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是自养生物吗:[反思毛泽东（5）]忍者为王：毛泽东的加冕之旅（未完成草稿）

[反思毛泽东（5）]忍者为王：毛泽东的加冕之旅（未完成草稿）

 

 

作者：公论 - 笔公 在我党的历史上，有过至少八个充任“负总责”的人。这当中，除了陈独秀连任了党的一大到五大的所有总书记，而在六大和六大各届有着许多次时间都不太长的负责人，从六届六中全会或七大开始，几十年的时期的党内领袖都由毛泽东一人所居。与这些人相比，无论是资历还是名气、学问，毛泽东都并不是最出色的。可只有毛泽东笑到了最后，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是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最终成为一项贯彻始终、持续稳定、思路统一、行动一致的革命事业。用叶永烈的话说，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但历史的选择绝对不是说，仅仅是因为运气因素而让毛泽东成为长达四十多年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这方面，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的坚韧、坚毅和坚守等政治家秉赋帮助了他，让他得以渡过一道道政治险关，先后击败后一个个竞争者，而掌稳握紧了自己的权柄。

 

 

毛泽东的加冕之旅得益于他在特定情况下的强大忍术。忍辱负重的他，捱过了中央根据地时一次又一次地剥夺兵权，捱过了从第四次反围剿到长征中的被边缘化，捱过了张国焘的挑衅和轻慢，捱过了共产国际（通过王明）的颐指气使，捱过了斯大林的反复无常，捱过了勒紧裤腰带以还复苏联债务的困厄，终于得以赢得在党内、国内、军内和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并通过一次次地清算（包括对党内错误路线的整风和对大国霸权的抗争）释放出了长期的忍让所积聚的喷薄怒火。

 

 

在获得较为巩固的权力之后，他也经常采取“诱敌深入”、静以观变、瞄准要害、痛下杀手的新的忍术或斗争策略。对高岗饶漱石是这样，对彭、黄、张、周是这样，对刘邓路线是这样，对待林副统帅的夺权图谋也是这样。

 

 

弱势下的忍辱负重和强势下的蓄气待机，共同构成着毛泽东在权力场里的忍者攻略。这也确保了他无论是取得政权还是维护政权都能做到洞若观火，一击必中。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向把忍术做为一种为人处事的经典艺术。对于“忍”，也有许多人生口诀。如：“忍字心上一把刀”、“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丈夫能屈能伸”、“忍得一时苦，方为人上人”等等。

 

 

“忍者”应该算得是武士中的极品。他以无比强大的承受力、抗击打力、防御力为保障，兼有敏捷的身手、伺机反扑的待机耐力、密切跟踪目标敌人的持续性和一击必杀的强大攻击力，可以说是兼得了“等”、“忍”、“稳”、“准”、“狠”五字法门。一个具有高端水准的政治家，也理应有这样的秉赋。所谓忍者为王，也是由此而发。

 

 

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泽东加冕之旅的解析，探究忍术在政治生活中的妙处所在。

 

 

一、 从实践经历认识毛泽东的忍术

 

 

在满腹经纶、胸怀大志、具有强大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毛泽东那里，“忍”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他总能做到以大局为重，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沉默、承受、退让、观察、养精蓄锐，在时机显现时加紧政治公关，在时机到来时剑拔弩张，毕其功于一役。

 

 

虽然在延安的政治斗争中陆续击败张国焘和王明并通过毛泽东思想的正版形象树立起了足够的政治军事权威后，毛泽东仍然遭遇了一次次来自于同事的竞争，甚至有时在他而言是严酷的。在对待高饶、彭张、刘邓、林黄等的威胁时，他同样采取了诸如静以观变、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忍辱负重的斗争策略，但是毕竟，处在强势地位的他，一直掌握着主动权和斗争的节奏，虽然有过一时的振怒甚至盛怒，从大略上仍然可以说是在谈笑之间粉碎了一个个对手的图谋而立于不败之地（笔者准备在新的一篇反思毛泽东系列《谈笑释兵权：毛泽东的定鼎之路》中进行叙述和谈论）。可在一九三八年他因为共产国际的强力支持而坐稳了党内第一把交椅以前，他无时不处在因地位过于弱势而不得不在忍让、容让甚至退让中寻求机会的状态中。在这里，我想将毛泽东的加冕前的历程用八个阶段来叙述，每一个阶段以一个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地名作为毛泽东高妙忍术——忍以待机之术谓之“攻略”——的策源地。

 

 

1、 饶丰攻略

 

 

1929年的某一天，在福建永定县一个叫做牛牯扑、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竹寮（毛泽东命之为“饶丰书房”）里，毛泽东因为一次相对偏重的罢官而隐退于此。在此之前，朱毛红军伴随着一次次“会师”扩张着他们的队伍，并因为适时的游击战术而取得着“工农武装割据”的成果。但在红四军一次“极端民主化”的选举中，毛泽东丢掉了此前他一直得心应手地运用着的权柄军委书记而为“民选”的陈毅所取代。虽然从1927年八七会议取得政治局修补委员的地位并拒绝了瞿秋白到中央工作的邀请而远赴深山僻野组织秋收起义以来，毛泽东已经对他的“打圈子”战术颇有心得，并相继取得了不少的战绩，这中间虽然有来自于瞿秋白、李立三领导的中央的一些类似“游击主义”、“右倾倾向”、“家长作风”的指责，也曾经在周鲁、杜修经、刘安恭等特派员的挑剔中一次次被罢官甚至“开除党籍”，但毕竟没有失去兵权而只是由书记转任师长之类。可是这次，他因为红四军军内的过分民主和对他随机专断之权的反感而感到失望。他第一次采取了养病待机的策略。

