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马蜂蛰了第二天很痒:冲突罗网 蔡锷将军离京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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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将军离京之谜

  想当年,蔡锷将军首揭护国倒袁大旗,功在史册。但他如何潜离京师,多说是得到京城名妓小凤仙之助,遂演成一段佳话。然而符致兴先生却通过考证,认为另有隐情,写下《蔡锷离京并非小凤仙之助》一文,以正视听。

蔡锷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

  符先生的主要依据是美国作者艾伯特所著的《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一书,端纳在华多年,先后当过袁世凯、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见证者。在他晚年,许多外国书商曾许以厚酬,请他写出在华经历,由于不想“得罪的人太多”,端纳一再放弃撰写回忆录的打算。直到身患绝症,才听从朋友的劝告,断断续续口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而关于蔡锷将军的回忆,虽然语焉不详,但毕竟为蔡锷离京出走之谜提供了关键性的线索。其主要经过如下:

  端纳大约在1912年前后与妻子离异,住在北京东城胡同一座宽大的宅院里,由于他善于交际,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他的居所也常成为失意政客和革命志士的聚会之处。1913年,蔡锷从云南进京后,始知袁世凯不是共事之人,进而发现袁氏热心帝制,遂秘密联络西南各方,准备护国讨袁。但袁世凯也是一代枭雄,对蔡锷防范甚严,平时派暗探跟踪监视,1915年10月,还借故抄了蔡锷在北京的寓所。为了释袁氏之疑,蔡锷故作消沉,一有机会便往京城名妓小凤仙所在的前门陕西巷云吉班放歌纵酒,也常到离家不远的端纳住处畅谈时事。至于他们何时结下深厚友谊,以使端纳不惜冒险掩护蔡锷离京,因为端纳没有细说,到现在已是一个谜了。

  1915年12月1日上午,端纳邀同好友、时任北京美孚石油公司总经理的孙明甫前往演乐胡同蔡锷将军的寓所,显然事先有约,端纳把孙明甫一人留在客厅,单独与蔡锷在里屋长谈,讨论南方起兵反袁事宜。两位客人离开蔡宅不久,就有袁世凯的侦探出现。不多一会儿,蔡锷还是像往常一样,乘坐四轮轿式马车大摇大摆向前门八大胡同驰去,那是京城妓院的聚集地。到了陕西巷,只见车水马龙,原来是云吉班掌班的生日,不少在这里赏秦楼明月的达官贵人纷纷前来助兴。蔡锷下了马车,来到小凤仙订好的房间,屋子里已经摆好了酒菜,两个人从容坐下,把酒言欢。与往常不一样的是,蔡锷把怀表掏了出来,放在圆桌上.显然心中有事。

  其实此时蔡锷已定下脱离京城之计,但他明白,自从上个月送走家小,又赴天津会见老师梁启超之后,袁世凯对他更不放心了,不但袁的密探如影随形,对他盯得正紧,就是云吉班中也有袁的耳目,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酒过数巡,天色已晚,趁着院内众客余兴未尽,闹得乱哄哄之际,蔡锷佯装如厕溜出院外。袁的密探见蔡锷的呢帽大衣还在原处,料他不会走远,也就坐着不动,放心地跟客人凑趣胡闹。

  出了云吉班,蔡锷不往崇文门火车站,而是折回城内,拐向西华门大街,闯进“筹安会”头目杨度的宅院。蔡锷一下子把他拉进里屋,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不愿再充当傀儡,决定引身他去,并劝杨度不要再为袁世凯帝制鼓噪,应该悬崖勒马,早日引退。斯言一出,吓得杨度目瞪口呆,他不知道蔡锷在特军府带头签名“赞成”帝制只不过是一种欲取先予的策略,一直以为蔡是推行帝制的同道,曾一再向袁世凯吹嘘和推荐,根本想不到这位朋友加同乡果然是别人早有怀疑的倒袁分子。面对这位前来进临别赠言又最后摊牌的将军,杨度无言以对,只是生怕隔墙有耳。恰巧这时男仆报告,大总统秘书夏寿田来访,杨度和蔡锷都大惊失色,因为夏是袁世凯的心腹,又是杨度的亲戚,可以随便出入杨家内外。幸好杨度夫人徐氏急中生智,把蔡锷拉进卧室,藏在大床的帐子后面。好容易等夏寿田告辞,杨度设法将蔡锷送回家中,却见门外仍有便衣逡巡,处境险恶。蔡锷打电话给端纳求救,端纳当即吩咐仆人,一起驾着马拉轿车来到蔡府,在夜色掩护下,他们让蔡锷藏在洗衣篓里,抬上马车,直奔崇文门火车站,因为这个车站专供外国人使用,所以不受中国当局检查。端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像一年多前帮助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离京出逃一样,亲自护送蔡锷登上火车直达天津,后又联系上一位船工,直到把蔡锷带上一艘日本轮船,端纳才打道回府。

  此时在云吉班,密探们发现蔡锷一夜未归,连忙推醒仍在马车中苦候的车夫,睡眼惺忪的车夫连连摇头,不知主人何在。再冲到院内找小风仙,也是一问三不知。这时他们才感到事情不妙,飞报公府,侦骑四出,却为时已晚。

蔡锷死后,葬在长沙岳麓山

  端纳这事做得很巧妙,几乎无人知晓,直到蔡锷在云南举起反袁大旗,他的好朋友孙明甫还蒙在鼓里,以为蔡锷还在京城,所谓的云南义军只是有人在借用蔡锷的名义。于是端纳肯定地告诉他,蔡锷早就离京,而且就是他把蔡锷送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