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象皮肿:杨卫：塑造新时代的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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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塑造新时代的大学精神 日期： 2011年05月03日 15:25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 杨卫 阅读次数：1480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大师与大楼，更需要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灵魂，是指明高校前进方向的灯塔，是集聚广大师生和校友的磁石。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大学精神要体现其基本内涵和终极目标，要具有普适性、引领性、包容性，要体现人文与科学、物质与精神、时间与空间的完美协调，要以一种“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气势统领全局。新时代的大学精神，既不应是西方大学理念的仿制，也不应是儒家书院传统的回归，而应该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和文化特征。
一、新时代的大学精神应体现积极进取精神
鉴于中国大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应简单地照搬以“学术自由、院校自治、通识教育”为特征的西方办学模式。应该看到，该种模式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而当时西方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科学与文化等方面居垄断地位，有充裕的自由发展的时空条件。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采取这样的道路却容易囿于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必须体现积极的进取精神，走“中国特色、世界水准、全球影响”之路。
这从发展模式上来讲就是要探索一条以进取为核心，以混合为特征，以和谐为保障的发展模式。在中国经济、政治上崛起的同时，通过这样的渐变式模式转化，能够平稳地实现从适应于计划经济的传统大学教育理念向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转变，使中国的一流大学平稳快速地发展，崛起于世界学术之林。
以进取为核心，就是始终坚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目标，始终贯彻动力发展的既定方针，始终把发展的理念落实为具体的阶段目标和发展路径。保持这一进取精神的基础在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在未来20年仍将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中国的大学应在未来对中国的发展起到更大的引领作用；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群将在世界高等教育中整体崛起；中国的一流大学已经前进到了开始摆脱“跟踪性发展”的追赶战略，转向注重自主创新、特色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以混合为特征，就是采取一套适应于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混合式发展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综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一横多纵”的本科教学模式；契合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双轮驱动”的治理结构；兼顾国家需求与自由探索的“团粒状”科研体系；以顶天与立地相结合的T型学科结构；循序渐进、梯次提高的学术评价体系；基于多种评价标准的“分类管理”式教师岗位设置；等等。这样，可以使我国的研究型大学群从目前的学术水准出发，以一种动力发展的模式，较快地进入为世界同行认可的先进水平。
以和谐为保障，就是在发展中不忘基本校情和广大师生的根本利益，随着学校综合实力的增强，逐步有序地从“优先发展”转向“和谐发展”。其主要内涵包括：坚持“以人为本”，逐步增加人力资源成本在办学费用中的比例，并让离退休教师适度共享学校发展的成果；坚持“海纳百川”，尊重不同学科的特色，传承“有文有质，有农有工”之意，推动学科间的和谐发展；坚持“有教无类”，做好从教育公平到因材施教的和谐过渡。
二、新时代的大学精神应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多宗教、多习俗和谐共生的文化特质，凸显了中华文化宽容、开放的包容精神。新时代的大学精神要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如若只是回复到传统的儒学理念或国粹，或简单地认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教育理念，都缺乏21世纪的时代精神。简单的回归，既在当前的大学状况下没有着力点，又很难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中起引领作用，不容易在全球引起普遍的共鸣。塑造大学精神，应对中华传统文化予以新的提升，赋予其在新时代的科学与人文内涵，体现中外贯通、文理交融、经纬交织、兼收并包的精神。
这里的“中外贯通”主要指在教育思想上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互补。这一结合起初是物理性的，即把教育思想的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简单地堆砌在一起。遇事适合用东方观念就用东方观念，适合用西方观念就用西方观念。随之，便应当推动化学性的反应，使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出现结合点。进而激发东方与西方教育观念的生物性互补，两者的联姻孕育出新生的成果，产生可在全球引起共鸣的大学精神。我们强调中外贯通，不仅在于汲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和教育思想，也在于寻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如何把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传播到全世界的有效路径和载体。
这里的“文理交融”主要指在教育理念上侧重精神世界与侧重物质世界的有机融合，是“形而上”的理想世界与“形而下”的现实世界的高度统一。传统的儒学理念侧重于精神世界的建构，而近一个世纪兴起的“实学”则着力于构建理工农医等学科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实学”得到了国家极大的重视，聚集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今天，我们应该开始认真规划、积极准备为中华文明的全球崛起所需的人力资源、思想资源和学科资源。这一准备并不是要消约近年得到快速发展的理工农医学科，而是要采取文理交融的方式，在人才、思路、手段上实行共荣式发展。
