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常见的原核生物:[反思毛泽东（7）]迷雾重重：毛贺姻缘纵横谈（草稿）

[反思毛泽东（7）]迷雾重重：毛贺姻缘纵横谈（草稿）

 

 

作者：公论 - 笔公 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一九七九年，隐居多年的前毛泽东夫人贺子珍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和外孙女孔东梅的大幅彩照登在了当年的《解放军画报》封面上。自此，一直讳莫如深的毛贺姻缘，因为当事人之一的去世和环境逐渐宽松而解冻。此后到现在的几十年里，关于贺子珍及毛贺姻缘的书籍已经出版了几十本。因为是毛泽东的妻子中从劳动量而言是最辛苦却又最没有名份的一个，贺子珍享受着广泛的同情。直到近年，她和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成立了东润菊香书屋文化传播公司并致力于对她生前事迹的发掘和考证，所出版的两本书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市场。这也充分证明，毛贺姻缘作为毛泽东一生中长达十年的一段美好时光，仍然有着被澄清和研究的必要性。

 

 

因这这段缘份的当事人涉及到许多党史、红军史、毛贺家史上的重要人物——比如毛泽东、贺子珍、贺敏学、贺怡、袁文才、王佐、江青、毛岸英，而这些人物中一些因为生命的完结而放弃了发言权，加之这段感情因为毛贺的分手和毛江的结婚而呈现的敏感和争议而一直是在私下流传，致使毛贺姻缘到现在还呈现出重重的迷雾。各种在口径上反差极大的说法同时存在着，甚至在一些回忆录和相对严肃的正史中各以其有嫌“定向”的影响力传播着。

 

 

在对待涉及毛泽东的著作、史料、传闻的谈论、搜集、考证和品评的过程中，笔者也为这段伟大姻缘里的一些迷雾所惑。

 

 

一、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姻缘由谁启动

 

 

在寻常的婚恋里，探讨这样的问题显然有些无聊甚至庸俗。毕竟，爱情既不是捆绑也不是强迫，在最终意义上是“意思表达一致”的产物。可在毛贺姻缘这样一直影响了几十年的历史和文化评价的特殊个案中，这却是一个涉及到历史责任甚至伦理责任的大事。如果确系贺子珍主动投怀送抱，而后来她又坚持出走，则人们对她的同情会淡泊许多。如果是毛泽东主动和积极追求，而后来又给予贺家那么糟糕的待遇，则不免让后人对毛泽东在特定小节上的为人做出一些相对负面的结论。

 

 

而在涉及贺子珍的各种讲述和传闻中，又确实都有对这一话题的倾向性意见和考证。三种观点并行着：一是说贺子珍从一开始就对毛表现出了相当的爱戴和爱恋，毛泽东察觉后给她讲了杨开慧母子的事，二人从此缔结革命姻缘。这是相对而言更规范著述中的说法（1）。二是说毛泽东主动追求贺子珍，而在此之前贺已经有了心上人并对这种追求冷淡以处。虽然还有许多的传闻作为佐证，但从正式出版物而言，这主要是孔东梅的观点（2）。三是袁文才为了留住有才学又擅长割据艺术的毛委员，而同王佐、贺敏学所制定的“美人计”（3）。而贺子珍也确实被子不少的记载中称为“压寨夫人”。

 

 

三种说法各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情理判断。主张贺子珍主动的，主要有三方面的论据。一是贺子珍很早就读过毛委员的文字。作为永新妇女部长和好学的女生，这是有相当可能的。二是说井冈山的男女关系比较随便（4）。三是贺子珍在见到毛泽东的第一时间就为毛清洗和医治他在行军中受伤的脚。

 

 

主张毛泽东主动的，主要有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实做依据。毛泽东每次出征，都会去敲贺子珍的窗户，而心中装着欧阳洛的少女贺子珍，对此颇为疑惑（5）。更为放松的口述，则说及毛泽东总是找贺子珍谈工作并要她相陪去做调查，甚至有些还讲到毛泽东在一次与贺夜谈之后对外大声宣布：我们已经成为革命伴侣。

 

 

