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瓜花图片: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

刘 明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演变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日益引起关注。其中，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既是这一研究的核心和总纲，也是进一步开展相关对策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因此，定位研究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中国也正在重新“崛起”为一个世界性大国，这样的基本历史背景更使世界各国对于当代中国投以了或热切、或审视、或疑惑、或挑剔的目光，一系列问题有待我们予以回答。例如：面对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认知上的疑惑与价值判断上的冲突，中国应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对于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时代特征以及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国应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源自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独特历程，中国应对自身发展的“历史方位”以及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进行什么样的选择？对于当代中国纷繁芜杂的各种社会表象，中国应对自己转型时期的主流价值和发展趋向进行什么样的提炼？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正是我们对于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如何定位、为什么这样定位以及这样的定位可能导致什么样后果的总体分析。
一、从当代中国所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看国家形象的定位：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存与转换
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世界上两类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引人注目：一类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另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现代化与改革不仅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巨大的社会变迁，进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我们将全球范围内的，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变革，概括地称之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当代中国，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的中国，涵盖了上述两类性质的发展历程，并将二者融合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因而是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经典案例。反过来说，当代中国所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也正是我们进行国家形象定位研究最重要的视角之一。
从这样的角度进行定位的好处在于：通过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去确定体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展本质特征的“历史方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里的一系列现象和表征，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按常理不可理喻的现象和表征，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也就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合乎情理的联想；反之也可以说，当我们要从这些纷繁芜杂甚至是相互矛盾、似乎无规律可寻的现象和表征中抽象出反映当代中国发展的本质特性时，我们也才可能有历史的标尺做出合乎现实的评判、合乎发展的甄别；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主流社会的负面涉华舆论也相应地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和规避。
简单地说，当代中国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它成功地实现了工业经济的“起飞”，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制造业大国以及总量上的经济大国；但中国的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道路还十分漫长。
——它平稳地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逐步形成，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制度安排进一步透明和规范；但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实体、制度、做法、观念等继续存在，并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瓶颈，新旧体制的矛盾仍在不断发展之中。
——它渐进地实现着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形态的变迁，新的社会群体在经济变革中出现并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生态结构，新的文化和观念随着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而产生并引领着中国社会思潮；但是，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以其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命力以及其不适应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惯性，在与新的社会群体、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的互动中决定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
——它进一步肯定和完善了“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手段，以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推进；但是，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观念有待进一步强化，民主制度和法制社会有待进一步完善，社会基础有待进一步扩大，政治文明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
