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h电磁流量计 精度0.5:关公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19 15:44:19

关公文化包括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丰富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表现的。所以关公文化具有既厚重又多彩的鲜明特点。探讨关公文化的内容及形式,是关公文化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
  一 关公物态文化
  关公物态文化,即关公文化的物化形态,亦即关公文化的物质内容。
  关公文化的结构有物质层次与精神层次,与此相对应,关公文化的内容也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大的方面。其中精神文化是主要的、内在的,是关公文化的灵魂,物质内容是形象直观的、外在的,是关公精神的物质体现。二者虽有区别,但都是关公文化整体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去掉任何一部分,都会造成关公文化的残缺不全。对关公文化的考察研究来说,不应忽视关公文化的物质层面,但更要注重对关公文化精神层面的认识和把握。否则就不可能深刻地体会和理解关公文化的精神实质,不可能真正体味关公文化的神韵及其对中国社会与人心的长时期的深刻影响。
  关公文化的物质内容,主要包括关公生前生活、作战活动的遗物、遗址,如常平故居,反映关羽征战生涯的河南省许昌市灞陵桥、湖北省荆沙市得胜街、监利县的华容古道、襄樊市关羽水淹七军之地--罩口川、远安县关羽回马处等。后人祭拜关公的各种文物古迹,如玉泉山关公显圣处,遍布全国及海外的难以计数的关庙、碑刻、塑像。最著名的有全国四大关庙:解州关帝庙、关羽家乡祖祠--常平关帝庙、洛阳关林、当阳关陵。在台湾现在就有大小关帝庙近900座,其中台北234座,高雄118座,台南67座,云林65座,台中6l座,宜兰58座,苗栗50座,基隆47座,南投41座,桃园35座,屏东24座,嘉义23座,花莲19座,新竹18座,澎湖16座,台东15座。如果加上以关公为陪神的寺庙就更多得不可胜数了。台湾西北部青草湖附近的关公神像,高达50余米,被称为“恩主公大神像”。历史上的关羽早已逝去,但遍布中华大地的一处处关公遗迹、一座座庄严的关庙,世世代代都在向人们诉说着关公的故事,传扬着关公的精神,使关公文化历久不衰,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关公制度文化.
  关公制度文化属于关公精神文化的范畴,关公精神文化即关公文化的精神内容,包括制度文化、民俗文化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
  关公文化中的制度内容主要包括庙制和祀典两部分。关公宗庙制度、祀典制度是中国古代宗庙祭祀制度延续和发展的体现。中国的宗庙祭祀制度历史悠久,它是宗法制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宗法制度产生于商代后期,到西周时,周公便创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严格的宗法制度。《尚书大传》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两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确立宗法制度,主要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度,等等。宗法制度是以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而十分重视尊祖敬宗。宗庙祭祀制度就是维护宗族团结的重要手段。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对维护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巩固奴隶制政权,发挥过重要作用。进入封建社会之后,这一传统制度被历代统治者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皇宫之前,左宗右社的制度,并一直延续到明清。北京故宫前左侧是明清的太庙(即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右侧是明清的社稷坛(即今天的中山公园),也就是“左宗右社”的格局。“左宗”是宗法的标志,“右社”是国土的象征,共同表达了王朝的天下及对全部土地臣民的占有。周朝的庙制,据《礼记·王制》记载,周天子为七庙.诸侯为五庙,大夫为三庙,士为一庙。
  关公文化中的所谓庙制,即关于关庙建筑的各种规定和制度。《清史稿》记载:“清初都盛京,建庙地载门外,赐额‘义高千古’。世祖入关,复建庙地安门外。”关公是人们心目中的神灵和圣人,为其建庙是庄严而神圣的大事,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制定了各种严格的规定。尤其在清朝,由于把关公作为护国神,其庙制具有代表性。《清会典》中定制:“南向,庙门一间,左右门各一,正门三间,前殿三间,殿外御碑亭二,东西庑各三间,东庑南燎炉一,庑北斋室各三间,后殿五间,东西庑及燎炉与前殿同,东为祭品库,西为治牲间,各三间。正殿复黄琉璃瓦,余为简瓦。”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又规定:“殿及大门,易绿瓦为黄。”全国各地关庙,无论京都还是边疆,无论是官建还是民建,规格统一,几乎没有例外。其建筑等级之高,与皇宫、皇陵相同。建筑所用琉璃瓦,是皇宫建筑材料,黄色的琉璃瓦面是最高等级建筑物的标志,是关公所处的最高社会地位的象征,显示出华夏第一神的无上权威。
  祀典即剥削阶级国家的祭祀典礼,它是统治王朝关于祭祀的礼仪规定和典章制度。《清史稿》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统治阶级维护其江山稳固的政治信条。“祀与戎”即文、武两手。文治武功,是剥削阶级王朝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无论在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对这两件事都高度重视。特别在封建社会,为办好祭祀这件大事;各代王朝都制定有各种细密严格的制度,清政府尤为典型,他们以此作为维系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精神支柱。关公是历代统治者顶礼膜拜的重要神灵,从宋代开始就被官方纳入了祭祀的范围,而且愈演愈烈,直到清朝政府,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宋明时期,随着关公神格地位的升高,对关公的祭祀也越来越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据韩组康撰《关壮缪侯事迹·考证·祀典》载:“宋祀武成王,以关壮缪等七十二将配车。北京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庙,每岁五月十三日,以侯生辰,用牛一、羊一、豕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国有大事则告。南京汉寿亭侯庙,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自玄津桥改建于鸡鸣山。每岁四孟及岁暮,遣应天府官祭。五月十三日,又遣南京太常寺官祭。”嘉靖年间,朝廷定制,京师关庙,每逢五月十三日,用牛、羊、豕各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寺官去庙行礼,敬祝关公生辰。四季岁首及除夕,另遣官祭。国有大事,必以告知。当时还规定,全国最大的关庙--解州关帝庙以四月八日,九月十三日为祀期。祭品比京师减去牛一头。万历年间,知府吕坤规定,祭祀用猪、羊、鹿、兔各一,鱼豚肉四色,祭米饼,糁、糗米粉粢,榛、栗、菱角、茨实、笋、果蔬酒盐,香帛松膏,春秋如仪,从库钱开支。在祭祀关公时,都要致祭文。元代、明代皆有祭文。如明朝万历十八年(1590年)遣官致祭的祭文是:“惟兹高堰,捍御淮流。运道攸关,民生足赖。时将倾圯,修葺维艰。幸仗神威,阴扶默相。狂澜既顺,保障无虞。凡兹庇民福国之功,孰非忠义显应之助。爱以河臣助请,特颁祠额,并遣致祭。用达洪庥,惟神鉴歆,永资护佑。”各种祭文的具体内容因时因事而各有差别,但基本精神都是歌颂、感谢关公的功德,请求关帝的保佑。
  清朝是关公崇拜发展的顶峰时期,对关公的祭祀也达到了顶峰。清高宗弘历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敕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对清朝的祭祀礼制进行了系统规定。这就使自周代以来近三千年的中国社会关于宗庙祭祀制度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度。清朝统治者集历代祀典之大成,对关公祭祀的等级、祭器、祭品、祭期、斋戒、祝版、习仪、祭文、乐章,等等,都作了细致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等级森严,同时更说明了清王朝统治者对祭祀关公这位护国之神的极度重视。

清朝正式把祭祀关公列为国家祀典,不仅每年遣官致祭,而且帝王在深宫秘祭,可谓至信至诚。康熙时,诏以太牢祀。雍正时,通行直省所属府州县,择一关帝庙之大者,在供奉关帝主神的后殿致祭。清代在建国之初就定制,祭祀分为三等:圆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祗、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关公先为群祀,文宗咸丰三年(1853年),升格为中祀。遇大庆典,都要遣官致祭。
