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装fliqlo:普课标历史选修5教师用书1单元

第一单元 历史和历史的“重现”

　　单元引言分析

　　本单元着重引用了中国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的一段名言，用来说明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已经成为过去，而且不可能重复出现。后人之所以能够认识历史，是由于有历代史学家的记载、撰述和研究，而这些记载、撰述和研究世代相传，后人通过阅读它们与再研究，从而对历史有所了解和认识，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学习做人的原则，增强参与社会历史活动的自觉性。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重点

　　“历史”的含义，比较“历史”的两种含义的区别，了解历史过程的客观性与重现历史的主观性。

　　难点

　　人们不能超越历史。

　　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教材内容主要分三个方面介绍了什么是历史：“历史”的含义、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人们不能超越历史。由于本课内容理论性较强，建议在实际教学中，一方面通过比较分析、小组讨论等方法，尽可能加强对“历史”概念的认识，另一方面尽可能化抽象为具体，使用例证法，展示具体感性的历史材料，化解接受和理解抽象概念的障碍，为在高中阶段以后的学习中增加抽象思维能力打下基础。

　　课文在引言中引用了《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历史”的四种解释，教学可先对此进行正确的阅读和理解，并且思考引言里提出的问题，以此为切入口，进入本课的学习。词典中这四种对于“历史”的解释，互有联系，又有较大的区别，既包括了历史研究的对象（第1、2两种解释），也包括了历史研究的手段、方法（第3、4两种解释），亦即第二目将要学到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书写的历史。

　　第一目“历史”的含义

　　教材从理论和实例两个层次阐释了“历史”这个概念的一般含义。作为这个概念的内涵，课文首先区别了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含义，并说明通常所说的“历史”即指后者；然后以中国的历史既是国家的历史，也是民族的历史，以及其他几个古文明的历史为例，展示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的部分外延。

　　第一目所提到的“历史”概念都是指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换句话说，我们研究史学，就应该先研究什么是历史。课文正文的第一自然段提出了历史的最基本的概念，即历史是指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又是运动的。物质的运动包括正在进行的现实形态，也包括已经完成的过去形态，凡是客观世界中已经完成的物质运动过程，就是历史的题中之义。这正是历史的一般性定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一切学问的学问”。这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定义“历史”这个概念，课文中指出，在这个无限放大的历史定义下，自然界的、人类社会的、地区的、国家的、民族的、部门的、一个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甚至一个具体的个人的经历，都属于“历史”。实际上，在这个定义之下，历史可谓包罗万象，有史以来所有的学科都可以放到这个定义下成为历史学的某个分支，所以白寿彝在他的《史学概论》一书中解释“历史”的概念时，从宇宙说起，宇宙有历史，“宇宙的历史也就是无限和有限的辩证统一”，由此说到地球也有历史，地球上的人类也有历史。

　　从广义上来说，历史既包括自然史，也包括人类史，而且自然史和人类史关系相当密切。人类史以生产活动为基本特征，对自然界的改造的过程，即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作为在时间中发展的过程，自然史和人类史都有其一度性，即一去不返的性质。但是，自然史和人类史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别。首先，自然界如天体、地质、物种、气候等的变化，比起人类历史来，速度很慢，在短时期内甚至难以为人们所发现；第二，人类社会的“运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而在自然界中，运动是由一些不自觉的力量在相互作用中实现的。自然史上的现象可以在实验室里相当准确地重现出来，人类史则不能。人类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远远超过自然史。通常所说的，也是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历史”，应该是指狭义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共同探讨概括，因为涉及较多抽象概念，应避免分析过于复杂，避免把思辨的结果代替思辨的过程灌输给学生。对于自然史与人类史两个概念的区别，建议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通过比较，概括、总结出主要的几点区别。可以举具体例子帮助理解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抽象概念，使得抽象问题生动形象化。

　　第一目的第二段，主要强调了“历史”的内涵中人类史的地位。一方面，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涉及到自然界，历史也主要是指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即与自然界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人类社会已往的运动发展的过程。所谓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教材举出了几个例子，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都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的范畴，亦即“人的历史”，因为这些事物的形成与发展，都直接与人的活动紧密相关。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有了人才有人类的社会，也才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人与人之间构成庞大、复杂的社会关系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军事、文化诸方面。每个具体的个人在这个系统内，从事各自的历史创造。所有个人的创造的总和，或者说，这个社会系统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历史”，人是历史的灵魂。李大钊《史学要论》解释人类史的内涵时说：“吾人自束发受书，一听见‘历史’这个名词，便联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记》，《紫阳纲目》，《资治通鉴》乃至Herodotus，Grote等人作的希腊史等等。以为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历史，希腊人的历史。我们如欲研究中国史，希腊史，便要在这些东西上去研究；这些东西以外，更没有中国史希腊史了。但是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这段材料较好地说明了人类史即“通常所说的历史”，与自然史乃至与广义历史的区别点。

　　第一目的第三段以中国历史为例来说明人类史的含义。中国历史首先是国家的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奴隶主与奴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产品的分配不同，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奴隶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镇压奴隶阶级的反抗，就建立起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把阶级冲突限制在有利于奴隶主阶级的社会秩序的范围内，使之对奴隶的剥削和统治合法化、固定化，形成奴隶制国家。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希腊与罗马最早都出现过奴隶制国家。可见国家的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正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发展运动的过程。中国历史又是民族的历史。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根本无所谓“民族”，人类社会的初始组织或人们共同体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等。距今数千年前，人类祖先的某些部分在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基础上，创制了文字，开始了自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文明史。正是从那时起，阶级、国家开始产生，古老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开始解体，并逐渐被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新的人们共同体所取代。这种新的人们共同体，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民族”。“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语）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公元前221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朝。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祖国的辽阔疆域和多种经济是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祖国灿烂的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经过长期的不断融合，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事实上，汉族也是以华夏族为主体，融合了周边其他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民族的形成过程，同样也是人的共同体不断运动的过程，亦即人的历史。

　　第一目最后一段进一步列举了古代埃及、印度、希腊、罗马四个古文明，文明是人类精神创造和物质创造的总和。建议教师在实际教学中适当补充一些课外资料，增加学生对世界古代文明的了解，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逐步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世界意识。教师还要指出，在世界历史上的几大古代文明中，只有伟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承了5000年而没有中断过，借此增强学生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民族自豪感。

　　第二目“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

　　本目阐述了客观历史、书写历史的概念，旨在使学生了解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和重现历史的主观性。《说文解字》对“历”的解释为“历，过也传也”。“过”是指空间上的移动，“传”则表示时间上的移动。《说文解字》对“史”的解释为：“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即保持中正的态度用手记事。历史的来历可以是多种途径的，如最早的口耳相传、结绳记事到图画、文字，从遗迹遗址到神话、民间故事，同时新闻也有可能成为将来的历史。但是，文字出现以后，历史记载的方式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其他多种记录手段，但还是不可能完全离开文字。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文字仍然是人类历史最有效、最基本的记录手段。在文字的历史中，主要有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历史记载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原始性，它主要是人们对当时或近期发生的事件及相关人物的言论、事迹的记录。历史撰述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它是在历史记载的基础上，经综合、会通，按一定体例、体裁写成的历史著述。

　　在发现历史中要注意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大历史观”，即应该更多地“介入”当时的历史性进程之中，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梳理甚至是“神游八极”式的勾连，尽可能把历史作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空间和时间元素的再生产过程来看待，从而有效地揭示繁复的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故事”。

　　第三目“人们能够超越历史吗？”

　　本目围绕能否超越历史的设问展开，实际上是在分析了历史的含义与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历史之后，进一步讨论历史观问题。历史观，就是对历史的看法。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既不可能割断历史，又有必要应用历史为现实服务，因此对历史总要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形成对历史的一定的观点。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很多，诸如历史的发展趋向、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等等。本目针对超越历史这样一种错误的历史观，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其谬误，由此提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继承前人历史创造活动的积极成果。所谓超越历史，是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上，某些人片面地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可以脱离历史而存在，从而否认历史对今人所造成的影响与限制。这是一种错误史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从根本上与唯物史学背道而驰。建议教师适当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与运动的观点，启发学生思维。

　　白寿彝在《史学概论》一书中引用了宋朝文学家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里的一句话：“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说：“历史恰如滔滔大江，前逝后继，源源不绝，本身就是一个永恒运动的长流。”正像任何其他物质一样，历史也是处在连续不断的运动当中，后一段历史必然是承前一段历史的发展而来，无法割断。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加速或者延缓历史的发展，但是不可能停止历史的发展。作为历史的主体，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的历史；但是，同时人也是历史的人，人创造历史的活动不可能不同时受到历史本身的制约。人的群体构成社会，整个社会不断发展的运动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人是这个运动系统中的一分子，而不是它的主宰。虽然科学技术日益昌明，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但是人们仍然不可能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改造历史。不论哪一代人的现实社会都是前一代社会的发展，都是以往历史的继续，都享有了前人留下的成果，面临前人留下的问题。人们无法对此任意作出选择，而只能接过前人的“历史接力棒”，以前人的终点作为自己继续前进的起点，人是否能够解决问题，也受到前人创造并留下的历史条件的左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不否认人对于历史的主观能动性，但并不等于无限夸大到可以“超越”历史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要是体现在充分尊重历史客观性的前提下，运用人的聪明才智，研究过去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探索各种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原因及结果，力求找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求认清历史发展的潮流，使得自己的活动能够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避免站到历史发展方向的对立面去，被历史所抛弃。在这个问题上，建议教师从历史中举出顺历史潮流而行和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实例进行说明。

　　本目第二个角度是就历史的继承性进行讨论。由于历史的连续性，必然带来继承前人历史遗产的问题。任何时代的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都必然以继承前人历史为前提。教材中毛泽东的引言，从指导民族战争的角度，阐释了继承历史遗产的重要性。关于历史遗产，仔细划分的话，还可以再分为历史遗产与史学遗产两种，实际上对应于前面课文所讨论的客观历史与撰述历史。历史遗产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前人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一切流传下来的成果，都在历史遗产之列。历史遗产，是人类已往全部历史过程所遗留的成果。史学遗产是历史遗产的众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即人类的史学发生、发展以来的成果。举凡过去的历史家在历史观点、历史文献整理、史书编著、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的成果，都属于史学遗产之列。教材上主要侧重前一个意义，亦即前人留下的任何成果，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前人留下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又涉及如何对待这些历史遗留的方法问题。在教材所引用的毛泽东的引言中，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的原则，亦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批判地总结，否定地继承。所以说我们既反对割断历史，又反对无批判地继承历史。这是今天我们对待历史遗产的正确态度，也是尊重历史的具体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建议通过讨论，使学生实现正确的认识，完成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历史”概念的理解比较混乱，本课的目的即在于帮助学生对这个概念理出一个条理比较清晰的系统，所以在正式引入课文之前，首先请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各自对历史的理解，经过师生共同的综合概括，整理出比较集中的几个角度，以之与课本所引用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进行比较验证。向学生进一步点明，本目主要是来学习掌握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历史的含义。在讲解历史的最基本的含义的时候，可以与学生一起尽可能多举例证，以体会这个广义历史的外延的无限宽泛，然后把这些外延集约为两个方面，即自然史与人类史。对自然史与人类史进行比较，以理解两种历史的主要区别及人类史的核心，是本课的重点，也是难点。在针对自然史与人类史各举出实例的前提下，把学生分成四人小组自由讨论，教师最后总结学生讨论的成果，与学生一起理出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主要区别点。教材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与李大钊的经典论述，教师应积极予以利用，指导学生阅读理解，在可能的情况下，补充介绍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关于人类史的外延，首先必须点明这个历史的核心，即人的活动。涉及到的地区、种族、民族、国家四个概念，应稍作解释。对中国国家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以及世界上的文明古国的介绍，都应围绕人的活动这个核心来展开阐释，教师可以适当补充一些课外的文字、图片资料，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物介绍等，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活跃课堂气氛，增强本堂课的感性成分。但是课外资料的使用，不能偏离中心，即使学生树立一个认识：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一个观念：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为中华文明而自豪。

　　2．教学案例

　　案例一“历史是什么”课堂答辩会。

　　如何让学生懂得历史是什么，可采用教师与学生直接面对面讨论的形式──答辩会。目的是使学生理解“历史”这一概念，弄清楚历史的基本含义，理解历史过程的客观性与重现历史的主观性，学会认清历史潮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学会尊重历史。采用这样的教学形式，其重点是创造一个民主自由的氛围，调动学生发表自己见解的积极性。其难点是准确而贴切地回答学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这种答辩会的课堂教学形式，既有记者招待会的味道，又不失辩论形式本质，学生非常感兴趣，课堂气氛活跃，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其教学效果会比教师采取直接讲述“历史是什么”的效果要好。

　　“历史是什么”课堂答辩会的程序设计如下：

　　一、陈述观点。在理解阅读课文和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对于历史是什么，由学生各抒己见，陈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教师也将自己对于历史是什么的看法讲出来。

　　二、自由辩论。对于同学和老师的观点，有不同意见的，可以进行辩论。通过辩论，使同学们懂得历史的基本含义，理解历史过程的客观性与重现历史的主观性，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懂得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会尊重历史和学会顺应历史发展。

　　三、总结陈词。对于什么是历史，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见解。先由学生总结他们的几种观点。然后教师总结自己的观点如下：

　　历史是什么，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的。这个客观物质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便是历史。历史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当然，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理解，历史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从狭义上理解，历史单指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形态，这是与人类社会活动的现实形态相对而言的。

　　历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主要表现有三。首先，人的存在是历史的前提。只有有了人才有了人类社会，才有了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才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其次，历史具有“一度性”。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不同于自然界其他方面的现象，任何人类社会历史现象都是一过即逝，无论使用何种方法也不能使之重现。再次，历史具有综合性。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构成的，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战争、宗教等等。

　　案例二了解身边“历史”的探究活动。

　　历史是什么，通过让学生了解身边“历史”的探究活动，使学生直接感悟历史，理解历史是什么，弄清楚历史与历史资料的区别。认识到“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感受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了解身边“历史”的探究活动设计如下：

　　一、活动目标

　　1．学习收集文字、图片及实物资料的方法，培养收集、整理、比较历史资料的能力。

　　2．学习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分析历史问题。

　　3．认识“历史”就在我们身边，理解“历史”这一概念。

　　二、活动准备

　　1．确定活动主题。如“上学使用书包变化的调查”“上学使用交通工具变化的调查”等。围绕一个主题，根据各自兴趣自由组合为若干小组并确定本组主题。

　　2．教师指导收集资料、调查的方法和如何制定活动计划。

　　3．教师制定活动评价表。评价表分为活动内容和得分；活动内容分为收集资料、分析整理资料、调查报告等；评价分为学生自评、教师点评等。

　　三、活动建议

　　1．从调查了解身边的“历史”入手，分析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以及历史与历史资料的区别。

　　2．通过分析身边的“历史”，理解历史是什么以及历史的特点。

　　3．就以上几个方面，任选一个方面并自定题目，写一篇调查报告或小论文，要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4．以小组为单位，开一次小型讨论会，展示活动成果，交流活动心得，并写出关于讨论会的报道。

　　四、问题解答

　　【探究学习总结】

　　本课测评

　　1．“历史”有哪些含义？

　　最基本的含义，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总和。

　　通常所说的含义，主要是指人类史。

　　2．客观的历史与撰写的历史有什么区别？

　　学习延伸

　　1．探究活动

　　和同学们一起讨论：为什么说人们不能超越历史？

　　两个原因：

　　历史的连续性。人处在连续不断的历史运动中，必然受到历史的限制。

　　历史的继承性。任何时代的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都必须继承前人的历史遗产。

　　2．阅读与思考

　　课文中列举了对“历史”的几种不同的解释，你怎样理解？

　　课本上对于历史的解释，首先是导言中《现代汉语词典》的四种解释，其次是历史最基本的含义与通常所说含义的区别，然后是客观历史与撰述历史的区别。此处理解是一个开放性的设问，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浙江省杭州市第二中学吕虹、朱阿海）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历史是世代的依次交替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历史是整个的人类生活

　　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

　　……

　　依上所述，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个的，不容片片段段的割裂。文化生活的各体态，各方面，都有相互结附的关系；不得一部分一部分的割裂着看，亦不得以一部分的生活为历史内容的全体。普通一说历史，便令人想是说社会上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其实道德，学术，宗教，伦理，等等，所谓文化的理想，亦莫不应包含在历史以内。

　　──李守常著：《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6、77页。

　　历史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

　　什么是历史?语言中的“历史”有多重含义。因为历史既有客观存在的，又有经人们记录反映出来的；既有包括一切方面的，又有个别方面的；既有全过程的，又有个别阶段的。日常语言中的“历史”一词综合地反映了历史的多种形式的存在。但我们是史学工作者，以历史为研究对象，必须给它以明确的说明。

　　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注）。

　　自然史是自然界永远不停止地发展的客观存在。宇宙中一切天体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因而宇宙本身有着无限的历史。但是宇宙间每一个具体的天体都有它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因而它们有着有限的历史。空间和时间无限的宇宙，正是由无数的空间和时间有限的天体所构成，宇宙的历史也就是无限和有限的辩证统一。

　　地球，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地球上的生命是从地球上的非生命物质发展来的，生命是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表现。从非生命的物质发展成为具有新陈代谢机能的原始生命，需要许多亿年的时间。再经过三十多亿年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分化，到距今约三百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能制造工具的人类。

