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帕工业设备有限公司:水阔鱼沉何处问？渐行渐远渐无声（第二回：闪展腾挪扑毛泽东枪扎一条线 吃喝拉撒睡杨尚昆棍扫一大片 ）

第二回：闪展腾挪扑毛泽东枪扎一条线  吃喝拉撒睡杨尚昆棍扫一大片           公元1933年5月，博古、项英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委员，而原军委秘书长徐梦秋调红大任职后，军委秘书长职位实际处于空缺状态。          其时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机构及人员已经相当完整。          中革军委关于军事斗争的方针策略乃至战役计划均由总参谋部负责落实并组织实施，而对政治工作的指示则由总政治部落实。          因而具体组织落实军委政治工作指示的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肖向荣，就被一些人说成是这一时期的中革军委秘书长。         我们也将就着这样说吧。         否则街边的长舌妇们一定会数落道：你们那军委秘书处是菜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若如是，则我党何堪？我军何堪？　          肖向荣乃广东省梅县人氏，曾任中共东江特委秘书长，闽粤赣省委秘书长，永定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军事部长，公元1932年5月调入红军工作。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秘书长，红1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等，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第15 兵团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6年3月23日逝世。且说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指挥红军与前来讨伐并占尽优势的国军浴血奋战终于失利，不得已只能铤而走险——倾巢突围。 
        有歌曰：　  红旗飘，军号响。                           子弟兵，别故乡。 　　                    红军主力上征途，   战略转移去远方，  男女老少来相送，  
                           热泪沾衣叙情长。　　                    紧紧握住红军的手，                           亲人何时返故乡？
　　                     乌云遮天难持久，                            红日永远放光芒。              中央红军自踏上漫漫征程，就连破三道封锁线、之后血战湘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破腊子口，八万多人一路枪林弹雨、风餐露宿、最后仅余数千残兵败将到达吴起镇。五次反围剿失败，注定了博古、李德等人未来的命运；而长征途中的艰难坎坷，却是毛泽东施展鲤鱼打挺功夫的千载良机。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形势险恶、军情如火，新老“三人团”分别行使作战指挥权，危急时刻甚至直接指挥到团，中革军委倒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按如今的时髦话说，肖向荣这一时期，不是下岗、便是失业，或者说，是嘛也顾不上了。        谁让那时逃命要紧呢？         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躺在担架上频繁游说、煽风点火，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不但与一干头领说妥了夺权大事，甚至连个人发言重点和顺序都已安排停当。         毛泽东没忘了吩咐同盟者，会议上要集中火力猛攻李德在苏区推行的军事路线，但对那一时期苏区实行的政治路线则不要批评和触及，这就为博古做了一个套。在那次会议上，屎盆子一股脑儿扣到了既不懂中国话、也不懂中国文化的李德身上。　　毛泽东声色俱厉指着李德的高鼻子说：“妈妈的！红军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你在军事上的瞎指挥造成的。” 　　周恩来痛心疾首指着自己不太高的鼻子说：“我也应该对红军的失败承担责任。” 　　朱德摸着下巴慢条斯理地说：“博古同志和李德共穿一条裤子——”　　他转向博古亲切地问：“扩（可）能还嫌肥点？” 　　陈云用手中做记录的钢笔点着李德说：“阿拉是好心肠帮侬认识错误，侬勿要老酒不切切罚酒。由你们来指挥红军——” 　　他眼睛盯着天花板，头摇得像拨浪鼓：“勿来塞——绝对勿来塞咯！” 　　彭德怀拍着腰间的手枪说：“你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再让你干下去，红军的老本都要叫你赔精光！” 　　杨尚昆说：“说起那些外国本本，你们屁股缝里都是劲！就好象山沟沟里儿，就硬是出不了马列主义。”　　林彪笑指李德说：“你哪里是什么军事专家？分明是一个‘外国侉侉’嘛！” （侉侉——湖北方言，即言行轻躁之人。） 　　张闻天对李德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强迫你心服口服。” 　　邓发斜了张闻天一眼，心里直嘀咕：强迫人家心服口服？这个话听起来怎么拗口得紧？　　邓小平想说点啥子，但啥子也没说。   博古说：“同志们！同志们！丢了苏区、红军遭到重大损失，我很痛心。可是，红军的所有战役计划都由总参谋部拟出，经中革军委讨论，你们不是都举手了吗？难道我们的失败，不是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造成的吗？        我们换个角度看，由你们来指挥八万装备低劣的红军，就可以战胜国民党有飞机大炮助战的五十万大军，进而保住中央苏区？你们这完全是墙倒众人推么！”        几个人站起来围攻博古。       李德说：“你们把我说得像个皇帝，我不过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而你们，中革军委的主席、副主席，红军的总司令、总政委，还有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都没有一点点权力？都是我一人说了算？        那么，肖劲光在梨川保卫战中惊慌失措，丢弃阵地逃跑，进而导致红军整个战线动摇——”        李德转向毛泽东愤怒地质问道：“只因为你们在座的一、二人不同意，我提出的处分意见就行不通。请问：我的权力真如你们说得那样大吗？”        更多的人站起来围攻李德。  