主张袁文才介绍的则是言之凿凿，因为从数本书中都看到这样的描述，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事实。

 

 

联系欧阳洛确实是少女贺子珍的入党介绍人并早入贺敏学而发生接触并在一起在永新做过相当一段革命工作的事实，以及贺子珍对李立英在东北的长谈中所讲到的，以及一些其他的口述资料，基本上可以认定欧阳是贺子珍的心上人这个说法。再与毛泽东还没有中断与杨开慧母子的通信联系并在杨开慧牺牲前的二年就与贺子珍结为伴侣的事实以及他在1920年就树立的自由恋爱观（6）相联系，与当时革命党人将生死置之度外、枪林弹雨中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特殊环境，并结合“特别的危险中经常能够加速爱情的缔结”和“处在生命威胁和血腥环境中的男人，对敌人、女人甚至是同伴都具有强烈的攻击力” 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假设，我个人认为，毛贺姻缘是在毛泽东主动追求、在较长期的相处（贺子珍一直在协助毛委员工作）贺子珍开始产生对毛泽东的爱恋、得知杨开慧、欧阳洛牺牲（最初是谣言但后来成了事实）、袁文才居间发生积极作用等这四重因素后达成的。而后的十年中，虽然偶尔发生贺子珍希望参加实际的工作而不愿意长期给毛泽东当秘书和生育有工具而发生矛盾的事件，总体上讲，二人的感情是相当笃厚的。即使是在延安发生强烈冲突、贺子珍拔枪示威、不辞而别之后，毛泽东仍然一直在力图挽回这一行将破裂的姻缘。

 

 

二、 毛贺十年婚姻的生活质量

 

 

感情笃厚也不能排斥另一个事实，毛贺十年婚姻的生活质量并不高。因为中间掩蔽了一些危机，这段婚姻的稳定性并不牢靠。

 

 

首先，毛泽东是在有妻室的情况下追求贺子珍的，这一点肯定使贺子珍也处在一定的危机感之中。她在延安的发怒，很大程度上是和毛泽东的潇洒大气有关。毛与史沫特莱及女秘书的谈笑风生，无论如何不会让贺子珍安之若素。而毛与某位女秘书的绯闻（在延安那样封闭的环境中应该只是绯闻而已）连李德也在他的《中国纪事》中有所披露（7）。

 

 

必须承认，当年的革命者在工作分工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平等。虽然已经有了感情并有毛泽东好意成全，刘英在长征中仍然拒绝嫁给张闻天的这件事，就和妻子们过度劳累有关。贺子珍在他和毛泽东的十年婚姻中，先后怀孕十次并生育六个孩子，可以说没有过相对长一点时间的休息。何况这还是战争的动荡环境中。

 

 

毛泽东政治地位的起起伏伏，以及因此而对毛泽东的心理和性格造成的影响，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二人的生活。在最为恐怖的时候，毛泽东的许多同事和同情者都遭到质疑。贺子珍、毛泽覃、贺敏学、贺怡的工作都受到波及。与周恩来接管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相映衬，贺子珍的职务也由邓颖超接任。虽然毛泽东仍然以政府主席的身份行使着尽可能的指导责任，甚至不惜以让贺子珍代他去看望被拘禁的萧劲光而表示着对李德们的公开对抗，但他的家院门可罗雀也是事实。这肯定不会让夫妻二人的心情如阳光般灿烂。

 

 

所生的孩子一个个地忍痛送人，也会让身为父母的二人心情沉闷。最可惜的是，毛毛在长征开始前已经虎气动人，而长征中和邓发妻子一起生的“双凤”又不得不在第一时间送人，这一次次的打击可能比之于拖着妊娠之躯长征还要痛切。

 

 

长征中那次被飞机炸伤险些丢了性命并最终伤及了神经，是造成毛贺婚变的直接原因。而这一事件，虽然因毛泽东的拨冗关心、用力相救而深化了夫妻感情，却让贺的身体和精神受到太大的负面影响。

 

 

