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后的变形虫图片: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2

二、本文的资料与方法

至今为止，各省新修地方志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并且出版，而《人口志》又是每本新修地方志必备的内容。之所以不能通过新修地方志资料的累加来重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口，是因为许多地方志中并没有历年人口数据的记载，即使有，对于其可靠程度的确认也还是一个问题。本文的研究证明，在经历了人口大规模死亡的地区，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有许多是不可靠的。企图通过各个地区人口死亡数相加的方法来完成本项研究，是不可行的。

本文主要采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历年人口数，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

关于1953年和1982年人口普查的准确性，学界已经没有太多的疑问，只有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杰斯帕·贝克认为，在许多省，对于大饥荒负有责任的官员仍在掌权，他们完全有可能更改普查数据。[9]我认为这是一种基于逻辑而不是基于实证基础上的推测。根据这一逻辑，为了掩饰人口的死亡，饥荒地区的地方政府只能虚增1964年的人口。然而，这一虚增的代价是，1964-1982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必定会低于正常值，而事实上，这种异常在我的研究中从未发现过。地方志中披露的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及相关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迁移数据，大部分是真实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虚假的。在人口死亡的较多的地区，更是如此。

本项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0]：第一，鉴于1953－1982年间中国县级政区的巨大变化，本文采用清代的“府”级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清代的府是统县政区，通常包括几个县或十几个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专区”类似，但不能完全对应。采用这一稳定的分析单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县级政区变动所造成的误差，即府境之内的县界变动不予考虑，仅对跨府的县界变动给予调整。采用这一分析单位，有助于笔者将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与19世纪下半叶的灾难与饥荒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第二，与人口普查数据不同的是，地方志中的数据多为年末统计数据，且政区大都经过细致的等面积处理，据此而得出的人口增长速度，基本排除了因政区调整造成的误差。根据一府之中若干县的灾前人口增长速度，可以推得全府的灾前人口增长速度，从而求得灾前人口。县级资料越多，结论就越可靠。

第三，地方志不仅记载历年人口，而且记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一般情况下，两套数据是吻合的。在不存在迁移人口的前提下，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所得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根据人口总数求得的人口增长率或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一致。然而，在一些经历了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前、灾后人口与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完全不能对应。如在安徽省的一些地区，灾前人口被缩小，以至于灾前的人口增长率，低得使人不能相信。在全国许多地方，灾后两年的人口往往被夸大。以至于1963年、甚至1962年的人口，已经接近或者超过1964年。[11]在一些地区，人口总数是虚报的，而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却是真实的，据此可知灾后的人口增长率。

灾后几年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要比1964-1982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快许多。灾情越重，灾后几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往往越快。这一规律，也可以作为判断灾后统计数据真伪的标准之一。在人口死亡规模较小或没有死亡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后人口数据相当可靠。灾情严重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后人口数据则往往虚报，对于这类地区的人口数据，需要认真甄别后使用。

第四，在一般情况下，大饥荒从1959年年初开始，至1961年上半年或年底结束。也有些地区的人口规模性死亡，始于1958年下半年，或结束于1960年年底，或延续到1962年。根据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求得历年人口增长率，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降，即意味着大饥荒的发生。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上升，则意味着大饥荒的结束。本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作相应的调整。

第五，将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当作灾前人口的一部分。这样，在确定灾前、灾后时点时，即使将时间定得宽一点，也不会造成对于死亡人口低估或高估。

第六，有些地方志记载了历年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多数地方志没有此类记载。然而，如果地方志所载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历年人口总数是正确的，可以根据这三项数据求出净迁移人口。

第七，用某地灾前人口减去灾后人口，所得为净减少人口，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正常的人口死亡率，灾前以1957年或1958年为标准，灾后则以1962年或1963年为标准，具体视各地灾荒发生时间而定。在计算过程中，通常用1959年和1960年人口死亡率与灾前人口死亡率比较，用1961年人口死亡率与灾后人口死亡率比较。至于蒋正华认为1960年的死亡人口漏报率只有20%，远低于此前此后40%的水平。我对这一观点持谨慎的怀疑。理由是，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灾后政府大灾中的死亡人口的清理，并未持积极的态度。

第八，在一些人口死亡规模较小的地区，利用上述方法也不可能发现非正常死亡人口。本文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利用地方志所载历年人口数和历年人口死亡率数据，将各县市非正常死亡人口累加，得出各府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这一做法的缺陷是过度依赖地方志，当地方志的记载不详或找不到足够多的地方志时，就有可能造成遗漏。只不过，这类地区人口死亡的规模不大，即使存在遗漏，遗漏的人口也不会很多。

此外，对于一个“府”而言，其中心城市的迁入人口主要来自周边农村，因此，本文在计算以府为单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时，并不将城市剔除，除非这一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正常，且无规模性的人口死亡。这样一来，因城市化而导致的人口迁移就可以不加以专门的讨论。

总之，本文的主要思路是，以1953年、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地方志所载资料求出各府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府的灾前、灾后人口，藉此再求出各府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本项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地方志资料虽然不完整，但从抽样的角度看，却已足够。[12]两套资料的配合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排除错误。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饥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损失，并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而求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