  祭器:祭器的数量与质地(玉、铜、陶)依所祭祀神位等级之高低而不同。关公的祭器,略逊大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定制:关帝祭器为爵三,笾、豆十,鉶、簠、簋各二,登、篚、俎、尊各一,惟后殿笾、豆八。祭器皆用铜。
  祭品:凡笾、豆之实各十,笾用形盐、薨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豆用韭菹、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鱼醢、脾析、豚拍。
  玉、帛、牲牢。玉分六等:苍璧、黄琮、黄珪、青珪、赤璧、白璧。帛七等:郊祀制帛、礼神制帛、告祀制币、奉先制币、展亲制币、报功制币、素帛。牲牢四等:犊、特、太牢、少牢。关公神案,陈设白色礼神制帛一。关公神位前用太牢:羊一、牛一、豕一;后殿用少牢:羊一、豕一。省直祭祀关帝用少牢。雍正三年(1725年),“皇上敕祀大典”,“旨诏京省府州县有司,官崇祀关圣庙庭,逢祭辰,陈设牲醴,祀遵太牢,特典以昭崇奉至意”。光绪五年(1879年)又定制,直省关帝庙亦一岁三祭,用太牢。中祀入涤六旬,前二日酉时宰之。乾隆十七年(1752年)规定,中祀用光禄卿监宰。
  祀期:顺治元年(1644年),会典定每年五月十三日祭。雍正三年(1725年),追封关公曾祖为光昭公,祖为裕昌公,父为成忠公。造神碑供俸后殿。定于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嘉庆.七年(1802年),复定大、中祀遇忌辰不改祀期。咸丰中,更定关帝、文昌春秋祀期不用忌辰。
  斋戒:顺治八年(1651年),规定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公廨置斋戒木牌。祀前十日,录斋戒人名册致太常,届日不谳刑狱,不宴会,不听乐,不宿内,不饮酒、茹荤,不问疾、吊丧,不祭神、扫墓。有疾与服勿服。大祀、中祀,太常司进斋戒牌、铜人置乾清门黄案。
  祝版:以木为之。中祀、群祀方径各有差。太常司令祝版官先期标饰,祀前二日黎明时送内阁,授中书书祝辞,大学士书御名,余祀太常司自缮。凡是皇帝亲祭,先二日由太常卿奏请,前一日阅祝版。
  祭眼:大祀、中祀,帝龙褂,执事官补服。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定制大祀斋期遇国忌,悉改常服。中祀则限于承祭官及陪祀,执事官,余素服如故。
  习仪:中祀前三十日,每旬三、六、九日,太常卿帅读祝官、赞礼郎暨执事、乐舞集神乐署,习仪凝禧殿。对关圣帝君的祭祀,“寻定春、秋祀仪,前殿大臣承祭,后殿以太常长官。届日质明,大臣朝服入庙左门,升阶就拜位,上香,行三跪九拜礼。三献,不饮福、受胙。祭后殿二跪六拜”。雍正十二年(1733年),增当阳博士一人奉冢祀。咸丰三年(1853年),关帝跻列中祀后,行礼三跪九叩,乐六奏,舞八佾,如帝王庙仪。五月告祭,承祭官前一日斋,不作乐,不彻馔,供鹿、兔、果、酒。直省关帝庙祭祀,“先期承祭官致斋,不理刑名,前殿印官,后殿丞、史,陈设礼义,略如京师”。
  祭文《关帝全书·祭文》载,清朝春、秋祭祀关公的祝文是:“维某年某月某日,皇帝遣某致祭于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关圣大帝神位前日:维神星日英灵,乾坤正气。允文允武,绍圣学于千秋。至大至刚,显神威于六合。仰声灵之赫濯,崇典礼于馨香。兹当仲春(秋),用昭时享。惟祈昭格,克鉴精虔。尚飨!”
  关公诞辰的祭文:“两汉殊绝之英雄,千古不磨之忠义。庇民佑国,依然扶汉之心。荡寇伏魔,总是吞吴之气。精销金石,超三界以常存。响答鼓枹,奄八荒而焱至。兹当林钟之月,正逢岳降之辰。刀剑在悬,犹想当年之弧矢。脂萧致灌,骏奔薄海之衣冠。某藉用白茅,载以清酒。青锋赤骥,俨左右之若临。浊雾腥风,随鞭笞而迅扫。”
  乐章:《关帝全书·乐章》载,清朝关于关公祭祀的乐章,分春祭乐章、秋祭乐章。春祭乐章又有“迎神”的“格平之章”,“奠币初献”的“翊平之章”, “亚献”的“恢平之章”,“终献”的“靖平之章”,“彻馔”的“彝平之章”,“送神”的“康平之章”,“望燎”的“康平之章”七部分。秋祭乐章也分这七个部分。每章都有各自的乐谱和词。如“迎神”的“格平之章”其词是:“懿铄兮焜煌,神威灵兮赫八方。伟烈昭兮累祀,祀事明兮永光。达精诚兮,黍稷馨香,俨如在兮洋洋。”
  从上述关于关公祀典的繁多内容,我们可以体会到,作为祭祀制度,在清朝时期,它已相当系统、完善和成熟;作为关公文化之一部分,内容已相当丰富、细腻;作为一种封建文化,其内容之详实,形式之完备,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祭祀文化”,是一种封建文明的表现形式,当然是封建文明中最腐朽、落后、趋于灭亡的部分。
  如果说上述关公文化祀典内容带有从宋以后各封建社会的共性,那么清朝统治者作为封建社会的末代,在祭祀关公方面更有其独特的地方,这集中体现在“堂子祭天”和“坤宁宫祭神”方面,这是清王朝最重大的祭祀活动。
  堂子祭天:清初起自辽沈,有设杆祭天礼,又于静室总祀社稷诸神,名曰堂子。清朝定都北京后,沿国俗,在长安左门外建堂子。堂子的建筑规格有严格的规定,祭天也有一整套规定。堂子“正中为飨殿,五楹,南向,汇祀群神,上覆黄琉璃。前为拜天圆殿,北向。中设神杆石座,稍后,两翼分设各六行,行各六重,皇子列第一重,次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各按行序,均北向。东南为上神殿,三楹,南向。祭礼不一,而以元旦拜天、出征凯旋为重,皆帝所躬祭。其余月祭、杆祭、浴沸祭、马祭,则率遣所司”。元旦拜天,先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将关公等神位供于堂子。五鼓时,“内府官赴坤宁宫请朝祭、夕祭神位,安奉神舆,内监舁行。前引御仗八、灯四,司俎官六人,掌仪司一人,侍卫十人,导致飨殿供奉。朝夕献香如仪”。黎明时,皇帝“乘舆出宫,陪祀王公等随行。至堂子内门降,入主门,诣圆殿就拜位,南向,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毕,回銮;。翼日,奉神位还宫”。康熙十二年(1673年)规定,元旦拜天活动不让汉族官员参与。足见元旦拜天祭礼的隆重与神秘。满清皇帝与王公大臣就是在这种神圣气氛中,向他们心中的保护神顶礼膜拜,祈求保佑。
  月祭:于每年正月初择吉日和其他各月初一,由满族王公大臣到堂子行礼。其时,司祝举神刀,诵神歌。“上天之子……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今敬祝者,丰于首而仔于肩,卫于后而护于前。畀以嘉祥兮,齿其儿而发其黄兮,偕老而成双兮,年期增而岁其长兮,根其固而神其康兮。神兮贶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寿我兮。”
  立杆大祭:每年春、秋二季月(三、九月)初一,或二、四、八、十月上旬,择吉日举行。杆木为松,长三丈,围径五寸。先一月,所司往京郊延庆州采斫,树梢留叶九层,架为杆,赍至堂子。前期一日,树于石座上。祭祀的当天,“司香豫悬神幔,炕上置漆案,陈碟三。前置楠案,黄磁碗二。圆殿置二楠案,高者陈炉,卑者陈碗,前设彩毡。司俎二人赴坤宁宫请佛亭及菩萨、关帝像,舁至堂子”。祭献的祝词曰:“上天之子,佛及菩萨,大君先师、三军之帅、关圣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今敬祝者,贯九以盈,具八以呈,九期届满,立杆礼行。爰系索绳,爰备粢盛,以祭于神灵。”祭祀礼毕,恭奉神像回坤宁宫。
  浴佛祭:即四月八日佛祖释迦牟尼诞辰的祭祀典礼。祭祀前期,享殿悬神幔,选觉罗妻正、副赞祀二人为司祝。祭祀当日,不祈报,不杀牲,官府不理刑名。届时,赴坤宁宫请佛亭及菩萨、关圣像,司俎内监置椴叶饽饽、酿酒、红蜜于盒以从,至堂子则陈香灯,献糕酒,取红蜜暨诸王供蜜各少许,注于黄磁浴池。司祝请佛,浴毕,以新棉承座,还奉佛亭,陈椴叶饽饽九盘,酒盏、香碟各三,并诸王所供饽饽、酒。关帝及菩萨神像前供奉亦如其式。承祭官在祭祀时的祝辞,与月祭大致相同。
  马祭:每年春、秋季月(三、九月),在堂子圆殿祭祀所乘之马。届时,选白马十匹,立甬道下。马神室供奉关公、佛与菩萨、夕祭神。司祝献祝辞曰:“敬祝者,抚脊以起兮,引鬣以兴兮,嘶风以奋兮,嘘雾以行兮,食草以壮兮,啮艾以腾兮。沟穴其弗逾兮,盗贼其无扰兮。神其贶我,神其佑我。”祭马神之翼日,为牧群滋息,再于马神室行朝、夕祭礼。祝辞与前同,仅改“今为牧群繁息”六字,“沟穴”二句改为“如萌芽之发育兮,如根本之滋荣兮”。满清皇族对战马的祭祀,最为别具一格。这直接导源于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治国理念,充分体现了其对军事武力的迷信。清统治者自称“马上得天下”,骑兵是其主要武装力量,深知战马对维护统治的重要。这样,虔诚地祈求作为军神、战神的关老爷护佑其战马,就是很自然的事。
  坤宁宫祀神:这是与堂子祭天同样重要的活动。坤宁宫为皇帝的寝殿。清世祖定都北京之后,循女真旧制,定坤宁宫祀神礼。设神位于坤宁宫正寝。宫广九楹,宫西供朝祭神位,北供夕祭神位。关帝为祭祀的主神之一。清高宗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定制,朝祭神有三: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坤宁宫祭祀活动十分频繁,有元旦行礼、日祭、月祭、翼日祭、报祭、大祭、背灯祭、四季献神,等等,几乎每天举行,分朝祭和夕祭,有时皇帝还亲自前来行礼。释迦牟尼佛为小佛像,菩萨、关帝为画像。祭祀时,将神像陈列在西炕上,供器、供品陈设在炕上和炕下。朝祭之仪式,司香豫悬黄幔,奉菩萨、关帝像,面向东。由一位俗称“萨满太太”的满族妇女充当司祝(即女巫)主持仪式。她手擎神刀,口诵神歌,边唱边舞,三弦、琵琶、拍板及拍掌人伴奏,其他人则唱起祭祀歌曲“鄂啰啰”。黎明时分,主厨太监进活猪两头,猪头朝关公像,先用清水灌猪耳,再于神前将猪宰杀,然后放在大锅里煮熟,供献于神前。如果皇帝亲自来祭拜,则此时入门,立于神位前。司祝先跪,接着皇帝下跪。司祝致辞,皇帝行礼,皇后随皇帝行礼。当一切仪式结束后,朝祭撤下的牲肉则供众人享用。或者是皇帝皇后“受胙”,或者率王公贵族食用,否则就是让大臣和侍卫食之。一般是赏给值班大臣和侍士当场食用。正月初二朝祭为大祭,皇帝钦点王公大臣进坤宁宫吃肉,这一向被视为殊荣,是皇上的赏赐。