 

 

但这一次待机的时间并不算很长。而且，红四军上至朱德下至士兵对他曾经起过的作用仍然有口皆碑。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丢了官，第八次代表大会仍然盛情地邀他参加（但他拒绝了），到了第九次代表大会，他就因为中央的信任和周恩来与陈毅共同起草的中央来信而在古田东山再起。第一次复出的他，参与创造了从当年秋收起义的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第一军团再到第一方面军的壮大过程。红军三大任务的清澈思路，让他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艰苦环境中脱颖而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光明前景在他和战友们的手中开拓出来，并成为中央苏区的前身。

 

 

在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再到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中央、省委、特委、特派员们采取了他贯常的行动策略，即忍而不让、我行我素、实事求是、两手并举。忍而不让的要诀是一方面服从大员们的指示、指导甚至指斥，一方面继续按照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和有效的逻辑去实施。既不打无把握之仗，也不打没有缴获之仗。在“本钱”很小的情况下，毛泽东继承了他父亲做生意的秉赋，一边打仗，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在山沟里走出了一条颇有示范意义的红色道路。一方面是为着将这些经验在全国宣传和传播，一方面是为了缩小根据地在敌人眼中已经越来越明显的攻击目标，中央曾经数次致电请朱毛离开红军到中央任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于毛泽东战略战术和忍辱负重的认可。而在后来，中央大员们分期分批地进入这片面积和军事实力都居红区首位的苏区，也应该是对毛泽东军事政治才能的确认。

 

 

2、 古井攻略

 

 

福建长汀红军医院周围的山上，有一个叫做“老古井”的地方。毛泽东被著名的宁都会议解除兵权并“请假养病、随时听调上前方”后，就是在这里，一面陪护刚刚生产的贺自珍和毛泽东的第四个儿子毛毛（大名毛岸红），一面读书休养，一面尽其所能主持政府工作并从事各项调查研究。在建立起中央苏区并相继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之后，在曾经成功地指挥了漳州之役之后，在军权数度失而复得而又得而复失的反复之后，在因为一次次地否定了后方决策而遭遇了“消极防御”、“家长化”、“抗上”等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之后，毛泽东相继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承受来自于上层的打击。虽然有周恩来一次次的回护，虽然有朱德、王稼祥的仗义执言，他仍然被强行地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他又不屑于以一个“参议”或“参谋”的尴尬身份随军赞画军务，于是他选择了退隐。

 

 

从六届四中全会以前的中央人事结构来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他是创始人之一而享受了多少明显的利益。一届又一届的年轻人（如李立三、王明、博古这些人）和江湖人（如向忠发、顾顺章这些人）如走马灯一样频繁地更迭甚至倾轧着，而实权派如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等也在那个时候逐渐巩固了在党内的权威。作为一个主动要求去“抓枪杆子”的红色“山大王”，毛泽东一方面拥有了在最终的意义上可以向中央显示自己存在的资格，一方面因为其总是跟不上在中央来看也几乎是朝令夕改的各类方针而越来越受到排挤。作为一个中央委员（有时是中央候补委员，有时是政治局委员），他居然要经常地去接受来自于某个省委、特委甚至单个的特派员的横加指责。打下并建立赣闽根据地后，因为成为中央苏区而使他与党中央的直线距离拉近并确立了一些政治地位，但直接面对中央一级大员的指责和斗争的机会又大大地增多了。

 

 

在中央决策层的眼中，武装斗争并不一定比发动农民和工人的份量要重。而加之于弱小红军攻打大城市的任务，又相对有些不切实际。而且，没有贯彻正确路线的胜利，也并不比贯彻了正确路线的失败更体面。毛泽东不得不在敌人的进攻、下属对权威的怀疑和上级对于各项工作的不信任中渡过，生活有时甚至是很灰暗的。

 

 

随着中央大员们分期分批地进入苏区，先是任弼石王稼祥项英，再是周恩来，再是博古张闻天，级别越来越高的每一个领导人对他构成着越来越大的威慑。如果说他在1930年前所接受的只是军内战友如陈毅们的不信赖而且随着他战绩的张扬这些不信赖也在不断地被消融的话，则一九三一年以后，毛泽东的“错误”因为评判者级别的升官而不断地变换花样。诸如“狭隘经验主义”、“富农路线”之类的指斥一次次地把他逼上梁山到尴尬的境地。好在毛泽东永远不可能真正消沉下去，每一次罢官都会让他拥有了更多的反省和充电的机会，而每一次复出又总是可以给红军带来某种军事上的成功，这样的成功又总是会伴随着他某些职权的失而复得。而在这之后，“功高盖主”状况的存在和一言九鼎的行事作风，又总会让他再次遭遇撤去军职的打击。就是这样的循环和反复中，毛泽东渡过了对他而言特别难熬的三个年头。令人还算宽慰的是，即使是一次次地失去兵权和遭遇批评，他并没有丧失他最为标志性的称号：主席。而且，在六届全会上获得的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反而让他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反对派而随时可能因为战局的变化而接管大局。诚然，“主席”这一称号也只能说是一种抽象的标志。因为其中带有执行之权的苏区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的位置，还是被洛甫接任了。

 

 