       是谓众怒难犯也。       李德委屈，还说了许多，但是伍修权不想为他翻译。        博古沉默，他终于钻进了那个“套”。       会议的结果，博故、李德交权。        毛泽东是遵义夜空中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新星，他成为党内委托的指挥红军作战的最高机构——新三人团成员之一。        他离中央军委主席的宝座很近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再北渡金沙江，终于把蒋先生的军队（包括云南、贵州的地方军）甩在身后头。        眼见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在望，毛泽东心中且喜且忧，开始打起了小九九。        喜的是两军汇合后，长征以来一直疲于奔命的中央红军总算可以喘口气、歇歇脚了。        忧的是当年苏区军委曾经仗着傍大腰圆，狠狠捏了瘦骨嶙峋的中央军委一把，如今张国焘统领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辖八万多虎狼之师，财大气粗、人多势众，他要是照葫芦画瓢，找茬儿吞我中革军委，缴我中央红军器械，那还不是三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的活计？        想到这里，毛泽东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裹了裹身上的破棉衣，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想起了曹操那句名言。       公元1935年5月15日，中央红军自四川会理出发。战士们虽然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但一想到很快就能和英勇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战士们就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他们高举红旗、唱着战歌，向北方进发。       与此同时，张国焘在茂县主持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和部署在军事上策应中央红军、在供给上接济中央红军的的计划。除分遣部队担任佯动、牵制、掩护、接应、筹集和运输物资等任务外，会议还根据四方面军长征以来因丢失炊具至一些部队无法保证正常开饭的情况，特别决定在部队中选调一批炊事员携带炊具跟随担任接应中央红军任务的88师行动。一俟两军会师，该批炊事员即补入中央红军。       此外，方面军总部还号召广大指战员每人为一方面军兄弟准备一件礼物。        正是：        省一件坎肩一坨盐巴一刀腊肉一包纸烟慰劳一方面军        看两面红旗两股洪流两支劲旅两条长龙会师两河口旁  然而，张国焘热面孔贴在了冷屁股上。      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中央红军现在是有备而来。      公元1935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到达两河口，准备在此汇合张国焘并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不点名地指责张国焘“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      公元1935年6月26日，即中共中央诸公与张国焘见面后的第2天，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刊登《列宁论联邦》一文，文章指斥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组织上均背离了列宁主义。      7月21日至22日，政治局会议批评四方面军不应为接应一方面军而放弃川陕根据地。      他妈的！为了接应一方面军，我们放弃川陕根据地，全军南下，一路腥风血雨，付出了重大代价，歼敌十几个团，为你们安全到达懋功创造了有利的态势。       现在你们笑纳了我们送上门的几千名身强体壮、精神抖擞的红军战士，以及许多枪支、弹药、帐篷、被服、药品、纸烟、腊肉、香肠、大米、青稞，吃饱了、喝足了、穿暖和了、睡安慰了，却抹抹还在滴油的嘴巴、伸伸横了一圈的懒腰，反咬四方面一口？       再说，几十万川军疯狂围剿川陕根据地，四方面军本身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又哪来的力量既进行策应中央红军的战役行动，又同时进行根据地保卫战呢？      四方面军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叱吒风云、英雄一世的张国焘同志感觉嘴里像被人塞了一团猪毛，一阵阵犯恶心，想呕、却吐不出来。此后的事态发展，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苏区几乎百分之百丢失了，中央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怎么能说中央在苏区仅是犯了军事上的错误，而推行的政治路线却是正确的呢？         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么?         生性梗直的张主席几个夜晚困不着觉，乃继承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秉笔直书——要求清算中共中央在苏区的政治路线错误。        毛泽东施展太极软功轻轻拨回，仍坚持说博、张等人在苏区执行的政治路线“总的说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         当然，这并不妨碍毛泽东日后坐稳了屁股、再来清算博、张、周等人在“苏区的政治路线错误”。        如此一来，遵义会议后本已灰溜溜的国际宠儿们不但毫发未损，反而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山沟马列主义派形成犄角、大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气概。         