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蜂巢收件柜怎么用:邓丽君与靡靡之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03:36:29

 

 

  

 1953年1月29日,邓丽君出生在台湾云林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她的出名先是在台湾(1969,《晶晶》),然后在日本(1974,《空港》),最后才是东南亚(1975-1979,《岛国之情歌1-5》)。在邓丽君歌声疯魔般地从台湾向整个东南亚扩散之际,内地人对此一无所知、足足有近十年之久。直到有一天,在调频收音机的中波或短波里,在一段快速急转的旋律下——“ 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的宣示之后,出现了邓丽君这仨字。对不同的人来说,这一天的具体日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一定出现在1978、1979年的某一个夜晚。

 曾经,一听到那怪异的音响和声音,我便会像撞了鬼似地触电一般把旋钮一下子拧过去。动作不那么快地拧过去是在1979年以后,偶尔捡到耳朵里去的只言片语,让我知道了邓丽君,知道了那个娇滴滴、软绵绵的声音。

 初遇邓丽君,完全是一种恐怖的感受。当时台湾是敌区,台湾台是敌台,偷听敌台是犯罪。即便调台时偶然碰上,也有一种强烈的犯罪感,那声音在感觉中一下子变得巨大无比如同炸雷,好像人民警察正在你的屋后巡逻,而反动敌台的声音将你暴露得一览无遗。而广播里的邓丽君,无一例外出现在反共的前线,出现在金门的军营里,出现在国民党的劳军舞台上。对内地人来说,那种娇滴滴、软绵绵的声音一点不美,十足一个反动派:她说话的声调,正是反映40年代敌我斗争电影中国民党女特务的声调;而她的歌声,正是女特务和特务头子粘到一起时留声机转出的纸醉金迷的歌声。所以邓丽君在内地人心目中最早的形象,还不是“靡靡之音”,而是一个军中舞女的形象,是一个向着国民党军官和大兵们千娇百媚献媚的女特务形象。

 但这个时期,政治其实已经松动,否则,我们将无从知晓邓丽君,无从知晓邓丽君的歌声。1982,邓丽君的歌声已经传进内地,不是通过电波,而是通过磁带、唱片这类硬渠道。当时,《何日君在来》一度风行,对它的批判也一度风行。我怀疑其实是因为对它批判的风行,才造成这首歌的一度风行——对中国人普遍的道德感来说,这首歌完全没落腐朽,决不可能被很多人接受。我那时读初三,但已经开始看报纸。有一次,在《文汇报》还是《羊城晚报》的副刊上,看到一位老诗人充满愤怒的一首诗。诗从长头发、喇叭裤的男青年听《何日君再来》缘起,痛心地回忆起抗日战争中一个“真实的”情节:在惨烈无比的一次战斗中,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机向殊死固守阵地的中国军队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满天的唱片,唱片上印着卖弄色相的、半裸的歌女,而唱片中的歌曲,就是这首《何日君再来》!

 所以,在众所周知的“靡靡之音” 和“精神污染”批判之前,邓丽君在内地实际上还经历过“敌对”、“反动”的印象阶段。

 出于道德感,我从来没主动地听过邓丽君。她从邻近居民的屋里传出来,从长头发、喇叭裤青年拎在手里的砖头式录音机中传出来。所以我只知道其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调调,至于唱的是什么,不十分清楚。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地听邓丽君,是在高一的课堂上,从同桌抄写的歌本和他的学唱之中。

我当时坐最后一排,是全校最好的学生;而我的同桌,是全校最坏的刺儿头和全江苏省最优秀的体育明星。出于班级的 秩序考虑,老师把我们安排在这样的组合和位置里。这老兄从来不听课,上课时有时会拿出成打的相片自我欣赏,有时会又念又作将电影台词倒背如流,有时又会拿出整本整本的抄本唱歌,而且,从不自娱自乐,永远将我作为与他分享快乐的对象。

 1982年秋天,这老兄抄来了整本的邓丽君,足足有二三十首之多。我还记得他最爱唱的几首:《小城故事》、《甜蜜蜜》、《千言万语》、《月亮代表我的心》、《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当时,作为一个高中生,我不能说我的道德感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情绪。但我的道德感,无疑代表了当时正统道德的指数,代表了国家教育灌输在我身上、反映了整个社会主流的那种价值取向。对当时人来说,那些歌真的很黄,真的很刺激,让人脸红心儿跳。我觉得《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就是流氓歌曲,这从街头阿飞经常的野唱早已领教;而《甜蜜蜜》、《千言万语》、《月亮代表我的心》够黄够荡,要知道,爱、吻、怀春这类事在当时都属于极私密甚至禁忌的范围,当时人是说都说不出口,何况唱出来?倒是《小城故事》别开一面,让我反想:一个黄色歌手居然也会唱真善美!

