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资质:中国金融如何突围：温州老板跑路的警示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但宏观经济形势扑朔迷离，令人纠结。从统计数据看，中国令全世界羡慕。从企业家和老百姓的心理感受看，又充满担心和忧虑。浙江温州发生“高利贷案”，一些老板潜逃、甚至跳楼，凸现了宏观调控背景下的金融困局：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物价上涨导致银根紧缩；另一方面是资金荒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中国的问题到底是钱多了还是钱少了？金融体系与经济体系如何匹配？金融改革应该如何深化？当前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民营企业如何整合资源、转型发展？

　　减少改革的代价

　　今天的主题是金融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金融的运行跟整个宏观经济，特别是中国现在的经济转型发展息息相关。今年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本来应该在转型发展方面能够迈开实质性步伐，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各级领导者，还是企业，似乎更多地被宏观经济运行中一些短期因素所困扰，显得摇摆不定。比如说十二五确定以转型为主题，但是今年国务院主要工作是以控制物价、稳定经济作为首要目标。怎样将短期应对各种困难与追求经济转型发展的长期目标有机衔接，这恐怕是需要我们认真研讨的。

　　我来自浙江，先从熟悉的地方讲起。温州高利贷风波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温州今年因为宏观紧缩、资金紧张，导致了高利贷、地下金融特别活跃，有一些企业资金链断裂，结果就出现了老板逃跑，甚至跳楼的现象。前不久我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是有288个老板跑掉，跳楼的有5个。资金短缺发生的面确实是比较广的，浙江省今年1-7月份已经发生上百起非法吸收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案件，有一百多人被起诉。而且我们注意到，不光是温州、浙江，全国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件，比较典型的像是河南、江苏、福建、内蒙等都有发生。

　　因为非法集资案被判死刑的已经不止一个两个了，这样就引出另一个话题。我们的改革是在和平时期、是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可是回顾一下，每一项改革都付出了血的代价。有官员对我说，因为增值税发票而杀头的全国至少几十个了。我们搞一个改革要付出这么多人头为代价，这到底怎么看呢？值还是不值、该还是不该？怎样尽量减少改革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和代价，获得理想的结局，值得我们深思。

　　高利贷风波根源与流动性过剩

　　现在的形势可以用“纠结”两个字来形容。很多事相互矛盾，违背常理，让人看不清、说不明，金融形势也是这样。中国到底是钱多了还是钱少了呢？高利贷风波是因为宏观调控直接引起的，为什么银根缩紧？就是因为流动性过剩，也就是社会上的钱太多。从宏观上算账，现在钱确实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外汇储备现在已经超过了3.4万亿美元，按照6.3的汇率，差不多20万亿的人民币。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将东西生产出来，运到国外，低价销售，将人家花花绿绿的美元拿回来，又不能直接花，因此要将这些钱存到人民银行，换成人民币。我们知道货币是虚拟经济，生产是实体经济，它们之间应该对应，20万亿的东西到了国外，让他们消费了，而我们这里没有对应的物质，这些年为什么炒什么就涨什么，这是基本的宏观背景，有20万亿的闲钱在那里。

　　还有就是我们的存贷差，存款大于贷款，上半年全国存款是78万多亿，去年我们存款大于贷款13.6万亿，今年上半年是14.5万亿，加上外汇储备的20万亿，有高达35万亿左右的闲置资金。全世界现在都认为中国最有钱，什么国家有困难，就先想到中国。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周边很多国家都跑来中国求助。现在欧债危机，希腊、西班牙等等都来跟中国谈，当然现在欧洲有一帮人就担心要被中国收买、丧失他们的什么原则了，争论很激烈，但是至少他们认为中国是有钱的。

　　中国的钱在哪里呢？应该说温州人有钱吧，但是偏偏跳楼的、资金紧张、发生资金荒又是在温州，中国宏观上钱多了，但是微观上钱紧，甚至搞出人命，问题出在哪里？现在我们的政策是基于钱多而制订出来的，控制通胀、控制流动性过剩，这是我们宏观调控的基调。从全社会算账，C PI涨得快，抽紧银根、加紧调控，理所当然。但是这样一来，银根抽紧了，实际效应是为渊驱鱼，我们使用的调控办法是从欧美学来的，但是我们经济运行的现实、我们的微观基础、我们的国情跟欧美是两回事。