清王朝对关公的祭祀及其祀典,是其登峰造极的关公崇拜的最重要表现之一。尽管其祭祀活动纷繁多样,但都可分为内容与形式两部分。繁琐的祭祀仪式是形式,祭祀中的各种祝辞才是内容,才是祭祀的核心和根本。对此,清朝帝王们十分清楚。他们中最有头脑者乾隆皇帝在其敕撰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就明确表白:“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辞为重。”可见,这些祝辞并非祭祀时的一种套话或官样文章,而是各有其真实具体的内容,体现了祭祀活动的根本目的,表达了皇帝及王公大臣们的真实思想,是其内心世界的表白,潜意识的流露,是与神灵的沟通,是祝愿者的最高愿望,最虔诚的祈祷。如果说统治者是最惯于欺骗的话,那么,他们对关帝老爷则是情至真,意至切,心至诚了。他们要向心中的神灵吐露内心深处的隐秘,而这种隐秘是只可让神和最亲近的人知晓的,这恐怕就是不让外人--汉族官员参与祭祀的原因。清王朝对关公的祭祀是一种宗教式的迷信。而宗教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因此,清王朝从皇帝到百官对关公的超常规祭祀,说明了他们对自己在人间的统治缺乏信心,从而乞灵于天国神灵之助。透过香烟缭绕中的祭拜活动,我们看到了清王朝统治者对其统治失去信心的绝望心态,这是整个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日趋灭亡的心态。作为反映封建统治者这种浸透宗教迷信意识的祀典,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社会心理习惯的范畴,而是一种充分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意愿的制度文化现象。
  三 关公行为文化
  关公行为文化即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行为中的文化现象,亦即关公文化的民风、民俗内容,主要包括各种纪念关公的传统习俗和活动。全国各地的关公庙会、关公节,国内及海外华人中普遍存在的供奉关公神像,祭拜关公的习俗,到关庙抽签、问卜活动等行为,都是关公民俗文化或关公行为文化的体现。庙会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经济活动。关庙遍天下,关公庙会也就遍及全国各地。从东山海岛到丝绸古道,从大澳渔村到乌苏里江,大凡所建关庙之处,都要举行各种内容的关公庙会。特别是荆州、解州等当年关羽活动过的地方,关公庙会规模盛大,内容十分丰富。在荆州古城关羽祠,每年正月和农历五月十三日,都要举行大型庙会,届时,演关公戏的、展出关公纪念品的、舞龙灯的、划彩莲船的、骑马射箭的、吹喇叭抬轿子的,在关帝庙内外闹得热火朝天。山西解州关帝庙是全国关庙之最,庙会的历史悠久。过去每年四月一日,这里四乡百姓云集,商贾小贩汇聚,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90年代以来,这里的关公庙会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过去的民间自发行为发展为由政府出面来搞,并且由庙会发展为关公文化节,至今运城市委、市政府已连续组织了12次大规模的活动,其时海内外关公崇拜者和商贾汇集,关公文化大展现:关公锣鼓、关公戏剧、关公文物展览、关公电视剧、关公古迹游览,好戏连台。尤其是每年金秋十月的庙会期间,都要在解州关帝庙举行规模盛大、隆重热烈的“关帝金秋大祭”,海内外关公信徒虔诚地祭拜关老爷。祭祀的程序是:鸣鼓、迎神、行初献礼、奠玉帛、上香、进俎、行亚献礼、读祝文、行终献礼、饮福酒、送神、望燎、献艺、礼毕、上布施。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在关公的诞生地--常平村进行大型祭拜活动。全国的许多关庙,都举行关公诞辰、关平生日、关公殉难日的祭祀活动。这种风俗习惯经过漫长的岁月,已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里,成为一种自发行为。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随着关公文化对内对外交流的活跃和发展,关公庙会、关公节日及供奉关公神像的民间风俗得到进一步强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向往富裕,被尊为“武财神”的关公,被广泛地供奉在民宅、商店、宾馆、饭店,许多歌厅、酒吧间,关老爷也被供奉在显著位置。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人们以此表达对关公的崇敬之情,希望这位“武财神”和“万能之神”保佑自己平安、发财、幸福。到关庙抽签、问卜,也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关公崇拜现象。关庙遍天下,大凡关庙都有“关帝签”。到关庙的朝拜者、旅游者,许多人都愿抽一支签,以预知自己的命运或运气,其中有虔诚的关公信徒,让关帝老爷裁决自己的命运,也不乏以此作为娱乐者。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风俗习惯。由于干百年来抽关帝签活动的存在和演化,“关帝签”这一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独特关公文化现象,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关帝签”的数量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人们生存、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仅《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圣签考》所载的“关帝签”就有101支之多,每签皆有四句诗,对诗的内容还有专门的解释。如第一签的签诗为:
      击壤高歌作息时,
      岂知帝力密扶持。
      源源福禄如川至,
      黄气朝来又上眉。
  其解曰:“有贵相,资福禄,所助有喜大吉,可进可图。此卦天下太平之象,凡事营谋大利。”显然,这是一个所谓的“吉卦”,预示着“好运”。

一 关公心态文化
  关公心态文化,尤其是其中观念形态的内容,是关公文化中最深层次、最本质、最重要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关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它包括:忠、义、仁、智、信、礼、勇。
  ,是关公文化的首要内容。所谓忠,是指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即忠君。对关公来说,就是对汉末皇帝汉献帝、蜀汉皇帝刘备的忠,对刘汉皇权的绝对服从。忠君,是封建社会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也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准则。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国家的代表。在这种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忠君观念,在本质上是把君作为国家的代表,“忠君”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忠君,是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宣扬,已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心中。造反、弑君等任何有损皇权的行为都被看做是十恶不赦的罪过。只有绝对效忠皇帝,才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楷模。关公正是一个理想的忠君典范。关羽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是关公忠的内容,也是其终生的行动纲领。为实现这一目标,关公一生忠心耿耿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无论顺境逆境,从未动摇过对刘备和汉王朝的忠诚。最能体现关公忠诚的是降汉不降曹,最终又辞曹归刘一事。当下邳失陷,关公被困上山,张辽以“三罪说”劝降时,关羽则以“三约”作为投降条件。“三罪”、“三约”都围绕一个“忠”字。“三罪”是说不降而死是不忠,“三约”则说只有“忠刘”才能投降,投降是为了“忠刘”而非求生。这样,看似“背刘”的投降就成了“忠刘”的不得已之举。投降之后的种种表现也充分体现了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刘”精神。辞曹归刘则更是“忠刘”之壮举。面对曹操百般拉拢利诱,关羽“忠刘”之心坚如铁石。曹让张辽去探问:“玄德待兄,未必过于丞相,兄何故只怀去志?”关公回答道:“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此。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辽曰:“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归乎?”公曰:“愿从于地下。”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充分表现了关公“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决心。当关公得知刘备下落后,毅然挂印封金,不避千难万险,过关斩将,千里寻兄去了。对于这种去安及危,效忠刘汉王朝的忠义行为,后人有诗赞曰:“彻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负;横绝千古,洋洋哉云天常著英灵。”“劲气常摩星斗,精忠直薄云天。”关羽与刘备,除了君臣关系之外,还有兄弟与朋友的关系。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关公的忠,除了忠君之外,还有忠友的含义。此议不无道理。但即便如此,忠友对于忠君来说,也只是从属的意义,因忠君是高于一切的,而且刘备这个“兄友”本身就是“大汉皇叔”,而非一般的兄弟朋友。所以,忠友的本质还是忠君。而且,忠,一般是就君臣上下等级关系来说的。义,才是处理横向人际关系的范畴,朋友之间的关系一般用义来概括。宣扬忠君思想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束缚人民,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就是要人民群众俯首贴耳地被统治,各级大臣官吏忠心耿耿为皇帝效力,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皇帝的九五至尊。这就是历代帝王屡屡加封,把关羽推崇为忠君典范的目的。