这就是老万前面所说的，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为博古等人做了一个“套”。        公元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军委的总负责者”。        此时的态势：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具军事优势（兵多将广）、地理优势（地形熟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具政治优势（政治局多数委员）、背景优势（毛阵营中有博、张、秦等国际宠儿）。         对于一方面来说，此时的四方面已经是高悬于头顶的达莫克利司之剑，何时霹雳一声宝剑落，人头滚滚万事休委实难以预料。        这便是毛、张、周阵营在实力明显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不惜反客为主，屡屡主动向四方面发难的原因，其真实意图就是催促张主席尽早出牌。         张主席反倒被逼进了墙角。         委曲求全么？人家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煽完了你左边的大耳刮子还要你把右边凑上去。最后赐一顶右倾机会主义（或者左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开除党籍、推出门外砍了也未可知也。         揭竿而起么？把狗日的中央一锅端了自立为王？痛快倒是痛快，国际那边还真不好交代。毕竟，打狗还看主人脸么？        张主席思来想去、左右为难，就是反六路围攻，也没有目下局面这般棘手。         真是难为了张主席、为难了张主席、张主席为难了、张主席难为了。         在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蛮荒时代，胜利的天平本来已向四方面倾斜，但毛、张、周、博众志成城，加上国焘同志对国际有所忌惮，两军之间钩手绊脚、磕磕碰碰，只好先将就着凑合过。 公元1935年8月29日，红军右路军攻占包座，打通北上道路。        而左路军先锋却因山洪爆发、部队几近断粮而无力前进，乃遵张国焘电令南返阿坝。       期间，随右路军行动的中共中央头领与张国焘之间为北上还是南下迭电纷争，一时僵持不下。        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居中调停不果，乃催促张总政治委员最后决断。        张总政委抓耳挠腮，心烦意乱，遂召集军中高级干部及幕僚人员商议。不料话题刚一提出，会场便如炸开了锅。        只见众人七嘴八舌，历数两军会师以来种种不快，皆曰中央大员言行乖张阴鸷、委实不好伺候。今若跟随北开，四方面外将应付胡军优势兵力纠缠拦阻、堵截包抄，内将面对马列主义大员吹毛求疵、横加指责，反而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弄不好鸡飞蛋打、赔光四方面老本也未可知。        兹事体大，总政治委员还想转圜，但见会场群情汹涌、众怒难违，于是决定付诸表决，结果赞成南下的拳头黑压压一片。        总政治委员仰天叹曰：毛、张诸公，你们一意孤行酿下的苦酒，还得我张某饮啊！       言毕，总政治委员起身离座，亲至作战室口授命令如下：       “陈、徐：        北线胡敌马匪近30个团掘壕踞碉、以逸待劳，我军车马劳顿、粮草不继，更兼大雨滂沱、山洪漫溢，北进时机已失。        中央电促左军北上，目前既无可能，更无必要。焘已决意右军即刻南下，两军于松潘汇合后再向天全、甘孜、芦山一带渐次发展。至于两军会师以来种种歧见，可待我军在新区稍加安顿后，通过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求得解决。        且说军委秘书长肖向荣参加革命后杀人越货的事情虽干了不少，但是合伙偷人家东西，却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公元1935年9 月9 日深夜，随军委纵队行军的肖向荣核对完人员名册刚刚躺下，就被一个人闯进帐篷摇醒了。        来人压低嗓音扒在肖向荣耳旁一嘀咕，肖向荣立马就浑身一个激灵，睡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那不是偷人家东西吗？”肖向荣大惊失色，慌忙问道。        来人扑上来一把捂住秘书长的嘴巴，把他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那人接着又俯在他耳旁嘀咕了一阵，嘴里的热气，哈得肖向荣耳根痒痒，他忍不住想笑。       来人低声喝道：“我丢你个老猫！你笑米耶？要是误了大事，我毙了你！”说罢，来人将一卷什么东西塞给肖向荣，又返身蹑手蹑脚溜出了帐篷。        肖向荣急忙起身打开那卷东西来看，他认出，那是由四方面军总部交给右军前敌指挥部使用的一张比例为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是绝份。 午夜时分，万赖寂静。        惨淡的月光洒向绵绵的川北高原，间或有凄厉或哀婉的狼嚎在荒漠中回荡。        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在蹒跚前行，他们有的披着毯子、有的裹着花布、有的拄着木棍、有的扶着别人的肩膀。        月光照耀下，有人眼中闪着泪花，有人眼中喷出怒火，但没有人发出声音。        天近拂晓，一名骑兵通讯员送来了张总政治委员的急电，作战参谋接过，又递给长发头领。长发头领面色铁青，对参谋说道：“念！”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参谋念毕，垂手站立一旁。       长发头领沉默良久，又转身缓缓前行，队伍像一条受伤的长龙，艰难向北扭动。       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这一对曾经的难兄难弟，此刻终于撕破脸皮，分道扬镳了。          多年以来，坊间每每言及草地密电及一、四分裂，总有人交头接耳，摇头叹息。有好事者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以至得知后来被毛头领收编的红四旧将黑旋风许世友曾言及张老四心黑手辣，一般人斗不他等，如获至宝，百般传播与引用黑旋风的这段议论，并言之凿凿曰一、四分裂责任完全是张主席野心勃勃，觊觎中共中央或中央军委头把交椅所至。       老万对此深不以为然。