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蜂巢怎么用:[纵论天下]天涯观察第394期：反思国人的诺贝尔情结

拯救“奴辈儿”从娃娃抓起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奖，再次让国人把目光聚焦在诺贝尔奖现象中。
　　
　　我们缺少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诺贝尔奖几个字，我就想起吉尼斯世界纪录，也常常让我想起韩寒那篇美文。
　　
　　韩寒说：“我小时候有一本大册子，叫《吉尼斯世界之最大全》。但我总是记成《吉斯尼世界之最大全》。每次看了都要去和小伙伴吹牛，时间长了他们都以为是《急死你世界之最大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纪录都由外国人保持，偶然看见一个中国的纪录觉得很自豪。但现在看看，我们国家每天都能有某地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大饼等新闻。再搜索一下，发现似乎这个纪录已经被我们中国包揽了。以下为新闻与报纸摘要：
　　
　　20日，一面用2004条红领巾缝制而成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展开。这面红旗长23.1米，宽15.4米，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面党旗。据悉，相关部门将申报吉尼斯世界之最。”
　　
　　韩寒最后总结：
　　
　　“吉尼斯去年在中国认证了35个世界纪录，有五百多个申报。但让我疑惑的是，上海还有一个叫大世界吉尼斯的本部，这两个到底有什么联系呢？莫非这个机构在国外混不下去了转移上海了？一般来说，我国地方政府最喜欢的东西，往往就是国外早就过时的东西。从上面的数据来看，我们的地方政府是很喜欢去创造世界纪录的，如果你一个县长用自己的头发拽动汽车一公里之类的倒也算了，但都是发动群众创造所谓纪录。照这个趋势看来，十年以后，一半的世界纪录都是我们中国的了。
　　
　　除了多人创纪录外，我们的单人创纪录也很有特色。6米的筷子20米的饼，10米的牙刷100米的油条。此刻看见我房间旁边齐窗的大树，真想把它砍了去申请世界上最大的牙签。
　　
　　在此文要结尾的时候，又喜见一条我国新创造的世界纪录。某市几百人坐成一排，依次把一句悄悄话从队头传到了队尾，创造了传播悄悄话最远的世界纪录！看到中国人又一次成功地屹立在世界的顶峰，我真是由衷为我们国家感到自豪。同时我建议我们可以去申请一个最喜欢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国家的世界纪录。”
　　
　　最后一句话，最喜欢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可谓点睛之笔。
　　
　　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总想着当第一没有问题，但是总想倒数之后，还第一第一的，就贻笑大方了。
　　
　　诺奖也好，吉尼斯也好，之所以国家这么在乎，恰恰是因为，诺奖以及其设置的精神，是我们最缺失的。

诺贝尔奖牛逼吗？

急于获奖不如重塑环境

　　
　　1896年12月10日，诺贝尔由于心脏病猝然暴发而与世长辞，终年63岁。他在遗嘱中写到：“我所留下的全部可变换为现金的财产，按以下列方式予以处理。这份资本将由我的执行者投资于安全的证券方面，将构成一种基金；它的利息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上述利息将被平分为五份，其分配办法如下：一份给在物理方面作出最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给作出过最重要的化学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给在生理和医学领域作出过最重要发现的人：一份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一份给曾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与促进和平会议做出过最多或最好工作的人。”
　　
　　最初(1901)诺贝尔奖设立了五项，和平，文学，物理，化学，生理/医学。1968年，加了经济奖。除了和平奖和文学奖外，其它四个奖很少有争议，因为每年被提名的都是各自领域里众望所归的成果，都是经过时间的检验。诺贝尔奖之所以举世公认，最主要的是因为瑞典一直是中立国，被称为最公平的。
　　
　　诺贝尔设置的奖项，其初衷因为程序公正，不但没有被修改，相反，还发扬光大。让这一奖项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奖项。如果诺贝尔没有设奖的心理，尽管他在科学上的成就斐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声名远播。
　　
　　那么，反观我们国内，既没有具备诺贝尔精神的科学家，也没有像诺贝尔奖一样，能够公平公正去鼓励人们创造社会价值的奖项。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去计较得不得奖重要呢，不如计较自己有没有获奖的公平精神，有没有获奖的社会环境，有没有鼓励人们创造社会价值的土壤。
　　
　　诺贝将的影响力，主要得益于评奖的公平，让真正创造社会价值的人，能够成为奖项的获得者。
　　
　　而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些人，主要得益于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努力，尤其是那些毫无争议的科学家。
　　
　　没有法治精神，公平就不可能实现，在国内，几乎无处不潜规则，公平已经成为稀缺性资源，这也是国内“大奖”让人们不屑的社会背景。一个以潜规则为获奖筹码的社会，你让人们怎么相信它呢？
　　
　　教育行政化，就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在国内，教育最大的资源，既不是老师，也不是学生，而是行政权力。行政是教育领域最大的资源，这种资源配置，有利于培养奴才，却非常不利于培养人才。当我们的教育本末倒置，让教育为行政去服务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好意思说，要让人摘得诺贝尔奖呢？

