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林可视对讲一直报警:专访著名国际共运史学家高放

　　——专访著名国际共运史学家高放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陶德言、邓亚君 发自北京

　　【嘉宾介绍】高放，原名高元浤，192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1年经国务院审批的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共运史学家。著有《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等10多部著作，约500万字，在学术界被誉为“思想高度解放”的学者。

　　“国际共运不可能再出现以往的革命高潮了，因为时代条件变了”

　　国际共运没有统一领导和中心

　　也有很多共产党希望中共能挑头建立国际组织，但我们从历史经验出发，不赞成成立国际组织，坚持邓小平讲的“决不当头”。

　　《国际先驱导报》：现在还有国际共运吗？或者当今时代下的国际共运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具有哪些新特点？

　　高放：我刚参加一个纪念“中共90年”的研讨会，会议期间有很多人也问我“现在还有国际共运吗”、“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等。

　　我说，国际共运是存在的，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认清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今时代是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集中特点就是信息化。我们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蒸汽化时代，产生列宁主义的电气化时代，一步步发展到当今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会形成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以前的时代主题是战争、革命与斗争，现在的时代主题已经转变为和平、发展与合作。

　　时代主题变化后，当前的国际共运呈现出5个新特点——

　　第一，没有国际组织统一领导；没有共运中心集中指挥，各党独立自主发展。20世纪，统一指挥国际共运的是共产国际(1919年-1943年)，中共就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成立的。共产国际解散后，1947年到1956年是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虽然它是地区性组织，但还是共运的组织中心。情报局解散后，没有国际组织统一领导了，但还有共运中心集中指挥，这个中心就是苏联。

　　波匈事件以后，赫鲁晓夫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充分暴露出来，也引起其他国家共产党对苏共的反感。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出面劝其他共产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一个“头”，你们能当这个“头”吗？中共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团结。不过也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到70年代末，我国为争当世界革命中心，在长达20多年的过程中不仅照搬苏联模式，而且还超过苏联模式，推行比苏联模式更“左”的社会主义，我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独立自主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体现。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国际共运再没有中心了。现在世界130多个共产党，都在独立探索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如果国际共运不存在，那么这130多个共产党在干什么？所以现在的国际共运依然存在，只不过没有统一领导和中心而已。

　　第二，各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多元化。共产党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讲，指导思想是一元化的；但是各党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也可以说是多元化的。

　　以革命任务为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传统上认为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民主主义革命早就完成了，但是日本共产党提出仍然要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美国共产党现在也不提“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认为这条道路在美国走不通。再有对“民主集中制”，各国共产党原先都以它为组织原则，现在法国共产党改为“民主制”，认为过去过于强调集中，而民主集中的本质是民主。日本共产党表面上还是贯彻“民主集中制”，但是它取消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把过去共产党要“完全服从”党的决议改为“自觉服从”。

　　第三，各国共产党实践行动多样化。绝大多数党从事不同的合法斗争。有的党参与议会斗争；有的党没法参与议会斗争，比如美国共产党，美共从来没有一个人当选参议员、众议员，参选也不可能当选；还有党继续搞武装斗争，比如印度共产党(毛派)、尼泊尔共产党(毛派)。所以不同国家，共产党的实践行动多样化。

　　第四，各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多党化。一个国家出现了好几个共产党，这是以前绝不允许的。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有一个决定，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有两个就要合并。但实践证明，只有一个共产党时，党内斗争非常尖锐、残酷。因为人们对把共产主义和本国实践相结合总有不同看法，不同看法出现了不能妥协怎么办？所以非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现在有不同看法可以另组一个共产党。分裂虽然分散了党的力量，但如今来看，分裂未尝不是好事，避免了党内斗争的尖锐化、残酷化。从而把不同主张公开诉诸群众，和平争夺群众支持，也可能通过一段争夺，最后还会联合。

　　第五，国际共运虽然是各党独立自主发展，但相互之间还有联系，不是孤军奋战。双边的、多边的、地区性的、国际性的联系都有。比如，我们党和尼共(毛派)就有联系，还有交往，同时和尼共(联合马列)也有联系。而地区性的联系，比如拉美地区举行过共产党的一些论坛、活动；更重要的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国际会议，从1998年起迄今几乎每年都开，已经开过11次大会了。

