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原虫是单细胞生物吗:[反思毛泽东（4）]桑间濮上：试说毛泽东的婚恋观（草稿）

[反思毛泽东（4）]桑间濮上：试说毛泽东的婚恋观（草稿）

 

 

作者：公论 - 笔公 当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向警宇、蔡和森这一对“前卫”男女宣誓向旧的婚姻制度宣战并组成“向蔡同盟”（1）这种纯系以“爱情”、“志同道合”甚至非法同居为“订交”基础的契约形态以示与传统婚恋体系的对抗和决裂时，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同情。他的一些早期文字和早期实践，也印证了他把“交深情洽”（2）自由选择和自由取舍作为恋爱甚至情爱、性爱交往的第一驱动力的婚恋观。

 

 

菲力浦•肖特写道：古代或封建时代的中国传统观念里，一向把“桑间濮上”作为一种男女之间离经叛道甚至有伤风化的交往（3）。用中国的老词讲，就是那种类似崔生戏莺莺的私通、勾引甚至通奸。而在青年毛泽东的笔下，恋爱是一种挡不住的力量。它足以让处在情爱燃烧中的一对男女义无反顾。恋爱应该而且必须成为自由的选择。

 

 

除了相当年轻时父母就为他选定的发妻罗氏，毛泽东较为人所知的婚姻有三次，即分别与杨开慧、贺自珍、江青的缔交。而这三次婚姻，在其最初的缔约过程上，都很难是规范意义上的明媒正娶。这里所言的规范意义是指，无论是按照当时的婚姻登记制度还是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婚姻法》或是建国以后设立的《婚姻法》，当初的组合形式都偏于简化或不正式。换句话说，这些婚姻实际上都实践了毛泽东对于婚恋的基本认知。只是在他成为党的最高领袖、而与江青的缔婚曾经遭遇了党内高层的大面积反对、共和国的婚姻法随即设立、毛泽东的年龄已经一天天变老、虽然对自己与江青的婚姻多次表示不满（4）但已经有太多的障碍让他难以放弃这段婚姻等因素的作用下，他的关于“自由恋爱、自由分手、自由同居、自由分居、自由结婚、自由离婚”的观念才在公开的界面上嘎然而止。

 

 

但是，必须说，尽管毛泽东本有对婚恋抱持了一种相对散淡甚至洒脱的态度，他的诸位伴侣却表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不仅仅是四次婚姻实际上都构成了一种为周围大众所认可的事实婚姻，且他的三位“前妻”都以极为忠贞的姿态表现了她们对于毛泽东的大爱和真爱。其中罗氏早夭于毛家老宅并被修谱者置于毛氏发妻的显眼位置；杨开慧甚至仅仅为了捍卫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尊严而不惜以头颅相奉，可在当时的实际处境中，这位名流之女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还或被营救、保释的机会。迟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从板仓夹壁中搜得的杨开慧日记、情书等一往情深地注解着她对丈夫的思念，而这些东西居然是毛泽东生前没有读到的。如果读到，因为妻子被何键所害而悲愤填膺的那八个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是不是会增加许多自责的成分呢？因为与丈夫发生了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愤然出走的贺自珍，纵是被“江青钻了空子”（5）而失去了制度上仍然保留（6）的毛泽东夫人身份，也没有动摇其生为毛氏妻的信念而宁肯承受同时被“夺”去丈夫和女儿的痛楚。

 

 

一个经常是寂寞着的伟人怎么可以缺少红粉知己？无论是毛泽东本人已经十分开化了的婚恋观还是周围人们的关心和默许，都让他拥有了一份相对宽松的婚恋环境。这在他的中年以前（以1938年与江青结婚为界）表现地特别明显。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实践了他在对“向蔡同盟”做出响应时就确立的自由婚恋观。

 

 

毛泽东诗词中唯一的缠绵情诗《枕上》（7），一向被认为是写给杨开慧的。可经过某人的考证（8），却是他在一九二零年与杨开慧结婚前后，写给一位叫做陶毅的新民学会女同事的。在肖特的《毛泽东传》里，她被认为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女朋友”。据他讲，那个年头的至少半年时间，他都和陶在一起工作和相爱着。即使是在后来，她也仍然作为毛泽东所开办的“生活书店”的一位女老板（不是老板娘，因为后来毛与杨结婚了，三人一起经营这个书店）而与毛泽东共事。从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年谱》里，我查到了许多条毛泽东与陶毅通信、登山、组织学会活动的记载，而且，即使是在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么伟大而神圣的时刻，毛泽东也抽出了时间去看望在某大学读书的陶（9）。可就是在与陶女士相处的那段时间中间（如果不介意的话我甚至想用“同时”这个词），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可以说，毛与陶的恋爱是自由的，与杨的结婚也是自由的。

