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阿米巴成囊:[反思毛泽东(3)]“运动”：毛泽东的温和“文字狱”

[反思毛泽东(3)]“运动”：试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洗脑(草稿)

 

作者：公论 - 笔公
作为一个在军事上取得过许多重大战绩的战略家，毛泽东在“运动战”中大受其益。他用运动战粉碎了蒋介石的一次次围剿，用不断运动以发现战机的游击战法拖惨了日本鬼子，又用硬碰硬的大兵团运动中的会战猎杀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甚至于用以小搏大的大无畏气概和正规运动战在朝鲜战场上与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打成了平手……可以说，毛泽东对运动战是颇有心得的。

 

 

可他随即就把这“运动战”运用到了其他的领域，比如政治、比如外交、比如经济、比如文化。建国以后一次次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四清运动、反右、文化大革命，让全国的政治空气都为之紧张；国际上对苏对美，都实施过大规模的动作（比如以炮击台湾调动美国、呼应中东，比如与苏共以九评为核心的论战）；对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声势浩大，铺天盖地；对知识分子，更是通过批武训、揭胡适、反胡风、打右派、搞文革等一次次的运动，进行不由分说的精神洗脑。

 

 

建国之后的各项运动，因为得到了党和政府各级的坚决贯彻而效果显著。毕竟，建国之初的各级党委、军队、政府和部门的领导人，仍然大多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将领所占据，使得整个国家都似处在严密的军管之下，由毛泽东和党中央所发起的每一项运动，都以军事化的、至少是军事命令的传递和执行效率被贯彻着，这一方面增大着运动的投入，一方面也强化着运动的收效，确实可以算得是人山人海、全民动员。这也使得被斗争的对象，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孤立无助，只好缴械投降。

 

 

但是，当我们用一种较为长远和苛刻的眼光审视这些运动时，我们又不能不发现，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这些运动的大多数，都因为只对特定人群造成伤害并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而呈现出利少弊多的特点。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强行洗脑，使共和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花独放、万马齐喑的萧条状态中。

 

 

一部《毛泽东传（1949——1976）》，就是一部由接二连三、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运动”串连起来的历史。毛泽东以运动的方式取得了政权，又准备以运动的方式巩固和发展政权。单纯看来，他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从1949年到1976年，他的个人权威虽然一次次地遭遇怀疑甚至挑战，他始终笑到了最后而没有被颠覆。但这只能说是他个人的成功而丝毫不能说是共和国的成功，因为在他建国后的二十七年中，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并没有取得相对于这么长的时间跨度而能够达到的成功。严重地说来，即使与海岸对岸相比，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没有呈现出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虽然直到今天笔者仍然坚信社会主义确实应该具备这样的优越性，可这种理论上存在的优越性仅仅因为毛泽东过于左倾的治国策略而未得到实现。在社会经济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有时甚至无以为继的情况下，说出“敌人一天天地坏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这样的话，如果不是一种高明的心理暗示，就只好理解为一个政治老人不切实际的自言自语了。

 

 

在策划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时，曾经有一位傅作义方面的谈判者用一种很含蓄的方式问毛主席：“主席打麻将是喜欢清一色还是喜欢平和”？毛泽东当即领会了问话者的担心，很痛快地说：“还是平和好”。

 

 

当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确实掌握了政权，也确实做出了许多“平和”的姿态。政府决策层和各部委厅局的构成中，有一半来自于民主学派、起义将领和社会名流，真个是天下一家亲。

 

 

可惜好景不常。清一色的逻辑先是从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是整风反右，逐步把地主、资产阶级、右倾分子（包括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和从蒋介石阵营中起义过来的人士）进行同化和清理，一个“全国江山一片红”的单色调社会系统横空出世。而其中通过一场又一场运动对于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洗脑和健身的努力，也由此拉开序幕。

 

 

黄巢有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对知识分子的洗脑和强身，就是在这样有些萧杀的气氛下展开的。

 

 

毛泽东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洗脑运动始自他在党内政权基本稳固下来的延安时期而终于文革后期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由以下十大运动构成。一是延安整风；二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三是批评电影《武训传》并发起对武训历史的调查；四是借助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揭批胡适的学术和政治影响；五是把以胡风为重心的文学评论家打成了反革命；六是反右运动；七是借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品评而对吴晗的批判和罢官；八是以五七干校做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形式之一；九是通过上山下乡运动对未来的知识分子即现在的大学生进行再教育；十是文化大革命对知识界的全面席卷。

