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红柿喷花喷雾器:十六国春秋（匈奴汉国、前赵、后赵）

此时已是“八王之乱”的白热化阶段，手握重兵的中原诸州都督已经杀红了眼。近年来中原战争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庞大，死伤之惨重，几乎就是东汉末年北方乱世的重演。战火波及朝野上下，连晋惠帝本人也不能幸免，他数次亲临战场，并且负伤流血。

到了本年，战争进一步升级。

先是上年年中，都督关中雍、秦两州军事的河间王司马颙联合都督冀、兖两州军事的成都王司马颖（注：此处是指河间王、成都王两人的实际势力范围，并非指他们的官衔。当时河间王官任“太尉”，成都王官任“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名义上他们都有指挥天下兵马的权力）、都督豫州军事的范阳王司马虓等，发兵数十万围攻洛阳，讨伐当时的执政者长沙王司马乂。

围城战一打就是半年，联军屡屡失利，就封锁洛阳围而不攻。熬到本年初，洛阳城内遍地是饿殍，部分禁军在绝望中反戈，囚禁长沙王，拥戴东海王司马越为主，献城投降。长沙王的结局是用火慢慢烤死。

长沙王既死，成都王变为新的执政者，不过他并未坐镇洛阳，而是回到老巢邺城遥控朝政。这就给政敌提供了可趁之机，长沙王的故将上官巳等人在洛阳四处活动，他们联合对成都王心怀不满的禁军将领，再次拥戴东海王司马越为主，要进攻邺城，讨伐成都王。

于是到了本年七月，就发生了轰动天下的晋惠帝御驾亲征。晋惠帝这个傀儡再次被牵线上台，东海王以他的名义宣布成都王司马颖是社稷之敌，呼吁天下共击之。

洛阳禁军架起惠帝就向邺城杀了过去。一路上，东海王不断吸纳地方上的游兵散卒，竟也凑起了一起十余万人的大军，不过这支军队光有数量没有质量，充其量只是声势浩大的乌合之众而已。

亲征的军队在邺城以南几十里处的荡阴遭遇成都王的五万大军，战斗呈一边倒的态势，成都王的军队刚发起冲锋，对面十余万大军立刻做鸟兽散，连东海王本人也撂下皇帝自己逃命去了。晋惠帝被遗弃在战场上，身上挨了三箭，脸上也挂了彩，做了弟弟成都王的俘虏。

成都王将惠帝带进邺城，迫使惠帝改元为“建武”。成都王之前被立为皇太弟，惠帝亲征之时褫夺了他的皇嗣地位，此时他再次让惠帝册立自己为嗣君。

成都王一向是有野心的，此刻他己经按捺不住，要篡位做皇帝了。为了树立威信，提醒朝臣要识时务，成都王杀掉了曾经违忤过自己的族叔东安王司马繇，然后他又在邺城南效祭祀上天，这算是与上天还有司马家的祖宗打招呼，表示他要举行禅让了。

成都王最终没能做成皇帝，因为没过几天，幽州都督王浚的军队就打到了家门口。  幽州都督王浚与成都王积怨已久，两人交恶可以追溯到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愍怀太子司马遹之死。
        愍怀太子司马遹是晋惠帝的独子，也是晋武帝隔代钦点的皇位继承人，不过当时的朝政大权掌握在惠帝皇后贾南风的手中。贾皇后一直将司马遹视为眼中钉，后来终于逮到机会将其废黜，并于永康元年三月派人将司马遹杀死。王浚就是参与杀害司马遹的元凶之一。
        司马遹死后不久，贾皇后垮台，贾氏党羽遭到清算。彼时王浚已经被任命为宁朔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远遁幽州蓟城，清算者在洛阳鞭长莫及，被他逃过一劫。
        不过成都王还惦记着王浚的罪行。成都王与司马遹虽是叔侄关系，却是同年，幼年又共同在西宫生长，两人感情不错。在贾皇后与司马遹的争斗中，成都王旗帜鲜明地站在侄儿这一边，并且因此遭到过贾氏的打压。
        贾皇后垮台时，成都王羽翼尚未丰满，所以无法对王浚实施惩戒，只能把账默默记在心里。
        而仅仅一年之后，王浚再一次刺激了成都王的神经。永宁元年（公元301年），赵王司马伦篡夺了惠帝的皇位。作为惠帝的弟弟，成都王随即发兵勤王，同时传檄天下，要求诸镇都督响应。王浚却首鼠两端，摆出坐山观虎斗的架势，拥兵自重的心态暴露无遗。成都王当时就有冲动要攻打幽州，但是此后中原一直多事，没顾得上。
        如此又过了三年。到了本年初，成都王与河间王联手攻克洛阳杀死了长沙王，又有风声传来，说王浚暗地里替长沙王鸣不平。
        成都王再一次被激怒了。
        此时成都王的声威达到了顶峰，按照他与河间王私下的协定，他即将被拥立为皇帝。成都王不再容忍王浚，打算新账旧账一次结清，他派遣心腹和演去蓟城担任幽州刺史，暗中嘱咐和演找机会除去王浚，统领幽州兵。不料和演机事不密，到蓟城后刺杀未遂，反被王浚消灭。
        如此一来，王浚与成都王就势不两立了，恰在此时惠帝传檄天下，要亲征成都王，王浚立刻就发兵响应。当时一同响应的还有东海王的弟弟，并州都督东嬴公司马腾，王浚与东嬴公结成联盟，从幽州、并州两个方向进攻邺城。
        这两支军队刚刚出发，荡阴之役就打完了，声势浩大的御驾亲征落了个灰头土脸，连惠帝本人都成为俘虏。不过王浚与东嬴公并没有就此收兵，他们命令军队继续向前推进。
        幽、并两州的军队久驻边陲，远非洛阳那支七拼八凑而成的杂脾军所能比拟，其中特别是王浚的骑兵部队，由骁勇凶悍的鲜卑人与乌桓人组成，具有惊人战斗力，所以王浚与东嬴公底气很足，丝毫不受荡阴之役失利的影响。而成都王一方则因为野心暴露，失去政治上的号召力，还因为无故杀害东安王司马繇，导致邺城内人人自危离心离德，实力大为削弱。
        王浚军队所向披靡，摧枯拉朽一般，直杀入成都王的势力范围。他推进的速度实在太快，当成都王得知和演刺杀失败，王浚发兵进攻自己的时候，幽州的鲜卑铁骑已经打败冀州刺史李毅，打通冀州直逼邺城了。
        成都王得到战报大吃一惊，勿忙派遣北中郎将王斌去狙击鲜卑铁骑，又派出右将军石超作为王斌的后援阻挡王浚，同时，成都王派出了王粹去邀击东嬴公。即使派出了三支军队，成都王依然无法感到安全，他的担忧形于颜色，方寸大乱。（以上详情请见拙作《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方寸一乱成都王就出了昏招，一不小心，助长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乱世。  二、徙戎还是绥靖？
        当时在东嬴公司马腾的辖区并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境内，散居着大量匈奴人，数目不下于五十万。所谓成都王的昏招就是向这些匈奴借兵，在东嬴公的腹心之处捅把刀子。
        （如果将史书中“落”视同“户”，再按“一户五口”的方法计算，大致可得人口数。我偷个懒，直接采用了朱大渭教授的数据，他的考证结果是，十六国北朝时期总共有八十五万六千匈奴融入汉族，减去北朝归附的十七万，余六十八万六千，其中绝大部分居住于并州）
        中原汉人向异族借兵并不是新鲜事。早在东汉时期，东汉王朝就曾多次向匈奴借兵攻打羌人，汉末的袁绍、曹操也都曾将乌桓骑兵编入过自己的军队。
        从这个角度出发，成都王向匈奴借兵只是遵循传统，当时引外族干涉中原事务的始作俑者也并非成都王，而是幽州都督王浚，他的麾下主力并非汉人，而是鲜卑与乌桓族的骑兵。
        既然如此，为何偏偏是成都王承担骂名呢？
        原因在于今夕不比往日，形势不同了。东汉王朝指使匈奴，袁、曹指使乌桓，并不是因为他们没兵可使，指望匈奴乌桓救命，恰恰相反，当时中原军事鼎盛，匈奴、乌桓只充当偏师，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东汉皇帝、袁绍曹操与匈奴、乌桓是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双方实力悬殊，匈奴、乌桓不敢有异心，只能臣服，为汉人奔走卖命以求得到恩赏。
        王浚抵达幽州的时候，西晋王朝还只腐烂在内部，没有外露到表面，王浚借着余威，恩威并施，依然可以使鲜卑俯首听命。
        成都王就不同了，他在濒临绝境时将匈奴当做救命稻草来抓，却没有任何手段来制约匈奴。如此一来，借兵就会有开门揖盗的危险。
       
