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钻厂家:犹太人和中国上海

       1993年10月14日，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拉宾到上海长阳路62号摩西会堂旧址参观，这位两年后遇刺身亡的犹太政治家头戴蓝色小帽，作了虔诚的祈祷。他的临别留言简短而又真挚：“在犹太人被纳粹屠杀、驱赶而流浪于世界各地之时，犹太人得到了上海人民的庇护，我和以色列人民及政府从内心深处感谢你们的帮助。”通过这份姗姗来迟的由犹太国家最高行政官员正式写就的书面感谢文件，人们不难掂量出上海在犹太民族的历史天平上所具有的沉重份量。
　　黄浦江边最早出现的犹太人身影，是以侵略军中一份子的不光彩名义进入上海老城厢的英国军官高尔顿。1842年6月16日，守城的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3天后，吴淞炮台硝烟尚未散尽，英国军队分水陆两路进犯上海城。也许是犹太人经商的天赋，戎装在身的英籍犹太裔军官一眼就相中上海滩是块经营生意的风水宝地。回到英国殖民地印度后，他大声呼吁犹太商贾到沪创业。结果3年后，黄浦江左岸已被划为租界的那片滩地上，由印度孟买来沪开设分行的犹太人大卫·沙逊，创办了上海首家犹太洋行，此即老沙逊洋行。从此，犹太富商群体和近代上海的经济发展结下了不解的历史之缘。
　　大卫的次子伊利亚斯及其长子亚可布在1872年另立门户，在孟买创办了新沙逊洋行，亚可布奉父命到沪开拓业务，新沙逊洋行经营鸦片贸易发了大财，并很快超越了老沙逊洋行。19世纪70年代后期，新沙逊洋行又将业务拓展到房地产业，成为沪上“房地产大王”。
　　亚可布的侄子维克多·沙逊在1916年继承了新沙逊洋行的大权，1921年来沪营建沙逊王朝。维克多曾以英国皇家空军战士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负伤致残，人称“跷脚沙逊”。当年其家族在上海的标志性象征就是1929年落成的12层高的新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民国时期，上海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共计28幢，其中有6幢的主人是沙逊集团。该集团经营的业务还包括纺织、食品、建筑、交通、金融等13个行业，沙逊可算是上海滩上名副其实的“犹太大亨”。他在1934年曾花7000多两银子购买高级轿车，租界中申请的车牌号为1111，又让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帮忙，吊销一张原由中国富商使用的2222号车牌，供其在华界使用。无独有偶，其时对车牌要求有同样嗜好的上海大亨为杜月笙，其车牌号码为7777。
　　沙逊当然不是沪上唯一的犹太巨商，哈同、嘉道理、安诺德、亚伯拉罕、所罗门、埃兹拉等都是近代上海中著名的塞法迪（从巴格达向远东迁徙而来的犹太人）社区中的头面人物。曾在1949年以后改作上海市少年宫的“大理石建筑”，就是嘉道理家族的住宅，老嘉道理的直系后裔现在定居香港，并为中国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出过力。2001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还接见过来访的嘉道理先生。而现为市展览中心的地方，则是另一个有名的犹太“地皮大王”哈同的私人花园“爱俪园”所在地，如今的铜仁路，当年就命名为哈同路。上海塞法迪犹太人社区在极盛时约达700多人，在世界上尚无以色列国时，这些定居沪上的犹太富商都有着英、美国籍，属于社会的上层，有的还身兼租界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董事要职。和19世纪就来沪的塞法迪犹太人相比，沪上另外3个后起的犹太人社区，虽在人数远远多于塞法迪人，但在对上海社会的影响力方面，却无法和犹太同胞中的这些“老上海”相比。
　　这3个犹太人社区，一个是20世纪初至30年代陆续迁徙到上海的俄国籍犹太人，即阿什肯纳齐犹太人社区，他们最后扩大到5000人左右。前文提到的摩西会堂，就是属于俄犹社区的犹太教会堂。讲俄语的犹太人在沪经营也不乏成功者，如今天南京西路上的第一西伯利亚皮货店，在上年纪的市民中颇有名气，其前身即为俄犹创立的西比利亚皮货店。俄犹社区的精神领袖是迈耶·阿许肯那齐大拉比。另两个是从德国、奥地利等国家辗转来沪的中欧犹太难民社区，以及来自波兰的东欧难民社区，他们全都因纳粹德国灭犹政策的肆虐而被迫逃离了欧洲。由于当时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阴霾仍未消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又迫在眉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无情地对当时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关上了大门。只有远离欧洲7000多英里的中国上海，却因其“自由港”的特殊地位，使近乎绝望的犹太人无须签证就进入上海。从1933年到1941年底，上海滩涌入的犹太难民潮规模达到约3万。其中有2·5万人留居下来。众多的难民涌入，给沪上原来的犹太社区出了难题，沙逊名下的产业河滨大楼在1938年时曾是大批犹太难民栖居的主要接待站。哈同生前捐钱为纪念其父而建造的阿哈龙会堂（原址即今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所在地）也成为犹太难民的落脚处。
