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全球化是与本土化对立的吗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已经有十多年了，相当多的人已经能够接受在研究现代中国人的心理时，应该把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情境放在思考架构之中。尽管接受的理由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但是一直以来的难题是：要如何将这个框架放在对研究课题的思考之中呢？经过几年来的深思，我得到的一个小小的结论是：研究现代化这个课题应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因为研究现代化这个问题时，我们主要是探讨“传统”如何在受到另一些“新元素”的刺激影响之下做了某种程度的改变而成为“现代”。这样一来，我们不但必须注意到我们原有“历史／文化／社会”的“传统”是什么，同时还必须认清哪些是影响我们的“新元素”，更要探看它们对传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例如，接纳、包容、排斥、回归、反思、反叛、整合等），最后还要看这些影响产生什么样的“现代”及现状。那么，现代化的研究正是在一个“现代”的时间点，把“历史／文化／社会”包括进去地来研究当时的各种社会行为及社会现象。其思路就与本土思路非常接近了。所以，在我过去几年的写作中，一向主张现代化研究应是进行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重要课题（杨中芳，1993）。本土化不是去翻老帐，找古董，再把它们包装成值钱的货品来卖，而是把可能影响我们应对现代生活的新的、旧的概念，从文化传承这个角度，去看它们在现时生活的运作及意义。而这个思考路线不正应与现代化研究相同吗？

        也正是从这个观点来看，我认为个人的社会化与现代化事实上应是一体之两面，只不过是从两个角度来看同一个过程罢了；前者着重传统传递的过程，后者着重新元素的入进过程。两者是同时进行的，而且是一起进行的。而我们在做现代化或社会化的研究时，都应把另一个放在思考架构之中，由两者的互动去看现代人如何形成其信念及价值体系，如何操作其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个人在社会化或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应再被看成是被动的接受传统或新元素的机器，而应将现代人看作一个有选择能力及变通能力的自主个体，通过前面所说的接纳、包容、排斥、回归、反思、反叛、重组、整合等，在应对日常生活之际，不但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现代的价值信念体系及生活方式，也做到既把传统秉承了下来，也做出了创新的转化。

        从刚才这番陈述可以看出，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对现代化的兴趣应是超过一般关心现事，或希望国家富强之上的。依我之见，对现代化的关注应是每一个采取本土研究定向的社会心理学者在研究任何问题时都一定要涉及并考虑的。也正因此，遍览有关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及模式，成为我探索如何将“历史／文化／社会”放入本土研究时的一条主要进路，希望从中得到一些灵感及启示。然而，当我粗阅了过去近百年来有关中国现代化研究之论述及分析之后，发现它们大都需要“本土化”。原因是它们大都在研究及论述中，未有把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社会”情境放在问题的思考之中。自己的文化传统往往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如不是造成中国落后衰弱的原因，就不须要摒弃及忘记的，也就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基，因此是必须保护及复兴的。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底是什么，哪些是阻碍发展的，哪些也许是促进发展的，都不愿做具体分析。

        许多人误认为用本土的思路去研究社会心理是回去走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本位”现代化路线，亦即不愿去对当前世界主流社会心理新趋势——“全球化”作理解。其实，本土化的提出正是因为在我们试图挣脱传统时，传统老是“尾大不掉”的跟随着我们，才让我们认识到脱离传统地去研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是不切实际的。例如，大陆试图打破大锅饭制度已经十多年了，但是真正“多劳多得”的奖金制度仍然建立不起来。这可能说明是传统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及“以人际和睦为首要价值”的思想仍在运作。唯有当我们对这些“传统”思想在现代生活中的运作有了充分认识，我们才能想出真正改变这些传统的可能途径。从这个角度来看，本土化非但不是在“提倡”传统，反而是试图要寻求加速改变传统的可能途径。

