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长的蜂:江青主婚人郑君里被江青整死

江青如何借文革整死自己与前夫的主婚人？

　　1936年轰动一时的三对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后排则为证婚人，自左至右依次为：郑君里、沈君儒、李清（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23期，原标题为“江青主婚人郑君里如何被整”。
　　2011年5月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特别为一位电影导演举办了百年诞辰纪念影展活动，重金修复了他以往的几部作品，在“向大师致敬”的单元里作特别展映。他六十年前曾被封杀的作品《我们夫妇之间》，终于得见天日。不过因年代久远，影片放映时屡遭中断，屏幕泛黄起泡——胶片被熔，磕磕绊绊放完全程。而这曲折，恰是这位导演后半生命运坎坷沉浮的缩影。
　　他就是2011年12月6日迎来百年诞辰的著名导演郑君里，他演员成名，改行导演，兼顾理论与创作，在每一个领域都曾取得过骄人的成绩，堪称中国百年影史上罕见的“全才”。在11月15日召开的郑君里学术研讨会上，儿子郑大里这样总结父亲：“郑君里一生只爱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只爱一个事业——电影事业；只爱一个女人——我的母亲黄晨。”但这个耀眼的艺术生命，终为时代所累，新中国后不仅拍片动辄得咎，难施抱负，而年轻时与江青结下的友谊，更成为意想不到的沉重负累。这个江青口中“最好的朋友”，“文革”时被江青迫害致死，留下未完的理想永难再续。
　　20岁已成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
　　郑君里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原名郑重、郑千里。中学时他便接触了大量中外名著，看戏看电影成为他最大的课余爱好。因热爱文艺，1928年，17岁的他不顾父亲阻挠，大胆选择辍学，考进了田汉和欧阳予倩等人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
　　郑君里的艺术生涯始于表演，在这片天地里，他如鱼得水，首先便在戏剧舞台上崭露头角。1929年冬天，郑君里和同学陈白尘等人组建了“摩登剧社”，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参与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名剧的演出，而在《大雷雨》中与他演对手戏的正是江青。
　　从30年代起，共产党开始着手在上海发展左翼电影，郑君里也由话剧舞台转战大银幕，他于1932年签约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年轻时的他眉目清秀，气质出众，马上片约不断，相继出演了影片《野玫瑰》、《火山情血》等电影，迅速蹿红。到1934年，他已和阮玲玉成为联华影业并肩的男、女一号，联袂主演了影片《新女性》、《人生》。郑君里在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来回穿梭，游刃有余，在业内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并善于把握角色的内在情绪著称，20岁就已成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了。
　　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创下解放前最高的观影纪录
　　“演而优则导”是演艺圈流行的规律，但郑君里改行做导演却是急流勇退，因为他对自己的表演总不太满意，觉得自己国语说得也不标准。1939年，郑君里小试牛刀拍了第一部片，一部大型抗战纪录片《民族万岁》。当时还未成名的西部歌王王洛宾，被选为片子的群众演员，跟随摄制组到了青海湖边海北草原，在那里遭遇一个藏族姑娘卓玛，为她写了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使王洛宾一炮而红，也成为他传唱最广的一首歌。
　　拍摄剧组辗转于陕西、宁夏、青海诸省，异常艰苦，期间郑君里还翻译了著名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他白天拍摄，晚上就伏在油灯下翻译，因为英语基本靠自学，于是找来一本英俄互译字典，通过英文来译俄语。他是第一个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介绍到中国的人。斯氏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流派的创始者，在《演员的自我修养》中提倡演员不应模仿形象，而是“成为形象”的体验派表演，最终奠定了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的斯氏体系。这一表演体系长期占据着中国的话剧舞台和银幕。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君里回到上海，在有共产党背景的昆仑电影公司工作。他以执行导演的身份，与当时因《渔光曲》已声名远播的大导演蔡楚生合作，拍摄出一部影史杰作《一江春水向东流》。此片分上下集，全片长达210分钟，“纵贯八年，横跨千里，淋漓尽致地描画了战争中的前方和后方，生离与死别，断壁残垣与绿酒红灯，几乎可以当做一部抗日战争的编年史看。”它在上海甫一上映，便创下了解放前最高的观影人次纪录——短短三个月时间，共有71万多人次观看了本片，平均每7个上海市民中就有1个人看过此片。　　谁能想到这部恢宏巨片，却经历着中国影史上少有的艰难拍摄环境。彼时内战依然持续，国民党肆意的经济剥削，使得物质短缺，物价飞涨。有资料显示，影片拍摄时仅有一部单孔摄像机，胶片常常用过期的，道具一切将就，比如流水盛宴上，摆出的龙虾和螃蟹实际上都死了好久，臭气熏天……摄影棚是多部影片公用，隔音效果差，外头还在打仗，只能白天布景，晚上拍摄……