  ,是关公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在关公精神的诸因素中,义的含义最丰富,涵盖面也最广。关公文化中的义,有两方面含义,第一方面的含义是正义、义气、侠义,这种含义比较接近义的本来意义,是义的一般意义。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义的原义是指合乎一定的道或理,符合某种标准。符合某种标准的行为就称为义,可以引申为正义。它是处理一切人际关系时的道德观念和标准的总概括。这种义又具有先秦时期的侠义精神,关公与刘备、张飞结盟之纽带就是一个“义”字。义伴随了刘、关、张的一生,以结义始,以死义结。这个“义”就是“同心协力,救国扶危”的誓言所表达的堂堂正义。桃园结义,三人共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就是彪炳千古的兄弟义气。为实践这种义气,在关羽被害后,刘备宁舍弃江山社稷,也要为关羽报仇。最终,刘备、张飞双双为报仇而死。这就是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义气。关羽的侠义最明显地体现在两件事上:其一,是在家乡杀豪霸,为民除害。据《关帝全书·圣迹图志·出告庭闱》载:“圣帝二十岁,告父母曰,儿已有后,足奉祖祢,今汉室将尽,宵小盈庭,谁为扶红日照人心者?遂诣郡陈时事。”又据《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全图考·悯冤除豪》释文曰:“圣帝至旅舍,闻邻人哭甚哀,叩之乃韩守义也。遭郡豪吕熊荼毒。吕党连七姓,黠猾事,蔑职纪。圣帝眦裂发竖,命守义至七所,悉斩杀之。”此事即为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记“亡命奔涿郡”的原因。按一般情况,杀人是犯律的,但人们却不这么认为,而把它看成是正义行为,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下层民众所推崇的行侠仗义精神。其二,是许田围猎时欲杀曹操。这件事《三国演义》有详细描写,《三国志·关羽传》正文未记载,但在注释中记述了这件事:“《蜀记》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关帝全书·圣迹图志·许田愤奸》也记述了这件事,在围猎中,关羽见曹欺君,“帝不禁大怒,提刀拍马,欲出斩曹”。刘备因“恐投鼠忌器”而予以制止。从如上记述,可知确有其事。在曹操有十万军士护卫的情况下,关公出于忠君的义愤,意欲除奸,足见其不顾风险,舍身取义的豪侠义气,“大义参天”的精神。关公的义气,最令人折服、被人称道的还在于:它不仅对兄弟、对朋友讲义,而且对敌人也讲义。这体现在华容释曹一事上。当初关公在曹营被厚待,挂印封金离曹营时关公曾留书曹操曰:“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在曹操赤壁之战大败路过华容道时,关云长甘冒杀头之危险(已立军令状),放过曹操。对这种纵敌行为,人们不仅不予谴责。反而歌颂道:“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原因就在于此举突出了关公知恩必报,一诺千金,义重如山的品格。关羽被俘在曹营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对刘备的义的精神,赢得了曹操的高度评价。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中,曹操就曾三赞关公的义气。第一次是当关公提出要曹操退兵,让他回城向二位嫂嫂报告投降一事时,谋士荀彧怕有诈,操曰:“云长义士,必不失信。”第二次是当曹操赠袍与关公,关公却把旧袍罩在新袍之上,以表示“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操叹曰:“真义士也!”第三次是当张辽说,关公“终不可留”时,曹操又一次叹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还有人写诗叹曰:“威倾三国著英豪,一宅分居义气高。奸相枉将虚礼待,岂知关羽不降曹。”关公一生对刘备做到了“义不负心”,在麦城之败后,终于“舍生取义”。关公的正义、义气、侠义,是关公文化中义的基本内容。关公文化中义的第二方面内容,即忠义、仁义、信义、礼义等,是引申的义,特殊的义。桃园结义的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就是忠义的内容。辞曹归刘是关公忠义最集中的表现。这里的义即兄弟之义、朋友之义,是从属于忠--忠君、忠于刘备的,是与忠相统一,以忠君为前提的。这才是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义。而一般的正义、义气、侠义,如杀豪强、杀官扶贫的义,反映了社会下层群众的利益,是他们所推崇的义,这种义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以武犯禁”,只会鼓励民众不安分守己,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是受到坚决反对的。所以,关公的义,具有两面性,作为一般的义气、正义、侠义,它为社会下层群众所拥护;作为忠义,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这也同时说明了关公的义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既有被社会上层拥护的方面,又有代表社会下层群众利益的一面。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关公的义上求得了共同点,这就是关公之所以世代被官民共崇,形成超阶级的“全民文化”的内在根源。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帝王,无不极力推崇关公;封谥不断,虔诚祭拜,归根到底,就是看中了关公的忠义。清代顺治皇帝特意在关公的封号中加上“忠义”二字,乾隆皇帝惟恐对“忠义”强调不够,专门颁旨改谥,规定谥号必须加“忠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关公塑造为一个理想的忠君典范,让人们顶礼膜拜,永远忠于封建王朝。相反,世世代代的社会下层群众虔诚地敬仰关公,是把关公看成行侠仗义、打官救贫、扶危解困的英雄豪杰。梁山好汉等造反义军、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帮会组织和社会团体,乃至一些黑社会组织,都把关公的义气、侠义作为维系内部关系的精神纽带和支柱,以此来凝聚力量,开展活动。因此,关公的义深得人心,在基层群众中有着深厚基础。忠义作为封建社会有主导意义的价值观念,曾吸引无数的卫道士去追求“忠义双全”的境界,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失败了,如岳飞就是一例。惟有关公实现了忠与义的完美结合。你看他,辞曹归刘,忠得多么彻底;华容释曹,又义得多么潇洒!真是“彻底一忠”,“义贯千古”!为人们树起了一面忠义的旗帜。正义、义气、侠义、信义、仁义、礼义,等等,作为重要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已被广大的群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所认可、推崇和继承,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关公被称为“义神”、“义绝”,其义囊括了义的全部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仁,即爱人。《论语·颜渊》中写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有仁爱、仁慈、仁厚、仁道、仁义等含义。其基本含义是指爱心、爱人之心。关公不仅勇武绝伦,而且宽厚仁慈。 正如曹操的谋臣程昱所言:“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正是这番话,促使曹操在华容道以旧情打动了关公,从而脱险。华容释曹最突出地表现了关公的仁义之心。《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大败于蜀吴联军,战船被烧,“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仓皇逃窜至华容道时,“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伤者甚众”。真是狼狈不堪。曹操动之以情,关公已产生恻隐之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便放走了曹操。“云长回身时……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于是“长叹一声,并皆放去”。