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 vim 安装:毛泽东破敌36计之31-36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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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破敌36计之31-36计
第三十一计 美人计

    [原文]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将弱兵颓,其势自萎。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译文]对兵力强大的敌人,要去制服它的将帅;对足智多谋的将帅,要设法在削弱他的战斗意志方面作文章。将帅的斗志衰退,兵卒的士气消沉,部队就会失去战斗力而不堪一击。利用敌人的弱点进行控制和瓦解工作,我就可以顺势保存实力。

    [毛泽东论述]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3-5

    [范例]共和国惩治腐败第一刀

    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以史为鉴,毛泽东铭记这一教训。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出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给中央的一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报告中说,随着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揭露了一些干部的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一叶知秋。毛泽东敏锐的意识到,东北的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从穷乡僻壤来到繁华的城市,由没有合法地位被“围剿”的党跃升为全国执政党。随着形势、环境、地位的变化,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因而“坐衙”当权,疏于政事,玩忽职守,官气十足,脱离群众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滋长,由此滋生和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盗窃,蜕化变质。

    党和国家肌体的被腐蚀已见端倪,不能等闲视之。十一月二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要各地“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并及时果断地代表中央,向全党首次提出要“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就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写报告给毛泽东并中央,报告了时任地委书记张子善及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的严重贪污腐化情况。这更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批示:

    “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动用专区地方粮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粮4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1.4亿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款45亿元,以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共贪污挪用公款200亿元(以上均为旧币),真可谓虎饱鸱咽。他们还与不法资本家勾结,用公款倒卖大批紧俏钢材,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然而,他们却又分别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革命,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曾在敌人的监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但是,到了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却居功自傲,贪图安逸,声色犬马,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的话,不幸而言中。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在十二月三十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张二人党籍的决定。就在此前,二十九日,毛泽东还专门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刘、张案的最终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配图:公审大会照片)

    当时面对党内干部的纷纷说情。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然后又循循善诱地讲道:“正因为他俩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鲜明体现。即便如此,毛泽东的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的,也并没有一笔抹杀刘、张二人的革命功绩。所以,当时他特别嘱咐:一、枪决时打后心不打头;二、厚葬;三、子女不以反革命家属论,由国家抚养。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公审大会在河北省当时的省会保定市举行。刘、张被执行枪决。消息传开,大快人心,称颂共产党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它使人民群众不容置疑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发动“三反”,惩治腐败决不容情,决不手软。中国共产党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摧垮,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付诸东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至今日,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张一案,仍然有口皆碑,感慨万千。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办理此案的薄一波回忆说:

    “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宝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六韬·文伐第十五》:“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委听,顺命而合,彼将不争,奸节乃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可作为军事战线的辅助,用它常能达到在战场上所不能达到的目的。面对实力强大的敌人,可暂时顺应其意,消磨其意志,以求得自保,争取养精蓄锐之机。这里的顺应,是改变了形式的斗争,不应等同于那种软弱无能的屈服和顺从。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越灭吴之战:公元前四九四年春夫椒之战,吴军大败越军,越王勾践率范蠡等群臣300人赴吴为奴,三年后被释放回国。此后,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积极进行复国灭吴的准备。并听从范蠡之计送美女西施和奇珍异宝取悦吴王夫差。后西施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夫差从此骄奢淫乐,放松警惕,迫害贤良。公元前四七五年,越军一举攻占吴国都城姑苏,迫使夫差自杀,吴遂灭。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弱国打败强国的范例。

    三、利用御寇,顺相保也:见《易经·渐》卦。御:侍奉,进献,驾驭。寇:仇敌。

    

第三十二计 空城计

    [原文]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

    [译文]兵力本来十分空虚,再加上有意显示防守松懈的样子,反而使敌人琢磨不透,难下进军决心;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这种用兵之法显得更加奇妙。

    [毛泽东论述]

    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5

    [范例]一纸退敌十万兵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我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市区发起总攻,激战31小时,全歼守敌,实现了毛泽东“关门打狗”的战略目标。敌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被俘后不得不承认:“锦州犹如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贵军夺下锦州,恰如从中间折断扁担,使东北与华北分离”,敬佩我军“神机妙算,棋着厉害”,并哀叹:“东北完了!华北也完了,全完了!”此时,飞临北平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蒋介石,为了解东北之危,急中生智,密谋以两个军的兵力偷袭石家庄,直抄人民解放军总部西柏坡,而此时的石家庄却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境内,依太行山东麓、临滹沱河北岸,是个约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自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抵达这里,即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周恩来曾说:西柏坡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配图:西柏坡照片)

    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蒋介石为给危在旦夕的东北战局打一针强心剂,亲自飞抵北平与傅作义密谋策划抽调两个军的兵力组成一支快速部队,准备以突然的行动偷袭石家庄,进而包抄距石家庄仅90千米的西柏坡。这是十分阴险的一着棋,妄图袭扰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来刺激人心,鼓舞士气,挽救危局。

    傅作义奉命作出部署:第4骑兵师,第2骑兵旅在保定秘密集结,准备偷袭西柏坡;第94军和第101军的一个师向保定前进;其王牌军第35军由张家口移至满城一线待命,随时策应其骑兵部队的奔袭行动;十月二十八日拂晓开始行动。

    敌人的阴谋计划很快被我华北局城市工作部获悉,刘仁部长立即从河北沧县泊镇向中共中央发出急电。当时,我华北军区的主力部队均远在外线作战,石家庄实际上是不设防的空城;西柏坡也只有一个警卫团和部分地方部队。敌军出动骑兵和机械化部队来势汹汹,行动迅速,敌我兵力悬殊,形势十分险峻。但是,毛泽东异常镇静,他与周恩来等商议后,令华北野战军第7纵队主力紧急开赴保定以南狙击;第3纵队以五天行军,不顾疲劳,赶到望都县协同作战;并命令保石线及两侧各县全部民兵和地方武装紧急动员起来,沿途袭扰敌人。

    做好各项军事准备后,毛泽东深知要想与即将扑来的穷凶极恶、装备精良的敌人决一雌雄,仅以调动的部队,从兵力和时间上来说都不具决胜的把握。但是,为了不干扰各战略区的军事部署,又能保证挫败敌人的冒险,毛泽东别出心裁,使出了他青年时期在北京大学从中国现代新闻工作的鼻祖邵飘萍那里学得的法宝。

    十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播发一篇毛泽东起草的电讯稿,直截了当地揭穿了“蒋傅军决定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的阴谋;公开宣布“华北党政军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敢于冒险的敌军”;并严正警告“蒋傅军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接着,毛泽东又于二十七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每隔一天就写一篇新闻稿,要求当日即通过广播电台播发,同时《人民日报》亦予刊登。其中一篇全文如下:

    “[新华社华北二十七日电}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跑到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傅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军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发电厂、建筑物。据息,该敌准备于二十七日集中保定,二十八日开始由保定南进。进扰部队为首的有九十四军军长郑挺峰,新编骑四师师长刘春芳,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即今春进扰河间之敌)。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先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先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也被逃逸。此次务希望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今年五月,阎锡山、傅作义曾有合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经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军一师在盂县被歼,傅军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的经验;此次因蒋介石在北平坐督,傅作义不敢不动。华北军区已向各县指出,不要以为上次未来,此次也不会来,不作准备,致受损失。即令敌人惧歼不来,我有准备总是有利无害。”

    毛泽东的新闻稿短小精悍,先声夺人,并将来犯之敌的兵力、装备、指挥官姓名及进展、动向昭示于众;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似有千军万马严阵以待,聚而歼之的气势和决心;尤以行文周密、具体,使人一看便懂,且深信不疑。当毛泽东的第一篇新闻稿播出后,立竿见影。敌第94军军长郑挺峰当即具报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彼方对此次袭击行动似有警惕,必然预作准备,故袭击恐难收效。

    住在北平圆恩寺的蒋介石听到新华社的广播,气得暴跳如雷,但他仍决心孤注一掷,严令傅作义按原计划执行。十月二十八日,郑挺峰指挥第94军和第101军的一个师约4万人由保定南下,向石家庄方向进攻。十月二十九日,敌进占望都;三十日进至唐河南岸定县城北时,被我华北野战军第3纵队截击,激战一日,折兵500余人。恰巧这天郑挺峰的胞弟、国民党军第92军军长郑挺笈,在东北大虎山战斗中兵败被俘,郑挺峰闻讯心惊肉跳,更是无心再战,假托“探母病危”向傅作义请假,脱离部队,溜之大吉。主将怯阵,部下更加似惊弓之鸟,风声鹤唳,当即撤退。担任前锋的敌骑兵第12旅在唐河一带遭我地方武装的迎头痛击,损失了一个团,前进不得。后续部队第4骑兵师师长刘春芳知前锋兵败,无心恋战,加之解放军第3纵队一部经强行军出现在完县(今顺平县)附近,傅作义被迫于十月三十一日命令部队全部回窜。此番冒险行动非但无损于我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一根毫毛,反而国民党军徒然损失了3700余人,战马240匹,汽车90辆及其他大量作战物资。从此,毛泽东“巧设空城计”、“一纸吓退敌人十万兵”的美谈在解放区广为传颂。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街亭失守后,司马懿大军直逼西城,诸葛亮无兵可调,就打开城门,故作镇静,派人在城门扫地,司马懿怀疑有埋伏,反而退兵。(目前史学界对此是否实有其事抱有怀疑)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公元七二七年,唐玄宗时,吐蕃人进攻瓜州,守将王君焕战死。张守圭被派去作瓜州刺史。他到任后,立即组织群众修城筑墙,还没有等城墙修好,吐蕃人又突然袭来。这时,大家都很惊慌,张守圭镇定自若,说:敌众我寡,不能用利箭、擂石顽抗,必须施用计谋退敌来兵。于是,他命手下在城楼上摆上酒宴,找来乐工吹打弹奏,跟守城将士饮酒作乐,并大敞城门。吐蕃人见了,疑心城里有埋伏,便撤兵而去。

