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查询jdk安装路径:毛泽东破敌36计之26-30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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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破敌36计之26-30计
第二十六计 指桑骂槐

    [原文]大凌小者,警以诱之。刚中而应,行险而顺。

    [译文]强大的慑服弱小的,要用警戒的办法来诱导它。适度的强硬,可以得到拥护,使用果敢手段使人敬服。

    [毛泽东论述]

    一、美国叫着反共的口号,它反对共产党倒是实在的事。但是,它是否真的害怕中国共产党呢?中国只有几支破枪,我们有的只是人、农业和手工业。我看美国不是真怕中国共产党。而是以此为题目,另有其他的目的。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1954-10

    二、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不宜于破裂。

    ——转引自《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077页

    [范例]蘑菇云头乃叱咤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原子弹。”可是,正当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协同攻关,原子弹研制工程即将竣工之时,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对此,毛泽东诗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一颗两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广岛被炸死7.8万人,炸伤3.7万人,约占总人口的48%;长崎被炸死2.37万人,炸伤4.3万人,约占总人口29%。美国对日本的核袭击,震惊了全世界,揭开了核时代的序幕。核武器被人们视为人类末日的“缔造者”。

    一九四六年八月,当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时,曾明确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何不知道敌人手里的原子弹将对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崇高事业带来多么大的困难和坚险。然而,同时又是伟大的战略家、谋略大师的他,深知两军对垒,军队士气及精神面貌对于战争胜负的极端重要性。他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的信中就叮嘱道:“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要,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应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所面临的国内国际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上多次核讹诈,毛泽东由此纵观世界,高瞻远瞩,清楚地认识到核武器已成为未来世界冷战中必不可少的“护身符”,认识到原子能核工业的极其重要性。当时的共和国,还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艰难时期,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不致重蹈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寇践踏大好山河的惨痛历史,年轻的共和国必需加强国防力量。然而,根据当时国家的财政能力、工业技术基础,要想在常规武器方面与潜在的敌人达到势均力敌,其现实可能性不但很小,而且即使达到了,人家手里的原子弹还会让自己的大炮飞机力不从心。于是,毛泽东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毅然决然作出了优先发展我国核工业尖端武器的战略决策。

    早在一九五○年五月,我国就成立了由吴有训、钱三强领导的从事核科学研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会议室里亲自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等关于铀矿地质和原子能科学研究的汇报,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下定决心搞原子弹,以对抗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他说:“苏联政府已经来信,愿意给我们积极的援助,这很好,我们要把反应堆加速器建立起来,有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于是,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筹建工作。一九五五年四月,中苏两国政府签定了协议,由苏联帮助我们建造一座7000瓦功率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250万电子伏特回旋加速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特别强调指出:

    “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然而,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由于苏联政府正在与美国政府以及西方国家举行日内瓦谈判,如果西方获悉苏联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就有可能破坏我们为和平作出的努力……为此,苏共中央决定,提前中止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一九六○年苏联政府在撕毁协议后,很快撤走了专家,中断了技术资料和设备的供应。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中国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并将开始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以苏联毁约的年月“596”为代号。一九六○年初,从全国各有关部门调集上百名高中级科学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探索原子弹的科学规律。

    一九六一年七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工作会议,围绕原子弹是上还是下的问题展开讨论,并将会议的文字材料速送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毛泽东。毛泽东阅后连夜给聂荣臻挂了电话,明确指出:“我们的国防尖端技术同先进国家比还差很远,值得引起认真的重视。”八月,毛泽东回京,专门召集了周恩来、陈毅、贺龙、聂荣臻,再次研究原子弹上不上的方案。为了加强整体领导,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毛泽东特别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距离历史文化名城敦煌西北100公里处的珍珠泉,被初步确定为我国第一个核试验爆场基地。但是后来考虑到有可能破坏敦煌古迹,转而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大戈壁滩上找到一个地方。经中央批准确定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此后,仅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一座拥有5000米跑道,一片达10多万平方米的住宅区及其设施,一座贮水2000万立方米的水库,一所容纳1000多人的大礼堂等50多个大型原子弹效应建设项目很快在戈壁荒漠矗立起来。(配图:我原子弹爆炸照片)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药为高浓铀-235(U-235),核爆装置重1550千克,威力为2.2万吨TNT当量。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这枚牵系着亿万中国各族人民心脉的炸弹,不负众望,在蔚蓝的天空上升起了一朵太阳般灿烂的蘑菇云。由此,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此,中国就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核大国。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的圆满成功,是我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取得的重大成就。当一九七一年七月,回国省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从老同学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那里得知,我国原子弹、氢弹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成功的明确答复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中国、中国,你曾在郁达夫的小说中被那个受尽欺辱而含恨蹈海自杀的留日中国学生沉痛地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的祖国,你终于不但站立了起来,而且挺直了脊梁了!

    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毛泽东有着鲜明的“擒贼擒王”的气魄和特色。一九六四年五月和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曾两次谈到核武器的发展问题,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当激光技术出现后,也立即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曾垂询用于国防的可能性……

    历史的列车已经驶入二十一世纪,此时,当我们回味蒋介石当年惊闻大陆爆炸原子弹后长叹一声“完了”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顺理成章地作出这样的判断:二十世纪60年代,苏联虽然对我国抱有灭亡而后快的狼子野心,但是,即使在珍宝岛吃了亏也终未敢对我国实行大规模武装入侵或发动所谓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而美国更是听从了毛泽东发出的警告,未敢在越南北方投入地面部队把战火烧到中越边境——这些,都是因为中国人手里紧握的已不是大刀长矛而是飞机大炮+原子弹!