关公这种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义,因这已不是对主、对兄、对友的仁,而是在以刀枪相见、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对敌的仁!而要做到这种仁,则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冒杀头之危险;这是关公心里很清楚的事。这种为了拯救他人,而且是敌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舍己为人之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看来,无疑是一种十分高尚的“杀身成仁”的“忘我”境界。因此,华容释曹一事被人们看做是表现关公大仁大义的壮举,千百年来受到称颂。尽管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不分敌我的行为,是愚蠢的“宋襄之仁”。关公对敌人都能做到仁,对友、对下级、对一般人的仁,当然不在话下了。《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记述和描绘了关公平生无数的仁义之举,如他善待卒伍,接近普通人,义释貂蝉,在曹营因“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而落泪,等等。也正是由于关公平常对自己人的仁,才有在对敌对己都生命攸关之时对敌之仁。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关公不仅生前是位仁爱之人,而且死后更成为仁爱之神。你看,关帝爷抗敌护国,救灾保民,扶贫济困,惩恶扬善,祛病疗疾,辟瘟禳灾,还可以科场促考,佑人发财,甚至还有给人“送子”的神通,真是一位做尽了善事的菩萨!总之,在人们的眼中,关老爷是什么好事都办的仁义之神。当然,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期盼。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仁是关公文化中具有丰富内涵的一部分。“仁”是中国伦理学说中最重要的范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可以说是中国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仁”不仅是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也是世俗道德生活中最普遍的道德标准。在中国文化看来,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仁”与“人”、“道”是同一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基于人们家族生活中的亲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又把仁、义、礼、智作为人之“四端”,而仁为“四端”之首。由此可见,仁是儒家精神的精髓,是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关公熟读《春秋》,深谙儒家精义,并身体力行,实践了仁的精神。另一方面,关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关公被儒家称为“圣人”,与孔子齐名,在儒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经过世世代代的宣扬,关公就演变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仁义典范。反过来,关公这一仁义典型,又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内容。
  ,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智,即智慧、智谋、智能,引申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计谋。关羽是一员武将,但并非一介武夫,而具有一般武将所没有的长处--文,是一位具有儒雅风范的名将。关公的智、文,表现在其平生的活动与人们对其崇拜行为中。水淹七军等征战事迹就是关公智勇双全形象的写照。关公一生喜读《春秋》,最为人们所称道。清代人张鹏翮赞关公“春秋之旨,独得其宗”。此外,相传关公还有少量著述,如书信(致曹操、陆逊等人)、书法(“四好”)、绘画(风、雨竹)与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以及《忠义经十八章》、《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所谓关公的著述书画,有些可能是关羽的,如书信一类。有些很可能是附会,即后人或好事者附加于关公的。但这确实反映了一种意愿,即希望关公具有能文能武的理想的“完人”、“圣贤”人格。特别是关于“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四好”格言,更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关公曾谆谆告诫儿子关平:“凡将者,不识文,愚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公的爱智、重智。关于“夫子”的称谓,也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关公文、智的赞颂和崇敬。“夫子”是旧时对学者的称呼,也是对一般文人的称谓。称关公为“夫子”,既体现了人们对关羽文、智的肯定和赞扬,更反映了人们对关公的某种期盼,反映了人们力求塑造关公完美形象的追求,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向往。清代文人毛宗岗在讨论《三国演义》时,曾把诸葛亮称为“智绝”。而关公却是一员武将,武勇是其本质的主要方面,没有像诸葛亮那样的智。但人们岂能容许自己心目中的神圣有缺陷?于是就有了关公的种种“文”的表现,这样,关公就不仅武勇“绝伦”,而且“智慧”超人。人们追求完美的本性最终把关公塑造成为理想的神圣。
  信,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信,是指守信用,重然诺。这是关公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强大,从未动摇。对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怀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张辽去探问。关公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则“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一诺千金,说到做到。在解白马之围后,毅然决然离曹而去,五关六将也难以阻挡。在辞曹书信中,关公曾许下诺言:“尚有余恩未报,俟他日以死答之。”《关帝圣迹图志·圣帝文辞》载:“帝归先主谢曹书”云:“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穆者乎。”又云:“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羽昔投诚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明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臣得会,觅迹求功,斩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之恩,满有所报。其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关公这些关于信义的表白及郑重许诺,字字真诚,掷地有声。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关公果然宁愿违了军令状被杀头,也要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在三国人物中,关公可以说是“信义卓著”的名将,作为关公敌对势力的曹操,对其信义也深信不疑。前述关公降曹时要曹退兵,别人怕其中有诈,曹操却坚信关公“必不失信”。如果说关公的义到了超越敌我的程度,那么关公的信同样超越了敌我。纵观关羽的生平活动。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关公已成为信义的化身。关公的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对儒家文化来说,信是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是政治上的治国原则,又是伦理上的行为准则。孔子说:“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并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作为为政的三大要领。三者之中,“信”又是最根本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信为本,取信于民,是重要的治国安邦之道。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信”不仅可以熏陶人诚实的品质,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孔子甚至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平生志向。