        在成都王之前，并州的匈奴总体而言还是十分驯服的。这些匈奴都是亡国之余，他们是两汉以来在历次匈奴的内部政治斗争中失利的流亡者后裔。
        匈奴崛起于秦汉之交，极盛之时，东起外兴安岭西至西域，南起河套平原北至贝加尔湖，如此广袤的疆域任由匈奴人驰骋，西方、北方各民族全部臣服于匈奴铁蹄之下。
        但是匈奴在向南扩张时，遭遇了由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一个认为“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另一个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胡者，天之骄子”，谁也不服谁，那就少不得要兵戎相见，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打就是三百年，汉人惨胜。
        在汉人的军事行动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之下，匈奴内部多次分裂，于是不断有匈奴向南迁徙，臣服于中原王朝，寻求庇护。
        匈奴第一次重大分裂发生在西汉宣帝年间。匈奴内部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在内战中失败的呼韩邪单于举部南迁，向汉称臣，居住于并州北部。匈奴于是分为南北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权，南匈奴依附于汉朝，北匈奴继续与汉朝为敌。
        在汉朝的庇护下，南匈奴逐渐恢复元气，重新占领漠北王庭；北匈奴则在汉朝的打击下不断萎缩，到后来退居西域，再也无力骚扰汉朝边境。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三千里奔袭，斩杀北匈奴郅支单于，留下一句豪言供今天的某些人意淫：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第二次分裂发生在东汉初光武帝年间。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日逐王比在斗争中失利，就效仿他祖父当年，率部归附汉朝。日逐王比为了表示对汉朝的忠诚，还继承了“呼韩邪单于”的称号，他就是历史上第二个“呼韩邪单于”，匈奴也再次形成南、北匈奴对立的局面。
        南匈奴依然被安置在并州，汉朝廷依然是扶持南匈奴打击北匈奴。百年前的历史又重演了一遍，北匈奴被汉朝打击得无法在故土生存，被迫向西迁徙，从此北匈奴在中国史书上基本消失，他们转换了一个舞台，将中亚、西亚、欧洲搅了个天翻地覆。
        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却没有能够实现复兴，百年前曾被匈奴打败的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与乌桓两族迅速崛起，占据了匈奴故土。南匈奴的活动区域依然只有河套地区，他们将匈奴的王庭迁到了并州太原郡的左国城，断绝了回归故土的希望。
        到了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南匈奴趁机占据并州全境，并且南下一直骚扰到黄河北岸。建安年间曹操平定北方，认为南匈奴的存在是个隐患，所以他扣留了南匈奴呼厨泉单于，将南匈奴分解成五部，挑选各部贵族为部帅，又派汉人做司马进行监督，南匈奴政权名存实亡，后来呼厨泉单于病死于中原，南匈奴就此亡了国。  所以到了晋朝，时盘踞并州的匈奴只是昔日强盛的匈奴帝国被切割、切割、再切割之后的残余，力量已经十分孱弱。
        如何对待这支残余势力，汉人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主张将他们尽数驱逐出中原，论者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野蛮落后不知礼教并且居心叵测的戎狄潜伏在肘腋之下，迟早是个祸害，必须赶走以绝后患。
        早在曹魏时期，邓艾就曾建议司马师有计划地将那些与汉人杂居的羌人、胡人迁徙出境。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到了晋武帝太康年间，侍御史郭钦再次建议迁徙匈奴以及其他异族，他向晋武帝描述了异族失控的可怕后果：“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郭钦建议晋武帝趁着平定吴国统一天下的余威，出重兵驻扎到北方诸郡，分批驱逐诸郡的杂胡，加强胡人向内迁徙的管理。赦免平阳以北的死刑犯，改为流放，同时迁徙汉人四万家，用以填补胡人离开后的空白，增加北方诸郡的汉人比例。
        晋武帝并没有采纳郭钦的意见，此后有匈奴从塞外赶来归附，晋武帝仍然把他们安置在北方诸郡。
        到了晋惠帝元康年间，关中爆发由氐人齐万年领导的叛乱，关中氐、羌、匈奴都参与了叛乱。这次叛乱破坏力巨大，元康九年叛乱平定之后，许多人都看出来解决民族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在这个背景之下，时任山阴县令的江统写出了著名的《徙戎论》。
        《徙戎论》是主要针对关中羌、氐的，顺带也提到了匈奴。江统说：“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江统建议趁着平定关中的兵威，将关中的羌、氐等异族驱逐出中原，然后再对并州的匈奴也如法炮制一番，以杜绝胡人乱华的可能。
        但是与十多年前的郭钦一样，江统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不采纳徙戎建议的当朝权贵自然代表着另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视为绥靖政策，对异族以安抚为主，进行有限度的羁縻。
       
        用今天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这两种政策，郭钦、江统显得很不正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想法太狭隘，而且用驱逐隔离来解决民族问题是落后并且不人道的。
        不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伦理。用发源于四五百年前，在最近两三百年才成为主流的人文思想去约束一千七百年前的古人，就像在坐着磁悬浮嘲笑千里马徒有虚名，是一件很无聊的事。
        如果今日依然有人煸动仇恨，倡导要以武力解决民族纠纷，这人不是蠢货就是混蛋。当今社会已经在技术上解决了人类生存的问题，各族和平共处是有物质保障的，今日的民族矛盾大多关乎野心、政治权力、文化分歧与前代恩怨，这与古代的民族矛盾性质截然不同。
        古代物质极端匮乏，草原上各游牧民族发生战争，是为了争水草，好延续本族人的生命，中原在一大统王朝建立之前，各国交战是为了争土地，好养活更多的同胞。匈奴与汉人交恶，起因就在于争夺河套平原的丰腴土地。
        在当时，土地意味着粮食，粮食意味着生存，异族人夺走我们的土地，就是在剥夺我们的生存权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八个字虽然是由中原士人写出来的，但表达的却是当时各族一致的心声，对于汉人而言，胡人都是心腹大患，但是在胡人眼里，汉人何尝不是狰狞的恶魔？每到中原王朝的鼎盛时期，汉人的天子要求“八方进贡，万国来朝”，汉人的军队驰骋大漠，屠灭他们的家园，颠覆他们的国家，迫使他们匍匐臣服，然后又派来官吏做太上皇。这些官吏十有八九不是好货色，一方面看不起异族人，根本不把他们当子民看待，另一方面死命搜刮，敲骨吸髓，及至贩卖人口。把大量仇恨的种子播种在地，想让它不发芽，岂可得乎？
        就如僧多粥少的故事，要在有限的土地上共存，却无法催产更多的生存物质，那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竞争，兵强马壮者存活，羸弱力衰者沉溺于历史的河底。这在当时是个打不开的死结，冤怨相报了无宁日，唯有一声叹息。    抛开价值判断不论，再来判断这两种政策的实用性。因为预知了“五胡乱华”的惨烈局面，许多后人都以郭钦、江统的观点为优，晋武帝的作法为劣。历代有不少人责怪晋武帝、晋惠帝不能察纳雅言，姑息养奸，顺便又追溯历史，责怪汉光武帝、魏武帝等人不能后算数百年，引狼入室遗祸子孙。
        但事实上这是无法用优劣两个字简单下定论的。民族政策讲究审时度势，肯定不可以教条死板地执行。后人议论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倘若复杂多变的民族问题可以用隔离政策一刀斩断，简单解决，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民族纠纷了。
        外族内迁并不是从西晋才开始的，入迁的民族也不仅仅是匈奴一个。早在西汉中期，汉武帝南征东越、闽越，先后将两越举族迁徙到江、淮之间，后来这两个民族就消失了。到了东汉初年，汉光武帝觉得天下初定，百姓需要休养生息，不愿意多动兵戈，于是听任南匈奴迁徙入塞。对匈奴如此，对于桀骜不驯的羌人、氐人，东汉政府则采取一种强制迁徙的政策，每每有羌人不服管束发动叛乱，东汉政府就先派兵镇压，然后将叛乱的种族强制迁徙到关中，孤立于汉人的包围之中。这个迁徙政策对于削弱羌人是否有效姑且不论，但是纵观整个东汉，内迁的羌人都是十分驯服的。
        到了三国时期，韩遂、马超凭借羌人势力称雄关中，后来被魏武帝打败。魏武帝生怕陇上的羌人、氐人会被蜀汉所用，于是将这些异族大举迁徙关中。到了这个时候，散居关中的异族人总数已经十分庞大，汉人在数量上的优势已经不再十分明显，可是，纵观整个曹魏时期，这些异族人始终十分驯服，即使有蜀汉的不断进攻，关中也始终被牢牢掌控在洛阳中枢之手。
        完全可以预料，如果这种驯服姿态继续保持下去，终有一日那些匈奴、羌族、氐族就会与先前的东越、闽越一样，被无孔不入的华夏文明同化，成为一名汉族人。
        可惜，这种和平的演变方式到了西晋就无法持续下去了。那么，同样是绥靖政策，汉光武帝做得，魏武帝做得，晋武帝依样画葫芦，为什么就坏事了呢？
       