这里的“经纬交织”主要指在侧重于系统论的治学理念与侧重于还原论的治学理念之间的交织。系统论长于描述整体，阐释相互关系；还原论长于剖析事理，厘清因果关系。“中学”见长于前者，“西学”见长于后者。若能兼取两者之长，且织为一体，则可有大成就。从大学的组织架构的历史演化来讲，她有时表现为诸学院学苑间（学院或学苑可以是全科或多学科的）的集成，有时表现为诸学科院系间的总构。学科院系为大学之纬轴，而跨学科的教学科研平台为大学之经线。由此达到以纬彻地，以经托天的大学之道。
这里的“兼收并包”主要指对多元学术思想的容纳性。蔡元培先生对此曾有深刻的阐述。对大学的领导者来讲，宣扬倡导兼收并包并不难，身体力行之却很不容易。大学的领导者往往都是有学术主张的，有学科背景的，有学术人脉的；这既是他们成长为教育家的基础，又可能使他们在学校事务决策中过于依赖自身的学术判断。对大学的学者来讲，具有兼收并包的胸怀也未必容易。对一位学者来讲，其禀赋、勤奋、事业心、探索精神等在其成才的前期和中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其成才的后期，有无学贯中西的姿态、兼收并包的胸怀往往是制约其能够飞多高远的决定因素。
三、新时代的大学精神应体现求是创新精神
竺可桢校长是浙江大学百余年办学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他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凝练和提出的一系列办学主张，构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竺可桢校长确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他认为，“求是”这两个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住这个共同点。他在对新生所作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指出，“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竺可桢校长将“求是”精神阐释为“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强调“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科学精神。直到今天，我们耳边仍似响起竺可桢先生对当年布鲁诺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赞誉，我们的脑海仍常浮现竺可桢校长对浙大师生关于“不计利害、只问是非”的教诲。
创新是基于求是学风之上的进一步追求。在《浙江大学校歌》的36句歌词中，有6句与创新有关。如：“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厘定了创新的含义；“无曰已是，无曰遂真”体现了对创新一以贯之的追求；“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体现了创新的历史观。1979年4月，钱三强校长在浙江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提出：“除了求是精神外，还应加上‘创新’两字。要养成创新的习惯，适应不断发展的需要。”1988年，路甬祥校长进一步强调“求是系治学之本，创新乃科技之源”，并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创新”为新时期浙江大学校训，赋予其“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内涵。
综上所述，“积极进取、文化包容、求是创新”体现了新世纪具有中国特色大学精神的若干基本内涵。只有积极塑造新时代的大学精神，我国的研究型大学群才能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在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引领发展。这将是一个令高教工作者热血沸腾的时代，也是一个气势恢宏的愿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主流，并将在本世纪中后叶引导世界文明的对话、交流和发展。
（杨卫/浙江大学校长）2011-04-25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大师与大楼，更需要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灵魂，是指明高校前进方向的灯塔，是集聚广大师生和校友的磁石。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大学精神要体现其基本内涵和终极目标，要具有普适性、引领性、包容性，要体现人文与科学、物质与精神、时间与空间的完美协调，要以一种“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气势统领全局。新时代的大学精神，既不应是西方大学理念的仿制，也不应是儒家书院传统的回归，而应该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和文化特征。
一、新时代的大学精神应体现积极进取精神
鉴于中国大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应简单地照搬以“学术自由、院校自治、通识教育”为特征的西方办学模式。应该看到，该种模式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而当时西方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科学与文化等方面居垄断地位，有充裕的自由发展的时空条件。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采取这样的道路却容易囿于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必须体现积极的进取精神，走“中国特色、世界水准、全球影响”之路。
这从发展模式上来讲就是要探索一条以进取为核心，以混合为特征，以和谐为保障的发展模式。在中国经济、政治上崛起的同时，通过这样的渐变式模式转化，能够平稳地实现从适应于计划经济的传统大学教育理念向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转变，使中国的一流大学平稳快速地发展，崛起于世界学术之林。
以进取为核心，就是始终坚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目标，始终贯彻动力发展的既定方针，始终把发展的理念落实为具体的阶段目标和发展路径。保持这一进取精神的基础在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在未来20年仍将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中国的大学应在未来对中国的发展起到更大的引领作用；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群将在世界高等教育中整体崛起；中国的一流大学已经前进到了开始摆脱“跟踪性发展”的追赶战略，转向注重自主创新、特色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以混合为特征，就是采取一套适应于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混合式发展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综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一横多纵”的本科教学模式；契合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双轮驱动”的治理结构；兼顾国家需求与自由探索的“团粒状”科研体系；以顶天与立地相结合的T型学科结构；循序渐进、梯次提高的学术评价体系；基于多种评价标准的“分类管理”式教师岗位设置；等等。这样，可以使我国的研究型大学群从目前的学术水准出发，以一种动力发展的模式，较快地进入为世界同行认可的先进水平。
