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棘阿米巴角膜炎治疗:[反思毛泽东（2）]“孤僧”毛泽东（草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0 04:44:08
以“孤僧”指谓毛泽东应该是王明的发明。他引用了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对斯诺讲过的“我现在就像一个打着把破伞到处游走的孤僧”（王明的文字因为大多用“毛泽东曾经对我说过”这样没有其他旁证而无以采信的表述而使他关于中共党史的诸多记述难成信史，而他引的这一句话当系“和尚打伞”之误译）并专门写了“毛泽为何会沦为孤僧”一章来论述他关于“毛泽东的堕落”的命题。
那么，毛泽东是不是孤僧，又是怎样的孤僧呢？笔者作如是观——
一、孤僧之孤
1、 说一个政治人物是“孤僧”，其核心意思应该是指他处在一种很孤立无援的政治处境中。
不管王明所引是否确实，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正经历了自己亲手选定并以党章的方式加以确认的接班人的叛逃所带给自己的锥心之痛，对战友们的信任危机空前严重，心理上不免有一种孤家寡人、孤苦无依、孤心难抑、孤掌难鸣的失落，由他本人说出自己是孤僧的话倒也符合当时的场景。更何况，毛泽也确实在对外人谈话时大而化之地谈及自己的处境（比如那句著名的话：我只能影响北京郊区不大的地方）。
“退居二线”后对军政中心的远离、主持工作者们的个人努力、诸项运动中对于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他曾经很亲近的知识分子如梁漱溟等）的打压、文化大革命中对于老革命们的冲击，终于使毛泽东陷入一种被敬而远之甚至被隔离的处境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个人崇拜让毛泽东变成了神，但这个神却被供了起来而不再实实在在地属于大众。八大选举中他的得票数居然被某些人追平或追上的事实，也让他感觉到了孤独感甚至一丝寒意。一些在能力和威望方面各有优长但越来越不受信任的竞争者如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邓小平、林彪最终被他抛弃，这中间是不是也有一些失落感甚至嫉妒感做崇呢？我们不得而知。
同后来的邓小平先后选定了胡耀邦赵紫阳也因为不满意而痛心拿掉一样，毛泽东也先后在刘少奇和林彪两位接班人身上落了空。前者成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终于被他“炮打”消灭，后者又执拗地要求以国家主席的资格与他分权（抢班夺权）且无视军队缔造者、军委主席的存在而单独行使调兵权而让毛泽东如临大敌，而林某一面过分夸张地宣扬毛主席是天才、是舵手并率先发明《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等）这种接近于宗教仪礼的东西一边对毛泽东的诸多作法不以为然的作派，也很让毛泽东恼火。当他觉察出某些已经可以算做是林副统帅的势力范围的地区甚至并不欢迎他时，他的郁闷已经满胸。更何况林副统帅宁为玉碎而拒绝象诸多“政治家”们一样隐忍不发、“诚心”（到底某些人的检讨有多少诚心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检讨，最终走上叛逃之路时，毛泽东说出那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话时，他的内心不定有多么的凄凉。一个纯粹是由他一步步提拔起来的绝对“嫡系”，在他晚年的反戈一击，足以是致命的。他有足够的理由感觉孤寂。
而且，文革中和去世前，毛泽东的威望几乎到达了一个最低点。以二月逆流中谭震林那句“我跟了主席四十多年看来是跟错了”的气话为标志，他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得罪了他在历史上争取到的所有同盟者。而他的新同盟者即那群造反英雄和秀才们，又远远地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威信。在他去世后这群人（即所谓的“四人帮”）相继被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实力派粉碎的事实更是证明了他晚年尝试的失败。而由他选择的接班人华国锋认可了这一“粉碎”行动也使得这一行动显示了足够的“合法性”。所谓“英明领袖”的虚荣名头，大概就是对这一粉碎行动的精神回报。不过决定“按过去方针办”的“华主席”随即也被“选掉”的事实，更是证明了