    三、刚柔之际:见《易经·解》卦。指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危急关头。

第三十三计 反间计

    [原文]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译文]在欺骗敌人的手段中再散布一层“迷雾”,顺势利用敌营内的间谍辅助我做工作,就可以有效地保全自己,夺取胜利。

    [毛泽东论述]

    一、秘密搞特务我们要防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的眼睛望着他,这就是严肃性、警惕性。

    二、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4-24

    [范例一]答记者破敌毒计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由于斯大林不愿废除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致使会谈一度陷入僵局。正值此时,西方舆论离间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苏联顿时紧张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同时明确表示:“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十月二日,苏联政府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由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国家与中国先后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十月二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位机要秘书感到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泽东作了多年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由此可见,中苏建交,毛泽东的内心是多么喜悦!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12时,毛泽东乘专列到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当晚6时,毛泽东,斯大林,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斯大林端详了毛泽东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斯大林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这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毛泽东不像绝大部分人那样因此而受宠若惊。而是平静的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配图: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一起照片)

    斯大林立即接上去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泽东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会谈正式开始后双方自然都十分友好。但当毛泽东说及中苏条约时,斯大林敏感的接上话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决定。需要讲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他又说:大家知道,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

    于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的最主要的问题,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之后,毛泽东在形式上受到苏方高规格的接待,但对实质问题苏方却避而不谈。

    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恰恰是毛泽东此次访问苏联的主要目的。毛泽东这次访苏,本来是兴冲冲的,寄予很大希望,根本没有料到被誉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斯大林竟如此以狭隘民族主义眼光对待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毛泽东发火了。他对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这显而易见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的不满。

    由于没有实质的会谈进展,中苏媒体上对毛泽东在苏联的报道也比较沉寂。对此,西方敌对势力便挖空心思,造谣惑众,妄图挑拨离间中苏正在建立的还十分脆弱的友好关系。首先,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举世震惊,苏联方面更是异常紧张。

    一九五○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发表答塔斯社记者问,全文如下:

    “塔斯社莫斯科二日电:塔斯社记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的访问记。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

    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问:您所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答记者问一经发表,谣言不攻自破。一月二日晚11时,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电报中说:“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足见毛泽东和斯大林对此都极为重视。

    对于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从来都是藐视敌人的压力的。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西方国家故意挑拨离间中苏关系的无耻伎俩,反而促使他下决心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毛泽东对此条约的成功签订评价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

    [范例二]美制U-2战略侦察机折戟南昌

    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窜扰,激怒了人民解放军统帅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奋笔疾书,严令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我军防空导弹如闪电霹雳,世界军事防空作战史掀开划时代的第一页

    一九五九年一月四日,国民党空军第一次派出RB-57D型高空侦察机,飞行高度两万米,深入大陆实施侦察。人民解放军空军出动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9歼击机拦截,但该机型升限不足一万八千米,虽然我空军勇士机智善战,但对敌侦察机可望而不可即,徒唤奈何。国民党空军从此有恃无恐,多次肆无忌惮地出动侦察机进入大陆纵深进行侦察活动,窃取了大量军事、经济重要情报。

    为打击国民党空军的高空侦察,我人民空军加强了地空导弹部队的组建和训练。一九五九年四月底,基本完成第一批地空导弹营的组建,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经过艰苦训练,迅速掌握了导弹防空的指挥、装备的操作和维护技术。

    中央军委、毛泽东欣悉防空导弹营的训练成长,不失时机地决策使用此尖端武器部队执行作战任务。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上将,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中将立即进行了作战部署。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12时4分,北京市通县东南18千米处,我地空导弹第二营营长岳振华一声令下,三枚地空导弹腾空而起,刺破苍穹,将一声划时代的巨响刻录在了一万九千米高空,一架国民党空军RB-57D型高空侦察机当即灰飞烟灭;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王英钦以其生命的腥血祭奠了世界军事史上第一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辉煌历史。

    RB-57D高空侦察机被击落,飞行员陨命,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窜扰大陆的嚣张气焰,迫使其在以后的两年零三个月里,停止了对大陆的高空侦察。直至一九六二年一月,装备了美国最先进的U-2型战略侦察机。

    美制U-2战略侦察机最大时速约800千米,航程约4200千米,飞行高度约22000米,由于它有特殊的长达30多米的翼展,所以能在高空自动滑翔,飞行时几乎没有声响。为防万一,飞机上还装有必要的自毁装置和反雷达侦察设备。该机机舱内装有高度灵敏的航空摄像机,使用的是柯达公司研制的乙聚酯树酯为原料的特殊胶卷和由哈佛大学天文学家詹姆斯·贝克博士设计的特殊照相机镜头,能携带3560米胶卷,可以通过机身下的七个舱孔对外拍照,在飞行中,能把宽约200千米、长约5000千米的地面景物一览无余地拍照下来。它只要飞行12次,就能拍摄整个美国本土的全貌。其所拍摄的照片经过处理放大,其清晰度甚至可以供判读人员辨认出高空拍摄的地面报纸的名称。由此,当它飞越目标上空时,就可以将地面的机场、导弹发射场、雷达站、国防工程工地等一概收罗进视野。U-2侦察机以其高超先进的高空侦察技术,成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高级侦察情报工具,被美国政府和情报机关誉为“当代从事侦察飞行的佼佼者”。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价:“用U-2型飞机进行空中侦察,是中央情报局或其他任何情报机关意想不到的最成功的行动。”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开始至六月底,国民党空军出动U-2侦察机11架次,对大陆进行侦察,范围遍及全国大部地区。对此,我空军极为重视,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亲自指挥下,密切注视敌机动向,分析其活动规律,终于发现敌机几次窜入内地侦察时都要经过南昌,而且当福建方向我空军调动,就有U-2飞机出动侦察。于是,我地空导弹二营奉命隐蔽进驻南昌设伏。

    为了使敌U-2飞机进入南昌空域,我空军司令部决定实施诱敌之策。九月七日,南京,晴空万里,我人民空军一个轰炸机大队在空中编队后,向南昌浩浩荡荡飞去。一架架我空军空中堡垒沐浴着灿烂阳光,雄姿英发地翱翔在祖国湛蓝色的天空,其轰鸣、其阵容,格外夺人耳目。八日,又一架轰炸机从南京昂首起飞,向南昌作佯动飞行。

    国民党空军果然上钩。九月九日6时许,一架U-2侦察机即从平谭岛以两万米高度窜入大陆上空,8时24分经九江左拐,直奔南昌而来。

    8时32分,敌机进入我地空导弹二营火力圈。三枚地空导弹闪电霹雳般射出,将这架美制U-2战略侦察机霎时炸毁;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陈怀舟身中弹片,跳伞后经抢救无效毙命。

    这是我军击落的第一架U-2战略侦察机,也是该机第一次遭遇厄运。从防空导弹部队的战术角度更是一次精彩异常的收获。它以机动展开,隐蔽设伏,诱敌出动等一系列战术动作,为我人民解放军空军同时也为世界防空史写下了一页光辉的篇章。

    周恩来闻讯后,禁不住喜悦之情,表扬道:“很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领空,他们只是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一股民族气概和自豪感冲天而起。

    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听取地空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关于击落U-2战略侦察机战斗的汇报,给空军部队以极大鼓舞。该营荣立集体一等功。

    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至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空军U-2侦察机窜到兰州、西安等地空域实施侦察,三次临近我地空导弹伏击地点,均因其加装了电子预警系统,及时改变航向,躲避了利剑断喉。

    敌变我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空军指挥机关经过研究分析,发现U-2飞机通常是在地空导弹制导雷达打开天线的20秒钟后开始机动。于是,我地空导弹部队的“近快战法”应运而生。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11时15分,一架U-2侦察机飞抵九江上空,我地空导弹二营在敌机距离35千米处时,突然打开制导雷达天线,三枚地空导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两万米高空,随着一声爆炸,国民党空军第二架U-2侦察机粉身碎骨;少校飞行员叶棣跳伞被俘。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地空导弹二营在福建漳州击落国民党空军第三架U-2侦察机,少校飞行员李南屏毙命。

    我地空导弹部队组建不足五年,即赢得四战四捷的战绩,充分表明了我人民解放军的优良素质和独创性的作战作风。刘亚楼上将在呈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报告中写到:

    “一九五九年第一仗是苏联专家教给我们的办法打的;一九六二年第二仗是一半一半(即有我们创造的一半);一九六三年第三仗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战法;一九六四年这一仗表明,地空导弹部队不但能在简单情况下作战,而且学会了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作战。”

    毛泽东看了报告,欣喜非常,提笔批示:

    “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祝贺!”

