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原虫图谱:对北大精神的反思与对中国大学精神的展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22:37:35

对北大精神的反思与对中国大学精神的展望

江东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编辑了《走近北大》一书。在序言中,钱先生一反中国人喜欢在大庆之日高唱赞歌的作风,劈头就引用了一篇对北大的现状进行猛烈批判的短文。我想,不光是钱教授,任何一名看了这篇“发表在边城小报上的短文”的人,都会感到“如揣烈火”,以至于产生“烧灼于心的疼痛”。

       为了节约篇幅,再加上该文虽然中肯,但包含着很多可商榷的观点,因此,我不打算像教授一样将这篇文章再次全文转引。但是有两段话,非常能够体现北大目前的精神状况。虽说时间又过去了12年,但是我们却并没有看到我们那种对于“精神进步”的盲目乐观获得了任何实质性的印证——我们也许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这种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大学精神荒漠化和虚无化的不良状况将长期持续下去。而如果我们对于这样的处境无所作为,那么,作为国人“精神圣殿”的北大将沦为像狗不理包子等老字号一样的下场——单单具有响亮的牌子,同时,也单单具有响亮的牌子而已:

        “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北大,你们有一流的图书馆、现代化的教学楼、财源滚滚的北大方正,但为什么就没有《顾准文集》呢?作为“精神圣地”的北大,有一个顾准比有一个北大方正更重要啊!因为在顾准身上,从《顾准文集》的字里行间,越看你就越能看到“北大魂”。对旧思想的那种神圣权威的无情批判;鲁迅般的那种让人久久不能忘却的尖锐与深刻;大胆求索中的那种舍身忘我、勇往直前的自由精神;在反抗中的那种充满历史感的爱国情怀……这些都不是任何企业的巨额利润能够换来的。

        北大!你应该永远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神。我们愿跟着你,参加那必然到来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引用这两段文字,是为了从现象上说明北京大学——以及全中国所有对得起“大学”(仅指University)称号的综合性高校——所面临的困境:自一次重大的变故之后,大学的发展方式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从对于智识的崇拜转变为了对于物质的崇拜,过分促进学校的产业化和社会化,而对于学术精神的增减不闻不问。这样一来,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大学”的“大”成为了“大楼之大”,而不是“大师之大”;“大学”的“学”成为了“向社会学习”而不是“被社会学习”。当精神的高地垮塌之后,物质的洪流必然会来填补这样的真空。大学的畸形就在于此:它是精神的萎缩性畸形和物质的扩张性畸形的合作并进,我们难以想象这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教育机构何以能称得上是“大学”。

        一、寻找北大精神:重申“理性”的基础地位

        我们学校在百周年校庆时,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样一来,建构北大的精神,将其作为面向中国和世界进行宣传的资本,就成为了一个必然要进行的工作。为了能够让这种不存在的精神显得存在,就在历史的事实中进行寻找。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在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大学,像北京大学这样,对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北京大学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是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进行的,是任何一种单一性的宏大概念所无法有效诠释的。有些人从这句话中,将“爱国”提炼出来作为北京大学立校的精神基础。但是,“爱国”是一个极端政治性的字眼,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爱国这样一种情感常常被要求以一种非理性的形式进行表达。而大学,作为一个研究最高深学问的所在,必然要对这种政治性的情感敬而远之,以防其影响学术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大学,如果其精神仅仅是爱国的话,那么它永远是狭隘的、局限的,因为大学是一个要对人类的精神生活进行整体性探究的地方,这种任务决定了它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对民族-国家问题的关注,而上升为一种宇宙性的思考。理想的北大不仅仅是中国的北大,更是人类的北大。他可以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丰富人类对于自身的理解,但不能将“中国特色”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

        另一些人从同样古老的北大传统中寻找北大精神的核心。在一个已经不存在实质上的“自由”的学校,他们依然将自由作为北大的真精神。不用进行深入的分析,单从前一句话中就可以看到,在当今北大赞颂北大的自由会获得多么讽刺的效果。正像钱理群教授说的那样,“当某些人用夸大北大的光明面来壮胆,声嘶力竭地高喊‘北大不败’时,却正是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缺乏自信与空虚。……自称五四传统的继承者的北大在纪念自己的百周年时,竟然‘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这是怎样的耻辱与悲哀啊!”