威信往往是一种现实成功在人们心中的累积、确认和定格。而当这种成功越来越少时，人们必然会怀疑那威信本身。因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反围剿打得好、长征打得好、抗日战争打得好、解放战争打得好，于是他就被一步步地染上了接近于神的色彩。可在解放之后，当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国际形象等要素成为新的威望源的时候，他老人家一天天地落伍。抗美援朝没有在三次战役呈现出奇兵突起的效果后联合国叫停时见好就收，大大地影响了国际地位，也因为越来越大的战争负担而拖了国内建设的后腿；有没收嫌疑的“公私合营”和“赎买”大大地损伤了工商业主的积极性；“吃食堂”和“人民公社”以及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下的“放卫星”根本没有达成“多快好省”美好理想反而呈现拔苗助长的局面；反右行动让已经唤醒的知识分子们的爱戴和信赖尽失，诸多解放前的大师在解放后反而没有一部超越以前的作品、诸多大学问家（如陈寅恪）在“卑贱者最聪明”以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口号下脸面尽失、诸多颇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官员（如顾准）被边缘化；大跃进的突击行动吹起的是一个个的泡沫，而天灾变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则让民怨积聚；与苏联的决裂让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成为水月雾花，社会主义的国际阵营开始走下坡路；以防修反修为标的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无异于革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甚至鼓励了某些卑微人性；……如此种种都是国内建设的负效因素，甚至在特定局面下险些让国民经济滑向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所策划、指挥和指导的一次次战斗、战役、战争的胜利大大地强化了他的威望，则在建国以后他在经济建设上贻误的一个个机遇足以让这种即有的威望归零。
但有至少三个因素使这种威望尽失的场面在他逝世前并没有发生：一是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后期的一次次个人崇拜，将毛泽东捧到了一个至高无上、无所匹敌的状态，他在党内并没有一个可以替代他的竞争者；二是如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实干家助手们以适时的甚至是见缝插针的实践将特定决策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和不利影响降到了尽可能小的程度；三是强烈的党性和有效的宣传一次次地鼓励着人们“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的行为自觉性，并不很多的怀疑者（如张志新等）也基本上被以“反革命”的名义进行了专政。毛泽东同志的支持率肯定维持着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如果在他逝世前搞一次全民投票我有足够的把握认为他的信任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但是必须说，这个比例中的绝大多数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感恩和崇拜而不是理解，而且，越是在高级实权者中这个比例越小。毛泽东去世后他的宠儿们即被一一清算的事实证明着这一点，邓小平的新政得到了最大范围的认可而不是抵制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曾经是“英明伟大”的毛泽东居然和斯大林一样被“三七开”也证明了这一点，诸多被整过的人们在他去世之后纷纷地被摘了帽子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许多反对者（比如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也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同情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从现在已经披露的诸多关于毛泽东的生活实录来看，文革以来，毛泽东自己也无时处在一种矛盾境况中。纵是文化大革命让他老人家感觉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们的热爱，可与那些老帅、老朋友们的“骂街”相比，也显得过于虚泛了。王明说他这个时候是一个“孤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2、说毛泽东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是孤僧，还与他文友、学友、战友、亲友资源的稀薄有关。因为在进入权力上层之后已经不大可能有平等真诚的莫逆之交，他的文友、诗友、学友等也显得那么隔膜。比如柳亚子、周士钊、郭沫若甚至李淑一、丁玲这些人，都不可能忽视毛泽东是党的主席这一点而与其轻松和平等地交往。
