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大学全球排名:海南在1988：一代中国创业者的启蒙之地

http://news.QQ.com　 2008年10月27日15:04 　 中国企业家　 何伊凡　 我要评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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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过去一直是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1988年，海南建省的消息一传出，骤然间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和憧憬的热土，十万人才下海南成为当时海南人才热的生动写照。

18年后的今天，当年的“闯海人”已成为海南建设的主力军，活跃在海南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

也许，历史终将成为过去，但留在“闯海人”心里的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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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8年的海南。
这一年，马蔚华39岁，戴志康24岁，陈峰35岁，方风雷36岁，冯仑29岁，潘石屹27岁，王功权27岁。
“做什么都难，除了赚钱！”上世纪90年代初，许多海南商人愿意跳出来认领这句豪言。
“海南等于获得了一个框子，在框子里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至于其中有什么风险不清楚，当时那么多有朝气、头脑活跃的人放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面，第一个念头肯定是创新。”
“在海南你不一定成功，但海南代表着一种希望，一种主导自己命运的可行性，而在老的环境中，你可能什么都不是。”
直到多年之后，海南第一代风云人物几乎全线溃退。
海南，自此成为一批中国创业者的启蒙之地、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台风又来了，微微褪色的条幅竭力从椰子树上挣脱，条幅上写着：“热烈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20周年”。
绿荫笼罩的小院中，冼笃信踱来踱去，掏出手机，又放下。将要到访的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的妻子，他规划中的几笔生意都需和刘永好搭档。
这个肤色黝黑，鼻梁微塌的中年人，年轻时很少焦急等待别人。现在，他偶尔会站在海口秀英码头，看粗大的锚链此起彼伏从海底升起。就像岸边的波涛每日奔腾翻滚，往事无人提起，但那些条幅让他的记忆又爬上来。
如同19世纪中期加州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淘金者的胜地，大国商业的幼年也许总需要一片释放狂野能量的土地，海南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20年前，像冼笃信这样最富冒险精神的一些年轻人在这里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但似乎大多数故事并没有什么好的结局：部分耀眼的尝试已抹成粉红色的伤痕，残留的则在岛外生根发芽。
“走到今天，海南必须要牺牲这一批人，牺牲这一批机构，那些倒下的人和机构已经完成了自己特定的历史使命。”海南证券前总经理文哲说。
今日金融界、地产界中的佼佼者，十之五六都拥有自己惊心动魄的海南往事。你会看到，出现在本文中的名字有：冼笃信、庄子通、马蔚华、方风雷、文哲、陈峰、冯仑、戴志康、蒋晓松……等等。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而我们将从冼笃信的故事开始。
上 篇 盛宴
芝麻开门
延伸阅读：冼笃信：海南首富十年沉浮
冼笃信祖籍海口市郊龙桥镇，初中毕业前做过不下二十种生意，高中时搞了批沉香贩运到湖南，回来的路上遭遇“严打”，被抓后拘留了40多天。在四季常青、撑不着也饿不着的海南岛，冼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每次出海归来都被乡亲们围着讲故事。
第一次“海南热”1983年4月就已启动，当时海南尚隶属广东省，中央给海南下放了八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与冼笃信同时代的海南商人多从这一时期掘到第一桶金，例如现在海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庄氏集团董事长庄子通，他也出身贫寒，推销化肥袋和苗圃袋起家，后来办了一家小型食品加工厂。
这一轮“海南热”后期完全转变为买卖免税进口汽车的“汽车热”，冼笃信和庄子通都曾涉足，冼笃信倒手过100多辆汽车，每辆车最少赚1万元。从1983年1月到1985年3月，海南进口免税汽车花掉外汇10多亿美元，给国家金融捅了个大窟窿。“汽车事件”被调查，海南沉寂三年。此时冼笃信和庄子通均已脱身，冼笃信的兴趣转移到地产，而庄子通则动手搞建筑材料。
1988年4月13日，海南各地街头充斥着节日的亢奋，到处是音乐、彩带与旗帜，这一天海南成为中国第一个特区省，而且获得了最特殊、最灵活、最优惠的政策。
冼笃信至今还记得“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壮观。海口市中心的三角池，晚上数不清的外地人操着各处方言，拉着吉他手风琴，摆“人才食摊”。中午他们则聚拢在某个政府机关的食堂吃几毛钱一份的“人才饭”。