虽然毛泽东在党内遭遇的打压是很严重的，但他与历史上如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等不同，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并清除，而是保留了随时可以东山再起的机会。当然，这种机会也因为毛泽东本人的用忍之术而成为现实。对各类批评的反思和加紧修炼，比如因为有人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而激励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系统的学习并最终进化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被罢官的状态下的闭门练功，比如读书、总结教训、加强调研，使他的每一次待机都成为一次充电过程，每一次复出都会显示比之于之前更强的实力；在处在边缘状态下并不放弃的发言和分辨，使他随着对方的失误而越来越聚集起同情、期待和信任；对政敌堡垒的一次次幸运的攻破，确保了自己统一战线的扩张并因此加剧了对方交权的进程；最为重要的是，党内实权派、正大权术的运作者、因八面玲珑而八面威风的不倒翁、长时间以来在党内资格上都远远高于毛泽东的周恩来并没有放弃毛泽东这个能人，他在每一次紧要关头对毛泽东的提携和倚重成为毛泽东得以摆脱危机的重要人和。

 

 

考察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以前的历史，他几乎一直是党内三把铁锁中最为强悍的一把。而且，因为他不争权不夺利且富于组织能力和操作技巧，几乎每一个组阁者都会当仁不让地为他预留一个显要的位置。正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又使得他在每一次“路线斗争”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利中。中央苏区时党中央对于毛泽东又打又拉的“拉”者，就是这位后来也受到了毛泽东相当依赖的周恩来。

 

 

是周恩来指示陈毅起草九月来信并向红四军传达从而有了古田会议对于毛泽东权威的集体认可；是周恩来让压制了毛泽东意见的项英去请毛泽东，从而扭转了打赣州的败局而迎来了打漳州的快意；是周恩来暂时兼领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但仍然不放弃向毛泽东问计；也是因为周恩来的支持而使毛泽东在长征中获得了再次复出的机会……当然，纵使是在以后，周恩来也曾经做过毛泽东的对立面，比如说后来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和以张毛为首的党中央在关于统一战线方面的分歧中，周恩来习惯性地支持了老牌新生力量王明。

 

 

必须说，长征前的毛泽东即使是做了苏区临时政府的主席，这个位置在党内也并不算是特别的显要。毛泽东一直要看着中央大员们的眼色行事，并通过那些眼色的变化而决定自己的谋略。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是作为一个不被上级信任的下级而行事的，而上任和免任的、而忍辱负重的。但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毛泽东的一系列抗争和分辨虽然没有产生太多的作用，而他更多被边缘化的时间是在等待和斯盼（期盼领导再次起用也期盼对手急中出错），他却好象很少或者没有象后来犯了错误的那些人们忙不授或半真半假的做检讨。毛泽东的性格可能容许甚至支持他去随和忍让，却似乎不愿意他认错或放弃。仅仅是这一点，党内的各位都远远不及。这至少需要对自己的充分信任和对以后仍然可能再次出山的充分把握。

 

 

在长征以前，毛泽东借以起家的兵权被彻底剥夺，虽然他还曾经以苏区主席的身份指挥过对于红军和中国革命意义重大的漳州之役。可在这之后，他必须以一些实实在在可以证明自己即使不带兵也会“有用”的表现来谋得继续留在中央决策层主力阵容中的可能性。为了准备长征而带病考察于都河的辛苦工作，最终收获了周恩来的认可。他最终成为长征的一员。从历史的发展而言，这一点决定了他终于获得了不仅仅是东山再起而且是脱颖而出的机会——东山再起不过是官复原职，而脱颖而出则意味着他可能成为党的首脑人物。忍术终于收获了一张特别的船票，而这样的船票却没有施予如何叔衡、瞿秋白、项英这些同样老资格的党内重臣和陈毅、粟裕这样的军中干才（项英和陈毅分别是以中央和苏区中央政府的办事人员的的留下的）。

 

 

从1927年到1934年，毛泽东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在军中建立的不可轻视的成绩和通过忍术而在党内建立的不可忽视的基础性信赖，终于让他收获了最为标志性的一项成功：随军长征。当然，从另一项意义上讲，毛泽东以中央苏区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长征，也是对外界证明“瑞京”（瑞金建都后的定名）政府虽然成为了流亡政府但毕竟苏维埃的大旗不倒。

 

 

令人感觉有趣的是，恰好是在这次远征中，以毛泽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委主席、以张闻天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的流亡政府，在王稼祥、周恩来等党内高级领导人和朱德、彭德怀等军内领导人的支持下接管了以博古、李德（共产国际顾问）为核心的王明内阁的权力。

 

 

3、 遵义攻略

 

 

长征给了毛泽东重新夺回兵权的一个极好的机会。这一方面因为苏区最高“三人团”并没有因为拿下了毛泽东而获得什么明显的政治军事利益，相反，他们把人家辛辛苦苦创下的大片“国土”拱手让给了围剿者；而且，长征中的第一场恶战即湘江之战就把近九万的红军打得剩下了不到三万人——尽管，那五万多人并不都是战死，蒋方各派的战报中把歼敌数加总也不到五万。我判断这其中有许多在长征前刚刚“扩红”的新战士因为贪恋家乡而开了小差或失踪——但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十足的、无争议的败仗。

 

 

这一连串的败仗成为博古和李德的巨大精神包袱，也成为如林彪聂荣臻们再次迎还“毛大帅”的合理借口。不通军事而又过分年轻的博古因为压力过大而险些选择了自杀，幸亏有聂荣臻的及时提醒才没有“失手”。而李德这位只读过几本兵书、打过几场街垒战的所谓顾问，越来越让彭德怀刘伯承们这些将军们怀疑其能力。虽然一直与李德保持了不错的关系，彭德怀还是为他的一次次不明不白和失败而质疑李德的动机：“崽卖爷田心不疼”，就是这位粗话将军的名言。

 

 