 

 

对知识分子的强行洗脑，还得自于受到攻击后的强烈反击行动。“反右”运动的展开，在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风度尽失的表现。为了帮助帮助党内整风，即整顿党内在延安整风以来仍然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倾向，面对国内在对民族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的一些负面效果，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企业生产质量下降，毛泽东以《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新情况下的危机管理策略，广泛地发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为共和国献计献策、发表意见。在他的“言之无罪”和“荣辱与共”的鼓励和承诺下，一个个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纷纷反映了各种对于学校管理、党组威信、国家行政、经济建设等多方面的意见。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与罗隆基提出的“平民参议会”、傅膺提出的“教授治校”等都是很中肯的意见。因为受到鼓励，知识分子们的激情得到释放，一些在言词上尖锐的表达也开始增多。这中间，也不排除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向党进攻并鼓燥谣言，甚至对那些提出正面观点的人进行匿名威胁。但是，必须说，敢于公开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有绝大多数都是充满善意的。在党的执政地位已经巩固之后，以公开的方式反党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毕竟，当时的意见和批评局面造成了一种形势糟糕、一无是处的印象，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信心和“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政治风度，当此局面下确实是会大惊失色的。一般的人表现出一些反感倒也可以理解，可毛泽东作为这场批评的发起者，面对解放后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合作还处在试探和观望的状态下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不应该对这场批评所能引发的局面没有心理准备。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他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在这样的批评达到一个限度时进行必要的沟通、解释甚至辩驳。这样的沟通一旦顺畅进行，从长时间的历史看来虽然傲气十足却报国心切的知识分子们的相当一部分，必将为他的政治风度和气概所折服，一个真得如他臆想中的“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想必会在一九五七年那个敏感的年头实现。可他没有表现出这样的风度。他甚至没有守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优美口号，更为可怕的是，他后来对右倾知识分子——后来改为“右倾反党知识分子”的大举反击和残酷清洗，使他的政治信义大打折扣，此后的多少年，他再也不能指望获得自由知识分子们真切的拥戴和合作。他在诸多情况下曾经表现过的儒雅，在面对知识分子这个让他本人也有些敬畏的群体时忽然失去了常态。“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会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样最基本的民主伦理都在他那里失去了影响力。就是在反右活动中，毛泽东失去或基本失去了作为“社会良心”的广大知识分子的依赖和支持。在此之后，除了一些政治敏感性强或者说是官迷心窍的知识分子外，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处在不谈国事、小心翼翼的状态。科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生产力”大挫，明哲保身、远离政治的生存逻辑遍及每一个右派或侥幸没有“评”为右派的心中。解放后诸多大师的学术成绩都远不如前的事实证明，反右的恶劣影响竟是这样的惊人。

 

 

做为文史大家陈寅恪的一个爱好者，我曾经一直纳闷他为自己确立的某些学术理想（如写出一部纯粹个人发覆的中国通史）为何没有实现，而他在晚年为什么一反常态地以“颂红妆”为乐，他的感怀诗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海外文人解释为对时局不满。最为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宁肯栖居岭表而执拗地不肯北上就任“学部委员”和“第二历史所所长”。对毛公、刘公等的不信任、对当时知识分子政策的不满和对郭沫若等人政治和学术性格的不屑，是他的潜台词。或者是他的运气、或者是他的名气、或者是他的淡泊之气，他的《柳如是别传》这样完全可以定名为描写才子佳人的“风雅之作”没有遭遇发自于最高当局如同对于《武训传》、《红楼梦》一样的政治曲解和政治批判。而他在广州那个远离政治漩涡的地方终于避过了早期的洗脑的这一“成绩”，居然得益于他对执政者的非暴力不合作。没有成为右派的主要原因，居然是默不作声。这倒也应了毛泽东关于鲁迅的一句话：他的最好策略，是“不说话”。

 

 

口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毛泽东，其实是对知识分子编织了一个堂皇而温馨的“骗局”，幽默而言可以叫作“悖论”。这是因为，毛泽东后来的解释中，把百花和百家，强调为“其实就是两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争鸣的目的在于争取其中的中立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阵营中。由此，所谓的百花齐放实际上就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而知识分子则成为非友即敌的潜在力量。反右的进行，那在全国如“雨后春窘”般被评定的五十五万个右派，居然占去了当时知识分子总量的十分之一强。而大学里的诸多名师、某些民主党派（主要是民盟）里的大多数各级领导人，都被划为党的对立面而失去了报效国家的机会，想来真是触目惊心。