　　影片拍摄时，蔡楚生正患肺结核，不离床榻，几乎所有实际的拍摄工作都交给了郑君里，他每晚往蔡楚生家里跑，商量第二天的拍摄，将其旨意尽最大可能体现到银幕上。最后片子的剪辑也出自郑君里之手，因此蔡楚生说：“没有君里，就没有我的电影。”郑君里改行做导演，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显露出非凡禀赋。
　　毛泽东将《乌鸦与麻雀》定为一等奖
　　1948年，上海昆仑电影公司的片场里，两桌人在玩游戏，一桌打麻将，声调特意拔高；另一桌则偏安一隅打桥牌，相比安静许多，而仔细听几位的谈话，不是在算牌，而竟是在商讨一出剧本的情节修改。这特意安排的片场“双簧”，竟是电影《乌鸦与麻雀》的一种工作常态。
　　郑君里于1948年拍摄的影片《乌鸦与麻雀》是一部讽刺现实的杰作。当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影片将动荡的时局浓缩于上海一栋弄堂的楼房里，导演在异常狭窄的空间里，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使房东和房客们的众生相显露无遗，形象地记载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末日景象”。
　　当时的电影拍摄和上映，受到当局的严格监控和审查，为了避免被禁，《乌鸦与麻雀》的剧组也准备了两份剧本，一份删掉敏感的场景与对话送审；而最后的成片剧本，往往被藏在摄影棚顶的吊灯台上或稻草堆里。编剧执笔陈白尘更是不能出现在片场，因为他早早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到了1949年4月，影片还是被上海“警备司令部”要求停拍，当局甚至收走已拍好的胶片去审查。于是有了前述巧妙而警惕的一幕：装作打牌，防止特务突袭——“这等于在冒生命危险成就一份理想了”。
　　创作人员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才使影片恢复拍摄，并于1950年初完成上映，跨越了两个时代。时光流转6年后，文化部决定给建国以来的电影评奖。《乌鸦与麻雀》最初评为二等奖，周恩来听闻这一结果，不大满意：“这些人冒生命危险的戏，何以只有二等奖？”话传到毛泽东那儿，他也赞同总理的意见，觉得该给这部片一个应得的地位，于是改评为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一等奖。
　　周恩来改定《林则徐》结尾
　　新中国成立， 38岁的郑君里正值壮年，一心想为新政权拍些好电影。他马上相中作家萧也牧一篇引人注目的新作《我们夫妇之间》，讲述小资出身的“我”和工农出身的妻子进城后产生的种种矛盾，反映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实。在他看来，《乌鸦与麻雀》是为国民党送终，而《我们夫妇之间》则是为新中国献礼的警世之作。然而随着舆论形势的骤转，影片受到了严厉批判，批评影片执意“歪曲工农干部”，拷贝封存，不得公映。这一年对《武训传》声势浩大的批判，更将这股批判风推向了高潮。郑君里与其他电影大师，从此不约而同地对现实题材敬而远之。
　　1951年6月，江青为批判《武训传》到山东“调研”，发现了曾率“黑旗军”造反的宋景诗的资料。于是，为了用农民革命事例来批判“向封建势力下跪”的武训，郑君里和孙瑜受命共同执导电影《宋景诗》，“戴罪立功”。真实的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投降清廷，但为了政治需要，必须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郑君里与孙瑜绞尽脑汁，只好把他的被招安处理为韬晦之策。但这部“赎罪”片也于1955年短暂上映后入库封存，屡遭碰壁的郑君里，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沉寂三年后，1958年郑君里领到了新任务：拍摄《聂耳》和《林则徐》，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放映。当时正值“大跃进”，有的导演为了放“大卫星”，竟然一天最多拍161个镜头，上影厂也做出每个剧组每天至少拍摄60个镜头的荒唐规定。这对于严肃认真、每天只能拍三四个镜头的郑君里而言，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还是周恩来为郑君里解了围，厂长徐桑楚才为他开了绿灯。