        原因不是异族人到了晋朝就进化得更加凶悍，而是比起诸位前辈，晋武帝实在太差劲，西晋之亡，实亡于晋武帝。
        就以关中局势为例，剖析一下司马炎这个皇帝有多么不称职。   关中是天下第一形胜之地，晋武帝因此定下“石函之制”，约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这倒没什么可非议的地方，虽说什么皇帝家天下，百姓全是子民，只是嘴上好听，历朝历代哪个皇帝不把老百姓当贼防着？晋武帝只信任本家同姓，只派宗室担任关中都督，这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关中又是胡汉各族混居的多事之地，必须选用治境安边的能臣，司马家偏偏只量产窝囊废。被派去镇守关中的都是晋武帝的亲叔父，先是五叔司马亮，后是九叔司马伦、八叔司马肜、七叔司马骏，全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关中都督既然只能任人唯亲，那么关中各州刺史的任命就显得尤其重要。晋朝的刺史不仅管民政，还掌管着一州军事，刺史的优劣直接关系一州太平，人任自然要慎之又慎，可是晋武帝不会用人。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晋武帝割雍、凉、梁三州的一部分设立秦州，任命胡烈为首任秦州刺史。胡烈是雍州安定人，他的父亲胡遵、兄长胡奋、胡广都是武将，胡烈本人也是武将，曾随钟会入蜀立有战功。胡烈人如其名，刚烈有余谋略不足。这道任命刚刚颁布，大司马陈骞就劝晋武帝三思，说：“胡烈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不是安定边疆的人才，恐怕会成为国家的耻辱。请陛下三思。”
        晋武帝不听，结果第二年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就在秦州造反，杀掉了胡烈。
        当时都督关中军事的是司马亮。司马亮既然是皇帝的亲叔父，不怕侄子对他翻脸，自然就不用担心丢官丢富贵，自然也用不着太过勤于职守。得知辖区发生叛乱，司马亮慌忙派出军队去镇压，可他也是个不能知人、不能御下的人，由他派出去的将领走到半路，听说叛军势大，逗留不敢向前。战报传到洛阳，晋武帝一看亲叔父如此不争气，脸上挂不住，就将司马亮免了官调回洛阳，没隔几天又任命他为抚军将军，都督南方军事去了。
        接替胡烈继任秦州刺史的是杜预，杜预虽然不姓司马，但他的妻子高陆公主是晋武帝的姑妈，杜预即是晋武帝的姑父。
        派出了杜预，晋武帝思来想去，宗室里找不出人有能力去担任都督，外戚里面除了杜预，还有个羊祜可委以重任，可惜当时羊祜正在荆州与吴国的陆抗对峙，脱不开身。最后晋武帝派出了并非宗室也并非外戚的石鉴。
        石鉴并非无能之辈，早在曹魏末年，他就担任过护匈奴中郎将镇守并州，是有经验的老臣。但是晋武帝太健忘了，石鉴与杜预是不能放在一块儿共事的，他俩是结过仇的死对头。如果说这事许晋武帝并不知情，那么不久之前，时任司隶校尉的石鉴参劾时任河南尹的杜预，害杜预丢了官，他总该还记得吧，这还没过多久，他就任命石鉴为安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又让杜预除了秦州刺史，还兼任安西将军司马，给石鉴打下手，这算怎么一回事嘛。
        果然，石鉴与杜预一到任上马上又掐了起来。石鉴说，兵贵神速赶快出兵，杜预则说，如今胡人兵强马肥，我方孤军深入那是冒险，不如先运足粮草，等冬春之际水草干枯，胡人没了粮草，再发动攻势也不迟。
        石鉴一听怒了，心想你这个安西司马竟然敢违抗我这个安西将军的军令，当即一道奏书送到洛阳，参劾杜预不做正事，先给城门与官舍搞装修，贻误军用物资的调拨。晋武帝闻讯大怒，派御史带着槛车去将杜预押解回京，杜预就这样再次丢了官。不久之后，石鉴也因为以败为胜谎报军功而免职获罪。
        在此之后接任关中都督是司马骏，这时晋武帝已经有点心灰意冷，甚至在朝堂上讨论起该不该放弃秦州以西的土地。秃发树机能纵横陇右近十年，十几万地方军队对他束手无策。
        最后平定叛乱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禁军将领马隆毛遂自荐，他招募了一支三千五百人的军队深入陇右，只用半年时间就斩杀了秃发树机能。
        十年对半年，十几万对三千，这两组相差悬殊的数字除了证明马隆确实是名良将，也暴露了西晋地方军队的惊人低劣，将帅的惊人无能。将帅无能自然要怪晋武帝用人不明，而地方军队战斗力如此低下，明显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秦凉发生叛乱后，晋武帝一度很不解，他问臣子，百姓放着太平日子不过，非要造反，这是为什么呢？
        有个叫阮种的书生回答，发生叛乱那是理所当然的。曹魏以来，各异族纷纷归附，很少再发生侵扰行为，边境太平久了，边防军队就变得懈怠，边塞设施长年失修，百姓也对这些邻居失去警惕，而地方官吏不改恶习，习惯性扰民，中央派去的都督刺史又缺乏统御的才能，对待异族要么欺诈凌辱，要么敲骨吸髓，要么妄加杀戮。各异族犹如悍马，对他们不加羁縻却又不停地鞭笞，他们怎么可能不造反？
        另外还有曾经做过邓艾军司马的段灼也抗议晋武帝封赏不公，歧视地方军队。他说，当年讨伐蜀汉，朝廷在凉州招募羌族健儿，许诺必有重报。但是在应募入伍的五千凉州士兵立下一等战功之后，朝廷却又颁布了一道“乙亥诏书”，地方军队的军功不与中央禁军同等对待。地方军队中唯有金城太守杨欣部下三十人，以攻克江由城的功绩受到封赏，其余无一人受封，而与此同时，却有众多只立下等军功的禁军将士被封为侯爵。一方面是功高不赏，另一方面是微功滥赏，如此不公平，未免令将士们寒心。
        作为受到歧视的二等公民，地方军队如此不中用，自然也在意料之中了。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这种美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马隆平定秃发树机能之后，就以武威太守兼任护东羌校尉的身份留守关中，最后病死在任上。马隆镇守关中的十余年，关中无事，但到了惠帝元康年间马隆病死，历史马上重演，关中再次大乱。关中只是王朝西部边陲，北部并州有匈奴，东北幽州、平州有鲜卑、乌桓，这两个地区的情况与关中大同小异，只是绥靖政策在这两个地区发挥了作用，暂时没出大乱。
        不过，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个王朝已经开始全面腐烂，迟早都会露骨。郭钦在太康年间建议晋武帝徙戎，实际就是预料到有来日大难，所以要曲突徙薪。既然无法指望顽症立愈，恢复强壮体格，那只好寄希望于隔离隐患。
        这番先见之明是在对牛弹琴，晋武帝连传位给白痴太子这种蠢事都要力排万难百死不回地做出来，还能对他有什么指望？倘若晋武帝是个合格的皇帝，他就应当改革积弊整顿朝纲，把国家治理得朝气蓬勃，这才是釜底抽薪的上策，又何必要搞隔离异族这种扬汤止沸的下策？
        等时局继续败坏，到了元康末年江统写《徙戎论》的时候，已是想亡羊补牢，可惜为时太晚。当时关中已乱，流民已经四处蔓延，而洛阳又开始闹“八王之乱”。中原大战在即，汉族百姓都活不下去要造反，何况异族人呢？
        可见，徙戎也好绥靖也好，都不是戎狄之乱的原因，关键在于中原王朝的国力兴衰。秦朝远逐匈奴七百里，胡人不敢南下牧马，更不敢弯弓而报怨；东汉收容各异族入塞，也并没有导致中原大乱。
        孱弱如西晋，无论是绥靖还是徙戎，都拉不住在亡国之路奔驰的大马车。
        三、池鱼归故渊
        托绥靖政策之福，匈奴人刘渊登上了中原政治的舞台。
        刘渊，字元海，祖父是于扶罗单于，即末代单于呼厨泉的兄长，也是南匈奴的倒数第二个单于。匈奴自从被分为五部之后大多取了汉人的姓名，其中王室成员自称祖上曾与两汉王室结为兄弟，因此就随祖先的义兄，改姓为刘。刘渊出生于曹魏嘉平（公元249年——公元254年）年间，十五岁左右离开家乡并州，来到洛阳做了人质。
        按说匈奴单于子嗣并非只有一个，为何偏偏轮到刘渊做人质？那是因为刘渊的父亲刘豹太能干，让人不放心。
        魏武帝将匈奴分为五部是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该年七月，呼厨泉单于到中原朝觐，魏武帝趁机将其扣留在邺城做了人质，然后又分匈奴为五部，挑选各部贵族为部帅。随行的匈奴右贤王去卑被放归并州，担任监国，刘豹当时被任命为左部帅。
        三十年过去了，到了嘉平年间，呼厨泉单于与监国去卑都已死去，刘豹迅速崛起，重新将五部合并为一。刘豹因此引起了当时的执政者司马师的猜忌，于是有邓艾献计分化匈奴内部，将匈奴再次一分为三，分别任命刘豹部落内部的叛胡与去卑的儿子为另外两部的部帅。
        又过了几年，到了司马昭执政期间，匈奴再次被分为五部，迁徙到不同的县居住：左部匈奴居住于兹氏县；右部匈奴居住于祁县；南部匈奴居住于蒲子县；北部匈奴居住于新兴县；中部匈奴居住于大陵县。
        同时，司马氏再次要求刘豹表达忠心。按照惯例，地方势力表达忠心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派至亲做人质，后来晋朝的地方都督出镇一方，都要派出家人搬到洛阳去居住。当时塞外的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力微给刘豹做出了榜样，他派儿子沙漠汗到洛阳做了质子。
        刘豹有样学样，年未弱冠的刘渊搬家到了洛阳。
       