居高临下的感觉在对待战友时更是如此。不说本属于嫡系的林彪、罗荣桓，就是更应该算是“合作者”的彭德怀，他不是也曾经称之为“唯我彭大将军”而让彭本人感觉不满么？这样本来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战友交往，公事公办的成分更重而了无情谊可言，特定状况下不可能起到调节心情、排解孤独的作用。
天伦之乐应该是缓解情绪、降低压力的一剂良药。可在这方面毛泽东却是极端的不幸。一方面，先后有六位亲人（孔东梅称之为“毛氏六杰”即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毛岸英）为革命事业牺牲的这一事实，是毛泽东为共和国的建立负出的沉重代价。尤其是毛岸英的牺牲，更是对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无论是对帝王而言“太子”的早夭，还是对父亲而言的丧子之痛，都是无法弥补的。庐山会议上某人一句经意或不经意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因为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而使他怒发冲冠（）。这位曾经在他一场大病时给他带来了轻松和快乐的从天而降的儿子，是他寄予了厚望的。而且，从事过工农兵多种职业的毛岸英也确实是一个很符合条件的革命接班人。彭德怀为了他的安全而没有让他下到基层去做“团长”而留在了志愿军指挥部里，可偏偏指挥部里也没有安全可言。从一个父亲的角度而论，说毛泽东对彭德怀没有一点意见，没有人会相信。但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将这种个人意气深深地埋着，直到有一天有人把他激发出来。毛泽东对彭的清算绝对不是因为这件事，但这件事的曾经发生，又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推力。
另一方面，起居无常、睡眠质量不好、见生人发抖（刘英言）的毛泽东，从李敏李讷两个女儿的身上寻到了许多快乐。但随着女儿们的长大和某些清规戒律的限制，这种天伦之乐并没有享受多久。好多次生日，他都是在冷冷清清、卫士和工作人员们所不可能优化的环境中渡过，这对于一个政治老人而言是何等的凄凉。
最为可怕的，是在延安时期自己选定的第四位夫人（似乎从来没有圆过房的罗氏是发妻、杨开慧是第二任，贺自珍是第三任），本身就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本事不大，毛病不少，丝毫也没有传说中刘英对洛甫、朱仲丽对王稼祥甚至孟庆树对王明的那种悉心照料。毛泽东的身体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医生和秘书的照顾，总是比不上枕边人来得体贴实在。更为不幸的是，后期的江青充其量算是毛泽东一个用着并不顺手的政治同盟者而已，丝毫不具备解除他孤独感的任何作用。而且，江青过于夸张的文化和政治动作，只能加大她的争议并同时延伸到毛泽东身上而不能产生多大的政治效果。毛泽东之得江青也，同蒋介石之得宋美龄、张学良之得赵四相比，简直就是一次莫大的失策。当然，也是没有办法。谁让当时延安的“秀女”资源太贫乏呢，竟然让江青这位电影演员“钻了空子”（刘英语）。但最大的原因还是
综上所述，说毛泽东在特定时期或状态下（尤其是在七十年代）是一位“孤僧”，纵是有王明的险恶用心在其中，也算不得特别的离谱。
二、貌似孤僧
从外在表现来看，毛泽确实象一位孤僧。
1、首先是他的性格。一般而言，毛泽东具有举重若轻、轻松幽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家气概。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多情况下他也是不苟言笑甚至“不近人情”。
毛泽东少有异秉。求学时代即有所谓的“三不谈”（不谈色情话不谈家庭琐事等）并“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使他宁肯相信自己的读书思考和调查研究而不愿意去拉帮结派、呼朋唤友。在中央根据地期间，也不喜欢主动与人攀谈。在政治上、军事上过分自以为是我行我素而又过分“脱离群众”的他，一次次被贯以“家长作风”、“独断专行”等罪名而被大民主的会议制度所排斥。好在他具有足够的实力和因实力、业绩而建立起来的威望，也在不断的斗争中不断掌握着斗争技巧和艺术最终使他在党内获得了“最后决定权”的资格。否则，只因为这不喜欢做“党内公关”、不喜欢交朋友的性格，他也不可能摆脱政治上孤立的局面。
2、从一生来看，他几乎没有长期、持续、稳定、亲密、平等的朋友。这当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他的地位太高了，能够和他平起平坐的人已经不存在；二是他的政治家身份，肯定要以某些政治利益（表现为不同时期不尽相同的路线方针）为据来选择朋友（应该叫同盟者）；三是他处在大墙之中、神坛之上，谁又可能有这样的荣耀呢？