　　《林则徐》的结尾也是周恩来所改。郑君里最初设定的是，赵丹扮演的林则徐被清廷发配到新疆伊犁，他牵着马越走越远，在他百感交集地回眸一望时，影片定格。不过周恩来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将自己读到的一首写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军的七言诗，转赠郑君里，指示最好照此来设计结尾，于是就有了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战场的一幕。更加“正确”的《林则徐》和《聂耳》在当时都赢得很高的评价，1953年就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的郑君里，也在这一年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周恩来说：“你要回回炉了”
　　1963年，郑君里又应周恩来的要求接下一个新任务：将朝鲜轰动一时的电影《李善子》改编成一个中国版，名字定为《红色宣传员》，由张瑞芳主演。郑君里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完成得漂亮。
　　当年，郑君里专门率剧组赴朝鲜拍摄，到了朝鲜，金日成亲自安排他们体验生活，每天剧组后面都跟着辆大餐车，随时保证他们的饮食。可以说当时中朝双方都为此片提供了一流的拍摄条件，但郑君里曾对儿子郑大里诉苦：任务太难！他分析道，彼时的形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朝鲜的“李善子”是一个以人情来感化落后群众的典型，拿到中国来，情感化就是人性论啊！但他除了真实地表现人物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不久片子全部制作完成，周恩来在北京看完片子，最后意味深长地对郑君里说：“算了，看来这部片子不能上了，要入库。君里啊，你要回回炉了！”直至“文革”开始，郑君里才恍然大悟，这个信号意味着他政治厄运的开始，而随后发生的一切又与江青这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革”中江青将“最好的朋友”整死
　　郑君里与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相识，他俩很快成为好友。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下，三对电影戏剧界著名人士：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江青、顾而已与杜小鹃相约一同举行婚礼，大律师沈钧儒证婚，主持仪式的正是郑君里。这场文艺范儿十足的婚礼，一时轰动上海滩。而当年10月，郑君里与南京金陵大学学生黄晨喜结良缘，席上惟一的女宾就是伴娘江青。可见两人交情之深。
　　解放后，江青已是“第一夫人”，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两人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江青去外地活动，住处保密，但每到上海，必召郑君里夫妇到她住处用餐。赵丹的妻子黄宗英“文革”后回忆，1959年江青一次来上海，派车接来郑君里夫妇、赵丹和她，吃了顿当时豪华得让人咋舌的宴席。席间江青指着赵丹和郑君里对在座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在上海只有这两个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们俩托付给你老了。”
　　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第一夫人需要抹杀她曾经的“资本主义表演”。“文革”前夕，江青专程来“看望”郑君里的夫人黄晨，之后又委托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触觉敏感的郑君里交出了江青去延安后写给他们的几封信，以及她的两张照片。不过，这似乎还远远不够。1966年10月9日凌晨，赵丹、郑君里、顾而已等人几乎同时被闪电式地抄家，闯入者们手法专业地只带走日记、书信、手稿、相册等资料。直到“文革”后解密，才知道幕后主使人正是江青，而那些材料一送达北京，即由江青亲自一一烧毁。随后在她的授意下，1967年11月，张春桥亲笔批示，把在上海曾与江青共过事的人全部抓起来隔离审查，郑君里再次在劫难逃。他们都被打成“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黑线代表人物”，受尽各种残酷的迫害。
　　据儿子郑大里回忆，在被抓之前，他每天凌晨3点就看着父亲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与对方的关系如何。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尽管备受折磨，但郑君里对儿子说，“我是绝不会自杀的”。他曾倾诉过自己诸多未了的愿望——拍摄艺术片《敦煌的故事》、田汉编剧的《阮玲玉》、柯灵编剧的《秋瑾》，还想将《戏剧春秋》搬上银幕，但这个优秀的导演最后在狱中不堪折磨身患肝癌，黯然离世。唯一在身边的儿子郑大里，见证了父亲最后的遗言：“毛主席万岁！”那是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刚刚58岁。他不过是个诚恳的、希望拍出更多好电影的艺术家，可荒谬的时代已容不下他这点小小的理想。参考资料：《黎明前的黑暗——<乌鸦与麻雀>》《看电影·午夜场》2009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