让教育回归本位

教育的归教育，政治的归政治

　　
　　大学者，大师之谓也。今天，很多学校，不单大学，包括中学小学，都是高楼林立，硬件设施一流。
　　
　　一提起北大清华，在今天以万计的莘莘学子眼中依然是理想学府，可是当下的理想二字实际充满了很多功利性动机。因为这些学子的理想学府不但是提供文化科学养料的重地，更重要的还在于北大清华的名牌效应。北大者何以为北大，清华者何以为清华在今日已经为我们普世的功利性观念滤去了其以知识殿堂为居，以求学立志为存的神圣色彩。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个连个教室都难得一觅的西南联大。当时的张奚若先生有一段著名的演讲，其中有一句话最为今天的我们醒目，那是在1946年旧政协召开之前，西南联大学生会特邀其发表关于政协召开的演讲：“演讲开始前，张奚若大声说：‘假若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的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张先生的演讲风格，如果校园里不是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民主的空气、自由的空气，这样的演讲根本无法想象，也正是这样的教育气氛促使那一代学人留下了那么多让今天的我们唏嘘向往的学林掌故。
　　
　　已退休的北大教授钱理群在一次演讲中称金岳霖先生有真性情，金先生留给我们的故事也最多，在书中，只是关于金先生性情的文章就有三篇。第一篇记录了金先生的名言，是在金先生在28岁时说过的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这话实际道出了金先生所向往的人生境界。金先生后半生的人生轨迹是可悲的，这样一个性情中人终究抵挡不了现实的高压，对文革中的金先生来说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已经是很遥远的梦了！在那样一个理想主义激情澎湃的年代，金先生是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处境尴尬到无处可逃的地步，他能选择的也只有接受胡适所谓的“洗脑”了！其实这更可以证明旧大学时代教育环境的宽松与高雅，也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中人的性情才能有真实的流露啊！
　　
　　旧大学里不但学生有生气，教授有性情，校长亦令我们追念有加。从北大的蔡元培到清华的梅贻琦，不知得为那些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学子们担当了多少忧患啊！
　　
　　我忽然想起几年前的旷新年教授，他曾在博客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内中涉及北大、清华、南京大学等很多我辈素来敬仰之学界泰斗和青年学者的文章和书信，内中控诉温儒敏、孔庆东、王中忱等学者对他的个人“迫害”。很多网友把这一事件理解成个人恩怨，理解成文人相轻。
　　
　　从旷教授的博客内容上看，确实只是他的个人恩怨，因为旷教授在文中关心最甚的，是个人生存问题，他常常提到“身体”、“死”、“钱”这等字眼。旷教授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这样被毁在这里，被毫无意义地毁在中国的最高学府——被他们用如此下作的手段，如此黑暗的方式，如此卑鄙地毁掉。”更重要的一点是，和孔庆东老练圆滑的外交辞令式回信比起来，旷教授那么多苦大仇深的文字很容易让人产生反感，使人们生出这样的错觉：这就是可以执教清华的教授？
　　
　　我想，旷教授笔锋所指，已经使他很难在自己的学术圈子里继续游戏下去了，按照他的话说，“需要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作为正常人的旷教授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文章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
　　
　　旷教授说：“我要彻底回到我自己。我要无情地清算我的一生。”旷教授身为中国最高学府清华的教授，竟然为一些生活琐事搞得不堪重负，这完全是让很多学术圣殿之外的我们普通百姓无法想象的。也因其无法想象，旷教授的这些文字不但烧掉了自己的学者形象，甚至有烧掉了自己执教清华的可能。但是，还应该注意到，旷教授的自焚式控诉也将怒火烧到了一个又一个学术泰斗、官僚及其所依附的高校体制上。

结束语

　　
　　如果我们的教育机制不能把人变成教育的目的，把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作为教育最重要的环境，我们既不能培养诺奖人才，也不可能保证任何一个奖项的公平。

出品：天涯观察编辑部 策划：金波 美工：盼盼 本期责编：周零壹 主笔：崇拜摩罗 邮箱：yiwen@tiany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