    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转告刘亚楼:这支部队战功卓著,我很想见见这个部队的同志们。

    消息传来,刘亚楼上将兴奋极了。地空导弹部队的指战员更是欢欣雀跃。岳振华奉命率二营速回北京。(配图:毛泽东会见二营指战员照片)

    七月二十三日,刘亚楼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二营全体指战员。当刘亚楼再次把岳振华介绍给中央首长时,毛泽东握着岳振华的手,说:“认识、认识,岳振华同志嘛。”毛泽东转回头看着刘亚楼,风趣地说:“为什么不让别的部队去打,都锻炼一下嘛!蒋介石就那么几架U-2飞机,做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台湾当局胆战心惊,为获取相关情报,国民党空军在两个月内连续出动U-2侦察机11架次。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日21时15分,装备了反电子干扰系统并经严格训练的我地空导弹一营,在营长汪林一声令下,于包头上空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第四架U-2侦察机,少校飞行员张立义跳伞被俘。

    一九六五年,我国自行研制的地空导弹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上午,我地空导弹部队首次使用国产地空导弹击落一架两万米高空的国民党空军U-2侦察机。

    自一九五九年九月至一九六七年九月,国民党空军的RB-57D、U-2型侦察机先后窜入大陆侦察129次,被击落六架,其中U-2侦察机窜入110架次,被击落五架,生俘少校飞行员两名。

    一九六八年起,国民党空军沮丧地遥望大陆铜墙铁壁般的防空力量,无可奈何地最终停止了派遣侦察机窜入大陆纵深进行侦察的军事行动。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孙子·用间篇》:“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杜牧注:“敌有间来窥,我必先知,或厚赂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示以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为我用也。”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公元二○八年,曹操怀着统一中国的壮志,挥师南下,与孙权、刘备对峙于赤壁,空前大战一触即发。曹操帐下的谋士蒋干与东吴的都督周瑜有旧交,曹操派他以访友为名,乘机刺探东吴军情,进行间谍活动。周瑜识破了蒋干的来意,便将计就计。他专门设置了曹操的水军都督蔡瑁、张允暗中联络东吴,阴谋反曹的加情报,并借着酒醉,留出机会让蒋干窃取带回。曹操上当受骗,误杀蔡、张,致使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因无水军帅才而惨遭失利。

    三、比之自内,不自失也:见《易经·比》卦:“比,辅也,下顺从也。”意思是:来自对方内部的援助,自己不会受到损失。

    

第三十四计 苦肉计

    [原文]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间以得行。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译文]人们是不肯自我伤害的,遭受伤害必定是真实情况;我以假作真,并使敌方信而不疑,离间计就可以实现了。抓住敌人幼稚的心理进行欺诈,就完全有可能顺应他那柔弱的性情达到目的。

    [毛泽东论述]

    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讲堂录》1913-10~12

    [范例]四平保卫战

    蒋介石赢得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后,曾得意地以为打败了毛泽东。若干年后他才醒悟过来,那次大战之所以得手,正是由于毛泽东当时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他的心里不禁有点酸溜溜的感觉;不过,时到一九四六年,毛泽东迭令我东北民主联军据守四平街,蒋介石大喜过望,眼前仿佛重又飘起十几年前堡垒战的狼烟,暗忖:你毛泽东也不过如此罢

    美国的一位军事评论家说:“毛泽东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又以阵地战顶住了美国。毛泽东打了他一生竭力避免的阵地战。”这位美国人说得不错;不过,他也许忽略了一点,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毛泽东也曾运用阵地战。当然,这时的阵地战主要只起辅助作用。而一九四六年的四平保卫战这场大规模阵地战,又别具匠心,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占领全国的战略企图是,先进军华北,再占领东北,然后回过头来攻击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的心脏地区,进而控制整个西北,完成对全国的统治。国民党这个战略企图的根据是,陕甘宁地区是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先占领陕甘宁地区消灭共产党殊为不易。共产党的指挥中心在延安,如果把军事矛头先指向延安,容易激起全国和全世界的舆论的反对。在东北,共产党的力量较弱,又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优势,共产党力量的重心远在延安,对东北鞭长莫及。这些因素是国民党抢占东北的基本出发点。战后的东北,首先成为国共两党军事和政治斗争的焦点。

    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蒋介石在美国直接援助下,经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兵,先后攻克了原由我人民军队控制的山海关、锦州等要地,东北的严重斗争已经迫在眉睫。鉴于争夺东北的斗争对于稳定全国形势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当时,相对于其他战略区,东北我军的战略态势还算比较好,是唯一一个不受四面包围的战略区,其后仰苏联,可谓无后顾之忧;其民众基础也较之国民党好。所以,抗日战争刚结束,毛泽东立即调兵遣将,我军精锐部队纷纷从山东、华北、陕北等根据地,从陆地和海上兼程北上。与此同时,毛泽东经再三考虑,选调爱将林彪、罗荣桓作为东北战场的我军主将。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兵力越多越好的国民党军队。蒋介石虽早已拟定于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再增加8个军的兵力,使东北国民党军达到52万人之多。而且要增调全部美械装备的嫡系精锐部队。然而,这些部队能否从关内各战场抽调,是毛泽东密切关注的问题。若要蒋介石切实落实其增兵计划,有必要做出某些假象,以促使其加快增兵步骤,致使数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最终陷于东北一隅,欲战不能,欲走不得,成为我人民军队的瓮中之鳖,束手就擒。

    所以,当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所谓“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向四平街方向攻击前进的时候,四月六日,毛泽东起草《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是当前的关键》电文,指示林彪等:

    “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伤亡,亦所不惜……本溪方向,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国民党现有之七个军,包括九十四军及姜鹏飞伪军在内,此两部或则不齐,或则无力;拟调各军,非半年以上不能到齐,且包括云南龙部及其他次等部队,大有文章可做。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六个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

    之后一个月内,毛泽东屡次电令林彪:“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四月十七日,敌新一军向四平发动全面攻势。战斗开始后,敌人以强大的兵力,从正面对四平实行轮番进攻,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企图一口气突入四平。但是,我军的阻击异常顽强,和敌人拼手榴弹、拼刺刀,进行肉搏。尽管我军牺牲甚大,有的连队在干部全部牺牲的危急情况下,战士们主动组织起来,坚守阵地。

    敌新一军对我攻击未获成功,急调敌第71军、敌第52军和敌第60军增援。与此同时,我军亦紧急调动主力华中部队第3师第8旅、第10旅和独立旅,山东部队第2师、第1师、第7师等星夜驰援四平,并在100里的防线上,构筑了坚强的阵地,敌我双方一时形成对峙局面。

    看了四平前线的战报,蒋介石喜出望外,心中嘀咕:难道共军又要重蹈当年江西第五次“围剿”的覆辙?当年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把苏军的那套阵地战的战术原则硬性运用到中国革命战争中来,以堡垒对堡垒,坚持所谓“仰敌于国门之外”,患得患失于每一寸土地的得失,而不注重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结果,红军伤亡惨重,屡战屡败,被迫长征。此时,蒋介石不禁畅想:你毛泽东也不过如此吧,想用你那些小米加步枪和我的美式飞机加大炮打阵地战吗?将计就计,就从东北开始!于是,他下令增调第93军出关参加东北战事,又令已在南满待命的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奔赴四平前线。

    到五月,蒋介石运到东北内战前线的兵力已达15个军,共计51万人,其中大部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显而易见,蒋介石在东北已是孤注一掷,妄图在阵地战中,用美国人援助的飞机大炮演一出“牛刀宰鸡”的好戏。

    可是,就在这时,鏖战整整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已在五月十八日我军秘密撤离下宣告结束。这次战役,我军歼敌万余人,自己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伤亡八千余人——这便是毛泽东的“苦肉计”。此后,在六月份,我军又一次主动向四平进行了一场英勇猛烈的攻坚战。也许,此战更坚定了蒋介石对毛泽东欲在东北打阵地战的判断。不过,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为了消除我军各级指挥员对四平保卫战的误解,毛泽东于五月二十七日亲自起草了一份致各战略区的电报,特别叮嘱:

    “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对于四平保卫战,过去的研究比较注意毛泽东在多次有关的电报中提出“有利于谈判”这一点上以及毛泽东所强调的为了迟滞敌军北进速度等,而忽视了这其中可能蕴涵着的其他更为深远的谋略。虽然,从目前公开的文献中,还没有直接说明毛泽东部署四平保卫战是为了吸引国民党军调集东北的意图,但是,以下几点分析也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首先,四平保卫战是在毛泽东已获悉“美蒋决以十五个军向我大举进攻”的情况下部署的。毛泽东若不为吸引敌增兵东北,对四平这样敌人势在必夺的“点”,理应力求避其锋芒,而不是全力应战,更不是打四平保卫战这样的歼敌一万自损八千的硬仗恶仗阵地仗。

    其次,辽沈战役发起后,我东北野战军的装甲部队铁流滚滚,所向披靡。国民党方面为此惊呼苏俄帮我装备了一个师的坦克部队,甚至说苏联红军直接参加了战斗。为此,中央军委发电专门询问。其实,这些坦克都是蒋介石这位运输大队长模范地履行义务送上门被我军缴获的。从这一点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蒋介石曾因四平保卫战而确信毛泽东要在东北以阵地战与其一决雌雄。所以,他把各战区的机动装甲部队悉数调集于东北战场。打了半辈子仗的蒋介石,何尝不知美国造的坦克车在华北、华中、西北的平原地带远比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更能纵横驰骋发挥威力呢。

    再次,在毛泽东关于四平保卫战数次致林彪的电令中,多次出现“以利和谈”的话,但是,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党的七大上就说:“我们从来是主张和谈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规定了要谈,至于谈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并已经谆谆告诫全党“蒋介石内战决心已下”须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争取东北的所谓“和谈”成功又有多大的战略意义?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怎么能不知道这一点。他能用八千子弟兵的血去换取那一纸空文吗?肯定不会!“谈判”是明摆着的,人们好理解;可调动敌人兵力,则不易解释清楚,要想说明白说得令人心悦诚服,就势必以第五次反“围剿”作反证,这又有困难。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时,周恩来已身居高位,是当时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责任是不可能推卸得一干二净的。所以,时到一九四六年,周恩来已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时,毛泽东也不便重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此外,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当年第五次反“围剿”时,作为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是李德的阵地战、堡垒对堡垒的战略战术的热烈拥护者,他不仅在战争中积极实践而且还提笔写了文章;而此时的林彪已是东北战场的我军主将,毛泽东对林彪的爱护和提携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当毛泽东部署四平保卫战时对昔日阵地战的惨败只字不提,只落笔于“谈判”二字,这也许就是我们至今未能看到毛泽东直接表明四平保卫战实为“苦肉计”的文字佐证的重要原因。(配图:毛泽东与林彪在一起照片)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把“四平保卫战”看作是毛泽东施用“苦肉计”的一个典范战例。它使蒋介石重新做起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黄粱美梦。然而,事与愿违,以后的两年里,国民党军队已很难有四平保卫战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其火力装备威力的阵地战可打了。却是在诸如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等我军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被打得晕头转向、闻风丧胆。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蒋介石如梦方醒般作出“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战略决策时,一切都为时晚矣。毛泽东巨手一挥,九月,辽沈战役发动并首战锦州,蒋介石赖以支持其反动统治的47万精锐部队如瓮中之鳖,顷刻间灰飞烟灭。