 

 

曾经对党内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如对博古李德）仍然体现出了相当的气度和胸怀的毛泽东，何以对那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却发出了如此失态的驳然大怒，这真是一个谜。是太不把知识分子看在眼里以致于觉得他们是多此一举，还是太把他们看在眼里以致于视为洪水猛兽，都不好解释一个伟人的反常举动。仅仅从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对知识分子视如寇仇的那种表现，如果不是真正能够深入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寻常人等，实在看不出他比之于老对手蒋先生，究竟高明了多少。也许，蒋介石自忖鄙俗粗豪，不能象收拢那些封疆大吏、各方军阀一样得心应手，只好祭出杀、拘、压三策；而毛泽东显然比他、也比历史上的那些皇帝如秦始皇（坑儒）、雍正（表现在曾静案和《大义觉迷录（）》中）们显得更加文明。可是，在知识分子眼中，对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和报国理想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摧残，不论强弱，都无异于宣布了他们的精神死刑。在反右活动的特定时刻——即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其他的任何一个领导人或政治家都可以沉不住气，唯独毛泽东，作为一个一言九鼎的领袖人物，稍有一丝的心浮气燥都可能牵动大局。令后人惋惜的是，他在这个时候没有表现出他可以成就一个伟人所必须的沉静和风度，他也不过是一个一有人叫骂就沉不住气的俗人而已。反右以前的清醒，仅仅因为一些听起来过分刺耳的骂声就被冲垮。这是毛泽东的悲哀，也是共和国的悲哀。大好的一群特殊生产力，一群用足够的学养和文化底蕴堆积而成的饱学之士，不仅仅没有成为建设共和国的助力，反而成为多余的人。这对一向擅长建立统一战线、调动一要可以调动的力量的毛泽东而言，是一种战略性的失策。

 

 

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区分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出他对于知识分子的歧视。最初，他把知识分子列为当前社会三大阶层（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一，并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脑力劳动着的工人。后来，他则将知识分子视为残余的资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十分令人费解的是，他要求知识分子为工农兵服务，后来又指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即“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样的单线条逻辑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独立性和自由思想性的悖离，失去了独立性和自由性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成为政治的工具，而让非自由才能繁荣的文化呈现一种凄清单调的气氛中。一如当时的衣服色调主要由红蓝黑构成，知识分子群体也被机械而可笑地划成了红蓝黑三个版块。红者为官员如郭沫若等，蓝者为工人如那些在五七干校的老师们和上山下乡的学生们，黑者即为右派或反动分子接受着共和国的专政。

 

 

一些借助心平气和而不是心思浮燥的判断看来绝对属于紊乱逻辑的观念经常反映在毛泽东的脑中、口中和文字上。诸如“越没有学问的人越有创新精神”、“卑贱者最聪明”甚至“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种无视个人知识造就、文化积累、专业建树的垄断性权威实际也是否认个体秉赋的混乱命题经常在他那里源源不断地产生并对社会文化带来摧毁。后来的某些学校的学生们踢开教授们自己编写大学教材甚至中国通史这类高难度学术著作的滑稽行为，完全可以视为在他老人家的鼓励下进行的糟蹋文化的举动。陈寅恪就曾经向某位高官当面质问“学生可以做先生的先生”的荒谬作法。

 

 

必须承认，知识分子是一个并不稳定甚至是两面性十足的社会力量，他们的积极性如果不能被有效地呼唤出来则有成为社会的包袱甚至拖后腿者的消极影响。秦始皇“焚书坑儒”，应该就是过分认定其消极性甚至反动性的表现。但即使是这样，在知识分子刚刚表现出一些挑剔而还没有与其做有效的沟通之前就一棍子打死，甚至象耍猴一样的戏弄和污辱他们，这却是毛泽东先生的一个大大的败笔。

 

 

毛泽东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党内也有许多知识分子，但必须说他们已经把自己限定为政治知识分子而不是学术、文化知识分子。对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控制，使得社会文化顿时呈现清一色的萧条状态中。毕竟，只凭毛泽东本人，他即使有天大的本来和绝顶的聪明，也不可能替代那些学者们可能做出的文化贡献。

 

 