　　为什么说是为渊驱鱼呢？宏观上计算流动性是过剩的，在我看来流动性分为三大块，一块是在金融体系，如银行机构、证券机构等，这是主要部分，一块是民间资金，90年代时有一个说法，体制外资金。如温州民间资金估计最少有6千多亿，最多的估计是超过1万亿，当然不是说现金在那里，但是这是民间资金，随时可以动用。还有一块就是外面涌进来的热钱，现在经常莫名其妙发现外汇储备和进出口顺差、国际收支对不上账，多出来，一多就是上百亿、几百亿，这些热钱看好人民币升值，而且国内的利率比国外高。

　　这三块共同组成流动性过剩，可是宏观调控，抽紧银根主要作用于体制内，这样就出现问题了。三大块资金中，应该说体制内的这一块是最透明，用途也是最正的。尽管体制内资金运用也有一些问题，但是银行改革之后，总体的经济效益是越来越好，资金的管理也比过去规矩的多。可是恰恰这一块钱猛抽，体制内的钱少了，利率就肯定要提高，这样就带动了社会上闲置资金转化为高利贷。温州现在这个现象特严重，因为资金紧张，银行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流出去，转化为高利贷资金。由于体制内的资金抽紧，将外面涌进来的热钱，还有不在体制内的民间资金，大量转化为高利贷了。

　　我在温州调查发现高利贷确实比较盛行，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而且影响了普通老百姓的心态，都不想去做实业了，因为那个钱来得快。温州人一直有两个很好的传统，首先是他们重实业；其次是讲诚信，承诺就算数，借钱不还，到死心也不安。这是非常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非常有利于契约经济的很好条件，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借了钱就没有打算还你。

　　温州人的乡土观念很重，听到温州话就很亲热，漂洋过海听到温州话，温州人就会帮助你。温州人相互之间借钱，几十万、几百万借条都不用打，在80年代就是如此。但如果你不讲诚信，在圈子里无法混了，今后你就完了。这两个传统对温州人勇于创业、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起到了有效的支撑作用，使之得以开花结果。

　　但是这两大传统今天都遇到了极大冲击，温州市委书记说不要看到跑路的几百个人，这是不得已，而且不符合温州人的传统。跳楼的温州人是硬汉子、敢担当，真正体现了温州人的精神。当然这并不是鼓励大家跳楼。现在都在劝跑路的温州人回来，遇到的问题政府帮助解决，基调是你借了高利贷，本钱要还，利息可以减免。

　　金融改革滞后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浙江表面来看企业利润率还不错，前三季度规模上工业利润率21.2%，但是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只有5.73%.很多有一点实力的企业都去搞房地产，多样化的投资，通过非主营业务来弥补利润的不足，目前工业企业、生产性企业的形势比较严峻。比较起来日子最好过的就是银行了，2010年中国十大最能赢利公司有7个是银行，今年上半年四大国有银行利润就有4000多亿。

　　从全中国来算大账，我们应该是很有钱、很舒服的，但是企业的日子又这么艰难，矛盾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症结就在金融体制。中国并不缺金融资源，缺的是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机制，这是我们面临的矛盾。金融作为虚拟经济，它跟实体经济脱节的现象很多人都指出过，现在的矛盾没有缓解，反而是在加剧。

　　根本矛盾是实体经济的变革超前，而金融的改革滞后，两大体系本来应该是匹配的，但是现在不匹配。我们现在的实体经济，从所有制看多样化了，国内国外、国有民营都有，大中小企业都有，创新、创业都很活跃，经济体系是高度的多样化、复杂化，但是金融体系仍然是单一化，仍然是政府的控制。过去我们说两个80%，80%的资金在国有银行里，国有银行里的80%资金又是贷给国有部门。民营经济长期得不到有效的金融支持。全国工商联实际调查的情况，90%以上规模以下的中小企业以及95%的微小企业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就在那里自己玩。我在温州调查，当地一个很发达的县级市，两万多家民营企业只有2千多家跟银行有借贷关系，其他的企业都靠温州自我相对封闭的信用体系，讲温州话的老乡、熟人，发展出一套完备的地下金融网络。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不能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只能依靠民间借贷。银行借贷属于间接融资，国家对间接融资控制得比较死，那么直接金融这一块能不能放呢？现在直接金融控制也很死，直接融资比例很低。直接融资主要是股票和债券，现在新增贷款在宏观调控的情况下它还是占到60%多，接近70%，正常情况下占到80%以上。浙江前年的间接融资占到92%，直接融资占8%，现在已经到12%左右。

