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噬菌体是真核生物吗:[反思毛泽东（9）]迷乱的婚配：前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关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05:53:05
[反思毛泽东（9）]迷乱的婚配：前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关系
作者：公论 - 笔公 在延安，有过两位文人对当时有嫌倾斜的男女关系的评述被记载了下来。王实味说：在这里，过于稀缺的女子资源成了大人物们的禁脔。丁玲说：结了婚的女人们，因为大量的家庭义务而几乎等于被排斥了革命的权力，更因为几乎不能与在前线的离婚而失去的女人的自由（1）。
必须承认，延安时期的男女关系因为一部据说发布于一九四四年的“婚姻法”（2）而受到了许多的规范。在此之前，比如中央苏区时期，比之于延安时期则要迷乱的多。
而王实味和丁玲所表达的那两种意见，也正标志着相对自由的婚恋行为走向禁锢的那种过渡。以在延安时期因为成立“自由恋爱俱乐部”（3）的七个年轻人被集体逮捕的那个事件为标志，“前毛泽东时代”（在这里是毛泽东彻底掌握党和国家的权力之前的那段革命时期）过度迷乱的男女关系越来越呈现为过度的限制，这可以理解为对那个时代婚姻文化的一种反动。
“前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关系”，这可以是一篇颇有文化史意味的学术论文的题目。但笔者用相对轻松的笔法触及这个题目，则是因为在对毛泽东史料的阅读中感受到，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相对而言很典型的“样本”。是他影响了别人还是环境影响了大家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曾经存在过的那个时代却是依稀可辩。
一、 迷乱
迷乱，就是一种几乎没有规律和规则的紊乱。与即使在今天仍然相对专一、稳定和持续的婚姻关系相比，那个时候的男女关系似乎走进了一种差一点就可以称之为“自然放任主义”的丛林。
借助对那个时代相关资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对所谓的“迷乱”做出这样的界定。以下八种形式的男女关系形态广泛地存在着。
1、 男子多娶
如果我们不算孙中山、蒋介石这些不在毛泽东们影响范围之外的人，仅仅关注那些有名有姓且军功赫赫的共和国将帅，我们仍然可以举出一大长溜先后娶过多位夫人的名字：毛泽东有过四位夫人——罗氏（毛没有与她圆房甚至可能宁愿把她转作父亲的妾（5）、杨开慧、贺子珍、江青；朱德则至少有过六位妻子，井冈山时期的是伍若兰和康克清；毛泽民和毛泽覃也分别娶过三次（6），邓小平、刘少奇和林彪也分别娶过三次妻子……
2、 女子多嫁
张闻天夫人刘英，此前曾经嫁过一位叫做林蔚的地下党；贺怡在丈夫毛泽覃牺牲后，又曾经嫁过两任丈夫；红军三十女杰之一的吴仲廉，此前是的妻子，后来在西路军时被俘饱受欺凌，逃出魔掌后成为的妻子；江青，在嫁给毛泽东之前先后有过四次婚姻，其中第一任男友是当年也很出名的黄敬（真名俞某某）……
3、 不规范婚姻
那个时代及特定人群的观念中，结婚不需要法定的形式，同居就算结婚。只要这种同居不是秘密的，而且二人以夫妻相称并与外界交往，这样的同居就被视为被较广泛认可的结婚。这自然避免了私人子现象，但却因此而多了朝三暮四和朝秦暮楚者（7）。
4、 革命伴侣军中寻
当时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者，被视为社会的另类甚至匪类，算得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群。为了寻求革命伴侣所需要的共同语言和长期相守，他们从“同志”中寻找伴侣的想法和做法应该是十分理性的。如果说当年周恩来没有选择那位和他在一起留法的漂亮小姐而选择了远在国内又不是很漂亮的邓颖超（8），是长期匹配性考虑，则战争中的许多将军从自己的队伍中找寻伴侣也就顺理成章了。
贺子珍是毛泽东率队上井冈山时唯一的女战士，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但她后来仍然众望子成龙所归地成为毛委员的“压寨夫人”（4）。而伍若兰和康克清这两位朱德夫人，也分别来自当时的农民队伍中的女军人。