如果说批武训、批俞平伯、批胡风仅仅是让知识分子们噤若寒蝉，反右运动则是让他们自己去排队和洗澡。大批本来为人师长的知识分子变成下等人——右派的这一事实，足以让整个社会文化和因知识而呈现的尊卑逻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三十年代以来曾经雄居社会和人心重要位置的现代文化人，被以十分粗暴的方式打成臭老九而遭遇着包括文盲在内的各个阶层的鄙视。知识分子的尊严一蹶不振，甚至在反右运动将近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阴魂不散。试看今天在网络和社会新闻中，某些知识分子不是仍然被贯以滑稽的角色而被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么。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不被尊重，这个时代的文化就肯定不会有真正的繁荣。反右的流毒如此之深，不能不拜毛泽东他老人家所赐。

 

 

在毛泽东的初衷里，他是万分地希望把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同盟军而共同参与国家建设的。这是一支在数量上虽然并不庞大在作用上却不可低估的力量，如果得到他们的合作和支持，社会主义建议将如虎添翼。但是可惜，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自己的党和自己的政府在知识分子当中的威望，过高地估计了知识分子“应该”投之于他的感恩心理，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统战能力。如果说最初的批武训、批红楼、批胡风仅仅是对知识分子中一些他认为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自由散漫甚至封建腐朽的因素进行一些导向性的干预和调整的话，为着整风的大规模征求意见（即所谓“双百”）则实在是一种颇为友善的举动。他希望用这样礼贤下士的谦恭谋得知识分子对他的知遇之恩。毕竟，这是一个国家的主席向儒生们问计，一般说来，这将是对知识分子们如何的荣辱啊。可就是那些不知进退又实在有些天真无邪的知识分子们，会错了领袖的这分关爱，而将这种“问计”看成了实实在在的请教或征询。这样的谦恭甚至可能被当成了前一段对于知识分子政策加之于特定对象的一种歉意。于是乎，各项针对于党和政府的诸如此类的意见纷纷出笼且言词越来越从恳切和谦和变成激烈和尖锐。从历史上来看，毛泽东并不反感人们和他的争论，可他特别忌讳的却是对他的恶意中伤或别有用心地指责，当这种中伤或指责足以影响到他心中最为核心的某些观念和自尊而让他产生由衷的反感时，他的反击也就势在必发。事实上，在建国以后的多次所谓的路线斗争，在外人看来都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重大分歧。彭德怀对于左倾的观点本与他相近，而那次会议本来就是为着“纠左”而开，可彭的表达触及了他的底限，于是彭成了路线斗争的牺牲品；刘少奇与他的分歧则更小，不过是九一开还是七三开、四清四不清之类，可毛泽东明显不喜欢刘少奇动摇他个人口径的那种态度和敢于与他进行激烈辩论（顶撞）的那种不敬，于是他也成了“党内第一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作为党章都已经明确的接班人，林彪纵使公开地要求成为国家主席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罪恶，可他在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后仍然发动那场“庐山阴谋”却实在是无视毛泽东自认为不可有些微撼动的权威，于是他也遭遇了不做正面表态就无法过关的尴尬，以致于不得不“仓皇北顾”。对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他并不恐惧他们提意见哪怕是很尖锐的意见，可他很计较的是他们提意见的方式。当他觉得有些人已经是充满恶意地进行诽谤进而动摇了他的自尊时，愤怒的发作随即成为一场残酷的扫荡。

 

 

反右行动最终宣布了他期望与知识分子交朋友的失败。这样的失败应该算是一种负和博奕或称两败俱伤。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从此失去了以一种很受尊敬的方式参与共和国建设的资格，而毛泽东也因此遭遇了更大面积的非暴力不合作。与张恨水、陈寅恪等在双百之初就表现出来的不信任和“不作声”（）相映衬，定为右派后对毛泽东们彻底绝望的绝对不只傅雷一人。他从此以其沉默的表达永远地对外界闭上了他的心灵之门。即使是在“你稍稍做个表示（参加一次会）就给你把帽子摘掉”的善意面前，他也不屑一顾。他以其轻蔑表明：我根本就不是右派，自然也无帽可摘。而在数年以前，就是这位傅雷，还曾经因为毛泽东的一次讲话而表露了发自内心的称赞，可这种“得遇明主”的兴奋在一次反右运动中便轰然散尽。可以说，反右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们的悲哀，不只是那五十五万个家庭的悲哀，应该感觉到更加凄迷的是毛泽东。一个诺大的群体，一个在历史上称为“士”的群体，其中数以十万计的顶尖人物，并没有因为他获得政权而自然地归附于他。