    可是,令人气愤的是,就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让人误以为其所指的是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这个“桑”,实际所指正是妄图剥夺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权利的这个“槐”。尤其是针对刚刚拥有原子弹的法国和即将拥有原子弹的中国,以保持苏美核垄断的霸权地位。对此,中国和法国的立场惊人地一致。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一针见血地说:“什么三国条约,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在压我们,只许它们有,不许我们有。可事先我们两国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毛泽东对苏联如此堕落下流卑鄙竟与帝国主义联起手来窒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丑恶行径义愤填膺、耿耿于怀。事隔两年,他创作了别具一格,雄浑潇洒的《念奴娇·鸟儿问答》,还特别提到此事。词曰: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十八年之后,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美国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出尔反尔,公然宣布不执行旨在减少大气污染的《京都协定书》。其当年签订所谓的“三家条约”之阴暗动机更加昭然若揭。

    从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一九七六年,在短短的十多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拥有三栖战略核力量,即轰炸机机载核武器、陆基导弹核武器、潜地导弹核武器(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二日,我国首次潜艇发射导弹成功;该项试验,一九七五年即经毛泽东批准)。这三位一体的战略核打击力量,是中华民族当代的钢铁长城,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不再被人宰割、任人欺辱的重要保障,她是每一位华夏儿女的最大骄傲!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国首次核导弹实弹发射成功!(威力1.2万吨TNT当量)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威力12.2万吨TNT当量)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国首次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威力300万吨TNT当量)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第一颗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下水成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我国首次洲际导弹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国首次发射返回式地球卫星成功!

    [注释]

    一、《红楼梦》第十六回:“偏一点,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本计意思是说指着桑树骂槐树。比喻明指这人暗骂那人。此计是用“杀鸡儆猴、敲山震虎”来统领部下和树立威严的手段。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事例如穰苴治军:春秋末期,齐景公听从大夫晏婴的建议,任命田穰苴为将,带兵抗击晋燕的联军,根据穰苴的提议,齐景公又派自己的宠臣庄贾作监军。穰苴当即与庄贾约定第二天中午在营门议事。第二天,穰苴提前到了军中,立起测定时刻用的标杆和滴漏盘。等到午时已过,庄贾还没有到达营门,穰苴就放倒时标,倒掉漏盘里的水,入营行使职权,整顿军队,宣布军令。直到黄昏时候,庄贾才面带醉容而来,推说亲戚们设宴饯行,所以来迟了。穰苴怒斥他恋小家而不以国事为重,随即叫来军法官问:“按照军法无故误了时间如何处理?”答:“该斩。”庄贾听后酒力醒来,忙叫人飞报齐景公搭救。没等到派去的人回来,穰苴一声令下,庄贾被斩首示众,全军将士肃然。此时,齐景公派来的使臣匆忙闯进营中,拿着诏令赦免庄贾。穰苴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问军法官:“乱在军中跑马该如何处理?”答:“该斩。”穰苴说:“君王之使,不可杀。”于是杀了他的随从和驾车的左马,让使臣回去报告。然后他率军迎敌。这样一来,全军上下没有一个敢违抗军令法纪的。穰苴在行军途中,非常关心士兵,照顾伤病,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军队的战斗热忱高涨,军威大振。晋、燕联军探听到齐军情报,急忙回渡黄河撤退,穰苴挥师直追,收复失地。

    三、刚中而应,行险而顺:《易经·师》卦:“彖曰: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刚,威严。古人认为,为将之道,若不刚,则无威严而不足以服众,过刚,则暴而无以怀之,有刚中之才,而信任不专,亦不能成功。打仗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刚毅果敢行事,才能使人信服。总之,将帅用恰当的威势和严肃而认真的态度,才能管理和统率好部队。

    

第二十七计 假痴不癫

    [原文]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静不露机,云雷屯也。

    [译文]宁可装作糊涂而不轻易行动,不可强作聪明轻举妄动。在表面平静中暗地筹划而不露声色,就像雷电在云中蕴蓄力量一样。

    [毛泽东论述]

    我想,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

    ——《论持久战》1938-5

    [范例]智诈勃列日涅夫

    百年国耻并不遥远,对于历史确实不应说“如果”。但是,在此,不妨让我们破例一次——如果毛泽东早诞生几十年,也许就不会有丧权辱国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俄伊梨条约》、《中俄北京条约》,150万平方千米的神圣山河就不会沦落他手;外蒙古也不致为苏联离间而脱离祖国的怀抱。下面一个小小的例子即可证明毛泽东的英雄气概和足智多谋定能让贪得无厌的沙皇因噎废食

    苏联霸权主义者秉承沙皇的衣钵亡我之心不死。二十世纪60年代,借两国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分歧,逐步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妄图对中国一劳永逸地征服。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因为他们面对的再也不是苶弱不振的大清帝国,而是大智大勇的毛泽东和站立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十五日、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与不可一世的苏联军队在中国领土珍宝岛发生激战。这就是震惊中外,差一点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这次反击作战,我边防部队共击毁击伤苏军坦克、装甲车17辆,击毁苏军汽车、指挥车各一辆,打死打伤苏军官兵200余人(其中两名校级军官,列昂诺夫上校和杨辛中校被击毙),缴获当时苏军最先进的T-62主战坦克一辆及枪支弹药等军事物资。

    珍宝岛的枪声把中苏两国,同时也把世界推向了危险的峰巅。

    苏军在珍宝岛上的惨败,使勃列日涅夫恼羞成怒,密谋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国使用战术核武器,准备对我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但在当时美苏争霸的形势下,为了在重新瓜分世界的肮脏交易中更好地合作,苏联自作聪明地想把它的狗急跳墙的罪恶计划向美国人透露一下。为此,勃列日涅夫亲自打电话给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令他秘密地征求一下美国最高领导人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本人或者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

    多勃雷宁言听计从,立即与白宫取得联系。一个半小时后,他赶到了皮埃尔酒店,在19层楼的一个房间里,与基辛格进行了一次通宵达旦的密谈。最后,基辛格推辞说:我们需要慎重研究。请多勃雷宁耐心等待。

    可是,俄国人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人把他们耍了。

    六月五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脑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一时间,整个世界几乎颤栗了,似乎骤然就要窒息了,宇宙瞬间也要凝固了。人们用惊恐万状的目光,聚焦般投向中苏边界两端的导弹发射架——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了吗?