一方面军长征，有三十位女士相随。这三十位女士，或者已经是各位领导人物的妻子，或者分别在后来成为领导人士的妻子。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更是早就被称为“配偶团”或“配偶集中营”。在政治部门的批准下到配偶团去选老婆，是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们公开的秘密（9）。
5、 未经多少过渡和适应的再嫁或再娶
与当年太平天国的禁欲逻辑相比，共产主义的信徒们并不想作苦行僧。虽然因为资源过度稀缺而设定了类似“二五八团”的规矩，人们仍然抓住一切机会和可能组成自己的革命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看上去或感觉起来根本没有经过多少适应或适应的再婚或再嫁也就不断地发生着。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刚刚离开延安，江青就顺利地取得了替补资格。她的这种填坑方式的入主，让她自己也产生着相当的不安定感。后来她一次次地赴苏养病中，她就万分地担心自己成为第二个贺子珍（10）。毛泽覃和贺怡夫妇，也分别有过多次这种情况的再婚和再娶。还没有从前夫的牺牲中走出来的刘英，仍然在长征后迅速地嫁给了张闻天。曾经是毛泽民夫人的朱旦华（生育过毛远新），在毛泽东牺牲后也嫁给了方志纯。
6、 妻子在战友之间的“转移”
如果说因为伴侣牺牲或谣传牺牲而再婚再娶还相对合情合理的话，在丈夫还没有死去甚至就在自己的不远处的时候就选择改嫁，这实在有些铁面无情。比如金维映（阿金），曾经先后嫁给过两位中国革命史上的超一流领导人（邓先生和李维汉先生），似乎并不是什么佳话。而蓝苹其人在黄敬已经出狱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同唐纳等同居，又在黄敬来到延安的情况下高攀了房中清冷的毛先生，也有些让人目瞪口呆。
7、 以工作或革命的名义的“结合”
从为了工作方便的假结婚到真结合，在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看来，这中间并没有什么道德或信义的鸿沟。陈铁军夫妇在刑场上的婚礼，就这这样一般革命道德的完美体现。陶铸出狱后，在自己的领导的地盘上盛情挽留了从此经过的曾志，并在此后不久与其结婚的故事（11），也似这样的浪漫结合。
8、 伴侣的选定、指定与圈定制
因为长时间的战争环境，共产党军队的诸多高级将领们或者妻子牺牲或失散或者长时间孑然一身，一直成为组织上的关心对象。当部队或学校里有了合适的候选，他们便一次次地被拉去相亲。所谓相亲，实际上也是间接的。比如到那个单位去讲话、视察，顺便看看有没有中意的姑娘，这几乎是不公开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女当事人可能蒙在鼓里，也可能是纯粹的被动候选者，甚至有时会丧失最基本的主动权。
通行的程序是：先由将领们去选，选中之后告诉介绍人（有时基本上就是组织的代名词），然后由组织去找那个被选定的女孩谈话，只要不是特别的反感，她也就被纳入了考察和培养对象，其他人再也无权染指。等二人的非正式交往达到了某种程度，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最为关键的环节，那就是基本上没有经历过恋爱过程的婚礼。婚礼之后，这个女孩就得从学校或原单调动出来，随着丈夫（如果丈夫的级别足够高）的部队一起行动。延安在一九三六年以后陆陆续续办起了许多全国招生的学校（如鲁艺、陕北公学等），这些学校也就为共和国的将帅们培养了许多伴侣。如林彪、彭德怀、贺龙、左权、陈毅、陈赓等，基本上都是适用的这个程序。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对将帅们遗孀的访谈录，也与当年的老夫少妻间的年龄差距有很大的关系。