 

 

这种悲哀甚至自责清晰地表现在一次不可理喻的提示中。当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分期分批地将一部分右派的帽子摘去后，周扬特意去看望了章伯钧和罗隆基这两位最大的右派，并告诉他们如果在国内感觉不舒服可以去外国，“费用可以国家来出”。这样的试探遭到了章罗二人的拒绝，也许他们把这看成了一次阴谋。主动要求“持不同政见者”去国外避难，这应该是出自毛泽东的一种很复杂甚至矛盾的心理。不能成功地将天下士人揽入瞉中的那种失落感，肯定会让他大受刺激。在《沁园春•雪》一词中，他曾经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挨个地数落了一顿而自命为“今朝”的“风流人物”，而那些封建帝王却无不坐拥了万千文士。想及此，他的心理能够平衡么？再者，历史上多多少少搞过文字狱的帝王，无不成为文人们笔下的“暴君”。得罪了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而且是在自己承诺了“言者无罪”之后被他得罪的，他的心下哪能获得心安理得的平和？他如果是一个粗鄙武人也倒罢了，可他偏偏是一个文人气质很浓的儒者，看到那么多的同类被自己进行了足以宣布其文化死刑的处置，他能够安之如素么？

 

 

建国以后长时间的危机感、紧迫感、不安定感和不安全感，让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处在紧绷绷的状态。“国内国外的敌人都在反对我们”一直成为他的一句口头禅。这样的环境和心境中，任何一方对于党和政府或他个人威望的怀疑，都会被他认为是与敌人“合流”。而他本人又是一个极富叛逆心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多有“反潮流”、反常态之举。他当然知道对知识分子的这一极端运动可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可他仍然“义无反顾”。“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在他的眼里，改造知识分子如果不能用柔的手段，就只好用刚的手段。对全国右派数量的“安排”从四千一跃而为五十五万，虽然与基层的机械运作和扩大化有关，根本上还源自于他的不信任感。

 

 

因为具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恶习和封建残余思想，知识分子绝对算不上是根红苗壮，他们的劣根性现实地存在着。每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自己（如季羡林），都承认有对自身进行改造的必要性。但通过一次次“运动”而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的强行洗脑，却违背了这种改造的初衷和规律，成为一种不管是不是具备改造资格而不由分说的“文字狱”。这不仅仅是反逻辑的，也是反道德的。无论是从当时对政权巩固，还是从长期对文化的优化，这些运动都是自以为是而收效甚微的。尤其是在被揭了老底、伤了自尊、触到痛处之后不计得失的反右，则再次证明了经过多次整风而仍然没有消灭或削弱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仍然在执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中间占有相当的市场。而毛泽东本人违背自己的诺言而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中，也让他的政治诚信大打折扣。

 

 

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说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让民族资产阶级变成了工人仅仅是对经济规律的一些违反，或只是造成了企业主体的企业家精神褪化，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让地主变成了农民只是呈现了产权上的剥夺，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打击仅仅是将党内说真话的空气进行了“压缩”（毛泽东语），则一次次对知识分子的洗脑则让毛泽东大失士子之心。对言路的阻滞，也使各级为迎合上面而说假话、说空话、说套话的风气大炽而务实创新实事求是的精神大挫。反右之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一场场除了违背经济规律破坏社会生产力而没有多少积极作用的华而不实的运动，则是因反右而膨胀了的虚张声势的继续。毛泽东治下的社会经济，一次次地因为政治的需要而受到摧残，也与他越来越与不符合他的年龄的性格（狂热、幻想、不切实际）密切相关。“抓革命”不仅仅没有起到“促生产”的作用，反而一次次地将社会生产力逼到崩溃的边缘。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人民的生活也仍然没有达到相对于解放以来的那么长的时间而言远没达到的境界。在理论上绝对应该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仅仅因为他对时局的“紧张”和对各方反对势力（包括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如临大敌而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实现。毛泽东的治国史，也因为没有得到最为重要的那些指标（民心凝聚、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等）而沦于失败。他去世后的邓/小平新政得到了百姓们的热烈拥护、他所反对过的诸多制度变迁（如市场经济、包产到户、升学制度等）被一次次地翻腾出来顺利实施、他所清理和清洗过的许多人物被一一平反昭雪等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注解了他治国能力的低下。

 