    此时此刻,蒋介石只能是捶胸顿足,大骂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害了他(因美国从其对抗苏联的战略出发曾支持蒋力取东北)。不过,他心里或许明白,自己又一次中了毛泽东的“奸计”,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中计是致命的。

    [注释]

    一、本计是通过自我伤害的方法取信于敌,以便麻痹敌人或进行间谍活动的谋略。施用迷惑敌人的手法,若违背人们分析判断事物的习惯,不按“人之常情”行事,敌人就不容易一下子看透它的本质。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仲武公准备侵伐胡国,他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胡国的国君,又公开杀了极力主张伐胡的大夫关其思。胡君因此以为郑国诚心诚意亲善自己,便对郑国不加防备。随后,郑国乘机发起突然袭击,将胡国吞并。

    三、童蒙之吉,顺以巽也:见《易经·蒙》卦。意思是:不懂事的孩子天真无邪、单纯幼稚,顺着他的弱点逗弄玩耍,就会把他哄骗得乖乖的。

    

第三十五 计连环计

    [原文]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在师中吉,承天宠也。

    [译文]敌人兵力强大,不能与他硬打硬拼,应当施用计谋让他们自相牵制,借以削弱他们的力量。将帅能巧妙地运用计谋克敌制胜就像有天神相助一样。

    [毛泽东论述]

    一、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发动突然的进攻,这些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内部紧迫的危机,美国即将到来的危机,终归要使他们走向众叛亲离。众叛是群众不要他们,亲离是内部不和,蒋介石内部不和,蒋、美之间也不和。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7-21

    二、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用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

    ——《歼灭强敌必须用强攻方法》1948-12-4

    [范例]金门炮战

    一九五八年的夏季是酷热的。在“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毛泽东一声令下,几十万发炮弹呼啸着飞向金门。炮声隆隆,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赫鲁晓夫心惊肉跳;毛泽东笔走龙蛇,几篇文章,武戏文演

    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日,新华社北京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上午在人民代表大会出席茶话会,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代表及在京台胞台属代表欢聚一堂,共庆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并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

    讲话第一次明确指出:“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

    说到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可追溯到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朝鲜停战后,美国政府就公开制造“两个中国”的舆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杜勒斯、艾森豪威尔都谈到“有可能由共产党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而由国民党中国参加安全理事会”,要“把福摩萨(即台湾)和红色中国看作是分开来的独立国家”。在以后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中积极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重要内容也是台湾问题;美国要求中国承担不以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承认美国在台湾有“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这等于将美国侵台的事实合法化;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的原则立场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可以与台湾当局谈判,采取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这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中美谈判应该首先谈美国从台湾撤军,以解除美国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中美两国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是内政问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由于美方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中美谈判两年多来没有进展,一九五七年中断。

    同时,美台矛盾也在升级,美国某些政治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台独”势力蠢蠢欲动,“台湾自决”、“台湾独立”的喧嚣严重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

    为了共同抵制美国的“两个中国”阴谋,中共屡次呼吁国民党台湾当局举行和平谈判。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郑重宣布:“凡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何人,也不管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处理,不咎既往。”毛泽东也明确表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和为贵,以诚相见,来去自由。

    对于中共发动和平统一攻势,蒋介石也不是置若罔闻,为给自己留有余地,他特意从香港请宋希濂的兄弟宋宜山去北京走一趟,探探风。宋宜山在北京停留了两个星期,回到香港后他奋笔疾书,将此次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写了份约一万五千字的书面报告。报告送到台湾,蒋介石看罢火冒三丈,怒斥道:半个月就被赤化了!以后,连宋宜山到台湾都不准了,以免影响他人。

    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使这番和平统一攻势促成的两岸间的某些沟通和联系没有结出果实。令人发指的是,蒋介石不识时务,把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看成了对台湾的惧怕。他此时完全像他的老乡“阿Q”,便认为他在台湾的几年经营已使政治经济趋于稳定,形势好转,军事上的海空优势似乎还在,于是又作起了“反攻复国”的梦想。一九五七年十月,国民党“八全大会”制定了“建设台湾,策进反攻大陆”的方针。随即又加紧对大陆沿海进行武装袭扰。一九五八年五月,应蒋要求,美国将在台的美军顾问团等7个机构合并成立“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调整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同时美军在黎巴嫩登陆,在新加坡增兵,美军飞机不断进入我国领空侦察。蒋介石向金门地区集中10万兵力,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蒋介石自不量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决策对金门实行炮击。毛泽东当时强调指出:支持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不能只限于道义上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上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别人找不到借口。他说,中央决定以地面炮兵实施打击为主,准备打两三个月,空军和海军主要是配合作战。他还说,目前美国所有远东部队都进行了备战,我们的行动对它是个牵制,使它不敢向中东调兵,就可减轻中东人民的压力。

    会后,毛泽东留在北戴河,亲自指挥了大规模炮击金门作战。这是一场世界战争史上的独特作战,使新中国继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与美国在台湾海峡危机所作的政治、外交的较量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它标志着中国领导人最终完成了在台湾问题上从局部军事斗争向全面政治、军事、心理、外交斗争的转变,形成了完整的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即把金门、马祖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作为连结大陆与台湾的纽带,以此反对美国封锁海峡、隔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任何企图,同时也支持了台湾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的斗争。

    早在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即下达了准备炮击金门和空军入闽的命令。空军战鹰风驰电掣首先转场入闽,并由聂凤智中将为司令员组成福州空军指挥部指挥作战。经持续半个月左右的激烈空战,我人民空军彰显威力,我人民空军以损失20余架飞机的代价,取得击毁国民党空军飞机50多架的辉煌战绩。从此,福建上空的制空权被解放军掌握。福建老百姓欢呼“我们头顶上也真正解放了!”

    有了空中掩护,地面炮兵部队安全顺利地完成了隐蔽集结,32个炮兵营都按时达到指定战位。各部队在台风暴雨的恶劣气象条件下艰苦行军,未被国民党军发现。还在前线抢修了各种急造公路,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为大规模炮战创造了条件。

    七月下旬,我人民海军东海舰队陶勇上将指挥的一个大队的鱼雷快艇,从上海秘密乘火车启运,陆上行舟,顺利入闽,瞒过了国民党军队和情报部门的侦察。

    七月底,参战部队集结完毕,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部队情绪高昂,只待军委命令攻击。

    八月二十日黄昏,毛泽东伫立北戴河海岸,遥望那碧波浩荡的大海。他此时不是像魏武帝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凯旋在此驻马吟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而是“东临碣石,以轰金门”。不过,四年前,他也是在这里,一反《浪淘沙》词软棉婉靡之声,倒也填了首鼐镗鼟鼟,醽醁弥香的豪放《北戴河》词,词曰: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配图:毛泽东在北戴河照片)

    二十一日,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上将飞抵北戴河,当面向毛泽东详细汇报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

    炮击时间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5时30分。据曾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回忆,直至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见黄克诚、王尚荣和雷英夫时,才最后确定按预定计划实施炮击。

    “八·二三”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这个避暑胜地指挥的,也就是说:是毛泽东直接指挥的。

    八月二十一日晚间,预定参加炮击的解放军陆军36个炮兵营,连同海军的6个海岸炮兵连,先后隐蔽进入发射阵地。至二十三日拂晓,完成了射击准备。同时,担负对厦门、莲河这两个炮兵群对空掩护任务的高射炮部队,也都进入了阵地。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当天下午5时许,金门北太武山的国民党军防卫司令部正召集官兵,一边举行周末聚餐,一边听国防部长俞大维训话。夕阳已经往西边靠大陆下斜,从金门太武山往西看会有些刺眼。海边风平浪静,聚餐散会,官兵正在散步离去。他们对于解放军即将突如其来的炮击,没有任何察觉。

    下午5时30分,福州军区前线指挥员发出:“开始炮击”的命令,随着一串串红色信号弹在金门岛前沿升起,从西边厦门炮兵群,北边莲河炮兵群与东北边围头炮兵群,发出震耳欲聋的炮声,2600余发炮弹从不同方向落到金门北太武山国民党军阵地上。顷刻间,山崩地裂般,金门岛瞬间淹没在火光与硝烟之中。金门防卫司令胡琏正陪同训话完毕的俞大维,漫步走回司令部,炮弹爆炸时,俞大维被一个叫序光华的科长背入路边山石下躲避,胡琏拔脚就跑,侥幸逃回司令部。而正站在翠湖与岸边的桥头上谈话的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三位副司令当场被炸死。

    我军首次炮击收到了奇袭之效。岛上国民党军官兵毫无戒备,很多官兵晚饭后在海边纳凉,爆炸声中纷纷慌忙逃入掩蔽部,停泊在料罗湾的“中字”号登陆舰和台生轮运输船被炮弹击中,陷于瘫痪。岛上的有线通讯网完全被炮火破坏。胡琏逃回司令部,立即拿起电话气急败坏的下令还击,但电话已经不通,急得他束手无策。(配图:我炮兵阵地和战斗照片)

    过了20分钟以后,国民党军的炮兵才有自发的还击,发射炮弹2000余发,但很快就被解放军的炮火所压制。首次炮战持续85分钟。解放军发射炮弹30000余发。金门方面事后承认伤亡600多人。

    首次炮击成功,毛泽东很高兴。据卫士说他那天睡了很安稳的一觉。

    八月二十四日,我海军鱼雷快艇部队又为炮兵部队的辉煌战果锦上添花。击沉国民党海军4000吨“台生”号大型运输舰,重创“中海”号大型运输舰。

    “八·二三”炮击极大地震撼了台湾当局。台北等城市实行紧急防空措施。一些部门还进行了疏散。蒋介石此时顾不上“砸”痛的脚,估计此次毛泽东会一举拿下金门并乘胜前进攻击台湾岛了,于是,忙不迭地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紧急求援。