    勃列日涅夫的决心决不会因为美国人的“背信弃义”而有丝毫动摇。俄罗斯人嘛,自从一五四七年伊凡大帝始称沙皇,在成吉思汗的子孙后辈脚底下挺起了腰干以来,就只知道前进不知道后退的,特别是在对付实力上处于劣势的对手时更是如此。

    早在一九六八年,苏军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的带有指令性质的《军事战略》一书,就曾赤裸裸的进行讹诈:“导弹核武器不可能避免地要在任一有核大国参加的战争中使用,而且是在战争爆发不久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以上的话是让美国人听的,因为,抗美援朝时,苏联人连有限地出动空军保护中国人民志愿军运输线都踟蹰不前,怕与美国人直接较量。那么,让谁听的呢?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军事态势,显而易见,是让中国人、是让毛泽东听的。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苏联《消息报》社论,指出:“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几天后,曾任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的扎哈罗夫元帅在同一张报纸上叫嚣什么任何侵犯苏联远东边界的企图都将遭受失败。

    毫无疑义,苏联当时在陆军使用常规武器难以制服中国的情况下,欲对中国进行战术核武器打击的决心已经下定。

    对于敌对方动辄用原子弹来讹诈,毛泽东曾经发表过许多有针对性的言论,其中最能表现他政治家气魄、哲学家睿智、战略家胆识和诗人浪漫的那句话,是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在接受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时所说的——

    “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能真正听懂毛泽东这句话的人不多。但是,美国总统、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当时听懂了。他为此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主任杰里·帕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以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不过,对毛泽东没有用,对别人,例如对勃列日涅夫,未必没有用。

    毛泽东喜欢游泳是众所周知的。这天,他躺在碧波涟滟的水面上,一付安然自得的样子,手脚不动,伟岸的身躯仿佛是地壳作用在太平洋里踊跃而起的一片蔟新的大陆。他的脑海里,思贯古今、精骛八极,恰似惊涛骇浪。北部边陲的北极熊: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虎视眈眈的100万苏联军队呵——他早已将一场大战的全局廓括胸中,他相信自己能够操纵舵桨让七亿人民的航船避开湍流暗礁,驶入一个安全的港湾。

    秘书来报告:总理来了。毛泽东手攀扶梯,走上泳池,用浴巾擦干身上的水珠,裹紧浴袍,走进房间。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地说。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周恩来问。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我早就说过:原子弹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微微一笑,接下来说:“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趁机摸摸他们的底牌哩。”

    见毛泽东谈笑风生、神态自若的样子,周恩来却心悬千钧、神色忧郁——他在为毛泽东的安全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事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陡然双眸闪亮。

    毛泽东深有城府地笑笑,问:“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兴奋地说:“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放心了。”

    毛泽东略一摇头,面带微笑地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深水哩。”

    周恩来心领神会地说:“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毛泽东谙熟《孙子兵法》,随口读了一句,点燃一支烟,沉吟片刻,说:“勃列日涅夫是软耳朵根子,又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他可能管不住那个上窜下跳的国防部长呐。”

    周恩来不忘此次来见毛泽东的使命,忙接过来话茬说:“主席,四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军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明白,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他就要检阅,上天安门,他一上城楼,其他领导人就得跟着上,面对苏联发射架上和发射井里的核导弹,这个风险冒得实在太大了。

    “哦!你的意思是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妥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中国人有点胆虚?集会还是要搞的,我也一定要上天安门。我倒要开开眼,看看原子弹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性格,周恩来心里清楚,他要办的事没有半途而废或优柔寡断的。

    周恩来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

    周恩来反复掐算着警报后的五分钟,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四分钟、三分钟。

    周恩来苦思冥想,求索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悠然吐出一缕烟气,从容不迫地微微绽开笑容,眼睛里闪烁着异彩,以一种平缓的语气,将自己在水面上的酝酿斟出醇香:“恩来,你实在不放心,是不是?可是,我们为什么总被动呢,可不可以放两个原子弹,也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毕竟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听毛泽东这么一讲,心头不觉一振,心领神会地说:“对,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宜迟,二十八、二十九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困难。”

    ……

    公元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美国地震检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侦察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

    计算机处理的数据立即帮助他们作出了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所进行的第八次、第九次成功的核试验。

    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苏美两国,都在彪圆了眼睛等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有关资料。

    令人费解的是,与前七次核试验成功后连篇累牍的宣传报道、热烈庆祝、举国欢腾的情形迥然不同,一连几天,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表现得若无其事,即使一条简短的消息也没有播发。中国的葫芦里究竟装得什么药?

    外电对此议论纷纷,猜测颇多。其中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即:“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得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对此,勃列日涅夫能干什么呢?他命令载满炸弹的苏联轰炸机群飞向了西伯利亚的大森林,而不是人头攒动的天安门广场。(配图: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照片)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二十周年,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到天安门广场,在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五彩缤纷的焰火和婀娜多姿的各民族歌舞。

    随着苏联的解体消亡,过去一些机密文件的披露,有证据说明,当年勃列日涅夫的熊掌般的毛茸茸的手的确伸向了红色核按钮。

    我们炎黄子孙呐!毛泽东时代挺直腰板扬眉吐气与百年屈辱辛酸苦泪的反差是多么的强烈!

    难怪乎有人由衷地高呼:毛泽东,真乃神人也!