三、 毛贺婚变的个中缘由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延安婚变，是诸多因素促合的结果。实际上，从贺子珍嫁给毛泽东的第一天开始，贺希望找到一份独立而全职的工作的想法就没有中断过。二人结婚后半年左右的一天，贺子珍甚至就要求自己去开避一片天地。多少次因工作而暂时分手的可能性，因为毛泽东的劝解而暂时地被压制。书上说，爱的力量最终上他们的亲密关系继续维持。

 

 

另一方面的原因也让贺子珍无法实现全身心用于特定工作。那就是一次次的怀孕。且不说在苏区时，即是在一年的长征里，在两个人很少能够住到一起（毛泽东在中央纵队、贺子珍在休养连）的长征里，在贺子珍受到飞机扫射而九死一生以后，她都经历了生了一个孩子又怀上了一个孩子的繁重家务。如果这个孩子如某些书上所言是妊娠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与张国焘斗争之时，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后来的李敏。在这个孩子之后，贺又怀上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经历了他的母亲与父亲的激烈矛盾和之后的远赴苏联，这个男孩后来在苏联出生并取名廖瓦，可惜只活了十个月。从这样做为女人的沉重身心负担而言，贺子珍远没有当年的杨开慧因有过与丈夫的长时间分离而有的身体上的休息，也不如后来地江青做了手术的放松，当年没有什么有效的避孕措施的痛苦在贺子珍身上沉重地体现着。他的希望休息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也得自于这种负担。

 

 

更大的刺激来自于这些孩子有绝大多数没有留下来，骨肉分离甚至死去的痛苦，贺子珍一次次地承受。他对作为妻子的某种抱怨进而对毛泽东的对抗情绪肯定与日俱增。后来的贺子珍说过一句：“老毛的那一套我懂”，便是一句含蓄的说明。

 

 

当然，更大的危机还来自于她对丈夫的不安全或不信任感。或者说这是一种来自许多爱着丈夫又不太信任丈夫的妻子的通病：多疑。她看到了丈夫和那个外国女记者和中国女秘书的有说有笑，对于她这样一个文化水平和鉴赏水平都有限的人，她肯定注意不到其中的内容而只是在乎这样的形式，她当然忍受不了别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如此的放肆，于是，怒不可遏的她掏出枪来……

 

 

患难夫妻的那种平等感觉让她忘记了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和身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表现当前在井冈山和苏区里的粗鲁豪放似乎过分影响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可毛泽东只是在行动上默默的疏远她，并没有与她针尖对麦芒地对抗。这种看上去是宽容可在贺子珍的眼里明显是轻视和冷落的表现，让她心灰意冷。当丈夫去洛川开会且并没有带她同行（做记录工作）时，她开始策划去苏联养病。

 

 

分手虽然并不一定是婚变。但毛泽东几次三番地托路上的战友们挽留她并给她发电报劝她回来时她托人带回的那条表达绝情意思的手帕，彻底地堵住了毛泽东希望破镜重圆的心。因为这一条手帕，可以认定是贺子珍先提出的“离婚”。尽管后来，“毛泽东夫人”的名头还给贺子珍保留离好长时间。也因为贺子珍的十年不寻常的革命经历，她被延安的许多战友尊敬着，甚至在毛泽东与江青实际成婚的那一天还受到限制。

 

 

贺子珍经历了在苏联的坎坷重新回到祖国时，毛泽东与江青已经生下了李讷并稳定了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纵是贺怡与毛岸英都在做着执着的努力，贺子珍找回自己的毛泽东夫人身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四、 贺子珍“名份”的历史考察

 

 

如果说当年杨开慧还没有牺牲，毛贺姻缘还有“纳妾”的嫌疑。可二人之间的事实婚姻在苏区的影响已经让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贺身上定格。加之贺的英武和救过毛泽东、朱德性命的赫赫功劳，再有当年许多以这种方式结成的革命伴侣（比如朱德之娶伍若兰和康克清），贺子珍作为毛主席夫人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她的这一身份还得到了著作物上的国际确认。斯诺采访保安人物后，专门为毛泽东夫人写过一篇小传，这可是好多红军将领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就是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与贺子珍拍下了好多的合影。飒爽英姿的贺子珍，也当得伟大领袖的一个绝配。