    艾森豪威尔得到消息,已经是西半球的八月二十五日,他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山中地下深处的防弹掩蔽所里,参加一年一度的核袭击恐怖下的“行动”演习。

    国务卿杜勒斯向他汇报了情况。金门、马祖这两个小岛问题,近几年来一直使艾森豪威尔感到棘手。但是,美国毕竟与蒋介石签有《共同防御条约》,他不得不下令调兵遣将,“显示一下力量”。于是,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主力开赴台湾海峡,其中包括四艘航空母舰,另有两艘航空母舰也紧急从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调来。到九月六日,美国海军为国民党运输舰护航开始之前,美国在台湾海峡竟有航空母舰六艘,重巡洋舰三艘,驱逐舰40艘。美第46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及其他部队多批飞机,已分别调到台湾和菲律宾。美国第一批海军陆战队3800人已经在台湾南部登陆,后续部队也将到达。杜勒斯自己后来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在美军日夜兼程赶赴台湾海峡时,我炮兵已基本上封锁了金门,其守军只能靠空投补给。但是,由于空投成功率甚低,金门岛守军整天在地下靠储备品度日,处境日益困难。

    第一步作战目标已基本达到,叶飞作为前线指挥员,以为下一步该是实行登陆,解放金门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此时如果我们发动登陆,金门唾手可得。所以,福建前线我们这些人,都在焦急地等待毛主席下达命令了。我们都摸不透毛主席下步的意图何在?”

    毛泽东的命令来了。总参作战部王尚荣部长传达了军委与毛泽东的命令:福建前线自九月四日起,停止炮击三天,以观各方动态,这一举动出乎叶飞的意料,也使海内外大惑不解。

    九月四日清晨,解放军数百门大炮已沉寂了几个小时。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里播音员以庄严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郑重发表了关于领海的声明。声明宣告: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叶飞作为福建前线的主要指挥员,咬牙切齿的是想着把金门胡琏的8万国民党军一口吃掉,为第10兵团一九四九年兵败金门雪耻。但对毛泽东的命令,他是绝对不折不扣地执行。

    可是这天晚上,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对毛泽东为什么放弃金门唾手可得这一步好棋,而让对方缓棋,停止炮击三天。

    多年以后,当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接着又担任中国交通部长的时候,当海洋已经成为他工作的职责领域时,他才特别深切地感受到:预感国家提出自己的领海界限,这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庄严的行动。过去,数百年来,从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到国民党的民国政府,由于缺乏近代海权观念的愚昧和腐败无能,有着一万千米海疆的中国竟一直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领海界线。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外国舰船可以在中国近海航行,我国沿海的资源尤其是渔业资源完全无法保护。特别是东邻日本渔民,依仗着机动大船,常年到中国的近海主要渔场大肆捕捞,而中国渔民无法与之竞争,使国家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日本侵渔问题,从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沿海地区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就在周恩来指示下开始研究国家的领海线问题。后来国家还成立了海洋局。可是因国民党在沿海进行封锁,随后又爆发朝鲜战争,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游弋于中国近海,标志国家主权的领海线问题又暂时不得不搁置。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尊严极为重视的毛泽东,一直将此搁在心上。朝鲜停战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沿海紧张局势的缓和,领海线问题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毛泽东部署于一九五八年夏天炮击金门,正为了促进解决台湾问题,也包含了解决中国领海线问题在内。在“八·二三”炮战开始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召集各方面的人士研究中国领海主权问题,并征求了熟悉国际法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大家畅所欲言的基础上,毛泽东从中国的经济、国防利益出发,本着独立自主和不惧怕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态度,综合国际上的情况及中国国情,最后确定了12海里宽度,并决定于九月四日正式公布。至今的事实证明,12海里领海线,适合我国具体情况,既没有影响他国沿海的经济利益,也保护了我国近海的资源,而且这一宽度又是在我国军事力量的有效控制之内。当时我国海军海岸火炮的有效射程也在12海里以上,岸炮火力能够确保给侵入这一海域内的外国舰船以有力打击。

    毛泽东将提出领海线声明的日期,选择在炮击金门的高潮,正是为了在举世关注金门战事的时候,清楚地显示:如果有什么人敢于藐视中国的领海线,那么就要准备尝尝如今金门正在苦嚼的滋味。

    毛泽东在宣布领海线以后的三天里,命令福建前线停止炮击,就是准备看一看美国的态度。从这年九月七日起,每逢美军舰船飞机越过中国领海线,中国政府发言人都要发出一次严重警告,并在以后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提出交涉。美方虽说答应调查,同时也声称:你们宣布的12海里领海,我们是不承认的。但我们的军舰也决不会进入12海里。叶飞注意到,美国在随后的金门护航结束后,在行动中是注意这条领海线的。在中国沿海活动的美军飞机舰只,在有意无意擦过领海线时,其地面管制站总是在无线电中大叫大骂,解放军福建前线监听得清清楚楚。

    三天的限期,是这么短暂,又似乎十分漫长。

    九月七日,中午时分,海上观察哨报告,海上出现由14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正朝金门海域驶来。这是一支由美台两方军舰混合编队组成的舰队。期限已过,已有炮兵群打来电话问叶飞:打不打?

    叶飞觉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如何对待这种美台混合编组舰队,涉及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战略全局,前线指挥员无权决定,须提交最高统帅毛泽东考虑。

    毛泽东此时已回到北京,叶飞即向他报告美国军舰为国民党舰船护航的情况并请示对待方针。

    毛泽东答复:照打不误。

    叶飞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

    毛泽东答复: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叶飞又问:我们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

    毛泽东明确指示: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据叶飞事后回忆,当时接到毛泽东这个命令,他本人与炮兵部队都极为吃惊。各炮群指挥员纷纷追问,叶飞又把毛泽东的命令再次复述,并问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九月八日,台湾国民党军由于前一天靠美国军舰护航得以平安运输,十分得意,便又出动四艘登陆舰,在美军一艘巡洋舰几四艘驱逐舰的护卫下,耀武扬威地再次向金门驶来。美舰又停在金门外海,由国民党的登陆舰驶向岸边卸货。

    叶飞将这一情况直报北京,毛泽东即下令开火。

    12时43分,解放军43个地面炮兵营又6个海岸炮兵连组成的强大炮群突然怒吼,21700发炮弹顷刻间铺天盖地射向金门岛上的军事目标及驶入料罗湾的登陆舰。“美乐”号登陆舰当即被击中起火,引爆舰载弹药沉没;“美珍”号中弹累累勉强逃向外海,另外两艘也中弹逃窜。这时,美国军舰根本不管国民党舰只,急忙退驶到料罗湾以外近12海里海域,徘徊观望,始终不发一炮。

    当时在国民党旗舰上的战场记者刘毅夫曾记述美舰的表现:“这该是美国军舰开炮压制共军的时候了,最低限度他们也该开炮表表情呵!我站在旗舰姚道义支部长身旁,悲惨的看着我四艘无助的运补舰挨炮,再用无可形容的眼睛回头看美国兵舰,他们好像根本无动于衷。他们好像奉的命令就是来金门参观,而美其名曰‘护航’,哎,狗臭屁的护航呵!”

    美国军舰的这种态度,也使直接指挥炮击的叶飞感到意外。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在厦门云顶岩前线指挥所里,还准备应付美舰向我军开火呢,当从望远镜里看到美舰在猛烈炮火之下溜走的情形,甚感意外。”

    九月十一日,四艘美国军舰再次掩护国民党军的四艘运输舰,七艘战舰向金门驶来。我军如法炮制,美舰态度如旧。

    通过九月八日、十一日两次炮击,毛泽东终于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牌。这就是美国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会为了一个台湾而冒和中国打仗的危险。美蒋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的那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主要还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眼下,美国人极力避免同我国发生直接冲突,而蒋介石则千方百计地想拖美国人下水,以致当时美国一位民主党议员破口大骂:“美国正被一个独裁者,一个被逐出中国大陆的军阀,从后门拖进一场战争。”(转引自: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这样,就在中国台湾海峡形成了非常微妙的中国、中国台湾当局与美国的三方形势。

    此时,毛泽东正在赴南方视察专列上,眺望窗外那秀美山河,不禁想起赫鲁晓夫。炮轰金门,中国事先曾向苏联作了通报,赫鲁晓夫深恐中国炮击金门会妨碍“苏美合作”。甚至可能导致苏美冲突。几天前,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为此秘密来京。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他时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马,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军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一旦打出了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但赫鲁晓夫仍战战兢兢,深怀不满。想到这里,毛泽东轻篾地一笑。

    毛泽东用有限的军事行动对美国进行了战略侦察,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牌。这为国家高层进行重大决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金门炮战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更加显示出来。当时,由于明白了美国避免同我国打仗,毛泽东立即调整政策,在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内,新中国决定大幅度裁减军队数量,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建国以来最低的时期,全军总员额降至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最低点。同时,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安全保障更具可能性,对其经济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还因此考虑到缓和中美之间紧张的对峙关系。九月九日,毛泽东在南下巡视前,特地在中南海召见即将回华沙参加中美会谈的王炳南,引导他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当十多年后,一九七一年四月,美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名古屋表示出访华愿望时,当时国家体委和外交部的意见是不同意,周恩来也已批准。而毛泽东绝不是忽发异想作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一石破天惊的决策。其深藏若虚、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思在此已在萌芽。

    一九五八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式格外引人注目。

    四架歼-5型战斗机列队掠过天安门城楼上空,这是中国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首次公开露面。毛泽东手指天空呼啸而过的战鹰,十分欣慰自豪地对身边的外国友人说:看!我们自己造的飞机飞过去了。

    这天,聂凤智司令员通过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向毛泽东请战,要给金门上空空投的国民党飞机揍它两下。第二天,毛泽东批准空军的请战要求,但是重申了我战机不飞出领海,不轰炸金门。