        自由不是不能作为北大的精神,相反,自由应该是每一个北大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只不过,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空谈自由,只会造成历史的反讽。我们已经论证了,爱国会给大学的精神带来局限,因此不能作为北大精神的核心(当然不能否认爱国可以作为北大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由之所以不宜作为北大精神的宣传口号,是因为任何一个宏大的概念都难免会意识形态化,从而与其本来所应表达的真意产生巨大的差别。我之所以反对空喊“自由”,正是因为,越是对于宏大的概念,就越要进行理性的检审。不通过理性,而用一种宗教性的热情将宏大概念在人间付诸实施,不论是“自由民主”还是“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都只能是人间地狱而不是人间天堂。因此,我们必须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获得自由的基础是什么?如果对于自由的概念难以把握,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自由的基础下手?

        这样一来,我们就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重新诠释和接续北大的传统,如何让北大精神沉淀为一种最为踏实的作风?我们所要寻找的精神,要超越“爱国”这样一个仅仅局限在民族-国家范畴内的概念,但是一定要低于“自由”这样一个过于宏大的哲学名词。它必须扎根于人性固有的倾向性当中,而这种倾向性只有经过大学的熏陶才有可能最为完备地体现出来。因此,这种倾向性是人类实现其创造性潜能的基础,而其本身也代表着人类潜能的最高点——我认为,“理性”正是这种我们要寻找的精神,也必须成为北大以及所有大学立校的精神基础。

        二、工具理性的胜利:精神屈从于物质

        理性本身是被区分为两个层次的,这是我们在开始讨论之前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理性被定义为“工具理性”,这样的理性概念缘起于霍布斯的传统。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一反希腊的古典传统,认为理性是受感情役使的,感情决定人类行动的方向,而理性则对这种行为进行盘算,以辨别出何者有利于自己、何者不利于自己。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说”,决策理论中的“理性决策模式”,以及现代政治哲学对人性的判断,都是建立在对理性的工具化理解的基础之上。然而,古典的哲学家并不这样理解,他们认为,理性是人性的最高原则,他是人类对于何者为善何者为恶这样的价值进行检审的工具。古典哲学家所定义的善,不是从人的感情欲望出发,将“有利于自己”定义为善,而是从一种普遍的、最高的、理念性的角度,将一种具有永恒性的“人类最高精神幸福”定义为善。柏拉图用自己的理念论的形而上学保障了这种善的独立性、崇高性和永恒性,并且认为,只有经过系统的哲学训练,并且成为哲学家的人,才能够认识到这种最高的善,而这种系统的哲学训练就是用理性进行检审。这样一来,结合古典哲学家对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不同态度,理性被定义为是人类精神的闪光之处,并且它必须时时对自己的物质上的欲望进行节制。施特劳斯学派将对于理性的两种定义视为古典与现代的基本分水岭之一,而造成他们对理性的不同定义的原因,是他们出发点的不同:古典哲学家从“应然”的层面出发,希望人类能够达到他所能达到的最高点,而现代哲学家从“实然”的角度出发,希望将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奠定在科学而不是哲学、事实而不是价值的基础之上。

        我们没有理由否认,那些现代哲学家——那些认为理性是为情感进行盘算的工具的思想的发明者——对于应然的、价值的问题不进行任何的思考。相反,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对于人性的善都有着一种出于哲学家本性的关怀,然而他们也必须阐明他们所认为的人类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并试图利用这种动力将人类引导到最终的幸福中去。马克思就是这样一种最典型的现代哲学家,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却主张认识到历史的无情并利用这种历史性的力量是比单单感慨人性的丧失更为深刻的见解。而他最后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至善的。他希望,在一个“自由王国”中,人性能够达到应然的、规范性的美好理想。然而,现代哲学家对于人性的这种实然的理解,以及希望以此为基础而构建的社会,却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精神丧失了它的统治地位,而被解放出来的、在科学上被正当化的物质欲望充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一种对于精神与物质偕同进步的盲目乐观被物质的绝对支配地位所打破。卢梭就是这种现象最为敏感的观察者,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中猛烈抨击科学与艺术不利于敦化人类的风俗,并且希望构建出一种真正的“德性统治”,来重建善、道德对于物质的绝对优先地位。然而,卢梭对于德性的关切却在19世纪与对于技术和人的实然本性的关切合而为一,融合成为了种种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形式的哲学思潮。在实践上,它并没有反对、反而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看到,目前并没有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能够阻止物欲横流的现代性像癌细胞一样在全人类中间扩散。工具理性取得了胜利,而真正的理性却被抑制。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消费社会的洪流中保持最高理性不为工具理性所侵蚀。而北京大学和中国的所有高校,基本上彻彻底底败在了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工具理性的猛攻之下,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精神独立性。