    [注释]

    一、本计作为一种后发制人的策略,意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表面上装痴卖傻,碌碌无为,以掩盖内心的政治抱负,避免敌方对自己的警觉。用于军事斗争,常作为老成持重的谋略,能而示之不能,知而示之不知。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事例如司马懿复夺兵权:公元二三九年,魏曹芳继位。原来掌管兵权的司马懿被升为太博,曹爽掌握了兵权。司马懿欲夺回兵权,就故意装作衰老病重,以麻痹对方。曹爽信以为真,不加提防。后来,司马懿乘曹爽随魏主出城狩猎之机,发动兵变,杀死曹爽,夺回了兵权。

    三、云雷屯:见《易经·屯》卦。《周易姚氏学·屯》:“冬雷藏地中,至春乃激薄而出。”这里是说:有作为的人大智若愚,暗中运筹。运用计谋就像雷电在发声、发光前那样沉默,蓄而待发。

    第二十八计 上屋抽梯

    [原文]假之以便,唆之使前,断其援应,陷入死地。遇毒,位不当也。

    [译文]故意暴露破绽,给敌人的进攻提供方便条件,诱使敌人长驱直入,进至我方预设战场,然后迅即切断敌之前应于后援,使其陷入“口袋”予以歼灭。这就如《易经·噬嗑》卦中说的咬坚硬的腊肉而伤了牙齿一样,敌人为贪求不应得的利益,必招灭顶之灾。

    [毛泽东论述]

    一、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关于彻底粉碎陈诚向鲁南进攻的建议》1947-2-3

    二、……装作向河北退走模样,使敌发生错觉。我主力距敌要远一点,不要守阵地,对敌正面侧面一枪不打,让敌放心前进,又使敌完全不知我主力所在,当此时机,好打则打之,不好打则以主力转入敌后,局势必起变化。

    ——《不性急不分兵待机歼敌》1947-5-6

    [范例]直罗镇战役

    毛泽东打歼灭战,举世闻名。对于歼灭战,毛泽东曾有过精彩的理论表述:“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当毛泽东登上直罗镇旁的一座小山顶,举起望远镜的时候,国民党军第109师的“寿命”只剩下5天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与红15军团会师。为了奠定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打破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此时,敌人以5个师的兵力发起了又一轮攻势。东边一个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西边4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鄜县方向前进。对此,毛泽东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人以迎头痛击。(配图:《沁园春·雪》手书照片)

    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同彭德怀前往道佐铺红15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等红15军团领导人,共同商定直罗镇战役计划,确定作战原则是:将敌放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敌人,得手后,继续歼灭敌人后续部队。

    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于七日、八日两次电令林彪对直罗镇以北和以南的地形、道路、住户详加调查,当面报告。

    而后又召集了红一军团和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具体部署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在会上详尽地分析了敌情,讲解了我军的打法。他援引《水浒》中林冲在柴进家打王教头的故事,风趣地说:林冲打王教头,不是先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要害。直罗镇战斗部署,就是这个道理。

    根据敌情,毛泽东决定首先歼灭由合水东进的敌先头部队第109师。红一方面军隐蔽在直罗镇以北的石嘴、凤凰头地区,红15军团隐蔽在直罗镇东南的张村驿地区,并以一个连诱敌进攻。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亲率两军团团以上干部前往直罗镇察看地形,进一步研究具体部署。

    直罗镇是个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葫芦河自西北向东南缓缓流过,地形对我十分有利。毛泽东说,直罗镇是个好地方,我们要的是歼灭战。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敌109师推进到直罗镇附近,与红军担任诱敌任务的连队接触。该连且战且退,敌误以为红军败退,遂尾追进入直罗镇,并占领了周围的山头。全师杀猪宰羊庆贺“胜利”。

    二十日16时,毛泽东发布“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的命令。

    红军主力立即按照事先确定的作战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15军团从南向北,连夜行军,于二十一日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所设置在距离直罗镇不远的吴家台北端高地几孔窑洞附近。毛泽东就在这里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战斗。战役打响前,毛泽东特别指示各部队负责同志,一定要打歼灭战。战斗打响后,一军团派人向毛泽东汇报战况,毛泽东再次指示:这个仗一定要打好!并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战斗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南北两路红军犹如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了下来。据参加这次战役的刘懋功同志回忆:

    “十一月的陕北,朔风凛冽,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冒着严寒,在宝塔山上不断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指挥战斗。山下就是激烈的战场,炮声震撼着大地,密集的子弹打得四周树枝乱飞,而毛泽东却无所畏惧,令我们指战员大受鼓舞。忽然,我发现敌人拼命地往宝塔山上爬,妄图抢占制高点以掩护突围。敌人爬得很快,眼看离毛泽东所在的指挥位置仅有一二百米了,而毛主席周围却只有几十名警卫和参谋人员,并无其他部队。宝塔山顶被密集的子弹打得硝烟弥漫,黄尘滚滚,毛主席仍从容不迫地指挥着战斗。我们所处的山坡与宝塔山隔着几百米的葫芦河川,远水救不了近火,大家深深为毛主席的安危担心。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忽见一军团的战士们飞一般地从侧面冲上了宝塔山,立即把刚要接近山顶的敌人压了下去,这时我们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指挥打仗,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终身难忘。”

    战役接近尾声,毛泽东在山上给敌第57军军长董英斌写了一封义正词严而又十分风趣的信。信中说:我拿着望远镜,你也拿着望远镜,可东三省丢了,你不去抗日,却来这里打内战……

    直罗镇战役完全实现了毛泽东的作战意图。战至二十四日后,围困残敌在突围中被全歼,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敌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毙伤敌1000余人,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这次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孙子·九地篇》:“帅兴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意为主帅授给部属的任务,要像叫人登高后抽去梯子那样,使他们能进而不能退。在此计中,则是诱敌深入,阻敌援兵,断其退路的“口袋”战术。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公元八四三年,吐蕃论恐热与尚婢婢之间争权夺利,论恐热以重兵进攻尚婢婢,尚婢婢假示臣服,使论恐热狂妄轻敌。当论恐热部队驻在夏川时,尚婢婢用辱骂激论恐热大怒,使其冒进陷入伏击圈,被伏兵夹击,切断退路。时遇大风骤起,飞沙弥漫,河水猛涨,论恐热大败。