 1983年,我的同桌在第一次“严打”中被抓了进去,倒不是因为唱“黄歌”,而是因为打架和强奸未遂,服刑的时间是5年。我一直为此而深怀遗憾:他虽然不是一个好学生,却也并非坏人。强奸之说,其实难成立,那只是一次青春期的冲动,因为对方的拒斥而中止,又因为对方的惊吓而成了案件。我后来还见过那同桌一次,几年之后,他的脸上有了一种经过牢狱生活的那种憨傻的老实,老实得让人心酸。

 能够正常接受邓丽君的这些歌,是我上了大学以后(1985年)。到1987年,国家正规音像出版社也开始引进邓丽君歌带了。1988年,恋爱的滋味让我感到邓丽君和姜育恒蚀人骨髓的力量,这也是我真正入心入肺地体会到“靡靡之音”四字侵蚀力的开始:因为是“靡靡之音”,它不给你力量,只让你一味地沉陷下去。经过几年的开放和经济发展,人心发生了很大变化,世俗生活和情感在社会价值体系中重新获得了席位,只有国家意识形态而没有人民个人幸福观的时代过去了。情话成为禁忌的日子看起来荒唐无比,不可思议它居然曾经存在过。

 柔媚如丝的邓丽君,曾经凶猛过,现在不凶猛了。在意识形态坚固如铁的时代,她让我体会到,革命不一定是暴力加流血,最软弱的东西,有时候比革命更强烈。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去世,唐朝、黑豹、郑钧等一批内地摇滚乐队和艺人,曾以一辑《告别的摇滚》坦呈邓丽君当年对他们的影响,并将邓丽君置于启蒙者的位置上。很显然,正像当年高中课堂上我受到的刺激那样,邓丽君当年也给他们以刺激。

 当历史走过纷乱的年头,答案也决非一下子变得简单。在两岸敌对之年里,邓丽君被一方利用来作为政治宣传的炮弹,一方作为敌对势力和反动文化的代表,其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那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而不单纯是观念开放问题。在两岸军事森然对立之时,邓丽君不光是观念,而确实是一股力量。但那是不正常年代的结果。在不正常年代里,由于危亡、救急、境遇的逼仄,人类思想和行为会变得矮化。在正常年代里,关系松弛,大道宽和,人性滋长,事物展示更多的发端和意义,智慧和审美舒展开来,有望伸向更深更广的境界。在今天,在这个消费的年代里,事情完全反过来,邓丽君又被一帮人认作20世纪中国歌坛空前绝后的第一人,简直是另一端的发昏。

 那么邓丽君究竟是什么呢?虽然思想越来越开放、观念越来越进化,但观念不可能自己显现,需要努力探索才能解答。我倒觉得,如果“靡靡之音”是一个中性词,邓丽君确实就是“靡靡之音”,是“靡靡之音”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从内容上说,她是中国世俗生活、两性情感的绝佳代言人,是情感小世界的极致化、深渊化表达。这柔软缠绵的私生活小世界,从宋延绵至清,让人沉陷、让人深醉、让人迷;尤其恋爱中的男女,遇之难免骨软筋酥、瘫痪萎靡。而从歌艺上看,邓丽君非常中国,是中国传统小女唱法的登峰造极之人。她并不空前——上至百年前的诗词歌艺、戏曲小调,下至30年代上海的流行曲、白光、李香兰和周璇,邓丽君实际上是她们的传人,其咬字唱腔,风度韵味,情感寄托,无不一脉相承。她也并不绝后——确实,邓氏唱法太完美了,30年间一时间竟无人敢再置喙;在邓丽君1亿张唱片、1000余首歌曲的压力下,似邓者死,学邓者无新路。但我相信不出20年,必有新的传人出来,延续邓氏这一脉声腔。作为中国传统的主脉之一,它没理由停止,也决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