可能拥有地利的应该是朱德、周恩来和张闻天这三位与他同一年（1976年）去世的同事。朱德是他的从他建立红军之初就一直合作着的战友。但朱老总一是因为年高，一是因为性格冲淡平和、一是因为并不擅长政治，在解放后（甚至可以提前到战争时期）一直处在一种“挂名”的状态，不大可能成为他的一生好友；而周恩来的政治性格，确保了他在历史上的“不倒翁”状态和广泛的人缘，也可以算是毛泽东得心应手的助手，但却不是他友谊上的首选；张闻天从长征到七大一直是毛泽东的搭档，但二者之间似乎从来没有产生过特别的友谊。加之在庐山会议淡出政治高层，建立这种高层友谊的可能性也被终结。
其次应该是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可这三个人几乎都属于那种不苟言笑、宠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的政治家风格，期望从他们身上获得热情而真切的友谊是枉费心机。再说，三个人虽然都算是各个时代的“毛派分子”（比如邓是在苏区、刘是在延安时期，林则一直是毛的宠儿），但却各有各的个性、主张和算计，与他们结盟自是可以，与他们交朋友则无异于与虎谋皮。
斯诺可能是一个例外。从延安时期到后来建国后，毛同斯诺几乎无话不谈，甚至聊到过去美国密西西比河游泳。但是毕竟，一个不懂多少外文的毛泽东也不大可能从斯诺的身上汲取多少友情上的滋养。而伟大的事业男人的幸运和不幸之处可能都在于，他们的承受力太强以致于寻常的友谊或亲情已经看上去无足轻重。但问题是，无论对谁而言，友情和亲情（可能也包括爱情）都不是可有可无的。
3、传统上可以构成其为朋友的一些同事与战友，也大多与他有过不和睦、不和谐、被他抛弃或抛弃他的表现。
且不论本为政敌后来反戈一击成为战友的张闻天、王稼祥等逐渐远离决策层，纵是那些从庸俗的意义上讲应该是他的“嫡系”甚至一度受到重用的人，也未尝享受过多么优厚的礼遇（更不用说是友谊）。比如前面说过的刘、邓、林三位。当林彪企图架空他并提早抢班夺权的信息传达到毛泽东的脑际，他应该已经遭遇了最为空前的信任危机。一个政治人物的孤独被渲染到了相当严峻的程度。他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更加思念早夭的儿子？从在这之后很长时间仍然有的那种“自己人”意识，比如“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说法，比如“自己人”就是可信的人的作法（），比如革命前辈的许多第二代都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的事实，可以推测得出无论是毛泽东自己和中国人民，都能够理解他把自己的儿子扶上某个关键位置的念头。可惜，儿子已经没了。且即使有，也未必会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持不败地位。而且，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能不说是一种新形式下的文字狱，又一轮换了名目的肃反或整风，一次清除异己的努力。可是，除了被革了命的那么多人负出了惨重的代价，又有谁是胜利者呢？四人帮不是，红卫兵也不是，那些后来被定为三类分子的人们更不是。以此而论，他寄予了厚望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什么实质性的积极作用呢？可能有，但要再过几十年的历史学家们来考证。
4、文化界的一些朋友大多只是君子之交，而不大可能成为朋友。如黄炎培、梁漱溟、吴晗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他都希望一方面要建言献策，一方面却不要自视过高。从他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评价而论，从他对海瑞的极端评价而论，从他对于《水浒传》的评价而论，从他对“鲁迅如果活着又会怎样”的回答而论。学术或知识连带着学者、专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不过是他一言九鼎且居高临下的品评对象和改选对象而已，根本不可能与他那样威风八面的“风流人物”平起平坐。
5、一些因其人格力量和政治魅力相投按理说他应该负有保护责任的人士，他也未能尽到义务。无论是程潜、陈明仁、傅作义、还是李宗仁，都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他的感召而投奔。可就是在各项运动，这些新朋友们每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渴望着他的保护。可他并不愿意压制红卫兵们的激情。某种激情来势汹涌，纵是周恩来都经常是爱莫能助。
6、在国际上，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路线以及在执行中的许多倾向，也使得他并不是能够较长时间地葆有盟友。这表现在对苏联矛盾的升级和对某些小国用一力援助建立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感情。
总之，从形式上来看，毛泽东确实是处在一种颇似孤僧的境地中。
三、孤僧自持
无论是因为“自古圣贤皆寂寞”，还是“高处不胜寒”，或者是“真理总是首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一时不被寻常人所领悟的原因，毛泽东在许多关键时刻总是感觉到孤独却是历史上的常情。他承认这样的孤独并通过他的坚毅、坚韧、坚定和坚决的努力去改善这种处境，即把自己一个人的“真理”尽最大可能普及和传播给更多的人，并通过这更多的人取得特定领域的成功。