    三、遇毒,位不当也:见《易经·噬嗑》卦。《城斋易传·噬嗑》:“若腊(肉)之坚而难噬也,噬之则遇毒而伤齿矣……此弱于齿而噬夫坚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当也。”这里比喻贪求不应获得的利益,必招灾祸。

    

第二十九计 树上开花

    [原文]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也。

    [译文]借助于周围各种可利用的力量(例如地理形势)摆布成有利的阵势,我方力量虽然弱小,但也能给人阵容强大的感觉。鸿雁高飞,横空列阵,凭着宽大丰满的羽翅可以助长气势。

    [毛泽东论述]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虚张声势。其法是在敌人驻地附近多插旗帜,多举烟火,即古人所谓设疑兵的办法。目的或在欺骗敌人,便于我方在他处之行动,或在恐吓敌人,增加其惊惶心理。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1938-1-11

    [范例一]草木皆兵妙高峰

    据一九一八年编印的湖南省第一师范校志记载:一九一七年六月,该校开展考察学生德、智、体优秀情况的“人物互选”活动。全校11个班400多人参加选举,选出34名,毛泽东得票最多,按考察内容独得六项优秀,其中,言语、敦品两项得票数第一;而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这一点不到五个月即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验证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北洋军阀段祺瑞辞国务总理职,湘督傅良佐同省长周肇祥自长沙出逃。南北军阀又是一场穷兵黩武,涂炭百姓。十七日,湘粤桂联军与北洋军王汝贤、范国章部在湘潭接战,北军败走,南军未及时赶到空城长沙。此时,北洋军第8师王汝贤的部队由株州、湘潭一带向长沙溃退。一天午后,败兵到了离湖南第一师范只有两里多远的猴子石附近。但因不知长沙城里的虚实,不敢继续前进,停留在那里休息,并到附近的农民家中抢劫。这消息顿时使全校陷入紧张慌乱之中。那年月,败兵如蝗虫,兵过如洗。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并不是惊慌失措,而是去探听败兵虚实,掌握到败兵目前饥饿、疲惫,且惊慌,对桂军没有开进长沙城一无所知。据此,毛泽东分析有可能设法把败兵赶走。

    第一师范自一九一六年十月即成立了“学生课外志愿军”,其宗旨是:“激发爱国思想,提高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全校为营,下设两连,毛泽东当时是一连上士。这时,他便以自己担任的学友会总务的名义,把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从中选出胆大的200多人,操着平时操练的木枪,隐蔽登上校园后的妙高峰上潜伏起来。他又联络附近的警察分局,请来一部分操有真枪的警察进到学生志愿军的前面埋伏下来。

    暮色降临,在苍茫中人们看到北洋军第8师士兵趁着渐暗的天色,沿着妙高峰山下的粤汉铁路向北移动,战战兢兢地向学生志愿军潜伏的地方慢慢走过来。

    待败兵距离学生志愿军不远了,毛泽东便要警察举枪鸣放,同时令持木枪的同学们点燃爆竹,一时间枪声四起,四面楚歌:“傅良佐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

    败兵早已是惊弓之鸟,此时被“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树上开花”之计吓得魂飞魄散。

    毛泽东临高观察,不失时机地派人与败兵交涉。不多一会,败兵都乖乖地把枪扔在地上。夜幕中,被缴械的败兵被手持木枪的学生志愿军押送至学校操场露宿,还不知其所以然,还蒙在鼓里呢。第二天由长沙商会发款遣走了事。

    毛泽东组织了全校同学将缴获的枪支和其他武器,抬到学校的礼堂,堆满了一间屋子。

    第二天早上,保住了性命的败兵们攥着路费感恩戴德地奔向家乡后,全校沸腾了,都说毛泽东“一身都是胆!”当同班同学邹蕴真问毛泽东:“万一当时败兵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坦然答道:“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

    就这样,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军事大战略家毛泽东,在其学生时代指挥了自己平生第一次军事行动,使自己经受了一次洗礼,使长沙城避免了一场血腥洗劫。

    [范例二]核导弹啸傲长空

    中国原子弹爆炸,举世震惊。也许是为了给自己心跳过速的恐慌塞进一粒速效救心丸,美国国防部长麦克马拉预言:中国五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更有甚者,冷嘲热讽:中国是“有弹无枪”。毛泽东自信地微笑道:我赞成这样一个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威力巨大的原子弹、氢弹,只有和射程较远的投射工具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可以用于实战的战略核武器系统。美国和苏联分别于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四年部署了洲际弹道导弹。

    中国在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前的三个月,就已经有了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弹道导弹。为了尽快使中国的核武器达到实战要求,一九六六年三月,中央军委批准进行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配图:我国战略核武器照片)

    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中近程导弹安全自毁系统飞行试验成功;十月十三日8时30分,第一发“冷弹”(即不带核弹头)发射成功;十六日17时30分,第二发“冷弹”发射成功。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导弹核武器试验前的最后一次专委会会议在这里召开。会上,叶剑英元帅说:“这次试验搞成功,在国内外将引起很大震动,过五关斩六将,热试这是最后一关,一定要检查得更仔细,连一个螺丝钉都要检查到,提出100条、若干条方案,坚决杜绝疏忽大意。”周恩来说:“这次热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完成。”“从领导到每个人要更加细心,保证地面上没问题,操作中不出问题,坚决消灭掉人为的差错。”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听取了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将军关于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他听得很仔细,不时插话指示或询问。当聂荣臻汇报到两弹结合的研制准备工作进展顺利,靶场试验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起来,他说:“谁说我们中国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汇报结束,毛泽东亲自送聂荣臻和钱学森出门,并对略显紧张的聂帅讲:“荣臻同志过去是打胜仗的,这次要准备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接受教训就是了。”听了毛泽东这一席话,聂荣臻元帅深受鼓舞,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情绪激动地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认真准备,力争打赢这一仗!”(配图:毛泽东与钱学森在一起照片)

