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进背光:韩子华：回忆先父韩复榘

　　最早记忆缘于父亲奔丧

　　我是韩复榘的次子，1923年出生在北京南苑的军营附近，那时父亲在冯玉祥的部队任团长，母亲是随军家眷。

　　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可追溯到1925年隆冬季节，祖父韩世泽在北京后毛家湾七号病逝。父亲虽已升任旅长，可是西北军以穷著称，根本无所谓薪水，旅长也不过几十块钱津贴，家中连购买棺木的钱都没有。当时又爆发了讨伐奉系军人李景林的天津战役，父亲已带队经通州开赴前线。我祖父的后事无人主持，母亲焦急万分。第二天傍晚，忽听到门外有人大喊：“旅长回来了！”我们都往外跑，只见父亲风尘仆仆从马上跳下来，径直扑到祖父床边，抚尸恸哭，谁都不敢去劝。良久，他起身哽咽着对母亲说：“前方正在打仗，我马上就得走，办丧事就找鹿先生吧。”说完，带着几个传令兵又骑马飞奔而去。祖父是个穷秀才，靠教书为生，家里人口众多，长年半饥不饱，父亲当营长后，家境才略有好转，但仍脱不开“穷”字，终生没有享过一天福。父亲感到非常对不起老人。

　　时任北京卫戍司令的鹿钟麟先生一手操办了祖父的丧事。不料，十余年后又是鹿先生在武昌为父亲料理后事。自祖父去世后，连年打仗，我就很少见到父亲了，只是听周围的人常说他又到了哪里，又在打什么仗，说得有声有色。我年纪太小，只当是听热闹。那时的北京是奉军的天下。我跟着母亲东藏西躲，一两个月必搬一次家，住遍了北京四城，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直到1930年，母亲带着我们去济南找父亲，这才定居下来。

　　实际上我对父亲的回忆，也仅限于在济南定居那7年多。到了1938年初，父亲已不在人世了。

　　旧省府格局可观，但并不奢华

韩复榘手迹 

　　山东旧省府是前清巡抚衙门旧址，经历代巡抚整修，格局已相当可观。民国以后，又经张宗昌大加修建，我随父母去住时，那里已是一座花园式的大建筑群。

　　西花厅之旁有一间相当长的会议室，布置很简单：中间一条很长的桌子，罩以白桌布，四周摆有50多张木椅，周围墙上挂着许多军政要员亲笔题赠的照片。连接珍珠泉有水渠在省府环绕一圈，流经西北角和北面的后花园时，还形成两个小湖，水面都和珍珠泉差不多大小，清澈见底。

　　父亲对省府没有什么增建。尽管如此，也使用了相当一批专职的养护、维修人员，还订有严格纪律，任何人不得破坏花木、伤害鱼鸟。他偶尔也有点小改造：一次他在河道里放养了一批小金鱼，不久便被那些大鱼鲸吞一光；又一次想在池内、河道内种植荷花，费了许多力气，仍不见生长。

　　省府的房屋相当多，当时驻有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及其八大处、省府秘书处和机要处，还有一营卫队及汽车队、马号等等。

　　母亲和我们住在东北角的东大楼，名曰“大楼”，其实也不见得大，不过是上海人所谓的“假三层”。最上一层不能住人，只堆放东西；一、二层共有大小20个住房，还有个大阳台；二楼的大客厅甚为宏敞，满铺地毯，东、西两边靠墙是沙发，中间有个巨大的写字台。二楼与一楼都有走廊与一座大戏楼相通。

　　戏楼很高大，也很考究，一律是人字形地板。南头是个大舞台，其后台向南连着五间大玻璃厅；戏楼的池座不设长椅，是举行盛大宴会的所在，其东、西、北三面是二层楼，正面是包厢，东、西上下两层有许多房间。这个大戏楼平时总空着，父亲很少大宴宾客，只是每周为连队士兵演一次电影。1935年夏，黄河在山东鄄城决口，淹没鲁西七八个县，父亲曾安排1000多难民住在这里，楼上楼下到处睡满了人，母亲每天去慰问，历时两个月之久。父亲的办公室在旧巡抚大堂的后面，原名“五凤楼”，共两层：楼上空无人居，我曾上去“探险”，空荡荡的，满地尘土，有许多蝙蝠飞来飞去，确有点瘆人；楼下五间，中间是过堂屋，有后门通往后花园，西面两间是机要室和警卫人员的值班室，东面两间是父亲的办公室和卧室。

