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糖尿病典型的症状是:从相识到诀别 毛泽东与贺子珍十年婚姻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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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贺子珍在永新塑像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令世人瞩目的红色婚姻之一。从1927年10月相识相知、1928年相恋结合，到1937年贺子珍远走苏联治病、夫妻“从此诀别”。他们的婚姻生活历经十年之久。这十年，恰恰是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十年。贺子珍与毛泽东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面对政治上和人生中的风风雨雨。由于个性方面和种种难以言说的原因，这对患难夫妻没有携手走到人生的终点，但在分开的日子里，他们都彼此萦系于心，难以忘怀。
初次相识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为“永新三贺”，而贺子珍更因才貌出众被誉为“永新一枝花”。1927年秋，18岁的贺子珍参与组织“永新暴动”，不久与兄长贺敏学随部队上了井冈山。贺子珍和毛泽东初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当时，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部队进驻茅坪时，威震湘赣边界的“山大王”袁文才领着包括贺子珍在内的农民自卫军一班头领前来迎接。当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贺子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身材匀称、秀美清丽、热情活泼、落落大方的年轻姑娘。
对于毛泽东，贺子珍早有耳闻，她读过他主编的《湘江评论》、《政治周报》和不少文章，对他在湖南领导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更是敬仰不已。同毛泽东握过手后，她也在一旁细细端详着毛泽东。毛泽东身材颀长，身着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一头乌黑的长发自中间往两边分开，面颊带着一些清癯和疲惫，但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眉宇间洋溢着一股勃发的英气。由于长途行军，脚疾发作，走起路来略显不便。初次见面，毛泽东和贺子珍彼此都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井冈情缘
进驻井冈山之后，在袁文才的安排下，毛泽东住进了茅坪袁家附近的谢氏慎公祠后面的八角楼。事有凑巧，贺子珍也因患疟疾留在茅坪养病。贺子珍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相处甚好，常去袁家串门。毛泽东出出进进，与贺子珍见面多了起来，有时候不忙，还坐下来和她聊聊天。从她的口中，毛泽东不仅了解到边界各县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也了解到当地党团活动和群众工作的情况。言谈中，毛泽东发现，贺子珍不仅貌美，而且内秀。后来，贺子珍被选为前委秘书，住进了前委机关驻地茅坪攀龙书院，帮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同时协助毛泽东在宁冈、永新等地作社会调查。
毛泽东很快发现，贺子珍善于鼓动人心，发动群众的能力很强，还写得一手娟秀端正的好字。工作时风风火火，泼辣干练；闲暇时谈吐优雅，温柔贤淑。这种刚柔相济的女性气质，无疑是毛泽东所看重和喜欢的。
相处久了，贺子珍也逐步了解毛泽东的抱负和性情，渐渐被他广博的知识、深邃的眼光、超凡的胆略和刚毅的性格所吸引。她还以女性特有的敏锐，隐隐感觉到毛泽东喜欢上她了。有一次，毛泽东外出前，特地来叩她的门，告诉她说，我要出发了。贺子珍当时还云里雾里的，心想，你要出发了，来告诉我做什么。后来，毛泽东每次临走都来敲敲她的窗，贺子珍这才知道他对自己有心了。1928年2月下旬，为了整理宁冈、永新两县所作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携贺子珍来到茅坪东去约7里的一座明代古庵——象山庵。他们一个整理，一个誊写，忙乎了好几天，整理出了一本足有一寸厚毛边纸的调查报告，这就是毛泽东平生最为珍惜、称之为“比丢掉任何东西都痛心”的《井冈山调查》。
在象山庵整理文稿的日子里，这对相互倾慕的青年男女朝夕相处。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毫无拘束地交流，谈革命，谈斗争，也谈身世，谈家庭。他们有时一起到田地里捉泥鳅，有时一起到山上捡松菇采野蕨，一起烧菜做饭。生活过得既紧张又温馨。心与心的撞击与交融，使他们之间的情感从同志式的友谊渐渐转向了纯洁的爱恋之情。正是在象山庵的白果树下，毛泽东以凝重的心情对贺子珍讲起了杨开慧和他的几个孩子，讲起了对她们的思念和牵挂。贺子珍的心被他的至真至诚重重地撞击着，一种激动和怜爱的情愫油然而生。多年以后，贺子珍曾这样说道：“那时候，他并没有骗我，把杨开慧及几个孩子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尽管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情感日渐升温，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阻碍着这种情感的发展。且不说两人在年龄和党内地位上相差悬殊，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感情甚笃，而贺子珍虽未婚配，但也有了自己的心上人。这个人叫欧阳洛，是江西地区的中共早期党员、永新县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也是贺子珍的入党介绍人，后来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被捕牺牲。当然，那时他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贺子珍并未对他表露过。
