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怎么杀秃鹫:黄舒骏：像写论文一样写歌 节录

我写歌真的蛮倾向像写论文这种态度，我是寻找主题，作为创作最优先的一个起点。很多人都会问，你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我都会说我是先有题目的，我确定我要写这些事情，我有这个题目，才开始去创作、寻找适当的文字和音乐形式。比如说我写《男女之间》，我的企图就是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需要写《男女之间》的这个事情。起因是，我看很多女性杂志，都喜欢告诉女生说男生其实怎样怎样，我看多了后就觉得好厌烦，而且绝大部分是女生的观点，你会发现在谈论男女之间的市场上，女性占大宗，女性用女性的观点去讲男女之间，很少有男性去把男女之间的事情讲清楚。那我就有这样的角度和气度说，我要写，而且我决定写完之后不用有人再写了。我在歌词里面所寻找的那种男女之间的差异跟对比，整篇没有一句是废话，都是经过自我锤炼写出来的。在音乐形式上，我用圆舞曲的形式，开头男女之间互相追求互相了解还没有熟悉还没有真正合得来时，就像这首歌刚开始很多音符是会弹错的一样，等到那个女生过来跟那个男生说我帮你弹，一人弹左手一人弹右手，从开始有点踉踉跄跄，一直进入到后来琴瑟和鸣，变成一场华丽的圆舞曲。一直唱到最后。又突然在最后一个音弹错，其实也是某一种恋爱症候群的形式，到最后又开始分叉了。我一直希望做到的就是企图音乐跟歌词都是有意义的，它不只是让这个词加一点旋律让它不要那么无聊。虽然很多人对我的定位会专注在我的歌词上，但我并没有忽略音乐或者说旋律的创造，就像《改变1995》，每一个片断配器都跟歌词息息相关。我企图在一首歌里面做到几乎像电影的影像一样，影声文字都是有着关联的意义，这就是我为什么每写一首歌都花这么长的时间的原因。  

记者：台湾流行歌曲有两个主题写得很好，一个是乡愁，一个是青春。一旦你们拿这两个话题表达的时候，那种内在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
黄舒骏：你刚才讲到乡愁我就稍微想了一下台湾人的乡愁是什么，他身上还有两种乡愁意义，第一个是以台湾这个岛本身来讲，台湾就是这么一个小岛，所以从高雄到台北就是一件大事，虽然他只是四个小时的车程。但是当时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台北奋斗，光是这一点就是非常大的乡愁，这就是罗大佑在《鹿港小镇》里面描述的，鹿港其实是在中部的某个地区，还不到高雄。以大陆来看它就是短的不得了的一个距离有什么好乡愁的，但是它就能创造这么大的共鸣。所以一个人时空的感受是根据他成长的地方，因为这地方本身就很小，所以他在里面实际上是自我完成了一种乡愁感。第二个乡愁感就是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带了一批人到台湾来，这些人在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地方竟然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大半辈子。这两件事情对台湾人来讲都是记忆非常深刻的，不管你只是一个生长环境，还是一个大时代的变局，大家对这样的乡愁感触是一个共鸣，或者说很容易引起共鸣的话题。