即使是在适合条件的女子资源并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高级将领们仍然可以拥有先行挑选的权力或机会（有点象清庭时的选“秀女”）。同理可证，如果一个女子准备结婚，她可以选择的范围也会是很大的。如果恰好她的标准是官衔的高低，则级别相对较低的追求者的成功概率必然要低很多。况且，一旦前面有一位高级将领选定了一个对象，这个女孩子就极可能被圈定或保护起来，别人不再可能越雷池一步。也因为这一点，低级军官们的牢骚便不可能不多起来。当年黄克功追求刘茜不成而拔枪杀人，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被羞辱了自尊心后的怒不可遏。因为自己的魅力不足够大而不能搞定那个女孩的社会原因，是他所不能控制的。一个大男人连个老婆都找不到，他在冲动和纷乱的心境里定然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与其让自己看好的女孩嫁了其他战友而自己丢脸，不如用杀人也等于自寻死路的作法唤醒人们注意那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黄克功被逮捕并枪毙，间接意义上也因为他浪费了一个珍贵的“妻子”名额吧：粗豪将军，真是不知怜香惜玉，且暴殄天物——确实该杀。
二、 婚配
婚配中的“配”，在这个时代可以同时有三种解释：一是配偶，即成婚或为公众所认可的同居；二是搭配，即相对自由的组合；三是分配，即由有关部门主要听从一方（一般是男方）意向的指定。
说这个时代的男女关系是迷乱的婚配，便是说不仅仅婚姻关系比较随意散漫，自由组合也颇有些抢宝的游戏意味，而那不问爱情也不问是否般配地就往一个大床上一扔的作法，也确实是有点把女人当成财产进行分配的怪味。
于是又回来了文章起首说到的那两篇文章即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所述及的况味。婚配上的不平等让男人大量多于女人的圣地延安出现了男女关系上严重的两极分化。“八大美女”被林彪这样的奇貌不扬者“霸占”，虽然叶群未必是处女。而那些嫁做将军妇的女人们，却又从此被新的婚姻法则限定在牢笼中，不经丈夫的许可而不得离婚（12）。尤其是文化人，生性活泼的她们极可能会被丈夫们认为是行为不端而受到虐待，而她们在这些功臣们面前则再也没有可能象之前的姐妹们拥有移情别嫁的权利……
三、 因由
机械而津津乐道当年男女关系的迷乱是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的，但探究这种迷乱状态的产生原因则会有趣的多。
一些爱过西方自由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互相之间达成的默契。比如毛泽东就曾经与蔡和森、蔡畅兄妹有过“终生不结婚”的约定；毛泽东也曾经盛赞蔡和森与向警宇之间的自由同盟。虽然这些当事人并没有完全遵守他们曾经的约定，但自由的种子却深扎他们的心底。在这之后，自由地选择伴侣并自由地舍弃不再有感情的异性同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受首先和法律的制裁。
制度上的纵容是造成这种迷乱的直接原因。比如在苏区制定的婚姻条例中，对自由结婚和自由离婚都予以支持。最为热闹的一段时间，要求离婚的妇女挤破了中央政府的门槛（10）。让已经死亡了的婚姻因离婚或自由恋爱这一法宝而重新盘活，不仅仅让那些感觉不幸福的男人女人们享受了一次解放的感觉，也让那些按照旧的体系自己必然处在规则之外的男人女人们有了结婚和性爱的机会。与这种自由化的法律倾向相联系，恋爱和结婚的自由也在百姓中扎下了根。《小二黑结婚》虽然创作于较晚的时期，但也确是对这种自由规则的一种简单地图解。
战争环境下的特殊局面，让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者们“难得偷来片刻逍遥”地抓紧享受爱情或男女之欢。试想，一个随时都处在生命威胁中的人，还会那么温温而雅地玩味花前月下和海誓山盟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外”吧，“赶紧生活”吧，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吧。
女子资源的严重短缺这一恶劣局面，加重了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不可理喻的迷乱婚配。参加革命或革命的同情者中，女子的比例本来就小，如果象现在那么去计较是不是处女、是不是曾经结过婚、是不是有过复杂的婚配史，就连眼前的机会都会丧失。
革命时代的业余生活过于贫乏，也让结婚组织家庭成为一件颇为风光和多彩的阅历。吃了上顿没下顿、活了今天没明天、走了这村没那店的单调生命中，娶妻生子肯定是相当喜庆的事情。只有那些找不到老婆的边缘人，才会抱怨别人娶的妻子不是处女。