　　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史学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当然跟自然史也有密切的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始终存在着的。人的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生产活动。人们经过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现象、自然的规律性及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与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

　　作为在时间中发展的过程，自然史和人类史都有其一度性，即一去不返的性质。但是，自然史和人类史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别。首先，自然界(如天体、地质、物种、气候等)的变化，比起人类历史来，速度很慢，在短时期里甚至难以为人们所发现。再则，自然是没有意识的存在，自然界中的矛盾运动，相对于有意识的人类社会来说，后者比前者无疑要更加复杂些。自然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使自然史上的现象相当准确地重现出来。例如，化学家每次使两份氢和一份氧发生化学反应，结果都会生成水，并据此写出2H2+O2=2H2O的方程式。而历史学家在人类历史上却看不到这样简单而又确定的重现现象。当然，人们可以说，赤眉起义是陈胜起义的重现，黄巾起义是赤眉起义的重现，只要有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存在，就会有农民战争的重现。这是说，人类历史和自然史同样是有规律的。但是，封建社会里的各次农民起义，总有其时代性或区域性的不同。就起义的背景、动机、过程、结局等方面而言，每一次都是一个具体的独特的历史事件。这跟每次氢氧化合生成水不同，也不能找出一个类似2H2+O2=2H2O的简单公式到处可用。因此，史学工作者研究人类历史，必须从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实事中研究其各种复杂的具体联系，以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客观的历史和书写的历史

　　“历史”一词是有歧义的。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这指的是古代、中世纪、近代各个时期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些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是否把它们写成专书，也不管你是否知道它们，它们总是存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书，或叫古代史，或叫中世纪史，或叫近代史，意思是说，他们写的是这些时期的历史，并不是说他们写的这些历史的书就是历史的本身。但在习惯上，也有经常称历史记载为历史的。如说，戏剧中的某某人，在历史上没有。这里说的“历史”，就指的是历史记载。

　　李大钊同志特别重视“历史”一词的这种不同的用法，而申述他所认为正确的理解。他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记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它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活的历史，固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譬如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或是日本，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中国或日本的记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中国》，说这就是中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日本》，说这就是日本。我们要想研究列宁，或是罗素，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列宁或罗素的记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资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宁传，说这就是列宁；某人所作的罗素传，说这就是罗素。那记载中国或日本的事物的编册以外，俨然有个活的中国、活的日本在；那列宁或是罗素的传记以外，俨然有个活的列宁、活的罗素在。准此以推，许多死的记录、典籍、表册、档案以外，亦俨然有个活的历史在。”我们研究历史，尽管研究历史要充分利用历史记录，但研究历史的目的究竟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本身。李大钊把客观历史跟写的历史区别开来，这对历史研究的发展是有利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2．课文注释

　　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以下让我们分别地作一些比较的考察。

　　文明在历史上是和国家同时发生的。在人类历史的上古时期，在东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西亚的伊朗高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在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在南欧的克里特岛、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出现了许多古老的文明国家。其中第一批出现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至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这就是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均发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印度河流域文明(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中国古代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明(约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

　　公元前二千年代，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叙利亚、小亚细亚一带出现了腓尼基文明和赫梯文明。在克里特文明的影响下，希腊半岛上的迈锡尼等地又形成了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成为爱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二千年代是青铜时代的盛世，也是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和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文明繁盛时期。但是就在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灭亡了(约公元前1750年)，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也先后灭亡了（约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2世纪）。

　　公元前一千年代，铁器时代开始，文明也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展开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重新出现了雅利安人的国家，在伊朗高原出现了波斯国家，在爱琴地区出现了希腊诸邦，在意大利出现了罗马国家。在人类上古史上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国家这时都出现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古老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开始失去政治上的独立，从属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在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影响下发生的小亚细亚(赫梯)、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诸文明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世界历史表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国以外，到了铁器时代的早期就都已经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存在了。

　　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产生的古国，大多数也没有能直接存留到现在，它们作为政治实体的连续性遭到了外力的中断。波斯征服了整个西亚、北非的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以至印度河流域，以祆教(拜火教)为其特征的古波斯文明成了更古老的文明的继承者和代替者。但是，公元前4世纪后期，波斯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灭亡。在辽阔的波斯帝国故土上后来建立起许多“希腊化”的国家。

　　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公元3世纪初期，安息(帕提亚)统治了伊朗和两河流域。公元3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萨珊王朝的波斯一度复兴。但是它在7世纪中叶为阿拉伯人所征服。从此，伊朗和西亚、北非其他古老文明地区一样，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地区。

　　公元前8至6世纪间，在希腊地区重新形成了很多城邦，经过公元前5世纪的繁荣，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落入马其顿势力的支配之下。到公元前2世纪，马其顿和希腊又先后落入罗马人统治之下。罗马于公元前1世纪后期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等古老的文明地区都属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到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发生危机。4世纪后期日耳曼人大举侵入，帝国分裂。5世纪西罗马灭亡。作为上古时期在地中海地区出现最晚、影响最大的古罗马文明，也在历史上中断了。

　　在中古时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运动于广大的欧、亚、非地区，引起了传统文明的巨大变化。当时存在于这一广大地区里的很多国家，都是在这些运动之中或其后逐渐产生的。因此，它们与当地的上古文明的联系不是直接的。

　　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就十分引人注目了。中国文明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不同，中国古文明没有为外力所中断。中国古代国家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秦汉时期的更高阶段发展着。

　　公元四五世纪，中原地区也发生过民族的移动，还建立过不少由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权。但是这些变化在本质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问题。以后，在元代和清代，两度出现过以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但这些皇朝和以汉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只不过是具体结构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历史上从未被外力所中断。

　　中国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史上发展的连续性与文化遗产的流传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在文化连续发展的文明中，前代文化自然地作为遗产流传给后代，所以有文化史发展的连续即有文化遗产的流传；但是，有文化遗产的流传却未必有文化史发展的连续。例如，现在世界流行的阳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的历法。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日为一星期，圆周分为三百六十度，可以溯源于巴比伦。现代许多国家都使用的拉丁字母，源出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源出于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又可以上溯于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字中的表音符号。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可以说明现在许多国家都在继承和沿袭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人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现代国家都与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有文化发展史上的连续性。因为，现代很多国家虽然接受了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它们的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却是自身先前的文化系统的发展和继承，而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那些文化遗产只是作为某些因素(而并非有机的系统)被继承下来的。

　　所以，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必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形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国，其中大多数在文化发展史上不是已经中断了连续性，就是只有不完全意义上的连续性。

　　3．学术观点

　　历史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回忆

　　持这种看法的西方学者很多，虽然其具体内容不太相同，但主要意思是一致的。法国学者亨利·伊雷内、马鲁给历史下的定义是：“历史是人类过去的知识”、“历史是由历史学家的主动性在人类的两个画面──从前的人所生活过的过去和人类为了有利于人与以后的那些人而展开的回复过去的努力的现在──建立的关系、连结。”美国史学家康尼尔·李德的定义与马鲁的定义相似：“历史是指记录下来的或未记录下来的对人类往昔经验的记忆。”他自己解释说：“我之所以把历史称为记忆，是为了把那些从未被记载下来但对我们个人生活却往往有深刻影响的过去经验，特别是我们自身的过去经验，包括在它的范围之内。”与马鲁的定义相类似的，还有美国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的定义：“历史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回忆。”他认为“每个普通人，同你我一样，记忆种种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且只要没有睡着，也一定是这样做的。假定这位‘普通先生’早晨醒来而记不起任何说过做过的事情，那他真要成为一个失去心灵的人了。”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也说过，“历史是过去的经验的再现实化”，“历史如同过去的经验的再现。”可以看出他们把视角伸向了历史的最后一层意义，即人们生活的经验及对这种经验的回忆。

　　“历史”是历史、历史学和史学史的三位一体

　　从一个历史工作者的专业角度来说，历史、历史学和史学史三者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这实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或所理解的“历史”。历史本来是指过去所发生过的(思想上与行动上的)事件，但这些事情要能传达给我们，则必须要靠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历史学(通常所采用的形式是历史著作)。没有它，我们就不知道历史。人们的思想与活动构成为历史，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则构成为历史学。也可以说，没有历史学，我们就不知道有历史；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历史认识而言，历史和历史学以及历史学本身的历史(史学史)乃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我们不了解历史学和史学史，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我们所知道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得鱼而忘筌。

　　历史是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

　　历史是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应该说这个说法比较简明，而且对历史的两层含义(客观历史本身和人们──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的认识)及其属性(客观实在性和可知性，前者为根本属性)作了概括，并区分了“历史”的广狭二义，即“广义的历史是现在以前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而“狭义的历史是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使“历史”的广狭二义不致混用。现再阐释如下：

　　第一，之所以说“现在以前”而不用“过去”一词，是为了强调指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造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马克思的这段话，实际上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基础的角度对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作出了深刻阐述。

　　从最广义上来说，凡已经过去的，都应属于历史的范畴，虽然有时候我们认为某些活动还没结束或完成，故应该属于现实活动而非历史活动，但它毕竟已经“客观存在”过，它同样具有历史的以下特点：时间上已经过去，事实上只有一次性。人们在“现在”有可能改变“现在以前”的某些活动的结果和影响，但已无法改变这些活动本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凡“现在以前”都应属于历史范畴。

　　更明确地说，“现在以前”究竟是什么时候？一秒钟以前是不是历史?回答是肯定的。

　　“现在以前”是不是等同于“过去”?众所周知，在史学理论研究中，“过去”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一般是指完整的历史事件或过程结束之后，才算是“历史”的范畴，否则就是现实，但这样一来，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历史与现实的界线究竟在哪里?10年以前的历史事件，其过程也许还没有完成，结局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而刚刚才完成的事件，已经全部结束。对于极度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连续不断的长河，怎样合乎逻辑地从理论上界定它们？我们认为，“现在以前”不等同于“过去”。考虑到“现在以前”的事实已经“客观存在”过，人们在“现在”已无法改变这些事实本身这一特点，则现在以前——即一秒钟以前的都是历史。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分割不断的联系，人们“现在”的实践活动有可能改变历史的结局和影响，改变其自身对历史的认识，相应地，人们不断改变着的历史认识会随时影响他们对“现在”的定位和对未来的预测及把握，影响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人们的历史认识(包括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就是在不断重新认识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辩证运动中前进的。所以我们认为，将历史表述成“现在以前的客观实在”，可以说清楚史学理论中的许多复杂问题。而且这样表述，历史和现实才不会被割裂，历史对现实和未来的影响、历史学的功能和作用才能凸现出来。

　　第二，“客观实在”表述的是历史的根本属性──客观实在性。对于历史的根本属性这一问题，庞卓恒先生论述得较为明确。具有客观实在的研究内容可以说是历史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科学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具有实实在在的研究内容，否则就将成为“玄学”而不是科学。在这里，历史的根本属性即客观实在性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物质概念(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相吻合的。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发展过程固然是极为复杂的，但都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绝不会因为任何人对它们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改变其存在。总之，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根本属性即客观实在性，对此必须肯定，不能含糊或模棱两可，因为这还涉及到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这个大问题。

　　第三，“反映”表达的是历史的另一层含义，即“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强调的是历史的另一属性──可知性。该属性是与历史的根本属性密切相关的，即“客观存在”的历史是可以被认识的，是可知的。这样表述，才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反对历史不可知论。如果历史是不可知的，那么历史学和历史研究要么就是毫无意义的，要么就会走向唯心主义。历史的可知性是由其根本属性，即客观实在性决定的：因为历史是“客观存在”过的，人们(历史认识的主体)才有可能对其进行认识(反映)，否则历史认识(反映)就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玄学”。“历史是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这个表述，同样与“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可以能动地反映物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相吻合。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反映)即可看作意识对物质(现在以前的客观实在)的一种能动反映，人们的历史认识同样具有能动性。这应该说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而且，在史学理论教学中对学生阐释清楚这一问题，可以为后面的许多教学内容，尤其是分析评述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客观主义，以及历史认识过程理论的有关内容，如历史认识的特点等打下较好的基础。

　　总之，我们认为，将历史表述为“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既简明，又概括了历史的两层含义及其属性，并区分了历史的广狭二义。

　　4．参考资料目录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英］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李守常：《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何兆武：《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彭刚：《自由与历史》，《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刘俐娜：《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的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向玉成：《历史与历史学新理解论纲》，《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重点

　　历史学的特点；历史学和历史教育。

　　难点

　　历史学包含哪些内容。

　　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历史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历史学包含的内容”“历史学与历史教育”等方面向学生简略介绍了历史学是什么。

　　第一目“一门特殊的学问──研究和认识历史的学问”

　　教材从历史学研究对象与其他学问的最大区别；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几个特点，即历史学研究对象的不可重复性；研究对象是运动的与研究成果的相对静止之间的矛盾；研究对象内容的广泛性与研究成果所能包含内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与认识主体在反映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等方面，来说明“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从现存最早的史书──《春秋》到“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再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君主石勒设立“史学祭酒”的过程，来说明中国的历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从宏观方面划分，历史学有自然史和人类史。从世界范围来看，历史学有地区史、国别史、国际关系史等来说明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的广泛性。

　　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的划分，根据不同标准将历史分为几个系列，主要有这么几种：

　　时间系列：通史、断代史、阶段史等；空间（地域）系列：世界史、国别史、地区史等；内容系列：综合史（总史）、专门史、资料汇编、年表、历史地图等；人物系列：个人、血缘群体、专门群体等；另类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神话、音乐、戏剧、影视、民间故事等。

　　历史学是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学问。有了历史就有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它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具体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历史学既要研究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又要研究影响人类实践活动的各种因素，还要揭示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之间展开交流与讨论。

　　第二目“历史学包含哪些内容”

　　教材从“历史观”“历史资料”“史学方法”“历史编纂学”等方面阐述历史学所包含的内容。

　　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核心，是历史学的根本问题。历史事实是无穷无尽的，而历史的解释者却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去解释历史，不同的人解释历史或同一个人变换不同视角解释历史，就会产生不同的历史意义。不仅如此，历史意义并非隐藏在历史文本背后，而是常常决定着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取舍及其价值判断。因此，历史解释就成为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意愿、目标和价值观念去“复原”人类历史演变轨迹的载体，而历史学家在历史解释中所反映出的意志、愿望和追求，则会形成历史的观念，影响着他们对历史事实的发现、取舍和认知，最后结构成人类历史的图景。所以说，历史观是历史解释的核心所在，这就决定了历史观会成为历史学的根本问题，成为历史学的核心。

　　历史资料是研究和认识历史的基础。什么是历史资料？历史资料是与历史密切关系的材料，它是人类在以往长期的社会活动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历史资料的内容很多，一般可以分为四个方面：（1）史迹遗存。这类史料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尚存的各种实物。具体包括：地上和地下的遗址和遗迹。（2）传世和出土的文物。（3）历史文献。这类历史资料是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字记录。具体包括：历代史书、档案、铭刻、调查资料等。（4）口传材料。这类历史资料是指流传于民间的传说、民歌民谣等。

　　历史资料的基本作用。历史“一度性”的特点决定了在史学研究中，研究者不能直接面对研究对象、通过直接的观察进行工作，而只能依据间接的材料，即历史资料来从事历史研究。历史资料是历史学家复原和认识客观历史的“中介”。离开了历史资料，历史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了。历史资料是研究和认识历史的基础，因此，充分发掘历史资料并详实地占有历史资料，是开展史学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历史资料的局限性。在史学研究中，历史资料虽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亦有局限。首先，与实际历史相比，历史资料的数量有极大的局限。无论是史迹遗存还是文献资料都是如此。其次，史料的质量也有局限。由于历史文献的记录者和撰述者，受到时代性、阶级性、个人见解、见识程度等多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各种文献资料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因此，在了解和认识历史资料的作用时需要引起注意。

　　在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学习通过具体尝试历史资料的收集和运用，体会和认识历史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史学研究的方法也是历史学的重要内容。史学研究方法，是人类认识历史的“桥梁”。由于历史内容极为丰富，并具有多层次性的特点，史学方法也就不能单一化，而应该丰富多样。史学家在具体运用历史研究方法时，亦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

　　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的方法。古往今来的历史学著作，凡足以名家的，都有其共同点，即：具有丰富的内容，这种丰富的内容一是材料多，二是材料准确。因而搜集更多的材料，以及对使用材料的考订，成为历史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搜集史料的方法一般包括：利用目录的方法，利用版本的方法和史书辨伪的方法。在学习和研究历史时，往往需要阅读大量的古代史籍，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利用目录可以全面掌握史籍的情况。古代的书籍一般有许多不同版本。不同版本的书，质量好坏差异很大。利用版本可以找到较好的书本。古代史学的撰写情况复杂，导致大量的伪书出现，在搜集史料时，需要运用辨伪的方法辨别伪书。整理史料的方法一般包括：史书校勘的方法、史事考证的方法等。古代史籍中的文字错误繁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使用。因此，需要通过校勘的方法，校正其文字谬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古代史书中记载的史事，也往往错误百出。因此，欲对某一史事做出论断，必先运用考证的方法，弄清楚史事的真相及来龙去脉。通过本课的学习，应使学生了解和初步掌握搜集史料、整理史料及进行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