 

 

在同杨生活了七年左右的时间并有了三个儿子之后，毛泽东与她神秘话别并出门“做生意”（10）（即从事秋收起义），并在一九二八年经井冈山的二龙之一袁文才介绍认识了年方十八岁的“永新一枝花”贺自珍。贺对毛的仰慕和热爱，在毛泽东很负责任地向她介绍了杨开慧母子的情况之后，为毛泽东收获了一次新的爱情。联系到当年朱德等许多红军将领的妻子都是在那个时代确认下来以及贺自珍本身的贤良果勇（绝大多数时间是这样），贺的地位在延安一直是处在强有力的保护之中的。毛与江的结合，当时也因为那严厉到有些无情的“约法三章”（11）而受到抵制。其中两条就是：江青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这一地位长时间不做改变——这一条应该说是巩固了江青的实际地位；贺自珍作为毛泽东夫人的身份不应被改变——这一条让江青在最初的几年里简直是“如履薄冰”。

 

 

毛与贺定情的一九二八年，杨开慧正处在对丈夫的万千思念和孤寂等待中。她的一首诗里谈及对有没有人照顾丈夫的担心，她能够偶尔得到的家书，是告诉她“生意在最初做得不好，赔了许多钱，但后来又捞回了一些本钱”。毛泽东应该没有或者说也确实没有办法告诉妻子。他在山上又有了一位“压寨夫人”——袁文才把年轻貌美的贺自珍介绍给毛泽东，本身就有一种期望毛泽东的红色割据成为他的强援的意思。也许，在杨开慧因为不愿意同作为红匪头目的毛泽东断绝夫妻关系而慷慨就死的一九三零年，她都不曾知道，丈夫已经有了照拂起居的新夫人。

 

 

对于毛泽东，贺自珍做为一位妻子的奉献更为无私且巨大。她先后为丈夫生下了六个孩子（据她对李敏或孔东梅讲她先后有过十次怀孕而他们的婚姻充其量也才维持了十年）且因为送人的送人、早夭的早夭而仅仅剩下了那位在现在还习惯着俄语思维的李敏（姣姣）。生于中央苏区的毛毛，在大队长征时留给了后来牺牲的叔叔毛泽覃从此下落不明（解放后为了找寻他又让他的亲姨也是亲婶的贺怡因车祸而亡）；长征中所生的一个女儿，在她的父亲毛泽东还没有看到她一眼的第一时间就送给了当地百姓，后来据说因病早夭；在苏联所生的廖瓦仅仅活了十个月，就在二位同父异母哥哥（岸英和岸青）的撕心裂肺的号哭声中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母亲——那是贺自珍的第二个儿子、毛泽东的第五个儿子。也因为小廖瓦的早折，贺自珍的精神遭遇了比之后来听闻毛泽东再娶还要沉重的打击，而岸英和岸青这两个已经没有娘的孩子第一次改口叫贺自珍为“妈妈”（12）——无论是当年读到孔东梅对这一段的记述还是由我把这一段毫无文彩地写出，已经人到中年的我眼里仍然噙满了泪花，作为一个对毛泽东的一生怀了特别的研究兴趣的研究者，我必须说，贺自珍作为一个母亲的伟大远远地盖过了她作为妻子的一些不足，比如没有多少文化，比如性格暴躁，比如不愿意长期地成为丈夫的生育工具而无所作为，比如不顾惜已经成为党的高级领导丈夫而对其动辄施以老拳甚至拔“枪”相向（13）。

 

 

