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酮低吃什么药补得快:周恩来面见毛泽东完成最后使命

　　这年恰逢共和国诞生二十五周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逢十要大庆，逢五要小庆，这以是不成文的规定了。

　　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自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每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几乎都是由他主持的，这也已经成为惯例。

　　这一年的国庆招待会，定于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可是，这次招待会究竟由谁来主持？是住院的周恩来，还是由其他什么人来代理呢？一时成了国内外人士关注的中心。

　　然而，这次国庆招待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隆重的一次。将要出席这次招待会的，不仅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各条战线的代表，有各方面人士，有世界各地的来宾，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将有相当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露面。

　　身患重病，刚做完第二次手术不久的周恩来，像以往一样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此刻，病痛的折磨，他显得更加削瘦，面容苍白而憔悴。但他走进这熟悉而庄重的场地，便掩盖不住内心的激动，刚在沙发上坐下，便急切地告诉身边的国务院管理局高副局长：“请你找傅崇碧同志、肖华同志、刘志坚同志，齐燕铭同志来这里，我要见一见他们。”

　　不大工夫，肖华，刘志坚，傅崇碧先后来到北京厅。不管他们哪一位进来 ，周恩来都强支着身子站起来，主动地迎上去与他们紧紧握手，用炯炯有神的目光从头到脚地打量着，饱含深情而又内疚地说：“你们受苦了，我没有保护好你们！”

　　总理这一席动情的话让几位饱受冤屈的老将军泣不成声，紧握总理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等和总理叙叙旧，甚至连关心总理病情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说，工作人员快步进来通知周恩来：招待会开始了。这时，宴会厅里响起了悦耳的乐声。

　　周恩来站立起身，在邓小平等战友的陪同下，步入宴会厅。

　　“周总理来了”大家翘首以待，终于看见了敬爱周总理的身影，顿时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坐在前排的中外宾客，争先涌向周恩来身旁，激动地和他握手，向他问好……几个月了，一直没见总理在公开场合露面，大家都十分惦记。今天，终于看见了盼望已久的总理，怎能不激动呢？许多人还以为总理身体康复了，欣喜之情油然而生。

　　有些人一下忘记了是在庄严的宴会厅，在举行国宴，他们竟然登上椅子，流着眼泪呼喊着：“周总理！周总理！”连一向讲究礼节的外交使团，也不顾外交场合的秩序，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有的离得远的，也干脆站在椅子上，以一睹周恩来的仪表和风采。

　　在周总理的一再示意下，宴会厅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面对这么多热情激动的朋友、战友、部下，周恩来也受了感染，他微笑着，谦逊地向大家招手，依然像以往那样，从容不迫，落落大方。

　　乐队奏过国歌之后，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祝酒词。

　　他那清晰、洪亮的声音，传向大厅的各个角落，人们用殷切的目光凝望着，每个熟悉这声音的来宾再次感受了周总理那特有的讲话魅力。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将周总理的讲话打断。

　　周恩来不到十分钟的祝酒词，居然被不时爆发的热烈掌声打断了十余次之多。

　　可是在周恩来充满感情和激情讲话时，台后那些跟随周恩来左右的医护、秘书和警卫人员心里像着了火般地着急，因为他们太清楚周恩来的病情了，过分的激动和劳累，对他的身体都是十分危险的。

　　对周恩来出席主持这次招待会，医护人员本来就不赞成。可是，他们的意见向周恩来一吐露，周恩来断然地拒绝了。他坚决地说：“我要出席这次招待会。”

　　其实周恩来心里明白，这与其说是招待会，倒不如说是一次向国际朋友、战友、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告别会。

　　医疗组只好采取应急措施，几经商量，拟出了几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周恩来出席招待会，只是露露面，同大家言欢一下，但不讲话；第二种方案，必须讲话时，他只讲前面几句话，后面的话由别人代念讲话稿子；第三种方案，不论是讲几句或由别人代讲，都要提前退席。

　　方案定了，他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我感谢你们的好心关怀。”周恩来点点头表示同意。

　　可是，周恩来一到宴会厅就“变卦”了，并没有“服从”医疗组的事先方案，他不仅出席了招待会，而且讲了话，并且是从头讲起，一直到讲完最后一句话。

　　他激动的嗓音有点发颤：“我们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支持。……”最后他举杯提议：“请大家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