青春这部分在我的歌曲里其实也常常都触及，从不管用什么形式，我的形式当然我有点特别，就是不要变老，不要变老就是希望自己永远年轻的一种不同的说法，这是我的习惯，我不会说我希望青春永驻，我希望写一首歌叫《不要变老》，用什么样的角度，我希望用希望我的爱人不要变老，用这样的角度事实上一样是在讲青春的话题。我觉得这两件事的确是在创作主题上很容易得到共鸣的，我们再透过文字去表现一个文化上的共鸣的事情，在台湾是非常自然的。  记者：现在网络的普及，网络对音乐的传播导致创作者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状态下，创作者该怎么办？
黄舒骏：我们曾经在过去累积了那么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你会发现现在一年之中能出现大家琅琅上口、耳熟能详的歌的质和量都不断在下降，过去在以台湾为出发点的华语流行音乐圈，每年产生出几十首这种歌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每一个有效的艺人或者走红艺人，他的主打歌好像很自然、很宿命必须成为华语世界KTV里面都会点出来唱的流行歌曲。但这个数字不断的下降，它会不会在有一天真的就再也没有一首歌是大家都能够共同喜欢、共同唱的歌曲了？于是大家就没有共同的记忆了？在音乐界，创作者一直在面临这个非常茫然的未来，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们自己，如果有个跟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他也在自己的小房间小桌子上写一首歌的时候，他能够知道他写这首歌到底要干嘛吗？他跟我的时空不太一样。所以他能够产生蝴蝶效应的机会可能比我要小很多，这是我怀疑的。但是我最终怀疑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提醒现在正在创作的人，真的要比以前更加努力，除了个人创作的努力，可能还有一种集体意识的努力。就是你要集体去创造一种创作者与接受者所能形成的一个共鸣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事情超出我原先的预期和想象。 记者：我们在谈论罗大佑、崔健这样两岸比较有标志性的人物的时候，都会说这是一个在集体主义年代里出现的个性主义，在今天一个完全都是个性主义的年代里，反而出不来个性主义。
黄舒骏：我也参与过电视选秀或唱片公司找新人的活动，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很有自信。那你问他自信的理由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回答，可是他还是坚信自己很有自信，坚信自己很有个性，非常有个人的风格。那你再问他你的风格是什么？他又答不出来。也就是说——个人、个性、自信变成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可却是一个没有内涵的形容词。在我们那个时代会有一个共识作为基础，基于这个共识，我达到了哪一个局面，于是我证明我是一个很有个人风格或很有个性的人。而现在的环境就是分众过度，所以当他自认为不管什么理由他很有自信很有个性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传递出这个东西让另一个人知道。所以到最后只能变成个人而不是个性。他只懂自己，他并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懂我所了解的。在流行音乐有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共鸣”，换成商业的语言叫做销售量，以前是有很清楚的彼此互相关联，你得到共鸣就是得到销售量，现在你会发现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得到销售量，你连你有没有得到共鸣都很难确定，点击率到底代表什么？它是一个免费的世界，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它里面的质量你就会产生一些怀疑了。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产生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数字去支持你，来证明我的确得到这样的共鸣。所以现在自我了解以及对周遭了解虽然信息是如此的公开。可是在某一个层面上，它却比以前更加的模糊，更不能确定。 记者：在这种环境下，你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黄舒骏：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一方面会非常感伤或者感慨曾经经历过的一个环境，到现在实质上是在消失。不管大家用什么形式努力挣扎，我是愿意提早宣布或者说宣判我们经历过的美好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很积极朝下一个时代走。我参与在网络上的活动或者互相沟通的过程，是相当投入。而我一直也在研究了解，如果我希望我的创作得到可信的共鸣，应该是透过什么样的途径。这件事我并没有因为我是属于上一代，经历过上一代那种环境的人，而不愿意或者胆怯去接触新时代。如果过去20年是一个阶段的话，我经历过那一个20年，可以打一个包了。从今年开始，这是我新时代的第一年，通过这个演唱会所触发的一个新的创作，都有可能变成新环境的起点。我愿意用一个比较积极进取的态度去让自己的作品在难以避免的互联网环境里很勇敢地去接受大家的检验，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我接下来第一步会以互联网这样一个关系去进行我下一步的创作。  

记者：那怎么去创作，然后体现你的价值？
黄舒骏：我对这个事情看法是一个价值链重新解构后的组合。我猜测一下它的可能性，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当年我做音乐的环境，我使用的录音室，在台湾平均成本1000-1500万人民币，我那时要付出的代价大概是一个小时1000-1500元人民币才能够录音。我那时候是面对这样的成本，以及那时候的市场。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到任何一个人，只要合法购买软件，他可以用一万块这样成本，完成他所有录音所需。成本差距已经很大了。实际上我经历过的时代就是这样的差距，互联网时代，即使在直接收入跟当年不可比，那我要反过来问，除了这个环境之外，我们目前有没有第二个可以很确定自己得到多少的共鸣的可信的途径？原先有的已经摧毁了，实体唱片行已经几乎消失殆尽。销售数字已经不是一件可以拿来做参考的事情，透过互联网互相了解得到共鸣的某些参考数据，你也可以大概了解你自己创作是在什么位置，而最后应该是回到现场演出去得到最后落实。即使是互联网这么发达的一个时代，他也愿意花钱，去听你做一个表演，这是可信的。