        余英时(1982)曾批评由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化问题往往有“没有时间性”的毛病。他认为，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传统本身也是在不断地改变的。劳思光(1993)也曾指出，现代化既可视为是新元素如何变成传统的过程，也可视为是文化传统如何接受新冲击而改变的过程。任何促使中国现代化的新元素，不管是内部产生的，还是由外界“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并不是与传统呈“非你即我”的对立状态，它们是使传统再生更新的冲击。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是传统之重建。蒙培元(1992)曾指出，“只有立足于当代，从历史意识、主体意识、开放意识和批判意识出发，积极对待传统，理解传统，才能实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也才能使民族精神之花结出现代化的丰硕之果”（第7页）。这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的看法，都支持我们在思考现代化的问题时不能把传统，亦即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情境抛弃。这也正是我在此要提出现代化研究必须本土化的原因。

        对过去现代化研究之检讨

        有关过去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争论及研究，已有许多专著做各种收编及总结（金耀基，1979；陈崧，1989；罗荣渠，1990；甘阳，1989a、1989b），我在此不能尽述。不过，他们大致是围绕着以下四个主题来讨论及争辩的：1.现代化的终极状态（目标），亦即“现代”应该是什么？2.他们应该与中国文化传统存在什么关系，亦即如何现代“化”法？3.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个别差异，亦即谁是“现代人”？4.我们要如何使中国的现代化早日完成，亦即如何改造中国人？下面我就此四个主题逐一加以评述。

（一）“现代”应该是什么？

        现代化中的“化”是指一个变化过程。现代化本是由“非现代”变化成“现代”的过程。现代化论述之第一主题总是围绕着什么是“现代”这个问题在打转，亦即现代化到底是要“化”到什么样子或状态才算是“现代”的了。有好一阵子，争论总是在于现代化是否应等同于“西化”。最近，则把“西化”改为“全球化”了。也就是说，现代化是要把中国“化”到与西方现代的情况一样，或“化”到与目前部分学者对未来所憧憬的“世界村”一样。

        稍有自尊的非西方国家对要“化”到与“西方”一样这一论点自然采取否定的看法。大家共同认为西化除了是指把经济提升到西方已发展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之外，还指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生活方式及价值信念体系。这当然是许多独立国家所不愿也不能接受的终极状态。中国提出在四大领域进行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商业），但坚持要推行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相信原因也在此。

        不管这终极目标是设在什么地方，最终是否能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只是说说就可以了。过去的讨论好像总是认为说说之后人们就可以做到。这是中国人讨论现代化问题最大的一个毛病（林毓生，1988；余英时，1982）。要不要“西化”也不是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我认为，实事求是地看，西方文化的入进是世界潮流，在各个非西方国家皆如此。即使现今在中国大陆许多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物质及精神文明的影响，而且有愈来愈甚的趋势。那么不谈西化，又如何可以反映现时的状况呢？

        然而，这里指的“西化”或“全球化”是指受冲击而变化的来源之一是西方的，并不是指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状态一定会和西方文化一样，或与全世界其他文化一样。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否认现时西方物质及精神文明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影响，因为这些西方国家确是目前最富强及最具权力支配别国的国家。其影响力正在渗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然而，这个当前趋势并不一定会使全球的各文化都“全球化”成为全球都一样的文化整体。因为各文化虽然都在同一时间受到相当普遍性、全球性潮流的冲击，各文化自己仍然有其自身产生改变的其他因由。更何况每一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其如何去接受或整合这些新潮流的独特方法，而使每一个文化都即使受到相同的冲击，也会有其“具有特色”的“现代”状态(Friedrich,1977)。

        这个论点有待在下一个小节，当我对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在过去的被误用及误解做一些澄清之后，才会更加清晰。在这里我只想先指出，过去人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常把在现代化过程中刺激文化传统做较大改变的新元素看成是其变化后之“现代”终极状态。其实，我们都知道黄色加了蓝色后是变为绿色，而非蓝色。在这里，我们可以称黄色为传统，蓝色是新元素，但混合变化之终极状态却是绿色。同样的，我们不必否认受世界之主流趋势的冲击及影响，但也不必认定因此我们现代化后的“现代”就是“西方文明”或“全球一致”。

