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原核生物:[反思毛泽东(6)]谈笑释兵权:毛泽东的定鼎之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05:27:56
[反思毛泽东(6)]谈笑释兵权:毛泽东的定鼎之路

 

 

作者:公论 - 笔公 还没有来得及读到施拉姆所著多卷本《(毛泽东)通向权力之路》。但《伟人权术——权力是怎么样炼成的》这篇文章也同样是我很早就想写的。在这样的一个题目下,我想把毛泽东在其八十三年的人生中最为迭宕起伏、错落有致、险象环生、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史划分为三个各有特点、风光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谓之“问鼎”阶段,第二个阶段可以谓之“定鼎”阶段,第三个阶段可以谓之“卫鼎”阶段。其中三个阶段也不是断然分野的。针对不同时期的侧重我准备用这样三篇文章来做出也许仅仅代表我个人的述评。第一篇文章写毛泽东的问鼎,题目是《忍者为王:毛泽东的加冕之旅》,侧重在“忍”这一政治谋略的运用;第二篇写定鼎,题目是本文《谈笑释兵权:毛泽东的定鼎之路 》,侧重在“释”即解除特定政治对手的武装;第三篇写卫鼎,题目是《与人斗:你看我的对手遍及天涯海角》,侧重在“斗”即征服政治对手之外的各种挑战者如敌人、盟友、统一阵线的其他分子等。

 

 

当毛泽东已经通过通道会议、遵义会议、六届六中会议、延安整风、七大等一系列的机遇和策略,逐步把党政军权掌握在自己和观点相近的战友(如刘少奇等)的手中之后,在例行的军政要务之外,他的主要精力开始转向两个方面,一是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一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而又不失马列主义色彩的道路。

 

 

关于道路的选择,在延安时期是寻求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体系,后来一篇接一篇的辉煌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逐步被王稼祥、刘少奇们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和借助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而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形成的对于毛泽东本人的无上威望,都与这一道路相联。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关于道路的选择则主要是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实践。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赶英超美、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建设四个现代化等等口号和运动,无不是他的这一探索的外在表现。

 

 

对于自身政权的维护和巩固则是一个终其后半生的重大课题。尤其是解放后,面对高岗饶漱石、彭黄张周、刘邓、林彪等四次重大的威胁,他几乎都是以“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斗争策略一一将其“清除”的。而从实质上说,这也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方略的一种现代版。所不同者,宋太祖是以一种颇似威逼利诱的方式一次性地将功臣们的兵权和野心成建制地解除,这与后来实行的文官之治相联系在一定程度构成了两宋的文弱政风。而毛泽东借助路线斗争而进行的逐步解决、留有余地、注重观察、文武平衡、剥茧抽丝、釜底抽薪的策略,则一方面确保有新的接班人和军政助手,一方面又不断地清理那些在军政倾向上有异心异动的分子。

 

 

一、 生前身后:与康熙相比

 

 

在生前确定或基本确定了接班人而后又因为对接班人的信任而将其废掉,而身后又遭遇了可能是自己不能意料的权力交接这一点上,毛泽东与清代皇帝康熙有许多形式上的相似之处甚至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我们对康熙的生前身后在接班人问题上的烦恼的认识还主要依据的是野史或未经多少考证的坐而论道的话,则毛泽东这位上个世纪的名人的诸多事迹都是在正史上都可以得到确认的。他从延安时期就加意培养的战友刘先生,因为性格古板缺乏幽默而又沉于思考,一次次表现出与毛泽东的不同甚至不和。一二把手在大庭广大众之下的争论,配合他在某些场合(比如开会)对毛泽东的不尊重,与当年极力倡导和捍卫“毛泽东思想”,并言及“要想不犯错误的唯一作法就是跟定毛主席”这种类似后来“两个凡是”一样的论断,不能不让人、更让毛泽东产生警惕。对他的越来越不信任甚至戒备即如当年的康熙对太子的不满。

 

 

另一位亲密战友则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大力提拔的林元帅。那位军事家从政后,对毛泽东的态度更是可以用得上四个字,谓之阳奉阴违。一面发明了诸如语录、四大、“三个副词”(天才的、创造性的等等)等让人们看起来很象是颂扬的话,一方面却有“黄吴李邱”江腾蛟、王维国等一帮干臣和林立果、王飞等一支“舰队”,其中把毛泽东比作B—52要用火焰喷射器预以谋杀并实施武装夺权的“五七一工程”更是表现出他唯恐发生变化而抢班夺权的政治野心。待林集团折戟沉沙后,毛泽东的接班人计划再次落空。