贺自珍义无反顾地出走，让毛泽东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无论是政治影响还是个人生活。江青的多才多艺和善解人意（尽管有相当大的表演成分）给了他莫大的安慰。身心两方面都是特别急切的那种需要和就延安而言过于稀缺的女子资源，让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就他的一生而言可能是错误的决策：不顾中央同仁（主要是张闻天和项英）们的强烈反对而与江青同居，又以一桌又一桌的流水宴表达着他的满足感和对同事们的示威。实事求是的说，无论是江青婚后的早期表现还是二人的幸福感受，这组婚姻都曾经是延安的佳话。此前已经有过四次婚姻的江青第一次急不可待地要通过第一次生育来巩固自己的毛夫人地位，而毛泽东也寻到了一位颇有艺术内涵的内助。可惜的是，虽见过大世面却毕竟修养有限的江青，一句“土包子”就把领袖的自尊心击伤，二个人的长期分居是对这组“政治婚姻”（江青语，但说实在的，江青应该不具备与毛泽东搭成政治婚姻的资格，因为同她的联姻并不如蒋之娶宋一样有什么现实的政治或外交利益）的悲剧性注解。

 

 

仅仅是分居而不是离婚，可能也让毛泽东在江青的身上大大“失分”。且不说当年她为批《武训传》和《红楼梦辩》所起到的不良作用，还是文革中率领文人集团所从事的政治活动，都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国民经济更重要地是对毛泽东本人的领袖威信的负面操作。一个在上海滩时风光一时也绯闻阵阵的女星，一个政治历史并不清楚的老党员，一个不甘寂寞又不知尊卑的三流政客，因为托了毛夫人这个称号的福而没有过早地殒落。当然，也许今天还不是对江青做出过于苛刻结论的时候，因为她在自杀前的那张字条“主席，我爱你，我随你去了”已经不能用寻常的表演去认识。我本人也愿意保留对她做出重新评价的积极性。

 

 

就是在江青以后，毛泽东的婚恋观因为潮流的变化而发生了从众性的变化。毛泽东没有同他在一九四八年就表现出了许多公开的不满的妻子离婚，也没有彻底地同她断绝关系。在庐山时《为李进同志题所照》是这对夫妻情谊尚在的证明，一九六五年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也是证明，到了文革，江青成为毛泽东治下政治局同事的四大集团之一即文人集团的领军人物（另外三大集团分别是以林彪为首的武人集团、以周恩来叶剑英为首的老人集团、以华国锋汪东兴等为首的近卫集团）并得到了他的许多肯定和支持的事实，更是证明。

 

 

可以肯定的说，毛泽东是一个多情的人，他对她的每一位夫人或女朋友都投注过足够多的感情。从他的诗词集中，我们至少可以找得见这样五首表达了他亲昵、怜爱、怀念、欣赏之情的篇章。

 

 

其中写给陶毅的一首曰：

 

 

虞美人•枕上/1920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写给杨开慧或缅怀杨开慧的二首，即：

 

 

贺新郎•赠杨开慧　 毛泽东 一九二三年底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稍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 和云翥。

 

 

蝶恋花•答李淑一/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写给丁玲的一首：

 

 

临江仙• 赠丁玲 1936.12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写给李敬（即江青）的一首：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除了未经查实的传闻，没有什么肯定的证据能够说明毛泽东曾经和当年的著名女作家丁玲有过一段亲密的感情。但从当年毛泽东在洞中开宴会招待这位文小姐转化成的武将军并用电报给她发送自己的赠诗的经历来看，二人间肯定有过绝对不是很普通当然也很高尚的战友之情。而丁玲作为远赴延安的第一位国统区文化名流，其对于毛泽东的革命事业的支持是不可小视的。中共中央随即发出的《关于吸引知识分子的决定》肯定与丁玲这位主动要求“当红军”的革命文人带来的冲击波有关。贺子珍和江青身上都没有的那种诗书之气，在丁玲身上有着较为完美的表现。文史哲功力了得的毛泽东，是很渴望有一位文化界的红粉知己的。给丁玲的这首词，至少反映了毛泽东心底里对于文化人参加革命的一种由衷的敬意。

 

 