        于是就出现了这些让我们耳熟能详的现象:学生选择专业不再主要考虑个人的兴趣,而是考虑未来职业的前途。国家创造条件让大家都去致富,于是经济学、管理学的专业火热了起来,获得了很多他们本不应获得的优越权力。学校也在产业化,兴建更多的大楼,讲究更大的排场。很少有人希望享受大学自由求知的乐趣,而是甘于让自己再做四年高中生,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绩点而学习,为了就业而学习。谁在关心大学精神?谁在守护大学精神?正如中国哲学史的老师杨立华所言,我们当今的社会不是历史上价值最多元的社会,而是历史上价值最单一的社会: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就是钱,当然,还有与金钱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的权力。而校方却在为这样的状况推波助澜。他们关心的不是如何像蔡元培那样扭转北大不理想的风气,而是迎合这样的风气,做社会舆论的奴隶。他们真正担忧的,不是北大精神会不会在自己的手里形同具文,而是社会上对于北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嘲讽、谩骂和指责。这其中固然有强大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因此而让北大的领导者说出,北大培养的人才应该与社会的实际需要对接这样的话,那才是北大真正的悲哀。因为现代的社会已经不存在一种高尚的自我意识,能够共识性地认识到精神生活的可贵。社会风气所需要的是金钱、权力,以及有助于二者增值的技术资源和管理手段。如果大学要成为社会潮流的依附者,只能意味着它在事实上要退变为专业性的学院。

        正因如此,钱理群教授在《寻找真北大的声音》一文中悲叹:“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觉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上只有培训和招聘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脸孔了,理想和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但他总也立不起来。”

        这一切问题的精神根源就在于,我们的工具理性过于发达了,而这种所谓的“理性”实质上是欲望的帮凶,它根本无所谓高尚。我们永远无法期待工具理性更够负担起检审的任务,因为工具理性是为短期的利益服务,而最高的理性则是直指永恒的、最高的善。当我们追寻物质利益的时候,我们可曾动用我们那仅有的人类光辉进行反思,物质利益在本质上是不是唯一的善?它在人类生活中是不是应该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它与精神生活的分量到底孰轻孰重?这样一种在欲海中的生活是否值得我们去过?大多数人是盲从的,他们陷入了一种危险的社会化,在这种社会的结构性扭曲中不能自拔,也不认为有必要自拔,甚至安享于这种结构性的扭曲之中,为其添砖加瓦。

        这种盲目性的危险的副产品就是一种无节制的相对主义:大学中的选择是很多的,但是不再有人对这样的选择进行评价和检审。当很多人选择了一条有可能导致其只按照一己之私来考虑问题的人生道路的时候,没有任何相反的但同样具有强大力量的选择来与之抗衡,并且告诉人们,这样的选择是更加值得的。对任何选择都不置可否的宽容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不宽容——一种物质对于精神的不宽容。这就是价值单一化的原因所在。面对这种无节制的开放,美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布鲁姆评价说:“开放曾经是使我们能够运用理性去寻求善的美德,现在却意味着接受一切,否认理性的力量。”

        如果开放意味着“随波逐流”,那么大学也只能顺应现状。这种现状不让人们对阻碍它的原则向前推进的大量事情表示怀疑,因此,对这种现状的无条件开放,意味着忘记在它之外还有一些受到蔑视的选择,还有一些使我们意识到它有可疑之处的知识。真正的开放指的是把那些让我们安于现状的迷惑拒之门外。

        真正的开放是要以真正的理性作为基础的,它必须首先确定这样一个界限——对什么开放是大学的第一要务。只有首先确立了大学的性质,才能确定大学的第一要务。大学是什么?它难道仅仅是社会需求的智囊吗?如果这样定义大学的话,那么就注定会将大学精神贬低到工具理性的地步。布鲁姆认为,大学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场所和一种氛围,“它宣称有一些人人都应关心的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提出这些问题,也不期望有答案。”因此,“我从未想过大学只是从属于社会的一个部门。相反,我始终认为社会是从属于大学的一个部门,我祈求这样一个社会,它能多少宽容并供养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玩耍反过来又能造福于社会。沉迷于大学的理念并不是一件荒唐事,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念,才能了解人们能够达到的境界。没有它,理性生活的全部神奇成果都会陷入原始的泥沼之中,再也无法复活。轻浮的经济学和心理学对这种理性生活的诽谤,并不能抹煞它那无法抗拒的美。但这种诽谤会使它受到遮蔽,事实也确实如此。”