 

 

可是等斯诺再来时，毛泽东夫人变成了江青。他和许多延安人物一起，表示了沉默。虽然江青也找过许多枪手为自己做传，可她绝对没有享受到斯诺这位几乎可以算是毛泽东史家的立传。

 

 

四十岁时曾经想过再婚的贺子珍（9），受到了贺怡打抱不平的影响而再次燃起希望之火。贺怡主动请缨把姣姣和岸青给主席送去，但她并没有获得毛泽东对贺子珍地位的认可。可从她归来后急急忙忙去做的一件事看来，她还有新的杀手锏。她选择了去把自己丢掉的毛毛（毛岸红）找回来，那样肯定会在毛泽东那里取得更大的说服力。最为熟悉毛毛情况的她居然置新的职务（吉安地委组织部长）于不顾而先行去找寻孩子的这一举动，应该有着为贺子珍争取“名份”方面很重要的含义。而且，她的此行还带上了当年古柏的妻子曾碧猗，可谓着重其事。可惜的是，贺怡此去遇了车祸——孔东梅的书里还记录了她寻访她的贺怡姨婆失事的地址和当地人帮助走访知情者的记录。

 

 

回国之后的贺子珍，先后经过了在东北、在天津、在江西、在杭州、在上海的漫长时光，除了其中有过一次破例受到主席接见，其他的时间一直在一种压抑和环境和心境中度过。她一次次地受到“毛泽东”这个名字的刺激，比如在杭州上海时一次次地为避免与毛泽东遇上而被令搬家。这中间的刺激可能最数一九五四年的那次她几乎真得疯掉，而最安静地一次反而倒是听到毛泽东去世时的沉静。她只是自言自语：他的身体不是好好的么，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上与毛泽东会面是她的劫后余生的最辉煌的一页，可就是从那天之后她被彻底地冷落。主席对她的哥哥贺敏学提出让她再婚的建议。这无疑是宣布了与贺子珍的彻底解除关系或义务。

 

 

毛与贺的唯一幸存下来的孩子李敏的结婚之日，就是“毛泽东夫人”这个名号在她的身上最终的完结之时。这之后的她，寄居于哥哥的家中。她晚年的最大快乐，也许就是李敏和孔令华将自己的女儿孔东梅送来与她相伴。这个同时属于她和毛泽东的外孙女，陪她度过了一段相对而言是甜蜜的时光。毕竟，在那个女孩子的身上，同时流着她和毛泽东的骨血。这位女博士也象毛泽东的另外一位第三代子孙毛新宇一样把考证并澄清外公外婆的旧事当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说，从人丁兴旺、子孙满堂这一指标看来远远不能与那位叫蒋介石的老对手相比的毛泽东，却因为有了这样两位从事毛泽东史、毛泽东文化、毛贺姻缘宣传的后人而一次次地被人们提起，其不世伟业和出众毁誉历三十年而不绝。

 

 

五、 被“软禁”了的贺子珍

 

 

贺子珍从与毛泽东分手的那天开始，厄运就不断地降临。在苏联，她的病没有治好，反而遭遇了爱子早夭和身陷疯人院的巨大苦悲，好不容易被罗荣桓、王稼祥、朱仲丽救出来送回国，却又遭遇了一次次的非正常待遇甚至终生没有再没有寻到为国家工作做全职工作的机会，而且，因为她身份的特殊性，她实际上享受到的是软禁的待遇。

 

 

软禁并不是完全丧失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却有严重的限制。贺子珍就是这样。当文革中大串连的潮流涌起，当地组织部门对贺子珍的严格控制稍稍有些放松时，她也坚决地提出要到北京串边并希望“远远地看上毛主席一眼”。可她的外甥们没有答应她的这一要求。

 

 

贺子珍也数次上过庐山，见过林彪、刘英等好多人，可惜，那都是在毛泽东不在庐上的情况下。庐山上现在还有一所她住过的房子，冷冷清清地少有人来。只有如孔东梅这样的亲人，才会对那样偏僻的所在投注了深情的关注。