特定地区男女关系的放松，也让迷乱的婚配并不被人耻笑。毛泽东上井冈山，用他的出众才能迅速打开了周围的局面。不仅仅是袁文才，即使是贺敏学、贺子珍也不想让这位毛委员因为没有“恒心”而魂不守舍。给他找一位压营夫人来安定他的心，恐怕也是整个井冈山人的共同心愿。毛泽东与贺子珍成为革命伴侣的第二天就有军官上山道贺（13），恐怕就是这种众望所归的一种证明。
战友间相依为命的革命感情，形成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殊语言，只有适当的因素催化，他们会在第一时间与合适的对象相濡以沫。这种加入了相当革命战友万分的爱情，应该是今天某些根本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爱情基础的儿女情长所不可能媲美的。
四、 转向
分久必合。乱而后治。迷乱的婚配在一九四四年以后得到了相当程度地改善。战争年代里积久形成的婚配被最终定格。从过度自由发展到过度禁锢的时代来临了。
条件也渐渐地好起来。革命者和革命的同情者中，女同志越来越多。毛泽东娶到了多才多艺的女演员，刘少奇寻到了资本家的阔小姐，就连在特里尔说来“丑陋而又粗野”的彭德怀，也找到了名门闺秀。已经没有必要再象过去那样不成体统了。
将帅们的年龄也大起来。当年血气方刚的年龄里，除了杀敌还有使不完的力量。强大的多余精力必须找寻它合适的出口。可在四四年以后，要打的仗更多更大，要做的事又多又杂，要开辟的功业且繁且难，他们的精力越来越转移到了建国上。
而且，年轻人们的胡闹，即使在荒唐程度上没有超过自己年轻时，也毕竟在越来越规范和文明了的秩序中显得那么大逆不道有伤风化。一如不应该再象过去一样当着客人的面从自己的裤裆里抓虱子、不能再在人家的客厅里把主人的茶杯打碎，马上就要成为国家栋梁的主人翁们得学着文明和克制一些才显得更有涵养了。
当然，这种对规范的注重迅速成为一种新的禁锢。建国后的长时间里，男女关系成为一个禁区。有作风问题的人，每每被冠以“流氓”之名而受到歧视。尽管还有好多大人物（如传说中的黄永胜就被称为“双枪”将）一如既往地做着欺男霸女的风流事，可那已经远离了公众们的视野。
注释：
（10）特里尔著《毛泽东传》。
（6）孔东梅《翻开我家老相册：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
（7）特里尔著《毛泽东传》。
（9）菲力浦•肖特著《毛泽东传》。
（11）孔东梅著《毛泽东与贺子珍》。
待添加
2005年12月14日、12月15日草稿
作者：公论 - 笔公 在延安，有过两位文人对当时有嫌倾斜的男女关系的评述被记载了下来。王实味说：在这里，过于稀缺的女子资源成了大人物们的禁脔。丁玲说：结了婚的女人们，因为大量的家庭义务而几乎等于被排斥了革命的权力，更因为几乎不能与在前线的离婚而失去的女人的自由（1）。
必须承认，延安时期的男女关系因为一部据说发布于一九四四年的“婚姻法”（2）而受到了许多的规范。在此之前，比如中央苏区时期，比之于延安时期则要迷乱的多。
而王实味和丁玲所表达的那两种意见，也正标志着相对自由的婚恋行为走向禁锢的那种过渡。以在延安时期因为成立“自由恋爱俱乐部”（3）的七个年轻人被集体逮捕的那个事件为标志，“前毛泽东时代”（在这里是毛泽东彻底掌握党和国家的权力之前的那段革命时期）过度迷乱的男女关系越来越呈现为过度的限制，这可以理解为对那个时代婚姻文化的一种反动。
“前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关系”，这可以是一篇颇有文化史意味的学术论文的题目。但笔者用相对轻松的笔法触及这个题目，则是因为在对毛泽东史料的阅读中感受到，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相对而言很典型的“样本”。是他影响了别人还是环境影响了大家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曾经存在过的那个时代却是依稀可辩。
一、 迷乱
迷乱，就是一种几乎没有规律和规则的紊乱。与即使在今天仍然相对专一、稳定和持续的婚姻关系相比，那个时候的男女关系似乎走进了一种差一点就可以称之为“自然放任主义”的丛林。
借助对那个时代相关资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对所谓的“迷乱”做出这样的界定。以下八种形式的男女关系形态广泛地存在着。
1、 男子多娶