        当时匈奴已经汉化很深。做为匈奴后裔，刘渊秉承祖先弓马便利的传统，“猿臂善射，膂力过人”，但在文化方面，刘渊从小接受的是典型汉人子弟的教育，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在志向方面，刘渊也远离他的匈奴祖先，偏向于汉族士人。《晋书.刘元海载记》里记叙了刘渊早年与同学的一番对话，刘渊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言下之意是他说看不起随何、陆贾这样的文弱书生，也看不起绛侯周勃、灌婴这样的咄咄武夫，自己不仅要封万户侯，还要宣扬文教，立言万世。这显然不是一个匈奴王孙的思想境界，而是一个中原士人的思维方式，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
        在汉武帝时期曾有匈奴人金日磾，以俘虏的身份在汉宫廷养马，后来被汉武帝赏识，与霍光一起成为顾命大臣辅佐汉昭帝。刘渊熟读《汉书》，自然也知道金日磾其人其事。
        既然怀有远志，年轻的刘渊想必不会排斥到洛阳去。金马门外群贤聚，铜驼陌上少年集，洛阳天子脚下首善之地，荟萃全国精华，无数人为了求学求仕自费做“京漂”，何况刘渊还是个公费。
        而当时朝政形势也对刘渊有利。匈奴刘家从刘豹时候起就与太原王氏结下了交情，太原王氏的王昶、王浑、王济祖孙三代都对刘渊赞不绝口。太原王氏是西晋一等一的高门大族，王浑位高权重，手握重兵，王济则是晋武帝的女婿，深受皇帝宠信。朝中无人莫做官，刘渊文武双全，朝中又有靠山，出将入相封侯万里似乎并不只是美好的幻想。
        不过现实是残酷的，刘渊很快就看清了，自己本质上只是一个衣着光鲜的囚徒而已。原因并非王浑、王济父子不帮忙，而是自己出身不好。
       
        早在泰始初年，王浑就多次在晋武帝面前推荐刘渊。次数多了，晋武帝被勾起好奇心，召来刘渊谈心，发现果然是个人才。事后晋武帝对王济说：“刘元海仪表不凡，见识过人，古代的由余与金日磾也不过如此啊。”
        把刘渊比作史上有名的贤良由余与金日磾，说明晋武帝已存有起用刘渊之心。王济趁热打铁，推荐刘渊到江淮带兵打东吴，立军功。
        晋武帝连头称善，眼看这事就要成了。一旁的孔恂、杨珧泼来一盆冷水，说刘渊这人确实是个人才，但是这么一个人才应该如何使用？兵权给小了，不足以成事，兵权给大了，恐怕他平定东吴之后就不愿意做晋朝的臣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陛下请三思，将长江天险交给一个外族人，是否妥当？
        晋武帝的耳根一向都很软，一听这话觉得也有道理，于是默然不语，于是这事就没了下文，于是刘渊继续沉寂。
        到了泰始末年，机会又来了。关陇爆发秃发树机能叛乱，占据凉州，官军屡战屡败，晋武帝很担心，让群臣商议对策。
        晋朝的臣子不争气，当时竟然有人说凉州偏僻贫瘠，多用兵划不来，不如放弃算了。这时并州上党郡的李憙提议招募义军，甚至可以派遣匈奴，可以任命刘渊为将军，率领匈奴五部西进，叛乱可以指期而定。
        但是孔恂再次表示反对，他叹口气说：“李公的建议可不是戡乱的良方。”
        李憙勃然大怒。中原王朝向异族借兵是有传统的，东汉就曾多次与南匈奴联合出兵攻打羌族，曹魏更是真接将乌桓骑兵编入军队，因循传统，何错之有？他反问道：“以匈奴的强悍，以刘渊的通晓兵事，以陛下的天威，还怕对付不了秃发树机能！”
        孔恂则认为李憙这人老糊涂了，此一时彼一时也，以前行得通的事，如今未必可行。，他说：“刘渊如果真的平定了凉州，除去了树机能，恐怕那才是灾难的开始。所谓‘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
        面对这相反的意见，晋武帝再次不知所从了。这次商议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兵，不借了，凉州，不努力也不放弃，一切听天由命，刘渊也再次与建功立业的机会失之交臂。
 连碰两回壁，群臣此后都很识相，不再贸然举荐。
        刘渊就在洛阳蹉跎岁月。春去秋来，秋去又春回，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仕途依然一无进展。别的“京漂”如果心灰意冷，还可以黯然回乡，唯独刘渊不行，谁让你是个人质呢？
        刘渊因此进退维谷，痛苦不堪。青州东莱人王弥当时也是个“京漂”，同病相怜宜为友，两人结成了好朋友。王弥漂了几年之后认清形势，决定回家乡发展，刘渊给他饯行，满腹委屈憋不住，对着王弥痛哭流涕，说：“王浑、李憙二位大人以乡曲见知，多次为我举荐，不料馋言因此而起。我本没有进仕之心，这是足下知道的，二位大人的举荐非我所愿，只会给我带来灾祸。恐怕我将死在洛阳，今日与你永别。”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王弥也是眼泪哗啦啦的，两人长嘘短叹，都喝高了。喝高了的刘渊“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
        一时尽性，结果惹来了杀身之祸。当时晋武帝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就在附近，看到这边热闹就派人过来查看，把刘渊的满腹怨言都听了去。齐王回到宫里，就对晋武帝说：“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长久安宁。”
        幸亏王浑当时在晋武帝身边。刘渊不能做官已经够让他不好意思了，如果刘渊客死洛阳，叫王浑以何面目回对家乡故老？王浑当即拍胸脯替刘渊做担保，说他是个忠厚之人，不该杀也杀不得，晋武帝要招揽异族归附，必须以德以信，怎能因为这毫无根据的猜疑杀掉质子？
        晋武帝虽然平庸，但有个优点就是为人宽厚，他听从王浑，放过刘渊一马。这一念之仁，历史就悄悄拐上了另一条轨道，后人读史至此，总会忍不住可惜，但如果就事论事，晋武帝此处的仁慈并无不妥。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乱世的“青萍”不在匈奴，而在萧墙之内也。
       