以和谐为保障，就是在发展中不忘基本校情和广大师生的根本利益，随着学校综合实力的增强，逐步有序地从“优先发展”转向“和谐发展”。其主要内涵包括：坚持“以人为本”，逐步增加人力资源成本在办学费用中的比例，并让离退休教师适度共享学校发展的成果；坚持“海纳百川”，尊重不同学科的特色，传承“有文有质，有农有工”之意，推动学科间的和谐发展；坚持“有教无类”，做好从教育公平到因材施教的和谐过渡。
二、新时代的大学精神应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多宗教、多习俗和谐共生的文化特质，凸显了中华文化宽容、开放的包容精神。新时代的大学精神要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如若只是回复到传统的儒学理念或国粹，或简单地认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教育理念，都缺乏21世纪的时代精神。简单的回归，既在当前的大学状况下没有着力点，又很难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中起引领作用，不容易在全球引起普遍的共鸣。塑造大学精神，应对中华传统文化予以新的提升，赋予其在新时代的科学与人文内涵，体现中外贯通、文理交融、经纬交织、兼收并包的精神。
这里的“中外贯通”主要指在教育思想上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互补。这一结合起初是物理性的，即把教育思想的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简单地堆砌在一起。遇事适合用东方观念就用东方观念，适合用西方观念就用西方观念。随之，便应当推动化学性的反应，使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出现结合点。进而激发东方与西方教育观念的生物性互补，两者的联姻孕育出新生的成果，产生可在全球引起共鸣的大学精神。我们强调中外贯通，不仅在于汲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和教育思想，也在于寻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如何把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传播到全世界的有效路径和载体。
这里的“文理交融”主要指在教育理念上侧重精神世界与侧重物质世界的有机融合，是“形而上”的理想世界与“形而下”的现实世界的高度统一。传统的儒学理念侧重于精神世界的建构，而近一个世纪兴起的“实学”则着力于构建理工农医等学科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实学”得到了国家极大的重视，聚集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今天，我们应该开始认真规划、积极准备为中华文明的全球崛起所需的人力资源、思想资源和学科资源。这一准备并不是要消约近年得到快速发展的理工农医学科，而是要采取文理交融的方式，在人才、思路、手段上实行共荣式发展。
这里的“经纬交织”主要指在侧重于系统论的治学理念与侧重于还原论的治学理念之间的交织。系统论长于描述整体，阐释相互关系；还原论长于剖析事理，厘清因果关系。“中学”见长于前者，“西学”见长于后者。若能兼取两者之长，且织为一体，则可有大成就。从大学的组织架构的历史演化来讲，她有时表现为诸学院学苑间（学院或学苑可以是全科或多学科的）的集成，有时表现为诸学科院系间的总构。学科院系为大学之纬轴，而跨学科的教学科研平台为大学之经线。由此达到以纬彻地，以经托天的大学之道。
这里的“兼收并包”主要指对多元学术思想的容纳性。蔡元培先生对此曾有深刻的阐述。对大学的领导者来讲，宣扬倡导兼收并包并不难，身体力行之却很不容易。大学的领导者往往都是有学术主张的，有学科背景的，有学术人脉的；这既是他们成长为教育家的基础，又可能使他们在学校事务决策中过于依赖自身的学术判断。对大学的学者来讲，具有兼收并包的胸怀也未必容易。对一位学者来讲，其禀赋、勤奋、事业心、探索精神等在其成才的前期和中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其成才的后期，有无学贯中西的姿态、兼收并包的胸怀往往是制约其能够飞多高远的决定因素。
三、新时代的大学精神应体现求是创新精神
竺可桢校长是浙江大学百余年办学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他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凝练和提出的一系列办学主张，构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竺可桢校长确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他认为，“求是”这两个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住这个共同点。他在对新生所作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指出，“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竺可桢校长将“求是”精神阐释为“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强调“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科学精神。直到今天，我们耳边仍似响起竺可桢先生对当年布鲁诺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赞誉，我们的脑海仍常浮现竺可桢校长对浙大师生关于“不计利害、只问是非”的教诲。
创新是基于求是学风之上的进一步追求。在《浙江大学校歌》的36句歌词中，有6句与创新有关。如：“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厘定了创新的含义；“无曰已是，无曰遂真”体现了对创新一以贯之的追求；“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体现了创新的历史观。1979年4月，钱三强校长在浙江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提出：“除了求是精神外，还应加上‘创新’两字。要养成创新的习惯，适应不断发展的需要。”1988年，路甬祥校长进一步强调“求是系治学之本，创新乃科技之源”，并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创新”为新时期浙江大学校训，赋予其“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内涵。
综上所述，“积极进取、文化包容、求是创新”体现了新世纪具有中国特色大学精神的若干基本内涵。只有积极塑造新时代的大学精神，我国的研究型大学群才能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在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引领发展。这将是一个令高教工作者热血沸腾的时代，也是一个气势恢宏的愿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主流，并将在本世纪中后叶引导世界文明的对话、交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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