 

 

对贺子珍的封锁或软禁直到毛泽东去世后才被解除。一个又一个访问者的到来，打开了贺子珍关闭了几十年的话匣子。在这之前根本不可能公开的一些秘闻从贺子珍和其他知情者的口中发布出来，这其中当然不排除一些现在还没有辩正的谣言。

 

 

《贺子珍的路》等书陆续出版，这几乎可以算是贺子珍的原声告白。再之后，李敏也写了《我的父亲毛泽东》，再后来，孔东梅的《毛泽东与贺子珍》这样一本基本上有大量的内容得自于她的亲自考察和采访的书也出版了。三个姓氏不同的女人，三代出过洋的女人，三位和毛泽东都属于至亲的女人，分别用她们不同的方式为贺子珍的可敬而而可怜的一生鸣了不平并努力着把一些因为当年失去话语权而被混淆的历史加以澄清。

 

 

六、 贺子珍再婚的条件和障碍

 

 

1909年出生的贺子珍，即使是在与毛泽东分手的一九三八年，也还并不算多老。她从苏联回国时，也才四十岁。当她已经适应了毛泽东再婚这一事实后，她曾经准备再婚。据孔东梅说，她的再婚想法因为十几岁的李敏的反对和贺怡执意为她讨个说法这两件事而暂时（后来就是永久了）搁置。到一九六一年，毛泽东也提出了让她再婚以获得较好的生活环境的建议。

 

 

虽然诸多革命女人（包括朱旦华这位毛泽民夫人、贺怡这位毛泽覃夫人、金维映这位邓小/平夫人、刘英这位林蔚夫人、刘松林这位毛岸英夫人等）都有了顺理成章的再婚，但到底有没有、有多少人敢娶贺子珍却是一个变数。即使是毛和贺都认可再婚这件事，甚至也有人真心想娶并照顾贺子珍，一直对贺子珍进行封锁和限制的组织部门会不会允许主席前妻改嫁，也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障碍。

 

 

但是我想，贺子珍有了再婚的念头并同女儿和妹妹去商量，也不应该只是看作一般的征求意见。一般而论，这样重大的决策如果不是有了一些眉目，也许不会去和家人商量。毕竟，这很容易就引发为一场对毛泽东并不体面的传闻。

 

 

但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而且，自从贺子珍在一九五四年那次因听到毛泽东在收音机里的发言而受大受刺激之后，她和她的监护人似乎再没有谁再动这个念头。毛泽东在庐山之会后的那个建议，也只可以算作是一种讳莫如深的表态吧。

 

 

七、 庐山之会的可疑结论

 

 

1959年7月9日，在曾志、朱旦华（江西省副省长方志纯之妻，曾为毛泽民之妻，生毛远新）、水静等女同志的安排下，毛泽东在庐山见到了贺子珍并与之“谈笑特别热烈”（封耀松语）。但毛泽东在征求贺子珍关于李敏的婚事的意见并哄她说明天再见之后，让水静在第二天把她送下了山。先后对水静和贺敏学讲过的那个结论，也是因为这次相见而做出的：“他脑子不行了，答非所问”。

 

 

受过弹伤、受过廖瓦之死的刺激、受过在苏联时疯人院的折磨、受过回国后严重的冷落之后的贺子珍，即使真得“疯掉了”，想必也没有什么人会感觉特别的惊讶。而对此应该早就有信息和心理准备的毛泽东，在一夜推心置腹亲切交谈后却得出这样一个似乎是新鲜的结论，实在令人费解。

 

 

从后来人们的叙述看，贺子珍处在多时清楚、偶尔迷糊、一受刺激就会失控的身心状态，是肯定的。她既不象正常人那样清楚，也不会象一个疯子一样一直发病。否则也就不会有陈元帅设宴款待贺氏三兄妹的隆重场面，不会有享受林副主席看望这样的殊荣，不会有叫毛主席“老毛”、叫林彪“小林”这样的亲切和随意了。可毛泽东强调贺子珍的这种非正常状态的背后，应该也有一种推却责任的用意在其中。随后就同贺敏学商量让贺子珍再婚的建议，也是一种旁证。虽然在“法律”上已经没有多少照顾贺子珍的责任，但提出让已近五十岁且有精神障碍的前妻再婚，也实在是一个冷冰冰的建议。