“虽然改革开放已10年，但大多数地区还属于‘冻土地带’，没有配套的环境和体制。”海南证券前总经理文哲说，“但海南不一样，就像哪个地方下雨、哪个地方一定有很多动物趋之以往，闯海南的人都是自驱动的，而不是国家驱动的。”
这一年，马蔚华39岁，戴志康24岁，陈峰35岁，方风雷36岁，冯仑29岁，潘石屹27岁，王功权27岁，今日商场上活跃的海南留痕者，许多与冼笃信有过生意上的来往，周末常去郊区喝茶聊天。
第一届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来自广州，省长梁湘来自深圳，按照他们开发特区的经验，建省后需要寻找巨额投资，除了贷款借款、招商引资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政府手上的土地变为资金。“中央把能给海南的全都给了，下面就看我们自己的能耐了！”许士杰在一次讲话中说。
1989年，冼笃信买下三亚西河西路南段的250亩土地，还通过河堤填方硬造出一百多亩地，为此他先后投入500余万元，当时以他的财力尚难以支撑，他通过将另外几块土地倒手，又拉上银行做合作伙伴凑足了这笔钱。
然而此时地价尚未升温。1988年建省激起的狂热1989年迎面就遭遇几盆冷水：年初是“洋浦风波”，在政协会上，海南开发洋浦的新模式被一百多名政协委员联合上书国务院反对；接着是政治风波；10月份，一场真正的风暴降临，三次强台风先后登陆，海南一片狼藉。
1989年夏，海南又陷入小低潮，多数公司的项目基本停下来，开发西河西路北段的公司准备退出。而赌性很强的冼笃信决定逆势收购，买下了整条西河西路。
能赌赢吗？冼笃信没有把握，但是“汽车热”的经历告诉他，只要政策一来，海南就如同念动了一句芝麻开门的咒语。
那一年，海口市大概是全国惟一还没有装上红绿灯的省会城市，这似乎成了海南商业环境的一个隐喻。
疯狂的地产
“做什么都难，除了赚钱！”上世纪90年代初，许多海南商人愿意跳出来认领这句豪言。
1990年、1991年地价开始缓慢升温，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公布后，在“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鼓舞下，低地价、低税收、气候宜人的海南成为房地产公司的福地。
据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廖逊回忆，时任三亚副市长的江上舟，从廖主管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挖”去了一个叫夏明文的人，担任三亚国土局副局长，专管土地拍卖。夏不负所托，第一块地就拍出了每亩380万元，当时可谓天价。舆论哗然。“省政府非常紧张，担心这么高的价格会把各地投资者都吓跑了。但没想到恰恰相反，全国的商人全都被吸引来了。”廖逊说，“那时哪有什么开发商的概念，有人发现原来发财如此简单，成立一个公司，划一块地，拿这块地去银行贷款，盖个房子，一涨价就抛出去。”
海南地价就像个汽油桶，一根火柴引燃，轰的一声冲出去。1989年每亩几十万元拿到的地，1992年已飙升至每亩300万元以上，一年后能涨至每亩500万元，往往一幢大楼尚未封顶已“转嫁”几十次。海口的海秀路和滨海大道上拉满了五颜六色的地产广告横幅，阳光只能从缝隙射进来。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一共60人，有30人离职去搞地产，廖逊急得没办法，只好提拔女干部。
地产拉动性强，海口一夜间遍地黄金。擦皮鞋的一天可挣300元，路边拣易拉罐的乞丐一天可收入近百元。最先带动起来的是建材行业，庄子通记得最初钢材、水泥等都在计划供应范畴内，主要依靠一些能获得内部指标的机关企业向外倒卖，随着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拿到上万吨的钢材也不是难事。“反正蛇有蛇路，龟有龟路。”他说，地产红红火火的时候，一艘满载钢材的船来海南，遭遇台风，晚到港两天，结果就多卖了几百万。
庄子通垄断了海口60%高层建筑所需材料，但他还有点不甘心，“用了我材料的人，有些还是我垫资，盖一个房子就能几十倍、上百倍的赚，我却在挣辛苦钱。”1991年的时候他也成立了一家名为“海南昌盛”的地产公司，操作尚算扎实，置地一片，开发一片，也因而损失了不少“快钱”，这个遗憾后来反而成为了他的救命稻草。
冼笃信的巅峰时刻不期而至。他出手了西河西路的土地，价格翻了近10倍。最多的时候，他在海南拿下的土地接近5000亩，海南商界开会，他总是坐在第一排的人物，走在路上身后跟着两种人——想从他手上买地的和想把地卖给他的。他还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是全国最年轻的政协代表之一。1993年在北京参加政协会时，他通过当下尚不多见的“大哥大”指挥海南的生意。政协会闭幕，他就卖出了价值2.6亿的土地。
冼笃信称自己重情义，他的励志读物很大一部分是金庸小说里快意恩仇的故事。海南地产界的风云人物郑先平曾是他的司机，后来树旗单干，还曾涉足金融，据说拥有海南最“牛”的车牌号。冼在郑创业之初鼎力相助，他对郑先平非常欣赏，因为觉得郑先平和他一样，“如果有哪个朋友的项目需要50万、100万，二话不说就送过去。”冼笃信说。
“重情义”的气质延续到他的投资风格。北京海淀区政府曾找过冼笃信，希望请他去开发，看重哪块地就给他哪块，价格很便宜，好的地段不过二十来万／亩。冼笃信组织了一个3人小组在北京住下来，准备放手大干一番。但这一计划突然终止。他匪夷所思地将投资调到湖南，因为湖南对他更热情，长沙市多位官员4次带队到海南考察他的公司，号称未来的开发区他想要多少地就有多少地。最终他也没有在长沙落子，而是选择了二级衡阳，因为那里有“朋友”。