        布鲁姆对于大学与社会需要的关系的认识再清楚不过了,而正是通过将大学与社会进行对比,布鲁姆界定出来了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机构的特殊任务。大学一定要在很大的程度上超脱社会的现实需要,而提出在琐碎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根本无暇提出的一些最为本源性的问题。正因如此,大学的本位是“学”,是“学术”,是对知识的探讨,并且,它也绝对不能按照真实的社会需要对学术力量进行分配,而必须按照学科本身的逻辑。社会所认识到的物质需要自有充足的机构为它提供知识上的研究,而大学的特质在于研究那些不为社会所自我意识到的、只有用最高理性才能进行探讨的学问。也正因为如此,大学应该代表人类灵魂生活的制高点。这就是我们在思考北大精神的时候,为什么要回到蔡元培。因为在他1916发表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了大学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1916年的北大,面临着与当今北大基本相同的问题。用蔡校长自己的话说,“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当时的中国,经济力量还没有我们今天这样发达,因此想要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人,大都通过学习政法以求进入官场,这与我们今天都想学习经济和管理类知识是一个道理。不仅如此,大多数学生“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蔡校长痛斥这样的观点,凭着对大学的定义,他教导学生要“抱定宗旨”:“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蔡元培对大学教育的认识没有停留在这里,当抱定了学术宗旨之后,蔡校长还对于大学应该研究什么样的学问进行了丰富的论述。由于在留学期间深入学习过德国古典哲学,蔡元培对于康德对“现象界”和“物自身”的划分非常熟悉。他将这种认识论运用到了教育上,认为,人除了有对于现象世界的追求之外,还有对超越于现象世界的“实体世界”的终极性的、理想的、信仰的精神追求。因此,大学要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即“世界观教育”。在《北京大学校旗图说》一文中,蔡元培说,“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我们固然要研究各种科学;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研究融贯科学的哲学;但也不能就此满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越科学的玄学。”这里所说的“玄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它是哲学、科学以及整个知识体系的中枢。这就表达了一种非常可贵的思想:科学的任何分支——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不论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要有一种哲学上的欲求,最终都要以人文学的最高峰——哲学和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归依和合法性来源。又因为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而各种学问都要以哲学为归依,所以大学精神应体现一种哲学的高度。当大学精神被用一种“玄学精神”来界定时,大学就获致了一种自身的完满性,并且确立了最高理性对工具理性的不容置疑的傲慢——大学保存了人类最高的精神可能性,它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对于人性趋利这样一种单一性的、过度简化的预设不断进行质疑。拒绝任何对于灵魂的过于简化的、物质化的处理,对社会浅薄的物质需求保持一种静穆的、傲然的独立——这就是大学精神之所在。大学不是用来取悦社会的,而是要被社会当成宗庙一样加以敬畏的!

        三、政治与学术:带着镣铐如何跳舞?

        对于人性的经济式的理解,以及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的解放,构成了对大学精神的有力侵蚀。我们已经论证了,大学不应该对社会的需要屈下自己高贵的膝盖,而应该保持一种理性的高贵独立。它应该“大言不惭”地充当精神贵族的角色,而不能为任何平民意识所左右。但是,理性真的有这样大的力量吗?往往越是崇高的东西,就越是脆弱,理性——直面最高的善的理性——正是这种脆弱性的典范。在哲学家的语言中,理性常被加上一个定语——“孤立无助”。理性的脆弱性在于,它不是一次性的。要保证自我人格的独立,要保证我们永远不偏离理性的道路,理性必须像人的心脏一样一刻不停地保持活力,对现实中的事物反复地、不间断地进行检审。因为一旦理性沉睡了,无知、愚昧、对于历史、传统和权威的不加分析的依赖感就会立即补充理性留下的真空。人的非理性的一面一直隐藏在理性的幕后,构成人的潜意识的基础。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施莱尔马赫已经向我们展示出了非理性的、纯然感觉的力量对于人类社会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当情感的洪流爆发时,任何用理性进行控制的尝试都将归于徒劳。有鉴于此,必须为这种高标准的、脆弱的理性提供一种比较有力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就是大学。布鲁姆说,“大学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大学是一个让探索精神自行其是的地方。它旨在鼓励人们对理性本身的非工具性运用,它提供一种气氛,使统治者意志的道德优势和自然优势不至于吓跑哲学上的怀疑。而且,它维护着滋养这种怀疑的伟大行为、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丰富保障。”大学是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政治力的过分干涉的手段。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当真对于自由的学术气氛表示恐惧,他并不会在大学的围墙外停止对大学的干涉。

