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灯:人类社会的产生和旧石器时代

中国远古社会的历史是从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发现开始的。远古社会的人类经济活动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采集与狩猎开始形成，距今约数十万年。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北京西南郊的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５０年代以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蓬勃开展，到 ９０ 年代，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已有近 ４００ 处，遍及大陆 ２０ 多个省区近百个县市，其中主要有云南元谋的上那蚌、山西芮城的西侯度与匼河、河北阳原的小长梁、陕西蓝田的公王岭、贵州黔西的观音洞、辽宁营口的金牛山等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陕西大荔、山西襄汾的丁村与阳高的许家窑、广东曲江的马坝、贵州桐梓、湖北长阳、辽宁喀左等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宁夏灵武水洞沟、山西朔县的峙峪、河南安阳的小南海、河北阳原的虎头梁等旧石器文化晚期遗存。在这些遗址中，都出土了大批人类打制石器、人类骨骼化石、动物骨骼化石和其它遗物遗迹。这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展示出大约 １００ 万年以来农业发生之前中国大陆远古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经济活动，主要是采集与狩猎。当时人们居住在山洞里或部分地居住在树上，以一些植物的果实、坚果和根茎为食物，同时集体捕猎野兽、捕捞河湖中的鱼蚌来维持生活。在山洞中的遗迹和遗物，已留下了很多，但树居生活却很难留下什么遗迹。从古代的文献中，依稀可以寻觅到远古时代树居和采集的影子。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特点就是洞居或巢居，采集和狩猎。
　　民族志也较多反映了石器时代人类的巢居生活。彝族历史文献《西南彝志》记载：“人们在当初，不曾住地面，野兽花斑斑，跑在森林里；人居于树上，兽与人同处”；《滇略》记载有一部分被称为“野人”的景颇族，“茹毛饮血，夜宿树上”；《贵州通志》记载少数苗族先民曾经“架木如鸟巢寝处”；东北的古代肃慎族亦曾“夏则巢居，冬则穴处”。这些少数民族尽管早已摆脱了采集与狩猎的经济生活，但其巢居的生活方式却一致表明远古人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确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与猿人化石共存的都有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的痕迹。除了粗糙笨拙的打制石器，还有经过加工的鹿角和砍砸刮削的兽骨。这一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处于极其原始的萌芽阶段。
　　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相当于地质史上的晚更新世，也就是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的经济活动逐渐活跃了。当时，台湾、日本等岛屿与大陆还有陆桥联接，在亚洲的东北部，白令海峡也有陆地通往北美洲。中国大陆的气候比较干燥寒冷，西北高原及华北大地堆积了厚厚的黄土。这一时期处于间冰期，大陆大部分植被是森林草原或半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人类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求生存，才得到锻炼和发展，最后脱离了动物界，转变为现代人的。在地质学家称之为黄土时期，人类学家称之为智人阶段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组织已广泛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在各地不同的生产实践中改进工具，发明了摩擦取火，从而促进了原始经济的发展。
　　在初期的经济活动中，人类只是为了生存而进行采集和狩猎、捕捞的。这些活动以采集最早出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匼河遗址中发现了可能用于狩猎的石球，表明当时已出现了狩猎经济的萌芽，在整个旧石器时代，采集和捕食小动物始终是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集体围猎大动物，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旧石器时代中期，打制石器的技术比早期进步了，丁村人的石器已有更多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各式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等，有的形制相当规整。说明了石器功能作用的分化。与丁村人相比，许家窑人的狩猎技术更高一些，从出土的石器来看，他们不仅会从打制的石核台面周围边缘敲剥石片，而且制作出更多小型的尖状器、雕刻器、小石钻和小型砍砸器。一种龟背状刮削器和短身圆头刮削器，刃缘经过仔细加工，已初步开创了细石器工艺技术的风格，代表了旧石器文化的进步因素。作为狩猎大动物的有效武器石球，在许家窑人的营地里成堆地发现，数以千计，生动地显示了这个氏族狩猎经济的高度发展。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盛行的石叶，在这里也已经出现，这种工具与狩猎和吃兽肉有密切关系。许家窑遗存的全部动物骨骼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的个体，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头骨都没有发现，说明基本上都是人们食肉后又砸碎的抛弃物。他们还善于用动物的骨角加工成铲式工具、三棱尖状器和刮削器。许家窑人生活在距今 ４ 万年前，他们的狩猎经济代表了当时的较高水平。