　　当然，也有很多共产党提出国际共运还是应该有组织，希望中共能挑头建立国际组织。但我们从历史经验出发，不赞成成立国际组织，坚持邓小平讲的“决不当头”。

　　中国对外输出价廉物美的自主产品

　　中共是世界共运的“后起首秀”，过去苏联模式是输出革命，目前我们是输出价廉物美的自主产品。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国家繁荣富强，这样我国才可能更多地切实帮助别国。

　　Q：回顾中共建党的历史，90年来，中共的诞生、发展与壮大和国际共运密切相关，相互影响。您如何评估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

　　A：中共是世界共运的后起之秀。这90年间，我们有挫折、失败，但毕竟一步步总结历史经验后，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更上一层楼。所以中国社会发生了三次巨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些过程中，我们既得到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也受到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干扰。然后独立思考，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我查了历史资料，按共产党成立的先后顺序，中共在世界共产党里排名第34位，不是第一批成立的共产党。到共产国际1943年解散为止，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共成立了66个，我们正好处于后半部分首位。

　　比我们先成立的33个共产党，如今基本处于三种情况：一是垮台。有的解散了，有的改名了，有的改性质了；二是党还存在，但力量缩小，基本上被边缘化，在本国政治舞台上起到的作用很小。三是分裂成几个党。比如印度共产党分裂为4个党，美国、英国、意大利都有两个共产党。

　　这样一比，可见中共不仅是后起之秀，而且是后起首秀。中共现在是国际共运中取得的成就最大、力量最强的共产党。也可以说，是最伟大、最强大的共产党。最伟大，可以理解为我们拥有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取得的成就最大；最强大，意指我们有8000万党员，占世界共产党总数的85%。其他4个小国、小党执政国的党员数量加起来是我们的十分之一。对此，我们一方面，自信、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要自谦、自省，因为我们也还存在很多问题，还面临很多挑战，千万不可自满自足，自负自傲。

　　Q：苏东剧变后，国际共运一度陷入低潮，因此有学者提出“历史终结论”，但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可以说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应该说，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6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会否带来国际共运的新高潮？

　　A：从国际共运来讲，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崛起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崛起进行比较。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就在于，中国是在对外开放中崛起的，不再推进世界革命，而是推进世界逐步改良。

　　世界革命就是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现在中国尊重各国共产党走自己的路，我们从1982年十二大以来，坚持并信守与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过去苏联模式是输出革命，目前我们是输出价廉物美的自主产品。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国家繁荣富强，这样我国才可能更多地切实帮助别国。

　　但我认为国际共运不可能再出现以往的革命高潮了，因为时代条件变了，过去之所以有革命高潮，就是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第一国际时期有巴黎公社革命；第二国际时期有俄国革命；第三国际时期有中国革命和东欧一些国家革命。今后也不会再出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高潮，大部分党将会逐步改良，和平渐进。当然，并不排除个别国家可能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越大，对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会促进他们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逐步渐进。比如，越南和老挝也在1986年的改革开放后取得了显著成就。再比如，卡斯特罗曾两次来中国考察，最近闭幕不久的古共六大也释放了不少改革信息。近年来金正日多次来中国参观访问，也很重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

　　“中国模式”正在形成中

　　“中国模式”远未定型，目前形成的其实是一种“摸式”，即“摸着石头过河”。

　　Q：说起中国的崛起，主要原因是中共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发展模式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西方甚至出现了“中国模式威胁论”。您如何看中国模式的特点、内涵、实质？中国模式的优势在哪里？

　　A：其实“中国模式”最早是邓小平于1980年、1988年提出来的，不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但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使用“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因为中国模式还没有定型，还正在形成中，目前形成的其实是一种“摸式”，即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还有很大的变化和可塑性，最终是要形成“中国模式”的。

　　“中国模式”全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模式”这个词不是“模范”之义，而是“模型”、“样式”。它是中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偏于褒义，即便是好的模式，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不好的模式更要大力改革。