 

 

后来的他想到了一看上去很绝妙的计划,就是以分别从事过工农兵三种新路职业的王洪文主持党务,而以“政治上强”的邓公主持政务并辅佐王并将其厨房和权威大大抬升。可是后来,王副主席一进入中央就向左转投到了清静等人的怀抱,而邓公则义无反顾地再次向右。这种情况下,已经快要去见马克思的毛主席,以老态之躯所不易有的冷静和平衡之术,在政治局那个已经没有几个没有派别嫌疑的人选中选定了华国锋这个不左不右、为文人集团和老人集团都能接受的谦谦君子。

 

 

可惜的是,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为这位新的接班人创造多少威信和政治实力,就撒手西归了。片面坚持“按过去方针办”和“两个凡是”的他,几乎是被第一时间从理论上击倒。毛在最后时间选择的接班人也被叫停。

 

 

二、 毕生三角:稳定的军政伙伴

 

 

我曾经想写一篇这样的文章,题目是《1976:共和/国中国天翻地覆》。因为这是一九七六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件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神秘而又剧烈的事件:这年的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七月一日,张闻天逝世;七月六日,朱德逝世;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与此相映衬的还有这样一些大事: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发生;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大地震发生;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一举粉粹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四人帮”并逐步导引向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治国脉络。

 

 

说这一年翻天覆地是不为过的。以那次地震所“象征”的,中共党史上的三棵“常青树”在同一年轰然倒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位在建党建军史上各有相当作用的巨人,在同一年以相同的原因停止了工作。而朱德和周恩来这二位,又几乎是毛泽东从文人变成农民再变成军人之后毕生的合作者。三人组成的铁三角一直以最基础的方式支撑着共/和国的权力大厦。可就是在这一年,他们不约而同地去向马克思“报到”了。

 

 

毛泽东的一生曾经遭遇过诸多党内同事的排挤,他也曾与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做无情的搏杀,他还曾冷落和疏远了许多曾经立下过大功的战友,可是,他与朱德和周恩来的战友之情和君子之交,却一直没有打破过。

 

 

当然,在对毛泽东的一生做过尽可能详细的了解后,我们也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没有“闹翻”,不仅仅因为他们之间无坚不催的革命友谊,也因了某些必然和偶然。这种“必然”包括朱老总的谦和陶然甚至与人无争,包括周恩来强大的谦虚、机警而敏锐的洞察力、清澈的政治局势分析能力和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包括毛泽东对于二位不怀野心者的不提防等等。“偶然”则表现在,毛泽东并没有把斗争这二位战友放到特别紧要的位置上。事实上,林彪就在庐上会议之后发起过对朱老总的批判,文革中朱老总也遭遇了麻烦。而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历史上参与过的对自己的排挤很难说不曾耿耿于怀,尤其是在王明回国后以王明为主周恩来为副的长江局曾经以中共中央的正统形象制造过的许多大政方针上的抵触和干扰甚至让毛泽东专门写过一篇对于周恩来的“批判材料”。因为某种外力的影响,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整风还算客气,但他在文革中又两次从档案中拿出这份材料,对周总理跃跃欲试。

 

 

但朱周二人的老资格和心胸坦荡帮了他们的大忙。从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委员会师起,朱德就一直是“主干”红军从小到大的总司令。在一次次的会师和扩张中,朱毛红军从红四军到红一军团到红一方面军再到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怀念的名字几乎没有更改过。不管在各个阶段的总政委到底是姓毛、姓周还是姓张。即使是在张国焘那里,这一终身职称仍然被朱德所领。这样老的资格纵是被年轻气盛也确实赫赫的林彪指责为不会打仗,可这个总司令的名头一披就是几十年不曾经被任何人所替代的事实,肯定要胜过任何雄辩。

 

 

如果说朱德的总司令身份一直维持了近五十年是一个奇迹,则周恩来在党内政治局党委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四十八年则也是一个很值得炫耀的巨大光荣。虽然一直不曾出任总负责,但一直处在党的核心决策层、在党内负责最为实际的工作、在党内拥有相当高的威望、在斗争的任何一方都不视之为政敌这一点上,周恩来当之无愧为一个完人,一个在官场上几乎没有可能成就的完人。他的机警、敏锐、谨慎、均衡策划与操作能力均强等等多重杰出素质确保了他长期以来的不倒翁和强力中坚位置。他的个人生活也是严谨和无可挑剔的。他的行政与外交才干也是被广为传颂的。这样的完人和全才,当之无愧地使之成为建国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他的综合素质和给予毛泽东(大而言之是共和国)的支持(特定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支撑)和帮助,是连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这些先后被毛泽东确定为接班人的这些天之骄子都不能不认可和佩服的。