　　外间办公室内顺南窗有一套沙发，中间有个小圆桌围着四把椅子，靠东墙是他的办公桌，他每天就坐在一个转椅上在这里办公。他习惯使用毛笔，桌上仅有一个大砚台、一个大铜墨盒和一个大笔筒。笔筒内有许多毛笔和数支铅笔、自来水笔。其中一支自来水笔的样子很奇特。有一次我们小孩子想看看这个“怪物”，父亲小心翼翼拿给我们看，原来是一枝钢笔手枪。这枪只能装一粒子弹，枪管又如此之短，即使对面打人，怕皮衣也难穿透。他留着不过是为了好玩，绝非靠此防身。外间周围墙上有字画各一幅。字是一幅中堂，书于谦《咏石灰》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字体苍劲。父亲极爱此诗，还常亲自书写以应付题词。那幅画很大，是岳飞的全身像，端坐瓷礅，儒生打扮。

　　里间是他的卧室，也有一套沙发，另有一张行军床，再没有别的家具。墙上悬挂有一大幅关羽夜读春秋图。景仰关、岳，是旧时军人的传统。另面墙上挂着一枝双筒猎枪，是张学良先生送他的，他非常喜爱。他床上蚊帐架边挂着一柄装饰古雅的宝剑，也只是为了欣赏。据我所知，他自己平时从不带任何防身武器。

　　父亲喜爱骑马，省府里设有一处很大的马号，养有数十匹骏马。马号是我们小孩子常去玩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一个小白俄伊凡卡和一只大马猴。当年张宗昌有一支白俄雇佣军，骁勇善战，被张视为王牌。北伐战争中，西北军曾与他们多次交锋，原来号称无敌的王牌也不过是个神话。父亲的部队在豫东大战时就曾屡次给予重创，还俘虏了许多俄兵，押到郑州市游街示众。我们士兵对这些雇佣军非常痛恨，往往捉住即杀。据说这个小白俄伊凡卡就是在战场活捉的，我们士兵将他拦腰抱起，他两腿还在空中作奔跑状。父亲见他只十五六岁，瘦弱可怜，就把他留下来，叫他跟随在身边养马。这孩子头发焦黄，满脸雀斑，总皱着眉头，性格孤僻，可是对工作极认真，专门饲养父亲的两匹心爱坐骑。我每次去马号，总见他刷马、遛马、饲马忙个不停。别人只要动一动这两匹马，他就瞪起眼睛，大叫“聂特”（俄语，意思是不行），别人干脆又戏称他为“小聂特”。可是伊凡卡与我们小孩子却很要好，我们每次去，他都高兴得手舞足蹈。马号里为什么要养一只大马猴呢？听说是因为猴尿很臊，这种臊气可以保护马匹不得瘟疫。

　　我们全家只住东大楼的二楼，楼下有一半是第五连的连部和该连一排士兵。每天清晨5点半必听到悠扬的起床军号声，随之是粗犷洪亮的士兵大合唱：“黑夜过去天破晓，旭日上升人起早……”一日三餐，士兵们又唱起《用餐歌》：“这些饭食人民供给，我们应当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先知。”操练声、口令声、劈刀打拳声不绝于耳，直到晚上听到呜呜咽咽的熄灯军号才罢。

       崇尚节俭，与裘皮、绸缎无缘

　　父亲身材瘦长，40岁以后腰身渐丰，但仍不失匀称。平日里或坐或立，总是挺胸收腹，一副职业军人姿态。他面貌清癯，鼻梁高而且直，下边蓄着一道乌黑的短髭，一双本来就细长的眼睛又总像在眯缝着。他很严肃，不苟言笑。与人谈话时，两眼逼视对方，默默地听着，很少打断别人的话，脸上却全无表情，令人莫测高深。他说话一急便有些口吃，因此他说话很慢、很简短。