　　大多数犹太难民最后都被安置在虹口提蓝桥、唐山路、安国路等地，如唐山路818弄还有“外国弄”之称，原因是弄内100幢用青灰砖砌成的石库门房子当时都住着犹太人，该弄同时还住有日本旅沪侨民。数年前，笔者曾走访过该弄，并和曾与犹太人为邻的本地居民聊过，犹太人给中国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据说中国小男孩有时难免调皮，往日本人家的墙壁上撒尿，被日本人看见，会摁住中国小孩的头往墙上撞，以泄其愤；而中国大人敢怒不敢言，犹太人在场就会打圆场，劝止日本人。据弄内一位名为徐秀英的老年妇女说，犹太人对中国小孩很好，常给他们糖果吃。徐阿婆至今记得当她还是5、6岁时，有段时间父亲到五角场（当时已算市郊）一家外国人家干木匠活，有时也带她去，可“蹭”主人一顿白饭，这对衣食难保的中国劳动大众而言，不啻“美差”，而这份活计，恰恰就是隔壁犹太邻居“长脚”（中国人背地里对他的称呼）介绍的。言及于此，感激之情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在徐阿婆的脸上，当年只有总角之龄的她仍念念不忘这份好处，足见犹太“芳邻”和上海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之融洽了。
　　其实，“长脚”所在的12号，正是当年“中欧犹太协会”所在地，而它是沪上中欧犹太人社区中正统派人士的社会组织，曾在上海犹太难民的宗教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例如它动员和说服社区内大部分人守安息日，效果显著。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已有半数以上的犹太人店铺在安息日打烊，为了弥补这些恪守犹太教规的店铺在经济上的损失，中欧犹太协会还在《犹太简讯》上刊登这些商店的名单，以鼓励大家眷顾这些守安息日的店家。
　　犹太人在欧洲各国的境遇一直很糟糕，排犹虐犹在基督教国家是司空见惯之事，因此绝大多数犹太人都熟悉一句意第绪语格言：“不要让邪恶的目光盯着。”虽说惊魂甫定的犹太难民们所居住的上海城，远不如柏林、维也纳、华沙等欧洲名城漂亮和整洁，但他们却从人数众多的中国居民中，享受到比什幺都重要的人身安全环境。善于适应环境的犹太人开始营造自己的生活，有的犹太人将自己的房间分隔划出，租借给自己的犹太同胞，直接做起了“二房东”，也有的到家境不错的中国居民家中干活，如擦玻璃等，碰到这种情形，小市民气特浓的上海东家，会特别得意，恨不得嚷给全弄堂听，自己家里有个外国白种人在做仆人之事。更多的犹太人生财有道，当时经营出售面包、时装、鞋帽、皮毛和百货等小店铺一下子冒出许多，也有开设酒吧的。热闹的舟山路一度被称为“小维也纳”。至今还可看到这里的红墙砖房颇具欧洲风格，明显不同于沪上其它类型的建筑，当年此地就住着不少犹太人。在美国卡特总统手下当过财政部长的布卢门撒尔，年幼时在上海度过，虹口是其青少年时期送面包、卖香肠、踢足球的旧地，而舟山路59号，是其与家人共居的旧宅。笔者听摩西会堂旧址的接待人员介绍，布卢门撒尔曾几次来沪，每当谈及那段现代犹太人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和与上海居民结下的情谊，他总要动容，落泪甚至都润湿了工作人员递上的毛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绝大多数犹太人离开上海，前往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建立的以色列国。部分俄犹则随旅沪俄侨一起返回苏联。及至1953年，曾有数万人的几个犹太社区只剩440人。到1958年，仅余84名。1982年1月，一个原由波兰罗兹市来沪的犹太人，麦克斯·利伯维奇因患帕金森氏疾病在沪去世，享年75岁。讣告中称死者为“最后一个在上海的犹太人”。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自中国社会对外开放以来，大量的国际资本和外商涌入大上海，其中即有著名犹太商人的身影，如艾森伯格，沪上有名的“耀皮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英商皮尔金顿公司资产，就与他有关。以色列国亦在申城设立了领事馆，曾在上海羁留过的犹太人也有与家人来沪故地重游的，虽说岁月的消逝已令许多犹太难民作古，但当年的儿童和难民的第三代后裔却往往会带着对上海的特殊情感及类似寻根的意识访问故地旧址。也许，对希特勒政权杀戮的600万名犹太人来说，上海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所接纳的几万个难民数字实在太小，但对因此获得生存的犹太人及其家庭乃至后代而言，却又是百分之百的恩惠！至今世界上还有若干个上海犹太人组织，它们彼此间保持着联系，总部设在美国洛杉矶的“上海联谊会”（Shanghai Reunion）是这些组织中较著名的一个。该会办有自己的刊物 —《虹口纪事》（The Hongkew Chronicle），这份每年出版几期的刊物经常登载许多尘封多年的发黄照片，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它们再现了昔日黄浦江畔的犹太社区的活动景象，也记录了这些犹太移民对上海的款款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