　　历史比较法。通过搜集和整理获得了史料，并不是历史研究工作的终结，它标志这一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史学家将通过对所掌握史料的分析，得出结论，形成认识。对史事进行分类和比较，是史学研究的必要方法。历史比较法的范围也很广，它可以从多种情况作比较研究，但最主要的是两种比较。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纵向研究是上下古今的研究，横向研究是一个朝代、一个国家或地域之间的研究。因之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也就成为比较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即从古到今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种形式的运动：即波浪式运动和螺旋式上升运动。纵向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人类历史总体发展以及它的各个方面前后上下的变化的面貌，诸如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各种制度的演变，靠断代研究不行，必须打破断代局限，进行上下比较研究。各地区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和地区之间的差距，因而表现了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横向研究，当前多是国内诸地区间的比较研究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可以说明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这种研究中，可以借鉴他国、他地区之间的有益的经验、教训。

　　统计方法在历史学中是经常使用的，特别是在经济史、人口史等的研究中应用特别广泛、重要。在过去的史学研究中，定性多，定量少，因而在说服力方面是不足的。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要靠加强对社会生产力的研究，以统计方法将所搜集得来的数据系统化，用来说明事物的量的发展。从这种量的发展中，达到对事物的质的认识。这样，把定性研究放在定量的基础上，这种研究的科学性就增强了。科学研究都是老老实实的，以统计方法作研究也是同样如此，而不能例外。首先要认真搜集数字，分门别类，辨别数字中的真伪，然后进行排列，进行比较和分析、解释，从而得出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法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列宁有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观察国情的基本方法，也是观察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阶级首先是来自于经济的分析，因而阶级分析运用到经济方面自然是顺理成章的。阶级分析也能够运用到政治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为经济服务，当权者集团的政治措施、方针、政策是为特定的阶级利益而制订的。阶级分析还同样可以运用到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意识形态、思想都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经济基础的、阶级的烙印。（2）辩证的分析方法。辩证的分析方法，即是用辩证分析具体的矛盾事物。辩证法基本上有以下三种法则：对立统一法则；质量转化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运用辩证法分析历史上的各种问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第二，对问题的观察分析，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确定历史的范围，也就是放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之内。第三，同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历史作用。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适当引用典型史学研究的案例，帮助学生体会在史学研究中，各种研究方法的作用及运用，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初步尝试和体验运用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具体历史问题，从而促进其研究历史的能力不断提高。

　　第三目“历史学和历史教育”

　　教材首先肯定了历史学具有教育功能。然后从“历史教育在教育程度上具有多层次性；历史教育在内容上具有超职业性”等方面分析中国史学赋予历史教育的突出特点。

　　史学功能的发挥，着力于用历史知识，给人以智慧的启迪；给予休闲的读物，令人身心愉悦；以人物、故事的典型形象使读者主动思索做人的道理，讲求人生修养、志向与情操。

　　当今史学的社会功能已经呈现多层次的网络结构，它包括传统的历史经验的借鉴功能，这构成了史学社会功能的最基础层次；历史知识的教育功能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史学所获得的新的应用功能或预测的功能，则属于更高的层次。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一门特殊的学问——研究和认识历史的学问”一目的教学。为了帮助学生认识历史学及其特点，教师可采用谈话法，了解学生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然后教师设计一系列问题引导学生去查找资料，思考问题。比如“为什么说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列举史实说明中国的历史学有悠久的历史”等。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说说“历史学是什么”。教师把自己的理解用一句简单的话表达，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

　　利用教材中的“资料回放”和归纳教材中历史学的特点，理解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和中国的历史学有悠久的历史。

　　关于“历史学包含哪些内容”一目的教学。教师用电脑制作的课件，适当补充一些资料，推荐一些有关历史学的书籍、文章、刊物、网址等，如：《二十五史新编》（胡礼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历史学是什么》（葛剑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赵以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中国大历史》（黄仁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中国历史文献学》（曾贻芬，学苑出版社，2001年6月）；《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梁启超，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1月）；《中国史学史纲要》（王树民，中华书局，2000年12月）；《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于沛，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瞿林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西方史学史》（杨豫，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月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中学历史教学网：http://lsjx.wo.to；历史频道：http://www.cbe21.com/subject/history；历史与理论：http://www.historyandtheory.org；史学史研究（清华同方）：http://sysj.chinajournal.net.cn等。使学生理解历史观、历史资料、史学方法、历史编纂学等概念和内容，从而对历史学包含哪些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关于“历史学和历史教育”一目的教学。教师提问：为什么要了解历史？然后投影梁启超的名言：“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梁启超《新史学》）然后联系学生实际学习和生活实际，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让学生体会历史学的教育功能。如设计这样一些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1）你是否曾用你学过的历史知识解决你学习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请举例回答。（2）学历史有用吗？请用你自己的话，谈谈你学习历史知识的看法（实话实说）。（3）我们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往往会遇到某件史实的“转折点”，在我们的学习与生活中，也时常会出现转折点，你有转折点吗？在你发生“转折”的时候，历史知识起了什么作用？请举例回答。（4）我们学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记住它而是要通过学习历史，从历史人物的活动、历史事件的过程及其发展趋势中悟出做人的道理。迄今为止，在你所学过的课内外历史知识中，哪些（件）史实或哪些（个）历史人物的业绩对你的学习或其他方面最有启发？你悟出了什么样的道理来？（5）俗话说“儿不嫌母丑”，请你从爱国主义教育的角度，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我们把“儿不嫌母丑”这句话改为“儿不让母丑”，这一字的改动赋予了这句话新的意义，请你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谈谈这一字改动后，你想到了些什么。

　　通过对这些问题思考与探讨，使学生深切地感受到历史学的教育功能。

　　2．教学案例

　　关于“历史学和历史教育”一目的教学。还可以通过开展辩论赛的形式来完成。由老师确定辩题，如“科教兴国史学可以大有作为”，再由同学们自己组成辩论小组，辩论小组由正方与反方组成。双方观点是，正方：科教兴国史学可以大有作为；反方：科教兴国史学无所作为。然后由同学们自己定出比赛规则，进行认真准备，分头查找资料，体会搜集和整理历史资料的过程，提高信息素养，学习获取、解读有关史学在科教兴国中作用的历史信息，并能处理、提取和充分利用有效信息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探讨、论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现实问题的意识，培养理解与应用知识分析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能力。

　　在辩论赛的整个过程中，注意把握历史学科探究式学习的“论从史出，史由证来，史论结合”的特点。发展观察、感受、参与社会公众生活与交往、沟通能力，学习制订科学合理的活动计划和规则，尊重科学合理的规则与权利，加强交流、合作与团队精神，提高辩论和评判能力。

　　辩论赛应鼓励内容的开放性、形式的多样性和全体同学参与性，形成平等、自由、互动的交流与探讨问题的浓厚气氛。根据各参赛组表现和评分内容，可设置多项奖项，如合作奖、辩论技能奖、最佳辩手、创意奖、信息素养奖、提问奖等。赛后，每位同学都应对本次活动写点评、体会和小结，评价、小结应注意将辩论内容与团队精神相结合，注意科学性、兴趣性、情感性、思辨性、实践性和参与性等。还可将各参赛组搜集的资料、辩论提纲、辩论内容稿件、评语、体会等汇编成专题专刊或专题板报壁报；同学们也可据此写出专题小论文，并在教师和同学的指导、帮助下进行修改，然后共同汇编成册。

　　四、问题解答

　　【探究学习总结】

　　本课测评

　　1．历史学的特点是什么？

　　解题关键：历史学研究的对象。

　　思路引领：历史学与其他学问的最大区别；对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的理解。

　　答案提示：历史学是研究和认识历史的学问。它与其他学问最大的区别是以过去曾经存在过的实际而不是以现实为研究对象。它是一门特殊的学问，主要表现在：它研究的对象具有不可重复性；它研究的对象的运动性与研究成果的相对静止性；它研究的对象所包含内容无限广泛性与研究成果所能容纳内容的有限性；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与研究者反映客观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主观性。

　　2.历史学包含哪些内容？

　　解题关键：历史学研究的观点、资料和方法。

　　思路引领：从历史观、历史资料、史学方法等方面去思考。

　　答案提示：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研究历史、认识历史的指导思想；历史资料是研究和认识历史的基础；史学方法即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历史学的重要内容；历史编纂学也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学习延伸

　　1.探究活动

　　要求学生注意观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历史观上的不同，你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2.阅读与思考

　　要求学生阅读历史学家白寿彝谈历史教育的一段话，谈自己的感想和体会，并整理成文。（浙江省杭州师范学院附属三墩高级中学朱世光）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历史学研究的范围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注。

　　历史学的三点要义

　　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此种思想，久已广布于世间，这实是史学界的新曙光。

　　这种严正的历史科学，实际上今尚未能完成其整齐的系统。一般人对于历史科学的观念，仍极泛漠：此种学问所当究论的问题，究竟为何?似尚未有明确的决定。且历史科学(即历史理论)若果成立，他与历史哲学亦必各有其判然当守的界域；直到如今，二者之间并未有明了的界域可守，以至名辞互用，意义混同，律以治学明界的道理，似宜加以分别才是。

　　历史科学能否于最近的将来完成他的系统?历史科学一旦成立，果为如何的性质?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究有若何的关系?其界域若何?其考察法的相异何在?历史科学所当研究的事实为何?这都是治史学者所当加意研考的问题。

　　史学原以历史的事实即是组成人类经历的诸般事实为研究的对象，故调查特殊的历史的事实而确定之，整理之，记述之，实为史学的重要职分。就历史的事实为科学的研究，诚不可不基于就特殊情形所为事实的观察与征验；故特殊史实的精查，乃为史学家的要务。然史学家固不是仅以精查特殊史实而确定之，整理之，即为毕乃能事；须进一步，而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学者于此，则有二说：一说谓史家的职分，不仅在考证个个特殊的史实，以求其明确；而寻史实相互的联络，以明其因果的关系，固亦为必要。然考其联络，明其因果关系，以解释史实，说明其发达进化云者，不过是说单就特殊事例的本身所当作的事；至于综合全般的历史以求得一普遍的理法，则非史家所有事。一说则谓史家的职分，不仅在就特殊事例的本身解释史实，更须汇类种种史实，一一类别而为比较，以研究古今东西全般历史的事实，为一般的解释，明普遍的理法，正为史学家的要务。从第一说，则史学家的任务，既不仅在特殊史实的确定，复不在讨究事实的一般性质理法；而在于特殊史实的确定以外，就特殊事例为推理的考察，以解释之，说明之。从第二说，则史学于特殊事实的考证，固宜有浓厚的兴趣，考察在──现实的时会，史实如何显现?一般的性质，理法，则各别事情之下，如何各别以为发露?而犹不止此，实际于种种形态，于──现实的时会，所显诸般史实的普通形式，性质，理法，一般的施以讨究，而抽象的表明之，亦为当然属于史学的任务。由是言之，史学不但就特殊事例为推理的考察，并当关于一般为理论的研究。从第一说，则史学与其他诸科性质迥异，而为一种特别的学问；从第二说，则史学实为与其他科学同性质同步调的东西。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在今日已无疑义，不过其发达尚在幼稚罢了。今日史学的现状，尚在努力为关于事实的考证；而其考证，亦只为以欲明此特殊事例的本身为目的的考证，并非以此为究明一般性质理法的手段的考证。由这一点去看，第一说似恰适应于今日历史学问的现状。然知识学问，是进步的，发长的，断无停滞于一境，毫无发展进步的道理。研究史学的人，亦不可自画于此之一境，而谓史学不能侪于科学之列，置一般的理论于史学的范围外，而单以完成记述的历史为务。各种学问的发展，其进展的程级，大率相同：大抵先注意个个特殊事实而确定之，记述之；渐进而注意到事实的相互关系，就个个情形理解之，说明之；再进而于理解说明个个事实以外，又从而概括之，推论之，构成一般关于其研究的系统的理论。史学发展的途程，亦何能外是?史学方在幼稚的时期，刚刚达到就各个事实而为解释说明的地步，自与其他已经达到概括的为理论的研究的科学不同。但此之不同，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是史学的幼稚，不是史学的特色；只能说史学的发展，尚未达到与其他科学相等的地步，不能说史学的性质及观察点，与其他科学根本相异。

　　史学既与其他科学在性质上全无二致，那么历史科学当然可以成立。史学的要义有三：（一）社会随时代的经过发达进化，人事的变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发达进化的状态，即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以为考察，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二)就实际发生的事件，──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三）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在这种研究中，有时亦许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

　　──李守常著：《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7-90页。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

　　历史为人类过去的活动，属于生活的范围；史学为研究这种活动的结果，属于知识的范围。且取其他社会科学以为譬：如经济生活，属于生活范围；而研究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则属于知识范围；社会生活，属于生活范围；而研究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则属于知识范围；政治生活，属于生活范围；而研究政治生活的政治学，则属于知识范围。生活为独立自存者，知识则依循生活而起。历史既属生活范围，故系独立自存；史学既属知识范围，则依循历史而起。有历史而无史学，事属寻常；正如有植物而无植物学，有动物而无动物学，有矿物而无矿物学等等，同属寻常之事。但谓有史学而无历史，或史学不是依循历史而兴起，则为自相矛盾而不可思议的奇谈。虽然历史与史学之别，固截然不可混同者；但过去治史者或完全不知有这等区别，或知有这等区别而不十分措意，或十分措意而无适当之词以表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围。最后一点，尤为普通。例如培根氏(FrancisBacon)分知识之类，尝以历史与哲学科学等并列；是则历史一词，当然代表知识范围内的事情，而非代表生活范围内的事情者。又如叔本华氏(Schopenhauer)之论历史(详见其所著TheWorldasWillandIdea卷三220—230页)，属于史学范围，而彼尝以历史与艺术生活相提并论，其所论者，十九属于生活范围，而非知识范围，然彼仍只以历史一词表示之。生活与知识，显然为两事；然表示之词，则一而已。最近，克罗采氏(Croce)论历史(详见其所著精神哲学第四卷TheTheoryandHistoryofHistory)，更完全偏重直觉生活一边，然用以作表达之具者，仍为普通常用的历史一名词。我们今日治史，对于历史与史学所涉两个不同的范围，务必分划清楚，否则治史的目标最易流于歧误或暧昧不明。盖历史为我们所已有者，其实在情形如何，亟待阐明或解释；而史学则尚在创造之中，今所能见的成绩，仅有若干未具系统的史书。治史的唯一目标，在阐明历史，或阐明人类过去的活动，断不能固步自封于未具系统的史书。过去治史的人，忽视这点，常以熟读史书或考证史书，为等于阐明历史。其实不然：阐明历史，固不能不熟读史书或考证史书；而熟读史书或考证史书，则未必等于阐明历史。此中关系，可以一二实例明之。如未有记录之前，固无史书可读；然其时的历史，仍有方法为之阐明；今日石器时代历史之渐明，即其实例。又如已有记录之后，可读的史书固已极多；然其时之历史，亦未必皆已大白于今日；清代考证史书的工夫，颇著成效；但考证史书者，对于我们所已有的历史，究已阐明至如何程度，虽在今日，亦未易言；又是一实例。凭此等等实例，可知阐明历史为一事，考证史书或熟读史书，为又一事；阐明历史，目的也；考证史书或熟读史书，手段也。在史学尚未臻于完全成熟的今日，倘历史与史学的界划不清，最易误认手段为目的，而以熟读若干史书或考证若干史书为等于阐明历史，这便是治史目标的歧误。

　　──周谷城：《周谷城学术精华录》，北京师院出版社，第263-265页。

　　区别客观的历史和文字记载的历史之概念的必要

　　对于客观存在的史和文字记载的史，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可能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是含混不清的。从专业的角度，给“历史”以科学的概念，明确地规定历史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这是很必要的。对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文字记载作为研究资料是很重要的。但文字记载的历史并不能代替客观存在的历史的本身。这是因为，第一，“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几千年，而人类社会发展已有的过程，不知有多少万年。《共产党宣言》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一词，加了注文：“确切地说，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显然是把“历史”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区别开来，而后者比前者要短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

　　“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肢，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而人之所以做到这点，首先和主要地是由于手。甚至直到现在都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的蒸汽机，正因为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但是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的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那末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自然辩证法·导言》，第十八至十九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恩格斯在这里描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人们的双手和工具的作用。这是一段不知经历了多少万年的悠久的历史，而文字记载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第二，在有文字记载以后，即使是对一个时代或一件史事的过程，文字也不能全部反映出来。第三，历史是客观的存在，而文字记载则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接触而写出来的。不管作者写得如何好，却并不等于他写的历史的本身。我们历史工作者要特别重视这种区别，免得把我们的史学工作局限在文献的工作之内。在日常生活的用语上，由于长期的习惯，对于“历史”之不同概念的混同，还会继续下去，这只要我们能加以区别，也就行了。