　　周恩来的祝辞将招待会热烈气氛推向了高潮。   

        周恩来抱病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最后使命；王洪文心怀鬼胎，不敢同乘一架飞机

　　进入1974年12月，天气骤然变冷，凛冽刺骨的寒风夹裹着沙土在北京的上空飞舞、呼啸。周恩来从初夏住进305医院直到隆冬，已度过有近半年的时光，连着动了两次大手术。癌症虽然得到暂时的控制，但是手术后的身体十分虚弱。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精神上却一刻也不能轻松。四届人大召开在即，江青一伙把这次会议作为他们独揽大权和安插党羽的天赐良机。在政治舞台上奋斗了一生的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明了，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决斗场上一有疏忽，往往就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江青一伙篡夺，那么中国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周恩来紧蹙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长期以来，周恩来对毛泽东保持了真诚的尊重，但却从不阿谀他。他靠非凡的才能和无私使毛泽东信任。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毛泽东病体难支，深居简出，加之身边人的错综复杂，江青等人打小报告、进谗言，使他时信时疑，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人”和以江青为首的“新人”交替“打板子”又交替“抚慰”。然而，在决定国家权力的四届人大前夕，应该让毛泽东的板子打在江青身上，只有如此，才能使无数生命换来的共和国大权不落入野心家手中。

　　和毛泽东共事了半个世纪的周恩来，十分清楚伟大领袖的个性，他是个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但并不是一个能与任何人都能长期友好共处的合作者。在他面前讲话要讲透、讲准、讲得适合时宜，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任何人不能强加给他什么，只能顺着他的思想去发挥，去变通。但是，现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刻不容缓。毛泽东又住长沙，必须面陈直谏。叶剑英等老帅们亲自安排护送周恩来飞往长沙的事宜。最后定在12月23日，周恩来在医生的护送下乘专机直飞长沙，和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商讨第四届人大组阁的人选问题。

　　上午，周恩来一行人到了西郊机场，准备乘专机，可是王洪文迟迟不到。原来周恩来考虑此行是商讨四届人大的事情，不给江青他们留下“私人会谈”的话把子，再说王洪文也是党的副主席，许多工作是由他临时主持的，和他一同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比较合适。临行前已经和王洪文说好了，让他同乘一架专机去长沙。

　　等了许久，还不见王洪文的影子，随行的负责人就提议总理先走，因为总理到机场前还在尿血，这种身体情况进行空中飞行是十分危险的，医护人员几乎是提着一颗心才同意总理冒这个风险，如果不是此次行动关系重大，他们说什么也不会让总理离开医院病床的，所以大家都不希望节外生枝。

　　周恩来却很有耐心，又一次叫工作人员和王洪文联系，“想办法叫他一同走，能少飞一次专机就少飞一次，为国家节省开支”。

　　王洪文回答说：“让总理先去，我随后就到。”

　　周恩来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便胸有成竹地登上了专机。他对毛泽东亲自选定的这位接班人的用意十分清楚。

　　王洪文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两个月前才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被毛泽东好一顿批评，不仅自讨了个没趣，还给主席留下了“上海帮”的坏印象。这次又去不能不说心有余悸。

　　他不愿意和总理同乘一架飞机去长沙，一是为了争取时间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对策，因为他知道总理一旦出马，他一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无论如何是压不住阵脚的，自知分量不够。二是为了避免和总理同机的难堪场面。

　　王洪文想想也感到沮丧，他们4个人里，能和主席说上话的只有他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个地位也岌岌可危，记得那次，他还没有说上几句，毛泽东就一锤定了音：“总理还是总理嘛！”他顿时从毛泽东冷漠的眼神里，看到他的暗淡前景。可是这次……江青在背后推着，张春桥、姚文元在旁边捧着，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又一次到长沙见毛泽东。

　　总理到了长沙，也住进了毛泽东住的宾馆大院里，只相隔一幢楼。总理在他的房间里稍稍地休息了一下，就去见毛泽东。

　　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表面上好象平平淡淡，和在中南海见面一样随意。但是他心里有数，周恩来将自己安危置之度外，抱病登门，此行意义决非一般。

　　两位老人谈得很多也谈得很投机，他们或许意识到，这次会面将是有生之年最后的见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事安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当周恩来从毛泽东的书房里出来，不由地轻轻舒了口气。

　　夜幕降临，王洪文还没有到长沙。这时在长沙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也着急了，不停地往北京打电话催王洪文起程。一直到半夜，王洪文的专机才姗姗出现在长沙的夜空。

　　一到长沙，王洪文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态度。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不得不违心地在主席面前检讨自己水平低，能力差，年轻幼稚……虽然临行前和江青他们商量了好几种对策，但是王洪文说什么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在主席面前为江青说好话。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傍晚，周恩来到自己的住所，特意叫厨师准备一桌生日宴席，将医护人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吃饭，为毛泽东祝寿。

　　28日，周恩来完成了重大使命，飞回北京。

　　7天之后，即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又相隔5天，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接着在四届人大上，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中国的政局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景象。

　　躺在病床的周恩来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为中国革命完成了一项非凡的使命。（本文摘自《跨出中南海》，顾保孜著，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