有野心有甚不妥？中共早期许多领导人，包括彭德怀、贺龙等旧军官，放着高官教授不当、丢下军长师长不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参加革命，哪个没有成就救国大业的野心？哪个不想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        当时中央红军被薛岳撵得鸡飞狗跳，像只无头苍蝇，一会儿提出要去湘西投靠红二、六军团，一会儿又要去川西北投奔四方面军。而四方面军自身与几十万川军苦苦纠缠仍脱不了干系不说，还一忽儿去接应一方面军，一忽儿去接应二、六军团，并为此折了许多人马、贴了许多钱粮。        我四方面是白大傻子啊？我四方面吃饱了撑得慌？我四方面不晓得你们前脚跨进我的家门、黑压压的敌军主力后脚就到？你们满世界打听打听，谁愿意中央军整日价在自个儿眼皮子底下晃悠？盛世才愿意？刘湘愿意？还是阎老西愿意？        茶客们记得十一年后在东北的莽莽雪原中发生的故事么？擅长山地行走的国军联络参谋栾平上尉被共军侦察小分队撵得顾头不顾腚，最后只得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冒着没膝的鹅毛大雪，逃上威虎山，企图投靠三爷。        结果，不是因“把脚印留给了共军”而被三爷喝令拉出去毙了么？        四方面要是有野心，也完全不劳自个儿动手，只不派兵接应你们这群叫花子，就够你们喝一壶了。       我再坐山观虎斗，让你们和追兵战个两败俱伤，我漫山遍野收罗你们的残兵败将、你们能不感恩戴德么？我进而招兵买马、广纳钱粮、东拓南进、扩大地盘，尽收渔人之利，岂不快哉！        不过，张主席一肚子肺腑之言，此刻也怕没地方说了。       公元1935年11月3日，鉴于中革军委已经分裂，此时的中央红军及陕北红军已不可能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乃发布命令，宣布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这实际上是变相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其潜台词是：只要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一日不听从中共中央号令，你们那个军委所下的任何命令就是非法的、无效的。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于中革军委的分裂，毛泽东继张国焘、周恩来、杨殷、关向应、李富春、武胡景、项英、朱德等人之后，终于首次占据了军委主席的宝座，这为他日后通过枪指挥党、进而黄袍加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此说来，红太阳的最终升起，张国焘功莫大焉。       公元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中革军委在增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主席团后，恢复行使指挥权力，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则不了了之。       同年12月，中革军委又扩大至23名成员，毛泽东仍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杨尚昆则成为继王一飞、欧阳钦、刘伯坚、徐梦秋、肖向荣之后，第六位中央军委秘书长。        有饶舌者说，其时杨尚昆的正式称谓是军委办公厅主任而非秘书长，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饶舌者与事件当事人皆语焉不详，亦未见有力证据澄清一二。        老万就仿肖向荣一节，仍称杨尚昆为军委秘书长吧！谁让那时兵荒马乱、军务倥偬、档案不全、老是搬家呢？       说起杨尚昆当军委秘书长，格老子我是老汉拉风箱——气就不打一处来。        四川瞳南县人杨尚昆早年也曾是“二十八个半”之一。 1936年12月首度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之后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命途多舛、沉沦起伏。新时期获得邓小平青睐，并于公元1981年7 月，再度出任万众瞩目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屈指算来，距首度出任军委秘书长一职，44载有余矣！        尽管战争年代的军委秘书长远不如和平时期的秘书长（如黄克诚、罗瑞卿等）声名显赫、位高权重，尽管杨也曾几度改任他职，但似此长达50余年光景中能几度蹲在军委秘书长的皮椅子上哼着《黄羊扁担》晃晃悠悠，查上下五千年、访东西南北中，尚无出其右者。        那位于伦敦的吉尼斯世界记录总部的先生小姐们，不是有眼无珠么？        凭甚那些蓝眼睛高鼻梁爬个什么高楼铁塔就能弄个世界记录奖，外加一大堆美金英镑马克法郎里拉克朗卢比先令，而我们的杨秘书长就不能得一个军委秘书长最长记录奖，也能抱一堆人民币港币令吉日元泰铢澳门元澳元和所罗门元回家呢？       此谓人比人、气死人也。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歌曰：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象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却说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以后，延安这座闭塞小城渐渐有了革命圣地模样，上海、北平、武汉、南京等地许多热血青年蜂拥而至。        一时间，毛头领、总司令的窑洞里也是宾客盈门、川流不息，就连大洋彼岸的金发小妞也肩挎照相机，手拿笔记本，抹着口红、扭着屁股混迹其中，成天价缠着红光满面的毛头领、眉慈目善的总司令听取长征故事、讲述自己祖宗十八代的来龙去脉。        那时节，共产党本钱还小、摊子不多，加之军委首长们年富力强，对涉及军务的重大事项往往能够身体力行、亲自操办，剩下的鸡零狗碎、杂七杂八的事务便一股脑推给杨秘书长。       谁家媳妇难产、谁家夫妻不睦、谁人红杏出墙、谁人陈仓暗渡、谁人不去山东去山西、谁人去了华中想返回、谁人改当营长闹情绪、谁人去了129又想转115，杨秘书长都要管、都要问、都要哄、都要骗。        杨秘书长殚精竭虑、苦口婆心，亲自安排办理了许多经抗大短期学习的激进青年加入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留守处、妇救会、青年团、评剧院、电影队、边区政府、总部机关。       