简而言之，中国处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并存的历史阶段，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定位要求我们用“过程论”的观点来确定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用全球化的视野来展望中国的未来。没有这样的视角和方法，我们就可能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迷茫，在社会的主流与枝节之间彷徨，在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主流社会舆论的品头论足面前失措。
进一步看，由于中国处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坚持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相应地就是当代中国的郑重选择，也是当代中国“历史方位”的核心内涵。或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改革开放”的形象也正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核心内涵。
二、从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看国家形象的定位：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民族复兴的任重道远
随着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势堪称中国近代以来的鼎盛时期。与之相应，中国在地区性事务甚至全球性事务中正具有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力。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就综合国力而言，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的“追赶战略”还远远未到终结之时，中国仍然处于自近代以来由积贫积弱逐步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阶段。
我们曾经讨论过，在美国关于中国的“他形象”博弈中存在着“中国威胁”与“中国崩溃”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其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一些企业和地方官员虚报统计数字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而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避免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其副产品则是相应地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比如西方学者提到或没有提到的中国国有银行的呆、坏账问题，中国的失业问题，中国的官员腐败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掩盖，而且正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化解风险。但从科学的态度说，要得出中国即将崩溃的结论，这同样的确缺乏更客观、更有力的证据的支撑。而至少迄今为止的事实也表明，这样的结论是过于简单和草率的。所以，“中国崩溃论”只能算是西方一些怀有“酸葡萄心理”的人士的一厢情愿的臆断，或者是一些“神经衰弱者”的杞人忧天式的恐惧，当然阻挡不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反过来说，中国是不是就强大到足以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相抗衡，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甚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呢？这样的结论在学术上不够严谨，在政治上就是别有用心了。据世界银行资料，2006年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GDP与美国的差距大约为11万亿美元；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是日本的61.47％、德国的91.79％、英国的113.77％、法国的119.60％。从两方面来看这一组数字，它既表明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已经超过英、法，跃居世界第四位），同时也说明中国与西方主要大国还存在着重大的差距。客观地说，就整体经济实力而言，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但却创造出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今天中国2万多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不过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5。 如果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2007年1月欧盟接纳2个新成员后（分别是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欧盟已经成为拥有27个成员国、5亿人口、10万亿美元GDP的庞大联合体 。即使是乐观的估计，中国也只是被认为“有望”在20年内追上日本。特别是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经济还大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含量不高。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并有所进步，但还远远够不上让美国人为此而感到紧张。至于从军事角度来看，美国4000-50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大概是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的总和，所以如果说应该存在什么“威胁论”的话，那只能是“美国威胁论”。
所以，无论是过去的“黄祸论”还是今天的“中国威胁论”，都突显了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先天敌视态度和根深蒂固的偏见。严格地说，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至于说中国的发展是否真的到了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甚至全世界的程度，或者说，即使中国的实力有一天强大到了这种程度，中国是否必然就会走上“中国威胁”这条道路，这些带着有色眼镜建构中国形象的人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中国崩溃论”是对中国存在的问题进行曲意放大，“中国威胁论”则是对中国成就的非善意夸张。“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所以，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真实状况来确定其形象的定位，既具有无可争辩的事实基础，又具有最大程度的灵活性。中国就是中国。这样的认识也要求我们既要大力宣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要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问题和困难，正确看待和“均衡传播”中国在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从而在世界上建构一个既充满自信又谦逊谨慎的形象，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所产生的疑虑、误解和偏见。
三、从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的国际意义看国家形象的定位：独特的发展道路与后发国家现代化一般规律的交汇
在今天的世界，真正的大国“必有某种独特的经验和力量持久地影响着时代，也就是说它必须提供一种可供遵循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制度两个方面”。1