    十月三日下午3时左右,国民党军出动48架F-86战斗机掩护14架C-46运输机,飞至金门上空准备空投,美战机则在12000米高空警戒,或是在公海巡行。解放军空军先后两批米格-17歼击机升空,几分钟后,两架C-46运输机拖着黑烟栽入海中。毛泽东称赞打得好。

    十月四日,毛泽东得到报告,国民党军整个白天没有敢到金门空投。只是夜间空投还在进行。从外海驶来的水陆输送车在炮火下还有零星登岸。但是,平均日运输量已经大为降低,只能达到金门守军每天最低需求量的40%左右。可见,守岛的国民党军的处境已经日益恶化,再过十数日,岛上十万守军将不战自溃。

    这几天,毛泽东特别注意美国与台湾各自不同的反应。《纽约时报》于九月下旬公布了一份统计材料透露,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收到了50000封公众来信,有80%的信件反对美国为台湾防守沿海岛屿。英国、加拿大、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都纷纷表示不愿意卷入台湾冲突里。艾森豪威尔面临国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也许正因此,这位美国五星上将才把一九五八年说成是“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年。”

    蒋介石一贯是打肿脸充胖子,此时,他频频出面发表讲话,反对美国搞停火,实为不想撤出金、马。金、马历属福建省辖区,占据金、马则有利于他吹嘘自己没有完全撤出大陆,从而争取到“曾经赢得过他完全不配得到的同情”的最后一滴眼泪(瑞典《今日新闻》报编辑奥洛夫·山德逊语)。于是乎,他歇斯底里地叫喊:“就是战斗至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亦不放弃金门群岛的寸土尺地。”

    九月三十日,杜勒斯公开发表讲话,说:“如果获得可靠的停火,我们的判断,甚至是军事上的判断,就是仍然在金门、马祖保持庞大的军队是不明智的而有欠谨慎的。”

    毛泽东对杜勒斯公开要求蒋介石“金马撤兵”的谈话极为重视,曾特意请翻译查询原文。杜勒斯所用的“Stupid”与“Foolish”在英文辞典中,含有愚蠢的、蠢笨的、不明智的、昏乱的、没有头脑的等意思。杜勒斯作为国务卿公开说蒋是愚蠢的,已经超出外交礼仪。可见美国对蒋介石不在金马撤军已经甚为恼火。蒋介石天生也是个犟脾气,他也在高雄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假定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句话,那亦只是片面的声明,我国政府并无接受的义务。”

    各方信息反馈证明。美蒋有矛盾,且愈演愈烈,已经走向公开化。蒋介石已经忍无可忍,不惜公开指名道姓地把分歧公诸于世。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美国逼蒋放弃金门、马祖,然后借口助蒋防御,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的险恶意图。美蒋双方为金马是守是撤虽说矛盾尖锐,争执不下,金门岛上的守军甚至台湾岛上的国民党政权,没有了美援将如泄了气的皮球,没有了美国的钞票和军火,蒋介石将如丧家之犬,一文不值。那么,解放军倘若再施加封锁压力,势必导致压蒋介石向美国就范。如此,金门岛上的守军除了崩溃之外,只有在解放军的炮口下落荒而逃了。

    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炮击封锁金门之后,如果只能夺取金门、马祖,而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国共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将由不足十千米扩大到100多千米,且隔着一道台湾海峡,接触更加不方便。而蒋介石失去象征其在大陆沿海存在的最后据点,将使得美国更便于制造“两个中国”或支持“台独”。让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另一方面,也是许多人未加注意的,即作为军事大战略家,毛泽东势必考虑到在万不得已情况下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时,金马有利于分散调动敌方兵力,进而施以“釜底抽薪”之计,减弱台湾岛的顽抗力量,尽可能减少解放军的伤亡。

    据此,毛泽东又作出新的决策。

    十月五日上午8时,毛泽东致信彭德怀、黄克诚并即转发叶飞、韩先楚,指示:“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空军必须防卫,但不出海。还有一事: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

    十月六日下午2时,毛泽东又致函彭德怀等,指出:“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一下,还是先作声明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这篇由毛泽东亲自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立即震动海内外。其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和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40多天,蛰伏于潮湿阴暗的坑道或地下防炮洞,对于人来讲,好似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眠。七天时间,晒太阳还来不及,那有心思打炮呢。

    美国的反应是“欢迎”,并宣布从八日起暂停护航。可是蒋介石惟恐彭德怀的《告台湾同胞书》会影响美国对他的支持。因而说什么“宁可冒继续炮击封锁的危险,亦不愿美国盟邦退出护航”。十月十日,蒋介石也东施效颦,发表《告军民同胞书》,称金门战役关系党国前途,“永不为暴力所屈服”。不知他的“暴力”所言何指。那天他倒是穷兵黩武地派出100多架飞机到大陆骚扰,被我人民空军击落三架,碰了一鼻子灰。从此以后,国民党军空军战机的活动线退至福建海岸线以外,基本上不再进入大陆上空。

    十月十二日午夜,暂停炮击的七天期限已到。金门守军又都钻到了地下。十三日凌晨,福建前线广播站播送了彭德怀给前线解放军的命令,也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命令全文如下: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起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美国竟忘乎所以,声称是他们的强硬政策才带来台湾海峡的和平。美国一方面在华沙中美会谈中要求“永久停火”,一方面又压迫蒋介石撤退在金、马的军队。十月十九日,美国第七舰队派出四艘军舰,进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目的在于试探解放军的停止炮击是否会变成永久性的,并以此行动作为艾森豪威尔派杜勒斯于十月二十一日访台给蒋介石的安抚的“礼物”。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据出席会议的时任防空军司令员的杨成武上将回忆:“会议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认为:如果杜勒斯此行的目的到达,我们就不好打炮了。所以应该恢复炮击,用‘绞索’套住美国,打炮的理由是:台湾当局没有和谈的表示,并且向厦门打炮,还向金门增兵;美国无视我国政府的警告,又出动军舰为国民党军舰护航,侵入我国领海,选择这一时间开炮,正可给台湾当局一个口实:看,共产党又打炮了,金门、马祖还是不能撤军。这样,就把美国死死拖住了。鉴于此,毛主席毅然决定于十月二十日下午提前恢复炮击,这就是有名的‘炮轰瘟神’。”(配图:蒋与杜会见照片)

    奉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炮兵部队于十月二十日下午4时,再次炮轰金门,击中国民党军三艘运输舰、一艘大型货船和一架C-46运输机。

    惊闻金门炮声又起,已经登上访台旅途的杜勒斯曾为是否继续前进而踌躇。当他再一次飞抵台北时,四下张望,不见蒋介石、宋美岭的踪影。他在台期间,金、马炮声始终不断。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帮助蒋介石拒绝撤军金、马。

    杜勒斯与蒋介石会谈时,杜勒斯仍坚持要蒋介石撤退金门、马祖的驻军,并停止对大陆使用武力,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停火和隔离。双方唇枪舌剑,蒋介石最后恼羞成怒,吼道:“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

    不过,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和妥协。美国不再要求蒋介石从金、马撤退,并同意增加对台湾的援助;蒋介石则应允“减少金、马驻军”,不再对大陆使用武力。双方于二十三日杜勒斯离台前签署了公报。

    美国方面对联合公报感到非常满意。然而,“不使用武力”对蒋介石来说不啻把他活埋。不过,投机出身的蒋介石对中国人民历来都是出尔反尔;对美国人也未必不会故伎重演。但是,蒋介石总喜欢对外国人让步、妥协,对中国人则总是那么冥顽不化。毛泽东倒不计较他这一点。因为蒋介石始终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对此,毛泽东还是赞许的。所以,毛泽东曾在一九五九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在台湾,胡适之流与蒋介石相比,他还是要蒋介石;因为胡适等人完全是美国的锅里煮出的蜜饯,毫无果子的味道了。毛泽东以为在蒋杜会谈中,蒋介石吃了一点亏,靠武力起家的蒋介石真能“不使用武力”?简直是天方夜谭嘛。毛泽东将美蒋矛盾看在眼里,出于民族大义,在杜勒斯回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即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发表。其中说道:

    “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个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表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同胞书”播出,台湾上下为之震动,美蒋矛盾更加激化。杜勒斯骑虎难下,他本想以逼迫蒋介石“减少金、马驻军”,“不使用武力”引我一口吞下金门、马祖为“诱饵”,换取台湾脱离大陆,走永久“独立”的前途。但他又一次低估了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的战略眼光。

    毛泽东的几篇文章及其作法,也使蒋介石有所领悟。“金、马危机”刚结束,国民党中央在台北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认识到对国共之战的宣传犯了一次重大错误,即跟着美国佬把共产党骂为“侵略者”,这等于是跟着人家承认“两个中国”。何为侵略?两国之间越过国界打仗才成其为“侵略”。国共双方在金门交火,都是在中国领土打仗,只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谈不上什么“侵略”,更扯不上什么“武力扩张领土”。据香港《晶报》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报道,从此,台湾当局指示各方面“不能跟着美国乱说。”

    从此以后,双方在金门单日相互打炮,已经是一种象征性的交火,双方单日炮击用的虽是实弹,但几乎都是有意识打在对方空旷无人地带、滩头或者无工事的山头,尽量不打死人。叶飞说:“毛主席决定不拿下金门,现在看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留下一个‘对话’的渠道。后来讲‘三通’,其实前线和金门之间早就用各种特殊的形式‘通’了。”

    由于蒋介石拒绝和谈,美国长期不从台湾海峡撤军,毛泽东就掌握主动,在原则上不能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状态。这种世界战争史乃至世界史上的特殊的炮战自一九五九以后,象征性地持续了20年之久。这种炮击,其实是保持大陆与台湾联系纽带的一种方式。