当然，也有被遣往国统区给蒋委员长添乱的。        但，留在延安的小伙子吹拉弹唱，善辩能言，个个玉树临风；留在延安的小姑娘明眸皓齿、气若幽兰，人人翩若惊鸿。        如此一来，就时常有干练的革命婆娘打着绑腿、拎着马鞭怒气冲天找上门来，向杨主任、杨大哥、杨秘书长愤怒控诉（或嘤嘤哭诉）自家男人乱花渐欲迷了眼，还常常与人浅草双双没马蹄。        甚至，就连一些大头领自家后院那一亩三分地，也时时腾起丈高的火苗，这颇令杨秘书长疲于奔命、应顾不暇。        堂堂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曾和彭德怀平起平坐的红军主力三军团政治委员，如今却成天开派遣证明、平夫妻矛盾、问文电收发、催实力统计，还有迎来送往、分派住房、调干定职、筹备会议，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时间稍久，秘书长就感到有些吃不消、有些挂不住、有些儿腻歪、有些儿龌龊，渐渐也就萌生出些许去意。      由于此时红军及南方八省游击队已经被国民政府招安，共产党自己也不好意思继续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军委会名义对所属部队发号施令，乃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求以即将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八路军以及尚待整编的南方八省游击队。 　　当何应钦、陈立夫、宋子文、戴笠等人上庐山向委员长报告共产党的这一要求时，委员长不满地说：“咯哪郎可以？恩？国共合作，一切政令、军令均统一于国民政府，伊拉是董（同）意地，现在哪郎可以反悔？恩？八路军——，必须服从所属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咯事体莫噶地（价钱）好扛（讲）！” 　　何应钦舔舔发干的嘴唇上前说道：“报告委员长，卑职等也是这样同他们讲，可是他们不讲理得很哪！我说轻了、叶剑英就同我掼椅子；我说重了、博古就声泪俱下、大吵大闹，我、我、我说不过他们……” 　　委员长背起双手，慢慢踱步到窗口。他看着满山盛开的杜鹃花，摇头叹道：“俄早扛过，那共拆（产）党是斗大的线团——难缠啊！” 　　这时，一直端坐在藤椅上的宋美龄起身走到窗前。 　　“依俄看”，她对望着窗外景色沉默的丈夫轻轻说到：“就依伊拉的意见办也莫啥，伊拉种（总）归是归顺了政府，人马也就哪郎一点点！　　再扛，伊拉压（也）董意部队同时听卫长官、阎长官指挥。现在的关键，是要督促伊拉尽早出动，而勿是同伊拉拌嘴皮、磨辰光！” 　　委员长这才车转身来，面向众人道：“那就咯郎（这样）办！”公元1937年8月，中共中央宣布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1938.11增补）刘少奇（1943.3月增补）。 　　杨尚昆仍发表为军委秘书长。 　　不过，这只是虚晃一枪。因为毛头领、张头领已经同意杨尚昆被发表为秘书长职务后，即刻卸职并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 　　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为人严肃不苟言笑，杨尚昆则左右逢源、长于“勾兑”，很快为共产党、八路军在北方广大地区、特别在山西阎老西的地盘上捞得不少好处。几个月后，杨副书记竟然扶正，一时倒也大权独揽、风光无限，就连日后被尊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当年八路军主力129师的政治委员，见了杨书记，也是老远就拱起双拳。 　　不过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杨秘书长东渡黄河后，军委机关便有些吃不住劲。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也有人拿着令箭当鸡毛，更多的时候人们分不清鸡毛和令箭，因此办起事来就平添了许多坎坷、阻滞。 　　办事人员找到军委王副主席，人家经常在病床上喝中药；想找朱副主席，人家正在八路军总部运筹帷幄；想找周副主席，人家正在南京、武汉、重庆拉着委员长的袖子磨叽；最后找到毛头领，不料人家心里正窝火，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留守兵团瞧不上边区政府，总政治部敌工部又和中央社会部尿不到一壶，新四军那边，派出去的八路嚷嚷受排挤，129师这里，许多人吵吵中央不信任他们…… 　　唉！唉！唉！曹营的事情难办得很哪！在这种情势下，眼明人都能看出，这军委秘书长的桂冠，其实就是个烫手的山芋，闻着倍儿香，吃起来保不齐就烫脱一层皮。       公元1941年春，原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方强率领的中央军委华北战地工作考察团结束对华北地区八路军政治、军事、后勤、统战等各项工作的考察回到延安，当他应召赴毛头领窑洞汇报工作时，毛头领一边大大咧咧招呼他坐下，一边摆动着蒲扇一般的大手：“那个不急，那个不急嘛！”       毛头领让婆姨给方强砌上茶，然后笑眯眯地打量着眼前这位风尘仆仆的湖南老乡。那场景，颇像一位猎手，在翻弄着已经中招而无法逃生的猎物       方强等于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案板。       用毛头领的湘潭话说，送到嘴边的肥肉、焉有不恰（吃）之理？      公元1941年3月，中共中央发表方强为军委秘书长。       方强是第七位军委秘书长。      除应完成军委首长交办的事宜，毛头领特意交代他要“着重研究党的干部政策”。      方强出身于码头工人家庭，湖南平江县人。曾任中革军委警卫团政委，粤赣军区第22师政委，参加了长征。红军三大主力于甘肃会宁会师后，参加西征作战。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后领导组织被俘人员脱险归队返回陕北。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华北战地工作考察团团长。1941年3月至9月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留守兵团副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佳木斯卫戍司令部政委，东满独立师师长，10纵副司令员。47军副军长、44军军长。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广东战役。      