        如此又是数年，直到刘豹病死，刘渊才得以回到并州，他承袭父职，成为匈奴左部帅。这件事说明，从头到尾晋朝统治者都只是把刘渊看作一个人质，一个颇有文化素养的蛮夷。
        刘渊担任左部帅十几年，据说他“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因此颇有政声，匈奴五部的俊杰全都前来归附，甚至幽、冀两州的名儒也不远千里跑来与他结交。
        由于匈奴对晋朝廷一贯表现得十分驯服，因此到了太康末年，晋武帝自知时日不久，在安排后事的时候，任命刘渊为北部都尉。“都尉”一职原称“司马”，职责是监督匈奴部落动向，按魏晋惯例一向由汉人充任，此时晋武帝放开禁忌，寄希望于匈奴自律，这是一大失策。除了刘渊，还有刘渊的从祖刘宣也曾担任北部都尉，日后刘渊的儿子刘聪则被任命为右部都尉，对于晋朝廷而言，这些人事任命无异于倒持太阿。
        而晋武帝错了第一步，其后的当权者跟着继续错。晋武帝死后杨骏辅政，杨骏德薄望浅，要以官爵收买人心。如果只收买汉人倒也罢了，杨骏这个老糊涂连匈奴人的人心也要收买，他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这实际上就是授权刘渊职掌匈奴五部。当年刘豹就是因为合并五部势力太大，才会被猜忌，被分割势力，杨骏倒好，他反而帮助刘渊重新成为事实上的匈奴单于。
        幸好当时晋朝廷中还有明白人对匈奴存有戒心，晋惠帝元康末年，有匈奴人叛逃出塞，执政的张华等人趁机以失察的罪名免去刘渊一切官职。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成都王司马颖出镇邺城，觉得刘渊留在并州是个祸害，就把他召到邺城，表面上让朝廷任命刘渊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实际上把他控制在邺城，形同软禁。
不久之后，“八王之乱”越演越炽，刘渊的儿子刘聪担心父亲会有不测，也来到邺城，父子二人都成为人质，成都王想凭此二人遥控匈奴。
  随着中原日渐混乱，晋朝廷日愈孱弱，原本臣服的各异族先后萌发野心蠢蠢欲动，强国之余的匈奴也没例外。刘渊虽不在并州，但是有左贤王刘宣积极奔走，筹备复国之举。
        刘宣是辈分奇高的匈奴耆老，据说是于扶罗单于的兄弟辈，也就是刘渊的从祖。刘宣的汉化程度也很深，“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据说他“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叹息说：“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磾也。”既然自比金日磾，可见他与刘渊一样，也是个志向高远之人，治世可做能臣，乱世可为枭雄。
        刘宣也曾到洛阳觐见武帝，被赐予赤幛曲盖，在并州汉、匈奴两族都很有声望。眼看天下大乱，刘宣觉得复国的时机成熟了，于是秘密会晤匈奴贵族，说：“我们的祖先与汉王室结为兄弟，后来汉朝灭亡魏晋代兴，我匈奴单于空有名号，却不再有尺土疆域，至于我匈奴诸王侯贵族，更是与普通百姓没有两样。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我匈奴兴复旧邦的时机到了。左贤王刘渊姿器绝人，倘若苍天不是想复兴我匈奴，必定不会降生此人。”
        由王侯沦落为平民，这就是亡国之后全体匈奴贵族心中的痛，如今有希望恢复往日威权，当然没有人不同意。秘密会议的结果是众人共同推举刘渊为匈奴大单于，伺机起事。
        刘宣派出匈奴贵族呼延攸去邺城秘密会见刘渊。呼延攸的姊妹是刘渊的夫人，是刘渊可靠亲信，所以当呼延攸告之复国计划时，刘渊马上就心动了，归心似箭就想回并州。
        可当时成都王对刘渊父子还存着戒心，刘渊借口要还乡参与葬礼，被警觉的成都王识破，拒绝放还。刘渊无计可施，只好让呼延攸先回并州，传令刘宣先招集五部匈奴，等待机会。
       
        天助刘渊，机会马上就从天而降。
        刘渊父子一开始就介入了成都王的权力之争。公元304年七月，惠帝御驾亲征成都王，刘渊被成都王任命为辅国将军，督邺城北城军事，刘聪则被任命为右积弩将军，参前锋军事。惠帝兵败被俘，成都王论功行赏，升迁刘渊为冠军将军，加封为卢奴伯。
        到了八月，王浚与东嬴公攻打邺城，成都王兵败如山倒，方寸大乱，刘渊趁机对成都王说：“并州、幽州二镇放肆跋扈，拥众十余万进犯邺城，兵力如此强盛，恐非殿下的宿卫军与邺城士众所能抵御，请殿下派我回并州，我将召集五部匈奴，共赴国难。”
        成都王又惊又喜，一时不敢相信匈奴会发兵救援，他问：“五部匈奴真的会来么？即使能来，鲜卑、乌丸疾如风云，能抵挡得住么？”成都王这时缺乏自信，已经想到逃跑，他接着说，“我想奉乘舆返回洛阳，先避其锋芒，然后再传檄天下，召集义兵共讨逆军。你意下如何？”
        刘渊表示反对，说道：“殿下是武皇帝之子，又曾为王室立下大功，威名远播四海，天下人无不想为殿下卖命效力，殿下留在邺城岂会有难？王浚不过是个竖子，东嬴公是宗室疏族，这两人又岂能与殿下争衡？如果殿下离开邺城，那就是示弱于人，到时候军心动荡后有追兵，恐怕未必能够到达洛阳。即使能到达洛阳，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殿下又岂能继续掌握威权？到时候殿下传檄天下，又岂会有人奉这纸檄尺书？”
        晓以利害之后，刘渊把胸脯拍得梆梆响，说：“东胡人再勇悍，也比不过我们匈奴。请殿下放宽心，只管在邺城安抚士众，这两个逆贼交给我来处理。我将用二部匈奴摧毁东嬴公，再用余下三部匈奴直取王浚首级，胜利指日可待。”
        成都王病急乱投病，闻言大喜，当即任命刘渊为匈奴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注：丞相是指成都王）回并州招集匈奴五部赶来御敌。
        而刘渊这一走，就是纵虎归山，指望他继续替成都王效力？拜托，别幼稚了。
        四、匈奴建国
        刘渊回到并州，并没有回家乡新兴，而直接就去了西河国的左国城，那是匈奴复国计划的一部分，左国城是昔日匈奴的王庭。
        在左国城，刘宣等人正式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宣告匈奴复国。刘渊招兵买马，二旬之间，已筹集军队五万人，都城设在离石。