　　──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10页。

　　2.课文注释

　　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

　　历史教育如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可以分三个方面讲。第一，总结历史经验，把历史经验上升到理论。我们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在很古老的时候，实际上都作了这个工作，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作的性质。我们知道，法家从商鞅起，就有一套理论。他们说三王五伯的礼法都不相同，因为时代变了，制度也得变。他们根据这样的历史经验，提出必须变法的主张，这是他们的理论，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今天看，这当然很不够，但他们实际上是在作理论性的总结。儒家也是讲历史的，儒家所讲《诗》《书》《礼》《乐》，都是历史文献。儒家也是根据他们所见到的历史经验提出来政治主张。当孟子的时候，社会动乱很厉害，好些人关心事态发展的前途，有人就问他：“天下乌乎定?”意思是说，天下怎样才能安顿下来呢？孟老夫子就说了：“定于一。”就是说，要是有个统一局面就稳定下来了。问话人又问：“孰能一之?”什么样的人才能统一起来呢?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历史证明法家是对的。历史在变，只有变法才能适应历史的发展。但法家有个大错误，看不起老百姓，光看见统治者。孟子的上述思想，历史证明也是对的。秦始皇灭六国，并没有作到统一，后来刘邦才统一起来了。秦称帝没有几年，陈胜一起来，就被灭掉了。秦始皇灭六国，不是定于一，没有做到“定”。刘邦建立了汉，可说是定于一了。他定于一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喜欢杀人。楚霸王得一个城屠一个城，得一个城烧一个城。刘邦不是这样。我们看《史记》，拿《项羽本纪》同《高祖本纪》对比，可以看出来，司马迁写得很清楚，他写出了一个不杀人，一个老杀人。现在看着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可能不能办到这一点，是个大事情。刘邦不嗜杀人，民心所归，减少抵抗，项羽老杀人就不行。孟子总结了历史经验，作出了对历史前途的推断。后来证明他还是正确的。孟子也有他的片面性。他完全否定了武力的作用，这也是不行的。当然我们不要责备他，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嘛。不论法家或儒家，只要把历史经验总结得对了，对他的政治活动就会有好处。以上是说，关于总结历史经验上升到理论，我们有古老的传统。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先进的人物，看到了国家的危机，看到了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毛主席讲过，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都是这样的人。但因为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远非战国时期所可比拟，他们接触到的一些西方理论也是不能帮助中国总结历史经验的东西，因而这些先进的中国人也不能正确地看到中国的出路。“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毛主席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这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以普遍的真理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其中包含长期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践的实际。毛泽东思想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出历史知识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意义。我们从《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这些著作里，更易于看见总结历史经验的光辉典范。近年我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是就建党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分析，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前进的纲领性文件。

　　历史工作者的任务，要从历史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作出来的科学结论，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很重要的光荣职责。经典作家作出了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却并不是把历史经验都总结完了，而且历史还在不断地前进，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历史工作者有无穷无尽的工作需要做，这也是必须担负的光荣职责。历史经验的方面不同，范围有大小，总结的深浅也不会一样，但这些都是有益的工作，都可在不同程度上，上升到理论，为我们的史学发展服务，为我们的建设服务。我们不应安心于简单地和以讲授或文字的形式或作史料上的简单排比。

　　第二个方面，是要历史地总结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新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史学、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孔老夫子讲“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就是整理文化遗产，不过他那个范围很小。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断地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提高质量，并开拓新的领域。但是过去对历史遗产的整理总结，基本上是在实际工作中，缺乏自觉性。所谓自觉性是说要自觉地总结文化遗产。近年，在对待历史上文化遗产问题有两种态度，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一个态度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苏联曾出现过这一派，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执政以前的一切文化都不算数，只有无产阶级自己创造的文化才算文化。他们要把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一脚踢开，实际上是踢不开的。在“文革”中，有些人以反对所谓封、资、修为名，要消灭一切文化遗产，也是这样。列宁、斯大林都批评过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要消灭文化遗产，反而是要把全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吸收过来，来创造新的文化。我们要建设新的文化，不能把过去的东西一概扔掉，要在旧的基础上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进行批判的总结，把好的保留下来，而且不只是保留起来，还应该加以发扬。把坏的丢掉，而在坏的东西里边，有时也可让它转化，化腐朽为神奇。

　　我们说对过去的东西要进行批判的总结，应弄清批判这个词的不同的用法。我们流行的用法，是指某人或某个观点不好，从而加以否定的东西，而且往往是要全盘否定的，说是受批判了。这是我们近几十年对“批判”流行的用法。另外一种用法，跟这个用法正相反，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三大批判，他不是否定，却是有肯定的意思。对“批判”的第三种用法，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副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所谓“批判”，有分析、评价、论断的意思，对旧的政治经济学是革新，也有继承。毛泽东同志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也说的就是这种批判。我们批判地整理文化遗产，也就是要这样地批判，要有区别地对待遗产，把好的留下来，把坏的扔掉。对坏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扔掉，还可以用来当肥料。毛泽东同志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老人家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整理遗产的工作是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

　　一种学问，一个学科，往往要包含古今中外才能丰富，光看眼前的一点东西是不行的。讲究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不是说不吸收外来文化，也还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要批判地吸收。而且，有些东西通过对外国有关方面的比较，才可能看得更清楚。但总的来说，首先还是要以整理我们自己的东西为主要工作。现在看来，对外国文化的吸收工作比总结我们过去，还要困难些，但会逐步克服的。

　　有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看法，认为中国一切不如人，月亮也是外国的好。这种说法，在表面上有类似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论，二者都是要把历史遗产一脚踢开，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论可说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或愚昧，而民族虚无主义则是由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崇洋媚外。

　　跟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论者正相反，是国粹派。前者是要一切打倒，后者则认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一点不能丢。这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我们要肯定过去的某些东西，但不应该、也不能够全盘肯定。我们要继承过去的文化，但在继承之中就有批判、有发展。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了，实际上，就是这样走下去的。当然我们意识到了，对工作会更主动、更有利。

　　我们历史工作者面临的历史任务，在总结历史经验、上升到理论以外，还要总结我们的文化遗产。这是我们创造新的文化必不可少的工作。对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工作是非常的必要的。其中有些工作，是要我们史学工作者独立完成的，有的是要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完成的，这个工作是作不完的，要永远作下去。因为我们认识有个过程。我们今天说了对某些传统文化有某种看法，等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认识提高了，有些东西，过去没有发现，现在发现了；也有过去认为错的，原来并不错；认为对的并不对。这并不是说没有是非，而是说我们越来越提高了，越接近真理了，越能发现它的真实面目。再说，社会本身也在发展，在社会每个发展过程中都留下东西让后人得以继承，这也就是不断有新的遗产让我们去批判、总结。所以这个工作是长期的，不是一下子就作完了。搞历史的有活儿干，不会“失业”。

　　第三个方面，要采用、创造各种形式，把历史知识、历史理论传播给广大群众。采用，是说我们已有的形式。创造，是说要想出新的形式，去推广历史知识、历史理论。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总结文化遗产，不是为了自我欣赏，而是要产生社会力量，要产生社会的效果。因此，我们就不能不考虑用形形色色的方法把历史知识、历史理论传播给广大群众，让他们都更有机会利用历史知识、历史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如果是接受正确的历史知识、正确的历史理论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有利。有了更多的人看到历史前途是什么，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社会要向何处走，全人类的社会要向何处走，就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坚定他们对工作的信心，在工作上的勇气，这对于建设我们新的国家更为有利。马克思说过，革命理论一旦掌握了广大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毛主席说，精神变物质。精神怎么变物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用理论把大家武装起来。大家有了共同的方向，群策群力，成为历史潮流，就会来势勇猛，不可阻挡，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众志成城”，众人的集中意志可以形成战斗的堡垒嘛。我们研究历史，成个专家、成个学者，不是要高高在上，而是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更好地把历史介绍给群众。正因为专家们研究历史研究得比较深了，才能更好地用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说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认为自己的学问大了，写的文章别人看不懂，以此自负，那就不对了，历史工作者写历史书，写历史文章，当然很专门的除外，一般的讲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得懂。让更多的人看得懂，并不表示你的水平低了，在一定意义上反而可以说是水平更高了。因为这表示你能深入浅出。深入不一定能浅出，而浅出却必须先有深入，这是很不容易的。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平常对一些问题有个想法，但说不出来。有时说出来了，写不出来。这是什么道理呢?这里有一个表达水平问题，而主要是因为认识不够清楚。认识清楚了，只要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就会说出来、写出来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通俗的工作并不是多么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深度是搞不好的。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浅薄，而是既有充实、正确的内容，又要能看得懂。我们建国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我们从旧社会带来的毛病一直没有改。这个毛病就是历史工作的对象还是历史工作者，跳不出这个狭隘的圈子。圈子太小了，历史工作就没有开阔的前途。我们想想看，这样作，能起到什么作用?能有什么社会效果？我们应该让更多人有历史知识，使更多的人受影响。这样，历史工作的战斗作用就大了，我们这门学问就更有前途了。我们要学习做普及的工作，把历史知识交给广大的群众。

　　以上，我们是说，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实际上是说它的战斗作用，有三个主要方面。一个是总结历史经验，上升到理论。一个是总结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同时吸收国外的遗产。第三个，要把历史知识、历史理论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要走出课堂和学校。

　　3.学术观点

　　史学与文学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主观构造的历史，历史和文学没有什么区别，历史就是文学。历史学家所迷信的史料不是客观和真实的，这种不真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无论是所谓的原始资料还是二手材料都是人为构造的，它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区别仅仅在于所构造的时间不同；另一方面，一个文本被创作出来以后，文本其实就和作者脱离了，文本的真正含义是由读者所创造的，而不同的读者会解读出不同的含义。史学家在著述时，不断整理、剪裁已经挑选过了的史实，加以编排处理，以体现他所叙述的故事的完整性。其剪裁史料的目的，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情节，使得故事变得生动诱人。因此，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创作没有根本的不同。

　　4.参考资料目录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田昌五：《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

　　王学典、孙延杰：《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文史哲》1997年第6期。

　　何兆武：《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黄敏兰：《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2第2期。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重点

　　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

　　难点

　　史料在“重现”历史中的作用。

　　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史料、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和史书的编撰三个方面介绍历史学如何“重现”历史，即具有主观性的历史学怎样“重现”客观性的历史。史料是“重现”历史的基础、依据，研究历史的方法是“重现”历史的途径，史书编撰是“重现”历史的表现方式。本课内容抽象，理论性较强，学生不易理解，建议运用生动形象的资料加以补充，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

　　本课引言是由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所提出的部分观点组成的。第一部分指出：历史不是偶然孤立的，而是以纵横方式相互联系的，优秀治史者善于全面研究历史，探究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即“重现”历史的全过程；第二部分指出：正确的方法是整理史料的关键，在整理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历史，以达到重现历史的目的。建议教师以引言内容为素材，通过提问方式引导学生阅读理解引言内容。问题一：你认为梁启超在文中提出了哪些历史研究的观点？问题二：你认同他的观点吗？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进入本课学习。

　　第一目“史料的价值”

　　教材以史料的重要性为出发点，阐释了怎样搜集和运用史料。

　　（1）史料的重要性

　　由于史料是本课的重要概念，建议教师在本目教学时首先引入有关史料与历史、史学等概念，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它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遗留下的痕迹，它能为我们提供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信息。但人类历史是极其丰富多彩、全方位、活生生的客观存在，而流传下来的史料（即使是非常翔实的史料）与客观历史过程相比总是比较片面的、局部的、零碎的、死板的，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渗进史料制作者的主观意识。史料的这种简约性和主观性便决定了史料不是历史。史学是揭示历史真相，探索历史规律的科学，它必须以史料为基础。离开了史料，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史料决不等于史学，更不能代替史学。人们只能在认真地、全面地、科学地整理、分析、研究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和本质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历史学。

　　综上所述，史料≠历史≠历史学，但史料是史学家直接作用的对象，是史学认识的唯一根据，是史学认识的基础，是史学认识的中介。历史学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来反映历史。

　　（2）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

　　史料浩如烟海，分散错落，从何下手？一般来说，在广集史料的基础上，主要是搜集急需的史料、第一手的史料、最新发现的史料。急需的史料往往能帮助历史研究解决久悬未决的课题；第一手史料可信度大，容易被利用；最新被发现的资料主要指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能帮助校正文字史料的误差或弥补文字史料上的空缺、疏漏。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整理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搜集的史料大都庞杂、分散，这要求对史料进行科学的分类、编次和整理，理清头绪，列出纲目，编排成各类史料的汇集。在广征史料的基础上，要获得确实可信的史料、有实际价值的史料，还必须对史料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考证。考证史料可以从鉴别史料、考校记事、比勘文句三个方面入手。总之，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是获得详尽而可靠的史料过程中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三个重要环节。史料的搜集是整理和考证的基础，史料的考证是史料整理的必要手段，三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在此基础上获得了详尽而可靠的史料，这样就便于史学家正确运用史料进行历史研究来重现历史。

　　建议教师用学生所熟悉的具体实例，让其理解史料的定义及重要性。

　　第二目“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

　　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是历史资料的两大类，对历史研究具有很大作用，二者互为补充。此外还有新型的口述史料以及借助于其他学科的资料和搜集资料的方法来“重现”历史。

　　（1）文字资料的内容、记载方法及在重现历史中的作用

　　从教材出示的“古埃及石棺上的象形文字和帛书”两幅图来让学生理解文字资料就是文字记载的遗迹。记载种类分为两种：一种是当时人的记载或撰述；另一种是后人的追记或撰述，两种文字资料记载史料价值各有利弊。

　　通过教材中［历史纵横］、“二十四史”书影、郭沫若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题签和《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书影等插图来让学生形象理解文字资料在“重现”历史中的作用：一是内容比较丰富，二是在时间维度上比较有连贯性。表现为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历史文献，仅文字史料而言，梁启超说：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我国历史的文字资料一向被称为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一部官方认为的“二十四史”，便有4500多万字，其卷帙的浩繁已让人望而兴叹，而这还只是史部中的“正史”。此外尚有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实录、典制、方志、谱谍、笔记、档案、报刊杂志、经卷、账簿等等，其数量则百倍千倍于“正史”；何况史部之外，“六经皆史”“诸子亦史”“诸诗集、文集、词选、曲录、传奇、小说亦史”。有人用中国传统的图书四分法作过统计，我国现存古籍中，经部有9906种（占古籍的15.5%），史部有14523种（占22.74%），子部17044种（占26.7%），集部22380种（占35.06%），合计63853种。仅这些，学者穷毕生精力，恐难测其涯际，更何况还有政府档案、私人信札、墓志、碑铭、道藏、佛典、契约、账簿、报刊杂志、广告、传单等等史书以外数不胜数的文字材料。

　　（2）实物资料的内容、表现形式及在“重现”历史中的作用

　　对于实物资料的内容、表现形式的分析，教师可通过补充具体事例来强化学生的理解。

　　实物资料是指人类在过去的活动中遗留下来的不含文字或含少量文字的残存物，它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其中绝大多数属于考古学所取得的成果。其中遗址即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城堡、宫殿、村落、住宅、作坊、寺庙等等，如长城、故宫等。墓葬是人们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场所。遗址和墓葬及出土文物都是当时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反映，反映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的真实情景，对史学研究起重大的作用，如秦始皇陵附近的兵马俑坑，长沙马王堆汉墓等等。

　　实物资料在重现历史中的作用是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是重视远古历史的最重要依据，如过去人们多认为北京作为都城最早始于金朝，但据考古资料证明，西周召公奭的燕都封址即在北京。这一成果大大提高了北京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

　　总之，以考古资料为主的实物资料，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分布范围广，而且由于它自身特有的属性，使它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一般文字资料无法替代的作用。第一，它比文字史料更直观、可靠；第二，在断代上具有数据的精确性；第三，在史前史的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第四，能够引证、充实、纠正文字资料。

　　建议教学中采用问题式教学，并以多媒体辅助（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用实物展示），边问、边导、边解，达到对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有关内容的深刻认识。问题一，据你所知哪些资料属于文字资料，哪些资料属于实物资料？它们在“重现”历史中各有哪些作用呢？问题二，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是怎样相互补充的？问题三，通过阅读学思之窗这段文字，你对史料的作用有什么新的认识？

　　（3）其他学科有关资料及搜集方法的运用

　　历史学对于历史的“重现”，还要借助于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资料。社会学的资料可以反映出历史面貌的许多“细部”，同时社会学架设了连接史学与社会学需要的桥梁，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途径，如人口问题研究，既关注于历史，也关注于现在及未来。民俗学的资料弥补缺乏文字记载与描述之不足。各地区、民族的风俗的特色都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见证，如端午节、泼水节、火把节等等，无不体现历史。

　　借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如社会调查所得的资料也具有重要作用，司马迁就有过这方面的实践。

　　教学建议：教师在引导学生分析教材的过程中，要开启学生的智慧之花，使其领悟历史研究不但可借助于社会学与民俗学的资料，还可借助于哲学、文学、民族学、地理学、天文学、人类学、生物学等学科的资料作参考。

　　（4）口述史料的重要性

　　口述史料是靠着口耳相传记忆的历史，又称口碑史料，它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口述回忆，即由史学家从历史研究的需要出发，对某些历史过程的当事人进行访问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二是口头传说，即通过口头语言流传了若干代的那些对以往人物、事件的叙述与描绘。口碑史料过去曾被史学家们使用过。在我国，传说时代的全部历史在现代考古资料发现以前，基本上是根据口碑史料写成的，如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商颂·玄鸟》《大雅·生民》。孔子编《春秋》曾采用不少“所闻”的口碑；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在亲自调查访问后运用了口碑史料，如著名的韩信少时受胯下之辱的故事等等。口述回忆自不待言，即使口头传说也反映了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小亚细亚特洛伊古城遗址的发现，证明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反映的古希腊遥远的迈悉尼文明，并非荒诞的传说。过去人们以为有关伏羲、神农等人物的传说纯属神话，无学术意义，但今天学者们看到，通过这些传说至少能了解史前社会先民从事畜牧及农业的不同时期。因此，口碑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应该有自己明确的地位。二战以来，由于口述史料具有记载的平民化、记载的细节化、载体的多样化、组合的系列化等优点，对于“重现”较近的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尝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第三目“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