如果我们不算孙中山、蒋介石这些不在毛泽东们影响范围之外的人，仅仅关注那些有名有姓且军功赫赫的共和国将帅，我们仍然可以举出一大长溜先后娶过多位夫人的名字：毛泽东有过四位夫人——罗氏（毛没有与她圆房甚至可能宁愿把她转作父亲的妾（5）、杨开慧、贺子珍、江青；朱德则至少有过六位妻子，井冈山时期的是伍若兰和康克清；毛泽民和毛泽覃也分别娶过三次（6），邓小平、刘少奇和林彪也分别娶过三次妻子……
2、 女子多嫁
张闻天夫人刘英，此前曾经嫁过一位叫做林蔚的地下党；贺怡在丈夫毛泽覃牺牲后，又曾经嫁过两任丈夫；红军三十女杰之一的吴仲廉，此前是的妻子，后来在西路军时被俘饱受欺凌，逃出魔掌后成为的妻子；江青，在嫁给毛泽东之前先后有过四次婚姻，其中第一任男友是当年也很出名的黄敬（真名俞某某）……
3、 不规范婚姻
那个时代及特定人群的观念中，结婚不需要法定的形式，同居就算结婚。只要这种同居不是秘密的，而且二人以夫妻相称并与外界交往，这样的同居就被视为被较广泛认可的结婚。这自然避免了私人子现象，但却因此而多了朝三暮四和朝秦暮楚者（7）。
4、 革命伴侣军中寻
当时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者，被视为社会的另类甚至匪类，算得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群。为了寻求革命伴侣所需要的共同语言和长期相守，他们从“同志”中寻找伴侣的想法和做法应该是十分理性的。如果说当年周恩来没有选择那位和他在一起留法的漂亮小姐而选择了远在国内又不是很漂亮的邓颖超（8），是长期匹配性考虑，则战争中的许多将军从自己的队伍中找寻伴侣也就顺理成章了。
贺子珍是毛泽东率队上井冈山时唯一的女战士，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但她后来仍然众望子成龙所归地成为毛委员的“压寨夫人”（4）。而伍若兰和康克清这两位朱德夫人，也分别来自当时的农民队伍中的女军人。
一方面军长征，有三十位女士相随。这三十位女士，或者已经是各位领导人物的妻子，或者分别在后来成为领导人士的妻子。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更是早就被称为“配偶团”或“配偶集中营”。在政治部门的批准下到配偶团去选老婆，是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们公开的秘密（9）。
5、 未经多少过渡和适应的再嫁或再娶
与当年太平天国的禁欲逻辑相比，共产主义的信徒们并不想作苦行僧。虽然因为资源过度稀缺而设定了类似“二五八团”的规矩，人们仍然抓住一切机会和可能组成自己的革命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看上去或感觉起来根本没有经过多少适应或适应的再婚或再嫁也就不断地发生着。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刚刚离开延安，江青就顺利地取得了替补资格。她的这种填坑方式的入主，让她自己也产生着相当的不安定感。后来她一次次地赴苏养病中，她就万分地担心自己成为第二个贺子珍（10）。毛泽覃和贺怡夫妇，也分别有过多次这种情况的再婚和再娶。还没有从前夫的牺牲中走出来的刘英，仍然在长征后迅速地嫁给了张闻天。曾经是毛泽民夫人的朱旦华（生育过毛远新），在毛泽东牺牲后也嫁给了方志纯。
6、 妻子在战友之间的“转移”
如果说因为伴侣牺牲或谣传牺牲而再婚再娶还相对合情合理的话，在丈夫还没有死去甚至就在自己的不远处的时候就选择改嫁，这实在有些铁面无情。比如金维映（阿金），曾经先后嫁给过两位中国革命史上的超一流领导人（邓先生和李维汉先生），似乎并不是什么佳话。而蓝苹其人在黄敬已经出狱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同唐纳等同居，又在黄敬来到延安的情况下高攀了房中清冷的毛先生，也有些让人目瞪口呆。
7、 以工作或革命的名义的“结合”
从为了工作方便的假结婚到真结合，在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看来，这中间并没有什么道德或信义的鸿沟。陈铁军夫妇在刑场上的婚礼，就这这样一般革命道德的完美体现。陶铸出狱后，在自己的领导的地盘上盛情挽留了从此经过的曾志，并在此后不久与其结婚的故事（11），也似这样的浪漫结合。
8、 伴侣的选定、指定与圈定制