最终没有敢于把毛泽东丢在苏区的博古、罗迈不得不承受这位最大的在野反对派的绝地反击。一如笔者在《“孤僧”毛泽东》一文中所做的考辩（1），尽管可以毛泽东是苏区主席而将其抛下，而毛泽东巨大的影响力和宁都会议仍然留有的余地（随时到前后听调）让他们最终没有下定决心。而毛泽东已经在宁都会议上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身上得到过的那些同情，最终成为遵义之变的必要铺垫。洛甫这位博古的亲密战友的反戈一击，成为毛泽东的一个强大外援。“三人团”的大厦轰然倒塌，其后的权力迅速地转移到洛甫、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的手中。

 

 

长征中所处的恶劣政治和军事环境也使得毛泽东的反击不再有一些来自于外界的掣肘。一是王明所代表的共产国际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使他的一些方针不再能够直接地左右大局；二是时时处在敌人围追堵截中的红军，保存力量不被消灭就是成功，而如果能够跳出敌人的圈子取得战略主动权则无疑是大大的成功。而在当时的状态下，博古李德则是在做着一种“以卵击石”的笨拙实验。每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每一个红军将领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毛泽东仍然没有被剥夺的发言权使他在从在“通道”这个小城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开始显示威力。否决李德计划转向贵州，这是毛泽东取得的第一个战术性的成功。

 

 

以之后的黎平、猴场两次政治局会议为铺垫，接下来的遵义会议则可称为一个战略性的成功。二十个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史上仍然威风八面的男人，从思想上清算了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失败的政治责任，并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再次出山赞画军务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不久，博古的负总责之位转移到了洛甫手上，负军事专断之权的新三人团则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所组成。毛泽东进入红军的核心领导层，这也从通道以来邓发所分配住处的显要位置上得到了印证（10）。

 

 

但遵义会议之后的“土城之役”却险些让毛泽东把好不容易获得的兵权丧失，川军郭勋琪的六个团和随时可以增援的大批部队被当成了三个团来打，毛泽东在把精华荟萃的陈赓干部团拉上去仍然不见起色，只好及时撤出并渡赤水扬长而去。对郭勋琪的这次不太成功的遭遇战所积下的遗憾，直到十年以后才由二野王疯子（王近山）的部队在襄阳之役中洗刷干净。当然。土城之憾更象是笔者作为一个中国革命史爱好者的遗憾，直到我在解放战争中的襄阳之役的俘虏名单中见到了郭某才舒了一口气。

 

 

但这之后的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则让毛泽东的声威大涨。虽然中间也曾经有过林彪建议由彭德怀指挥的争议，甚至洛甫也有过重新换掉毛泽东的打算（2），但甩脱追兵本身作为一项可堪夸耀的战绩确实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毛泽东的好感。

 

 

更为让将军们感受到顺心一些的是，长征队伍不再是盲目的和被动地逃跑，他们已经可以组织一些歼灭战而让这次远征看上去不再是机械地转移而成为一种寻觅新的根据地的游击性努力。就是在这样的苦心经营中，毛泽东也成功地打消了某些领导人解散红军的消极打算（3）。仅仅从毛泽东执掌教鞭后在战略上扭转被动局面的各项决策和次和士兵们对这些有时看上去根本不可能执行的决策（比如飞夺沪定桥之役）的不折不扣的贯彻来看，说毛泽东力挽狂澜一点也不为过。

 

 

最大的危机可能就是最大的机会。长征中的极端危局，通过各项半是英明决策半是天赐运气的转危为安的组合拳，成为毛泽东本人政治生命再次升华的试炼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也是一个忍者、王者的自白吧。毕竟，如果不是身负绝学，仅仅会“忍辱”而不能“负重”也难以导引如此的成功。

 

 

遵义攻略，让毛泽东的武学再次以“螺旋式上升”的形式超越自身，并距离登堂入室已经不远了。

 

 

4、 俄界攻略

 

 

如果说在遵义凭借王稼祥、周恩来、洛甫的支持较为轻松地搞定博古这位城府不深的这位年轻人和李德这位志大才疏的外国顾问更似一场兵不血刃的政治歼灭战的话，在两河口与张国焘这位不苟言笑、城府颇深的四方面军老大的相遇和接下去的心理和智力上的博弈，则似一次谁也没有多少胜算的政治遭遇战。

 

 

党内的老资格人物张国焘（1897—1979），拥有与毛泽东一样参加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创始人身份，更有与周恩来一样在其他历届党代表大会上多次成为政治局常委的显赫资历。他还是党内创始人中唯一接受过列宁接见的人物。在相当程度上，他也是党内的划时代甚至过渡性的领袖。陈独秀曾经指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尽管他在八七会议上并没有被接受。他的因为在苏联召开的“六大”上的正式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和他自己二人的这样的原因而质疑遵义会议“合法性”的提案，想必是毛洛博周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遇到的最大政治挑战。

 

 

在军事实力上的悬殊，也使得刚刚获得了一点相对于八万红军的四方面军看来微不足道的兵权的毛泽东处在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虽然两支红军发生“火并”这样的先例还不曾有过，但张国焘在兵力几乎六比一的绝对优势和由这种优势所可能意味着的发言权，却是现实且严酷地存在着。

 

 

只在“行政职务”上具备的一点点优越感反而成为张国焘的讥讽和奚落话题。身上苏区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因为成了流亡政府而不好意思对这位刚刚建立起一个“西北联邦政府”的张主席发号施令。

 

 

仅仅拥有一个被怀疑了合法性的中央首脑机关看来不足以让张国焘表现出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更多诚意，毛泽东决定继续采取“忍术”。

 

 

他先是建议给张国焘一定的权力和位置。于是，在红军中几乎举足轻重的“总政委”一职从周恩来的身上移到了张国焘的肩上。而这一职务也为张某盛气凌人地发号施令铺平了道路。

 