（二）如何现代“化”法？

        现代化要如何“化”呢？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是在新、旧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才最好等问题上反复讨论（陈崧，1989）。有关后者则在“中体西用”（沈寿康，1896）、“全盘西化”（陈序经，1929）、“中国本位”（王新命等，1935）、“西体中用”（李泽厚，1987）、“中外为体，中外为用”（周策纵，1993）等策略上绞尽脑汁（有关大陆在80年代在这方面所做的讨论之总结，见陈来，1989；刘述先，1988、1989b等）。在这里现代化的过程被看成是只能用一种形式来进行改变不可。然而过去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受到外来刺激元素的冲击时，许多这些新元素都曾经过一个依附于原有传统的阶段，然后再逐渐演变成传统的一部分。而在依附的阶段，这些新元素必须改变自身以求更能被接纳。而传统本身也不是老以等速在吸纳新元素，它是在反复的放松及收紧过程中去容纳或排斥新元素，并且在紧要关头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需求。佛教之传入中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方立天，1987；张立文、徐荪铭，1987）。而这两者都是通过生活其中的人主动的去挑选、调适及整合而成的。所以主观地、宏观地去讨论哪一种方式最好，并不能保证人们一定会用那种方式去进行“化”。

        总之，过去有关“化”的问题的探讨，太过宏观、主观及单一化。因此，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社会心理学在现代化研究中所可能提供给哲学家及历史学家作参考的资料正是“人”的各种适应及整合的可能途径，亦即“化”的可能途径。而且这些途径可能是多元的、不等速的，它们是在同一时间在现代化过程中进行的。

（三）谁是“现代人”？

        对社会心理学工作者而言，当然最感兴趣的还是上述现代化研究中的第三个主题，有关谁是“现代人”的研究。在这方面，自从50年代掀起了对人的“现代性”的研究兴趣之后，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遭遇相当大的挑战（Gusfield,1967、1968;Stephenson,1968；杨国枢、余安邦、叶明华，1991）。所以有好一阵子，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寂静下来。之后，社会学家逐渐用“社会变迁”取代了“现代化”这个名词。而社会心理学家则根本完全放弃了研究这类问题，把兴趣转移到对个人内在基本社会心理历程的研究（例如社会认知）。在这些研究里，一个重要的假设是这些基本历程是不会因时因地而异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现代化的问题。

        为什么这方面的研究不能继续下去呢？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的主题始终是放在要找出什么是使一个人变成“现代”的心理素质(Inkeles,1966、1969)。这里一个基本假设是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要靠其中生活的个人之现代化。而个人能否现代化，主要取决于其心理素质。这类研究的做法是先找到“现代性”最高的人，然后找出这些“最现代”的人具有什么心理素质。以为如果把这些心理素质组合到其他比较落后的人身上就可以使整个社会迅速地向现代化迈进了。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最现代”的呢”？那就要取决于研究者对“现代”的定义了。前面提过“现代”可以是按一个抽象的理想而定的，也可以是按现实社会中正在冲击其改变的新元素来定义。不管是用上述哪一种定义来界定“现代”，常见的研究方法是依即定的现代定义制成“现代性”量表（Smith & Inkeles,1966；杨国枢、瞿海源，1974）。凡在此量表上得分高者，亦即是具有符合“现代”的思想及价值信念者，就是“现代性”高的人，也是“现代人”之所专指。

        结果，不分中外，不管用什么量表，所谓“现代人”都是一种人（瞿海源、文崇一，1975；黄光国、杨国枢，1972）：年纪比较轻，教育程度比较高，思想比较开放，信息来源比较多，媒体接触比较频繁的人！这样的结果应该不会让人特别惊讶吧！因为如果现代化是指传统受外来新刺激元素冲击之后的改变过程，那么，那些容易接收新信息的人自然最有可能成为“最现代”的人。

