 年6月28日下午，一生历经坎坷的库尔班老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库尔班大叔虽然满脸皱纹，很消瘦，但此时此刻，老人的精神很好，眼中充满对毛主席的感激、崇敬之情，双手与毛主席的手紧紧相握，毛主席则亲切地对他微笑。对库尔班的远道而来，毛主席也很感动，他说：“新疆的老百姓多好啊！”
其实，哪里的老百姓都是好的，是形形色色的三座大山，把人民的心灵分隔开了。当人民再一次觉醒，坐在山巅的老爷们，就悔之晚矣。
蒋介石不是假道学，他是真心要通过“新生活运动”来恢复国民党的朝气，下了很大功夫来研究朱熹王阳明，又跟着宋美龄一天到晚“阿门阿门”的，可惜路数不对，他自己再认真，敌不过整个干部队伍都是假道学和真小人了。就算国民党的队伍都做到了“真道学”，每天跟着蒋委员长读四书，那么把当年的国共两支队伍一比，一支是要为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支是要“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一支是“不成功，便成仁”，一支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谁胜谁败，已经清清楚楚了。
《国外理论动态》09年6月刊载周明编译的《印度学者重评毛泽东经济思想》，印度学者经过详细的数据分析，认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有巨大创见：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减少了对分散人力和物资的动员成本，使中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中国物质生产发展和人力资本发展，并且这种发展还是平衡的。毛泽东不仅当时就为中国创造了巨大财富，而且还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广阔坚实的基础。这些事实，其实稍微理性客观一点的中国人都能够看到，问题是很多人都被帝国主义和买办分子洗了脑，一提毛泽东经济思想就嗤之以鼻或者哈哈大笑，“什么？毛泽东还懂得经济吗？”那种蔓延在每一张脸上的愚昧，跟鲁迅笔下的麻木看客是惊人一致的。鲁迅所写的多数还是中下层人，而我们今天却经常在很多经济学家、企业家、学者和官员的脸上，看到那种无耻的愚昧，个个都以为只要高唱“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八个字，就比毛泽东高明一万倍了，不知道个个脑子里是一堆浸满了美国过期黄油的大粪。
《学术界》09年3期发表了孔健为其新著《素王孔子》所写的序言。作为孔子的75代孙，孔健在国际上多年来通过大量著述对孔子精神的弘扬无需称颂。我赞许的是孔健能够将毛泽东与孔夫子相提并论，能够看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左手孔夫子，右手毛泽东”，这真不愧是我们孔家的慧眼卓识。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其过程固然搞得很荒唐，但毛泽东敢于让人民去自由地议论孔子批判孔子，这种精神却恰恰证明了毛泽东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单从儒家精神上讲，不但颜回曾参子贡子路子有子夏闵子骞等“七十二贤人”比不上毛泽东，就是孟子子思朱熹二程王阳明再加上曾国藩，才勉强抵得上半个毛泽东也。文革中高喊的“打倒孔家店”，有人说是五四时候就有的。其实五四那时根本没有这五个字，胡适只说了个“打孔家店”。而且孔家店也不是孔子开的，打倒孔家店可能恰恰救出了真孔子。同样，毛泽东说“孔学名高实秕糠”，这个“孔学”也不是孔子创立的。还是东邻的智者看得清楚，日本大儒商北尾吉孝曰：“若孔子不哭，毛泽东不恼，则中国会笑。”张艺谋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亲自到各场地反复叮嘱小演员们就一句话：“要笑，要笑！记住一定要笑！”我万分同情老谋子，他知道中国人民不会笑不愿笑，已经好多年啦。
《观察与交流》29期是田力为的《从井冈山的扁平化管理到新中国的扁平化管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理解》。此文我早已读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从管理模式上说，颠覆了资本主义的科层化管理，建立起以普通员工自觉性为基础的高效率管理体制，管理层科研层操作层打成一片，多向互动。我们抛弃这种管理模式很久以后，才发现毛泽东那深邃的历史眼光，才知道我们今天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不仅仅是走向奴隶制的人性倒退，而且在整体效率上也是反现代化的。