 

然后是认可了张国焘把一方面军的密码本全部收缴的指令。这也为后来的北上支队增添了许多麻烦。

 

 

接着就是部队的合编。这样的合编让第一方面军在单独北上后人为地损失了许多干部，这些干部甚至包括朱德和刘伯承。陈伯钧被派到了四方面军的某军并因为反感张国焘对一方面军的污辱性宣传而遭遇了来自于新战友们的污辱（4）。当然，因为这样的合编，也使得叶剑英截获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密电成为可能。

 

 

再接下去就是左右两路军的混编。这样的混编，让毛泽东们在劝说张总政委无效后的自行北上不得不成为一次丢盔弃甲之旅。如果我们就此幽默一下，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赔了夫人又能折兵”——这里的夫人是指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她因为去四方面军演出而被滞留；折兵则是显然的，因为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后来称五军和三十二军）成建制地留在了四方面军。其中董振堂的第五军团更是在后来的渡黄入甘战役中全军覆灭。我在我所在的城市见到过董将军的墓碑，但我想那应该只是他的衣冠冢。他从宁都起义开始建立起来的赫赫战功，都因为一四方面军的分道扬镳而永远地埋在了黄河边上。

 

 

再到后来，毛泽东越来越对张国焘的合作诚意感到失望。在北上还是南下的无何止的争论中，战机悄悄流失，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也成为一件很容易预见的事情。“密电事件”的发生，更是让二支部队从会师走向新的分手。

 

 

在看到不仅仅劝张无效即使是戏说原来同意北上的徐向前和陈昌浩也无效之后，毛泽东做出了他的忍术中最为惨烈的一项决策：走为上。

 

 

好在徐向前们已经颇为义气地帮助打下了包座，这使得北上的敌人已经不是特别地强大。打下腊子口之后进入哈达铺，一片广阔的天地摆在那支连一万人都不足的毛彭支队（对外称陕甘支队）的眼前。但毛泽东毕竟笑着走进了陕北，并据此拥有了与张国焘彻底摊牌的先行之利。

 

 

在1935年9月9日“密电事件”之前就密令林彪一军团占领的俄界，成为毛泽东北上的桥头堡，也成为对抗张国焘的标志性阵地。在俄界，毛泽东将张国焘企图以“斗争”手段挟迫中央南下的密电公开，并与中央政治局一起制定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正是因为毛泽东的坚持，中央政治局没有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也没有公开俄界会议的决定。这使得继续争取张国焘和他领导下的第四方面军，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行性和策略性。

 

 

但张国焘显然对毛彭支队的北上大为光火，他有些丧心病狂地于10月5日在卓木碉重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并下令开除并通缉毛洛博周。这样的极端做法与他的“密电”一起，成为让张国焘万劫不复的重大罪行。在后来，因为李特和黄超被邓发秘密处决（5），心灰意冷的张国焘只好走上了投蒋的道路，真正成为共/产党的叛徒。

 

 

成立“第二中央”，这基本上是历史上最为恶劣的反党活动之一。如六届四中全会的罗章龙，就因此而身败名裂。但张国焘的这一举动并没有被以撤销党籍的方式加以清算，应该和他当初拥有的红军总政委这一关键角色相关。张浩从共产国际归来并充当一四方面军的和事佬，也仅仅是提示其将自己的“中央”改为中共代表团的一个直属机关。

 

 

密电事件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未经确证的谜。原因是：（一）吕继熙、叶剑英、毛泽东、彭德怀等四位见过这份密电的人的叙述口径不尽相同，且吕的回忆还是以毛泽东的说法为据（7）；（二）这份密电的原件并没有留下来；（三）据称这份密电是专发陈昌浩的绝密，情理上不应该由叶剑英轻松取得，陈昌浩不可能随手交给他手中长达数小时之久；（四）虽然在延安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当面指责未置有否，但陈昌浩也并没有承认这一事件确有其事；（五）徐向前做为可能知道此事的当事人并没有承认有过这份密电，因为如果有，他也应该是执行者；（六）如果密电属实，陈昌浩应该也没有必要再征求徐向前的意见“打不打”；（七）陈昌浩如果收到这份密电，不可能在一来毛泽东向他提出政治局去三军团开会这样的事没有一点警觉；（八）如果这份密电真得让陈昌浩收到并执行，叶剑英二次出入与徐陈同住的住处便是不可能的事，也就是说，收到“解决”中央密令的陈不应该不对毛泽东和叶剑英的反常举动没有警觉；（九）在参谋部由红一红四方面军共同组成的情况下，张国焘发出如此敏感的密电是近乎疯狂的事情；（十）如果这样的密电被执行，纵是毛彭支队顺利北上，其过于单薄的队伍也不是徐陈的对手。

 

 

综合以上十点，笔者认为这封“密电”即使有，也并非一封如吕某回忆的那样措词严厉的电报。或者，仅有“坚决斗争”这样词意不明且经常出现在党内通电中的语句。换句话说，是毛泽东充分地利用了这样一张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危险倾向的电报作为借口及时抽身。毕竟，分裂已经在所难免。张国焘即使没有在九月九日那天发出后来认为的那样的电文，他也有充分的借口在此后的某一天电令徐陈滞留中央政治局的北上步履。与其等到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同室操戈兄弟相残的那一天，不如好和好散来日方长。

 

 

这，也应该是毛泽东的忍术中，最无奈的一种选择。毕竟，在准备单独北上的前一刻（那时他已经知道了有这份“密电”），他还做了最后一次争取徐陈共同北上的努力。二人的消极态度，让毛泽东最后下定了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决心。一四方面军的分兵，是一次遗憾。但没有最后火拼，也让中国红军史看上去更加整洁。