        大学之中行政系统的官僚化,以及其对于学术精神的侵蚀,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并不是大学内部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学术制度本身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中,至今缺乏学术的独立性,很多人不加思考地就认为,学术研究是为了给政府出主意,“国家养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为国家服务”——这是很多中国人持有的观点。中国人有着非常强的官本位思想和实利主义的倾向,因此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学术屈从于政府、用学术来对政策做注释,这样反对学术独立性的行为,不仅违背西方的传统,也违背中国的传统。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存在着“道统”和“治统”的区别。在理想的政治形态中,道统和治统应该是合而为一的,统治者是有德的人,这类似于柏拉图所设想的“哲学王”。但是,既然现实的政治无法达到二统合一的境界,那么,为了防止政治彻底走向道德的反面,必须要在“治统”——权力谱系——之外,另外确立一个“道统”——理性化的道德谱系。“道统”是以孔子的儒家学说为依据的。不同于当今中国的是,在古代,官方虽然承认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然而,对于儒家学说的解释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并没有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反而是士大夫阶层——也就是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承担起了维护“道统”、守护中国人精神圣地的责任。古代中国虽然被认定为是集权专制的国家,但是政治体系远不是这么简单。维护“道统”的士大夫阶级,依据理想的儒家理念对于“治统”的牵制,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这种牵制虽然是一种道德上的行为,但是由于儒家学说巨大的精神权力,士大夫对于皇权的约束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有效。当我们听到“从道不君”这样坚决的口号时,很难不为士大夫的独立精神感到震撼,也很难否认君主会对这种制衡寻常以对。到了宋代,更出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道统”与“治统”合而为一,统治者真正将儒家学统合并到权力谱系中,是在清代的康熙年间。而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国的集权体制达到一个顶峰的历史时代。从此以后,士大夫确实失去了维护“道统”的权力,知识阶层的独立性被根本性地取消了。

        西方的知识分子状况与中国传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由于没有构建出来一种有效的制度让知识阶层参加到政治活动中来,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西方得以形成;而中国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与政治权力走得很近。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存在独立的精神,中国不存在知识对政治的制约。通过这样的一番历史性考察,我们可以认识到,知识阶层对于政治权力的检审和制约,是一种普世的现象,我们没有理由在这里谈论所谓的“中国特色”,因为政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不存在反思的政治社会一定是不稳定的社会,知识分子所承担的任务主要不是为权力服务,而是对权力进行检审,以防止权力偏离它的正当性轨道。企图让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统一到国家权力的大旗之下,对于执政集团是有利的,但是对于政治社会的健康和人类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危险的。

        权力作为对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手段,自身必然掌控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它本身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倾向,要将自己的触角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权力不可避免地具有极权主义的倾向,只不过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中,因为技术水平的高下或者因为制约力量的强弱,这种倾向的表现程度并不相同。政治权力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哪怕在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之下,我们也不能说政治权力先天存在着一个固定的道德性质。政治权力的可怕不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恶的,而是因为力量太大。为了保证这样的权力不会对于人类的生活造成破坏性,保证巨大的权力不会作恶,必须将这样的权力限定在一个理性的范围内,引导其指向公共的善,而避免为恶的倾向。这样一来,就需要理性对政治进行检审和反思——这就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和独立的学术精神存在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