1、三十年代初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处在一种被孤立的境地。不仅仅是军权三番五次地被剥夺，诸多同情者和拥护者还被以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军队里的罗明路线等为由进行清理，甚至在某一时期达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就是在这样的孤独处境中，他坚持读书、思考和写作，为东山再起蓄积了足够的智慧。可以说，中央根据地时期对领导军队和群众的三重脱离，曾经让他大吃苦头。他自己也只能以一次次地辩争和一次次地退隐来注解自己的孤独。他的这种情绪，经常在贺自珍那里吐露（）。
忍者为王。寂寞中的坚守终于在长征中收获了快意的果子。在长征中政治环境相对简明、对战投指挥能力的高低之辩更大的取决于是否胜利、与共产国际尤其是王明的联系暂时中断、与王稼祥和张闻天在一起行军得以找到了交流各种意见的最为方便和不失体面的机会、在政治局还没有丧失的发言权终于在通道会议以后的数次机会得到了渲泻、博古在意志上的不够坚定（曾经因为但不起湘江之败的责任而险些选择自杀）、周恩来的从善如流、李德的威风尽失等等有利条件下，毛泽东再次东山再起。
2、 庐山会议上，面对彭德怀的万言书时表现的悲壮，是毛泽东孤独感的又一次集中释放。
他在讲话时说到的“解放军如果不跟着我走我就去找红军打游击”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视为一种拉拢政治同情者的语言技巧，同时也反映了他心底里的不自信。
这样的内心独白迅速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一大批无可无不可保持中立或观望态度的人打定了跟毛主席走的决心，甚至有许多同情彭德怀国情判断的人也仅仅因为维护毛主席威信而倒向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造者这个“真理的化身”。“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被孤立起来并最终成为反击甚至打击的对象。林彪在这个时候的适时表演成为经典大戏。毛泽东再次从孤独中突围而成为笑在最后的人。
3、文革中北京市委的抵制、老帅们对于文革的不支持、1971年那个敏感的年头的一次暖味的南行、南行中遭遇的一次次不愉快（比如在杭州感觉到不受欢迎）和归来时的隐蔽进京，也印证着毛泽东的孤独和孤独感。对“同事”们的警惕和戒备，有时也是一种神经紧张的表现。
每一次伟大的孤独都可能导引伟大的胜利，但同时也总是伴随着一些本来也很伟大者的牺牲。庐山会议上，老战友彭德怀成为牺牲品；“九·一三”之变，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身败名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毛大帅手下战功赫赫的两位拔尖的军事家（史载：彭勇林智。据称：可打可不打的仗，如果彭总都说不可以打，绝对不要去打；可打可不打的仗，如果林总都说可以打，则一定要打）就这样在他解脱孤独的过程中被断送。而另外两位杰出军事家刘伯承和粟裕则因为韬诲有术而得以保全。
四、僧高必孤
久处政治漩涡和决策高位的他，也因此少了许多常人所可能有的快乐。比如天伦之乐，比如纯真友谊。娶妻不淑和爱子早夭，使得他的政治性格更强而寻常人的情怀更寡。
所谓“卓而不群”。穷其一生，毛泽东过于卓越，过于出类拔萃，过于相信甚至迷信“我行”了，而策略的成功（如统一战线谋略）和战争的胜利（如长征、抗日和解放战争）又确证了他的杰出，他怎么可能不孤独呢？品评毛泽东的性格，在他幽默、随和、平易近人的内层，有着不可抑止的孤高、孤傲甚至孤僻。
所谓“君子不党”。虽然一次次通过“化敌为友”、“以德报怨”的公关策略获益，毛泽东在本质上却不是一个喜欢或擅长拉帮结派的人。甚而至于，他在诸多情况下反而很性情、豪放、不设防和我行我素。他的诸多出招更似“阳谋”，不会也不屑去玩阴的。某些敏感场景中，他安能不孤？
所谓“曲高和寡”。毛泽东的许多技战术，每每有诗人的浪漫和跳跃，大处着眼，匪夷所思，甚至超前（通常的表达是高瞻远瞩）和不合常规甚至看上去劳神费力（如四渡赤水），能够跟上他思路的人都上，谈何理解、支持和响应？也难怪他很主张“正确”的个人崇拜，因为对于某些高人，更多的情况下需要通过迷信的方式来接近。知音难觅的态势下，他想不孤独也难。
五、孤僧不孤
必须说，毛泽东具有一种异处寻常的政治公关能力：对领导和同事的影响力（比如表现在对周以粟和张诰两位钦差大臣身上的效果）和瓦解政敌阵营的能力以及对部下和群众的号召力，成为毛泽东摆脱孤独谋求政治理想的一些出色本领。
正是因为具有铁一般的意志，即使在逆境中他仍然没能丧失自己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虽然在中央苏区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极其尴尬，但从史实推断，他在中央决策者眼里仍然具有强大的不可轻忽的影响力。佐证如下：