　　受西北军传统影响，他崇尚节俭，最忌奢华。日常总是一身灰布军装、黑布鞋、布袜子，与普通士兵没有什么区别，遇到重大集会或接待贵宾，他还要系上武装带，打上绑腿，这时再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大兵。“打绑腿”是旧时军人的基本技能，要不松不紧，并在外侧折成笔直的一道“人字花”，这只能自己动手，别人无法代劳。他从没有穿过长筒皮靴，有时去南京开会，他便换上黄呢军装和皮鞋。我只见他穿过一次长袍马褂，那还是在照片上。他一生与裘皮、绸缎无缘，但也有例外：他有一件羊皮军大衣，是他当团长时，冯玉祥先生赏他的；他喜欢用白绸手帕，母亲常对我们说：“你爸爸身上最讲究的就是这两块手绢了。”

　　至于南京方面发给他的那套金碧辉煌的上将礼服，他一次也没穿过，着装照片也没有。这套礼服连同专用的衣箱一起堆放在阁楼上。一次母亲偶然翻检衣物，才发现礼服早已被虫蛀得面目皆非了。

　　他一生征战，所获各种勋章、奖章有满满一小箱，也弃置在阁楼上，我从没有见他佩戴过任何一种，这全成了我们小孩子的玩具，以后自然全部遗失，现在想来，倒也可惜。

　　对吃饭他十分随便。平时他在自己办公室单独用餐，每餐两菜一汤，都很平常。因为他是河北省人，特别爱吃烙饼、饺子之类的面食。母亲带着我们以及家庭教师在东大楼用餐，每餐四菜一汤，冬天多个火锅，逢年过节才有鸡、鱼之类。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去青岛，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盛宴招待，席间上了一道“红烧鱼翅”，我从未见过，便忍不住问父亲：“这一根根的是什么东西？”满座哄然大笑，父亲脸都红了。又一次，我弟弟馋了，自己跑到厨房去要点好吃的，厨子问他想吃什么，他想不出任何菜名，便说：“来个肉丝炒肉片吧！”一时在省府大院中传为笑谈。

　　他很爱喝酒，尤其爱喝自己家乡酿造的“老白干”。有时他来东大楼过夜，只要听到楼下门口站岗的卫兵那雷鸣般的吼声：“立正，敬礼！”那准是他来了。母亲迎他上楼，在大客厅内与他隔着写字台对坐吸纸烟、谈家常。随之必端来酒菜，他慢慢自斟自饮。下酒菜永远是两小碟，一是香椿炒鸡蛋，一是小葱拌豆腐。这是他严格指定的，连母亲也不敢变动。他酒量甚大，每次饮半斤白酒毫无醉意，但也仅以此为度，从不酗酒，我没见他真醉过。

　　他的烟瘾也很大，而且只吸大号哈德门牌纸烟，当时这是很普通的一种烟，有钱人都吸绿炮台牌的。他吸这种烟也未必是出于节约，这可能是他在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他持烟的姿势也很有特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纸烟的中部，并使烟头向上翘着，这样似乎有点笨拙，其实是为了不使烟熏了手指。原来在西北军是严禁吸烟的，冯先生经常检查官兵的手指，若发现有熏黄的痕迹，轻则罚跪，重则打军棍。父亲日久成习，难以改掉了。

　　酷爱体育运动，支持文教和募捐

　　他酷爱多种体育运动，尤其喜欢骑马、游泳、踢足球和打篮球。他早年当过骑兵团长，对马有特别感情，常对养马的人说：“马是咱们哑巴兄弟，咱们可不能亏待它！”他每周至少“压马”一次，所谓“压马”就是骑马。据说养马除加强饲养外，还需经常压马，否则马就废了。有几次他带我们去压马，我俩小孩子自然骑的都是极老实的马，还有人牵着。我们一出城，他就带着十几个副官和参谋纵马飞驰而去，扬起一片黄尘，一个多小时再回来时，人与马都已大汗淋漓。在回城的路上，他不再像先前那样端坐马背，而是一腿横跨着马鞍，身体微向一侧倾斜，这是骑兵在马背上休息时的一种习惯姿态。