汉朝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播和发扬,诚实有信,言而有信,已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心底,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信的精神,是关公文化中闪光的思想,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崇,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礼,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人伦关系的礼仪、礼节,属于社会文明礼貌、伦理道德范畴。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义之邦,知礼、好礼,注重礼义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道德准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及其人格的标准。《诗经》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孔子更强调“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认为,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礼记·冠义》云:“凡人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中国伦理文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礼仪文化”,礼节、礼让、礼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二,是作为社会制度的礼,即礼制。如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之礼,属于社会政治范畴。这种礼是治国安邦之本。《左传·隐公十五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关公所遵循的礼,首先是忠君之礼,这表现在他对刘皇叔忠贞不渝地拥护。其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范畴的礼。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公的尚礼精神,突出地体现丁对刘备及其二位皇嫂的尊重上。《三国志》记载关羽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俨然是刘备一个忠实护卫。对甘、糜二夫人毕恭毕敬,礼数十分周到。当土山被困,关公打算“三约”归曹,尚不敢擅自决定,而要向两位嫂嫂请示,“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待嫂嫂首肯后,才做最后决定。在这里,关公显然是把嫂嫂当做主人刘备来看待,严格按照“君为臣纲”、“长幼有序”的礼数来办事的。在归降的路上,关公请二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在曹营,关公“却又三日一次于内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二夫人回问皇叔之事毕,曰‘叔叔自便’,关公方才退回”。当得知二夫人哭倒于地时,“关公乃整衣跪于内门外”,询问事因。在千里寻兄途中于一村庄遇胡华,在其家,二夫人至草堂上,“关公叉手立于二夫人之侧”。老人请他坐,他却说:“尊嫂在上,安敢就坐!”真乃诚惶诚恐,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整个保护二位夫人期间,关公始终把二位夫人的安危作为最重要的事,严守君臣礼义和“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原则,对二位夫人礼敬有加,堪称遵守儒家礼义的典范。《关帝全书·圣迹图志·禀命收仓》的释文说,关公在往汝南寻刘备的路上,遇周仓,周仓要跟随关公,关公不自作主张,而是禀二位嫂嫂,由于甘夫人不同意收留,关公便“辞仓”。但周仓态度既诚恳又坚决,一定要追随关公。“帝察其诚,复禀二嫂,命收之。”在这件事上,关公完全是按照“君君、臣臣”的封建礼义办事,丝毫不以两位夫人的保护者自居,而是一再请示,严格听命于二位夫人,真是做到了俯首听命,惟命是从,是一位遵守封建礼义的典范。关公之礼亦有“彻底”、“一贯”的特点。不仅对主人、兄嫂施之以礼,对敌也以礼相待。当得知刘备在袁绍处,陈震让他马上就走时,关公却要待“辞却曹操”然后再走。说:“吾来时明白,去时不可不明白。”这表明他做事光明磊落、“君子坦荡荡”的情怀礼义。当陈震问,如果曹操不让走怎么办?关公回答说:“吾宁死。”表明了关公崇礼已到了不顾死的境界。《三国演义》的精彩描绘,使关公崇礼形象高大而丰满,散发出儒家礼义精神的光芒。当然,关公对刘备及其夫人的礼义,不仅是对兄长、朋友的礼,更是对皇权无上权威的尊重和崇敬,是对君主、主人的礼义。关公作为礼义典范,其尚礼精神是儒家文化、关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关公文化中别具特色的重要内容,也是关公精神的显著特点。勇即勇敢、勇武、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关公之所以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敬仰和传颂,勇武神威是一个基本原因。勇是关公文化最表层,也是最明显直观的内容,最容易被人认识和接受。对关公勇武的认识,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和细心的研究。无论是满腹经伦的文人,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要看到关公手提青龙刀,跨下赤兔马的雄姿,就可感到其有万夫不挡之勇。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极力宣扬,特别是《三国演义》这一“天下第一才子书”的精心描绘,关公作为“武圣人”、“古今名将第一奇人”勇冠三军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温酒斩华雄”,关公初露锋芒就不同凡响,令各路诸侯震惊。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充分显示了关公的神威。在颜良连杀曹操二将,耀武扬威之时,曹操请关公出马。面对颜良严整有序的阵势,曹操说:“河北人马,如此雄壮!”关公却说:“以吾观之,如土鸡瓦犬耳!”颜良则“如插标卖首耳!”然后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风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河北军阵,只“手起一刀”便将颜良“刺于马下”,又下马割了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作者借曹操之口赞曰:“将军真神人也!”非神人何能如此勇武绝伦呢!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以及刮骨疗毒等事迹,淋漓尽致地刻画丁关公的神威勇武。小说的描写并非纯粹的虚构,而是有一定的史实为基础的。《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关羽给诸葛亮去信问马超:“人才可比谁类?”诸葛亮在给关羽的回信中赞誉道:“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三国志·蜀书,张飞传》曰:“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载,吕蒙对鲁肃说:“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周瑜上疏孙权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上述史籍所载,说明关公确实是一位勇武超群的名将。需要指出的是,勇,如果不受德智统辖,便是莽夫之勇。关公的勇武并非武夫之勇,而是一种在忠义之德统帅下的智勇,是一种有胆有识的智者之勇。《关帝全书·圣迹图·单刀赴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图的释文曰,东吴的鲁肃、吕蒙欲索还荆州,定计邀请关公相会,“帝谓其将佐曰,吾不去,即去而以兵,是示怯也。乃驾舟以往。肃言荆州事,帝曰,乌林之役,吾主亲在行间,戮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抔土,而足下欲收地邪?肃辩之,帝曰,此非吾所能与也。吴人方欲以兵劫帝,周将军仓大目曰,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荆州岂必为吴有耶?帝变色夺刀,目仓曰,此国家事,汝何敢多言!遂携肃手,至江边,登舟别肃曰,吾醉也,幸更会”。“单刀赴肃”这一争夺荆州的斗争,真是斗智又斗勇,充分体现了关公亦文亦武、智勇双全的品格特点,这正是其胜出一般武将的地方。关公非同寻常的勇武,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称颂。许昌灞陵桥关庙有联:“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文武寒心。”贵州镇宁县有联曰,“声威何其震,功勋何其赫,忠义何其重,真武圣人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诚大丈夫哉!”杭州关庙的楹联则赞曰:“义勇冠三分,想西湖玉篆得摹,终古封侯尊汉寿;威灵跻吴相,看东浙银涛疾卷,迄今庙貌并吴山。”中国传统美德中自古就有“勇”的德目。孔子把“知、仁、勇”称为三达德,仁是核心,知即知仁,勇以行仁,三者形成知、情、意一体的德行。孟子把勇分为三种:血气之勇,即凭力气的勇;意气之勇,即凭意志的勇;“大勇”,即恪守道德信念的勇。“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之勇就是“大勇”。关公之勇就是这种包含坚定道德信念的最高层次的“大勇”。力、勇、智又是古代英雄品格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必具素质。崇尚力、勇、智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崇拜关公的勇武,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在这种崇拜中,充分寄托着正战胜邪、善战胜恶的道德理想。人民渴望关公这样充溢着力、勇、智的英雄,正反映着历史的要求,因为喘息在残酷封建统治下的民众,想起而反抗、斗争,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勇、智。同时,处于人民对立面的封建统治者,也需要武力来维持其对人民群众的统治。这样,民众与统治者,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出发,都对关公的勇武予以崇尚,从而使社会对关公勇武的崇拜长盛不衰,使勇成为关公文化中富有魅力的内容。