　　教材列举了在研究史学方法上较有成就的唐代刘知幾和近代梁启超，进而具体指出了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一是历史表述上看是长编法和类叙法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史实分析上看是结构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及其联系。还有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

　　（1）史学方法的重要性及在此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名家

　　史学方法是史学工作者认识历史和表述历史的工具和手段。尽管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但是没有一套正确有效的史学方法，就难以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出科学的分析，从中抽取有价值的结论，因而就不可能完成历史研究的任务，达到研究目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前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

　　我国具有重视史学方法研究的优良传统。从唐朝起，许多史学家就把史学方法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专门进行研究。刘知幾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探讨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杰作。后来宋代郑樵的《通志·总序》、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近代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等，都是研究和总结史学方法的专著。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书，则是我国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成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专著。在国外史学界，史学方法研究同样受到普遍重视。１９世纪晚期出版的德国历史家朋汉姆的《史学方法论》、法国历史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研究法导论》，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作。古今中外史学家对史学方法研究的重视，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史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2）史学方法的类型

　　根据历史研究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任务特点及其对研究方法的不同要求，又可以把史学方法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史料搜集整理法，可参照第一目有关内容。

　　二、史实分析法。经过史料的搜集整理这一环节，历史认识仍属于感性认识阶段。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是研究过程的第二阶段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史学工作者运用科学的史实分析法，对已经整理过的史料再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从中抽出明确的概念，并运用这些概念进行判断、推理，最后得出科学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运用中层次的一般方法（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微观与宏观），又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选用相应的专门方法（结构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历史比较研究法、多学科交叉研究法、系统研究法、计量研究法）。

　　三、历史表述法。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将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用一定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这是历史研究的归宿，也是实现历史研究社会功能不可缺少的步骤。其中包括了解史学著作的各种不同体裁和体例，史学作品的编与著的区别与联系，史学论文的种类与写作方法，以及如何做到语言表达准确、生动等。

　　总之，在整个历史科学中，史学方法是一个自成系统的完整体系。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和阶段，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不管采用哪种方法，都必须坚持方法论与历史观相统一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

　　教学建议：这部分内容不易理解，教师先站在宏观角度帮助学生分析教材内容，指出教材提出的史学方法只是一部分，且仅限于历史表述法和史实分析法两方面，然后分别指出在教材中，历史表述法包括长编法与类叙法，史实分析法包括结构分析法与阶级分析法，历史比较研究法、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可略加补充。其中通过教材中的《历史见证》说明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通过实例说明结构分析法与阶级分析法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史学研究的方法是综合的，所以对当代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四目“史书编撰”

　　教材着重阐明了史书编撰的定义，同时指出，史书编撰受史学家的历史见解（历史观）的支配，进而提出史书编撰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本目内容实际上是研究历史基本方法中的一部分（即历史表述法），历史编撰属于重复内容，为避免冗长感，建议教师在教学中，关于史书编撰注意问题简单了解即可。突出史书编撰的定义后，重点阐释体裁和体例的关系。体裁和体例是历史编撰学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他们都是史著的形式范畴，其含义联系密切，但也并非完全相同，而是各有侧重。所谓体裁，是指史著的编写形式和外在表现形态；所谓体例，是指史著内容的组织结构和编写技巧。一般说来，一部史著的体例安排应当与它的体裁相适应，因此，不同体裁的史著往往具有各自的体例特点。但是，有时二者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如不同体例的史著，有时采取同一体裁；而不同体裁的史著，有时在体例上又相互渗透。举例说，同属于纪传题材的《史记》与《汉书》，在断限、标目、编次等体例方面并非完全相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裁，但它在叙述方法上却具备了以后出现的纪事本末体的追叙、并叙等记事方法。

　　教学建议：建议教师举实例来说明史书编撰的一些具体情况。进行课堂小结时，可采用提问方式：历史学应该怎样“重现”历史？在学生回答基础上，教师加以点评。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史料的价值一目，教学中可从史料的价值、史料的搜集、史料的考订鉴别（目的、内容、方法）、史料的运用几方面逐次展开。可运用导读法、谈话法，边导、边问、边讲。在学生掌握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进而探讨历史、历史学、史料三者的关系，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史料是由客观历史到史学的“中介”。要想认识客观存在的历史，就只能够依赖于它给我们留下来的惟一“痕迹”——史料。如果缺少了这个“中介”，史学便无从谈起了。

　　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一目，教师在学生阅读教科书了解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的一般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两类资料的优点和局限性进行比较，使学生在比较中得出两类资料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可以相互补充的结论，并进一步讨论两者是怎样相互补充的。具体可参见问题解答部分内容。此外，对于中国的历史文献，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插图，结合教科书的帛书、“二十四史”书影、郭沫若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题签、《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书影等插图及历史纵横的内容择要简介，让学生加深对中国历史文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点的理解。关于社会学资料、民俗学资料及社会调查所得资料对于“重现”历史的作用，教师可结合实例适当讲解。在学习口述史料和口述史学时，教师在解释口述史料概念后可以让学生举例讲述其在“重现”历史中的作用，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教师再作适当补充。

　　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教师通过如下问题引导学生阅读教科书：有哪些主要的史学方法？各自有什么特点？你还知道哪些史学方法？在此基础上，教师通过精讲，使学生从宏观和微观上把握史学方法的整体面貌即可。

　　史书的编撰一目中，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思考史书的编撰与史料、史学方法、史观的关系，使学生认识到史书的编撰是历史学工作者在一定的历史观的指导下运用一定的史学方法对史料进行研究整理的结果。关于史书编撰需要注意的问题，可由学生阅读教材掌握。

　　最后小结可围绕课题历史学怎样“重现”历史，采用教师精讲或学生小结的方法，使学生能对本节的重要概念加以整合，对“重现”历史的步骤方法形成宏观的认识。

　　2.教学案例

　　案例一在介绍史料的价值时，可播放开国大典的原始视频资料片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原始资料片，只有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二分钟的镜头。如此重要的开国大典为何没留下纪录片？说来让人痛惜。原来，开国大典之前，中央人民政府不仅考虑到了要拍纪录片，而且为了确保拍摄成功，还专门邀请了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来拍摄。这些苏联摄影人员到现场拍摄了几个小时，直到大典结束。拍摄结束之后，他们带着拍摄的几十盒沉甸甸的胶片回到西华宾馆休息。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北京纠察总队派一个班的战士保卫西华宾馆。10月2日凌晨5点多钟，有战士报告，说西华宾馆失火了。时任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委的骆骥急忙赶赴现场，只见几个苏联摄影师在门外大嚷大叫：“完了，完了，全部完了。”火被扑灭之后，骆骥得知，拍摄的开国大典的电影胶片除被抢救出极少一点外，全部被大火烧掉了。所幸的是，被抢救出来的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珍贵镜头。事发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责成公安部门迅速调查。经仔细侦察，排除了敌特破坏的可能。大火是因二楼客厅丢弃的烟头点燃了沙发引起的，当时苏联摄影师在三楼休息，胶片就放在二楼靠近客厅的办公室中。当住在三楼的摄影师被浓烟熏醒，再想去二楼抢救电影胶片已经来不及了。

　　案例二在介绍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相互补充时，可用多媒体展示北京天坛、地坛的图片或视频

　　北京的天坛、地坛，今天其建筑遗址完好地保存着，吸引不少游人。但是，要想了解它们怎么由明初的“天地坛合祀”而变化成后来的“分祀”，就要查阅《明实录·嘉靖九年》。那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嘉靖与群臣就此问题讨论、争辩的具体情况。而要详细地了解明、清两朝皇帝在天坛、地坛祭祀的具体情景及其仪式，则要查阅《明会典》和《清会典》及其他史籍。

　　案例三在介绍口述史料时，用计算机、幻灯展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调查活动的情况介绍

　　新华网上海频道2004年7月5日消息：6月26日下午，来自南京大学、南京航大、河海大学和南京师大的青年志愿者们，出发分赴南京江宁、栖霞、雨花台、浦口等区的30多个行政村，开始为期20天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证言调查”。

　　南京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张连红教授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已过去60多年，当年年轻的幸存者如今都已分别进入古稀、耄耋、期颐之年，抢救性记录他们的口述历史，对于维护和平和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都很大。

　　南京大学张生老师介绍，南大学生的调查严格按程序和步骤进行，首先在浦口区民政局拿到900多位80岁以上老人的名单，然后做好老人所在的村落标志，分组调查寻找证人。调查中，询问、笔录、拍照、查证等工作分工进行，晚上回来还要讨论，向老师汇报，然后填写记录表，再回到村里找老人签名按手印。

　　针对最近有关记录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因资金不足而陷入困境的情况，一些专家认为，对历史负责的热情不能停留在争辩和说教上，而要增强在铁证如山的证据上深刻梳理历史、还历史原貌的能力。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你读了上面这段文字，对史料的作用有什么新的认识？

　　解题关键：《通鉴》的史料极为丰富。

　　思路引领：史料的相互印证和补充；史书的史料价值；宝贵的文化遗产。

　　答案提示：史料是研究和认识历史的依据，是史家借以“重现”历史的基础。第一，《资治通鉴》拥有丰富的史料，但凡宋代以前和宋朝时期司马光所能见到的历史文献资料，几乎都予以使用了。各种史料之间既可以相互印证又可以互为补充，为《通鉴》能更真切、系统的“重现”历史奠定了基础。第二，在史料的运用上，司马光对所收集到的各种史料，都是采取“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的方法，进行──考据，务使其精确无误；同时还撰写了《资治通鉴考异》一书。这样《通鉴》因其丰富的史料使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第三，《通鉴》所用文献书籍现在一些已经亡佚，多赖该书予以收录才能被后人见到、使用。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总之，《资治通鉴》之所以成为中国史学名著，与其丰富的史料有着密切的关系。

　　【探究学习总结】

　　本课测评

　　1.说说史料在“重现”历史中有什么作用？

　　解题关键：史料的基础作用。

　　思路引领：史料的价值；各种史料的关系作用。

　　答案提示：一、史料是研究和认识历史的依据，是史学家借以“重现”历史的基础。确凿丰富的史料有利于人们真切的认识历史，真切的“重现”历史的原貌。二、文字资料、实物资料、社会学资料、民俗学资料、社会调查资料、口述史料在历史“重现”中有着各自的地位和作用，综合运用各种史料可以更全面、系统地“重现”历史。

　　2.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怎样相互补充？

　　解题关键：两类资料的优点和局限性。

　　思路引领：文字资料的优点，实物资料的优点。

　　答案提示：文字资料在“重现”历史中具有内容丰富，时间维度上比较有连贯性的优点，但它无法反映前文字阶段的人类历史；实物资料虽然多为片断性的，但它却是历史的见证和历史知识的可靠来源。第一，它既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又具有形象直观性。因而比文字资料更直观、可靠。第二，它在断代上具有数据的精确性。第三，是重现前文字阶段人类历史的最重要依据。第四，丰富了对文字产生以后的人类历史的认识。能够印证、充实、纠正文字资料。

　　3.研究历史有哪些方法？

　　解题关键：方法的分类与概括。

　　思路引领：研究历史的方法很多，说出研究历史的一些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即可。不必局限于答案。

　　答案提示：一、史料搜集整理法；二、历史分析法：如结构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等；三、历史表述法：如长编法和类叙法等；四、当今的重要研究方法：如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等。

　　（浙江省舟山中学朱海燕李纪彬韦恩标）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史料与“重现”历史

　　人类过去的社会已经过去，而且无法使之重现。我们的史学研究必须凭借史料，亦即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史料包括史迹遗存与文字记录或历史文献两类，它们各有特点，难以互相代替，但可以互相补充。

　　史迹遗存，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一是遗址，指古代人的活动遗迹，如居址、村落、作坊、游牧民族活动遗迹，等等；二是墓葬；三是遗物，即历史文物。一般说来，遗址的发掘比墓葬的发掘能够较多地了解当时社会生活面貌，但古代墓葬也有它特殊的意义。一是墓葬中有古代人的遗体，二是墓葬遗物往往保存得较为完好，有的墓葬中还有壁画或古代文献。所有这些，都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些方面提供更多的历史资料。

　　人类史跟生物发生发展的历史相比，是非常短暂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跟人类史相比，也是十分短暂的。远古时候的生物和人类文化遗存，有时候埋藏在地层里而被保存了下来，他们当年的生活遗迹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成了化石。所以化石是远古生命的记录，是写在岩石上的“古代文字”，有人把它叫做“石史”。

　　我国历史悠久，国土广大，史迹遗存丰富。它可以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可以纠正文献的谬误，还能增强人们对历史的实感性，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更是仅有的重要资料。

　　历史研究必须使用史迹遗存的材料，不过这类的材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在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一般地还必须以历史文献为主。

　　我国文献史料数量极多。仅以一部《二十四史》而论，就有三千二百四十九卷，字数约在四千万左右。它的记述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长达四千多年。《二十四史》还不过是史部诸史中的所谓正史。此外，尚有种类繁多、体裁不一的史书。甲骨文、金文、简牍、敦煌古籍及近年在湖南长沙汉墓出土的大量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等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此外，如政府的档案，地方志，私人信札、笔记，碑铭、墓志，道书、佛典，谱牒，契约，账簿，报纸杂志，传单广告，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字记录，无一不是史料或包含有史料。还有外国人有关中国的著述及流散到国外的书籍和史料，也是不能忽视的。

　　文字记录的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文献资料的丰富并具有相当高度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中国人民古代的灿烂多彩、可歌可泣的历史才得以在世界史上具有十分难得的地位。文献的发现，可以丰富或匡正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历来的史家都十分重视文献的历史资料。

　　文字记录对历史研究，也有它的局限性。我国的文字记录是繁富的，但相对于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来说，在数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其中还有许多记录是失实的。自古以来，人们一代接着一代地在历史长流中活动着，而人们的这些活动或经历则是不可计量的，事实上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记录下来。但如果没有记录，事迹便被湮灭。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一个时期，就没有或缺乏文字记录。东周百二十国，只有鲁国史书流传至今，孔子对夏殷礼制已有“文献不足征”的感叹。对于作文字记录的人来说，即使是亲见其事的人，也往往受到感觉能力、记忆能力，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和了解的深度，以及偏见和外界影响等等条件的限制，记录不能完全符合事实。《论语·为政》记孔子教导弟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王充在《论衡·书虚》篇认为，竹帛上的文字记载，不尽可信。刘知几在《史通》的《疑古》《惑经》中，对《尚书》、《春秋》提出了许多疑问。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注》篇中揭露了官修史书敷衍塞责，私人著述剽窃抄录等欺世盗名、不认真不负责的坏风气。前人诸如此类的意见都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治史不能不依靠文献史料，但是也不能不以分析的态度对待它。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7页。

　　近代考古学和原始社会史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

　　一

　　……

　　近代考古学从十九世纪后半叶算起，迄今不过一百几十年；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刚半个多世纪。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使命。记得20世纪初年有的学者曾发出过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写续篇的豪言壮语，使后学很受鼓舞。说实在的，按照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学科刚刚起步，缺乏资料的积累，要实现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现实的。现在不同了，我国考古学和相关的学科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史前考古和原始社会历史的一批成果，积累了一些经验。相信不需要多久，将会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智慧和勇气，来弥补恩格斯在《起源》一书末尾所感到的遗憾（恩格斯写道：“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4页注，人民出版社）真正完成一部中国的续篇！作者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一块铺路石。

　　二

　　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到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到国家。二者虽都是世界范围的课题，但都与中国远古历史密切相关。

　　自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明确提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1884年恩格斯发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科学地论证了猿之所以能变成人的根本机制。从那以后，古人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包括中国境内一系列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

　　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魏敦瑞在仔细地研究了大量北京猿人的化石后指出，其体质特征至少有十二项与蒙古人种有联系，铲形门齿就是最显著的一项。现在中国境内发现的人类化石，无论是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元谋猿人(距今约175万年)和蓝田猿人，还是大体同时乃至更晚的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化石，无一例外都是铲形门齿。在新石器时代和现代中国人的标本中，铲形门齿占有极高的比率，高于其他任何种族。其他许多体征也有类似的现象。吴汝康在概括地比较了这些体征上的相似性以后写道：

　　“上述这些在现代蒙古人种中出现率特高的性状，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经常出现。显示它们与黄种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有着亲缘上的继承关系。自然，在这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与其邻近地区不断有基因的交流。”（吴汝康：《古人类学》，第20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所谓发展的连续性或亲缘的继承关系，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和邻近地区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体系，不像是从其他地方的某种远古人类派生出来的。这一体系能不能再往前追溯呢?人们注意到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我国云南发现过一种较接近人类的腊玛古猿，但欧洲西南部和东非也发现过。最近云南又发现禄丰古猿，吴汝康认为它“可能是接近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的类型”。既然中国存在着接近于人类的古猿化石，又有很早的直立人化石发现，以后的发展更是自成体系，可见中国在人类起源及其发展的问题的研究方面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要彻底究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许多工作罢了。

　　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人类的文化。正如中国的远古人类化石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一样，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而且表现得更为鲜明一些。为纪念北京猿人发现六十周年而编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中国远古人类》的前言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多年积累的旧石器材料，已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在不同时期存在反映区域特点的文化，但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分布于我国南北方的各个文化发展阶段，成为我国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体，使华北是否存在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异同的趋势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