所谓的“重情义”，也隐含了早期海南商人中的一种基因，他们倚重私人网络，特别是政商之间的距离模糊不清。冼笃信对这种含混规则的脆弱并非毫无察觉，只是当时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以为已修成了“不坏金身”，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随意使用各种资源。
金融泡沫
为地产输血的是金融。冼笃信喜欢和银行捆在一起，合作伙伴中甚至包括哈尔滨等地的银行。通常是银行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以这个公司与冼笃信合资，各占一半股份。“我要钱银行就给我，银行看重的是我能拿到地。”
海南也具备足够宽松的金融环境，“总行有各种管理办法，但在海南这些限制都可以突破。”文哲说，他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处工作，建省后和“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的师兄张志平创办了海南证券。他还记得曾在总行看过一份文件，上面写着要整顿全国金融机构，后面加了个括号：海南除外。
五道口一派精英集聚海南，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1987年就来到海口要办个“国际信托公司”，没想到一涉及“国际”审批流程就长，筹备了大半年觉得没戏，又回到北京。2001年他再次来海南，在张志平与文哲帮助下以海南省证券公司基金部经理的身份创办富岛基金，这是国内最早的养老基金之一。
“海南等于获得了一个框子，在框子里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至于其中有什么风险不清楚，当时那么多有朝气、头脑活跃的人放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面，第一个念头肯定是创新。”文哲大笑，好像又回到了那段岁月。戴志康也同意他的看法，“在海南你不一定成功，但海南代表着一种希望，一种主导自己命运的可行性，而在老的环境中，你可能什么都不是。”
海南证券的金融创新令同行羡慕，除富岛基金外，还首创了中国第一个房地产投资券——怡和房地产投资券，承担中国第一家溢价发行股票的承销，尝试过国库券、债券等几乎所有有价证券的买卖业务。“你们太快乐了！”外省分支机构的同事常这样告诉张志平。
1991年，其他省份面对股份制争论不休时，这股浪潮早已从海南岛翻涌而起。“琼”字头最早的5家上市公司中4家都由海南证券包装。
海南证券包装的第一家上市公司——琼能源登陆深交所前夕，公司一位高层找到文哲，想以1元／股的价格给他和张志平一些原始股指标，文哲给他拉了一张名单，自己和张志平一张没要。“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做这件事（推动企业上市），一定要有很多人支持你，怎么支持？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必须成为股东。最初我给他们的是风险，他们毕竟要付出每股1元钱的成本，以后涨起来了这个钱也不是我给的，是市场给他们的，他们需要理解股市的概念。”
上市后琼能源涨到20块钱，开始有人雇很多马仔走街串巷去收购原始股的股权证。这也给创业者提供了空间，原省长航空事务助理陈峰受命创建海南航空，只从省政府拿到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不够买个飞机翅膀，他就是通过流行的私募形式向社会公开发股，将注册资本扩充到了2.5亿。
有一天，文哲对张志平神神秘秘地说：你猜经我们手送出去的那么多家原始股现在值多少，2000多万！
“不是因为我们清高，而是当时海南的金融机构待遇太好了，我们一切消费都可以签单，吃完饭刷卡就走，每个高管都有车，内陆同级别的银行高管没有这么潇洒的。”文哲说，“那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在海南，搞金融的人都经历过这段神仙般的日子。内地银行抢着给岛内输血，通过同业拆借，前者可以坐享很高的利差。据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计算，从1991年-1993年，每年全国银行有超过400多亿元短期资本流入海南，海南最多时云集了1600多家银行机构网点。人们说，“海口大街上银行比米店还多”。
信托业曾是海南的一个标志。1994年之前信托本就是并立于传统金融体制之外“特区”，当它和海南这个全国最大的特区叠加在一起，海南信托业就成为“特区中的特区”。高潮时期，海南信托类公司达21家，让其他省份都瞠乎其后。信托公司80％的资金投向了房地产，而贷给企业搞实业的款项中又有80％间接投资在房地产。干柴遇到烈火，地产与信托互相推动，飞速膨胀。
海南金融由此呈现出“银行里有信托，信托里有证券”的特有模式，这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引爆它们的将是与之环环相扣的地产，后来信托全面清理，又导致证券经营机构大幅重组。
中 篇 疗伤
爆发
延伸阅读：海南，无度的狂欢[1984　公司元年
不夸张地说，1984年是属于珠江三角洲的。邓小平的南巡以及深圳等地的示范效应，在这一年终于发酵。无数胸怀野心的青年人如孔雀东南飞，纷纷奔赴此地。