全国解放后，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海军副政委。六机部部长、党组书记。       新时期任国防工业办公室核心小组组长、海军副司令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方强本份是政治干部，任军委秘书长时还兼留守兵团副政治委员。但在考核、审查、拟议任免干部人选时，仍常常感到自己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同留守兵团朱营长谈话，向他核实入党时间。　　朱营长摸摸自己的光脑壳说：“时间那么久的事，谁还记得牢？反正我是连队里母猪下崽时候入党的！” 　　他同中央警卫团苟副参谋长谈话，向他核实结婚问题。　　苟副参谋长摸着自己的络腮胡子说：“我现在虽然是正营职，但我去年结婚时算副团！那时张副团长不是生病住院了么？出操时政委宣布过暂由我代理张团副的职务，我可没有违反‘287’团　　方强只干了六个月军委秘书长。　　当然他不会想到，在他之后的三任军委秘书长，平均任职时间连半年都不到。 　　公元1941年9月，军委经济建设局局长李涛成为第八位军委秘书长。 　　李涛出身于晚清秀才门户，湖南省汝城县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委2局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驻西安、武汉、南京办事处主任，军委经济建设部部长，军委秘书长兼2局局长，中央情报部第3室主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作战部部长兼1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参3部部长、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0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屈指算来，李秘书长在任时间不过半年多点，成绩也似乎乏善可陈，但他之后长期在中央及军委机要部门工作，特别在担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代部长期间，参与了许多重要战争的组织工作，还是干了几件让毛头领刻骨铭心的事情。       在此也略微着墨吧。        公元1946年6月，李涛组织军委一局编印了《国军战斗序列》。此件全面收录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与各行营、绥署、战区、警备总部情况和15个集团军、91个军、251个师、特种部队、步骑部队、地方武装的番号、驻地、实力、隶属关系、主官姓名等，核定国民党军总兵力约为407万人。毛头领阅毕心头一亮，提笔挥道“甚好，很有用处。”       公元1947年中，在国军的凌厉攻势下，本来就没有多少家当的共产党解放区，战争资源日益枯竭。眼看着国军如海潮般涌入各解放区，八路军使出浑身解数，那防洪堤仍旧漏洞百出、堵不胜堵，急得毛头领饭吃不下，屎屙不出，一天要抽三、四包香烟、骂五、六次人。        延安老巢叫胡宗南端了，毛头领和昆仑纵队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终日在陕北的穷乡僻壤中匍匐蛇行，躲避胡军的追赶。       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今夜睡了不知明晨能不能醒。        这样的日子不过也罢！        走投无路的毛头领想铤而走险，破罐子破摔。       他迭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刘邓点齐十二万喽罗，号称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众人站在黄河北岸发声喊，乘上千条木船渡过黄河。 `        他们到国统区去武装滋事。        但，孩子是放出去了，究竟是如愿套住野狼还是被野狼吃掉？陈谢军、陈粟军可否照葫芦画瓢？毛头领心头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此时，作战部李涛专折密奏毛头领，言之凿凿曰国军机动作战兵力已经捉襟见肘，后备力量几近枯竭，现有大部兵力只能陷于后方守备等。       毛头领阅之大喜，乃如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他电催各路人马火速杀向国统区。        果然，很快蒋委员长的地盘上就炮声隆隆、烽烟四起、交通阻断、假钞泛滥，许多县乡财政所的银俩不但收不上来，反而哗哗流入南下共军的腰包。       这会儿，轮到蒋委员长饭吃不下、屎屙不出，一天要喝三、四杯白开、骂五、六次人了。      却说李涛卸任军委秘书长职务后，公元1942年5月，伍云甫接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这是第九位中央军委秘书长。       伍云甫，又名伍永福，字松青，化名左兆贵、吴竞生、王耘。湖南耒阳人。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部队上井冈山。1930年春去上海入党中央机关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同年秋在中央秘密电台工作兼教员。       1931年1月赴苏区，历任中革军委总部无线电大队大队长，无线电总队政治委员，中革军委第三局政治委员，参与领导了红军通信工作的建立和发展，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1942年春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领导处理军委日常工作。1943年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并兼支部书记，后任中央党校第四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行政处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兼直属总支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救济总署秘书长，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等职。被选为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9年逝世。