        一些对自由民主抱有巨大热情的人,往往对于当今中国的“政治正确”表示反感,并且未加检审地认为,自由民主的社会是没有政治正确的,因为它是多元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政治正确”是一个政体赖以存在的根基,是政治社会的总体原则,离开“政治正确”,人类将构建不出任何一种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自由民主国家对于政治正确的要求虽然没有非自由民主国家那样高,但正是因为存在着硕果仅存的政治正确,所以他们捍卫这种原则的努力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其实很好理解——政治正确就像战争时期所建立的防线一样,防线越少,捍卫防线的努力就越坚决,因为一旦这种唯一的防线垮掉,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轻易地就会分崩离析。当然,我们的任务不是探讨这样的政治正确具体都是什么,阿兰·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对美国的政治正确进行了非常精妙的探讨。我们所关心的是,面对敏感的政治正确,独立的知识分子——这些仅仅为知识的真理性本身负责的学术人——如何捍卫自己的处境?因为他们有很多可怕的先例——在西方,苏格拉底被民主的法庭判处死刑;在中国,因为反抗君主专制而成为儒家的卫道者的人同样不乏其数。

        “每一种政体都贬低那些最有可能认清和纠正其政治和思想嗜好的人,赞美那些鼓励这些嗜好的人。”在布鲁姆看来,这是人类社会的通例。但是,不管这些对政体的赞美具有多少正当性,我们也不能保证该政体不存在严重的局限;不管那些对于政体的攻击具有多少偏见,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其中不含有任何真理性的东西。倾听不同的意见,去研究那些可能被我们的政治正确所忽视的学说和制度,其实是时时保存着人类发展的不同的可能性,防止一个政体走向一个逻辑的终局而无可救药。

        民主体制不是不存在矛盾。施特劳斯学派和科耶夫学派都曾经指出,民主的逻辑终局可能会造成人的普遍平庸化,每个人不再为更高的精神目标而奋斗,从而成为尼采所谓的“最后之人”或“报废的人”(the last man)。因为民主以平等最为政治正确,平民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会对理论精英的存在嗤之以鼻。在理论上,自由民主社会的预设是,每个人都有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性的能力,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算是一个精英。但现实是,自由民主并不是将所有的人都提升到了精英的高度,而是让平民的价值掩盖了精英的价值——当然,我们这里指的精英,并不是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的人,而是在理论上有更大建树的人。他们往往会对平民的价值做出合理的批判,但这给平民带来的可能并不是精神上的自省,而是因政治正确被“精英”冒犯而产生的愤怒情绪。正因如此,布鲁姆说“民主最大的精神弱点是缺乏理论生活的兴趣或才能”。他认为,这样的事实被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当中就已经指出了。因为他同时经验过贵族君主制和自由民主制,所以他能够看到很多美国人自己看不到的东西。

        在这样的现状之下,民主制度之中大学的任务是,“防止或治愈这种民主特有的盲目,这不是为了建立贵族政体,而是为了民主政体本身,为了保护这种制度中某些人的精神自由——这当然是最重要的自由之一。”“作为一项制度的大学,必须补充民主社会中个人缺乏的东西,必须鼓励其成员参与它的精神生活。作为政体自身的最高层次的智能与原则的储备库,它必须强烈地意识到它在平等个体制度之外的重要性。”布鲁姆这种纯然施特劳斯式的语言可能会被指责为是保守派对美国民主的攻击,但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让我们认清了“自由民主”这样“美好的”大概念下一些必须予以重视的精神危机。与我们的一般看法不同的是,布鲁姆并没有对养育世界一流大学的民主政体说好话,而是似乎认为,大学应该超脱于任何政体之外。因为任何政体都有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政治权威的保障,而大学的哲学式活动是要怀疑和反对任何权威的——大学本身就是一种政体,它应该是一种只存在于学者之间的政体,而且是唯一一种不靠政治正确而建立起来的政体。维系它存在的是学者之间共同的对于真知的哲学家式的爱欲(eros)。而当这种政体与其外部政体发生关系的时候,它永远要对后者抱以检审的态度,这就决定了大学要时刻与主流价值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必要时甚至要与后者相对立。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当然也是承载知识分子的大学的使命。

        当认清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权力的理性独立精神是知识分子的普世价值之后,我们可以认为,学术对政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也应该被认为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共通性。而布鲁姆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我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精神最为崇高的体现,并且这种崇高的精神不能不加检审地盲从于任何政治权力之下,那么,大学对于政体的独立也应该是普世的。布鲁姆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他不是自由民主的宣传家,而是检审者和批判者。对于思考北大精神的中国人,他给我带来的灵感是,我们应该重新看待北大精神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北大人有着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这是不可置疑的。北大人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参与到国家的实际政治生活中来,正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北大的自由与近代中国的专制的深刻的矛盾,而当他们走向街头的时候,一方面,是要将自由的制度在全中国建立起来,而另一方面,则是消除北大的自由与社会的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获得自我的精神舒畅。北大人只有解放全中国人,才能解放自己——这是与“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相同的逻辑。然而,由于对自由民主的过于理想化的理解,北大人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其实自由民主也无法彻底消除学术与政治的矛盾。当我们对于这些政治哲学的概念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之后,就会发现,大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实质是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永远不会消弭,因为大学的政体是高于任何现实的政体的。