  二 关公文化的核心
  在关公文化的物质内容与精神内容中,精神文化更为重要;在关公精神文化中,心态文化比行为文化、制度文化更内在、更重要。
  关公文化的忠、义、仁、智、信、礼、勇诸内容,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忠与义结合,是忠义;义与仁相联,是仁义;智与勇相结,是智勇;信与义相系,是信义;礼与义相合,是礼义;仁与勇相融,是仁勇。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说明仁与勇是紧密联系的。但这并非说,关公文化的诸观念形态内容是无区别的同等重要。就重要性而言,勇是较为重要的一个层次,而忠、义则是更为重要的层次,是关公文化整体内容的核心。
  在关公文化的上述诸要素中,勇是比较表层的内容,但也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它是忠、义、仁、智、信、礼得以实现的条件和保证。在汉末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局面中,关公要对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行事守信、礼等,没有勇武的精神和能力是办不到的。靠着他的勇武绝伦,才能过关斩将,千里寻兄,做到对刘皇叔的忠诚;靠着他的勇武,才能行侠仗义,斩杀豪霸;靠着他的勇武,才能行仁德,做好事,等等。在后世,关老爷的勇武超群,鼓舞了一代代社会下层民众惩恶扬善的士气。
  关公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忠义。关公“彻底一忠”,“义贯千古”,他就是忠义的化身,其一生就是一曲忠义的歌。忠义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关公文化的研究者对此已形成共识。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从忠义的内涵与重要性看,忠与义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两个范畴,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它涵盖了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忠调整着封建社会中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父子之间纵向的人际关系,要求后者无条件地服从前者,从而形成等级森严、以皇帝为至尊的社会秩序;义则调整着朋友、同级、同辈一类横向的人际关系。忠义的内容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但忠更为统治阶层和正统社会所推崇,而义则更受市民社会、江湖社会的拥护,忠义结合,可谓上下沟通,左右逢源。崇祀关公,宣扬关公文化“欲使君臣劝忠,朋友效义”。这对封建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是绝对重要的。其二,从忠义与关公文化中仁、智、信、礼、勇等内容的关系看,忠义是最能反映关公文化精神实质的部分,是规定、联结关公文化各方面内容的核心。忠体现着封建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是义、仁、智、信、礼、勇的基础和前提。义必须是忠义,即忠君前提下的义,才是封建社会所认可和提倡的。信也必须是忠信,信用要服从对皇帝的忠诚。勇也必须是忠勇,造反者的勇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忠是贯彻关公文化所有内容的,如此才“彻底一忠”。义则是更明显地渗透于关公文化其他诸内容之中的,仁、智、信、礼、勇都贯穿着义的内容,是仁义、义智、信义、礼义、义勇。可见,忠义是统帅仁智信礼勇的,是关公文化的本质与灵魂。其二,从人们对关公文化的评论和赞誉看,对关公文化称颂最多的集中在忠义方面。“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彻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负;横绝千古,洋洋哉云天常著英灵”“英贯金石,壮节植纲常。平生一片心,皎如赤日光。当其忠义直欲凌太行。”……自古至今,歌颂关公忠义精神的文字不计其数,仅从关庙楹联这种最能揭示关公文化精髓的形式看,赞关公忠义的所占比重很大。又如:“英雄有几称夫子,忠义惟公号帝君。”“秉烛岂避嫌,昼夜思汉室;华容非报恩,始终藐奸雄?”“志在春秋,自昔尊王伸大义;身骑箕尾,于今配帝答孤忠?”“天地一完人,文武才情忠义胆;古今几夫子,英雄面目圣贤心。”“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大义秉春秋,辅汉精忠悬日月;威灵存宇宙,干霄正气壮山河。”于右任先生曾为马来西亚关庙题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如此等等,不列举了。这些楹联无一例外地高度赞誉关公的忠义精神和壮举,歌颂了关公平生对刘汉王朝的无限忠诚,对兄弟、朋友的参天大义。由此不难看出,人们是把忠义作为关公精神的代表来看的。在这一点上,封建帝王并不愚蠢,他们宣扬关公也知道关键之点。三国之后,历代皇帝对关公的封谥中突出地宣扬“忠义”精神。第一个封谥关公的是宋徽宗,他于崇宁元年(1102)敕封关公为“忠惠公”,又于宣和五年(1123年)追封关公“义勇武安王”。在其影响下,后来各地许多关庙都俗称“忠义庙”或“三义庙”,皆突出忠义。宋徽宗在对招安后的梁山起义军头领进行分封时,仍然是强调忠义。把起义军的“正将封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清代第一个皇帝清世祖福临于顺治九年(1652年)在关公的封号中加“忠义”二字,称“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其后代乾隆皇帝又专门下诏,将封谥关公的“神勇侯”,改谥为“忠义侯”。惟恐人们不知“忠义”之重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关羽改谥专门颁发了一道谕旨:“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节气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定论,岂得为公。从前,世祖皇帝曾降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夫神之义烈忠诚,海内成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陋习,所有志内关帝谥,应改为忠义。但本传相延已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著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末,用垂永远。其官板及内府陈设书籍,并著改刊此旨,一体增入。”在这里,乾隆竟批评历史,篡改历史,以强调对关公忠义的崇奉,足见对忠义是何等重视。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忠义乃关公文化的核心。
  忠义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已为定论。如果再深入一层看,忠与义在关公文化中是有区别的。首先是适用范围的区别。忠更多地是适用于封建统治阶层的,主要在社会上层人物中体现得更明显。而义则更多地适用于社会基层群众。就拿梁山农民起义军来说,口口声声“招安”,效忠皇帝的只是以宋江为代表的起义军上层人物。而阮氏三兄弟、武松、鲁智深、李逵等起义军下层人物则是重义胜于忠君,他们才更能体现“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的造反精神。当宋江作词“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时,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更是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撕作粉碎。从整个关公文化的社会影响来看,拥护义的人比拥护忠的人数更多些。当然这样的区分是相对的,拥护忠的人往往也不反对义;主张义的人中许多也讲忠君,但上述武松、李逵以及鲁智深等封建社会的造反者是只讲仗义不讲忠君的。