　　这些话很好地表述了中国六十余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二是“华北地区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现象，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问题的研究与古人类化石传统问题的研究相互照应。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拿人类化石来说，从早到晚，属直立人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等，属早期智人的有马坝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等，属晚期智人的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辽宁营口金牛山人的地质年代应为更新世中期，此时一般是直立人生活的年代，而金牛山人虽有一些直立人特征，大部分却与早期智人相像，应是体质特征进化最快的一个代表。

　　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大体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别与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相照应，但各地发展具体道路有所不同。华北的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是出现小石器最早的。辽宁海城小孤山有很好的骨器，其中有带鼻的骨针，可与北京山顶洞人的骨针媲美，而年代却比山顶洞早许多，说明当时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有限。但由于时间长，有些文化因素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例如四川一般不出细石器，而那里的富林文化却有大量北方风格的细石器，这显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由于中国东北的旧石器文化有时表现得比较先进(如金牛山人和小孤山文化)，对周围的影响自然会比较大些，例如朝鲜和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就曾受到中国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人类迁移过去。

　　三

　　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过去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徐旭生和童书业先生等还曾进行过系统整理。不过那时史前考古学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无法同考古资料进行比照。有一些作者想用考古资料印证传说，又往往牵强附会。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

　　古代有所谓三皇五帝之说，但具体哪是三皇哪是五帝，则往往有不同的说法。要之三皇或类似三皇的说法应属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所以司马迁著《史记》时径直从《五帝本纪》开始，而于五帝以前的历史则只字不提。

　　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所说不尽相同。《史记》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也不见得都是虚构。例如黄帝就是打败了炎帝和蚩尤之后声名才显赫起来的，起码当时还有一个炎帝。只是后来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五帝的时代究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哪个时代，现在虽然还无法论定，但也不是毫无边际。以往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初，不少学者以为它就是夏文化；后来觉得仰韶年代太早，又提出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意见，现在也还有一些学者保持这一看法。不过从有关夏纪年的各种说法与碳14年代的比照来看，从夏人活动区域的考订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的比照来看，从夏的文物典章制度与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比照来看，从夷夏关系、夏商关系与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比照来看，二里头文化更像是夏文化。假如这个判断没有大错，那么五帝的时代的下限就应是龙山时代。

　　五帝时代之始，战争连绵不断。《五帝本纪》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他先是打败炎帝，接着又擒杀蚩尤。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分化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所以五帝的时代的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

　　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又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段，尧及其以后是第二阶段。先秦儒家言必称尧舜，《尚书》就是从《尧典》开始编纂的。墨家常是虞夏商周连称，把尧舜的历史同三代相连系而与以前的历史相区别。在其余各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问题是这两个阶段能否同考古学文化相对照。前面已经谈到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无论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还是从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等各方面都能看得出来。不过龙山时代有五六百年，而尧舜禹假如真是相互继承关系，时间就会短得多。除非不是个人的直接继承关系，而是不同部落禅递掌权，否则难以简单比附。

　　传说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氏，尧舜的时代或称为唐虞时代。《孟子·万章》引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意思是说，唐虞时代实行禅让制度，而夏商周则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制度。一禅一继，把两个时代区分得非常清楚。所谓“其义一也”是说二者又有联系，都是合乎天意即时代的要求。《尧典》中谈到那时除帝尧、帝舜外，还有由四岳、十二牧(或曰群牧)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有以司空为首的包括司徒、后稷、士(类似后之司寇)、工(百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部门官员的行政组织；有刑法(像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有军队并有显赫的战功。这已经是一种雏形的国家了。当然，《尧典》系后人追述，难免有记不准确而把作者当时的某些情况附丽增饰进去的地方，但也不会是向壁虚构。只要看看龙山时代已有很大的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城内面积就达20多万平方米)，就知当时一定有了城乡的分化，有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有些两椁一棺的大墓，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贵族，制铜、制玉和蛋壳黑陶等当时的高技术产业很可能有工官管理。而当时普遍出现的乱葬坑，死者身首异处或肢体残乱，当是酷刑的牺牲者。如果我们能把这两方面的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把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就会更好地把我国的远古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更好地衔接起来，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产生私有制和阶级，最后出现国家的具体进程及其特点阐释得更加清楚。那时我们将有理由说我们所作的确实称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

　　──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0页。

　　编写史书的原则和方法

　　理论挂帅是我们编写历史的原则。

　　理论挂帅，不是只要理论不要史料，不是用空洞的抽象的社会发展史的一般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只是说要用这样的原理原则分析具体的历史。

　　理论挂帅不是用一般原则去套历史，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而是用理论去分析史料，通过史料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或问题，作出理论的概括。不是用原则代替历史，而是从历史引出原则。

　　理论挂帅，也不是先写一段理论，再写一段史料，或者先写一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使理论与史料分离；而是要把史料溶解在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使观点与材料统一，让读者自己从史实的叙述和分析中看出理论。史料应该溶解在理论之中，不要放在理论之外，“就像颜色和大理石的物质特性不是在绘画和雕刻领域之外一样”。

　　通史的主要任务是要依据具体的历史事实，相对稳定的历史研究成果，用简练的文字，明确的语言，画出历史发展的轮廓，指出历史发展的倾向。但这个线条不是大笔一挥就可以画得出来的，而是通过精细的科学分析作出来的综合。

　　分析不怕细致、深刻，否则不能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综合不怕全面、概括，否则不能显出历史的全貌、线索。因此，在分析的时候要钻进个别历史事件里面去，用显微镜去发现问题；在综合时，又要站在个别历史事件之外，高瞻远瞩，用望远镜去观察历史形势。

　　要严格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他们自己的历史条件之下，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加以说明。如果离开无产阶级立场，不用阶级观点进行分析，而只是用历史条件与历史倾向、历史局限性等等为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落后、反动进行辩护，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客观主义。(参看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不要类比，历史的类比是很危险的。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不可能出现性质相同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例如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都有无产者，但是不要忘记西思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话：“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而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第二版序言)

　　不要影射，以古射今或以今射古。

　　不要推论，一再推论就会用主观观念代替客观的历史。

　　不要附会。

　　不要过多地追溯或展望，应该把历史事件和人物写在他们出现的时期。

　　不要过多地引用经典著作的文句，最好把文句内含的精神体现在史实的叙述中。

　　历史是具体性的科学，论证历史，不要从概念出发，必须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从具体史实的科学分析中引出结论。不要先提出结论，把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史实。

　　每一个论点，都要有论据，不要写空话。

　　所有的论据都要注明出处，见何书何篇，哪种版本，何年出版等等。

　　最好用第一手材料。

　　所用的材料必须和原书核对，如因版本不同而有重要异同，亦须注明。

　　要批判地接受前人对材料考证的成果。

　　材料要有择别，不要为了凑多，把鸡毛和鸡一锅煮。也不要在剔除不重要的材料时，把小孩连同脏水一齐倾倒出去。

　　不要依据孤证作出结论，武断历史。也不要堆上一大堆材料掩盖历史发展的脉络。

　　文章要写得生动一些。但我们不是写诗歌，可以全凭感情，也不是写剧本，可以虚构(写历史剧也不能随便虚构，历史剧中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也必须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我们是写历史教科书，既要生动，又要准确、严肃。

　　不要一二三四罗列现象，要条理清楚。每一章有一章的项目，每一节有一节的项目，每一段也要有成为一段的主要内容。章与章，节与节，段与段之间，又要能够衔接贯通。

　　文章要剪裁，删除繁芜无用的辞句。句子要锤炼，去掉不必要的字眼。不论是文章的剪裁或句子的锤炼，都不要为了美词而害意。

　　──翦伯赞著：《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1-74页。

　　历史观的作用

　　在编撰历史的工作中，史学家的历史观的作用极为重要。如司马迁写《史记》，认为项羽在秦汉之际曾经一度是号令天下的人物，因此写了《项羽本纪》。但是，班固在写《汉书》时，并不承认项羽有那么高的地位，因此没有专为项羽立传，而把项羽和陈胜写成合传。二者的差别十分明显。这种情况，在外国史学上也是存在的。历史观的不同，有时还反映在对已经编撰的历史事实的评价上的差异。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为中外许多正直的史学家所证明，但是日本的少数史学家却千方百计地掩盖历史真相。许多事实表明，科学的历史观，对于正确地说明历史，具有关键的作用。这也表明，在研究历史、说明历史过程中，坚持唯物史观是多么的重要。

　　2.课文注释

　　史料的搜集和处置

　　还原历史事实工作的第一步是搜集史料。搜集史料的方法、途径有多种多样，这里只讲一些最常用的方法。

　　(1)利用各种工具书搜集史料。

　　文史方面的工具书种类繁多，其中最常用的是书目、索引、政书、类书、年表等。例如，关于中国古代史的书目，最常用的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丛书综录》以及各种专题研究书目。近人张心澂所著《伪书通考》上、下册，系现代总结性的辨伪书目，亦便参用。学会使用各种有关的书目，是读书入门、搜集资料的重要途径。清人张之洞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欲知某书的内容、价值、版本及材料的真伪和作者简历，必须熟知有关书目。另外，利用索引或引得，也是搜集史料的有效途径。索引，不但可提供所需要的专题研究文章篇目，还可从中看出有关学术发展的近况及趋势。《全国报刊资料索引》系今人所编综合性索引，分学科、按专题编辑，颇便查阅。此外，还有专书索引、专题索引、专史索引、人物索引等，均便参考。年表，列出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活动的时间。类书，则分门别类排列有各种专门史料甚至包括有重要史书散失的资料。善于利用这些工具书，可以搜集颇多珍贵史料。

　　(2)通过平时读书积累史料。

　　积累资料，从时间观念和目的性上来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研究课题确定之后，遵循课题所需范围，有目的、有计划地查寻与积累资料；另一种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或长远目标，在读书过程中随时积累。这样，可能搜集到埋藏久远、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也可能搜集到不被人注意的最新资料。

　　历史研究，总是先积累资料。清代著名考据家赵翼曾有《陔余丛考》一书，系作者的读书札记；后在此基础上，重加整理，成《廿二史札记》。近人吕思勉有一部遗著《吕思勉读史札记》80万字，是作者在50年间把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同时参考其他史书加以考订而成；作者的许多著作，就是在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通过读书积累资料，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写摘录性卡片，一是写摘要性读书笔记。写卡片比较灵活多样，可以分专题进行摘录，也可以按人物、按专书概括大要，使用时容易灵活编排。对于重要著作写摘要性读书笔记，也是积累资料的重要方法。马克思读书时写了很多摘要性笔记，他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就是其中一例。马克思不仅摘录了摩尔根著作中的观点,也摘录了重要材料,在许多问题上还写出了评语和结论，为我们提供了写读书摘要的典范。

　　(3)注意从考古发掘中搜集新史料。

　　史学工作者应该善于提出与探讨新的研究课题，回答与解决史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而敏于搜集与利用考古出土的新成果、新资料，则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重要途径。

　　历史研究是一个能动的开放系统，搜集与利用考古出土的新资料,是发展史学的内动力之一。中国近代考古的新成就，使中国近代史学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例如，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考古发现的大批甲骨文，诱发著名史学家王国维创立了利用地下出土新资料验证传统文献资料的所谓“二重证据法”，搞清了殷周重要帝王的世系与制度，从而完成了他的古史研究系统，把殷周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50多年，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丰硕成果。例如在长江中下游乃至珠江流域、汉水流域发现多处原始文化遗存：在浙江余姚地区发现的河姆渡文化，分布在浙江、安徽一带的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分布在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在四川、湖北交界处发现的大溪文化等等。这些考古新资料的出土，从根本上改变与纠正了认为“中国文化仅仅发源于黄河流域”这一传统旧观念，开阔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为“中国文化源”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建立了新观念。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证实了《史记》关于两位孙子、两部《孙子兵法》的记载。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为《周易》《老子》提供了历史的新版本，开拓了易学研究、道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思路。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文子》，证实了传本《文子》的真实可靠性，否定了传本《文子》为伪书的说法。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楚墓出土的战国楚简有《老子》新版本和早期儒家(特别是子思等)的新资料。20世纪以来出土的丰富史料文献，说明了中国历史文献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疑古的时代，提出了颇多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4)通过调查和采访搜集口碑资料。

　　人类远古的历史，本来并无多少文献的记载，特别是文字没有出现以前，主要是靠社会宿老的口耳相传借以保存下来的。文字产生之后，逐渐形成为历史文献史料。文献史料对于民族历史、民风民俗、生活方式等记载有限，采访调查口头传说，特别是亲历其事者的口述，可以大大丰富这方面的史料。司马迁撰写《史记》，就有很多内容是采访调查来的口述资料或民间传说。他写的《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其中不少传说采自民间，特别是撰写那些与他同一时代或相去不远的人物传记，则更多的搜集了口述资料与民间传说，如《淮阴侯列传》中的“漂母饭信”，韩信忍“胯下”之辱等等。司马迁为我们提供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写近现代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人物，利用亲自采访调查来的活资料，能使写出的历史更加丰富、饱满、生动逼真。近几十年来，我国史学界出版了不少“人物传”或“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书，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丰富了史料来源。近年来，在西方形成一种所谓“口述史学”或“口述社会史”学科，构成一种史学发展新趋势。其实，这也就是利用调查搜集口述资料的方法所进行的历史研究。这种研究旨在把传统的以研究社会上层活动为重点的宏观研究，转向以研究社会低层活动为重点的微观研究。口头传说史料虽然能丰富和补充文献史料之缺失，但在具体使用时应该进行认真地筛选和抉择。口头传说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发生矛盾时，一般应以口头传说服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口头传说与文献记载不符合时，除应放弃口头传说资料外，还应对文献资料进行考核。

　　由于“兵燹”、社会动乱乃至统治阶级的好恶等原因，大量古籍被焚被毁而散失，年代愈久，散失情况越严重。为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为了整合史料，还必须进行恢复古书原貌的工作。辑佚就是将已佚古书尚存于他书中的资料，重新整合成册以恢复原书面貌的一种重要方法。清人章学诚认为古书的辑佚开始于南宋的王应麟，他说：

　　昔王应麟以《易》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书者，为郑氏《周易》注，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见于群书者，为《三家诗考》。

　　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

　　梁启超却以为“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实际上，可以将此二说统一起来理解，梁氏之意盖为“最初从事此业者为宋之王应麟”，而清人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这是符合学术发展史的。

　　辑佚工作虽始于宋代，但是大规模的辑佚却在清代。清代的辑佚古书，是直接受乾嘉年间编修《四库全书》的影响而进行的。为编修《四库全书》搜集古籍，乾隆帝专门派员校核《永乐大典》，先后从中辑出不少古书，其中比较著名者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薛居正的《旧五代史》、郝经的《续后汉书》等。这是历史上辑佚古书取得的惊人成果。辑佚，对于发展现代学术，仍是很有意义的。

　　辑佚，是颇为繁杂而困苦之事，必须在一定的思想与方法指导之下，方可收到预期效果。郑樵说：

　　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虽亡，而《周易》具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而《乐府》具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凡此之类，名虽亡，而实不亡者也。

　　这可以说是辑佚工作的思想先导，古人根据这种思想的启发，创造了不少辑佚方法。

　　清代辑佚古书成果最富。例如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搜集诸多单篇佚文，按朝代编纂，并撰有作者小传；马国翰编《玉函山房辑佚书》，包括580种古书；王谟编《汉魏遗书钞》，包括400多种书；黄奭编《汉学堂丛书》，包括250余种书等。由于辑佚者鉴别能力与资料存亡的不同，有些辑佚书难免出现讹误。近人刘咸炘作《辑佚书纠谬》，指出前人辑佚书存在漏、滥、误、陋四大弊病，可作为使用辑佚书之参考。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史料，由于年久错简、辗转传抄讹误和记载的失实等原因，故对搜集起来的史料第一步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这就是所谓校勘、辨伪、考证与抉择史料，也是整理史料的过程。校勘，即校正勘误文字，在古代亦称“校雠”。西汉校雠学家刘向说：“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古代的校雠学通常与目录学、文献学合而为一。至近代，随着学科的分化，校雠学、目录学等各自形成独立的学科。因而最初的校雠工作，包括：审订编次文献，订正书名，校正文字等项。这是一种广义的校雠学。而近代以来，把校雠的任务仅仅规定为校勘文字，这是狭义的校雠学。校勘工作的基本原则与态度是：实事求是，广收版本，前后对照，互相比较参证。我国较早的校勘事例发生在春秋时期。据《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篇》记载：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亥字古文作，豕字作，形近而误；己字古文作亡，与三字连笔形近而误。另外还有音近而误者，例如《吕氏春秋·慎势》有“汤武之贤，而犹藉知乎势”一句，其中的“知”当为“资”字之误。古书中类似的错误不少，很多都被校正过来。中国的校勘学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近百年来有很大的发展。近人陈垣在总结前人经验与自己校勘《元典章》经验的基础上，作《校勘学释例》一书，把校勘方法归纳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种，成为今人所遵循的基本的校勘方法。

　　校勘出来的错误，往往把所得成果写成“校勘记”。“校勘记”有三种形式：一是定本附“校勘记”，例如《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等；二是与注释混为一体的“校勘记”，例如郭沫若等人所撰《管子集校》等；三是载于笔记或札记中的“校勘记”，例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我们了解了“校勘记”的这些形式，便于用来阅读古书，辨析与抉择史料。