　　距今二三万年前，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原始经济在各地有了更快的发展。从重要遗址峙峪、小南海、虎头梁所发现的石器和遗迹来看，当时的生产水平在不断进步和提高。以弓箭的发明为标志，狩猎经济又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１９６３ 年发掘的山西峙峪遗址，距今 ２８０００ 年，仅石器材料就多达 １５０００余件，明确地出土了石箭头和钺形小石刀之类复合工具。１９６０ 年第一次发掘小南海洞穴时，１０ 平方米范围内出土石制品达 ７０００ 多件，可见当时石器制造业已有相当规模。在河北阳原的虎头梁遗址，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三处篝火遗迹，灰烬中有烧过的兽骨和鸵鸟蛋皮，周围散布着大量石片、石屑和用作石砧的大块砾石，这里显然是一个狩猎者的宿营地。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制造石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从附近的河滩上或者从熟悉的岩石区拣拾石块，打制成合适的工具，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往往是这种情况。到了晚期，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生产经验的积累，这种拣拾的方法有时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在有条件时，便从适宜制造石器的原生岩层开采石料，制造石器。因此，一些能够提供丰富原料的山地就会有人从周围地区不断来到这里，从岩层开采石料，乃至就地制造石器，因而出现了一些石器制造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和前乃莫板村的两处石器制造场，就是当时人类制造和采集原料的重要场所。大窑村地处大青山前的丘陵地带，在村南的四道沟，有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制造石器的地点，相邻的二道沟，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制造场。在这个地点，广泛地分布着晚更新世的粉砂质黄土，它的上面是一层黑垆土。这两层土的底部都发现有很厚的石片、石器、石渣层，其中典型的石片和石核数量很多，石器较少，制作石器所遗留的半成品和废品则占绝大多数，反映了石器制造场的遗物特点。在这个地点出土的石器中，以龟背形刮削器较为特殊，系用石块做成，劈裂面平坦，背面隆起如龟背，遍布加工痕迹，形式和制法都比较固定，可用于剥兽皮、刮兽肉和加工皮革等。前乃莫板村的脑包梁上发现的石器制造场，同大窑村二道沟的性质一样，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原料开采和比较固定的石器制造场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人工取火技术的出现。狩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成，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发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自然界的火被人们广泛利用并加以保存，鱼蚌类和小动物成为人类经常性的食物，才发生了狩猎。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取火之后，狩猎经济才渐趋形成，但这一时期，仍以鱼蚌类和小动物为主要捕食对象的狩猎方式，同过去长期的采集经济没有太大的区别，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经济是附属于采集经济的。
　　火，作为一种生产力，是远古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改进工具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在旧石器时代，人们用火将野兽驱赶至预定的地区以便捕获；也用火的威力将野兽占据的山洞夺取过来做为栖身之所；还经常用它烧烤木棒制作木矛，或烘烤竹木以便加工成其它工具；火的最重要的用途是带来光明和温暖，给人类带来力量与希望，这种力量与希望成为许多地区人们对火的崇拜与信仰。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火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都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旧石器时代人类对火的认识、使用和控制，是对自然力的支配，极大地促进了原始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大陆数以百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人类用火的遗迹已有很多发现，从早期到中晚期越来越普遍。人们对火的认识、使用和控制，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类对火的认识时期，这段时期人类由惧怕森林大火到利用野火取暖，或者在野火燃烧后的灰烬中寻找被烧过的动物来吃。他们依附于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取得恩赐，对火的认识从畏惧逐渐转变为敬畏、崇拜。