 

 

5、 延安攻略

 

 

延安应该算得是毛泽东以最为合法的方式占用各位政治对手或竞争者的福地。之前的一再容让幼稚病地在合适的机会里收获了胜利的种子。张国焘、王明、项英这些老对手纷纷以各种方式败北或被“格式化”。毛泽东达到了他政治生涯里的最高峰。1943年，五十岁的毛泽东，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最高领袖。

 

 

先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归来，使得一四方面军的冲突有了和平解决的希望。而张国焘指挥下的两个军二万多人在甘肃的失败，与一方面军在陕北根据地的东征西讨中通过“猛烈扩大红军”和“大量培养红军干部”而大为壮大了的阵容相比，又让他失去了当初在抚边会师时的实力优势。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就范，并安于做他的边区政府代主席。而且，因为自己的四方面军在西路军和援西军的消耗中日见疲弱，他甚至只好眼睁大眼睛地看着政治局对他做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长期加之于四方面军将领的不受重用。包括徐向前李先念这样的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承受暂时的不被重视——不过必须说，毛泽东对那位讲过“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的徐向前一直高看一眼，在后来与国民党谈判要设立四个军或四个师的动议中，一直有徐向前的一席之地。更让张国焘感觉难堪的是，如许世友、王建安这样本来有过造反举动的手下大将，后来反而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大将。而他自己则只落得一个孤家寡人的下场：李特和黄超被秘密处死，待他投靠蒋介石后，也只有一个何畏前来投奔。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的归来，让刚刚占用了张国焘的毛泽东再次面临一场需要通过忍来回避矛盾和找寻机会的境地。因为拥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又有蒋介石的邀请电，王明趾高气扬地准备与毛泽东共分天下。期间最为尴尬时，毛泽东不得不承受王明以长江局名义实际建立第二中央并对外代行党中央公关形象的权力，甚至曾经出现过王明擅自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记者答问的过分之举。二个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分歧，最终并不是通过辩论得到统一的，而是得自于下面的两个事实：一是王明周恩来在武汉期间发动群众保卫大武汉的活动得到的不是蒋的支持而是怀疑，“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这样的右倾观念仍然得不到蒋的认可；二是王稼祥和任弼石出任共产国际代表后，从莫斯科得到的并不是支持王明的指示而是要全党服从毛泽东在曲折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权威。这个时候的王明，不得不用一次据说精彩的《学习毛泽东》的演讲做出他对毛泽东的认输检讨。

 

 

为了不让中共党内再次发生对中国革命同样对苏联的利益不利的分裂，斯大林放弃了王明。这一放弃随着一九四三年对共产国际的解散，宣判了对任何一个反对者的无期徒刑。毛泽东同时兼备了坚和韧的忍术再一次收获了胜利。

 

 

作为毛泽东在苏区时期曾经一次次压制自己意见并主持罢去自己兵权的主要“政敌”项英，虽然总是坚持在新四军中我行我素，但毕竟因为新四军军部“背敌面顽”的恶劣生存环境而吞下了苦果——皖南事变的发生和项英的战死也宣布了这一位政治对手的退出舞台。不过，一如当初没有进行积极有效的援救行动而让西路军几乎全军覆灭一样，很早就已经预见到反共高潮对于皖南新四军军部的重大威胁却没有断然采取接应行动，也为毛泽东的用兵史留下了几多疑点。但无论如何，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以其长时间的忍术为代价收获政治利益的时期。

 

 

6、 重庆攻略

 

 

叶永烈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史，风光主要为五个男人所造和所占。他们分别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蒋介石、蒋经国（13）。而在这中间持续时间最长也对历史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共产/党人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之间的生死搏杀。在二人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的大陆战争史上，前九年（1927——1936）是蒋介石取绝对攻势，中间的九年（1936—1945）是一种均衡的态势，中间有一些互相的攻伐，后四年（1945—1949）当然主要是后二年（1947—1949）是毛泽东确立了战略优势并一举将蒋先生驱逐出大陆的反攻史。

 

 

虽然毛泽东对蒋介石一直持一种严重的不信任甚至是杀之而后快的态度，但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一方面是对战胜有美国支持下的蒋家王朝的不自信，一方面是因为来自于美苏的压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高层甚至真得计划过与国民党达成政治上的合作。国民大会的会议代表和联合政府的五六位高官的名单，很早就已经拟出（14）。毛泽东甚至计划过将党中央迁到淮安以便兼顾公职和党内职务来回穿梭的工作形式。战场和谈判桌一直并行着打打谈谈的政治游戏，并期望以打取得谈的更多资本和筹码。可当蒋介石一意孤行地把“国大”开成了排斥共/产党的会议而最终放弃了与毛泽东的合作后，毛才把他的部队改自称“人民解放军”并以“坚决、彻底、干净、完全”推翻蒋家王朝为战争目的。

 

 

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建立他的政权开始，整个中国现代史就可以微观地视为毛与蒋争天下、争民心、争魅力的历史。是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分共政策，让毛泽东从一个文人变成了战士（从国民党中央的代宣传部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委主席）、从一个农民问题专家变成了一个政治专家（从共产/党中央农委主席到共产/党中央党的主席）、从一个书生变成了一个“生意人”（蒋家王朝就是毛泽东用一个旅一个旅的“算”垮的）。

 

 