 

 

八、 贺氏五兄妹的归宿

 

 

贺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暴动者”（毛泽东语，因为在八一起义之前，贺敏学贺子珍兄妹就参与过组织过永新宁冈等四县暴动，贺氏兄与王兴亚、袁文才等甚至在永新县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党政权力），他们为革命做出的牺牲，也许并不亚于许多比他们更加有名的人家。在永新黄竹岭，因为贺氏三兄妹的革命，他们的亲人和老乡甚至遭遇了“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残酷报复，仅仅十岁的小妹妹仙圆（贺子珍的小名叫桂圆）也被活活杀死（15）。通常所说的贺氏三兄妹并不包括年龄尚小且一直充当号兵的小弟弟贺敏仁，这个小男孩就是因为逃难而上山追随哥姐的，并在长征中因为有不检点的行为而被一军团的保卫干部处死（16）。对他的罚当其过，是贺家的第一波厄运。从此之后，与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分手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本来很有资历的贺敏学一直不被委以重用。当同为井冈山人的陈伯钧陈士都成为上将、宋任穷和张国华都身负重任时，副职和主持工作的副职这样的身份就一直陪伴着他。曾经是毛泽覃夫人的贺怡，几经磨难，并在吞金未死、被逮捕后由毛泽东们用国民党将军交换出来、到延安由毛泽东亲自签名做手术而诸多大难不死的奇迹发生后，却发生了在找寻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毛毛的路上遇车祸身亡的不幸。我们可以推测，假如贺怡能够成功地找到毛毛，得以重逢自己儿子的巨大快乐，极可能让毛泽东把贺子珍的生活待遇居大提升，甚至有益于贺怡为她姐姐“争取名份”的努力。可惜，毛毛没有找到，贺怡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做为一个母亲，她在车祸发生的一刹那下意识地把儿子春生推出的那个动作，让后来的孔东梅寻访外婆故迹和故事的文化活动多了一位目击者。

 

 

继贺子珍一九八四年去世后，贺敏学于一九八八年离开人世。用孔东梅的话说，贺氏三兄妹（应该说是五兄妹）中的最后一位退出人们的视线。在这之后，她的遗孀李立英成为贺子珍生平故事和心曲的一位重要的口述者。

 

 

与毛贺姻缘的不和谐结局有很大关系，造成了贺氏三兄妹并不特别完满的人生。与杨开慧相比是“离婚”而不是殉情的这一点区别，让贺子珍和她的家人，虽对革命有很大的贡献而仍然遭遇了许多的不公正待遇。尽管贺子珍忠诚陪伴了毛泽东十年并为他怀了十个孩子生了六个孩子并养大成人了一个孩子，她仍然不得不接受长达五十六年的青灯孤守和一次次地受到刺激。在孔东梅的寻访和记述里，她对外公的崇敬和对外婆的惋惜之外，还有着不曾明确言表的一种不平。这可能是作为李敏代言人发出的不平，更是作为贺子珍玩伴的不平，是作为贺家至亲的不平。

 

 

因一次寻常的婚配和婚变而造成一个家族多达三代的不平，纵是伟大如毛泽东者，也难辞其责吧。

 

 

注释：（1） 菲力浦•肖特著《毛泽东传》。

 

 

（2） 孔东梅著《听外婆讲那过去的故事：毛泽东与贺子珍》，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3） 何印名钟兆云执笔《毛泽东称赞的好人：贺敏学传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 何印名钟兆云执笔《毛泽东称赞的好人：贺敏学传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5） 孔著和何著中都有相关记述。

 

 

（6） 参见笔者未刊稿《桑间濮上：试述毛泽东的婚恋观》。

 

 

（7） 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

 

 

（15）何印名钟兆云执笔《毛泽东称赞的好人：贺敏学传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6）马泰泉著《拥抱与决裂》，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005年12月11日、12月12日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