        然而，用这方法所找到的“现代人”，实在是太笼统了。他们是泛指那些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针对任何问题都走在“新”的尖端的“先进分子”。对他们进一步的了解可能会发现，他们也并不完全一样。他们接受“新”的原因及方法可能也不同。有些人求新可能是为了“标新立异”，让人侧目，觉得很“出风头”（例如现在北京一些穿着出奇时髦的女士）。有的则可能为“反传统”而求变（例如多数的大学生）。另一些人则可能为针砭时弊而求新（例如一些社会思想家）。我们虽然还未做过研究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可想而知，这些为不同目的而求“新”的人，在接纳“新”时所采取的途径可能不同。例如，“标新立异”及“反传统”两族可能会以“全盘西化”的方式，而“针砭时弊”族则有可能采取“取长补短”的方式。

        以上所想指出的是，我们目前对“现代人”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始终停留在表皮，只研究了那一批现代性最高的“现代人”是谁。其实，我认为更值得研究的是这种现代人到底还可细分为多少不同种类，以及他们各以什么方式接纳新元素、如何整合新元素及旧有的传统。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现代人并不一定是指那些抛弃传统的人，而有“传统性”量表的出现（杨国枢、余安邦、叶明华，1991）。虽然，许多用“传统性”量表的研究都显示“传统人”是那些年纪大、教育程度低、思想比较保守、职业位置比较低、信息流通低者，不过至少这一量表的出现让我们可以将生活在“现代”的人分为四种（现代但不传统、亦现代亦传统、不现代但也不传统、不现代但很传统），而不只是两种（现代与非现代）。想必他们各自融合传统与新元素的方式均不相同。

        这些有关“现代人”的研究也间接地促成了现代化研究的另一个普遍缺陷，那就是忽略了一个社会之现代化，除了靠这些“先进分子”之外，还须靠绝大多数的人跟进才行。而这些大多数人中，有的很容易被说服去跟进，我们可以称他们是“紧跟分子”，有些则可能属“落后分子”，要用强拖死拉才会跟进。还有一些可能是“顽固分子”，就是不肯跟进。而在某一时间的切面，这四大类人应该是同时存在的，而他们都应该是“现代”人的一部分。这些不同类型人的现代化过程可能不只是时间上的差别，他们可能在整合传统及新元素之方式上也有其独特之处，而这些独特之处可能可以更进一步追溯到其他心理素质的不同。那么，现在学者从他们所专注研究的那一类“现代人”（亦即“先进分子”）身上所找到的心理零件，是不是在装在普通大众身上时也能使另类的“现代”人现代化，就成为一个问题了。

        我这里试图说明的是，“现代人”的研究不应只研究现代性高的那一小撮人，特别是集中去研究像大学生这样一个正值“反传统”年龄，为“反传统”而可以接受任何新东西的族群。我们还应该研究的是那些芸芸大众，因为他们才代表某一时间切面的“现代”之现状或平均数及整个社会文化传统改变的大方向。因此，我认为过去社会心理学有关“现代人”的研究只集中在探究“最现代”的人是谁，而没有注意到许多其他种类的“现代”人也都在或快或慢地进行改变，是在概念上的一项缺失。

（四）如何改造中国人？

        过去现代化研究的第四个主题是有关如何改造中国人使我们可以迅速地达到现代化的目标。一些学者在沉痛地指出中国人赢弱的“病根”之后，常常开下了一剂剂的“药方”（温元凯，1986；温元凯、余明阳，1986）。在这些“药方”不被采纳或医治无效时，又常常痛斥病人不听话。然而，任何一个好医生都知道，药方必须依病人特殊的体质及当时的现状来开。现代化的医生往往罔顾这一基本原则，忽略了中国人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成的，现代化的药方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去调话，才可“病愈”。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过去有关现代化的研究及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把“应然”与“实然”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