在美国人看来，“如果我们只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斗争，我们就不是一个非常令人自豪的超级大国。”2尼克松更明确地声称：“我们有资格去领导吗？除非我们拥有超越和平、超越我们的安全、超越我们的富裕的价值观念，否则，我们就不能领导。……今天，美国必须再一次证明，我们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有道德、讲原则的国家，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3
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发展看，美国在历史上似乎第一次如此之近地接近着这一目标。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军事实力均已到达鼎盛时期（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美国约占30%；其国防开支比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的总额还要多1倍），其市场经济模式引领着全球性的制度变革，其“民主”与“人权”的旗帜使之甚至在“道德”上都似乎处于某种“强势地位”，而其处理和解决全球事务的制度、体系、程序等所谓的“国际机制”也在不断推广之中——“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前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到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 在尼克松看来，美国还“具有领导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经历”以及“作为诚实的中间人行事的信誉”。
但是，冷战后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无论是在苏联、东欧一系列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转型中，还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美国式的或者西方式的改革都没能带来不少人预期的繁荣和稳定，相反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工业基础的崩溃、社会族群的对立、甚至国家的分裂与战争；无论是在地区冲突的处理，还是在全球秩序的构建方面，美国式的或者西方式的“国际机制”的推广给世界带来的也并不是和平，而是远甚于冷战时期的冲突和战争——在若干情形下，国际政治生态甚至直接倒退回了“原始丛林状态”或“炮舰政策”时代——与此同时，全球的不平等加剧了；至于对人类生活以及道德、精神领域的“奉献”，美国式的或者西方式的“解决方案”就更加乏善可陈，以致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地指责西方社会是“一个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益发炽烈的社会” ，坦陈“人们更加怀疑美国还能不能向当代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启示” ，敏锐地提出这样的政治危险：“正当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仍为生存的需要苦苦挣扎时，西方却过着以追求自我满足为目的的生活。当这两个世界不再被时间和距离隔开之际，指出有多少西方消费品实际上是人类较贫困的大多数人所得不到的，那是件令人不安的事。假如出现某些奇迹使这批大多数的人能拥有汽车、冰箱、空调、微波炉和标志着富有国家人民福利的大量其他小玩意儿，那么，全世界的经济及其生态环境都无法承受。”——他的结论是：“很可能的前景是引起人们更强烈的妒忌，而不是促使人们进行成功的模仿。”
这样，在以苏联为代表的、被西方称作“共产党的乌托邦主义”的发展模式“信誉扫地”后，将无条件地鼓吹自由市场机制作为“几乎是从共产主义留下的破烂摊子中拯救人们的必然的救星”的发展模式也越来越失去吸引力。 而与此相反，中国作为一个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一个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平稳过渡的国家，一个在确保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谋求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国家，其示范效应正日益显现。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在原苏联、东欧国家，“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经验”的影响面和辐射力在明显增强。以此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内涵，其可接纳性甚或亲近性无疑具有稳固的基础。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曾经出现过“井冈山道路通天下”式的狂热，认为中国革命的模式适用于全人类中2/3的人民。这其中既有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成分，也有中国传统“天下”思想的影子。或者说，是在经历了近代中国传统国家形象解构后，中国试图再次成为政治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发散源的一次扭曲式的尝试。但是，只有在中国步入改革开放年代并逐步寻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这样的重构才真正拥有了现实的基础。进一步说，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中国人民对自身发展模式的选择，而且反映了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般规律，因而具有全球性的意义。这一形象定位也正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内涵所在。
当然，美国等西方传统大国对“中国模式”表现出十分复杂的心理。中国的发展与成功已经不是简单的利益问题了，它已经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迄今为止的传统大国，其成功基本上都可归类为自由市场经济。但是，中国奇迹般的崛起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果中国真正成功了，那将意味着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一种与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的选择。美国等西方传统大国当然会担心而且事实上已经在猜测中国“是否会向别的国家输出发展模式”，“是否会本着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国际体系”，以及如果中国真的采行这样的政策取向，那将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因此必须强调，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确展现出政治稳定、思想解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发展进程，这样的进程无疑堪称独特的“中国模式”；但另一方面，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在更大的程度上意味着一个更加丰富多样的世界的出现，而不是意味着以中国式的单一化取代美国式或别的什么“式”的单一化。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共存发展、取长补短、竞争合作，共同造就一个“和谐的世界”，因而也是一个更加多样、繁荣和美好的世界。中国不输出发展模式。这两方面的表述同样是中国和平发展形象的另一层深刻内涵，当然同样需要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者去着力提炼、充分体现和大力传播。
四、从当代中国与世界文明的互动看国家形象的定位：东方文化与现代“普世价值”的融合
回顾人类文明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到一副宏大的历史场景。一些文明或兴或衰，一些文明甚至永远消失了。