在重庆，从容赴会的毛泽东不仅仅让蒋介石手足无措（以他三次邀请毛泽东却没有一套成形的谈判方案为据），还让蒋介石的文官武将领略了一个政治家的如椽巨笔。《沁园春•雪》在重庆成为特大新闻之日，也是蒋介石治下的整个文化体系动摇之日。在一首摆明了要改天换地的诗词面前，御用文人们的倾巢出动和文化围剿反而逗引了整个国统区文化界、知识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艺术界的亿万眼球。借助了国民党的免费广告，毛泽东取得了比他通过斯诺一支笔要广阔地多的文化影响。一个儒雅的革命者，这是一种多么吸引人心的公众形象啊。在我看来，毛泽东对蒋家王朝的根本撼动，根本不是到了一九四七年（12）才完成的。柳亚子“索句渝州”之日，就是蒋氏大厦发生倾斜之时。

 

 

说起来，毛泽东的忍术，最大和最多的训练都是拜蒋总统所赐的。从井冈山时期的打圈子战术和流动性割据，到三次围剿中的大费心思，再到长征中的“疲于奔命”（13），再到一九三六、三七年的书信公关和兵谏公关，再到抗日战争中“敌进我进”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夹缝中生存，再到解放战争中的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哪一次不是被蒋氏所逼。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忍术都没有白费，它就如风险投资一样收获了巨大的利益。相当直观的事实是：蒋先生穷尽心血好不容易实现了有限度统一的中国大陆，几乎是全数收到了毛泽东的囊中——除了他被迫送出的外蒙和作自留地的台湾诸岛，他等于是免费地为毛泽东装修了房子而又白送了盛大的家俱。

 

 

重庆谈判没有达成的默契在后来的“炮轰金门”中难得地敲定了。毛泽东用炮弹说话并保住了差点被美国人撤换的难堪。在这样的时候，老同事、老对手终于做了一次老战友。虽是政治对手却同为中国人的那种共同语言，让二人继续了重庆谈判没有达成的协议。这，也可以理解为毛泽东为蒋介石给自己提供的如此一大笔政治财富的所支付的利息吧。

 

 

7、 东北攻略

 

 

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负面限制也是很多的。雅尔塔会议更是无视中国和中共的尊严。抗日胜利前后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定的条约更是把中/共当成一个牺牲者。在东北，以坦克相威胁要求彭真们撤出大城市和铁路线的训示让毛泽东大为光火。

 

 

8、 柏坡攻略

 

 

在河北省平山县（当时称建屏县）西板坡，毛泽东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通过指挥三大战役而基本上打垮了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一是通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立定都北京和和平建设的诸多大政方针。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忍术”的方向，已经从他的政敌和军事敌人，转向了自己对于和平建设的几多困惑和民主党派们的民主热情方面。没有治国的经验要忍，在摸索和请教中建立经验；面对民主党派的合作要忍，要在相当多的方面充当学生和倾听者，否则就可能会失去重要的人心。

 

 

二、 与周恩来、邓/小平相比认识毛泽东的忍术

 

 

在中/共党内，能够在忍术方面与毛泽东各呈一时之秀者，主要是周恩来和邓小/平。而这二个人又有不同。

 

 

周恩来有足够的威望，又几乎在各个时间都未曾淡出过核心层（有时称常委，有时称三人团）。但他的忍术主要表现在他超强的适应环境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上。足够的洞察力和机动灵活的处事作风，让他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异数”。即犯过许多次错误甚至可能是路线错误但从未被打倒从未被彻底边缘化的政治家。这一方面是他有着足够强的政治军事和内政外交实力让每个“总负责”都离不开他，一方面也和他淡泊名利含蓄相处的韬晦之术有关。

 

 

毛泽东曾经在延安时期计划发动过一次针对周恩来的批判行动，后来因为苏联方面的反对等原因而放弃。文革中当毛泽东再次对他产生不满时，他也曾经二次从档案中调出那份材料。但周恩来一直保持了足够的随机应变和“从善如流”，他几乎成为中/共党史上唯一的一位的高层亲历者。他在早期所担任的一些政治角色和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连毛泽东都自愧不如。在中共的创始人中间，基本上只有毛、周和董必武走到了最后。而周则可以说是中/共党史的活化石。

 

 

但周恩来最大的自知之名，是他认为自己是最佳的策划者、操作者和执行者，而不是成为权威与思想等方面终极领袖的材料。这也使得他看上去并不象其他大员那样有野心。事实上，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时，选定的是与他同年龄的刘少奇和稍小一些的林彪，而他在党内高层尤其是建国后一直是居于第三号人物的角色。不争权从而无欲则刚，是周恩来忍术的核心特征。

 

 

邓/小平可能是在忍术方面亚于毛泽东甚至在特定方面还要超过他的政治人物。性格上的乐观和能屈能伸，让他比之于毛泽东还要坚强和富于韧性。比如说，邓公在被以“邓毛谢古”的江西罗明路线之名罢官时，年轻的他仍然乐观向上，没有丝毫愁容。据刘英回忆，当时的邓公即使毛了老婆也不以为意（11）。再比如，文革中的两次下台，邓公都以适时的检讨和认错表明了他接受改造的姿态，虽然这种检讨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再比如，当毛泽东希望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等要职的邓公牵头对文化大革命做一个肯定的结论时，他坚决地拒绝了。为此，还第三次遭遇了贬黜。也许，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是因为不愿意在毛泽东去世后承担“反复无常”、意志不坚定、思想不成熟的恶名，另外的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在向行将去世的毛泽东示威：因为他是继承总理职位的最好人选。虽然他可能想象不到老迈的毛泽东仍然以他的无情铁腕给他以重重一击，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老人集团（周恩来去世后以叶剑英为代表）们的好感并因这种好感促成了后来的复出。

 

 