        这时成都王已经弃城逃跑，王浚的鲜卑军队正在邺城烧杀抢掠。内心虽然已经背弃成都王，不过刘渊还是摆出姿态要去救主，他嘲笑成都王：“司马颖不听我的话，溃败逃亡，真奴才也。不过有言在先，不可见死不救。”
        随后他命令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人率领步骑二万，做出讨伐鲜卑的样子。
        大军集合完毕却没有出发，因为刘渊在等人劝他收兵。
        当时匈奴已经汉化，他们已经不是逐水草而居、住在帐蓬里的游牧民族，他们与汉人一样，住进了固定的房屋，靠春耕秋收来获得粮食，家境富裕的匈奴开始学说汉语、穿汉人的衣服，模仿汉人的举止，匈奴中的贵族甚至开始读六经、通礼仪、学诗词歌赋。汉代了的匈奴面对粗犷原始的鲜卑人在军事上丝毫没有优势可言。《晋书．李矩传》里形容匈奴人一向惧怕鲜卑人，甚至到了远远看到鲜卑骑兵，就不战而走的地步。刘渊复国第一件事就要替晋朝人攻打鲜卑，匈奴人当然不会乐意。
        果然，这时刘宣等人就站出来了，他劝刘渊要分清敌我，说：“晋人无道，对待匈奴如同奴隶一般。如今司马氏自相残杀，可见老天爷已经背弃了他们，这正是匈奴复兴的好时机，可以恢复当年呼韩邪单于的伟业。鲜卑、乌丸可以成为匈奴的援军，怎么可以推向敌方阵营？”
        刘宣这是在胡扯，鲜卑、乌丸是不可能成为匈奴援军的，他们与匈奴结下的仇怨一点也不浅。匈奴强盛的时候没少欺负鲜卑，如今鲜卑兵强马壮了，也并没有给匈奴好脸色看，如今在漠北匈奴故土上纵横驰骋的就是鲜卑人。刘宣的真心话不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鲜卑人太强大，惹不起，汉人内乱有机可趁，我们还是打汉人好了。
        而刘宣说要恢复呼韩邪单于的功业，这更是不知所谓。当年呼韩邪单于始终只是汉朝皇帝的北部藩臣而已，如果匈奴只是想“复呼韩邪之业”，他们就应该离开繁华富庶的中原，挥师北上去打鲜卑，夺回祖先的土地，而不是向南进发，与汉人为难。
        刘渊立刻察觉刘宣的话是有漏洞的，于是他接过话柄，说：“你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们既然可以成为崇山峻岭，又何必要效仿低矮的土坡？帝王降世不拘一格，大禹是个西戎，周文王是个东夷，但他们都因为有德而得到上天授命。如今我有匈奴军队十余万，都可以一当十，擂着军鼓南下讨伐晋国就如摧枯拉朽一般，上可以一统天下，成就与汉高祖比肩的伟业，下不失割据北方，作魏武帝曹操。”
        从这番话可知，在刘渊眼里呼韩邪单于算是没出息的，他要做的是取代司马氏，成为一大统的帝王。这是有史以来，首次有异族人提出要做华夏大地的皇帝，这在当时是难以想像的。“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语出刘琨），在世人眼中，异族人可以为良将，可以为贤臣，至于帝王，则肯定出自中原汉人。
        所以刘渊一言既出四座皆惊，刘宣等人全都折服，赞叹说：“单于大志，非我等所及。” 虽然定下了一统天下的宏伟目标，但是刘渊知道，中原百姓不会认同一个匈奴来做他们的皇帝。出身问题不仅影响了他前半生的仕途，还会影响他后半生的帝途。
        那么怎么办？
        为了实现政治野心，只好对不起老祖宗了。刘渊说：“虽然我是天命所归，但是晋人未必认同。刘汉王朝曾统治天下四百年，深得人心，百年前昭烈皇帝刘备凭借人心所向，竟能崎岖于西蜀群山之中，凭一州之地与中原抗衡。我是汉王室的外甥，匈奴先祖又曾与汉朝皇帝约为兄弟，如今兄长亡了国，做弟弟要替他兴复汉室，我就是刘汉王室的传人。”
        于是刘渊定国号为“汉”，大肆标榜自己是汉王室后人。如果当时汉高祖刘邦与冒顿单于同时显灵，刘渊肯定背宗忘祖，直奔汉高祖而去了。
       
        刘宣等人请刘渊称帝，刘渊说：“当今天下未定，且可学高祖，先称汉王。”
        于是设坛在南郊祭天，刘渊发布诏书自称“汉王”，大赦境内，改元元熙。这份诏书令后人忍俊不禁，因为他腆然以汉室后裔自居冒认祖宗，开口闭口“我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帝”“世宗孝武皇帝”云云，对于匈奴祖先则不着一字。
        刘渊似乎忘记了，这些他要冒认的祖宗是他真正祖宗的世仇，曾杀得他真正祖宗亡国亡种，几乎灭绝。
        因为冒出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玄孙，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等人的神位消失了一百多年之后，又出现在人间的太庙里。刘渊太庙里供奉的刘姓皇帝是史上最全的，除了两汉的三祖五宗，连蜀汉的昭烈帝刘备与后主刘禅的神位也都在。刘禅客死他乡没有谥号，刘渊做主追谥他为“孝怀皇帝”。
        同时，刘渊又设置百官，册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匈奴诸贵族皆有封赏。

并州原本是东嬴公的势力范围，不过东嬴公并无统御之才，不得并州士人之心。前几年并州遭遇天灾，百姓饥馁，东嬴公竟指使军队抓捕胡人，贩卖到冀州、兖州换粮食。做恶做到这个份上，并州各异族提起东嬴公全都咬牙切齿。
        刘渊建国时，东嬴公正在进攻邺城的路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何况刘渊还是成都王的党羽。东嬴公当即撤回晋阳，去镇压刘渊。
        但是匈奴势大，东嬴公没有制胜的把握，于是他向并州北部的鲜卑拓跋部借兵。当时拓跋部分为三部，分别居住于幽并两州，东嬴公接触的那一部首领是拓跋猗戦，北魏建立之后他被追认为魏桓帝。
        拓跋猗戦率鲜卑骑兵十余万，与东嬴公夹击刘渊，大败匈奴于西河、上党两郡。这时邺城传来成都王战败逃亡的战报，东嬴公便与拓跋猗戦在汾河东岸结盟，遣还鲜卑军队。
        鲜卑人退却之后，东嬴公独立面对刘渊，则连遭败绩。当年十二月，东嬴公派将军聂玄讨伐刘渊，双方战于中部匈奴所在的大陵，聂玄大败而归；刘渊派养子刘曜进攻上党郡，占领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县邑。
        次年（公元305年）六月，刘渊进逼晋阳，东嬴公再次向拓跋猗戦借兵，拓跋猗戦派出轻骑数千，临阵斩杀匈奴将领綦母豚，解了东嬴公之围。
        东嬴公表请拓跋猗戦为大单于，授以一品大官的金印紫绶，想以此笼络拓跋鲜卑，对付刘渊。可惜老天不保佑，没过几个月，拓跋猗戦就病死了，随后鲜卑内乱不止，东嬴公无法再求得援军，
        没有了鲜卑援军，东嬴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派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直捣匈奴王庭，双方交战于离石汾城，晋军四战皆败。
        当年并州再次爆发饥馑，匈奴也严重缺食，刘渊从离石搬到阁谷就食，无暇发动军事行动，东嬴公得以支撑到公元305年的年底。
        次年是光熙元年，是晋惠帝驾崩的那一年，也是“八王之乱”结束的一年。“八王之乱”的得胜者是东海王司马越，东嬴公是东海王的弟弟，因此跟着鸡犬升天，被加封为东燕王。
        不过进爵为王的喜庆很快被军事上的继续颓败而驱散，新晋东燕王司马腾不住派人去洛阳向兄长东海王告急。当时天下满目疮痍，到处都有叛乱，东海王根本派不出军队去并州，于是有东海王左长史刘舆举贤不避亲，推举弟弟刘琨为并州刺史，去并州收拾匈奴，重树王朝的北方屏障。
        东海王也知道自己弟弟不堪重任，留在并州徒劳无益，反而可能会把性命送掉。恰好当时镇守邺城的范阳王司马虓得重病暴毙，朝廷于是下旨，任命东燕王司马腾为车骑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镇守邺城，又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镇守晋阳。
        诏书下到并州。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末，弹尽粮绝的东燕王司马腾弃州而逃，从狭窄的井陉越过太行山，向东南邺城方向逃窜，他身后的并州已是百战之余，六郡数十县多数毁于战火。
        跟随东燕王一起逃亡的有并州官民万余户。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日后形成了一股军事力量，这股军事力量在西晋末年的中原四处抗击匈奴、羯人，态度最坚决，斗争最顽强。这股军事力量的名字十分悲壮凄惨，叫“乞活”，后人称之为“乞活军”。
        与此同时，洛阳的刘琨收拾行装，只身北上。刘琨深知百病缠身的晋朝廷已经没有能力做他的后援，此去并州只能孤军奋战，前路难测，此行很有可能就是去赴死。
        时局严酷如此，再加上一路所见白骨遍野，刘琨在途中写下了慷慨悲凄的《扶风歌》。后人读起这首诗，可知英雄有侠骨，亦有柔肠。
       
扶风歌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
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
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系马长松下，废鞍高岳头。
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
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
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
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
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
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
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第二章、名都沦陷

一、刘琨
        与刘渊这个自动送上门的冒牌孙子不一样，新上任的并州刺史刘琨倒是货真价实的刘汉王室后裔。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他与刘备一样，都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刘琨世代官宦，居住于中山，而刘备却已沦落为庶民商贩，并且迁居涿郡涿县，可见刘备只是刘胜的疏族子孙，刘琨才是刘胜的嫡系子孙，论血统，刘琨比刘备更加纯正。不过，刘琨这个血统很纯正的刘氏子孙并不认可刘渊所谓复兴汉室的事业，以剿灭刘渊为己任。
        刘琨于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九月末离京赴任，当时黄河以北已是胡人与盗贼的天下，每天都遇到拦路打劫的，刘琨边打边走，越向北走越寒心，沿途所见满目疮痍。刘琨在奏折中向晋怀帝描述并州的惨状，说这里胡人遍布山谷，百姓开门就可以看到，他们四出劫掠，百姓无法生存，唯有逃亡。携老扶弱的难民不绝于路，留守故乡的十不存二，随处可见卖妻卖儿的人伦惨剧，死于兵火饥馁的难民尸体相堆积，白骨横野，哀声震天。
        光熙元年十二月，刘琨抵达并州上党郡的壶关。壶关位于太行山大峡谷南端，是易守难攻的天险。刘琨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北方的鲜卑、并州的匈奴如果要进犯中原的东半部分（包含司州东部、兖州），壶关是必经之路。刘琨于是向洛阳请求调拨谷五百万斛、绢五百万匹、绵五百万斤到壶关，巩固壶关防御。
        事实证明刘琨的判断是正确的，此后的两年，壶关就像一个扎紧的袋口封死了匈奴染指中原的道路，争夺壶关成为刘琨与匈奴交战最初两年的战略重心。