这种相对而言因为没有性爱纠葛而显得伟大纯洁了许多的文人之交，毛泽东在他晚年的最后一抹光阴将逝的时候又有了一次幸福的相遇。作为古典文学侍读的北大芦荻教授的到来，让一九七五年的毛泽东忽然间有返老还童的可能。与芦教授的深夜长谈（有时长达五个小时），让已经是八十二岁高龄的毛泽东因为遇到了他相当擅长的话题和相当够品味的对话者而变得思路清澈，口若悬河。几个月的讲读、侍读、伴读生活，让晚年寂寞的毛泽东和基本上是独学而无友的女教授同样受益非浅。无论是在反右还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对文科知识分子和文科课程都是抱有一种限制或边缘态度的，有他“应该办好一些大学尤其是理科大学”（13）之类的经典指示为据。而对于文史哲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这种态度，却在与芦教授的交流中不曾有过分毫的表露。甚至于，他还约教授一起搞一本《宋诗选》，而当毛泽东这位芦教授眼中的神逝世之后，四十五岁的她失声痛哭（14），任是因为毛泽东侍读而遭遇的多年的争议和烦扰而不改其志——她对叶永烈说她有二本为毛泽东代言的著述任务一定要完成。基于此，毛泽东的文化精神在一个性情淡泊但酷爱学术的女教授身上得到了延伸。应该说，这与当年对丁玲的几多期望一样，也是一种毛泽东加之于文化人的博大之爱。

 

 

诚然，毛泽东对文化人最终还是持了怀疑态度的。就如他在对“丁陈（即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语上加之于丁玲的那些冷冰冰的语句会轻易地让人们忘记了他当初写给丁玲的那首著名的诗篇。芦教授最终也遭遇了各种政治上的麻烦，虽然她用自己足够的与世无争将这些麻烦一一消融。

 

 

提及丁玲和芦荻这二位似乎与本文题目无关的名字，旨在补充毛泽东婚恋观中内在质量的一点缺憾。学富五车、神思驰骋的毛泽东，在他的婚恋旅程中并没有得遇一个如丁、芦一样的高层次对话者，这也当算这位婚恋方面主张自由也有限度地实践了自由的伟大男人的不幸甚至遗憾。

 

 

成为党的领袖和人民楷模的毛泽东，最终还是放弃了他在年轻时坚持的自由婚恋观。如肖特所说，一个少女在二三十年代能够做到的那种自由地逃婚和恋爱，在五六十年代却可能成为莫大的罪恶而遭遇道德法庭甚至刑事法庭的谴责。诸如作风不好、水性杨花甚至流氓、破鞋一类的称号足以让一个女人无地自容。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华大地，婚恋观方面的自由度不仅没有放开反而大大地收紧了。这与毛泽东作为一个社会反叛者个体的自由精神背道而驰。为了捍卫这种对于人性的禁锢，毛泽东自己也不得不成为受害者。

 

 

当然，这并不能限制毛泽东对于自由爱情的想往。纵是在他被认为“一句顶一万句”的金口玉言时代，他仍然坚持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和自由畅想。以此理解他对于“窃听器事件”的无比愤怒——作为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为此丢官——就显得自然了许多。

 

 

蔡和森与毛泽东们基于婚恋观念和实践对于当时的封建礼教做出了坚决的否定，而当他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体系落成后，他们又不得不造自己的反而进行了否定之否定。这也许是出自于对社会稳定和道德净化的无奈。可无论如何，他们曾经坚持的那种理想曾经和相当长的时间是他们认为必要是和应该的。

 

 

桑间濮上，花前月下。执子之手，与子偕同。不求天长地久，只求铭心刻骨。好一派自然而又性灵、重情而又重义、无拘而又无束、不蔓而又不枝的田园和人文风光。少一些悲欢离合，多一些情深意长，这是毛泽东早年婚恋思想的主脉。这样的理想，虽然在他的治下曾经有过几十年的自觉放弃，但随着时代的飞跃和人们观念的次第更新，在他逝世不到三十年的今天，却正在成为现实。毛泽东早年的婚恋自由，在他的孙辈身上正在得到贯彻。爱情或称性爱，正在成为一种大大方方、光明正大的精神滋补品。在拥有相当程度的感情和默契的前提下，从执手到共眠之间似乎已经不再有什么人为和心理上的障碍。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一夜情”（one night stand）甚至成为自由婚恋观的一种相对有些极端的表现形式。

 

 

桑间濮上之美，也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时代巨人以其言以其行留诸后人的一笔遗产。在思想和社会改革成就上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后人们，至少可以在这样微观的领域受益。而毛泽东的一生对于自由婚恋观的坚持和放弃的历史，也正作为一种自由和限制的人生辩证法而被深奥地演绎着……

 

 

主要参考资料： 菲力普•肖特著《毛泽东》。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陈晋著《文人毛泽东》。

 

 

注释待补充。 2005年12月5日草稿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