直观地看，源流可远溯至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现代西方文明自地理大发现，特别是自近代工业革命以降，便长期处于全球性的扩张时期。这样的进程至今没有完结。而历史悠久的东方中华文明、曾经盛极一时的伊斯兰文明、独具特色的印度文明等其他非西方文明无不相继衰落、黯然失色了。以致今天，当我们讨论所谓的“现代化”进程时，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在讨论西方文明的“全球化”进程，或者反过来说在讨论非西方文明的“西方化”进程。相应地，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也经常被等同于现代社会的所谓“普世价值”。
但是，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正改变着这一切。“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化价值。”虽然我们承认，“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复兴正在加强这些文化差异。”1但是，用这样的差异来解释或者预测不同文明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则是很难做到周延的。所以，亨廷顿声称“那些具有西方基督教遗产的国家正在取得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却忽略了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困境；他认为“东正教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前景尚不明朗”，但却无法排除东正教文明的某个代表比如俄罗斯重新恢复上升势头的可能；他认为“各穆斯林共和国的前景则很暗淡”，但却没有给出这种“暗淡前景”与穆斯林文化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必然的逻辑联系。因此，我们就无法认同亨廷顿这样的结论：“文明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根植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 至于在所谓的同一文明内部，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何以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则“文明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就更加无法予以解释了。所以，西方文明体现着“普世价值”这一命题是无法证实的，也不可能为大多数文明体所接受。
反过来，我们“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强调对自身文化特色的珍视，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呢？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对“人类”和“人性”的认同、对人的生命的珍视、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对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和创造的肯定、对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审视、对一个更具开放性的社会的追求等等，都是这一所谓“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包括人类为实现这些“普世价值”而进行的不懈努力所形成的制度文明、观念形态的积淀，也逐步汇入这些价值之中而成为“普世价值”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民主的观念与基本设计、法制的观念与基本设计、人权保护的观念与基本设计等等。
人是历史的载体，承载着从古至今一切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以及精神文明成果的积淀和结晶。人也是社会的载体，承载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所以，否定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等同于人类的“普世价值”，与承认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并不矛盾；而文明之间的差异也并不绝对地意味着它们之间在“普世价值”上不能取得一致和融合——要是那样，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才真正会成为现实。实际上新时期中国提出要注意吸收、借鉴一切先进的人类文明成果，其意义的一个重要解读也正在于此。
更进一步，我们还要善于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在以开放的心态向外部世界学习的同时，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质资产”，以平等交流的姿态和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诠释、体现为人类所共有的“普世价值”。
总之，相较于宗教色彩甚至极端色彩更为浓厚的伊斯兰文明、地域性和封闭特点更为明显的印度文明等其他非西方文明来说，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也进一步应证了我们所谓中华文明是更为世界性的、现代性的、开放性的文明的结论。从国家形象传播的角度说，这样的定位使当代中国更具有一个尊重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所谓“普世价值”的形象，一个与现代西方文明平等对话、交流融合的形象，从而使它在国际主流社会中无疑具有更强的接纳性甚或亲近性。
五、从当代中国在国际关系格局演变中的角色看国家形象的定位：大国关系变革中的冲突与协调
进一步看，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中华文明的特征也为当代国际关系格局剧变中的大国协调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从历史上看，强国的崛起似乎必然导致冲突。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例证。正是根据这种历史的惯性，中国的“崛起”被西方右翼势力视为当然的“威胁”。不少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充满疑虑。中国则反复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这样的政策宣示并不是简单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的应有之意和本质内涵。在肇始于20世纪末的国际关系格局的根本性变革中，中国确立“和平发展”的历史方位不仅对于自身的平稳发展或“崛起”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为在当代国际关系变局中实现大国协调提供了前提。其中，中美以及其他主要大国有责任构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也完全存在构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的难得的历史机遇。
随着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调整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特征，使得实现国际关系变革中的相对稳定更加可能；但另一方面，传统形态的竞争、冲突仍然存在并不断发展，使大国关系调整并不能排除战争方式的可能。“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产生了和谐的错觉，它很快就被证明确实是错觉。世界变得不同于20世纪初了，但并不一定是更加和平”。1历史的课题是，大国如何正确把握时代潮流，进行正确的决策，并采取正确的行动，真正把人类引向一个和平的未来。
——一方面，与历史上总是以战争打破传统大国关系形态不同，战后大国关系的解体最终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的。