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统计局的办公室里编写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他发誓要做中国的IBM，不久后，他将南下深圳书写一段高亢而悲壮的生涯；同样也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他发誓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在国营工厂里上班，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他也将坐着火车到珠江三角洲去了；赵新先，军医大学的教授带着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笔架山下开始新的事业；在惠州，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自己的工厂，他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在广东顺德的容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万能表等简单测试仪器，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独自一人冲进大雨中号啕大哭。10月，珠江冰箱厂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声”，潘宁出任厂长，这便是在后来统治了中国家电业十余年的科龙公司的前身。潘宁造冰箱，在技术上靠的是北京雪花冰箱厂的支援，在资金上则是由镇政府出了9万元的试制费，所以，这家工厂成了“乡镇集体企业”，这一产权归属最终决定了科龙和潘宁的悲情命运。
在1984年诞生的这些公司，在今后将相继散发出它们的光芒，不过在那时，它们还非常的幼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它们都没有太多资源，创业者看上去与常人无异，分散在一些偏僻的地区和角落，它们所从事的产业大多与人们的日常需求相关，这也是企业能够迅速成长的前提。跟那些拥有大量设备、技术、人才和资本的老牌国营企业相比，它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微不足道，唯一有的，只是自由。当时，这些公司在性质上也算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不过由于新创办—如联想、万科等，或濒临破产—如海尔、健力宝，所以并不在政府部门的关注对象之列，相应地便也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而正是这点可怜的自主权让它们显得与众不同，在一切都需要“计划”的时代，它们是少数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1984年，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我们都下海吧”，所有的年轻或不太年轻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词汇互相试探和鼓励。新中国成立后共有三次下海经商浪潮，这是第一次，其后两次将发生在1987年和1993年。经过将近六年的酝酿和鼓动，“全民经商”热终于降临，当时在北方便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根据《中国青年报》做的一份调查，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社会的流传语。
在这一年的最后，还是让我们用那个即将成为中国第一个“首富”的四川人来结尾。 8月，牟其中第二次出狱了，这次他被关了11个月，罪名仍然是“莫须有”。他是8月31日被放出来的，9月18日，他就匆匆召开了中德复业恳谈会，10月5日，将中德商店升格为中德贸易公司，很快又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数年后，他的公司再度更名为南德，而他将1984年作为公司的创始年。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他挂了一幅《好猫图》，三只活泼、灵巧的小猫姿态各异地汇聚一起，它暗喻着“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上端横幅写着“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很像一个政治理想，而不是商业上的理念。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他一直在忙不停地注册公司，他办了一个“中德企业管理夜校”，想把它办成一个培养商海巨子、企业家的摇篮；他组建“小三峡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想要成立董事会，并发行股票；他还注册了中德服装工业公司、中德竹编工艺厂、中德造船厂、中德霓虹灯装潢美术公司、商品房建筑公司。座钟倒卖的成功让他自视为商业上的天才，仿佛天下生意均靠他神指一点便会金山成堆，善于天马行空而惰于落实执行的商业性格在这个时候已经毕现无疑了。到年底，他的每一个项目都半途夭折，不了了之，不过这并没有让他产生挫折感，他只是觉得万县这个弹丸之地实在太小了。第二年的开春，他将要去重庆，去北京，去一个更辽阔的天地，那里才能为打造他的商业帝国，舒展梦想的翅膀。
1985 海南，无度的狂欢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苏芮：《跟着感觉走》，1985年
从1984年6月起，孤悬海外、百年寂寥的海南岛突然成了一块骚动的热土，全中国嗅觉敏感的商人都夹着钱包往那里赶，一场百年一遇的金钱狂欢正在那里上演，大戏将持续半年，最终以悲剧落幕。
海南岛那时还隶属于广东省，1984年1月，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央即决定开放沿海14城市，比邻香港和深圳的海南理所当然地成为开放的重点区域。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算过一个细账，“海南岛要发展，必须要有原始积累，靠什么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够。靠外援？不可能。有一快捷的办法是自己‘草船借箭’。”雷宇的“借箭计”，便是把中央给的特殊政策转化成真金白银。