    二十五日,聂荣臻飞抵导弹试验基地,亲自指挥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他立即召开了试验临时党委会,听取导弹、核弹头测试情况和气象部门的汇报,他说:“我来之前,毛主席对我说,你过去常打胜仗的,这次也可能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哪有不冒风险的。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有两手准备,让我们不要打无准备之仗,不要打无把握之仗。这次试验前三发‘冷试’是顺利的,所以‘热试’一定要谨慎。”

    十月二十七日8时,按程序进入“30分钟准备”。此时,发射阵地上只有地下控制室的七名同志,他们是:基地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中队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师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术员刘启泉、控制台操纵员佟连捷、战士徐虹。

    时间如铿锵的步履硁硁迈进。离发射时间只有七八分钟了。高震亚拿出国防科工委首长赠送的毛主席像章,郑重地缀在每一个官兵的胸前。大家不约而同地转身面朝毛泽东画像,心情倍加激动,发誓要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9时10秒,王世成下达“点火”口令。操纵员佟连捷沉着果断地揿下发射按钮。一刹那,震天动地,导弹宛如缓缓开放的莲花,又恰似如来佛的巨掌托举着核弹头,喷吐耀眼的火焰从容起飞。此时,地下控制室寂静无声,大家凝神屏气,似乎能够听到彼此心脏跳动的声音——他们为了中国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控制室距离发射台只有100米,深4米,万一发射过程出现意外,这里可能遭受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所以,七勇士都写了遗书。

    遥测仪器不断传来无线电信息:程序转弯、发现目标、遥测信号良好、导弹飞行正常……

    9时9分14秒,核弹头准确的在靶心上空569米的预定高度爆炸,又一颗炽热的太阳在罗布泊上空冉冉升起,大漠荒海倏地被梦幻般的色彩和祈盼所包裹;终于,也就是那么一瞬间,一圈彩练晕环随着蘑菇云袅袅上升。中国,同时也是世界,在本土进行的唯一一次导弹核武器实弹试验成功了!

    罗布泊,这个新中国核梦想的摇篮,中华民族钢铁脊梁的锻造之地。聂荣臻元帅来了。他在这里讲了许多话,意蕴深远,豪气冲天。他说:“原子弹除继续突破大当量的以外,要搞小型化,搞地下试验。我们搞大当量的,要搞百万吨级的,千万吨级的再看一看。运载工具,主要不搞轰炸机,飞机花钱多,不易进入敌空,即使两倍音速的飞机也很难。我们超越了机载阶段,外国人也看出来了。敌人就是怕导弹,现在不是政治上、心理上的问题,而是有军事上的问题。所以这次响不响是有历史意义的。”“苏联撤走专家,逼我们自己搞,这是好事。没有修正主义这一手,我们不会发展这样快。所以主席说要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奖章。”“尖端可以带动一般,两弹研制和试验促进了其他工业的改进。毛主席说:要有、要快、要超。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信心更增大了。”

    后来,聂荣臻元帅在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的报告中,自豪地写到:

    “在自己的国土上用导弹进行核试验,并且一次就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在国际上是一个创举……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小型化核弹头,美国用了十三年(一九四五~一九五八),苏联用了六年(一九四九~一九五五年),我们只用了两年,比美国快六倍,比苏联快三倍。”

    也是在这一年的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日。毛泽东签署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领导机关正式成立。

    [注释]

    一、本计用语意为不容易开花的树,突然间开花了。军事上是指借助别人的兵力来慑服敌人的一种谋略。“此种本无花,而树则可以有花。剪彩粘之,不细察者不易觉。使花与树交相辉映,而成玲珑全局也。此盖布精兵于友军之阵,实其势以威敌也。”

    二、历史本计典型战例如淝水之战:公元三八三年,统一了中原地区的苻坚为一举消灭东晋,强征步骑兵90万人,以其弟苻融为前锋,率兵30万渡淮攻下寿阳(今安徽寿县)。晋相谢安以谢玄为前锋,率兵8万迎战。十一月,晋将刘牢之在洛涧(即洛河,在今安徽淮南东)渡河,击败秦军前锋。苻坚登寿阳城,望见晋军军容严整,又见八公山(今安徽凤台东南)上草木,以为都是晋军,始有惧色。晋军进抵淝水,与秦军隔水对峙。谢玄请秦军稍微后移,以便晋军渡河决战。苻坚预谋在晋军半渡时以骑兵冲击。不料队伍一旦后退,由于秦军大部是强征来的各族百姓,内心本来就厌战,故一退即乱。在襄阳被俘的晋将朱序乘机在阵后大呼“秦兵已败”,秦军阵势大乱,立即溃散。谢玄引兵渡河猛追,苻融马跌被杀,秦军兵败如山倒,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晋军掩杀过来。次年,谢玄乘胜北伐,攻取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苻坚逃回长安,后被羌族贵族姚苌所杀。

    三、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见《易经·渐》。《周易姚氏学·渐》注:“鸿,大雁也;渐。进也。”仪,仪表。

    

第三十计 反客为主

    [原文]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

    [译文]要善于乘对方间隙,适时钻进去,插上一脚,并一举直捣其要害,如此稳扎稳打,循序渐进。

    [毛泽东论述]

    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5-12

    [范例]逐鹿中原

    当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黄昏主动撤出延安的时候,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蒋介石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无往非理也”。时隔三个半月,六月三十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蒋介石匆忙发布“全国勘乱总动员”

    毛泽东在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写道:“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它带有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可以直接导向战略进攻。积极防御的目的,主要的就是为了达到带决战性的战略反攻和进攻。这时的作战,不但内容上主动的,而且形式上也改变了内线作战的不利态势。