　　我们老家虽在北方，但距白洋淀很近，我们村四面环水，出门就要乘船。父亲自幼生长在这种环境，游泳自然不在话下。当年他驻军湖南常德时，常去沅江里游泳。因为他皮肤白皙，大家都戏称他“浪里白条”。后来他在汉口又曾两次横渡长江。他任山东省主席后，在济南建立了集健身与娱乐于一身的“进德会”，里面就设有室内游泳池，这在当时的华北还是首屈一指。

　　他喜欢打篮球，更喜欢踢足球。他当团长时，他那个团的球队在全军很有些名气，每次比赛他都亲自上场。到山东后，他已40多岁，仍不忘情球场。一次踢球，他把脚伤得很重，养了一个多月，从此再不敢参加比赛，但仍乐此不疲。为了过球瘾，他还常带我们去足球场玩球，并传授我们顶球、压球等许多技巧。

　　西北军练兵特别重视体操锻炼，其中翻单杠难度最大。一次，我见他漫步到省府五连驻地看士兵练单杠。他一时兴起，冷不防跳上单杠，来了个“鹞子转回”的动作，士兵们齐声喝彩，连长怕出事担待不起，忙不迭地把他从杠子上“请”了下来。

　　有人说他爱打牌，其实我从未见他为消遣而去“竹城雀战”。他上牌桌一般都为陪客，纯粹是应酬，心不在焉地打上四圈，故意输点钱，随即找借口匆匆而去。

　　他不喜看戏、看电影，除非陪客，他自己从没有进过戏院。只有一次为水灾募捐，他特邀梅兰芳、金少山、杨小楼等著名演员来济南义演。出于礼貌，开场第一天，他一直坐到散场，还不时鼓掌助兴，但以后就再也不露面了。还记得梅先生到济南当天，即乘汽车到东大楼拜客。那时我们虽然年幼，也久闻梅先生的大名，就跑到汽车旁去偷看。梅先生隔着车窗向我们微笑，又出乎意外地做了个鬼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还有一次是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特请父亲去看山东戏剧学校演出的话剧《林则徐》。父亲从不看话剧，为了支持文化教育事业，便把我们带去看戏。开始他心不在焉，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渐渐地他被剧情吸引住了，演到烧鸦片的情节时，他还热烈鼓掌。不久，他效仿林则徐，在济南商埠的群众集会上，将历次收缴的鸦片付之一炬，并邀请各国领事到会观看，在全国造成了一场小轰动。

       具有朴素的平等观念

　　他有一种非常朴素的平等观念。他从来不肯乘人力车和轿子。他认为人拉人、人抬人最不平等。他讨厌“老爷”、“少爷”的称呼，严禁家里的佣人称我们为“少爷”。佣人们实在为难，怎好直呼我们名字呢？他们挖空心思地想出个称呼，分别称我们为“大学生”、“二学生”、“三学生”。这称呼似乎有点滑稽，但也想不出更好的称谓，大家只得默认了。有一天，他偶然听到有个佣人称我二伯父为“二爷”，他立即尖刻地斥责那佣人：“你就那么爱当孙子！”从此我二伯父便被改称为“二先生”。一天，他忽然醒悟：星期天公务人员全休息，家里的厨子为什么还要做饭？这太不公平。于是他宣布星期天厨子也休息，由我们全家自己做饭。第一个星期天，他系上围裙烙饼，母亲掌勺炒菜；我们小孩子跑腿打杂，大家都感到非常有趣。他自认为对烙饼很内行，边烙边向我们交代要领，诸如火要先大后小、饼要三翻两转等等。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要外出视察，此事只能暂停。以后他工作一忙，便不再提做饭的事。