　　辨伪的目的在于辨认古书或史料的真伪，是对所搜集的史料做初步的外在的鉴别。各种历史文物因其特殊价值，早就真赝相羼杂。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造伪之事与疑古思想。孟子在《尽心》篇中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曾揭露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至汉代，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已经把当时流传的一批伪书辨认出来。宋代以后，疑古思潮渐盛，清代辨伪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集乾嘉辨伪之大成作《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对辨伪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系统地阐述。辨伪的目的在于抉择与正确使用史料为史学研究服务。因而一般的伪书不能引用，不能用作论证问题的史料根据，特别是那些荒诞无稽的伪书更不能作为信史。但对某些伪书中的部分比较真实合理的材料，只要辨明年代与作者，则可以斟酌慎用。陈寅恪曾说：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对于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80页）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学术界依据出土的大量历史文献，对传统的辨伪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反省和审视。既肯定了辨伪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过分疑古”的严重缺陷，掀起了一股为“伪书”辨真的学术思潮，很多学者论证了《邓析子》、《尹文子》、《列子》等书并不是伪书，而是真实的先秦古书。所以，史学工作者在利用辨伪成果时，应当慎重。

　　上述关于校勘、考证、辨伪等，都是整理与辨析史料的重要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去伪存真”。西方往往把这项工作叫做“史料批判”的阶段，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才能确认史料的真实性，才可以对史料进行抉择，然后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与课题分类使用之。

　　对史料进行校勘、辨伪之后，还要进行内容的考证。考证，亦称考据。是在广集史料的基础上，证明其真伪，从而为历史研究提供真确可靠史料之方法。一向被东西方的传统史学所重视。著名史学家陈垣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序录》，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98页）考证的前提是致疑精神，能疑方能致其思，能思方能究其理。考证的职责就是综合运用多闻阙疑、剖析源流的方法，把每一史料的客观因素分离出来。它通常包括核定史料的原始性、审查不同陈述的矛盾性、确定史料所反映的历史事实的实在性等依次递进的几个步骤。顾颉刚根据自己考证古史的经验认为：“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欲达到考证的预期效果，要综合运用有关学科的知识，如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字学、年代学、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甚至自然科学知识等等。关于考证的方法，历代中外史家各有所长，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三种：本证、旁证、理证。所谓本证，亦称内证，即是利用本书内的资料，发现问题，求得证据，以达到考订史料的目的。所谓旁证，亦称他证或补证，即是用本书以外的资料作为证据，考订本书的问题。由于取证来源与证据形态的不同，这种方法又分为书证与物证两种，书证是以图书资料为证据，物证是以实物、遗迹作证据。所谓理证，即是在找不到任何证据的条件下，以学理作为判定是非的根据，达到考订史事目的的方法。

　　我国清代，特别是乾嘉年间，考据学发达，被誉为考据的时代。乾嘉学者如阎若璩、钱大昕、赵翼、王念孙、王引之等在考证史料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关于考证方法的系统知识。但是，思想显得封闭保守，缺乏理论指导，有时陷入无关宏旨的烦琐考证，这是不足之处。西方著名的兰克史学，以提倡“批判史料”(即考证史料)而雄踞19世纪史坛，被尊称为“实证主义史学”，对于在欧洲建立“科学的”历史学起了奠基作用。但是，他们反对对历史进行理论概括，进行判断和解释。中国的乾嘉史学与西方的兰克实证主义史学，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各有利弊。郭沫若曾公正地指出：

　　乾嘉时代，考据之学虽或趋于烦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对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比较之埋头于八股文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不可同日而语。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

　　我们提倡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整理、鉴别史料要运用考据方法，但是进行历史研究不能止于考据，不是20世纪80年代有人所谓的“回到乾嘉去”，而是在辨明史料之后，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历史之本质和规律。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

　　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种历史观点的发展、进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另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关于前者，梁启超、顾颉刚都有论述；关于后者，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也各有阐说。由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引入，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顾颉刚从三个方面比较了20世纪前半期同19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生变化的原因：“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顾颉刚在讲到“新史观的输入”时认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为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诚然，顾颉刚所论，也有可议之处，但他认为“新史观的输入”促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估计，应是符合当时中国史学的实际的。

　　李大钊批评了“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和“历史的政治的解释”，进而阐明了“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认为：“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他批评唯物史观以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而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唯物史观的流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被许多人所认可、所运用，因而也就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翦伯赞撰写《历史哲学教程》的目的之一，就是批评“对史的唯物论之修正、割裂、歪曲”的种种现象，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强调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翦伯赞的这些话，同样也反映出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观的发展的高度重视。

　　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的历程作认真考察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

　　这里，我们就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的有关问题讲两点认识。

　　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是一个人难以作出全面的和正确的回答的，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肤浅认识，讲几点看法，和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全部历史，也可以说是要研究整体的历史。一部史学史，至少是一部中国史学史告诉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作有系统的和整体的研究，这是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史学意识。当然，以往的史学，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但是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等，作有系统的、整体的、科学的把握，确是得益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启示和指导。

　　(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史学史上的许多先哲，着意于“通古今之变”，不断探讨社会治乱之“理”、朝代兴亡之“势”，努力解释“势”与“理”之中存在的“道”，即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与常规，其意颇近于后世人们所说的规律。故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尽管中国学人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也有丰富的思想积累，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的先人们在这方面的思考所得，只是停留在朴素的阶段，从而限制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过程，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演变、发展对社会历史的影响，社会历史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从而揭示出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论原则，也就使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成为可能。

　　(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因为唯物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大家知道，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应从经济领域入手。但是，唯物史观同时承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化、道德风尚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写出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汉书》则创有《食货志》并为后来许多“正史”所效法，杜佑《通典》更是把《食货典》置于诸典之首等等，显示出重视经济生活的思想传统。杜佑甚至提出了教化同食货、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之间的关系，把古代史家关于对社会结构、国家职能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以至于在此后的上千年之中，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进展是缓慢的，并始终带有朴素的色彩。唯物史观的传入，人们的历史观念在这一领域同样产生了质的飞跃，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真正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获得实践的意义。今天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常识问题了，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方面发展到这一阶段，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民本思想的传统。司马迁还写出了《陈涉世家》这样的千古名篇，一些史家也一再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明清时期史学中的重民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但是，这样的思想传统发展到更高、更理性的阶段，也只有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才有可能。只有到这时，中国史学界才能产生如同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1916年)、翦伯赞的《群众、领袖与历史》(1939年)这样的鸿文，揭示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作用。李大钊说得好：“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这是对“众庶”和“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合理解释。诚然，结合到历史的具体事件来说，其情形可能千差万别，但其根本原理，当不超出此论的范围。

　　以上这四个方面，是就我们的肤浅认识来看，唯物史观是怎样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的面貌，怎样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使其朝着科学化的道路前进的。

　　21世纪的中国史学怎样运用和丰富唯物史观

　　从20世纪中国史学同唯物史观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是21世纪中国史学仍将同唯物史观保持密切的联系，后者对于前者的意义仍将是十分重大的；二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更高的科学程度上运用和丰富唯物史观，从而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从这两点认识出发，我们认为要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从严重教训的阴影中走出来。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运用唯物史观过程中也走了不少弯路。从学理上看，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理解、研究，确有一个发展过程，幼稚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从历史条件上看，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特别是“左”的思潮的干扰。上述两种情况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即或者把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以理论代替学术，或者把唯物史观片面化、绝对化，以原则代替具体研究。这两种后果的本质是一样的，既曲解了唯物史观本身，又阻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年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文革”十年更使唯物史观遭到恣意篡改和践踏。现在，是到了我们完全走出这个严重教训所笼罩的阴影的时候了。我们应当像总结成就一样，认真总结教训，这就要求我们正视严重教训，深入拨乱反正，重新学习理论，改进运用方法。

　　(二)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不论是总结成就，还是记取教训，我们都会碰到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问题。这些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出的有关论断。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代替这个体系。其次，它经历了一百多年历史的考验，没有被驳倒，更没有被人们遗忘和抛弃，这从另一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它的存在的合理性。

　　(三)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从史学前辈的治学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翦伯赞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重大问题，是从理论上作出了精辟的论述。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身份的分析和国家职能的认识，对人、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等，都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结论。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还有很多可以总结、可以借鉴的地方。事实证明，唯物史观不会窒息人们的创造力，而是要我们去发现这种创造的方法和途径。

　　(四)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其他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的雅量与勇气。这是从以往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教训，也是从近2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是一定要排斥任何其他的理论和方法；相反，对于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应当予以吸收，为我所用。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唯物史观在同各种理论和方法的比较中显示自身的特点和活力，一方面也将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内容和时代的气息。

　　21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唯物史观仍将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些新问题的基本理论；而新的理论认识的创造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都需要我们在上述几个方面作出艰苦的努力。

　　3.学术观点

　　以史料为中介重构历史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发生的历史，这种历史虽然是客观存在过的，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留下遗骸和有关的记载即物质史料和文字史料，这些史料包含着有关过去历史的信息，历史研究者就是以史料为中介，对已经逝去了的客观历史进行重构。史料对历史研究十分重要，历史学虽然不是史料学，但如果没有史料我们又如何去重构历史，如何去恢复历史的原貌。

　　历史是否重演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中只有个别的东西，没有普遍、一般的东西，历史没有规律可循，因而是不可重演的。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按着某种规律演进的，历史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重演的，但历史的重演与自然界中的重演是不同的，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或完全意义上的重演。每一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不同的主体，打上了不同主体的烙印和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可能完全一致和再现。还有一种观点虽然不否认历史发展有规律性，但认为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历史学家可以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但是任何历史都不可能重演。历史在发展进程中，可以有某些反复，可以有惊人的相似，却不可能有重演，哪怕是某些具体的历史细节都不可能重演。即使它非常相像，但已经不是同一的历史，它的历史时代和背景已经不同，其历史内涵也就不一样了。

　　4.参考资料目录

　　万斌：《历史哲学论纲》，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张耕华：《论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学术月刊》1994年第8期。

　　郭世钦：《爱德华卡尔的历史哲学思想》，《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4期。

　　张耕华：《试论历史的“重演”与历史学的“预言”》，《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李砚田：《论历史主体性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襄樊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张铁男：《应以客观的态度讨论“历史客观性问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于沛：《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节教材主要从五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文明延续的重要纽带、民族精神传承的载体、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宝库、启迪人生的向导。这些社会功能大至对历史的认识作用，小至对个人品质的形成。由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整体感觉理论性较强，缺乏兴趣性，建议在教学中通过列举形象、具体、直观的历史史实来印证或者得出各个功能，从而加深对各项功能的认识和理解。

　　本节引言是一段关于《资治通鉴》“通”含义的解释。尽管是文言文，但由于是清初的作品，引言从整体上对学生而言理解难度不大。建议教师通过提问方式引导学生阅读理解引言内容。可以这样设问：你能从引言中找出史学的哪些社会功能？在学生回答问题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进入本课学习。

　　第一目“学习历史的主要途径”

　　教材主要从认识历史的途径和作用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途径有很多，教材着重突出历史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教材进而指出，认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实，观察未来，看清历史前途。

　　（1）历史学是认识历史的最重要途径。

　　历史是人的创造，有了人，才有人类的历史。但不要忘记，人也是历史的产物，如果古往今来，人们都不学历史，不懂历史，人也就不成其为人，而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大家知道，动物的生存和发展依靠的是它的天赋和本能，即某种遗传密码，即使是在有严密组织和分工的蜂群和蚁群中也是如此。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今天的蜂、蚁同它们亿万年前的祖先并没有多大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物是没有历史的，人们除非用拟人化的办法是写不出它们的历史来的。人却不同，人有智慧，是万物之灵。人的智慧虽然主要来自社会实践，但社会实践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创新的过程。在这里，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学习历史知识。历史是人类的记忆，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记录。通过学习历史，人们了解和吸取先辈的经验和智慧，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实践，然后再把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留给后人。如此世代相传，人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大，人类社会也就不断向前发展了。建议教师引用以下一段材料，让学生思考其中的原因？

　　“自有人类以来，经历了几百万年的原始社会，但由于那时还没有文字，没有真正的史学，社会发展就非常缓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几千年，而这几千年的进步却远远超过那几百万年。”显然比较容易得出其中的结论：历史学在其中具有一份十分重要的功劳。

　　（2）认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实，进而有助于观察未来，看清历史前途。

　　历史知识是人们认识现在和预见未来的前提条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周围事物的认识，总是从它的现状入手，例如，世界的现状，中国的现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单位的现状，等等。但是，要真正认识一个事物，仅仅知道它的现状是远远不够的，知道现状，顶多只能说出它现在是这样，而不能回答它为什么是这样。这是由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有规律的客观过程，任何现实事物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都有它的渊源和成因。只有了解它的历史，才能知道它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才能把握它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每一个人也是如此。

　　学生阅读了教材所引用的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曾经领先于世，而如今努力争取复兴，那么未来一定能够为世界文明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就能够明白历史、现实、未来之间的关系，进而也就能够明白历史在这三者之间所起到的作用。

　　教材引用了白寿彝先生的“彰往知来”手迹。可以适当补充一些关于白寿彝先生的材料。可以引导学生阅读资料回放，加深理解。

　　教学建议，可以请学生分组讨论下列问题：人与动物有哪些区别？21世纪是改革创新的一代，面向新世纪的一代，新东西还学不完呢，何必学历史，去拣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教学中，注意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认识举出史实来畅谈自己的认识，结合学生认识中存在的模糊情况，教师加以辨析、引导。

　　第二目“文明延续的重要纽带”

　　本目教材从四个方面来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的原因。

　　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是惟一没有出现文明中断的古国。之所以如此，其中有很多原因。教材从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政权，从来没有被外力所中断、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历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四个方面加以阐述，而其中历史学发展的连续性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教材对四个方面的阐述条理清楚，学生理解上难度不大，教师在讲述过程中可以采用提问与解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与其他文明古国进行对比。

　　（1）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政权，从来没有被外力所中断。中国所走过的历程中，也曾经出现很多次的外力入侵，但对每次入侵都一一加以反击，从而使中国政权都始终延续下来，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如荷兰殖民者的入侵、英国殖民者的入侵等。

　　（2）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教材没有解释文化的具体内涵，只是从文化的一个层面加以说明。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对文化稍作解释，没有必要作过多的拓展。对于文字的发展演变可采用图片的形式展示并──作简要的概述。商朝出现较完备和成熟的文字──甲骨文，秦统一之后秦始皇统一文字为小篆，以后统一发展演变为隶书，一直到现今电脑中的各种书写形式。

　　（3）思想发展的连续性。教材对思想发展没有作过多的阐述。仅仅从儒家思想自春秋战国出现以后，至汉代形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

　　（4）历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建议展示中国古代的正史“二十四史”的图片或投影，使学生直观感受中国古代历史的史书，便于学生理解这些史书连续不断地记述着中华民族所走过的历程。

　　第三目“民族精神传承的载体”。

　　本目教材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民族关系两个方面来说明历史学起着重要的载体的作用。

　　（1）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来看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我们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和“酷爱自由”“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等光荣传统和优秀品德，只有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反反复复的斗争中才能培养起来。我们的子孙后代通过历史学的教育懂得自己是怎样一个优秀民族的子孙，为我们自己的民族自豪，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鄙视形形色色的崇洋媚外，而且决心继承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民族凝聚力。到了近代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凌侮面前，中国人民便激发出了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说的：“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2）从民族关系来看

　　这部分内容可以通过问答的方式加以理解。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你能列举出哪些民族的名称？你能说出哪些民族的民歌？你能说出哪些民族的风俗？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请问开始形成于何时？最初有哪些民族共同生活？通过提问的方式，使学生了解民族历史的发展，而对民族历史发展的详实的记载是历史学。教学中对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如反抗外来侵略等可以举例加以说明。

　　第四目“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宝库”

　　这一目着眼于历史学的政治借鉴功能。教材指出我们从丰富的历史知识中可以得出很多历史教训。有些东西过时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人心者得天下”等等。中国的史学和世界的史学，都把历史学的借鉴功能作为撰史的重要目的。如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然后以为今人、后人的鉴戒。《资治通鉴》的编写更是突出的例子。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地说他编写此书的目的就在于获取史鉴，即将冗长的中国历史“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以使帝王于日理万机之暇，取而披览，以“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原书名为《通志》，宋神宗取阅部分后，认为其书能够“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略举一二，便可知治国安邦的经验在历史学中反映得最为突出。

　　第五目“启迪人生的向导”

　　这一目着眼于历史学对个人而言，从历史中吸取智慧。怎样使一个人短暂的一生，能够或多或少地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使一生不致虚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鉴历史的智慧。历史给各种各样的人都提供了无穷的知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而现实中就没有这么丰富的来源。因为在现实中，一个人能接触到的毕竟有限，而从历史上去看，见于记载的人物、事件、经验是如此丰富多彩，应有尽有。尽管现在传媒越来越发达，当代也有非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事物，但是无疑，历史比现实更加丰富。如一个学习音乐的人，是否个个都能遇到贝多芬、当代的莫扎特做老师呢？最好的方法只能通过历史向这些大师学习。