    掌握斗争主动权的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金门炮战时的某些做法虽然一时叫人难以理解,包括不少党内高级领导,但他终于高瞻远瞩、纵横捭阖、因势利导、把握时机,在复杂的斗争中形成了完整的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至今还产生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金门国民党炮兵因误发炮弹,造成大陆居民伤亡。台湾当局立即表示对炮击事件承担责任,并称“对这次无敌意的误击事件深表遗憾”,并表示目前正协请相关单位“办理”“善后事宜”。台湾当局的这种态度,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陈毅元帅对金门炮战曾经给予评价:

    “毛主席的文章做得妙,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杜勒斯脱身不得,还得替我们约束蒋介石不要闯祸。”

    [注释]

    一、本计通常是指同时用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计谋破敌的谋略思想。大多数情况下,是我方给敌方甩“包袱”,或者故意给敌方制造“包袱”,使其内部自相牵制,失去自由行动;或者自相猜疑,发生内讧和相互残杀。运用此计时,一般是一计累敌,一计攻敌,或数计并用。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三国赤壁之战:公元二○八年,曹操统兵百万南征,欲一鼓作气,翦灭吴、蜀,统一中国。双方对峙赤壁,大战前,刘备谋士庞统诈降曹操,怂恿曹操把舰船用铁索钩连起来,表面上是帮助魏军克服不习惯水上作战的弱点,实际上是让这些船只无法逃脱,成为吴蜀联军实施火攻的死靶子。从庞统以连环计巧锁战船,到周瑜用苦肉计派黄盖诈降,火烧赤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谋略链。

    三、在师中吉,承天宠也:见《易经·师》卦。意思是:军中有英明的将帅,指挥巧妙得当,使敌人难以预测,用兵作战就像有天神相助一样。

第三十六计 走为上

    [原文]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译文]全军退却,避开敌人的锋芒,等待反攻的时机。这种以退为进的指挥方法,是符合正常的用兵之道的。

    [毛泽东论述]

    一、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了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5

    二、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1945-4-24

    [范例一]撤离延安

    在统帅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八个月歼灭国民党军队71万余人;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被迫于三月初改为重点进攻,即将主力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国民党根据这个方针,纠集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向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发动进攻。此时,我人民解放军在陕北的兵力只有两万余人,兵力悬殊。毛泽东适时作出撤离延安决策,并嘱咐警卫员:把房子扫一下,书籍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读马列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拂晓,胡宗南指挥14万人,分兵两路,向延安发动进攻的同时,命令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45架,对延安狂轰滥炸。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急调新四旅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防敌空降。他时刻关注毛泽东的安危,劝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毛泽东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下午,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毛泽东住的院子里,爆炸声山动地摇。毛泽东当时一手端茶杯,一手握笔在地图上划。爆炸的烟雾使窑洞内一片昏暗。烟尘散去,毛泽东左手仍然端着茶杯,地上没有一星茶水溅出;笔握手中仍在地图上划,那条聚歼敌人的行军路线没有半点的颤抖痕迹。当时,受爆炸惊动的警卫员见此情景,不由得又吃一惊,一时间,被毛泽东的镇静自若惊得目瞪口呆。

    警卫参谋贺清华在院子里的弹坑旁拣回一块锯齿状的弹片给毛泽东看:主席,多险啊!你必须马上转移!毛泽东接过弹片,在手里掂一掂,咧嘴一笑,说:好嘛,能打两把菜刀呢。

    三月十八日晚8时,毛泽东确悉延安的百姓都已安全转移,便同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隆隆炮声中撤离延安。目睹撤离延安过程,曾经亲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攻陷捷克的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医生麦达伦·罗比茨尔惊叹:“这是任何首都的最有秩序的撤退。”

    在登车之际,毛泽东蓦然回首深情地眺望那巍峨的宝塔山、潺潺的延河水——这养育了中国革命十几年的延安呐,一旦作出撤离的决策是多么难,而说服部队的干部和战士以及向根据地的人民解释明白更是难上加难呵!(配图:延安宝塔山照片)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只有我军暂时撤离延安,使敌深入,让敌人占领一点地方背上包袱,我们才能轻装上阵,在运动战中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由此作出的撤离延安决策,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向人们说明解释。

    在与前来拜年的老乡一道吃年夜饭时,毛泽东就详细的把自己决策的想法、思路告诉大家。

    毛泽东说,蒋介石、胡宗南来进攻延安,我们是要跟他拼。不过,拼要有个拼法,既要敢于拼,又要用计谋,要善于拼,敌人调来大量的军队,我们部队少,硬拼是要吃亏的,为了保存力量,诱敌深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最后彻底消灭他们,我们要暂时撤离延安。

    接着,毛泽东又举了个例子来说明。毛泽东说,对于蒋、胡的进攻,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他,这是毫无疑问的,必须坚定信心,问题是怎么个打法,譬如有一个人,武艺较高,他背了一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面尽是金银财宝,碰见拦路抢劫的强盗,要抢财宝。这个背包袱的人怎么办?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就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丢了。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打,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

    毛泽东又从例子回到现实。他说,当前蒋介石进攻边区,搜集了23万人马,并装备有坦克飞机,而我军呢,装备极差,弹药奇缺,仅有25000余人,如果死守一城一地,那就是自背包袱。要知道,蒋介石是个小气鬼,一贯以占地盘为胜利,而且占领一个小小的村庄也舍不得放的。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而敌人背的包袱背得越多越走不动。到那时,我们就能大量消灭敌人。

    毛泽东善于把正确的决策给干部和群众讲明白,即使在炮声隆隆撤离延安之前,他接见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时,仍然诙谐而又坚定的说,我们有些同志把“不放弃一寸土地”的政治口号用在战术上,不管自己力量大小,和敌人生打硬拼,这是错误的,寸土必争是对的,但是要看怎样争。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打仗是为占地盘,占领了延安,他好开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这样,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好了。等蒋介石算清楚这笔账,后悔就迟了。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

    毛泽东形象地比喻说,敌人进攻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

    继而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从全国战局的进展和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暂时放弃延安无损于解放战争的整个大局,现在敌人拼命要我们的延安,可以,我们奉送几眼窑洞,只要我们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会收复失地,夺取新的地方。今天我们放弃延安,是暂时的,这意味着将来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大家肯定会同意,拿延安换取全中国合算,而且,少则一年,多则两年,延安还将回到人民手中。

    胡宗南大军奔袭,鞍马劳顿,得到的只是延安一座空城。惶惑迷惘之余,只得谎报战绩,宣称共军“不堪一击”“仓皇北窜”云云。蒋介石则强作自我安慰,吹嘘国军占领延安后,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如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

    斯大林从国民党的报道中获悉延安失陷,非常关注,曾急电中共中央,表示万不得已可到苏联避难流亡。然而,毛泽东不但不会去苏联“流亡”,就是陕北,他都不会离开一步,他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完整韬略成竹在胸。当时,在大兵压境的险恶局势下,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绝不离开陕北。他认为,各方面建议他尽早东渡黄河使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这对于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但是,一则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对不住陕北的乡亲们;二则陕北战场敌我双方力量的比例是十比一,这样我们在其他战场上的情况就要好得多,力量对比不那么悬殊,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取得军事上的主动,只要他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投入别的战场,拖住了胡宗南这个“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许多压力。因此,毛泽东决定和陕北军民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就决不过黄河——

    三月二十五日,我军取得青化砭战役的胜利,歼灭敌人第31旅一个旅部及一个整团近3000人,生俘敌旅长李纪云;

    四月十一日,我军取得羊马河战役的胜利,全歼敌人第135旅4700余人,俘代理旅长麦守禹;

    五月四日,我军取得蟠龙镇战役的胜利,歼灭敌人第167旅6700余人,俘敌旅长李昆岗;

    八月二十日,我军取得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歼灭敌人第36师一个师部、两个旅,俘敌旅长刘子奇以下6000余人;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我军取得宜川战役的胜利,全歼胡宗南精锐部队5个旅、两个师部、一个军部,共28000人,无一漏网。曾经亲自率领4个半旅跟在毛泽东后面穷追不舍的敌整编第29军军长刘勘被击毙,敌整编第90军军长严明也被击毙。至此,西北战场,我军转入反攻。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被敌人侵占了一年零一个月的延安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当有人问是否还回延安时,毛泽东说:取得了胜利,我们也用不着抖那个威风!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陕西省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临县。渡河之前,毛泽东坐在依山傍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上,没有吸烟,没有说话,默默地、久久地凝望着陕北的黄土地……

    [范例二]戴高乐惜别阿尔及利亚

    毛泽东在一次与越南领导人的会谈时,回忆说:“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大概是当他们打到第四五个年头时,有些领导人就有点忧愁了。那时,他们的总理阿巴斯来和我们谈……我当时对他们说,敌人一定要垮台。”其实,毛泽东当时已经对戴高乐有所研究,对他的殖民地政策也已在自己的浩荡胸怀里提纲挈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人并没有沐浴到和平的阳光,而是陷入连年的殖民战争,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不能自拔,致使政治危机日甚一日地困扰着巴黎。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八年这十二年间,法国被殖民战争所羁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国轰击越南海防,揭开印度支那战争的序幕,直至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签署日内瓦协议法越偃旗息鼓,恢复和平。同年十一月一日,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又风起云涌。这场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震撼了整个法国,越发使得法国政坛烟云阴霾,诡谲多变。

    与法国本土仅有一海之隔的阿尔及利亚不同于印度支那或其他法国殖民地,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一百多年来,阿尔及利亚一直被视为法国本土的延伸,它是本土的南部屏障,又是法国控制北非、地中海以至整个法属非洲的战略基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特别是50年代中期在撒哈拉沙漠发现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更使能源不足的法国把阿尔及利亚视为法兰西帝国肌体不可或缺的脏器。阿尔及利亚一千万人口中,有100多万法裔居民,他们同本土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多数家庭都有亲友留居阿尔及利亚,或有子弟在那里打仗,因此,阿尔及利亚战争关切着法国的千家万户。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为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首要而最敏感的问题。时至一九五八年,法国政府变本加厉加强军事镇压,扩大战争规模,投入兵力达50万人。