        然而,当我们说民主政体会对大学精神设下阻碍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些阻碍会根本消灭大学的精神。因为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虽然作为政治正确的平等可能会被平民精神滥用而成为鄙视精英的意识形态,但是美国并不是依靠意识形态而统治的国家。法律所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保障了思想者免遭古代民主社会中苏格拉底式的命运。干扰美国大学精神的是社会意识,而不是直接的政治权力;而中国大学则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那是政治权力对学术领域的直接侵犯。它不仅仅是通过为学术设置禁区的方式,还通过一种更加深入骨髓的方式改变着大学要追求的目标:通过将大学官僚化,而将本应独立的、精神性的大学变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从而造成了德国思想家洪堡所说的“精神蔽于物质,高尚坠于粗俗”的不良后果。因此,我们应该再次回到蔡元培,因为在他主持校务和担任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期间,力主教育独立,排斥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大学是思想者和学生的天地,而不是政治人物显示自身权力的世俗畛域。大学保持自身必要的独立性,在长远上来看是对社会有益的。通过不断使用自己高尚的理性对政治现实进行检审,大学明确了人类应该为之奋斗的高尚的理想和价值。彻底实现这样的价值并不是思想者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毫无意义——它将永远唤醒人类对于崇高事物的追求,如果这样并没有使人类的精神水平发生急速的超越的话,它至少在防止人类向着相反的方向堕落这一点上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于是我们就要达到本文探讨的最后一个命题:北大精神的恢复,乃至中国大学精神的恢复,不光是大学自身建设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的问题。恢复中国大学的精神,要求国家权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而这种“有所作为”其实是将权力撤出大学,使官僚式的权力在大学当中“无所作为”。大学的建设不光是一个教育学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大学的建设能够纯然属于教育学的范畴,因为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从纯然教育学的角度来探讨大学的教育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政治权力与大学的关系的问题已经得以有效解决,大学可以在学术精神的建设上下更多的功夫。然而,我们还面临这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国家权力对大学的控制,不是因为出于一种纯然显示权力的简单欲望,而是因为其对于理性的检审抱有一种本能性的恐慌。这就决定了政治权力撤出大学并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但是,我仍然抱有一种幻想,那就是,我们的当轴者能否转变观念,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一个预先突破。哪怕这种突破无法扩展到全社会,哪怕突破之后我们发现大学其实置身于一个孤独的处境,在社会上没有人与我们共同使用理性,但是,大学不应该害怕这一点,因为最高的理性所进行的最高的思考一定是小众的、孤独的,即便我们发现世俗的意识吞没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只留下了大学作为精神的孤岛,一方面,我们要为这种事实感到悲哀,而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因为大学能够守住人类精神的高地而感到骄傲——因为只要人类灵魂的最高的可能性在大学中保留了下来,一切的崇高、伟大和神圣在大学这一片土地上站稳了脚跟,那么人类永远存在着超越自身的希望。然而,一旦大学精神彻底衰落,那么,我们很难想象人类不会不被非理性的力量迷惑而失去自己前进的方向。到那时,理想的天空将失去晴朗,社会上将被一种粗鄙的现实主义所然全充塞——这是一种彻底的现实主义,一种没有任何哲学原则的现实主义,一种浅薄的、不对人类发展进行任何理性思考的现实主义。不!这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虚无主义。因为最深刻的现实主义者往往最为苦苦思索道德和理性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是反对理性和道德,而是因为经验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而希望以一种稳健的、因势利导的方式实现理性和道德。然而,虚无主义不包含任何对于人类精神崇高性的思考,它将人类贬低为没有任何理性能动性的、为命运的女神所役使的动物,而这将抹杀人与禽兽之间的任何本质性差别。克服这种虚无主义,点亮理性的神圣之光,是理性对于人类的绝对命令,而大学的使命就在于接受这种不可推辞的任务。因此,守护这岌岌可危的大学精神吧,因为那守护的不光是飘逸在几座教学楼里的知识,而是全体人类的全部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