早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经批转过一个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不过，这个《纪要》又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雷宇的“借箭计”则把后面的这段文字给轻描淡写地“忽略”了。
事实上，在当时的深圳，靠进口国家控制商品来赚钱的公司比比皆是。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积累，雷宇和他的部属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车，跟进口一些小家电、办公设备等相比，它无疑是利润最丰厚、也是内陆市场最欢迎的一个重量级商品。当时雷宇的算盘是，“进口1.3万辆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出乎他预料的是，闸门一开，事态迅速地变得不可收拾。这年夏天，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随便到哪间茶楼、饭馆、旅馆、商店、机关、工厂、学校、报社，直至幼儿园、托儿所，听得人头昏脑胀的一个词汇，就是“汽车”。
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汽车像潮水般涌进海南岛，全部停在海口市内外，密密层层，一望无际，在阳光下五彩缤纷，闪闪发亮，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场景。工商局积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只消罚款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这辆汽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了。在这中间，贪污、行贿、受贿、套汇，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动均在阳光下公然进行。
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里，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已经开出信用证5万多辆。进口用汇总额，高达3亿美元。 9月，海南大量进口汽车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派人前来调查，海南行政区政府的上报材料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第一，海南进口的所有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所有汽车发票上都盖着‘只限岛内使用’和‘不许出岛’的字样，这是事实）。第二，目前已经到货的车，不足1.5万辆（这也是事实，但上报材料没有提及已经发货，正朝着海南破浪而来的那几万辆汽车）。第三，海南对进口物资的管理，十分严格，一律不准出岛，违者要受处分。”就在行政区政府上报这份材料的同时，成千上万的日本汽车，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不断地卸下。从9月25日至10月10日，海南至少又批准了8 900多辆汽车进口。11月25日，雷宇在一份致国务院特区办的电报中仍称，“到目前为止，海南岛进口的汽车全部都是在岛内销售的。” 汽车并不是钻石，成千上万地进口、出岛，却让全天下的人都视若无物，这未免太过猖狂，到年底，国务院特区办已经不再相信海南的报告。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省政府明确命令他停止汽车进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
不久后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一年时间里，海南非法高价从全国21个省市及中央15个单位炒买外汇5.7亿美元，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1亿元，比1984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除了汽车之外，还进口了286万台电视机、25.2万台录像机。雷宇被撤职，后转任广东一个农业县的副书记。行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于一年后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一直过了很多年，人们仍然可以在大江南北的道路上看到一些挂着“粤字”牌照的高档走私车，它们都是当年海南案的遗物。
在中国改革史和企业史上，“海南汽车倒卖事件”带有很强的“寓言性”，一个地区为了发展经济，令制度的许多欠缺渐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改革的渐进特征日益明显，开始进入漫长的灰色地带。}
每一次危机过后，人们才知道一切从开始就不可避免。对亲历过海南那段疯狂岁月的人来说，上帝又一次玩了这种游戏。
1992年10月，一次省政府组织的座谈会上，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形势一片大好，只有廖逊表示“谨慎的乐观”。言毕全场哄堂大笑，当时的省长秘书问廖逊为什么“谨慎”，廖的逻辑很简单：全国的资金都跑到海南来了，别的省也要搞建设，谁当家也要收拾你。只是现在十四大还没有召开，要维持大好形势，但绝不会容忍海南继续这样下去。