    浩大的军费开支使法国财政走到了山穷水尽,敷不衍出的境地。然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不仅在战场上越战越强,还在国际上赢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正如一块侵蚀法国国库、军队乃至其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恶性毒瘤,时刻威胁着法兰西共和国的生命。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到一九五八年四月,法国六届内阁都直接或间接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垮台。

    特别是一九五六年英法出兵苏伊士运河失败,更使法国第四共和国威信扫地,政府一筹莫展。法国政界开始出现召请戴高乐的苗头。科蒂总统对幕僚说:“局势的发展恐怕只有一条体面的出路:有朝一日让戴高乐重新执政。”

    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戴高乐宣誓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入主爱丽舍宫。但他不喜欢这里,曾叹息道:“第八区(爱丽舍宫在巴黎市区位置——引者注)是创造不出历史的。”

    戴高乐对手下说:“阿尔及利亚?好吧!我去看看。”六月四日,戴高乐乘坐“快帆”式专机在空军战斗机护卫下飞抵阿尔及利亚首府阿尔及尔。(配图:戴高乐照片)

    阿尔及利亚原来就是极端殖民主义集团的老巢。他们经营多年,实力雄厚,殖民军人又同当地殖民主义集团沆瀣一气,形成强大而顽固的殖民主义堡垒。巴黎也对其鞭长莫及。戴高乐心里明白,上台伊始,这个马蜂窝捅不得。于是,他向着欢迎他的人群高喊了一声“我理解你们”这么一句模棱两可、空洞无物的话。还是在一九五八年夏,他在会见前总理埃德加·富尔(一九六三年,戴高乐即派富尔秘密来北京与我国进行建交谈判——作者注)时,说了一句心里话:“国家领导人的通病是:满以为任何时候每个问题总归有一种解决办法。然而,有时候有些问题就没有什么解决办法。现在,阿尔及利亚问题就是如此。”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有一个随着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逐步形成、演变和明朗的过程。

    戴高乐原来是一个竭力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地地道道的帝国派人物,把遍及全球的殖民地看作是法兰西的骄傲和荣誉。然而,戴高乐又不愧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家。他复出后能从全局的战略利益着眼,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使自己的政策逐步顺应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潮流,转变为非殖民化的倡导者和坚定不移的实施者。对待阿尔及利亚问题,他不是只看到阿尔及利亚和法国,而是把这个老大难问题放到整个世界形势和战略全局中去考虑,从而使自己的政策脱出老殖民主义的巢臼,顺乎浩荡的时代潮流。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戴高乐对《奥兰回声报》社长埃尔·拉丰的讲话中宣称:“父辈的阿尔及利亚已经死去。如果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将与它同归于尽。”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主导思想是明确的。这就是:这场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传统观念必须摈弃,尽快改弦更张,调整政策,从阿尔及利亚的泥潭中脱身。但是,究竟如何“脱身”呢?

    根据目前公开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直接和间接地指导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并且,他适时地助予戴高乐一臂之力,帮助其“走为上”。(配图: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外宾照片)

    首先,政治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如一九六○年五月十七日,在接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时,毛泽东说:

    “你们成立了。我们就承认你们。你们来过几个代表团,我们热烈欢迎。”“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不是站在戴高乐一边的,我们不怕戴高乐生气。法国不承认中国,还有蒋介石代表在巴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支持你们,为什么不能同你们往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18页)

    其次,战略战术思想上的指导和军事援助相结合。毛泽东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循循善诱地讲解战略战术,他说:

    “你们要能保持力量,依靠群众,坚持下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保存住主力,并每天消耗敌人一点力量。你们的十万兵力能保持并发展,胜利就是你们的。法国怕熬时间……”(《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17页)

    “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几支破枪给你们。”(如上书第420页)

    “如对阿尔及利亚,我们就给了武器援助。”(如上书第502页)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会见老朋友斯诺时回忆说:

    “当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得解决的时候,阿尔及利亚人问我,我的著作他们利用,法国人也在利用,怎么办?说这话的是当时的总理阿巴斯,他访问过中国。我说,怎么利用?我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书,只能运用于人民战争,不适用于反人民的战争。”(如上书第546页)

    行伍出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法国民族英雄戴高乐将军,开始的时候是绝不情愿在失败的情况下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所以,他与法国阿尔及利亚驻军总司令莫里斯·夏尔空军上将精心策划了“夏尔作战计划”,试图进行大规模扫荡,彻底捣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根据地。法军以40万大军据守城市、交通线等,并封锁边界;组织一支配备有大量直升飞机的特种部队向每一块根据地发动持续进攻,逐一击破并攻占,逼使民族解放军无立足之地,最终投降。然而,戴高乐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法军在某些战役中部分得手,但远未赢得战争,民族解放军根据地多数安然无恙。其结果却如前线指挥官冈比埃将军所说:“我们的军事胜利倒反增强了穆斯林居民对独立的向往。”

    军事计划的破产,终于迫使戴高乐与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在一次广播电视讲话中,第一次提出通过阿尔及利亚人自决来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最终摈弃了延续了130余年的“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传统殖民主义观念。

    再次,策略上的指导。如一九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十二国代表时,说:

    “我看还是两条腿走路。各国人民起来对压迫者进行反抗,这是一条腿,而且是一条重要的腿,也许是第一条腿;跟它们一起在桌面上开大国会议……这也是一条腿……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又有压迫的一条腿。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有怀疑的。但为什么我们又要支持大国会议呢?是借此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们那一条腿有病。”“我赞成阿尔及利亚这位朋友刚才所讲的这种思想,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以及大体上和它相同的国家,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比较有利。困难是有的,有时是很大的。……敌人经常欺骗我们,我们要看得清楚。有时需要接受谈判,在谈判中揭露他们。两条腿就是这么走的。不是投降敌人,而是要敌人投降。”(《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09、第410页)于是,“后来经过谈判,法国撤了军,现在已撤完,只留下一点海军基地。”(如上书第572页)

    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配图: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照片)纵谈国际风云,其中就谈到了戴高乐。毛泽东说:

    “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从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90页)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日,阿尔及利亚宣告独立!

    第四,瓦解敌军。如一九六○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说:

    “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斯回去后对法新社记者讲了一篇话,叙述我规劝他不杀俘虏的政策对于瓦解敌军有很大的效力。”(《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72页)

    当时,戴高乐欲使法国摆脱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最大阻力不仅来自法国殖民主义顽固分子,更在于被他们操纵的殖民军队。法军在连绵不断的殖民战争中,从失败走向失败,日子很不好过。军队认为,它们的失败不应归咎于军人,罪不容赦的是政客。法军中弥漫着对巴黎政府和政客的强烈不满情绪。持续八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以惨败告终,“奠边府”成了法国军队奇耻大辱的代名词(参见第二十三计远交近攻“范例二”)不少将领军官感到政客拆了军队的台,政府出卖了军队。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是一种出卖,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在美国的压力下,远征军被迫撤回,军队再度蒙受耻辱。这又是巴黎政府干的好事。法军决心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大显身手,挽回奠边府惨败以来的军事颓势,维护军队的尊严。法国国防部出版的《军事通讯》一九五八年三月号的一篇文章,道出了军队的心声:“让我们直截了当的说吧:如果国家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也像过去对印度支那战争那样漠不关心的话,要军队单独承担这场战争的重担而又不致给我国的政治体制带来严重危险,那是办不到的。”而毛泽东以其一贯的“不杀俘虏”政策顿使法军这类警告的锋芒黯然失色。

    也许,毛泽东因此而以更加丰满高大的世纪伟人形象树立在广大法国人民的心目中,赢得了尊敬。这在毛泽东逝世时,法国一些城市出现上万人的悼念游行活动的事实足以可以证明。在当时冷战时期,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如此众多的群众景仰和怀念是不可思议的,由此足见毛泽东的伟大!

    第五,指导争取法国人民的支持和同情。毛泽东对阿巴斯面授机宜,说:

    “法国有四千五百万人,但不是统一的,大部分是劳动人民,是被压迫的,你们要在法国人中做工作。你们在法国有四十万阿尔及利亚人,利用他们做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工作,来帮助你们。”(《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17页)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戴高乐身穿军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以示他既作为国家元首,又作为将军,发表讲话:“我以法兰西作出决定:阿尔及利亚人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自决是唯一无愧于法国的政策。”

    一九六一年一月八日,公民投票结果,戴高乐取得重大胜利。法国本土赞成“和平谈判解决”的票数为1520万张,占有效票数的75.2%;反对票近500万张,占24.7%。

    在此之前,一九六○年十二月九日,戴高乐再次踏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在他两天的视察中,发生了四起殖民主义极端分子针对他的刺杀事件。他在阿尔及利亚人民“戴高乐万岁!”的欢呼声中离开了阿尔及利亚。从此,戴高乐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戴高乐在计划他的回忆录时,最后一章拟定的题目是:“与毛泽东的会见”。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南史·王敬则传》:“是时上(齐明帝)疾已笃。敬则仓卒东起,朝廷震惧。东昏候在东宫议欲叛。使人上屋望,见征虏亭失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盖讥檀道济避魏事也。”此计用于军事,意为当处在劣势的时候,避开对方的攻击锋芒而退却,是一种上策。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晋楚城濮之战:公元前六三三年,晋楚争霸中原,当时晋弱楚强。楚成王命大将得臣率军伐晋,两军战于城濮。晋军选择楚军薄弱环节,首先击溃楚军右翼,同时晋军主力伪装退却,诱使楚军左翼追击,然后回头夹攻,加以击溃。迫使楚军中间的主力后退,楚军大败。晋文公从此成为春秋霸主。

    三、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见《易经·师》卦。《六十四卦经解·师》:“此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者。”《诚斋易传》中讲:“左次乃退舍之谓也……盖善师者不必战,以守为战,亦战也,善战者不必进,以退为进,亦进也。”咎:灾祸,罪责。这里主要意思是:根据情况,以退为进并无过错,这是符合正常用兵法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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