　　金融改革的方向

　　面对这么一个情况，金融改革的方向何在？90年代关于金融改革就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产权改革优先，一个是市场改革优先。国有金融企业是产权不明晰，国家的钱大家不心疼，所以要改制。改制就是让它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变成现代公司。这是一种主张。第二种主张包括本人在内，认为应该是市场改革优先，现在我们的两个市场不匹配，金融应该放。后来这些年是产权改革的思路占了上风，所以我们将国有银行上市、改制，现在的银行确实比过去有改进。但是你要解决问题，不能只靠产权改革，一定要放开市场准入。现在企业是微利、银行是暴利，一放开的话，垄断利润自然而然就会摊薄，所以应该放松金融管制、推进金融改革，让民间资本可以合法、通畅地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增加对小微企业资本需求的有效供给。这已经写进了中央文件，新非公36条，放开金融行业，甚至军工等重要行业，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文件这么写，但是实际的管控非常之严，连办一个村镇银行都要一个大银行作为最大的股东。

　　比较成熟的金融体系，跟实体经济都有良好的，而且是符合各自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内生的衔接体系。比如像德国三大银行体系，一个是商业银行体系，一个是城市里的国民银行体系，一个是农村里的合作银行体系，这三大体系各自定位很清楚。我们几大银行的实力最强，对中小企业没有内在的积极性进行融资，现在我们是强行命令它成立中小企业服务部，他们在会上都讲得很好，我们怎样积极、认真、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本来中小企业应该是由当地小银行支持，大银行的定位本来是不需要做这件事，自然分工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可是小银行没有办法支持，钱都在大银行那里，国家不得不让大银行支持。让大银行做这些事，本身就是错位，应该放开管制。

　　金融机构应该多样化、多元化，这样就跟经济体系对称。直接融资渠道要拓宽，间接融资这一块你觉得办银行太多了会有风险，那么直接融资放开也可以。有一句话，现在的银行比厕所还多，但是这些银行是分支机构，不是独立的银行，大银行的审批制度严，给小企业、民营企业贷一点款，手续上还是很繁琐的。现在温州有些企业已经习惯了私人借贷，不愿意去找银行，觉得手续太繁，时间上要救急也来不及。除了银行体系的改革之外，直接融资渠道要拓宽。另外现在民间借贷活跃，与其地下搞，还不如公开化。前年开始我们浙大组织了团队，到温州地区进行调查，温州一些县市也很有积极性，我们写了一个建议，认为整个金融体制改革是中央说了算，地方上没有什么办法，现在能够做的就是把地下金融公开化，干脆搭一个平台，搞民间投资服务中心或者是民间金融服务中心，政府不要太多管，让他们借贷双方自由交易。你搞一个场地，顶多登记一下，提供服务。当然了，利率还是要按照国家的政策，同时将公证、律师等中介机构放在那里。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了解信息。对地下金融活动，政府现在至少知道的比过去多了，慢慢有吸引力了，大家都会到这里来，也解决了供求信息问题。第二是解决权益保障问题，有苗头可以早发现，而且相互借贷有隐患的问题，甚至是恶性、恶意的借款事件、集资事件，也可以早一点预防，至少是少出人命吧。同时作为当事人来说，也有好处，以前他要借贷只能在熟人的圈子里，现在就可以突破熟人限制，在交易平台、交易中心找到更多的需求或者是供给。这是我们的建议，最近要付诸实践了。台湾过去地下金融很活跃，金融管制很严，后来放开，情况就好多了。

　　金融开放的风险

　　现在不敢放开市场准入，主要是担心乱，担心金融安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这两次危机中中国都是昂然挺立、安然渡过，我们靠的是什么呢？实际上靠的就是我们有一道防火墙，我的金融还是管制的，我的金融是垄断的，我的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的，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或者是巴菲特，想来整我们，没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因祸得福”，金融改革滞后反而成了件“好事”。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抱残守缺，不能把缺点当宝贝，基于行政管制的金融安全成本非常昂贵，如前所述，是以牺牲金融配置效率为代价，难以持续，改革是大势所趋。更可况，强化管制就没有风险了吗？温州的实例表明，风险照样存在，甚至跑路跳楼，人命关天。