 

谁能说“生命在于运动”呢？就是在建国之后一次次的运动当中，毛泽东的性格和思想发生了近似于狂想症的病变。因为每一次需要借助拍脑门而确立不切实际的“指标”的运动，都会让基层产生“扩大化”的连锁反应。而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虚夸的汇报，又循环地作用于他那过于兴奋了的神经，从而让他一个本来很讲究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人，最终做出一点也不符合实际的癫狂决策。“十五年超英三十年赶美”的高谈阔论和豪言壮语在经过一次次发动和汇报之后逐渐变得近于梦话：从“十年超英二十年赶美”、“七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路高歌到最后居然变成“五年超英十年赶美”，莫非人家那些工业革命搞了百十年的老牌强国就是这样如纸糊一般不值一提？随即，毛泽东的这些不切实际的畅想就反映在对知识分子的把握上：既然这么多的右派不配合，“我们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培养我的自己的教授”。你以为一个教授也能象肥皂泡一样说吹就吹出来么？无论是教授还是钢铁，那可都不是用想当然的“安排”可以轻易地制造出来的。

 

 

如果说以“瞒产私分”为由不仅不减少对农民的粮食征购反而扩大了征购力度这样严重脱离实际的作法因为造成了一些农村（如信阳地区）大面积的饿死是直接地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和爱心，在工商领域，因为国家从原料和销售两个端口把住了生路的民族资本主义和中小私营工商业纷纷要求公私合营属于典型的弃甲投降，因为大大地限制了做为经济发展的两大要素即“理性经济人”和“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动力从而使得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初的工商业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面貌，则通过一场场运动让大面积的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则是对知识生产力的一种排斥。如此下来，作为社会发展的三大力量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纷纷出现了负面危机。这让擅长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毛泽东一次次地在经济建设上因玩不转而打了败仗。

 

 

毛泽东有一句十分著名的话，他说他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蒋家政权并把他赶到了一个海岛上，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有许多人反对的运动。他无非是想说，1949年前的二十八年（1921—1949）或十四年（1935—1949），他主要用军事手段建立了共和国，1949年以后的二十七年（1949—1976），他则用政治的手段巩固了这个共和国。在这句话的背后，恐怕也有他自承认不擅长经济发展的潜台词。细细数来，如果不把按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必须去做的“一化三改”视为失误的话，则此后进行的各项运动，基本上都是经济发展的减效因素。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是。而那些直接加之于知识分子的精神洗脑，包括把那些更擅长于科学研究、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的知识分子强行转化为工人和农民的努力，都是十分滑稽甚至迂腐的决策。泾渭分明。纵是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毕竟从工人和农民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更擅长用脑力进行工作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形式和生产效率都不同于工人农民，他们的劳动成果虽然不象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一样有直接的使用价值但却具有间接的和长远的效用。冻结甚至消灭知识分子的相对优势而将其转行成为在当时并不能构成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工人农民，这至少对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功能上的褪化和技术上的倒退。从相对优势而言，一个知识分子在不从事他的本行的情况时，其生产力效率绝对不如一个工人农民。这就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工人农民对于知识分子的歧视甚至轻慢，让知识分子应得的尊严都处在极度的怀疑和失信状态。如此的洗脑和强身行动，无异于把知识分子投进了炼狱。对知识分子进行本来没必要的劳动改造，究竟有什么意义？这只能去请教毛泽东才能得知了。是不是只有去让自己切实地成为工人农民才能与工农相结合了？那毛泽东同志几乎没有动过枪不是照样成了一个还不算很差甚至是相当的不差的军事家？如果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则毛泽东本人的诗词哪一首是工农兵甚至是相对水平较高的读者们所能够驾驭和理解得了的？既然走与工农兵相结合是那么的紧要，毛泽东又何必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自己的粗豪武将（如许世友）们读些书，让曾经飒爽英姿跃马疆场的妻子贺自珍多读些书？更何况，“结合”一词，更注重在心灵上的相通和生产生活上的合作，也没有必要把一种职业转化成另一种职业啊。社会需要工人，社会需要需要农民，社会也更加需要相对而言视野更加宽阔、思维更加缜密、认识更加深入的知识分子啊。何以非要把知识分子的脑子洗成一根筋、把他们的手上练出老茧才算到位？毛泽东的知识分子逻辑，也实在太令后人费解了。

 

 