因为长时间的战争环境，共产党军队的诸多高级将领们或者妻子牺牲或失散或者长时间孑然一身，一直成为组织上的关心对象。当部队或学校里有了合适的候选，他们便一次次地被拉去相亲。所谓相亲，实际上也是间接的。比如到那个单位去讲话、视察，顺便看看有没有中意的姑娘，这几乎是不公开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女当事人可能蒙在鼓里，也可能是纯粹的被动候选者，甚至有时会丧失最基本的主动权。
通行的程序是：先由将领们去选，选中之后告诉介绍人（有时基本上就是组织的代名词），然后由组织去找那个被选定的女孩谈话，只要不是特别的反感，她也就被纳入了考察和培养对象，其他人再也无权染指。等二人的非正式交往达到了某种程度，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最为关键的环节，那就是基本上没有经历过恋爱过程的婚礼。婚礼之后，这个女孩就得从学校或原单调动出来，随着丈夫（如果丈夫的级别足够高）的部队一起行动。延安在一九三六年以后陆陆续续办起了许多全国招生的学校（如鲁艺、陕北公学等），这些学校也就为共和国的将帅们培养了许多伴侣。如林彪、彭德怀、贺龙、左权、陈毅、陈赓等，基本上都是适用的这个程序。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对将帅们遗孀的访谈录，也与当年的老夫少妻间的年龄差距有很大的关系。
即使是在适合条件的女子资源并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高级将领们仍然可以拥有先行挑选的权力或机会（有点象清庭时的选“秀女”）。同理可证，如果一个女子准备结婚，她可以选择的范围也会是很大的。如果恰好她的标准是官衔的高低，则级别相对较低的追求者的成功概率必然要低很多。况且，一旦前面有一位高级将领选定了一个对象，这个女孩子就极可能被圈定或保护起来，别人不再可能越雷池一步。也因为这一点，低级军官们的牢骚便不可能不多起来。当年黄克功追求刘茜不成而拔枪杀人，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被羞辱了自尊心后的怒不可遏。因为自己的魅力不足够大而不能搞定那个女孩的社会原因，是他所不能控制的。一个大男人连个老婆都找不到，他在冲动和纷乱的心境里定然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与其让自己看好的女孩嫁了其他战友而自己丢脸，不如用杀人也等于自寻死路的作法唤醒人们注意那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黄克功被逮捕并枪毙，间接意义上也因为他浪费了一个珍贵的“妻子”名额吧：粗豪将军，真是不知怜香惜玉，且暴殄天物——确实该杀。
二、 婚配
婚配中的“配”，在这个时代可以同时有三种解释：一是配偶，即成婚或为公众所认可的同居；二是搭配，即相对自由的组合；三是分配，即由有关部门主要听从一方（一般是男方）意向的指定。
说这个时代的男女关系是迷乱的婚配，便是说不仅仅婚姻关系比较随意散漫，自由组合也颇有些抢宝的游戏意味，而那不问爱情也不问是否般配地就往一个大床上一扔的作法，也确实是有点把女人当成财产进行分配的怪味。
于是又回来了文章起首说到的那两篇文章即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所述及的况味。婚配上的不平等让男人大量多于女人的圣地延安出现了男女关系上严重的两极分化。“八大美女”被林彪这样的奇貌不扬者“霸占”，虽然叶群未必是处女。而那些嫁做将军妇的女人们，却又从此被新的婚姻法则限定在牢笼中，不经丈夫的许可而不得离婚（12）。尤其是文化人，生性活泼的她们极可能会被丈夫们认为是行为不端而受到虐待，而她们在这些功臣们面前则再也没有可能象之前的姐妹们拥有移情别嫁的权利……
三、 因由
机械而津津乐道当年男女关系的迷乱是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的，但探究这种迷乱状态的产生原因则会有趣的多。
一些爱过西方自由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互相之间达成的默契。比如毛泽东就曾经与蔡和森、蔡畅兄妹有过“终生不结婚”的约定；毛泽东也曾经盛赞蔡和森与向警宇之间的自由同盟。虽然这些当事人并没有完全遵守他们曾经的约定，但自由的种子却深扎他们的心底。在这之后，自由地选择伴侣并自由地舍弃不再有感情的异性同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受首先和法律的制裁。