　　聘请家教，对子女要求甚严

　　父亲不许我们上小学，而由他聘请教师在家里教我们读书，到一定年龄才准许去考初中。

　　我们共有四位家庭教师。一位是从北京请来的前清举人，姓桂，名保，字燕生，都称他桂老夫子。父亲对《春秋》、《左传》很重视，有时，他特请夫子带着我们到他的办公室根据朱注去讲《左传》，他在旁边吸烟静听，不时对朱注提出些不同看法与老夫子探讨。

　　另一位是秘书王一茂先生，他教我们算术和现代语文，还教写字和图画。父亲是“司书”出身，书法很有些根底。他直接过问我们的写字，并布置作业，规定每天必须写几篇大楷和若干小楷，虽公务繁忙，仍不忘检查。首先检查数量，完不成就罚跪；然后就要看字写得如何了。有一次我写“远”字，上下都写捺形，受到痛斥。他说：“你们老师怎么教的，一个字不能写两个捺都没有给你们说过吗？”一边说，一边连连摇头。

　　还有一位英语老师陆鼎吉先生，他是父亲的英文秘书兼翻译。再一位是武术老师于化行先生，他是省府参议李景林先生的大弟子，属于太极门，但也教我们行意拳和八卦拳，还教刀、剑、枪、棍等兵器。

　　西北军很注重武术，士兵们劈刀、打拳是必须课，我父亲也深爱武术。一次在全省童子军大会上，父亲应邀讲话。他在讲话中鼓励少年习武，不做“东亚病夫”，为言传身教计，他脱去军服上衣，在台上打了一套“小洪拳”。那天我也在场，学生们目睹省主席当众表演拳术，都十分吃惊。

　　遇到有贵宾来访，父亲常叫我们去表演武术。有一次，副官又来叫我们去表演，只我一人在家，我只得硬着头皮前往。到了会议室前院，才知道是蒋介石先生偕夫人来了。蒋先生站在会议室里，正背着手看墙上的巨幅照片，父亲在一旁对他说些什么。父亲见我来了，遂命我打一套太极拳。我精神过于紧张，本应缓慢的太极拳被我打得飞快，几分钟就完事了。蒋先生点头微笑，父亲却瞪了我一眼，又命我再练一套大刀。那是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堰月刀”，很有点分量。这次我不敢再偷懒，认真练下来，累得浑身是汗，没等父亲摆手，我便逃之夭夭了。

　　在生活上，他对我们管得很严，我们平时穿黑布制服、黑马裤，膝盖上还要打两个大补丁，以防磨破；布鞋上有皮包头，袜子必须补袜底。他吸烟时不许我们划火柴，喝酒时不许我们斟酒；他在大客厅陪客人打牌时，我们要穿过大厅，必须目不斜视快步通行，否则必遭呵斥。他说这都是些“坏毛病”，孩子们连看都不应该看。

　　父亲鼓励我们骑自行车、摩托车，甚至开汽车，他认为这可以锻炼勇敢精神。我们很小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他略加指点就叫我们上车，不准人扶，当然是不断摔跤，多处受伤，不过两三天就学会了。他后来自己骑摩托车，也给我们各买一辆，又是略加指点，就叫我们在大堂前的广场上奔驰，这次学得更快，只一个上午，就可以骑着上街。以后又学开汽车，因为我们太小，屁股下面需垫上枕头，才能看见前边的路。他不许我们开汽车上街，免得碰伤行人不好交代。

　　拜访孔府，罕有的动情回忆

　　1932年夏，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从济南乘汽车去泰山，专程看望冯玉祥先生。冯先生全家住在泰山脚下的普照寺。大人们谈话，我们小孩子到处乱跑，当晚就住在那里。

　　第二天上午，父亲特邀王铁珊老先生和一位乡村建设派的老先生同我们一起去曲阜。王先生名瑚，字铁珊，河北省定县人，翰林出身，曾任协统、江苏省长等文武官职，卸任后却一贫如洗。章太炎先生誉他为“循吏第一”。冯先生特意把他请到身旁，以师礼相待。父亲对他十分恭敬，听说父亲的字“向方”就是他给起的。另一位先生是梁漱溟先生的好友，也是山东著名学者，同样受到父亲的尊敬。