1980年8月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说起来，伍云甫乃父伍如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与毛泽东还是同窗。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生个老鼠打地洞。”伍云清毕业后淡薄名利，甘于清贫，终日与粉笔灰、练习簿打交道，也算是个传统文人。不料生下的儿子却不安本分、嘴多手长，经常逃课拒考、上街滋事。为此，伍老爷子气得吐血四、五次，昏厥七、八回。每每家人见状便蜂拥而上,掐人中的掐人中、灌汤药的灌汤药，忙个不亦乐乎。        伍云甫参加革命后，既干过游击队，也干过中央特科，是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抗战开始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任上，离间、拉拢、收买、忽悠多名党国志士， 还在党国要人身边安插了许多男女秘书、巧嘴参议、敏捷侍卫、以及察言观色的副官。         伍主任也是我党不可多得的经济人才。国民政府拨给八路的大批粮食，从西安运往各八路根据地，运费贵过粮食。伍主任暗示手下就在西安地面加价倒卖，再把赃款送至各八路后勤经理处买粮食还有富余。        伍主任这一手，危险性比起在前方冲锋陷阵的八路来说，只高不低。当时西安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多如牛毛，国共双方势力盘根错节、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有许多两面通吃的玲珑人物。         非常时期，伍掌柜及其手下伙计倒买倒卖军粮谋利，一旦走漏了风声，被战区军法处砍掉脑壳是绝对免不了的。         那伍主任的胆儿也是忒大了一点。         那伍掌柜的算盘也是拨得倍儿溜了一点。         无怪乎伍主任离开西安，旋即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银行副行长。         接任军委秘书长实非伍公所愿，更非伍公所长。         公元1942年7月，伍公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并兼支部书记，后任中央党校第四部副主任。         从公元1942年5月上任，至公元1942年7月离任，伍公大约是任期最短的一届军委秘书长。        公元1942年9月，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陶铸在延安领军委秘书长印。         这是第十位中央军委秘书长。 陶铸，又名陶际华，号剑寒，湖南省祁阳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参加了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等职，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1940年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45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任中共辽吉省委书记、辽西军区政委等职，领导组织地方部队和土地改革。1947年8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0年秋调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领导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斗争。1951年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1957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196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政治局常委。1967年1月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逝世于合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陶铸在军委秘书长任上时间也不长，大约在公元1943年5月就丢了这顶乌纱帽。 　　但关于他，可唠唠的话题还是不少。 　　公元195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华侨作家高云览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由于作品取材于1930年5月25日发生的由中共福建军委组织领导的厦门大劫狱，真实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斗争，生动塑造和描述了李悦、何剑平、丁秀苇、吴七等一群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和穿插期间的爱情故事，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 　　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版再版，各地新华书店一再售磬，告急的电话接踵而至，催货的电报纷至沓来，作品一时风靡全国、洛阳纸贵。以后更被改编成连环画、拍成电影、并被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日文等向海外发行。 　　组织这次惊天大营救的，正是当时的中共福建军委书记王海萍、省军委秘书陶铸。  共产党一向视被俘、被捕人员为异己。朝鲜停战后180师近万名被俘人员回归祖国，本以为噩梦到头、苦难不再，不料迎接他们的却是无休止的互相揭发，以及“学习”、“反省”、“交代”、“认罪”，最后大都以转业、复员告终。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被俘人员归来后，境遇也好不到哪里。        坐了五年国民党大牢的陶铸如何就能位居延安的神秘军机处呢？        这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战争年代缺乏干部，被俘（捕）人员归来经过审查，没有变节行为、坚决继续革命的还可以爬上革命的航船，另一方面就不能不说说曾志。  