 

 

毕竟不是帝制环境,毕竟是马列主义武装下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一次次地克服了对于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的一些小小不言的反感而一直保持了对二人的信任,并因这信任而增强了反击来自国内和国外、党内和党内的一次次挑战和威胁的能力。在“谈笑释兵权”的党内斗争中,他也因了这二位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而获得了相当的底气和后劲。

 

 

三、 敌友易位:权术里的公关

 

 

高岗的自杀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谜。他的自杀甚至导引了共和国历史上以自杀的方式“抗议”或“明志”的一个潮流。在“反右”和“文革”,又有可以排出一长溜的名字步了高岗的后尘。在当代政治史上,高岗和饶漱石二人几乎同时或类似发生的形势判断失误,让共和国之初的权力分配就显示出了足够严重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

 

 

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说明高岗当初的上下奔走就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一点认错可或鼓励。身为中央副主席和计委主任这个“经济内阁”甚至“军机处”重任的高岗,是所谓“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受益者,也肯定是毛泽东倚为重臣的同事之一。陕北接纳中央红军之“恩”、东北支撑志愿军之功都是历历在目,把高岗把重工业基地的东北调来北京虽有消藩之意却也确实属于充实中央领导之举。再说,毛泽东最初也并没有过分迁就刘周之意。

 

 

但后来的他玩得实在有些过火。先是他不把身为党政二三把手的刘少奇周恩来放在眼中而呼五喝六并不把所谓的“中央”看得很重的那种傲慢让人们反感,到了后来,他在各大区的拉选票串连和封官许愿活动都串到了陈云邓小平的门下,也不由得不让刘周开始抓住把柄予以强烈的反击。而正好在这个时候,饶漱石以及许多看错了风向的人对他的拥戴又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他的政治命运并从那一刻开始走低。

 

 

再加上毛泽东对他在东北某些事情的不满,他的倒台也就注定了。在东北时,他和斯大林的单线联系增多,关系也越来越近。挟斯大林的威名而抬高自己身份的这种作法,却是也曾半真半假地声称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的毛泽东所忌讳的。加之后来斯大林把按照高岗的某些披露而发布的情报“出卖”给了毛泽东,毛对高的反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从东北上调中央,应该就有避免他再有相关表现的含意。可高岗在面对更高权力的诱惑时居然已经“丧心病狂”,也自是“罪有应得”。

 

 

四、鸟尽弓藏:战友也有犯忌时

 

 

彭德怀和张闻天等因其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上结成“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被贬黜。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这是两位党史和军史上无可争议的功臣。

 

 

彭的善战和胆大心细帮助毛泽东取得了一次次的战役和策略上的胜利。比如在一九三五年九月的某一天,彭军团长很早就做好了确保毛主席不为四方面军的同志所软禁和裹胁的准备,他的“必要时扣留人质”的说法虽然比张国焘的“进行党内斗争”的措词还要越轨,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但仍然得到了同为一方面军战友的毛泽东的同情和感激。一四方面军分手后,也是彭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弱小的陕甘支队的指挥责任。这样的义不容辞,我们还可以从策划和指挥百团大战并承担其责任、指挥相对二十三万的胡宗南部队仍然弱小的二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军滞留、抗击并逐步消灭侵犯陕北的国军、以大区行政首脑的位置上突然奉调去指挥抗美援朝作战等经典事件中看到。因为彭将军虽然军事家才能稍稍逊色但因其果勇顽强而勇冠三军的突出表现,毛泽东当年才写下那首著名的诗句高度称赞我彭大将军。

 

 

张闻天则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学者型领导。后人们可以将其特定著述命名为“学术思想”的,也仅仅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闻天等少数人。多才多艺、博通文史的毛泽东,也因为并没有什么极富学术价值的文史“发覆”之作,即使是被推崇为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而不被公认为学者。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和贡献也是有目共睹且不可小视。在长征中,没有他的反出“曹营”并强力支持,毛泽东还不会那么顺利地出山。因为他在当时在政治局里的突出位置和较高政治人缘,他也在遵义会议后不久被推定为“总负责”并接管了原来在博古手中的权力。他的总负责位置一直维持到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之后的一九四三年,而在此之前他也已经实现了实际上的“交权”。此后的张闻天在党内的位置一路一滑,但出任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第一任是王稼祥)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显要位置,仍然标志了党内同仁(主要是毛泽东)对他的倚重。张闻天的民主作风是广为人们认可的,他在庐上会议上的讲话也并不是真的有多么“臭名昭著”。即使是在后来,张闻天也总是在拿出自己当年的讲稿孤芳自赏后很委屈地对他的夫人刘英说:“我现在也不觉得我哪一句说错了”。