　　我们这一行人来到曲阜，直奔孔府，被孔氏族人待若上宾，陪同我们到处参观，使我大开了眼界，又有同行的两位老先生作讲解，有如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华文化课，我虽只十来岁，也听得人了迷。孔府还特意为我们表演了“八俏之舞”，还安排我们几个小孩子与孔德成在孔府花园中玩。孔德成仅比我大哥大一岁，圆圆的脸，眉清目秀，文质彬彬，很有礼貌，走路时一手提着袍角踱方步，还真有些“小圣人”的气度。他带着我们游遍花园，最后在假山上合影留念。

　　那天晚饭后，父亲陪同两位老先生在花园凉亭里喝茶聊天。不知怎么谈起读书苦与读书乐来，勾起了父亲对往事的追忆。他在我们面前第一次谈起他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经历。父亲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下边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这么多人靠我爷爷每年挣的十几两银子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还要租种十几亩地。我二伯幼年就外出当学徒，我三伯专事种田，二十几岁就累死了。我大伯和父亲比较聪明，爷爷命他二人随塾读书，当然也要种田，我爷爷自己教书之余，也常去捉虾捕鱼以补家用，遇到荒年还得挨饿。后来家乡闹义和团，接着八国联军又打了进来，兵荒马乱，家境每况愈下。首先是我大伯去闯关东，一去杳无音信。父亲随之也去了关东，名为寻兄，实际上在家里活不下去了。

　　父亲靠着沿途打短工挣钱赶路，半年多才到了关外。有一天他走到辽阳一个小镇，忽然病倒在一个小客店里，持续高烧，卧床不起，又交不起食宿费用，完全陷人绝境，就想一死了之。他估计自己害的是伤寒病，又听说此病患者喝凉水就会送命。于是有天夜里，自己爬到水缸边足足喝了一肚子凉水。他觉得死在店里会给店家惹来麻烦，就摇摇摆摆地出了小镇，躺在一块坟地里，静静等死。直到天亮，他非但没有死，还出了一身透汗，反觉得轻松了许多，只得羞愧地回到店里。店老板是山东来东北逃荒的一对老夫妇，无儿无女，对他动了怜悯之情，不但免费供食宿，还为他延医治病。他病愈后，跪在地上给二老叩头认作干爹干娘，还发誓说，今后若有出头之日，定接二老去孝养终生。谁知他从军后连年打仗，直到当上团长才有条件派人去东北寻找二老，却已人去屋空。到山东后，又派了两个副官去关外四处查访，仍毫无结果。他说到这里，欷歔不已。父亲一向沉默寡言，极少如此动情地抒发内心情感，两位老先生都为之动容。这次凉亭夜话给我印象极深，事隔多年仍记忆犹新。

　　对日本人时刻保持警惕

　　父亲对外国人的态度本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况我们那位一衣带水的“邻邦”对我山东省一向虎视耽耽，时思染指。因此，在父亲主鲁期间，对日本人总是特别保持警惕。

　　父亲虽然很能喝酒，但宴客时如果闹酒，他就佯醉以脱身。有几次，日本领事馆宴请他，不怀好意地叫许多日本艺伎灌他酒。他喝一阵子便佯装醉倒，这时他的警卫人员就冲进屋内，不由分说将他扶上汽车送回省府。汽车开到家门口，他一笑而起，又坐在客厅里自斟自饮起来，同时对日本人大加嘲笑。