    解放战争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激烈交战,到一九四七年三月,我军迫使国民党军队采取重点进攻。战争形势开始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果断地指挥我军在一九四七年七月转入战略反攻。在作战指挥上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恰当地掌握战略反攻的时机

    反攻开始的时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既不可施之过早,也不可失之过迟。过早,会因条件不成熟(如自己力量尚不够强大)而出现困难;过迟,则会使敌有充裕时间增强防御,进而增大我军反攻的困难,甚至招致反攻的挫折。

    从解放战争的历史经验来看,当我军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而在敌人已处于战略进攻的强弩之末,但并没有停止其进攻时转入反攻,是完全正确的。

    解放战争第一年,我军在各个战场共歼灭敌人正规军78万人,杂牌军34万,共计112万人,使敌总兵力从430万人降为370余万人,能用于机动的兵力只有40个旅。敌人兵力下降。补充困难,士气低落,后方空虚,已经是“强弩之末”。与此同时,蒋管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日益高涨,构成了在军事对抗战线之外的第二条战线,使国民党反动集团陷入了全面的严重危机。

    同敌人相比,我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强。解放战争第二年,我军已由120万人发展到了195万人,其中正规军100万人,地方部队95万人,武器装备不断得到改善。而且,我军兵源充足,除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外,还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在胜利形势鼓舞下,我军斗志昂扬,士气旺盛。由于我党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翻身农民保卫胜利果实,支援前线或直接参加战争的积极性。解放区不断巩固和扩大,支持战争的能力也空前增强。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中国人民也是有利的。美帝国主义曾经孤注一掷地全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帮助训练军队,提供先进的军事装备,研究对付我军的战略战术。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挽救国民党反动派的可耻失败。

    世界各国人民的不断觉醒,反对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不断发展,使美帝国主义处于日益交困的境地。加上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也在发展,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支持为一定的条件所束缚,因此也不是无限度的。

    综上所述,我人民解放军举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五月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

    当时,尽管国民党军队还有能力继续在陕北战场和山东战场实行重点进攻,我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都打得十分艰苦;尽管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给解放区经济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尽管我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也还没有全面超过敌人,毛泽东却已经预见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新高潮即将到来,适时地作出了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的伟大决策。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正值月白风清之夜。汹涌的黄河,像一条桀傲不驯的巨蟒,在夜色中咆哮东去,令人望而生畏。在大河岸边,集结着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3万人马,早已是秣马厉兵,军威浩荡。但听一声号令,在鲁西南张秋镇到临濮集300里地段上,挥师强渡,以磅礴之势踏过眼前这条奔涌怒号的巨蟒,一举突破敌人自诩为可顶“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凯歌高唱的序幕。

    我军强渡黄河后,立即趁势发起鲁西南战役,军旗指处,所向披靡,在28天内,连战连捷,共歼敌4个整编师部,9个半旅共56000余人,打开了插向敌人纵深后方的通路。此役震惊全国,蒋介石仓惶飞抵开封,被迫改变原来的全盘部署,从陕北、山东战场紧急抽调7个整编师17个半旅的兵力驰援鲁西南。一切都在毛泽东的神机妙算之中。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陕北葭县朱官寨为党中央起草并发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指出: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二、正确地选定反攻方向

    反攻方向和歼击目标选得是否正确,对战略反攻能否顺利发展关系重大。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将战略反攻的主要突击首先指向大别山区,组织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对整个战争进程的胜利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首先,从敌人兵力部署来看,敌军虽然还有正规军248个旅,但大部被牵制于解放区各战场,可以作为战略机动力量的仅有约40个旅,其战略后方守备十分薄弱。蒋介石为弥补兵力的不足,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天然形势,将其主力集中在陕北、山东两翼,实施重点进攻,企图把南线我军压缩在“乙”字形的弧内一举歼灭;在其联系的两翼的中间广大地区,则凭借黄河天险,仅以少量兵力防御。刘伯承元帅曾把国民党的这种部署比喻为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毛泽东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在中原地区实施中央突破,这里既是敌人的要害部位,又是敌人整个战略部署中的薄弱环节。

    其次,从地理条件来看,中原地区东临津浦路,西依汉水,南濒长江,北视陇海线,人口约4500万,物产丰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谁得天下之说。而中原地区的大别山区,更具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它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屹立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是敌人战略上极为敏感而又是守备薄弱的地区。我军控制了大别山,进可攻、退可守,必能从战略的全局上牵动敌人。另外,大别山区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经建立过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是利于我军开展工作的重要条件。

    再次,从我军态势来看,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军民正奋勇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华北、东北两战略区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唯晋冀鲁豫野战军有可能实施中央突破,从内线转到战略外线,一举跃进到敌人的战略后方。我军实施实施中央突破,直插敌人的战略纵深,一可以调动敌人回援,减轻我陕北、山东两战略区所受的军事压力;二可以在运动中大量歼敌;三可以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当然,我军直趋敌人深远后方,击中其痛处,势必要经过一场严重的较量。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将遇到不少困难,在南进中可能有三种前途:一是付出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参见《刘伯承军事文选》第762页)。他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做好充分准备,立足于最困难的情况,争取最好的前途。(配图:刘伯承在大别山照片)

    三、确定和创造了震古烁今的战略阵势

    为保证我军转入战略反攻首次作战的胜利,毛泽东作出了三军成“品”字形展开和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所谓三军成“品”字形,是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区为中军;八月二十二日,陈赓兵团共8万人为右后一军,遵照毛泽东“为使刘邓顺利达成任务,陈谢必须提前渡河”指示,在晋南、豫北交界处渡过黄河,向豫西挺进;九月初,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的指示,经聊城南渡黄河,以该野战军8个纵队18万人为左后一军,完成在豫皖苏地区的战略展开。