一是在有“毛泽东在龙岩病死”的消息传到苏联时，共产国际以较高的待遇为其发布了一则消息并称其为“朱毛红军的缔造者”。长期以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居、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中共中央不可能不对毛泽东增添了许多的顾忌。
二是因为毛泽东长期主持一军团乃至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在上至朱德彭德怀林彪下至师长团长甚至士兵中，都有相当的影响力。林彪和聂荣臻在打了许多窝囊仗之后多次私下议论请毛泽东出山并去看望毛泽东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央红军是红军的主力，更是中央大员们的保护神，仅仅凭这一点，就不敢对毛泽东做太大的动作。事实上，名整罗明而暗批毛泽东的作法也是一种强烈不自信的表现。
三是如周恩来陈毅等军力实力派总有倚重毛泽东的心理需要。毛泽东在被停职的情况下还曾经以苏维埃主席的名义指挥过诸多军事行动（如打漳州）。在一方面军中，“毛大帅”的说法已经充分证明毛泽东在军中和决策者中的实际地位。虽然有过于独断专行、抗上、作战决策绝无尘想不易为寻常人等所理解、打法上也不拘小节和常情常式等“缺点”，但在他的指挥下确实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这一点使得他即使在被免去各种军中职务之后仍然没有丧失名望。
四是中央红军在外界（包括蒋介石那里）被称为“朱毛红军”这一点，也会使“整”他的人无法对他下太狠的死手。何况，当时中央的幕后主使王明并不在中国，而如博古、洛甫、罗迈等这样的领导人对毛泽东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仇恨而只是对他的行事风格不满而已，断然做出让毛泽东这个并没有象瞿秋白们那样几乎彻底被边缘化的政府领导人不随军长征的决定，不仅不符合他们的性格也不合乎实际。毕竟，朱毛红军有朱而无毛不仅仅看上去滑稽，也不会被广大的指战员所接受。
五是博古曾经建议把毛泽东送到苏联疗养，而王明则以“毛泽东是干大事的人”为由拒绝他的赴苏，而共产国际也持留毛泽东在国内对红军更有利的观点。以此而论，对毛泽东在心理上存在的某种敬畏心理也说明了毛泽东的影响力。
六是毕竟没有撤销毛的一切职务。而苏维埃政府主席也仍然是一个标志性的职务。
七是毕竟携了毛泽东踏上长征路。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关键。设若当初博古们真得做出留下毛泽东打游击的决定，中共党史肯定改写。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把持的中央和中央红军会不会在长征途中全军覆没以及是不是会因为一次次地大败而遭遇如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们的兵变都是未知数，而毛泽东因为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刻（长征）和最关键的场合（遵义会议）接手了兵权，即使在南方根据地大难不死（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都遭遇不幸这一点并不保证毛泽东有很高的生还概率），也极可能如项英一般处在一种被边缘化的政治位置中。当然，真要做出不带毛泽东长征的决定，恐怕也难。他毕竟不算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
八是毕竟还允许毛泽
毛泽东有一种摆脱孤独处境并团结别人顾全大局的行之有效的作法。随机应变的斗争策略也曾经被他归纳为“有理有利有节”。比如在长征中为了团结张国焘，他主动做出给张以一定地位（红军总政委）的建议；又为团结陈昌浩徐向前颇费脑汁；而在张国焘的分裂图谋将要实施的紧张局面下及时抽身，避免了红军之间的一场火并；在中央政治局对张国焘的斗争策略上，又提出不宜过早公布相关决定、不开除张的党籍“以免以后不好见面”等。这都为争取张国焘尤其是他领导的第四方面军共同创业打下了基础。如果如某些人一样意气用事，也就不可能有后来战功卓著的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了。
王明回国后，因为共产国际的青睐、王明本人的自命不凡和毛泽东的谦让，使其一度成为在延安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政治人物。王明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也以这样的姿态多次披露二人之间单独做的交流（真实性待考）。在诸多领域，王明甚至成为毛泽东的批判者和竞争者。但是，共产国际最终选择了毛泽东而没有选择王明，这让他的气焰为之大挫。毛泽东的政治权威也为此平步青云，并最终奠定了数十年屹立不倒的政治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政治权威是共产国际赋予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与毛泽东的实力、实权、实干等已经造成了一种既得的权威局面以至于“尾大不掉”有关。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凭借其长时间内已经积累起来的强大影响力下，共产国际断然做出扶持王明们这些在政治和军事上都远不成熟的年轻人也会是一种没有多少成算的冒险之举。毛泽东在长征中从年轻人们手中兵不血刃取得兵权的历史，也预示着这种风险。