　　还有一次，父亲派副官叫我们几个孩子到他的办公室，陪一位名叫“西田”的领事吃饭。这位西田领事胖墩墩的，着西装，有一撮希特勒式的小胡子，讲一口流畅的中国话。西田以“中国通”自居，有一次父亲在东大楼宴请各国领事，他在席间竟唱了京剧《空城计》中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一段，怪腔怪调，在座洋人反正什么也听不懂，只一味鼓掌捧场，陪坐的中国官员们都在低头窃笑。这一回，父亲陪他喝白兰地，互相说些客套话。突然，西田领事郑重地说：“我奉敝国政府之命，想请几位公子到日本去读书，我们日本的教育是世界第一流的，生活全由我国政府安排，请主席放心。”父亲先是一愣，然后冷冷地回答说：“谢谢贵国关心，他们年纪还小，等到上大学时候再说吧。”西田很失望，但他深知父亲的脾气，没有再坚持。后来父亲向母亲谈及此事，恨恨地说：“小鬼子想把我儿子弄去当人质，真是可恶之极！“

　　当时日本人在山东各地大肆贩毒，父亲派侦缉队到处搜捕，在外县有逮住活埋的，日本领事也无可奈何。有一次，我见两个日本浪人被五花大绑押到省政府，坐在大堂前砖地上。父亲恰好走过，见了便开始义正辞严地训斥。那两个日本人愕然相顾，全无反应。良久，父亲方才醒悟他们根本不懂中国话，白费了许多唇舌，不禁哑然失笑。

　　与冯玉祥、张学良等人故情深厚

　　父亲原是冯玉祥先生的嫡系，即使是脱离后仍故情深厚。1932年春，父亲派专车接冯先生来山东，车抵济南时，冯先生受到盛大欢迎。父亲那天非常紧张，以他为首的军政要员早早都到车站上列队恭候，冯先生的老部下们单另排成一行。冯先生下车后先与老部下一一握手，每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冯先生稍事休息，即前往泰山定居。父亲每过泰安，必去冯先生处晋渴长谈。冯先生带有许多随员和幕僚，还带有一个手枪营，中央不予开支，全由父亲筹款供给。

　　一次，父亲带我们去泰山普照寺看望冯先生。我在一旁仔细观察，见冯先生身材魁梧，比父亲还高出半头，真可谓彪形大汉。他的头颅大而且圆，双眉浓重，说话瓮声瓮气；穿一身蓝布裤褂，腰扎粗大布带，戴一顶草帽，完全是北方农民打扮。父亲则穿戴像个大兵，在一旁恭坐，相当拘谨。闲谈间，冯先生忽然说：“向方，你就吸支烟吧，没有关系。”父亲立刻站起回答：“报告先生！我已经戒烟了。”又谈了一阵，父亲说去“方便”一下，刚迈出门槛，副官心领神会地急忙跑过去给父亲递上纸烟。

　　1932年7月，父亲乘专车去北平参加北平政务委员会会议，我也随父亲到北平去玩。火车路过天津时，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先生在车站举行盛大的迎送仪式。王先生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身着长袍马褂。车站上还有许多军政要员和军乐队奏乐。父亲下车与王先生等合影留念，在返回车厢的路上，吩咐副官赏军乐队800块钱。副官以为自己听错了，又悄声问了问钱数。父亲极不耐烦地一摆手，登上了车厢。副官无奈，只好将钱如数送交军乐队长。那队长也吓了一跳，一共才12名鼓号手，怎么会赏了这么多钱！事后这位副官向我埋怨说：“主席自己从来不经手钱，他手里根本就没数，还不听劝，真没有办法。”

　　到了北平，张学良先生问父亲住在哪里，父亲说住在一位亲戚家。张先生很惊讶，没想到父亲过去多年驻军北京，居然在城里没有房屋，于是执意将北平东绒线胡同一所住宅相赠。

　　这所宅子相当阔气：临街两个朱漆大门，都是三进深的院子：还有两座小楼，大客厅前的院子尤见宏敞，满铺方砖，四面回廊；厅堂四壁镶有护墙板，还带有全套硬木家具，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我堂姐在北平出嫁时，母亲带我们来这里住过一次。“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这所宅第被日方以“敌产”没收了。