　　担心金融风险，可以理解，问题是到底风险在哪里？风险还是在于你的制度设计，管理规则、管理流程，还有管理的人力资本。全世界提供了这样的例证，金融高度开放和金融高度安全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这个例子就在德国。德国战后在50年代也出现了经济奇迹，跟中国一样。二战后至今，德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冲击这么大，欧洲搞成这样，但是德国顶住了，率先复苏。

　　欧债危机现在这么严重，德国还是中流砥柱，和法国两个一起死扛着。德国的金融体系是非常开放的。德国两大特点，首先就是德国央行是全世界独立性最强的，德国央行独立于政府，政府不能对央行发号施令，完全由央行自己决定。有两次总理和央行行长发生矛盾，吵架，最后都是以总理失败而告终。央行的货币政策一直是非常稳健，它就是四个字：“保卫马克，”当然现在不是马克，而是欧元了。同时德国的商业银行也很有特点，办银行就像办工厂一样，愿意办就可以办，完全放开。而且银行业务没有限制，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混业经营，投资、储蓄、保险等等。这么一个复杂的混业经营体系，能正常有效运转，靠的是法律保障和有效监管，全球金融有两个典型模式，一个是全能银行体系，以德国为代表。还有就是专业银行体系，以美国为代表，专业化分工。两个银行体系一直在竞争，现在看来是德国占了上风，美国搞成这个模样了，现在美国人都去占领华尔街了。

　　当然，金融开放一定要以宏观金融稳定为前提，德国也是因为宏观金融稳定才能够这样去做。但至少是有这样的成功案例，有这样可供我们借鉴、研究的经验，证明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去创造条件。

　　民营经济的转型发展

　　民营经济如何突围，这是另外一个大课题，估计其他学者也讲过。我结合金融来说说。民营企业到底应该如何转型、如何创新、如何更加稳健地发展，实际上温州案例也给我们提出了警示。一方面要改善宏观环境，推进金融改革和政策创新，另一方面要提高民营经济素质，提高转型发展能力，炼好内功。对这些跑路的老板我们也做了分析，发现真正搞实业导致资金链断裂的并不多，资金出现问题是多方面的因素。大部分都介入了高利贷借贷活动，要么是借了人家的高利贷，要么自己放高利贷。有1/3以上是过度盲目扩张。这两三百家企业中，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真正的小微企业并不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目前运行的各种指标都比较好。值得注意的反倒是中型企业，浙江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大企业只有230多家，按照新口径，中型企业是4700多家，有20多万家的小企业，另外还有大量的微型企业。这次出现问题，中型企业占的比例比较大。中型企业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手里有钱了，胆子大了，心气也大了，盲目投资。另外还有推波助澜的，就是各地都在搞扶优扶强，银行是嫌贫爱富，我们政府是好大嫌小，对小企业不放在眼里。我对扶优扶强政策一直都有批评，我们号召不要傍大款，但是地方政府往往都“傍大款”，来了大企业都特别欢迎，拼命给优惠政策，盲目扩张往往企业自己倒霉。

　　现在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讲到经济形势，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好的，普遍悲观。天下大势谁强谁弱，要搞清楚。现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新兴经济体，以中国为首，是在崛起的过程，人家是怕我们，对我们围堵，提出中国威胁论。但是我们居然搞得日子比人家还难过似的，比人家的心情还沮丧，愁眉苦脸，有这个必要吗？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处于转型阵痛期，旧的发展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新的目标、新的道路还没有明确，就像昆虫化蝶那样正在拼命挣扎，所以特别“纠结”。

　　当前的困难形势中也孕育着结构调整的机遇。企业家要少些抱怨，多些思考，少一点焦躁，多一份冷静，少一些彷徨，早一些决断。民营经济突围的关键是要尽早作出转型升级的产业定位、产品定位、竞争战略定位，区域定位，做好人才与资本的对接，技术与金融的整合，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中找出路，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政府则要在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要素供给、竞争规制、市场秩序上作文章，为企业转型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激励，尤其要改善金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