    所谓两翼牵制,一是指西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部署出击榆林,将陕北敌军向北拉至毛乌素沙漠边缘,吸住胡宗南致使其不得脱身;二是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展开胶东攻势,将山东敌军引向渤海之滨。这样就有力地牵制了集中在东西两翼的敌军机动兵力,使其无法回援中原。这种战略布势的特点是,一是三军互为犄角,便于密切配合,在江、淮、河、汉之间实施宽大机动歼敌,创立新的根据地;二是两翼的陕北、山东解放区紧紧吸住重点进攻的敌人,使其无法大量抽兵回援,便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展开;三是当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区,敌人拼力“围剿”时,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即可以从外线进攻敌人,紧密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内线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

    四、周密组织战略协同

    毛泽东在组织指挥战略反攻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组织各战略区的协同,关照全局的协调。我军战略反攻开始时,战略内线和战略外线同时存在,而且外线作战部队少于内线作战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极大的注意力,周密的组织战略内线和战略外线以及在外线作战的三路大军的密切协同。

    首先,明确我军战略反攻的基本目的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毛泽东要求外线作战部队“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以减轻陕北、山东两区内线作战部队的压力,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后,毛泽东即指出:“你们出,动全局变化。”

    其次,在外线部队出击后,毛泽东即部署仍在内线作战的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拖住胡宗南于陕北战场,有力地配合了陈赓兵团挺进豫西的行动;同时,作出“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的部署,由山东兵团将北犯之敌引向胶东及沿海地区;并组织华北、东北等战略区先后转入反攻,吸住敌军兵力于我解放区周围,使其无法大量抽兵回援。我军在陕北和山东方向的行动,有力地保障了外线作战部队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

    再次,组织担任外线作战的三路大军密切协同作战。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渡过黄河,取得鲁西南战役胜利,并准备向大别山跃进时,毛泽东指示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直出豫皖苏地区,陈赓兵团挺进豫西实施宽大机动作战,直接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行动。

    第四、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区后,蒋介石即以33个旅,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这时,就全国来说,大别山方向是外线的进攻战,但就大别山区来说,已转为内线的防御作战。毛泽东及时组织中原三军内线与外线作战密切配合,坚持斗争。他部署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在平汉路、陇海路展开大规模的破袭作战,大量歼敌。晋冀鲁豫野战军也以3个纵队跳到外线,调动敌人打运动战,迫使其分散兵力,以便于我各个歼灭分散孤立之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第五、确保战略反攻的首战告捷

    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是我军战略反攻的第一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在毛泽东的周密组织和卓越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敌黄河防线,发起历时28天的鲁西南战役,将哑铃中段的把柄砸断,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开辟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通道。蒋介石慌忙纠集30个旅分五路向郓城、巨野地区分进合击,企图与我军主力决战,或将我军逼回黄河北岸,并准备一旦打不赢就破坏黄河大堤,放水淹没我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的战略意图,为先敌进入大别山,决定实施千里跃进。并且提出: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不恋战,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行动时间越早、越快越好;部队要有“两军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他们在友邻部队的有力掩护下,迅速突破当面之敌的合击阵势,先后跨过陇海路,通过黄泛区,渡过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解放了宁陵、睢县等11座县城,于八月下旬进入大别山,胜利地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后,迅速分遣各部队向预定地区前进,经过河风集、中铺、光山等战斗,将敌机动力量调到大别上以北地区,保障了我军在大别山南部之鄂东、皖西的战略展开。与此同时,陈赓兵团强渡黄河后,经一个多月的宽大机动作战,歼敌4万多人,调动了进攻陕北和大别山之敌回援,创建了豫陕鄂根据地。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也在鲁西南发起攻势,在沙土集歼敌一个师,并横越陇海路、南下豫苏皖地区,积极歼敌,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了这块根据地。

    此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以一部兵力跳出合围圈,转到外线,出鄂东、皖西,经张家店、高山铺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破坏我立足生根的计划。至此,三路大军完成了大别山、豫皖苏和豫陕鄂成“品”字形的战略展开。这时,蒋介石慌忙调集重兵,妄图拼死夺回大别山区,我军又面临一场严重复杂的斗争。毛泽东针对这一情况强调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据此,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围剿”之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在这个战略重地站稳了脚,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

    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到一九四七年十月,我三路大军胜利地摧毁了敌人的防御体系,迫使其改取“分区防御”的方针。我军共歼敌19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占领了江淮河汉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把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战略后方,变成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前进基地,在敌人“卧榻之旁”站稳了脚跟。

    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麾下数十万貔貅猛士如风卷残云、雷霆万钧之势经略中原,从此,一反中国革命力量20年为“客”地位,跻身为“主”。正如毛泽东所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当时驻在中国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

    “我阅历过多次战争,但却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和以后抢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出色,倒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而主要在于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思——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以下这一事件上堪称为大师:他们善于抛弃不重要的方面,而紧紧抓住主要环节。”

    这个堪称大师的人,就是毛泽东!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唐代李靖《唐李问对·卷中》:“臣较量主客之事,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原意为主人不善于待客,反受客人的招待。军事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变被动为主动,一种是乘援助盟军之机,扩充兵力,兼并他人的军队,变客军为主军的谋略。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楚汉战争:“主”与“客”的相互转变,需要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战略形势不利时,要甘居“客”位,以便争取时间,扩充实力,通过一个个战役战斗的胜利,转化战略形势,而后进行决战,夺取“主”位。汉高祖刘邦在力量不能和项羽一决雌雄时,采取“忍让待机,积极准备”的方针。在鸿门宴上,刘邦以屈求伸,对项羽毕恭毕敬。后来力量发生了变化,逐渐由弱变强。公元前二○三年,楚汉垓下决战,刘邦一举消灭了项羽。

    三、主机:发号施令,掌握大权的统帅机关。

    四、渐之进也:见《易经·渐》卦。渐:徐徐而进。《周易姚氏学》小注:“以言进,不骤也。”这里的含义是逐渐地顺手把大权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