当时参会的部分企业界人士听了廖逊的话，将手中的地产匆匆出手。但1992年过去了，没事，1993年1月、2月也没事。当时有人骂，“谁听这个姓廖的谁倒霉！”廖逊也觉得很没面子，但是3月份，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告诉他，目前有20个省的人民银行备付金吃紧，中央可能要收缩银根。
由于所处位置，马蔚华可能已深感寒意。有一次冼笃信和郑先平请马蔚华吃饭，马蔚华和冼、郑二人说，尽快把手中的土地丢掉，把项目处理掉，宏观调控要来了。冼笃信不以为然，宏观调控又不是第一次来。马蔚华意味深长地说，“这次和以往不同。”
怎样的不同？冼笃信并不理解马蔚华的意思，但也没当成耳旁风，他准备卖掉在三亚0.7平方公里地块。找银行的合作伙伴商量，行长说你缺钱花吗？为什么要卖这个？冼是个爱面子的人，这句话把他问住了，有两个项目别人都开了支票，他还是没卖。“如果听马蔚华的把手里的地卖了，差不多能回笼10个亿的资金。”
他还希望再上演一次逆流而上，计划在三亚和海口各盖一座三星级酒店，地皮都拿到了，已经预付400万元给工程队开始打桩。这时一个马来西亚人托朋友找到他，请他介绍了几位省领导，号称要投资海口美兰机场。他特别对冼笃信的宾馆感兴趣，建议他停下来都建成五星级的。冼听从他的建议，原来12层的设计改成了20层，两人还跑到香港，找专业人士做设计评估。
宾馆工程既然暂时停顿下来，冼笃信就把准备好的资金调度到其他地方，恰逢有政府官员建议他去五指山去投资，他就调了几千万过去，既然整个资金部署全部打乱，索性又调了几次资金出去。这一时期有人还动员他把自己的腾龙公司上市，冼拒绝了。“那时候我认为自己又不缺钱，上市以后怎么管理又弄不清。”他就这样放弃了过冬的棉袄。
此刻冯仑、潘石屹、王功权等万通六君子已全身而退，他们直觉来自何处有多个版本，但可能也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很容易计算出，小小的海南集中了当时全国15%以上的房地产开发商。一个全国人口最少的省，商品房销售额却在全国各省市中增幅第一，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数字。
庄子通在宏观调控前已有察觉。他知道钱只能收进来不能放出去，建材发货不敢一下子停止，只好慢慢收线，该发100吨货就发20吨过去。房产出手较早，还小赚了一笔。
廖逊那三十个下海的“兵”也在泡沫破灭之前齐刷刷清盘，三十人一个也没被套住，算是个小奇迹。“或许因为他们毕竟在机关工作过，对政策敏感度高吧。”廖逊猜测，“套进去的全是贪吃最后一口的。”
1993年6月底，中央突然下了一个文件，7月1日即生效，要从海南抽走绝大部分投资房地产的国有银行贷款，数百亿资金被冻结。“当时房地产主要是建办公楼，很少建住宅，从1988年-1993年平均每年有万把家企业来海南登记注册，那时在海南注册公司简单，宏观调控来了投资者又都看淡海南，1994之后每年又有万把家公司迁走。没了客户，再加上银行断血，房地产全线萎缩。”迟福林说。
此刻冼笃信再想把资金调回来修宾馆已是回天乏术。马来西亚人承诺的投资迟迟不能到位，他一气之下出国找对方，最后在一个修车房找到了。一看那破烂的办公环境，冼笃信心就凉了，对方给他开了两张支票，每张200万美元，而且一再承诺剩余资金马上拨过去，冼拿着支票去银行一验，假的。
这并不是一次迅疾的、直截了当的崩溃。1994年海南房地产尚有48亿元投入，冼笃信还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在第四，是最年轻的一位。他想再搏一搏。
万泉河入口处的一个荒凉渔村，一个叫蒋晓松的人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他1992年来到这里想建一个度假区。蒋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商人，住在镇上计划生育办的一个套间，整天穿一件有点皱的短袖衫和一条大短裤，没事就跑到河边、海边看水，晒得和渔民一样黑。1993年蒋晓松才拿到批文，等于踩到这一轮地产热的尾巴上。斟酌之后，他决定坚守下来，接下来整整三四年他都埋首度假区的设计。
这个小村叫博鳌。
艰难岁月
这一次，冼笃信赌输了。
他数次试图翻身，但此刻才发现公司埋下了如此多的隐患。他也曾意识到家族式管理利益纠葛，目光短浅，从外省引进很多“高人”，没想到两股力量马上形成对立。当着冼的面相安无事，他一转身，就有老部下给新人画漫画，搞小动作。他请来的总经理辞职前说：冼总，你那帮人我根本一个也调不动。所以他一再随心所欲地冒进时，身边无人敢给他刹车，如今陷入困局，也无人能给他指路。
另一个机遇从他的指间滑落。1994年前后，民生银行筹建时发起人要拉冼笃信入股，冼笃信报了5000万，冼的好友刘永好报了6000万。冼笃信盘了一下资金，能拿出的现款只有3000万，虽然那时地产已萎缩，他要把手中的地块出手也并非难事，但一闪念间，觉得3000万不够也就算了。“实际如果就以3000万入股，现在也是几十个亿了。”他慨叹，“如果银行能再多支持我一年，我就能把节奏调过来了。”
银行的确无法帮忙，它们有自己的麻烦，整个海南金融大厦就要坍塌了。1995年后，政策滞后效应全面凸显，海南从此进入艰难时期，大批公司倒闭、外迁。由地产泡沫引发了金融灾难，形成不良贷款至少在1000亿元左右。当时中央高层领导对海南金融有约法三章：大陆的银行不能再向海南拆借。“金融机构之间没有机会流通，一下子把血管掐断了。”文哲说，“大饼已经摊出个形状来，但没有东西支撑，钱只能烂在里面。”
最初金融机构的变通之法是通过违规的国债回购“补血”。1995年8月国债回购中止，海南仅信托业所欠岛外债务达到200亿左右。深知房地产回升无望的海南各金融机构开始拼命挣扎，几乎演变成一场违规竞赛。信托公司存款利息最高到36％，挪用证券保证金也成为信托公司的常规武器，这最终耗光了最后的氧气。