毛泽东和贺子珍最终得以结合，与袁文才和王佐的极力促成分不开。
自从毛泽东率部进驻茅坪以来，一向疑心、戒心很重的王佐，不相信工农革命军能长久地呆在井冈山，一直对毛泽东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在随后几个月的工作中，袁、王二人发现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中央才”，很想将他长久地留在井冈山，就商量出一个联姻的妙法。他们认为，贺子珍是袁文才的义妹，不仅人可靠，而且品貌俱佳，要是毛泽东娶了她，就成了井冈山的女婿，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于是，他们联手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桩婚事。英明睿智的毛泽东，深知团结袁、王对开展边界武装割剧的重要性。上山伊始，他就采取了旨在取得袁、王信任的各项措施。当袁、王向他联手保媒时，他立即觉察到，如果拒绝这桩婚事，对袁、王是一个刺激，他们将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坚持长期斗争的方略产生怀疑。经过再三权衡，加上他和贺子珍也已相互钟情，毛泽东同意了这桩婚事。
一切水到渠成。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袁文才的张罗下，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象山庵举行了婚礼。当时，毛泽东35岁，贺子珍19岁。婚礼很简单，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袁文才为婚宴弄了几道好菜，带来两壶老冬酒和一些花生、糖果之类的点心，朱德、陈毅、宛希先、龙超清等一起热闹一下，就算是喝了喜酒。
毛泽东与贺子珍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井冈山的岁月是艰苦的，但却是他们一生中最浪漫的时刻。贺子珍晚年曾这样说道：“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毛泽东博览群书。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给我讲他读过的故事，讲他的诗文。他的话，把我带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是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从此诀别”
从1928年至1937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保持了十年。这十年，毛泽东历经了政治上的起起落落，在他最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同生共死，不离不弃。这十年，贺子珍还“年头一个年尾一个”地为他生了十个孩子，在极其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尽着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也是这十年，贺子珍的精神和肉体承受了太多的伤痛：与父母和儿女生离死别，惨失弟弟，艰苦条件下频繁生育带来的病痛，还有长征中为掩护战友被敌机轰炸留下的十几块常让她阵阵作痛、刺激神经的弹片……
然而，世事无常。人们没有料到，毛泽东和贺子珍这对在政治风雨中荣辱与共、在万里征途上艰苦相依的患难夫妻，在毛泽东“有发言权了”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婚变。熟悉他们的战友都知道，他们夫妻矛盾起源于性格方面的原因。
毛泽东虽性格有时很温和，但火气大的毛病在他身上也是明显的。而贺子珍，这位18岁就骑马挎枪走天下、历经万里长征的传奇女杰，虽外表温柔，但性子急躁，“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当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曾和她大吵一顿，事后还诙谐地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
到了陕北后，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已经开始走向权力顶峰的毛泽东，他的舞台更加宽广，责任更加重大。他除了要主持党政军重大决策外，还需要和社会各界建立广泛联系，尤其需要加强和冲破重重封锁来到延安的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交流和沟通。由于他的博学和外向，他也特别喜欢同他们交往，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知识、启示和快乐。因此，毛泽东日渐忙碌，和贺子珍的交流却自觉不自觉地减少了许多。
而这时的贺子珍，经历长征战火的伤害和频繁生育的折磨，身体满是伤痛。想多做些工作，却深感力不从心。随着越来越多的男女知识青年和爱国学生涌至延安，要强的她知道自己肚子里有限的几滴墨水已经显得落伍了。而毛泽东和自己的交流越来越少，这更让她陷入一种莫名的危机感之中。