你要把黄世仁的收入跟杨白劳的收入算个平均数的话，中国是“很富”的。但问题是，杨白劳已经活不下去了，而黄世仁为了继续骑在别人头上不劳而获，他不仅勾结官府、偷税漏税、私设公堂、包揽词讼，而且还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当汉奸。这就是蒋委员长时代的旧中国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不是蒋委员长不想把国家建设好，而是路线错了，蛋糕就切错了，蛋糕不断地切错下去，就会有人忍无可忍，一把夺过刀子，重新切啦。
《教师月刊》09年10月发表孔庆东《书到用时方恨多》，编辑不怕误导广大教师和学生家长，一字未删，真是明白道理的编辑也。但该期最好的文章是《周恩来的落榜日记》。恩来同志考清华和日本各大学均落榜，在南开也是只注册不上课，被自动除名，到法国勤工俭学也是光闹革命不上学，所以他只是个中学文凭。然而谁敢说周恩来没学问呢？真正的学问不是上课考试抄论文混出来的，一个国家拥有四五亿拿着高校文凭的文盲，只能是为奴隶主批量制造奴隶而已。
我发现凡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不论他们的观点我是否赞同，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形象思维比较好。他们都善于讲故事，总是从故事模型中发现经济学的道理。例如张维迎喜欢讲老汉种瓜的故事，茅于轼喜欢讲上厕所的故事，还有人喜欢讲切蛋糕的故事，有人喜欢讲孤岛生存的故事等等，都很有学问。在所有这些善于讲故事的经济学家中，厉以宁是文学修养最高的。
看到一份央视主播收入，李瑞英基本月薪28万，其他董卿白岩松等也都26万左右，加上其他化妆费、营养费等补贴，每年收入三四百万吧。孔和尚认为堂堂国家电视台金牌栏目的主播，这个收入并不算高。只要他们有真才实学，兢兢业业做好这份工作，再高点，老百姓也不会嫉妒。问题是普通民众的工资是不是太低了点？阿忆以前月薪4千，在博客上抱怨，被看客们痛骂了一顿。后来他涨到了8千，现在也不抱怨了。孔和尚月薪已然涨到5千，虽然说不高，但毕竟温饱不愁。最可怜的，是那些毕业不久的“蚁族”弟弟妹妹们。这些被高校盲目扩招所坑害的孩子们，平均月薪不到2千，居住在京沪等大城市的城郊结合部，我经常看见他们节衣缩食地奔忙着，连生日蛋糕都舍不得买，但脸上带着希望的光。我不敢让他们读书或者遥想什么远大的目标。我只希望他们也都能够月薪5千，哪怕我的工资从此不再涨，我也愿意凌晨3点爬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次升旗。
《观察与交流》29期是田力为的《从井冈山的扁平化管理到新中国的扁平化管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理解》。此文我早已读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从管理模式上说，颠覆了资本主义的科层化管理，建立起以普通员工自觉性为基础的高效率管理体制，管理层科研层操作层打成一片，多向互动。我们抛弃这种管理模式很久以后，才发现毛泽东那深邃的历史眼光，才知道我们今天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不仅仅是走向奴隶制的人性倒退，而且在整体效率上也是反现代化的。
朝鲜的事情，本来中朝两国兄弟之间商量商量就行了，但如今硬插进四位拉边套的，要六鬼共商。情形恰如晚清，中国保不了朝鲜，甚至主动被动出让朝鲜的利益，结果只能是中国失去朝鲜。朝鲜的“不听招呼”，实际上是中国的鸽派与美国的鹰派联合逼迫的。接下来如果再不调整政策，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那么鸭绿江对岸早晚要驻扎上美军或者皇军，20年后则东北必失，满洲国将重新“独立”。30年后，则“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中国之四分五裂，不远矣。
当大哥，首先就要具备“天下情怀”或者国际主义精神，不能仅从眼前的本国利益出发去待人接物。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因此才被尊为全世界人民的大哥，他们逝世，连他们的敌人也要垂首致哀。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辈，则不但缺乏大哥的气度，而且因为小弟家里置办了几柄刀子，就对小弟连踢带打的，结果当年的小弟一个个自谋了生路，最后联合外鬼，掀翻了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