其次,是忠与义重要性与地位的区别。这又有两种情况,在关公那里,义重于忠,义比忠更彻底地贯穿于关公一生的言行之中。关公对刘备在自觉的层次上是“彻底一忠”的,而“义”无论是在自觉不自觉的层次上都是贯彻终生的。在关公未遇刘备之前,在家乡曾有杀豪霸吕熊、为民除害的义举,并因此而“亡命奔涿郡”。这种行侠仗义行为,为民所乐道,而为统治者所不容。因为只要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义举”是有违封建统治秩序的,本质上是一种“造反”,支持这种行为,等于支持社会的动乱。因此,这种“义”与“忠”是有一定矛盾的,关公的“义行”,客观上是背忠的,不过,它可能是不自觉的罢了。由此,可以得出一种初步的结论:关公一生还有某种客观上的不“忠”之举,尽管是不自觉的。但义却不然,自始至终,一“义”贯之。当义与忠发生矛盾时,是义克服了忠,所以,义成了他行为的最高准则,尽管这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事。华容释曹就是以义害忠的一例。曹操本是刘备之敌,理应消。但关公为了报曹操之恩,竟放走了曹操。正如《三国演义》第五十回的诗曰:“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华容逢曹,对关公来说,确是忠义难以两全。忠刘就应杀曹,讲义就要放曹。在忠与义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关公最终选择了义。从而造成对刘的不忠。这说明关公的义是高于忠的。从人们对关公忠义的评价及社会影响看,义比忠更突出。清代修订《三国演义》,深谙其精义的毛宗岗,把关公称作与诸葛亮“智绝”、曹操“奸绝”并列的“义绝”。明代学者李贽《焚书》称刘、关、张为“三杰”,并发出感叹:“呜呼!惟义不朽,故天地同久。”今人柯文辉先生在其著作《解州关帝庙》中,也明确指出“关羽身上,义多于忠”。由此可知,义是关公精神的核心,也是关公文化的代表。忠不能单独作为关公精神的代表,在忠作为关公文化代表时必离不开义,只有忠义才可以代表关公文化的基本精神。关公作为“义绝”,真是名副其实,其执迷于义,已到了不分敌我的地步,以至于屡屡受挫。《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写到,在关公败走麦城前夕,被魏吴联手夹击,在此你死我活之际,关公还念念不忘与曹操、孙权的将领徐晃、吕蒙的“朋友”之“义”。徐晃奉曹操之命攻关公,而关公还在阵前责问:“吾与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数穷吾儿耶?”自以为满有道理。而徐晃的回答却是:“厉声大叫曰:‘若取得云长首级者,重赏千金!’”关公还吃惊地问:“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国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废公。”“言讫,挥大斧直取关公。”关公已被“义”蒙蔽了双眼,不辨是非敌我。在徐晃面前刚吃了“义”之亏,转眼之间又在东吴吕蒙面前重演“义”之故技:关公在荆州路上,进退无路之时,又差人遗书吕蒙责之:为何背弃昔日之好,取了荆州?而吕蒙回书曰:“蒙昔日与关将军结好,乃一己之私见;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蒙与晃的回答何其相似乃尔!公私多么分明,忠君立场多么显明!与关公公私不分,以义误忠,害国害己是多么明显的对照!这足以说明“义绝”是关公精神的鲜明特征。同时也说明,“义绝”即义的极端,物极必反,正面的义就变成了反面的义,善之义也就转化成了恶之义。关公的义,由于已达到了“绝”的地步,具有“千古一义”的典型性,所以社会影响也远远大于忠。人们往往把关公与岳飞相提并论,称其为忠君的典范,并建“关岳庙”,使其同庙供奉,共享香火。历史上的岳飞的确是忠君的典型,他生为忠君而生,死为忠君而死。其一生奋斗,身为高宗,心为迎徽、钦二帝还,以雪靖康之耻,而且他参与的又是民族矛盾的斗争。相比之下,关公忠的主要对象是尚未即位的汉皇叔刘备,而非在位的汉献帝。故岳飞的忠要高于关公一筹。后世对岳飞的敬仰正是其忠,而关公为后世推崇则主要是义。纵观关公一生,真乃“成也是义,败也是义”。关公确确实实是义的化身。另一种情况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就统治者宣扬和鼓吹的关公文化,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部分的关公文化来说,忠的地位高于义,忠统帅义,义从属于忠,为忠服务。这是由于在封建社会中,忠君是最重要的思想政治原则,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道德观念。封建统治者从维护皇权的决对权威性出发,都极力强调和宣扬忠君思想。受其影响,一般民众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点。《水浒》中记述,梁山好汉的聚集之地,原来称作“聚义厅”,后来特意改为“忠义堂”,一字之差,就改变了梁山起义的宗旨,由聚义造反变为忠君报国。
  最后,义比忠更广泛地渗透于关公文化的其他要素之中。在关公文化的忠、义、仁、智、信、礼、勇诸要素中,忠主要是与义结合--忠义,与信结合--忠信,与勇结合--忠勇。而不但渗透于忠,而且与仁、智、信、礼、勇诸内容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形成忠义、仁义、信义、礼义和义智、义勇,就是,忠、仁、智、信、礼、勇都是在与义的统一中存在并得以体现的,而没有离开义的纯粹的忠、仁、智、信、礼、勇,这是一种内在的结合与统一。因此,义比忠与关公文化的其他部分的联系更紧密一些。
  忠与义又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忠主导义,忠需要义为其服务,离开了义的精神,忠君不容易实现,忠离不开义的配合。另一方面,义气不能离开忠君,否则就可能形成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江湖义气、造反精神。对封建社会的政治需要来说,忠与义必须统一。

  三 关公文化的表现形式
  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关公文化结构的复杂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关公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概括起来主要有10种形式:
  第一种,关公生前活动及其身后种种传说中的遗迹、遗址、遗物等文物古迹。如山西解州常平关公的诞生地、许都故宅、江陵城、关公挑袍处--河南省许昌市灞陵桥、关公水淹七军之地--湖北省襄樊市罩口川、古麦城、华容古道、掇刀石、卓刀泉、故关州、关公洞、磨刀石、洗马口、樊城、饮马泉、青泥池、汉城、关王岭、刷马岭、马跑泉、关公濑、铜柱、关山,以及关公的刀、印,无数的记述关公生平事迹和歌颂关公圣德的碑刻,等等。
  第二种:纪念关公的各种建筑。包括遍布全国城乡及海外的无数关帝庙宇、宫观、殿堂。最著名的如山西解州关帝庙、福建东山关帝庙等。园林.如洛阳关林。陵墓,如湖北当阳关陵。
  第三种:以关公命名的街道、公园、商店、宾馆、企业、产品等文化现象。仅关公故里山西运城市就有关酒集团、关公大酒店、春秋楼酒店以及关公酒、关酒、武圣矿泉水、武圣西服,等等。
  第四种:各种祭拜关公的礼仪规定、祀典制度;关帝庙建筑的规格、用料颜色等严格的规范制度,等等。
  第五种:古今中外各种纪念、崇拜关公的民俗风情、传统习惯。如悬挂关帝圣像;关帝诞辰、忌日的祭祀活动,包括举办庙会、演关公戏剧等;以及许多具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扶乩、占卜、抽“关帝签”,等等。
  第六种:有关关公的各种著作、作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公本人的少量著述。关公一生征战,少有著述,遗留下来关公作品主要是些书信,至于《忠义经十八章》之类,很可能并非出自关公之手。关公的书信,如:《三与桓侯书》、《与张辽书》、《官渡与操书》、《拜汉寿亭侯复操书》、《归先主谢曹书》、《又致曹书》等。二是记述关羽生平事迹的著作。如陈寿《三国志》,以及《华阳国志》、《关帝志》等史书及《关氏家谱》。三是关于关公的传说、故事、神话。这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关圣帝君圣迹图志·灵感考》就记载了53则,如“解池”、“金氏化狗”、“李忠愍公受书”、“沔阳庙存像”、“于保还乡”、“救张妪获生”、“广平府御水患”、“救沈民部”、“顾孝廉起疾”、“疫鬼避神”、“张副使回生”、“降浦氏兄弟手书”、“换目救儒”、“汤旌三返魂”、“显佑高加偃”、“留青日札”、“圣帝世家”、“闽中小记”、“神钺记”、“科名鉴戒”、“明滇志”、“嘉定捍倭庙记”、“公安疗病”、“木刀救张尚书”、“山海关辟瘟”、“钱家庄捍盗”、“戚三郎得妇”、“临场默助”、“周将军泥刀杀逆子”、“救病示医”…… 四是研究、宣扬关公及其精神的著作、典籍,各种文学艺术作品:文章、诗、词、歌、赋、楹联、戏曲、书法、绘画、雕塑,等等。如《三国演义》、《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关帝全书:》等。特别是1995年8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关帝文献汇编》,堪称关帝文献大成,全书分10册,120万字。内容包括图志、汇考、征集事迹、家谱、祠志、陵庙纪略、经训、传说、故事,等等。涵盖了关公研究的所有方面。
  第七种:关公的思想道德观念及精神气质,如忠、义、仁、信、礼、勇等。
  第八种:广泛存在的崇拜关公的情结、情感,包括日常的崇敬、仰慕之情以及宗教情感。
  第九种:现代尤其是近年来建立的各种研究、弘扬关公文化的社会组织。如学会、协会、关公或关公文化研究会、宗亲会、研究所、关庙联谊会,等等。
  第十种:全国许多地方由民间或官方举办的各种纪念、宣扬关公文化的活动。如关公文化节、关公庙会,各种研究、开发利用关公文化的座谈会、研讨会,等等。
  关公文化存在形式的多样性中存在着统一性,各种具体的关公文化表现形式无论多么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种关公崇拜现象及其对这一现象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