此期间还有过一次回光返照。1995年8月18日，海南发展银行（以下简称海发行）开业，这是海南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由海南省政府控股。它背负“收拾旧山河”的厚望。然而199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做出决定将全省28家信用社全部并入海发行。当时信用社已是不折不扣的烫手山芋，大量贷款用于房地产和娱乐餐饮等第三产业，无一例外采取高息揽储的方式吸收存款，有的年利率高达25％。进入海发行之前已资不抵债、无法兑付到期存款。
1998年春节过后，海发行各营业网点前出现了取款人的长龙，原因是海发行吸纳信用社后信用度降低了。有人将定期变为活期，牺牲利息3万多元，还自称“胜利大逃亡”。越向后，海发行规定的每次取款数额越小，愤怒的取款人指着“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承诺破口大骂。1998年6月，海发行被迫宣布行政关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被关闭的银行。
按照省政府要求，多个机关事业单位都将开户行转到海发行，海南发展研究院就转了800多万元过去，这些存款至今仍无下文。“10年了，不要说‘国资冰棍’，就是冰棍杆也化没了。”迟福林慨叹，“那真是个令人痛心的时代。”
除这次大张旗鼓尝试外，已执掌海南证券的文哲还暗中酝酿了另一个突围的宏大计划：他准备杀出海南求生，在全国已建立8个营业部。文哲计划收购20家营业部，同时增资扩股，做大盘子。1997年某日，文哲收到了马蔚华转给他的文件，人民银行总行同意海南证券扩股，但两天后马蔚华又给他打来电话，把文件收回去。总行给海南证券提了一个附加条件，必须要与大型国企港澳国际的子公司港澳信托合并。
港澳信托当时也麻烦缠身，文哲与港澳信托的总经理王志刚交换意见后，签备忘录，交换资料，但最后关头因港澳国际董事长李耀祺反对而终止。“港澳信托在全国有20个营业部，李耀祺可能觉得与我们合并不甘心，但他们在证券业务的专业化程度远远不如我们。如果当时两家合并，马上可以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证券公司，这实际上是在海南再创造一个金融奇迹的机会。”文哲感叹。
让李耀祺出乎意料的是，他虽然拒绝了海南证券，但1998年1月，按照中央部署另一家央企接管港澳国际，查账过程中暴露出共亏损33.2亿元，李鲸吞资产数千万元，被判死刑。
海南第一代风云人物几乎全线溃退，与李的轨迹类似，惨淡收场的金融大亨还包括华银系两位负责人夏鼎钧与石雪、中金丰德投资控股公司总经理罗贤平等多人。海南证券的高管倒是全部平安着陆，文哲希望重组海南证券，先后与德隆、国美沟通，最后选择了高盛，曾两入海南的方风雷是交易的牵线者。
离开的并不仅是候鸟，冼笃信把只剩下一个壳的公司交给哥哥打理，重新开始企业流浪汉的生涯，从一个生意跳到另一个生意，他做过防伪标签、监控设备、旅游网络等。或许因为挥霍了太多好运气，坏运气开始频频光顾，总在他爬到一定高度时向下拉一把。就在防伪公司酝酿上市前夕，因冼的一个下属私刻公章被查封了，类似的玩笑命运还和他开过多次。庄子通则在1997年后去广州发展，做了几个盈利颇佳的项目。
人事几经变迁，留给海南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海口、三亚遍地枯楼，风吹雨淋，市中心好像经历过台风，每座烂尾楼最少能牵扯出七八个官司，二十来个债权人。曾经是不夜城的海口，大批酒店、歌舞厅、商店关张，新开张的都是典当行、跳蚤市场和一元钱一位的“老爸茶馆”。
1995年、1996年、1997年，海南GDP增速都在全国倒数之列。1998年之后涨幅虽大，但廖逊认为这是靠“县市大排队”、“末尾淘汰制”等畸形手法逼着基层干部把数字抬上去的。到2000年，海南只剩下琼海和海口两个市的公务员能足额按时发放工资，2001年琼海禁止赌博，一年下来少收入几千万，就只有海口能足额按时发放了。
当年进行私募的一百多家海南公司中，只有25家上市，25家中又70%进行过重组，使海南成为国内证券市场中的“壳”资源地。还有1家退市，5家迁出海南，留在海南的，还有几家除了官司以外几乎一无所有。
跌跌撞撞中，海南走入21世纪。
复苏
冼笃信又回来了，第一次是被逼回来的。
1999年后国务院给海南处理烂尾楼多项免征营业税、契税的政策和专项补贴，大大降低了重启成本，不过大批烂尾楼的业主音空信渺。2000年，时任三亚市委书记的王富玉用了个狠招——炸楼，先在三亚大东海旅游区炸了几座。“王富玉这个人有些‘李卫当官’的劲头，”廖逊说，“这个消息震动全国，一下把业主都炸出来了。”冼笃信赶紧把在三亚的楼盘全部卖掉。“其实这时收购烂尾楼肯定能赚大钱，但我的资金都占在其他的项目上，另外还有一个官司。”
那个官司就是曾千呼万唤请他去的湖南衡阳项目，他聘的湖南高管把公司账目修改之后卖了1600万的资产。冼笃信来到自己的办公楼前，迎接他的是一把大锁，他找到对方，对方说钥匙在保安那里，可保安怎么也不出现。“他公开说‘你拿我有办法吗？你又不是本地人。’”冼笃信气恼不已。
庄子通抓住了机会。2002年他回到海南收购“烂尾楼”，楼价不过300多块钱每平米，还没有多少人敢沾手。庄子通一算账，拿过来装修一下，好楼盘能卖到一平米2000多元，一般也能卖到1200元以上，每平方米还有300块补足。只要有胆量，这是相当不错的生意。
昙花一现的繁荣让海南付出了多久的代价？学者有不同的分法，按照迟福林的研究，2003年烂尾楼开始盘活，海南平稳提速。
另一个复苏的信号从蒋晓松所在小渔村发出。这位前导演1996年7月才破土动工建度假村，那正是海南最黑暗的日子。一年后，亚洲金融危机出现，日方合作伙伴退出，蒋晓松不得不把自己的汽车卖掉了，但始终没卖地。然而正因这次蔓延危机，促使亚洲国家产生了搭建交流平台的需要。
2002年4月12日，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召开，昔日的小渔村顿时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中心，这里被确定为亚洲论坛的永久会址。它成了海南、甚至中国的一个符号。“博鳌论坛是海南复兴战略中的一件大事，”迟福林曾参与博鳌策划，“但目前它对海南的价值远远没有开发出来，不过是