        布置完壶关的防御，刘琨又招募了一支五百人的军队，向并州腹地进发。他的目的地是历任并州刺史的治所，并州太原国的晋阳（见上图）。当时太原国的北部已经被匈奴占领，横亘在刘琨与晋阳之间的是数万匈奴骑兵，还有数万饥馁的并州百姓，刘琨一路走来一路打来，把与匈奴的战斗当作正餐，把剿匪纳降当作宵夜。
        刘渊当然不会欢迎刘琨的到来，他派出了前将军刘景在版桥这个地方（具体位置不详）邀击刘琨，反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刘琨打得落花流水。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年中，经历了无数次战斗之后，疲惫不堪的刘琨率领着疲惫不堪的军队抵达晋阳。但是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残破的城池，这座起于秦代，闻名数百年之久的北方名城如今已荒废在荆棘之中，成为豺狼狐狸出没的巢穴，城内府院建筑多被焚毁，枯骨僵尸覆盖地面，少数幸存者也都因饥饿而不成人型。
        刘琨在废墟中重建晋阳城，从剪除荆棘收敛枯骸，到重修府衙恢复市集恢复司法，筚路蓝缕。
        当时的晋阳依然不太平。刘渊所在的离石距离晋阳仅仅三百里，匈奴骑兵一日之内就可兵临城下。除了匈奴的威胁，晋阳周围还散落着大大小小由饥民组成的盗贼团伙，他们一有机会就想着入城去抢劫。大大小小战斗每天都在发生，晋阳的城门经常会成为双方交锋的战场，士兵夜不卸甲，百姓出城耕作的时候都要带着弓箭盾牌。
        在一次又一次打退来犯之敌后，刘琨在晋阳站稳了脚。周围的流民纷纷赶来归附，人一多，鸡犬之声相闻，荒城重新焕发了生机。 刘琨是贵公子出身，精通音律有文采，少年时悠游洛阳，得享大名。当时流传洛阳的一句话叫“洛中奕奕，庆孙越石”。所谓“奕奕”既是赞美之词，又是暗指刘琨的舅舅郭奕，“庆孙”是指刘琨的哥哥刘舆，“越石”即是指刘琨。
        刘琨是惠帝元康年间那浮华奢靡社会的明星人物之一。与当时所有的名士一样，他曾经羡慕并且效仿阮籍嵇康的放荡不羁，嗑过五石散，一次次地参与清淡。他还是著名的“二十四友”之一，曾经终日在石崇的金谷园与朋友燕宴作乐，写作过许多无病呻吟的诗篇，过着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
        在“八王之乱”中，刘琨先投靠贾谧，后来又为赵王司马伦奔走效命，赵王倒台之后又先后听命于范阳王司马虓、东海王司马越，在内战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
        所谓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踟躇于晋阳城头，试图以一人之力支撑北方半壁江山的将军刘琨已并非那个悠游京师追逐浮华的贵介公子刘琨。若干年后，刘琨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写道：“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倾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仗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这封信深沉悲壮，告诉世人，英雄脱胎换骨的背后是怎样的椎心泣血之痛。

 