　　教材引用了《史记》中收集的历史人物和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的一段话，同样可以帮助学生来认识历史学对个人的人生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一目的教学。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可以借助前一节已经学过的知识加以复习比较。教师可以采用复习旧课的方式提问：历史与历史学的异同？了解学生对这两种历史能够区分的程度。然后再进入本课的学习。白寿彝先生的手迹“彰往知来”，可以采用实物投影展示的方式，让学生来阐述其基本的含义。对白寿彝先生可以作如下简单的介绍：白寿彝,字肇伦，又名哲玛伦丁，1909年生于河南开封，回族。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有六十多年，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等学术领域里，多有建树，为我国的历史科学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其主要著作有《中国交通史》《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等等。

　　［资料回放］要采用展示不同历史时期反映中国社会状况的图片，通过不同时期图片对比，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并得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文明延续的重要纽带。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这一目内容，教师可采用提问方式了解四大文明古国的基础知识，了解学生掌握的情况。如提问：四大文明古国是哪几个？是否都遭到外族入侵？其结果如何？学生回答的基础上，继续提问：中国之所以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是什么？引入本目内容。请学生阅读教科书回答。引导学生观看教师提供的文字发展演变历程图、二十四史书名图片？让学生谈谈看到这些图片后的感受。

　　民族精神传承的载体。可以让学生在讨论的基础上，谈谈中华民族具有哪些优良传统、具有哪些民族精神？然后教师在学生回答基础上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可以让学生举出相关的史实来加以说明。此外教师也可以补充其他一些优良传统，如兼听纳谏、刚正不阿、克己爱人、舍利取义、执着无畏、图强革新等等。

　　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宝库。中国史书浩如烟云。鲁迅曾经说过：“史界两司马，交相辉映。”两司马是指哪两人？分别写有什么史学巨著？编写史书的目的是什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之上，由教师加以总结，历史学提供了治国安邦的丰富的经验和智慧。

　　启迪人生的向导。古人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教师可以提问：古人是指谁？从中得出怎样的感悟？再结合教材中李大钊的一段话，让学生谈谈感受。最后教师总结提升。

　　2.教学案例

　　案例一在介绍认识历史的作用时，可以采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来展示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数轴。通过这个数轴，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认识来举例说明是否存在没有过去的现在及没有现在的未来？举例说明经过过去、现在进而能够预测未来？

　　案例二在介绍文明延续的重要原因：文化发展的延续性时，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或幻灯来展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字形态。如“众”“马”等汉字的发展演变历程。从这些图片中让学生直观感受文字发展的延续性。

　　案例三在介绍文明延续的重要原因：历史学发展的延续性时，用计算机展示出二十四史的书名及有关其他史书的图片。教师对这些史书所反映的朝代作适当的解释，使学生明白连续记载的历史，使文明得以连续。

　　四、问题解答

　　【探究学习总结】

　　一、本课测评

　　1.历史学对文明传承有什么作用？

　　解题关键：历史学是文明传承的重要纽带。

　　思路引领：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历史学记录了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是怎样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答案提示：历史学是文明传承的重要纽带。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不同的历史经历和现实处境，今天的处境是由昨天的经历造成的，要认识和把握今天的国情，必须追根溯源，认识和了解昨天的经历，“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历史上把握今天，进而去开拓未来。历史学就是研究人类昨天，从而使世人把握今天，放眼未来。

　　2.怎样学习历史人物的优秀品质？

　　解题关键：读史。

　　思路引领：学习历史人物的优秀品质先要了解和认识历史人物的优秀品质。

　　答案提示：历史学不仅是知识，而且是老师，是向导。读史，有助于人们明确修身的标准，选择行为的准则，确定奋斗的目标，认清历史的前途。读史，可以了解历史人物的优秀品质，从他们的思想、行为中受到启迪和鼓舞。

　　二、学习延伸

　　有人说，学习历史课，对社会没有用处，你怎么看？

　　解题关键：历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

　　思路引领：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实践，言之成理亦可。

　　答案提示：历史学是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是文明延续的重要纽带，是民族精神传承的载体，是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宝库，是启迪人生的向导。

　　(浙江省杭州市学军中学戚青平宋秋珍徐小慧吴红渠金丽君)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记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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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怎样理解历史学的“资”“治”“通”“鉴”的内涵

　　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

　　夫治之所资，法之所著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

　　史学与培养通达政体之士

　　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言，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通典》举人条例，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繁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朱子亦尝议分年试士，以《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律历、地理为一科。)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宫，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

　　史言薛昂为大司成，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尝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

　　──顾炎武：《日知录》卷16“史学”条

　　历史遗产和民族精神与民族风格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535页。

　　2.课文注释

　　史学与认识中国历史

　　历史教育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人们的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的增强和现代文明水准的提高，一方面包含着对历史传统的某些方面的否定，一方面也包含着对于历史传统的某些方面的重新认识、评价、批判继承和发扬光大。如果可以这样来看待历史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关系的话，那么，历史传统给予现代社会的人们的启示当然是不应当被忽视的，而作为历史传统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史学在历史教育中的作用，自亦有其不可忽视之处。

　　一个民族，总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这是因为，历史不仅可以说明一个民族的过往历程、现实状况，而且还可以指示它的未来方向。关于这一点，世界各国有不少史学家的看法是相同的或相近的。远的不说，即以20世纪而论──

　　一个意大利人说：“历史是生活的教师。”（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一个美国人说：“历史的长河是源远流长的，重大的人类情感和利益都和保持(或者避免)过去的记忆分不开。无论是令人厌恶的回忆或者是令人渴望的回忆，都影响着人民的历史进程。”（蓝达尔《历史学家的身份》，见《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何新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一个英国人说：“革命者只有在他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的历史思想里真正重演那尽管已被他扬弃了的生活时，才能把他的革命看作是一种进步。”（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0页。）

　　一个中国人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社会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这里，姑且不论这些论者的历史观的性质怎样，姑且不去考察他们自身的历史如何，他们以不同的语言和不完全相同的说法，强调了同一个道理：历史和现实生活是不可截然分开的。这是一个深刻的但又极易了然的道理。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曾经激励着无数的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而奋斗、而献身；曾经吸引着许多异国人士的研究、称颂和倾心，以致于把中国誉为全人类的“发明和发现的摇篮”。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又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使它的子孙为之骄傲，为之感奋，也赢得世界进步人士的公正的评价，这是理所当然的。历史确是生活的教师。

　　历史教育，首先要认识中国历史。在认识中国历史问题上，我们应当把握这样几个基本方面：

　　第一，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来看，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种贡献，在十三四世纪以前，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而以科学技术的影响最大。早在上一个世纪，马克思就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之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作了如下概括：“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文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显然，并不是任何一个民族都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并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及其成就都能得到这样崇高的评价。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者们所提供的历史资料，不仅可以证明马克思这一评价的正确，而且还可以由此得到一些新的认识。世界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李约瑟说：中国“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1页）他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尚未完全成书，但已成为世界名作，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证明他的论断不是虚张声势的浮妄之辞。《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篮》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坦普尔认为：“目前无论是西方或东方，真正了解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的人并不很多”；“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的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李云飞《英国通讯·为中国古代文明欢呼》，1986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第7版）毋庸置疑，没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对世界作出如此众多的奉献的。

　　第二，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来看，是为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不断开拓历史前进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这样的民族品格、民族精神，只有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反反复复的斗争中才能培育起来。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这样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焕发出巨大的力量。

　　第三，从民族关系史来看，是我国逐步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原因。我国幅员辽阔，拥有五十多个民族，这是长久的历史发展的产物。我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灿烂的、多姿多彩的古代民族文化，直到今天还在人们的生活中显示出活力，并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与人生修养

　　中国先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重视通过学习历史来提高自己的德行、见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当是对于这一传统的总结。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时，大多讲的是对于史书的学习，以增进太子的人生修养。司马迁写《史记》，重视历史上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他推崇《春秋》，认为它“辩是非，故长于治人”。可见，他是很自觉地意识到撰写历史同有益于人生修养的关系的。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重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加以强调。上面讲的“畜德”，是基本的一条。此外，史学家还从治身、治世、明道几个方面说明史学之不可荒废。唐代刘知几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把史家写人物的问题提到理论上来认识。《史通·人物》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他的这几句话，至少表明了两点认识：第一点认识是，史家作史而写人物，必着眼于善恶突出者，因为他们可以起到“诫世”和“示后”的作用。第二点认识是，倘若有一些“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的人，死后其名不为世所知，那就是史官的失职。前一点认识，是提出了史家写史当以什么样的人入史的标准；后一点认识，是指出了史家在写人的问题上所担负着的社会责任。刘知几在本篇末了写道：“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不论写人还是写事，都是史家应当慎而又慎的。

　　元代史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写道：“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因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他这里说的“自治”、“防乱”、“事君”、“治民”、“谋事”、“作事”等等，也可以用修身和立事来概括，只是他对立事讲得更多一些；不过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所谓“事君”、“治民”本是一种政治修养，同样也是人生修养的一个方面。清初史家王夫之在解释《资治通鉴》的“通”的含义时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王夫之这里说的，可以视为是比较全面的人生修养了；如果也要用修身、立事来概括它们的话，那么所谓“君道”、“国是”、“民情”、“边防”当属于立事方面，而“臣谊”、“臣节”、“自淑”、“诲人”等等当属于修身方面。在王夫之看来，一部《资治通鉴》对于人生修养来说，确乎是非常重要的。可见，人们认为史学对于修身、治世的重要，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思想传统。中国史学还有一个优良的思想传统，即撰史、读史可以明“道”。胡三省曾经批评一种偏见，写道：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

　　胡三省不赞成只有“经”是“载道”的、“史”不过“记事”而已的说法，他认为“道”包含在“事”当中，通过史书所记史事反映出来的得失成败，可以认识到“道”是始终在发挥作用的。人们要认识“道”，是不能没有史学的。清代史论家龚自珍也认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胡三省、龚自珍用“道”这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史学所包含的认识价值，包含着更明确的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规律的观念。

　　总之，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以“畜德”为基础，以修身、治世、明道为目标，以有益于社会实践、历史进步为归宿。

　　3.学术观点

　　历史学的用途及其滥用和误用

　　史学就其缘起和本质而言，本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它出于对整个群体命运的关怀，而不带有任何个人目的和利益取向。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但人人未必肯做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群体的历史学家。后者虽然也像“普通先生”一样，要关心和记忆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主要的职责是关心和记忆群体的历史，了解所有以往岁月中人们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使之传之久远，不管它们已经十分遥远，不管它们与他自己的生活的联系是多么疏远。正如莫里逊所说：历史学家“有权利也有义务把这种屡验不爽的历史教训指出来，即使这同他本身的信仰或社会相抵触”。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史德”一定带有几分宗教性，必须有追求真理的信徒式的虔诚，有一种对公众的责任感和为公众谋利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

　　然而，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著述只为稻粱谋”，当历史研究成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手段，那么，历史学就开始逐渐走向它的反面。史学发生了异化，史学的功用也随之发生了质变。历史学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公益性，而直接与个人、集团、政党、阶级的利益相联系，历史学家也纷纷从个人、集团、政党、阶级的利益出发去研究历史。随着历史学的发展与知识门类的专业化，历史学家越来越退缩到他个人狭小的专业天地里，作为一名学者，他将耗费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撰写论文著作，他们孤灯苦守，皓首穷经，积累的是精湛的技术和深奥的知识，缺乏的是“己饥己溺之怀”和思想驰骋的能力。学术的异化又培植了另一类学者，他们频频在公众传媒上亮相，评论时事，引导舆论，宛如一位公共的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已沦为潮流的随从、政治的附庸。难怪史学家古奇曾要大声疾呼：“任何一个为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派或教会大声辩护的人，是无缘进入历史女神之庙的。”因为，任何出于一己私利的研究者，一定会歪曲历史，一定会误用、错用、甚至反用历史。

　　作为一位严格的看门人，古奇只允许那些能超越个人(或其所属的团体)私利，关怀人类普遍命运的人进入历史女神的殿堂，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一如尼采把人类的命运托付给超人，人们也把希望寄托给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希望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能怀抱宗教式的虔诚，绝去名利之念，做真正的历史学者，担负起合理运用历史的责任。史学和历史学家能否担当得起这番责任和使命呢?这是每一位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都该正视的问题。

　　如今，尼采的问题——历史的滥用和误用问题再次被提起，2000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过去与现在历史的利用和滥用与历史学家的责任”。如此看来，尼采当年将书名题为《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并非是骇人听闻，或故弄玄虚。事实上，近一百年来，人们对历史的误用、滥用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愈演愈烈。当历史学的用、尤其是它的滥用和误用成为一个国际史学界讨论关注的问题之时，我们国内史学界的反映是冷漠、迟钝和滞后的。奥斯陆会议及议题是否意味着进入新世纪的历史学者开始了一场新的反省——全面检讨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的滥用和误用以及历史学者的责任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命运可以持谨慎的乐观主义。

　　新时期史学功能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史学如何适应这种时代的变化，我国史学理论界开始了对史学功能的具体讨论。学者们主要就史学功能的分类、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关系、历史科学的特点和史学功能的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现将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史学的功能是什么？它包括哪些内容?这是史学功能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刘志琴认为当今史学的主要功能是教育性的，它要给人以历史的智慧，这比知识更有力量。不能把历史局限在爱国主义的传统教育，还应该成为德育、智育和美育的内容，是全面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史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功能。吴廷嘉认为，史学的社会价值具有多方面的意义：1.通过史学研究，使人们能够深刻地认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从中总结正确的经验和教训，提高改造社会的自觉性和实践的能力；2.把握客观历史发展规律，提高对社会发展的综合治理能力和预测能力；3.史学研究能够最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们的理论洞察力，因而，史学研究在人才教育方面有其特殊作用；4.史学研究是探索各民族、各国家所特有的历史发展道路及其规律的主要手段和可靠途径；5.在史学领域，可以期待交叉科学、横断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突破。丁伟志则把史学的功能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伦理教育的功能；第二，经验借鉴的功能；第三，文化积累和传播的功能；第四，获取对社会的规律性认识的功能。茅海建提出，应从不同群体对历史学的需求区分它的具体社会功能。沈定平提出，史学的价值首先就表现在科学整体化过程中，表现在它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上。马雪萍则明确地把历史学这种影响和推动其他学科发展的作用称为历史学的科学功能。从学者们的讨论来看，研究在不断地深入，但仍不够全面。例如关于史学的预测功能问题。

　　二、关于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强调它们的一致性。林甘泉认为，学术价值是一切科研成果能够得到社会承认的根本价值所在，但是一门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它是否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如果史学家只埋头于自己的“名山事业”不考虑社会的需要，历史学要引起社会的重视是很困难的。宁可也认为，就史学的全局或整体来说，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与它的学术价值应当是一致的，不过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不能采取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态度的。龚书铎认为，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应在学术价值中体现社会价值。瞿林东认为，史学的社会价值是学术价值发挥的表现形式。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只有在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时，才获得了社会价值；而当它获得了社会价值时，它的学术上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只是在这个时候，史学研究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显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乃是检验其学术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

　　有的学者则强调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李祖德认为，学术价值是从学术这一角度来衡量和评判历史研究成果的标准，是指历史科学自身发展中的价值而言的。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是指客观存在的历史，通过历史学家的研究，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标准，有严格区别，是不能混同的。田居俭则认为，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虽然有区别，但其作用不是对立的、分裂的，而是统一的、结合的。学术价值愈高并与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得愈好，社会价值也就愈高。片面地强调学术价值而不考虑社会价值是不足取的。片面强调社会价值而忽视学术价值，也是不足为训的。有人还提出史学的经济效益的问题。一部分学者主张，历史学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重新调整自己的姿态，担负起社会责任，主动介入现实社会，当市场经济大潮的弄潮儿。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历史还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它的作用只是渐进的，硬要把历史学置身于经济建设大潮中，显示无比的力量，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可能办到的。有的学者则不同意将史学研究等同于一般的商品生产。

　　三、关于历史学的特点与史学功能的特殊性问题。张国刚认为，历史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相比，具有许多显著的优点与特点：从知识内涵上看，它是既逝性与启迪性的统一；从知识形态上看，它是生动形象与抽象思维的有机统一；从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看，它具有基础性与综合性的特点。历史学的价值实现并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的。首先，历史学必须以当代社会科学为中介，才能将其功能反映到现实生活中来；其次，历史学必须通过影响当代社会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才能变成物质力量，显示其社会功能。李侃认为，作为精神产品、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都不能同物质经济效益等同起来，都不能用数量统计学和统计经济学的方法去估算和衡量。通过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使它作为一种精神滋养，知识和文化的积累，经验的借鉴，给人们以智慧和启迪，这也就是历史学的学术、社会价值所在。丁伟志认为，不懂得历史学的性质，硬要它像应用技术一样，在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上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意见无疑是不可取的。

　　4.参考资料目录

　　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瞿林东：《历史·现实·人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齐健、赵亚夫等：《历史教育价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白寿彝：《论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苏瑞林：《历史学家的眼力──关于史学功能的思考》，《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傅允生：《试论历史功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

　　陈国灿：《论史学功能的文化形态》，《中州学刊》2001年第1期。

　　瞿林东：《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陈润叶：《新时期史学功能研究综述》，《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2期。

　　陈颖：《实证与提升──史学功能的再诠释》，《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陈剩勇：《全球化、族群认同与历史教育》，《史林》2003年第6期。

　　张耕华：《论历史学的用途及其滥用和误用》，《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