 

 

其实,毛泽东将二位功臣以本来莫须有的“军事俱乐部”的名义一网打尽,很难从表现上看出二人的明显错误。毛泽东召开会议的初衷就是纠左,而彭张二人的主张充其量是强烈地纠左而已。毛泽东冲冠一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二人说话的态度。彭德怀因其粗话“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多天的娘,我只操了你二十天你就受不了了?”和毛泽东的以粗对粗“尽你操,给你补上二十天”使得大将军因其口无遮拦而失去了太多人的同情;而张闻天对于将军的万言书的支持甚至“添油加醋”的作法同样遭遇了毛泽东的反感。

 

 

虽然因为二人在历史上都有过多次与毛泽东的不合作甚至压制、抵触,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由或导火索,毛泽东未必会轻易地下定对其进行彻底清算的决心。历史上,在有了相当的发言权之后,毛泽东主张过请陈独秀回到党内,也在相当程度上容忍甚至重用了张国焘、博古、任弼石,还一直力主保留了李立三和王明的中央委员身份,可以说,他并不缺乏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气度和胸怀。如果不是在“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的敌人都在向我们进攻”的自我加压的背景下,这二位在党和军中分别有着不可忽视地位的大员,是不会这么快就被边缘化的。

 

 

在庐山上,看上去毛泽东只用了两个整天自言自语式的讲话就把彭张的朋友、同情者、中立者、敌人清清楚楚地划分出来,把正伺机夺取国防部长位置的林元帅的斗争热情逗起来,并用敲山震虎的方式把朱老总们晾起来,可在这之前,毛泽东确实是做了相当勤奋的调查研究和分化、挽救工作。周小舟、李锐这些曾经工作在身边的人,曾经是他极力团结的对象。如果不是因为查明他们居然、公然、悍然地议论他的“身后”,他可能还舍不得把当年的周秘书、现在的家乡父母官(曾经热心地给自己去盖滴水洞“茅屋”的湖南省委书记)划到敌方阵营中去。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毛泽东因为斗争了自己的两个秘书(周小舟和陈伯达)并疏远了两个秘书(李锐与田家英,其中田家英甚至以死明志),而在后人的心中平添了许多的“孤僧”色彩。而且,连身边人都不能有效笼络的这种铁面无私,很容易遭到俗人们——因为这对俗人们反而不是难事——的质疑。

 

 

彭、张与军中大将黄克诚和天子门生周小舟,最终被以反党集团的名义“打倒”。但这种斗争方式,即通过党内做工作,逐步分化政敌并鼓动、发动对政敌有准备的批判和清算,在电动机成熟后再行“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面对面斗争的方略,就是在一九五九年成熟起来的。以后对付刘邓组合、对付林陈集团,都是彩的这种策略。也许我们可以说,毛泽东“谈笑释兵权”的独门绝学,就是从彭张二位战友身上领悟、实习、彩排而成的。

 

 

五、忍痛割爱:对二号人物的一次次失望

 

 

先后数次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以一种从过程上看是相当艰难的方式撤换掉,继而随着自己年龄和控制力的衰微而勉为其难地再度(选择王洪文和邓小/平)和三度(选择华国锋)重新选择继任者,这是毛泽东在其政治史上的一大憾事。他在其相当多的时间和场景下一直表现出来高于同时代诸人的洞察力,在他一次又一次加之于“二把手”的失望中褪化着,本来被寄予重望的英明伟大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突然数度失灵。这种失灵还表现在最后选定的“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他逝世后的执政甚至是未经什么激烈的搏斗即见了分晓,这种分晓居然是以缴械或“禅让”的尴尬方式表现出来,绝对是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

 

 

 

 

五、 “笑里藏刀”:轻松解除政敌武装

 

 

因为毛泽东当初的刻意培养,先后选定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的实际威望已经足以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对于前者,毛泽东给予了出版选集和一线主持这样的特权;对于后者,则干脆默认将其“接班人”的垄断性资格在“党章”中体现。一号和二号人物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发生在毛泽东对最亲密的战友产生信任危机之后,便成为一件颇为令人头疼的事情。处理“尾大不掉”甚至几乎要功高盖主的对手,必然成为一种需要足够的谋略且半点也不能马虎的政治艺术。

 

 

2005年12月6日、12月10日、12月11日、12月12日草稿待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