在重建晋阳的过程中，刘渊听任刘琨在三百里开外的地方安营扎寨，也许他曾派偏师进行过骚扰，但是匈奴主力并没有趁刘琨立足未稳的时修直扑晋阳。
        这并非刘渊宅心仁厚，而是刘渊有心无力，因为饥馁在折磨并州汉人的同时，也不倚不偏地折磨着并州的匈奴。严重的饥荒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爆发，一度迫使刘渊离开离石，到附近的郡县去就食。与驱逐刘琨比起来，刘渊的当务之急是填饱族人的肚子。
        但是等族人填饱了肚子，时机就错失了。刘渊再看晋阳城防坚固，刘琨在城头生龙活虎的，不仅不是想像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反而摆出一副主动进攻的姿态。当时刘琨施展离间计，秘密接洽那些在匈奴联盟中受排挤被压迫的小部落，诱使他们倒戈。这个计策据说卓有成效，前来投诚的胡人有万余落。
        刘渊看到臣民迅速流失十分恐慌，按说此刻他应该当机立断，倾巢出动杀到晋阳铲除刘琨，这才是釜底抽薪的计策。但是刘渊回头看看自己军队个个脸带菜色，马匹也都皮包骨头，攻打晋阳可没有必胜的把握。
        打不过，那只好去外地避避风头。刘渊于是舍弃离石，迁都蒲子。蒲子位于司州平阳郡境内，在离石西南二百多里处。离石原本就在晋阳西南三百里处，如今又隔开二百多里，刘渊松了口气，感觉现在安全多了。
        完全有理由相信，晋阳城内的刘琨得到匈奴迁都的消息，也会松口气，感觉现在安全多了。
        由于饥馁，也由于背后有刘琨的兴起，前方有壶关的封锁，刘渊建国的最初两年一直局促在并州南部，并无作为。
        那两年祸害中原，对晋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是另外两个人，一个是羯人石勒，另一个是则是刘渊的老朋友，汉人王弥。
二、石勒
        石勒的家在并州上党郡武乡，种族是羯族。
        关于羯族的来源如今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匈奴的旁支，有的说是西域胡人的后裔，来自今天的中亚。羯族人在外型上具有鲜明的特征，深目、高鼻、多须，在宗教信仰上也与众不同，他们拜胡天神，有人猜测这种信仰就是发源于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也名祆教或者拜火教。
        不管羯族的起源何处，有一点可以确定，羯族人随着匈奴人一起迁徒到并州，然后慢慢地开始汉化。到了石勒这一代，羯族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与汉人没什么相差无几，虽然还保留着本族的语言，但他们大多精通汉语，与汉人交流没有障碍，他们有的靠耕田为生，也有的做了商贩。
        石勒一家子并非普通羯族人，是某个小部落的酋长，大大小小算是个首领。石勒并不姓石，被人称为“石勒”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他并没有采取汉人的姓氏。石勒初名为“背”（勹加背，这个字打不出来），他的祖父名为耶奕于，父亲名为周曷硃，很明显，这些都不是汉人的名字，而只是胡人名字的音译。当时并州各族胡人改取汉人姓名的现象蔚然成风，身为小酋长的石勒一家仍然在使用拗口的本族姓名，可见羯人的汉化程度远远比其他各族来得浅。
        汉化程度的深浅又与该民族人口的多寡、经济的强衰密切相关。一般来讲，人口越多则渗透入汉人社会的面越广，面越广则交流越频繁，越频繁则汉化越深。胡人对于中原文明普遍是心怀仰慕的，家境越富裕就越有余力去效仿中原士大夫，学习五经六艺，甚至还会随时代潮流而学点诗词歌赋老庄玄学之类的东西。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匈奴，从耆老刘宣开始，刘渊、刘和、刘聪、刘粲祖孙五代，包括刘曜这个咄咄武夫，全都是好读书的，除了刘家，还有不少匈奴人如陈元达、王彰等，都以士大夫的形象留名史籍。
        羯族人口远不如匈奴茂盛，实力也较为弱小。石勒身为小酋长，却看不出一丝富贵气息，从史书中透露出的蛛丝马迹，可以知道他早年在并州的生活与普通的百姓并无两样，一直在为生计而奔波操劳。石勒应该是以耕作为主业，少年时做过商贩，曾随族人到洛阳见识世面，不知道这个衣裳朴素的贫家子弟是否也曾喟然叹息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当时刘渊应该还在洛阳做郁郁不得志的人质，王弥也正游侠京师，想必没有人能预料到，二十年后命运会将他们三人撮合在一起，来共同颠覆这曾经做为他们梦想之地的洛阳城。
        几年之后，石勒长成一个健壮的男丁。与其他胡人一样，他秉承了祖先尚武好骑射的传统，但是石勒目不识丁，又没有人举荐，因此报国无门，只能回到并州继续做普通的佃农，先后耕租邬县人郭敬与阳曲人宁驱家的土地。
        生活依然没有丝毫起色，为了争夺一场沤麻的水池，石勒经常会与邻居李阳打得头破血流。凡此种种琐碎无聊的事情充斥着苍白无力的每一天，余生唯一可做的似乎只有像父祖辈那样，无数次重复这苍白的生活，直至老死。
        在那时人们的眼里，石勒是个打架的好手，是个狡黠的乡民，胆大包天有做盗贼的潜质。这样的人在乱世也许会有出息吧，即使不成大器也是绝对不应该得罪的。所以一些年长的老江湖都预先赞扬起石勒，说：“这个胡人相貌奇异，气度非常，前途深不可测啊。”
        但这仅仅是说说而已，谁会当真呢？事实上这些赞扬石勒的话语还引来了不少乡人的嗤笑，倒是佃主郭敬与宁驱听到这些评论，为防万一，对石勒分外的好，拿出钱财赡济他的生活。石勒十分感激，但是作为佃农，他当时回报佃主的方式唯有更加卖力的耕作，如此而已。
        如果此时有人说石勒将来要做皇帝的，肯定没有人会相信，包括石勒自己。
        命运的改变是从惠帝太安年间（公元302年末-303年末）开始的，事实上那几年被改变命运的人数以百万计，其中有一半直接由活人改成了死尸，有一小撮踩着别人的尸骨成王成寇。
        石勒的最终虽然命运尚未确定，生存环境却在进一步恶化，他从自由身的佃农沦为奴隶。
        太安年间并州发生了严重饥馑，上党百姓纷纷逃亡做了流民，石勒选择去依附老东家宁驱。世道已经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平时那些汉人官吏对待胡人就很不友善，到此时变本加厉，做起了贩卖人口的勾当。石勒就差点落入北泽都尉刘监的手中被缚绑掠卖，幸亏有宁驱及时将他藏匿，才得到幸免。
        当时胡人正处于弱势，但是不要以为处于弱势满脸可怜相的就一定是好人，他们只是没有机会展示内心的邪恶而已。一般来讲，长期处于弱势，被践踏在社会底层的人浸淫在各种各样的不公正与凌辱之中，身上带着一个时代的戾气，他们脑子里想的是如何在恶劣环境下苟全自己，压在心头的是别人的白眼、仇恨、恐惧以及发泄的欲望，如果这些人有朝一日时来运转，他们的残忍程度未必不如当初欺凌他们的那些人。
        石勒就是这样一个处于弱势的恶人，他很快就想出了应对来日大难的方法，而且如果操作得好，还可以趁机赚上一笔。石勒辞别宁驱，去偷偷拜见纳降都尉李川，半路上他遇到了郭敬，向郭敬哭穷。当时石勒衣裳褴褛脸带菜色，确实很可怜，郭敬这人据说感情很丰富，当场就掉了眼泪，还将随身携带的货物卖掉，换了食物与衣服接济石勒。
        也许是同情的眼泪与雪中送炭的行为感动了石勒，或者是考虑到郭敬是个财主，有行动能力，石勒将心中计划对郭敬全盘托出，说：“如今胡人多数饥寒交迫，可以谎称就食，把他们骗到冀州（在并州东部，与并州隔着太行山）卖为奴隶。胡人不至于饿死，我们又可以发一笔横财，两全其美。”
        这番话很生动地告诉世人所谓乱世枭雄是些什么货色，在他们眼里，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成为棋子，他们在正义凛然的振臂高呼之时，最好先看看他们背后有没有半截尾巴，他们声泪俱下说什么“我多灾多难的同胞”之时，最好也先掂量掂量他们是不是又想来贩卖我们了。
        郭敬是汉人，贩卖胡人当然不会觉得良心不安，他听了石勒的话，深以为然。
        不过石勒没来得及做上奴隶贩子。论作恶的创意与能力，平头百姓如何比得过政府官员？石勒想到的生财之道，晋朝官吏也已经想到。建威将军阎粹向东嬴公司马腾反映军粮空需，不如把抓捕并州的胡人贩卖到冀州换取粮草。
        东嬴公当时正在考虑怎样才能治服境内桀骜不驯的异族人，一听这个办法既可以换来粮草，又可以减少胡人数量，削弱胡人。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当即准允。
        于是由并州政府出面，进行了数次有预谋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贩卖。政府军袭击了胡人村落，逮捕大量青壮年，押解到太行山以东贩卖为奴。为了防止逃逸，政府军采用了一种大长木枷，可将两人锁在一块儿。这种木枷十分沉重，而且中途不会解开，胡人原本就被饥荒闹得羸弱不堪，如今受到这种折磨，再加上天气寒冷道路崎岖，许多人走到一半就死掉了，活着到达冀州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从此过上了作牛作马的非人生活。发生了这种事，并州的胡人提起东嬴公就咬牙切齿的，都想杀之而后快。
        石勒也中彩被捕被卖了，押送他那一批的人是东嬴公麾下的将军郭阳与张隆。不幸中的万幸，这个郭阳恰巧是郭敬的族兄，给郭阳打副手的郭时更是郭敬的侄子。郭敬叮嘱族兄、侄子好好照顾石勒，郭阳与郭时很给郭敬面子，石勒得以全须全尾地来到冀州，被卖到冀州平原国的茌平县，在一个叫师欢的地主家做耕田的奴隶。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年之后，石勒打败了一支乞活军，在俘虏中发现了丧国丧家的郭敬。故人以如此方式重逢，不知郭敬是否会有隔世的感觉，不知石勒是否会暗中感概命运这个玩笑开得太过于恶毒了。

石勒在师欢家中做了几个月的奴隶，由于长相过于奇特，引起了主人的注意。据说当时围绕石勒还发生了一系列灵异事件，使得师欢相信这个高鼻梁深眼眶的异族人并非池中之物，于是就免除石勒的奴籍，恢复其自由身。

自由了的石勒穷则思变，心想如果继续做耕农，这辈子就完蛋啦。

但是转行做什么呢？石勒当时的身份是编户齐民，从理论上来讲，编户齐民是国家的基石，他们缴纳的税赋是国家财政的来源，所以政府要保留编户齐民的数量，并不鼓励流动。

而且当时社会等级森严，各种职业都与户籍密切相关，几乎是世袭的，比如当兵的入兵户户籍（指地方军，禁军除外），做匠人的入百工户户籍，兵籍与百工户籍都等于同国家奴隶，地位要比编户齐民来得低。户籍一经确定，很难再进行更改，而且还会世袭，兵户的儿子依然是兵户，兵户的女儿是国家财产，由政府指派婚配。

当时石勒其实是走投无路的。入仕，他目不识丁，又没有家财用来游走权门；当兵，必须改入兵籍，那等于把自己连同自己的子孙卖给国家；当时还有许多活不下去的编户齐民走了另一条路就是依附地方豪强，他们主动卖身为奴，寻求地方豪强的庇护，有的还成为地方豪强的私兵，这种私兵有个专门的称呼叫“部曲”。奴隶的地位是最卑下的，而且也是世袭的，生杀予夺全在主人一念之间。石勒刚刚侥幸脱了奴籍，当然不愿意走回头路。

全部合法的出路都已经给封死了，石勒唯一的选择就是落草为寇。

  师欢家附近个军马场，军马场的管理员是魏郡人汲桑，与师欢时有往来。石勒自称会相马术，投奔汲桑，做了军马场的放马的牧人。
        汲桑这个人是有军方背景的。冀州是成都王的势力范围，汲桑的故乡魏郡境内有邺城，是成都王的权力中心，在《晋书.成都王传》里汲桑被直接称为“邺中故将”，由此可知汲桑是成都王麾下的一个低级军官，这个军马场是替成都王打理的。这样一来，石勒投奔汲桑就间接与成都王扯上了关系，与匈奴刘渊一样，他们同属于成都王系统。
        石勒投奔汲桑应该是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的事情，就如第一章第一节所描述的，这一年兵连祸结空前惨烈。在乱世将至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兵与匪的限线变得很不明显。
        石勒一边做着牧马人，管理着成都王的军马，一边又招集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个盗贼，组成团伙，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来团伙规模扩大，又吸纳了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总数十八人，号称“十八骑”。
        从这些姓名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跨民族的盗贼团伙。该团伙从赤龙、騄骥等政府苑林盗取苑马，劫掠远近，用劫掠所得的财物贿赂汲桑，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想借这条线攀附当时如日中天的成都王，为将来的仕途做前期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