记者：美国互联网很发达，流行音乐也很发达，年轻人也很活跃，他们在面对互联网冲击的时候，音乐产业也在衰退。
黄舒骏：我研究过，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刚好讲到这件事情，这个产业受创的程度为什么有比例上的不同？因为过去在西方，一个音乐人或者一个作品，它事实上的收入是三部分：唱片销售量、现场演唱会票房、公开播放的版税，行之有名。即使他们唱片销售彻底被摧毁，成为零，受创也是三分之一。而华人音乐圈过去基本上只有一个支柱，那就是唱片销售，我们并没有演唱会的票房收入，也没有公开播放的版税，这两个体系都还没有建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过互联网袭击之后，会产生几乎大灭绝的结果，因为我们只有一根支柱，将这根支柱消灭之后，一个新的迹象是演唱会这个领域的票房在渐渐崛起，大家付费去听演唱会的风气基本上是还有发展的可能，所以就有一丝希望。第二根支柱，就是公开播放的版税，这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我认为演唱会是华人音乐可以寄望的一条路，可以去期盼它能够在你有生之年或者有限的青春能够做音乐时代得到回馈的地方。  

记者：不管是西方还是华语地区，在一个唱片工业的时代，有宣传、有企划、有推广，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它造成的影响可以带来票房，一个刚刚出道的歌手，可能创作成本很低，但是，推广还有成本，没有影响力，开演唱会无法像你们这一代保证票房。
黄舒骏：我想给他们一点点希望，是我也有一些观察，过去我们可能会说，当我唱片销售是百万张的时候，我会有资格开一个3万人的演唱会。但是我发现现在分众时代，在互联网上有这种可能，如果你有3万个非常紧密的非常注意听你音乐的人，你就有机会办一场一万人的演唱会，互联网让相互关系变得非常紧密，超乎我们想象。这个数字上的差异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新一代不用为你们再也不可能出现百万专辑而感到太忧伤，互联网时代是可以做到非常个人的行销沟通的。所以当我建立了像你这样的一个共鸣者，应该说命中率是相当高的。以前我们会让一个人来听我演唱会的命中率可能是1%，现在很可能命中率会高达五成，甚至七成。我们可以从陈绮贞的个案得到一个启发，她的唱片销售不值得一提，从来没有产生过巨量，但是以她的唱片销售量，竟然可以支撑她开演唱会。这是给新一代人的新启发，你也许绝对销量不需要到达那么高，但是如果你愿意非常诚恳地非常持续的去经营跟听众之间的直接沟通，那就会产生一个有效的经济规模，那就会让音乐人得到生存的一条路。

记者：你的演唱会有别于其他人，这次上海演唱会打算怎么玩？
黄舒骏：我希望我的演唱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演唱会虽然就是这三个字，可是它的表现方式千变万化，我们看过像迈克尔·杰克逊8万人演唱会，全场他从头跳到尾；我们也看过斯汀在台湾的3000人演唱会，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花俏的环节，就是一首接一首地唱，把演唱会做到极致。我这次对自己演唱会的界定在于，第一我非常诚恳地把我的歌曲唱好；第二我希望能在这次演唱会中特别凸显我的歌词部分。有件事对我有启发，1991年第一次去美国做我的《何德何能》的专辑，在飞机上的报纸看到一个消息，美国歌手卢·里德刚办完一场在旧金山他的歌词朗诵会，竟然来了6000人，只是听他歌词的朗诵。我那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歌词力量可以强大到这个地步，所以我在这次演唱会要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