下 篇 反思
2004年初，陵水县本号镇来了一位客人。穿着随便，手拿草帽，说话和气，和镇党委书记唠了一会儿家常，又在村里转了一圈，看了看清苦的村民生活。这里是黎族聚居区，山高水阻，信息不畅，客人自我介绍后镇党委书记才知道他是新任省长卫留成。
卫留成上任不久就把海南18个县市转了一遍。2004年1月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他明确提出：海南仍是欠发达省区。有人担心这种提法是否会影响干部情绪，否认前任的工作成绩，卫留成斩钉截铁地说：不会！
基于此判断，在已确定的建设“生态省”总目标和“一省两地”（把海南建成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海岛度假休闲基地）产业发展战略下，卫留成发挥领军中海油的经验，以抓“大”为风格，引进一批大企业，带动一批大项目，还把海洋开发提上日程。“老卫在用管理企业的方法管理一个省。”他的一位老部下说，“本次繁荣虽晚却很健康，是创造财富而非转移财富。”廖逊也如此评价。
然而之前海南也不乏有魄力的领导者，更不乏机会与政策，为何20年后这个简称为“琼”的省仍然丢不掉谐音的咒语，被其他特区甩在身后？
一种说法是天时不济。海南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十年的最后时刻建省，恰恰是矛盾集中的一段。原海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陈克勤在他的著作《海南建省》一书中就认为，作为中国最大、最新的经济特区和实验田，这个曾为流放之地的边缘岛屿实际屡屡成为风暴的中心，干扰不可避免。
1990年后，政策中心转移到上海浦东，海南既不再是最“特”的特区，也不再是最“后”的特区。上海一开放，广东、深圳，甚至香港都有失落感，更何况海南？“上海开放意义重大，否则中国不敢那么快就加入WTO，但是此举对海南的冲击也确实沉重。”廖逊说。后来天津、苏州等地相继崛起，海南所享受的优惠不久就变为了普惠。
另一种说法是缺乏“地利”基础。海南与台湾风物相似，建省初衷也有与台湾竞赛的政治含义。但海南建省前的定位就是国防前哨，长期处于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状态，大中型工业和加工业都不能搞。据统计，从1950年至1987年，用于海南的国防建设经费为200多亿元，而用于经济建设经费才80多亿元。
“海南最初规划时曾比照深圳，但它无法向那个方向转。深圳周边有庞大的配套加工体系，有通向内地的市场，有背靠香港的资本运作空间，还能享受海外和香港的产业承接，这些海南都不具备。”文哲认为珠三角非但不能拉动海南，而且还吸纳了东南亚一带的投资资源，“海南完全没有做实业的味道，说白了，只有投机。”由于没有工业，只要宏观大势一去，地产萎缩，整个经济就滑坡。
海南的民营企业长不大，也留不住。“内地很多民营企业利用国企改制的机会一下子就做大了，但海南国有企业少，做好的更少，没有很多机会。”冼笃信说，“1994年之后，海南哪家民营企业拿到过贷款？政府也刚缓过来，有心无力。就是政策来了，只是白纸一张行吗？靠自我滚动生存没问题，要壮大就快不了。”
资金短缺是严酷的现实。1994年之后，国内外金融机构都将海南视为炼狱，2005年前，海南中小企业20万余家，但每年能够办理“贷款证”的不过1/50，到2005年已没有一家外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业务，连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只有光大和深发行两家，且网点很少。四大国有银行的海南分行几乎被总行打入“冷宫”，不但不敢轻易发放贷款，还将大量信贷资金上存总行。直到2006年海南才摘掉“投资高风险地区”的帽子。
还有人指出海南商业环境中“人和”的缺陷。“很多人怀念特区的优惠，带着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我在海南这么多年看到了两个‘特’字，一个‘特’字意味着将优惠作为大胆试验，主动‘趟地雷’的交换，这是积极的。还有一个‘特’，意味着腐败和权力寻租，寄生性和腐朽性的一面也很突出。”廖逊说，他还记得海南所享有的特区政策中，最“肥”的一条就是外贸。当时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出口都要结汇，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企业要获得美元就需要到海南来出口。海南一时冠盖云集，22个外贸公司是全岛人民最羡慕的工作，手中抓着配额，扬眉吐气，但1994年1月1日外贸体制改革，原本在海南办理出口的全国客商纷纷返回本地，海南外贸一落千丈，22家外贸公司5年之内统统破产，负债高达200%，职工全部下岗。
自“汽车事件”开始到建省前6年的繁荣，都属于政策性繁荣，把政策榨干是常见的做法，中规中矩在这种环境下反难有成就。“第一批海南创业者的特质很明显，他们有能力、有热情、敢冒险，也不太守规矩”。迟福林说，他主管股份制改革时，曾给李耀祺批过5个公司，对李很痛心，“他有才干，但把摊子铺的太大，不可收拾，另外和下属的人际关系搞不拢，至于私生活的问题我不便评价，正是这三件事要了他的命。很多人的结局都可以预料，但那种情况下，劝不住。”
第一任省长梁湘，曾将海南与深圳做过比较：深圳像一张白纸，正如毛主席所讲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案。海南是一张比深圳大得多的，已经被画过多次，改过多次的旧纸，要在上面重新作画，不知道比深圳要难多少倍。
如今交到卫留成手里的这张纸，不但被涂改过，还曾经被揉搓又展平过，他将如何画下去？（本刊记者鲁菲、杨婧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