　　那次开会，父亲在北平逗留一周。临行时，张学良先生偕夫人于凤至女士亲到车站送行。我久慕“少帅”的威名，及目睹其人，却很感惊奇：张先生中等身材，很瘦，很年轻，留着分头，穿一套浅色西装，像个风度翩翩的大学生。张先生送给父亲一杆捷克的双筒猎枪，父亲很喜欢，一直挂在他的卧室里。就在那次随母亲住在北平东绒线胡同的时候，我还见过一次吴佩孚先生的夫人。那时吴先生早已下野，正在北平做寓公。一天，母亲正在厅堂闲坐，忽报吴大帅夫人到。母亲忙跑出大门迎接。吴夫人是乘人力车来的。她50来岁，身材修长，腰板笔直，穿着黑布旗袍、布鞋，发髻梳得高高的，雍容尔雅，气度不凡。母亲上前鞠躬致意。她点头还礼，然后径直步人厅堂，略事谦让后就居中端坐。母亲忙命献茶。彼此寒暄了十几分钟，她即起身告辞。母亲送至大门，派汽车相送。她婉言谢绝，说自己到大街上雇个人力车即可。吴夫人去后，母亲深为她那种不卑不亢的气质所折服。这次吴夫人登门造访也是事出有因。原来父亲平生最景仰吴先生的文韬武略和铮铮铁骨，视为军人楷模。他每次去北平开会，必去谒见吴先生。吴夫人这次来访，显然是礼貌性的回拜。

　　李景林先生原是奉系著名将领。在他就任直隶督办时，西北军首先向他开火。他依靠现代化工事固守天津。父亲当时任旅长，担任主攻，率部反复冲锋，终于突破了他的防线，首占天津，迫使他乘船南遁。以后在北伐战争中，父亲与他狭路相逢。在两次豫东大战中都是对手。不料，1932年他来到济南，并与父亲结为挚友。打胶东刘珍年时，他随军一同指挥，有如高参。但实际上他什么名义都不肯接受，纯以客卿自居，采取超然态度。以后他索性在济南定居下来，怡然自得。

　　这位李先生貌虽清瘦，却是武林高手。据说得太极真传，在当时武术界颇享盛名。每次宴会，他必应邀舞剑，长袍也不脱，反更见潇洒。他的拿手好戏是与他那群弟子推手，十几个彪形大汉被他推得东倒西歪。不过，那时我虽年幼，也怀疑是那些大汉们在为老师捧场。他的如夫人和小姐也都善舞剑，也是身着旗袍，只见剑光闪闪，上下翻飞，赢得一阵阵热烈掌声。他死后，几位太太为财产争得不可开交，都找父亲告状。她们还把许多箱子拉到东大楼存放，求母亲监管，因为互不信任，数月之后才又拉走。

　　最后的家信

　　我们在泰山住到暑假结束，这时济南已一片混乱，日本飞机不断狂轰滥炸，返校已不可能。母亲带着我们随后勤部队转住曹县，从此再未与父亲见面，只听说他正在鲁北一带与日军苦战。到了曹县，我们又听说他带着随员和警卫去黄河北岸督战，在济阳附近与日军快速突击部队遭遇，寡不敌众，且武器悬殊，经一场恶战，险些被俘，最后骑摩托车突围回到济南，身边仅带七人，其余全部牺牲。母亲为此日夜担心。一天，一个副官专程送来父亲一封亲笔信，内容是：

　　大姐（笔者注：母亲长父亲两岁，故常称之为大姐）：

　　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

　　现派人送去伍千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

　　致安好。

　　实际上，这已是父亲的绝笔了。

　　父亲是在武昌市平阅路33号一座小楼里离开人世的。经鹿钟麟先生主持装硷，移到长春观暂厝。开吊那天非常冷落，仅有当年他在西北军中的老弟兄孙连仲先生前去鞠躬致哀。最后，鹿先生将父亲的灵枢安葬在鸡公山。鸡公山是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处的著名风景区。1929年春“讨桂之役”，父亲任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督师武胜关，曾慕名登鸡公山一游，在苍峰云海之间，流连忘返，没想到九年后竟托体于此。

韩复榘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