　　第二阶段，是对火的使用。人们经过长期的观察、实践，学会将野火控制起来，移进洞穴加以保存，并且由氏族中的老人和少年负责看守火堆，有效地使用火来烧烤食物、驱逐野兽、取暖、照明和制作工具。
　　第三阶段，是人工取火即造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本身积累的经验，也随着人类进化过程中智慧的增加，一些氏族从单纯地使用和控制自然火发展到人工取火，他们首先从制造石器过程中燧石的撞击所进射的火花和制作木器过程中发热、冒烟的现象得到启示，从而发明了燧石撞击引火和钻木取火。这样，人类就彻底摆脱了黑暗，并为制陶业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火的保存、使用和人工取火，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和火的使用，在远古的采集和狩猎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狩猎经济，大体上经历了年龄分工和性别分工两个过程。成年男女出外采集和狩猎，老人和小孩则往往在一起看守洞穴、保护火种。氏族内部这种按年龄分工的集体，也形成了在其内部进行性生活的集体。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原始氏族，亲子之间的通婚在生产活动的制约下被逐步排除了，开始时是适应经济条件而形成的习惯，后来就变成共同遵守的规则。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发掘清理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遗址，距今约 ２５０００ 年。在高约 ４ 米的洞口内，由东南向西北作缓坡倾斜，南北宽约 ８ 米，东西长约 １４ 米，称为“上室”，中间有一堆篝火燃烧留下的灰烬，附近发现了幼儿残头骨、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洞内的西半部与东半部之间被一个垂直的陡崖相隔，称为“下室”，做为埋葬死者的墓地，发现了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其他人体骨骼，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粉末。这与其它一些地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埋葬习俗相同，是判断为墓葬的可靠标志。这种习俗一直沿续到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氏族文化中。
　　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石器较少，仅 ２５ 件，是用砂岩、脉石英和燧石等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小石片，打制技术尚比较原始。这里发现的骨针和装饰品，显示了当时经济生产水平达到了较高的程度。骨针长 ８．２ 厘米，只有火柴棍那样粗，刮磨得很光滑，一头是锋利的尖，另一头是用极尖利的石钻挖成的针孔，发现时略有残损。装饰品包括一些穿孔的兽牙、穿孔的海蚶壳和钻孔石珠、小砾石、鲩鱼骨等等，其中穿孔兽牙多达 １２０ 个。在这批材料中，以 ７ 枚钻孔石珠最为精巧，最大者直径仅 ６．５ 毫米，均为白色石灰岩制成，经过敲击成型、磨平、钻孔等工序。有一件椭圆形的钻孔小砾石，孔是从两面对钻的。懂得对钻，而且相当准确，这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亦属罕见，代表了当时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
　　山顶洞发现的动物化石，共有 ４８ 种哺乳动物，绝灭种极少，现生种占８０％以上，证明当时动物种群已非常接近现代。从动物化石可以看到 ２ 万多年前北京一带的自然环境是复杂的，有豺、黑熊、狗獾、虎、豹、猞猁、花面狸等喜栖于森林的动物，说明附近有广大的森林或丛林；还有喜欢树林稀疏、水草丰茂的狍子、梅花鹿；也有喜栖草原、河谷的貉、艾虎、东北鼢鼠、野驴、鸵鸟等，证明这一带应有比较广阔的草原。一些装饰品是用很大的鱼骨制成的，则证明附近有相当大的河流或湖泊。
　　综观中国大陆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情况，可以确知早在 １００ 多万年以前，中国大陆普遍存在远古人类的大量活动。他们过着迁徙性的生活，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主要谋生手段，同时也在河流湖泊中捕捞鱼鳖螺蚌。当时的社会经济是很落后的，进展也极其缓慢，原始农业还没有产生，石器制造业正在向细石器方向发展。大约距今 ３ 万年前后，随着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弓箭的发明和火的广泛使用，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了，大约距今 １ 万年前后，中国许多地区进入了中石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