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在石头缝里怎么办:沉思中国社会道德现状：是“滑坡”还是“爬坡”?

　　近段时间以来，媒体频频爆出关于道德的种种负面新闻，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震动。人们在问：中国的社会道德状况如何，是不是遭遇了“道德寒冬”，正在道德滑坡？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慎重对待。除了对于每个具体事件都仔细了解，认真处置，汲取教训，改进工作之外，还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分析我国道德建设的形势，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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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道德联系着整个人类社会，从这一池水里又可以窥见世界风云。也许当我们纵观历史，放眼世界，并且初步地把握了道德进步的规律之后，就能更科学、更理性地看待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形势。

　　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直线的，特别是在每次社会转型之时，往往都要经历一番“道德的阵痛”。从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出现，曾经发生过的“从纯朴的道德高峰上跌落下来”；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又一次的道德滑落，都使人体会到了这一点。处于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感慨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恩格斯从1844年9月开始，在21个月的时间内调查研究了英国的状况，包括工人阶级的道德状况。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他揭露当时的英国“到处是骗局”，食品(糖、茶、咖啡、烟、面粉)、烟草、衣服、磁器，商品的质和量，都充满了欺骗，秤和尺的不准。社会上出现了“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

　　日本也是一样，从“明治维新”，直到二战以后，不少有识之士也都在叹息，“日本曾以君子之国而自居。但战败后社会的混乱程度可谓惨不忍睹：黑市交易趋于半公开化；人们对于罪恶之事司空见惯；对盗窃等犯罪行为不足为奇；虚假报告成为政治的依据；伪造的申报单竟然成为经济指标等等。”“在这种世风之下，即使大声疾呼‘遵守道义’，又有谁会倾听呢？”

　　一向以重道崇德而自豪的文明古国中国，仍然还是这样。在辛亥革命之前直到五四运动之后，许多敏锐的知识分子都感受到了这个转型的道德“阵痛”。从章太炎发现“俱分进化论”，感叹“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道德愈远”，到鲁迅等人热烈讨论中国的“国民性”，勇敢地揭露道德上的丑恶，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面对社会道德在转型时期的波折，历史上的诸多有识之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焦灼、冲动，更不只是叹息，悲观，而是清醒地看待，理性地分析，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和方法。对于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中的非道德现象，恩格斯指出，那些正是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他坚定地认为，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但是，“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历史证明了恩格斯的远见，后来英国的社会道德，尽管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病根未除，还有许多道德问题，但是与19世纪中后期相比较，还是有着不小的进步。

　　反观中国，近60年来我们连续经历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这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在我们这个有着十多亿人口的超大国家里，进行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其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而在这些伟大的历史转变中，也时时处处伴随有社会道德方面的转变。

　　而且与物质文明建设相比，甚至与经济政治等变化相比，人们思想道德的转变要更为深入，更加细致，所需要的时间也更为长远。我们庆幸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这些历史转变都非常顺利，在思想道德上也没有出现过像英国、日本那样的转型阵痛，但是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势力，特别是几千年来小生产者思想道德的影响，顽固地盘踞在我们的头脑里，不会轻易退去；西方资本主义思想道德的强势侵入，经常花样翻新，颇具诱惑力。再加之我们国家原来的底子薄，经济文化不够发达，尤其是社会转变出现的大变革中出现新矛盾、新问题，各种社会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者的经验能力跟不上，这些都会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道德上，或者以社会道德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讲，道德建设中出现一些失误和毛病，甚至出现局部滑坡现象，并不奇怪。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道德只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要受社会关系决定。不是道德决定社会发展，而往往是社会发展决定着社会道德的发展，决定着它的水平和高下。一个坏的社会，怎么也不会提升起好的社会道德水平；同样，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也决不会允许其道德水平长期跌落到它所允许的标准之下，它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改善其道德状况，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

　　当前我国各界人士对于各种非道德现象的高度义愤，表现出的这种对于非道德现象的“零容忍”，正是出于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高度关注，是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而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也正是反映和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采取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