制度上的纵容是造成这种迷乱的直接原因。比如在苏区制定的婚姻条例中，对自由结婚和自由离婚都予以支持。最为热闹的一段时间，要求离婚的妇女挤破了中央政府的门槛（10）。让已经死亡了的婚姻因离婚或自由恋爱这一法宝而重新盘活，不仅仅让那些感觉不幸福的男人女人们享受了一次解放的感觉，也让那些按照旧的体系自己必然处在规则之外的男人女人们有了结婚和性爱的机会。与这种自由化的法律倾向相联系，恋爱和结婚的自由也在百姓中扎下了根。《小二黑结婚》虽然创作于较晚的时期，但也确是对这种自由规则的一种简单地图解。
战争环境下的特殊局面，让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者们“难得偷来片刻逍遥”地抓紧享受爱情或男女之欢。试想，一个随时都处在生命威胁中的人，还会那么温温而雅地玩味花前月下和海誓山盟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外”吧，“赶紧生活”吧，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吧。
女子资源的严重短缺这一恶劣局面，加重了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不可理喻的迷乱婚配。参加革命或革命的同情者中，女子的比例本来就小，如果象现在那么去计较是不是处女、是不是曾经结过婚、是不是有过复杂的婚配史，就连眼前的机会都会丧失。
革命时代的业余生活过于贫乏，也让结婚组织家庭成为一件颇为风光和多彩的阅历。吃了上顿没下顿、活了今天没明天、走了这村没那店的单调生命中，娶妻生子肯定是相当喜庆的事情。只有那些找不到老婆的边缘人，才会抱怨别人娶的妻子不是处女。
特定地区男女关系的放松，也让迷乱的婚配并不被人耻笑。毛泽东上井冈山，用他的出众才能迅速打开了周围的局面。不仅仅是袁文才，即使是贺敏学、贺子珍也不想让这位毛委员因为没有“恒心”而魂不守舍。给他找一位压营夫人来安定他的心，恐怕也是整个井冈山人的共同心愿。毛泽东与贺子珍成为革命伴侣的第二天就有军官上山道贺（13），恐怕就是这种众望所归的一种证明。
战友间相依为命的革命感情，形成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殊语言，只有适当的因素催化，他们会在第一时间与合适的对象相濡以沫。这种加入了相当革命战友万分的爱情，应该是今天某些根本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爱情基础的儿女情长所不可能媲美的。
四、 转向
分久必合。乱而后治。迷乱的婚配在一九四四年以后得到了相当程度地改善。战争年代里积久形成的婚配被最终定格。从过度自由发展到过度禁锢的时代来临了。
条件也渐渐地好起来。革命者和革命的同情者中，女同志越来越多。毛泽东娶到了多才多艺的女演员，刘少奇寻到了资本家的阔小姐，就连在特里尔说来“丑陋而又粗野”的彭德怀，也找到了名门闺秀。已经没有必要再象过去那样不成体统了。
将帅们的年龄也大起来。当年血气方刚的年龄里，除了杀敌还有使不完的力量。强大的多余精力必须找寻它合适的出口。可在四四年以后，要打的仗更多更大，要做的事又多又杂，要开辟的功业且繁且难，他们的精力越来越转移到了建国上。
而且，年轻人们的胡闹，即使在荒唐程度上没有超过自己年轻时，也毕竟在越来越规范和文明了的秩序中显得那么大逆不道有伤风化。一如不应该再象过去一样当着客人的面从自己的裤裆里抓虱子、不能再在人家的客厅里把主人的茶杯打碎，马上就要成为国家栋梁的主人翁们得学着文明和克制一些才显得更有涵养了。
当然，这种对规范的注重迅速成为一种新的禁锢。建国后的长时间里，男女关系成为一个禁区。有作风问题的人，每每被冠以“流氓”之名而受到歧视。尽管还有好多大人物（如传说中的黄永胜就被称为“双枪”将）一如既往地做着欺男霸女的风流事，可那已经远离了公众们的视野。
注释：
（10）特里尔著《毛泽东传》。
（6）孔东梅《翻开我家老相册：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
（7）特里尔著《毛泽东传》。
（9）菲力浦•肖特著《毛泽东传》。
（11）孔东梅著《毛泽东与贺子珍》。
待添加
2005年12月14日、12月15日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