在个人魅力与个人权威的建立和巩固方面，毛泽东颇工心计。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以及不管是真是假毕竟越来越浓厚的个人崇拜，即使不是他个人的要求，实质上却为他政治安全性的增强和竞争者的减少，做出了有力的铺垫。王明写到过毛泽东向他征求建立毛泽东主义的意见，并说建立自己的体系有利于领导地位的长治久安。这样的叙述是否属实因为没有旁证而不足采信，但毛泽东本人也讲到过赫鲁晓夫的倒台与他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个人威信有关。先是一些理论工作者、接着是王稼祥、然后是刘少奇（）终于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提出并做了论证和宣传，而毛泽东本人以及以他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各位中坚的理论和实践，又确保了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宝藏。而在这种论证和宣传的同时，一个逐步被神化、优化、净化了的“先知”、“导师”形象呼之欲出，这也终于有助于毛泽东在以后的政治生涯的各种风险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大道不孤，这就是一个貌似孤僧的人以其强大的智慧和力量织就的锦绣前程。
至少在毛泽东生前，至少在他可以能动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他所领导下的政权没有失控，他所领导的国家也没有“变色”，他所缔造的军队也没有哗变，他所领导下的人民也没有唾弃政府，这是任何一个“孤僧”也不可能实现的。毛泽东必将为他的孤僧气质（如果真得有这种气质的话）付出代价，但那也要等到他寿终正寝以后。即使在他去世之后，在他的实际影响力已经被极大程度地淡化之后，他仍然被官方和民间一次次记起。为着缅怀他的高端人物讲话一次次地进行着，不可能不写到他的各类回忆录一部部地出版着，以他为研究对象的人仍然大量存在着，时时记起他的好处的百姓大量地存在着，文化界一次次地掀起反思毛泽东的潮流，关于毛泽东的各类网站和著作、文章仍然是车载斗量，毛泽东的后人们（如李敏、毛新宇、孔东梅）的回顾之作仍然拥有数以万计的发行量……虽然有几多的争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给予他很高的地位，而他的不足也仅仅是以“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这种错误是一个革命家的错误”这样并不特别严厉的描述表达着；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已经屹立了近三十年……当然，在他尸骨未寒之时，他的妻子（通常情况下应该可以称为国母，但江青的个人表现似乎很早就与这个称呼无缘）和他所倚重过的一些政治新宠，被冠以“四人帮”的宗派特征而遭粉碎，由他在仓促中选定的接班人也被撤换，而某位曾经被他确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右倾翻案风”的核心人物，却在他去世后不久被推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似乎又在注解着他的一些失败。一向视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主体特征的他，是不是会为以后所推行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感觉惊诧莫名呢？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如果用稍稍有些庸俗的思维去分析，“后继无人”或身后大变是不是也是说明他“孤僧”特质的一个实际例证呢？
历史的逻辑也是多元的。例如我们就不能用一句轻描淡写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来机械地判定毛泽东到底是不是孤僧这一命题。至少，建国前和前国后、去世前和去世后，甚至是毛泽东一生的任何一个阶段，这个命题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更何况，王明提出这个命题，本身带有很多幸灾乐祸、谣言中伤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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