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营市刑事侦查支队:我为什么在城里随地吐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1:42:23
我为什么在城里随地吐痰

毕星星

       随地吐痰是国人一大陋习,一般人都视为一种不文明的坏习惯。最近读熊培云等人的文章,看到了另一种解读。
       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中,记述了畅销书作家汪中求的进城经历。“我在县城第一次走进白瓷砖铺的厕所时都尿不出来,因为我舍不得或者害怕把它弄脏,就好像你不会在我家沙发上尿尿一样”,后来,当体会了城乡差别,遭受了种种不公正的打击,“当时在街上看到城里的女孩,有一种占有欲,有一种幻想的撕碎的快感,强暴的冲动。”这个前后变化,发人深思。       学者介子平说到这样一件事,他曾见过一批农民工,辛勤劳作一年,讨不得分文收入,离开城里时,他们特意赶到市政府门前,有意折了花枝,丢了垃圾,还在座椅上吐了痰。他们是存心的。路人直骂这帮人王八蛋,没素质,但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相对于他们的付出、付出以后困境、等待交学费的子女、巴望办年货的妻子、得不到奉养的老人等等、那几片垃圾、几口痰迹又算得了什么。       这些进城的农民,在城市生活中表现出的种种陋习,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在这里都找到了深刻解释:城市对他们太不公。城市生活确实比乡村进步、富裕、高效、整洁、文明。但是,如果这一切只能对我造成压迫,如果一边富得流油,纸醉金迷,我辛苦劳作连菲薄的工资也拿不到,如果今生注定了我挣断筋骨也赶不上城里人,如果城市的发展恰恰以我的痛苦血泪为代价,那么,面对它,我为什么要恭恭敬敬?我索性就在这里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折花扔垃圾。       官员腐败、社会不公,和底层民众的随地吐痰等落后陋习,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吗?从以上几位的分析,看来存在。当社会不公,权力违法腐败,民众也会自发地以道德违规来回应。你能贪污腐败,把子女、财产转移国外,我做不到,那我就破坏公物,随地吐痰,勇闯红灯,见死不救。当今中国道德滑坡,落后陋习难除,根源在于,民众已然失去革除陋习的动力。对于城市,对于公共环境,他们没有了爱心。巴不得它肮脏一些,丑陋一些。       几年前官场就流传一个段子,我们的干部“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这是自嘲,也有几分自得。如果这就是官场的写照,这样的“不文明”的官吏,有什么资格享受大众创造的文明秩序,维护的优美环境。
       这些年,我们总习惯把陋习留存归于国民性,改造国民性当然很重要,不过它的前提,是一个公平正义的刚性制度的确立,让民众自愿为文明优美尽心尽力。如果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大众沐浴着公平正义的阳光,从上到下心情舒畅,谁不愿意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生活?文明习惯的养成势在必然。贱民草民如果没有对立情绪,谁愿意在幸福生活的草坪上践踏撒野,暴殄天物,污染环境,也丑化自己。       这些农民工恶意张扬陋习,实际上曲折地反映了底层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       我们从来不缺乏公平正义的诉求,而是自始至终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确立保证公平正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务之急在制度改革。       一部分国民面对进步文明的自暴自弃,他们恶意张扬肮脏落后的陋习,有一种报复社会的倾向。我们分明看到了绝望的感觉,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从城市,到乡村,在每一张貌似平静的面孔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报复与危险,在日常生活里,它怎样产生,凝聚,化解,又再生,卷土重来,我们的周围积聚着怎样的危机,我们又不自知,任其潜藏发展呢?        《环球时报》近日有社评谈中国社会的“痛苦感”。社评认为,中国人的平均“痛苦感”在上升,这个判断是成立的。但如果说中国人的“痛苦感”很出格,已经处在“无法忍受”的边缘,是不准确的。多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乐观”仍处在世界各国的较高水平上。中国不是个“愤怒的”、“革命前夜的”国家。《环球时报》所说的“无法忍受”,“革命前夜”云云,扯得太远了。这并不能把迫在眉睫的努力推到遥远的未来。大家都知道,一旦国民自暴自弃,以糟践自己糟践环境为手段报复社会,这种对立情绪已经十分危险。兴利除弊,改革制度,留给我们的时间十分紧迫。万不可以盲目乐观,“让子弹飞”,无所作为地拖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