——一方面，新兴大国，包括发达的日本、德国与发展中的中国、印度等都尚未在军事上以及其他领域里对传统大国（主要是美国）形成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另一方面，各新兴国家对军事实力的追求与军事发展的进程和潜力已经让传统大国充满疑虑，在若干敏感的地区已经对地区战略均势构成了明显的影响，地区性的军备竞赛也隐然成型并不断发展。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革命的巨大推动，使大国之间在经济发展中，包括生产、贸易、金融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资本的利益已经超越国界，战争已很难成为大国间进行全球利益调整的手段，甚至可能成为全球共同利益的破坏者。另一方面，大国在资源、市场、技术、资本等领域的激烈竞争常常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
——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若干局部战争的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人权的进一步关注，以及世界和平、民主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使大国国内抑制战争的因素和力量继续增长。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又成为后冷战时代全球主流思潮中的一个鲜明的特色。甚至共同的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背景也并不能必然地可以防止战争。
——一方面，国际安全机制进一步健全，国际磋商、对话渠道和方式进一步畅通、便捷，处理危机的手段、经验进一步丰富。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发展使战争的破坏性、战争与攻击手段的多样性、便捷性以及危机爆发的偶然性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程度。
——一方面，“核武器的问世以及它具有的将任何交锋变成相互摧毁的内在威胁，的确最终制止了在大国力量对比缓慢变动中诉诸武器冲突的习惯性做法”。另一方面，“相互害怕核武器也只可能确保未来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发生在大国之间）继续保持在常规战争范围内，即使如此，由于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这些冲突也将是可怕的流血冲突”。
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调整存在着和平与战争两种可能性；但日趋成熟、理智的人类社会通过正确行动，最终实现国际关系变革中的“软着陆”，既是应当的，也是可能的。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核心的问题在于有关大国对于大国的本质以及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达成有别于最终导致冲突的传统观念的共识。这一共识是，新型大国的本质应是承担国际责任，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应是“大国合作、分担责任、分享利益”。从突出国际责任的国际政治理念出发，我们需要进一步在传统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方针与当代世界的国际合作的时代潮流之间妥善寻找平衡点。从突出国际责任的国际政治理念出发，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在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双重特性之间寻求平衡。对于一个综合国力蒸蒸日上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必须避免自信向自负的演变，更必须防止冲动甚至民族狂热抑制民族和国家理性。形成健全的民族理性和国家理性，均衡主权与责任、维护自我利益与尊重他国、他民族利益，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局限，在认同国际社会基本价值、维护基本国际制度、履行自身所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推进互惠互利的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和国际社会和谐的双重目的，既是全球化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应该认同的价值，还是从根本上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选择。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深刻含义，由此也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解读。
特别是对于美国等西方传统大国来说，这样的定位具有打消其疑虑的现实针对性。如此我们也才可以理解“和谐世界”和“和平发展”的理念为什么具有如此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什么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美国等西方主流社会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反响。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中国作为推动当今世界不合理国际秩序的变革的因素，才可能同时有力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为此，中国将做出不懈的努力。这一努力所展示出的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也必将进一步赢得世界的尊重。
六、小结：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核心要素的提炼
上述特征是当代中国对于自身发展“历史方位”的自我审视与慎重选择，因此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一般性概括的核心要素：
——一个改革创新、对外开放的转型时期的中国；
——一个稳定发展、渐进复兴的中国；
——一个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中国；
——一个致力于文明交融、和谐共处的中国；
——一个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与负责任的中国。
当然，一般性概括并不是国家形象定位研究的全部。
国家形象定位研究是多向度的。一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历史方位”，因而其国家形象具有不同的特征。一国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他国，或者在同一国家的不同认识群体中，它所希望建构和传播的国家形象，或者它需要回应的别国“他形象”也大不相同。
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世界和日趋多样化的时代，国家丰富多彩的客观存在固然可以在“历史方位”的一般性概括下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合乎情理的联想、合乎现实的评判、合乎发展的甄别；但这样的解释、联想、评判、甄别并不能代替客观存在的多样性本身。
至于国家形象的最后形成和传播，更不可能简单地来自于有关国家对于“历史方位”的一般性表述，而是来自于国家客观存在中的生动的表象、丰富的细节以及个性化的标识。特别是在若干核心问题上的形象定位，与整体的国家形象的定位有着逻辑上的关联，甚至直接影响、决定他国对一国国家形象定位（“我形象”）的认同，或者是有别于一国“我形象”的“他形象”的形成。
因此，在当代中国，在一般性概括的总体语境下，对于一系列核心问题给予真诚的回应，而且是以国际社会更熟悉的方式阐述中国的意见和立场，考验着中国国家形象建构者的政治抉择和传播艺术，也将使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研究进入更广阔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