从反右等运动大大地冻结了来自知识界的强大生产力的恶劣影响来看，毛泽东的错误似乎绝对不仅仅发生在“晚年”。《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毛泽东六十四岁时的一九五七年，他精力旺盛体力充沛，《论十大关系》及《正处》等文章字通句顺甚至字字珠玑，思路清楚而且反应敏捷，绝对没有一丝的老态。可在这之间所导引的一次次加之于社会各阶层并在后来被证明是大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运动，绝对不能算是晚年之作。

 

 

不过，也许还算幸运的是，毛泽东发起的反右运动，最大的受害者群体主要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的知识分子。这一领域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相距很近，“阶级性”很分明，结论也因不同的立场而有不同。因此，反右运动也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同“资产阶级”争夺学术和文化阵地的一种努力。社会科学的自由研究，甚至是相关的课程设置，都在此之后遭遇了冻结。而某些现在读来单调、简单、机械、乏味甚至空话套话连篇、胡言乱语的阶级学术（或者御用学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培土奠基的。反右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幸好没有或很少触动自然科学。我们的原子弹和卫星都在文革中实验成功，看来也得感谢毛泽东在执行对知识分子的洗脑政策时对自然科学家的“网开一面”。

 

 

根据西方人对毛泽东所作的心理行为分析，他具有一种自恋、敏感和神经质的特征。这种特征在他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洗脑运动（或称为温和的文字狱）中表露无遗。但是可惜，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名知识分子，同样也是十分自恋、自负、自重、自视清高的。毛泽东过于明显的改造举动，不仅仅不能收到在农民、民族资产阶级、职业政治家那里所得到的热烈响应（哪怕是阴奉阳违），反而遭遇了怀疑和抵触。这种怀疑和抵触一次次地以远离政治或不预合作的方式表现出来。从批武训开始以来的知识界，已经呈现了这样的景况。而那些在双百方针下征求意见时踊跃发言的，反而大都是一些对毛泽东和他的政府抱有莫大期望者。在反右的潮流下，这些善良愿望被粉碎的同时，则是怀疑和抵触范围的增大。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中某些优秀分子的失分，便成为终其一生不可更易的事实。

 

 

对知识分子的洗脑运动，还与毛泽东从年轻时代就对名流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积累起来的反感有关。知识分子们的高视阔步，在不解其中原尾者确实会觉得不可理喻。尤其是在那些不具备与其同步的交流资格的人面前，他们会不由分说地拒绝对时间的浪费。毛泽东当年在北大工作期间，对胡适等大家的仰慕，仅仅因为他地位的卑微（一个图书管理员）和方言的难懂而不得近身，最后不免继续其独学无友的窘境。在红军时期，他又屡次因为对马克思的书读得不够多而受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歧视和嘲笑。而且，在他拥有真理和权力之后、拥有政权和威望之后某些知识分子们的亲近举动，让他从心底里油然而生一种蔑视也未可知。

 

 

再者，从党旗上的斧头镰刀的标志以及党纲党章可以看到，工人和农民是共产/党人的主要同盟者和依靠力量。知识分子阶级立场的不明朗一直是受到质疑的。以湘赣根据地时期陈正人因为是知识分子而不能当选某个角色而不得不让位于工人出身的谭震林的典故来开，从建党和建军的早期，即使是已经参加革命者，知识分子就处在一种不被倚重的边缘状态中。再从各个时期各个根据地所进行的“肃反”、“肃托”、纠“AB团”、“整风”、“抢救失足者”等党内军内运动来看，受到审查和遭遇清洗最多的，仍然是知识分子。建国后，作为以对知识分子进行强制洗脑为核心目的、以反右为集中场景的一系列运动，还多次波及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如顾准、张闻天、吴晗等也被列入扫荡之列，这也使得反右等运动呈现出了足够多的整风和肃反的特征。

 

 

“雪压冬云”，“万花纷谢”。毛泽东本人的诗句，正好可以用来描述他老人家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连番改造以及由这洗脑和健身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在这样的强行改造面前，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了小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的跟班或奴才，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了右派或“臭老九”，一部分去日的名家归隐林泉或藏于人海中沉默地进行着非暴力不合作，更多的知识分子则自学地关闭了自己的嘴巴噤若寒蝉地做良民状。毛泽东时代的文化，也因为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如九评、样板戏、政治挂帅、工家兵大学生、白卷英雄、造反文学等）而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谈资。

 

 

注释： 待补 2005年12月1日、12月2日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