　　目前来看，我把“中国模式”称为“四不像模式”，这并非贬义，而是反映实际。第一，它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主；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转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从崇拜领袖转向以人为本；从人治转向法治；从坚持斗争哲学转向构建和谐社会；从过分强调产量、产值增长转向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对外封闭转向对外开放；从推行世界革命转向营造和谐世界等。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模式确实与苏联模式是有区别的，并正在形成中。

　　第二，中国现在仍然掺杂着苏联模式的成分。表现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还不够健全，传统计划经济和国营经济的观念和做法仍然在起消极作用。政治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任重道远，官本位现象严重。在文化方面，也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第三，中国现在已经渗透有美国模式的成分。例如，高管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过大，高管年薪可以达到数千万元，基层员工年薪不过5万多元，这是华尔街模式。美国模式中鼓励竞争的好的方面我们吸收不够，反而让贫富差距扩大了。

　　第四，中国还受到欧盟一些国家模式的影响。例如采用工党、社会民主党执政过的国家实行的让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并排混合发展，私营经济已经大大超过了国营经济。而且国营经济中很多是垄断经济，尤其在石油产业、电信产业等领域，阻碍了市场的自由竞争。

　　我们要做的是要探索一条全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是照搬、照抄外国模式。我想，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剔除其他模式的影响，要把世界上好的东西都汲取过来，熔于一炉，以社会主义为主体，把不好的东西都剔除，这样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未来之路要发展公共权力

　　社会主义要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胜利，也应当吸取资本主义的优点。

　　Q：您对未来国际共运的前景、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有何估计？

　　A：我是乐观的。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存在，社会主义就必然会兴盛发达。社会主义就是要取代资本主义，建立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制度。但在新科技革命时代，未来社会主义道路应该和以往有所不同。

　　这些不同包括前面讲到的——过去是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现在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但在这当中，共产党不仅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还应该擅于联合其他社会主义派别，比如社会党、绿党、托派等。过去认为“只有共产党一家在搞社会主义，其他国家在搞假社会主义”的观点需要改变。我曾经说过，现阶段应该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译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事实上，1888年恩格斯校订的、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共产党宣传》英文版就将“无产阶级”干脆翻译为“劳动者”。

　　狭义的劳动者指雇佣劳动者：自己不占有生产资料，被资本家雇佣。我们如今应该依靠五颜六色衣领的劳动者：西方的蓝领工人越来越少了，所谓的管理者、白领工人，还有金领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灰领工人(维修人员和知识产业的开发者、营销者)、绿领工人(环保领域)、粉领工人(女工)等，也都是未来社会主义要依靠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今后社会主义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阶段。我曾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封建资本主义，资本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16世纪至18世纪)；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7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即社会资本主义。之所以叫社会资本主义，有三个主要特点：社会化程度更高、国家的社会职能大大加强、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不能使用传统世界革命的办法来打倒它。

　　美国最大的危机莫过于1933年那场经济危机。但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推行“罗斯福新政”，实行社会保障法，使美国资本主义躲过了这场危机。国内理论界有人说，“罗斯福新政”使美国资本主义死里逃生。我的看法更进一步，不仅是死里逃生，更是“重获新生”，让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活力。新的活力是什么？就是吸取了社会主义中有利的一面，来补救资本主义危机。“罗斯福新政”中的重要措施是“指导性计划”，就是吸取苏联指令性计划的精华，加强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所以社会主义要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胜利，也应当吸取资本主义的优点，使政治权力公共化。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在于公权，财产公有化。如果公有化的财产再加上公共权力，那就能全面取代资本主义。

　　我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之路，要重视自我更新，发展公共权力，走社会主义民主道路。这包括三个层面上的民主：党内民主，主要指党的权力机关的制度改革；党际民主，主要指多党合作领域；人民民主，主要指基层民主政治。

　　马克思曾经说过，总结经验，镇压革命的人往往成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所以可见，“革命遗嘱”是历史大势所趋。总体来看，应该讲，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现在的希望就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