在霸气、自尊、实力和拥护者的厚积程度方面，邓公的表现也与毛泽东相当。而适应环境的能力，因其强弱势的不同，而看上去比毛还要强上一筹。一如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样，同样是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历史的选择总是意味着一种必然。而这种必然便取决胜于性格魅力、行为合理性、洞察力和比之于同时代竞争者们要高出许多的能力、耐力、毅力和活力。其中“忍术”所承载着的巨大防御力和巨大攻击力，应该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邓小/平的党内资历、军事和政治建树以及年龄优势和身体状况等也使得他优越于同时代的政治家战友们。从相当年轻时就入党并成为周恩来所赏识的得力干将之后，年轻的邓斌还曾经在冯玉祥和广西军阀的部队里从事了不短时间的政治工作。二十几岁就成为红七军、红八军政委的他，又成功地实现了将他在广西百色起义中建立起来的军队千里转战带到中央苏区的早期伟业。年轻的他还担任过瑞金县委书记，这可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长征中，他充任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长征结束后他历任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和一二九师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中原野战军政委、第二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之职，刘邓大军的威名远振。解放后，他任过西南局书记和财政部长这样的要职。

 

 

在主持大局的能力方面，他已经通过当年的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和后来的中央总书记的实践做了证明。党史资料也确实可以证明，他本来就曾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候选之一（另外两个是刘少奇和林彪）。纵是华国锋因为在人缘方面不会受到老人集团、近卫集团和文人集团三方面的反感而被晚年老态的毛泽东选中，但在治国能力、权术水平和政治威望等多个方面，他不可能是邓公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在经过了华主席短期的过渡后交到了邓小/平的手中，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必然。

 

 

邓小/平在他的三起三落中锻炼和显示了自己足够强大的忍术。在农村或工厂，他坚持着以足够的身体素质和政治耐性作为老本待机出山。当林彪折戟沉沙之后，他又敏锐地感觉到来了机会并通过战友们向毛泽东进言。这为他的再次出山并官复原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去世后，叶剑英们对他的期待和他在野期间为老帅们充当的精神智囊，也使他被寄予了厚望。几乎没有使用多少过格的手段，他就从华主席的手中实现了权力交接。最为重要的是，他在共和国建立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以政治上强和能力突出的印象眩目毛泽东深深记着。毕竟，无论毛泽东是如何地对他的事业充满了担心，他还一直是怀旧的和重情的。在弥留之际对叶剑英的那个谜一样的动作，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对邓公的期待。他用他的忍术换来了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位置，即使从外观上看去并不是那么顺畅，却也充分不悖地合乎政治辩证法。

 

 

三、 与党内其他政治家相比认识毛泽东的忍术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意味着毛泽东与同时代的诸位政治家或政治对手相比，拥有了更加有利的天时、地利和人和。在天时方面，他作为建党创始人之一的身份或与此相关的在中共党内的一直不算很边缘的地位，和他在工农武装割据中为自己赢得的红色山大王和朱毛红军称号，以及他敏感地抓住战机对敌人对、竞争对手施以致使一击的能力，是他的美妙天时；他通过不同的处境而发表的有效言论和实施的有效行为，是他的优越地利，比如苏区之利，比如长征之利；他善于寻求同盟者并努力从“政敌”中、从敌方阵营中、从中立阶层中获得生力支持的运作，是他的称心人和。有此三者，便强化了他的个人优势而突出了对手的劣势，再加上他强大的忍者之术，便促成了他而不是别人以“加冕”为终极标志的成功。

 

 

与他的文武兼备、雅俗共赏、进退有据、恩威并施相比，陈独秀太书生气了、瞿秋白、李立三太软弱了，罗章龙太性急了，蔡和森、何孟雄又太不幸了。张国焘太轻敌了，王明又太嫩了。高岗太大意了，彭德怀太没心计了，张闻天太没有眼色了，刘少奇太不世故了，林彪又太自尊了。把中共党内的各位才俊数过来数过去，还是都不如毛泽东优势而又富于韬略。

 

 

四、同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相比认识毛泽东的忍术

 

 

斯大林较为成功地击败马林科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等的强大竞争而继承了列宁治下的苏联，当然也得自于优秀战绩、强大能力和精明忍术，但在其任上过分的专断和残酷却埋下了被全盘否定的命运。甚至于连他的死，都被认为夹杂了一些现在还不能说清楚的谜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他的全面揭批和此后苏共给他的身后待遇，都注解了他的忍术并不是特别地完美。毛泽东充分听取了他的教训，宁肯以牺牲经济建设为代价、以发起一次以乱治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文革）为代价，旨在巩固自己生前的权威和身后的名望，。从结果上看来，他也取得了相对于斯大林的结果要好的多的成功。虽然也有过一波波地反毛声浪，但《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给了他相当高的评价，记录和确认着毛泽东“余威”的毛泽东的纪念堂历三十年屹立，这是斯大林所望尘莫及的。

 

 

赫鲁晓夫的最大失误在于贸然以并不高的威望冲击斯大林已经很高的威望，而又不能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无上权威。如果说他的忍术在他冒充斯大林小学生时还算成功的话，则他上台之后揭批斯大林的张狂不仅仅让他遭遇了毛泽东的反感，也因为根基不稳而被同事们颠覆。赫鲁晓夫的被推翻，引发了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的许多联想。在他看来，赫鲁晓夫的倒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个人威信。

 

 

注释：

 

 

（7）可参见并比较《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吕黎平《在最高参谋部》、陈虎《长征日记》、《拥抱与决裂》等书。 （13）据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记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长征中确实都有过相当的消极情绪甚至悲观失望。

 

 

待补充 2005年11月30日、12月6日、12月7日、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