在这种情势下，夫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了起来，感情渐渐出现了裂痕。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漂亮女翻译的到来，更成为他们夫妻感情破裂的导火索。毛泽东曾和陶铸夫人曾志说起这件事。毛泽东说：“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而且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1937年8月，同毛泽东怄气的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开延安，前往西安，准备再从那转赴上海，“去治病”，“去学习”，“去休息”。她没理会毛泽东的劝阻和召唤，当她在西安见到毛泽东派来送信并接她回延安的勤务兵时，她只是请他给毛泽东捎回了一块手帕，上面写了四个字：“从此诀别。”
当贺子珍准备从西安去上海时，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成了抗日的战场。尔后，性情倔强的贺子珍，拒绝了毛泽东几乎是一路不停的挽留，义无返顾地转道兰州、迪化，最终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到莫斯科后，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儿子，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廖瓦，然后隐名埋姓开始了学习生活。
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1938年，十个月大的廖瓦染上肺炎夭折。
正当她沉浸在痛失爱子的哀痛中，国内又传来毛泽东同江青结婚的消息。
消息并未得到证实，回心转意的贺子珍仍然想着学成归国，夫妻团聚。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为一年前的冲动和任性付出沉痛代价，她还是深情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近况，并附上自己在兰州拍的一张照片，托回国的战友捎了过去。但她没有得到回音。
1939年8月，贺子珍收到毛泽东托前来苏联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来的一封信：“自珍同志，你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直到这时候，贺子珍才明白，自己一时的轻率行为，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她已经永远失去了日夜思念的丈夫——毛泽东。这一年，贺子珍30岁。
1941年，为了安慰贺子珍，毛泽东托朱德之女朱敏将4岁的娇娇（即李敏）送往苏联探望母亲。
但身处异国的日子，对贺子珍来说，是孤独而无望的。她的外孙女孔东梅在其著的《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一书中把贺子珍这段异国生活用两个字概括——煎熬。由于苏德战争爆发，物资骤然匮乏，娇娇险些丧命。而贺子珍因娇娇的身体原因与她们所在的伊万诺沃市国际儿童院发生冲突后，竟然被莫明其妙地强行送入了精神病院，长达六年之久。
1947年，倍受异国煎熬的贺子珍，在老战友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的帮助下，并经毛泽东同意，带着岸青、娇娇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国。
久别重逢
回国后的贺子珍，先是住在哈尔滨，后因身体原因借住在哥哥贺敏学上海家中。陈毅从上海市长岗位赴京上任后，安排她住进了自己在上海的住所——湖南路262号。后来，贺子珍在此住了近30年之久。
1948年，在妹妹贺怡的建议下，贺子珍和娇娇分别用中文和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贺子珍在信中说，我已经回到中国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要苦。最后她感谢毛泽东对自己母亲和妹妹的照顾。
毛泽东没有回信，只是给娇娇拍了一封电报。一个月后，毛泽东派人把娇娇接到了北平西山，让她在自己身边生活、读书。
1950年，毛泽东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显然，贺子珍要回到毛泽东身边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由于对毛泽东的思念有增无减，女儿又不在身边，贺子珍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在上海贺敏学家中休养。她偶然打开了收音机，听到了毛泽东洪亮的声音正在宣读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贺子珍顿时呆住了。毛泽东的声音对她的刺激太大了，她终于崩溃了。广播播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嫂子李立英才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已经神志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也烧坏了。
得知贺子珍病倒的消息，毛泽东在女儿李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泪水。他托李敏给贺子珍带去了一封信，要她遵医嘱治疗，按时服药，不要抽那么多烟。毛泽东的关心胜过任何良药，痴情的贺子珍听了毛泽东的话，身体很快就得以好转。
此后，李敏就成为了家庭的“特命全权大使”，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充当起父母情感交流的“星空雀桥”。对女儿的每一次探母之行，毛泽东都要亲自为她打点行装，备好各种北京的土特产。同样，每次回京，贺子珍也总是让女儿大包小包地捎上毛泽东当年爱吃的时鲜蔬菜。春去秋来，秋去冬至。历史的车轮终于转到了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