曾志曾在湖南衡阳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接受过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1928年4月上井冈山，在红四军中任职。        她虽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风风火火、敢作敢当、性格开朗、思想新潮，兼之生得秀曼都雅、妖丽无匹、艳如桃李、冷如冰霜，很快便和生性浪漫、满腹经纶的毛头领肝胆相照、无话不谈，形同莫逆。以至于有一次她经过毛头领住屋门口，见毛头领正和贺子珍说笑，便上前问说你们有什么事情那样快活？毛头领用手指着自己婆姨说：“她说我喜欢你，爱上你了！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说，国民党中的沈醉、陈明仁都是“湖南骡子”的话，那么说陶铸、曾志就是共产党人中的“湖南骡子”则一点也不为过。因此，当陶铸被判无期徒刑，在南京蹲国民党大狱的时候，早将“三从四德”抛到九霄云外的曾志可不愿作贞洁妇，她立马与风流倜傥的闽东特委青年才俊叶飞、任铁锋卿卿我我，情愫绵绵，以至闽东特委专门批评她“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负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   两头“湖南骡子”到延安后，曾志很快出任中央妇委秘书长，经常出入毛头领窑洞，聆听毛头领种种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而脾气暴躁的陶代政委却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毛头领也是善解人意之士，他让陶铸去军委机关做秘书长。      公元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整风运动。毛泽东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公元1943年5月，在延安社会调查部的一间窑洞里，陶铸整整被保卫部战士扯乱的衣领，怒气冲冲地瞪着坐在主审桌旁的李克农喊道：“你妈妈的！整到老子头上来了！”       社会部一时榨不出什么油水，就将这头倔犟骡子关进了监房。       陶铸的军委秘书长职务无疾而终。      康生做完屁股，毛头领开始做脸。       他把李克农等人找来说：“几个月前我给康生打过招呼，肃反要注意纠偏。后来又找他谈过，他不听嘛。今天就不叫他了。就找你们几个直接抓工作的来谈。不提他了，咱们谈吧。”　      刘少奇也在李克农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康生神经不正常，不要理他。”       这以后，康生在延安度日如年。       陶铸后来去了东北。       公元1950 年，张云逸赴广西主持军政。张司令是广东省文昌县人，自古两广是一家，张司令来到广西，也算是功成名就，衣锦还乡。 
       时战乱甫平，匪患四起，共产党基层政权屡遭破坏，小股解放军、区乡干部都成为土匪的活靶子，一时人心慌慌，谈匪色变。       张司令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组织部队、民兵进山围剿，但规定对俘虏及自首人员既往不咎，捉到的匪首每县仅限杀一人，端的是仁慈之君。        眼看其他省份匪迹渐消，唯广西地面匪患肆虐不绝、竟发展到解放军一个连不敢单独出县城，毛头领闻之不禁大光其火，遂指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前往督军。   陶铸其人，历来是“只左不右”的。       钦差大臣陶铸甫抵八桂，便召集广西省委、广西军区首脑开会。       他大骂广西诸公对敌软弱，立场不清，不收民枪，不杀匪首，七擒七纵，宽大无边等等。他主持制定一系列严厉的镇压政策，甚至授予基层连队有生杀大权，同时向林头领发报要求增兵。      其时林头领拥兵150万，号称中南王。但管辖鄂、豫、赣、粤、湘、桂六省地面，加上麾下许多人马被京城调用改做海军、空军、公安部队、防洪部队等，兵力也是入不敷出。       林头领无奈，只得委派坐镇长沙的国民党投诚将领陈明仁将军点齐人马驰援广西方面。美丽的八桂山水间，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帷幕就正式开启，广西共产党联合湖南国民党，携手打击广西国民党。       果然广西土匪抵挡不住，大小匪首纷纷引颈试刀，各路人马群龙无首，队伍很快土崩瓦解，一时各监狱人满为患，收缴枪支堆积若山。       不久，广东有人密奏毛头领，曰叶剑英、古大存、方方等在广东领导土改有右的倾向。毛头领故技重施，又派陶铸前往纠偏。结果，华南分局和广东省委主要领导望风披靡、溃不成军、迭次检讨、争取过关，弄得个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就连“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老谋深算、城府莫测的叶参座多年后提起这一段，仍心有余悸惶惶道：“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      中国足球队诸君如果有这等功夫，那世界杯估计早拿腻歪了。       陶铸也是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党内职务爬升最高的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城聚义厅中，坐第四把交椅。      不过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延安吧。      却说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于公元1940年被召回延安后一直赋闲，到处给人打杂当下手。他先是被任头领喊去党务研究室干活，后来毛头领见一帮美国大兵在延安郁闷得慌，就让他任新设的中央外事组组长兼交际处处长，还授意他在和美国佬“勾兑”时，亮以中央军委秘书长身份。     这样一来，陶铸不明不白丢掉的军委秘书长，又被杨尚昆稀里糊涂接过来。     公元1945年8月，在延安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刘、周、彭分任副主席，杨尚昆正式发表为军委秘书长。      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杨在军委秘书长位置上虽然梅开二度，却丢掉了更为重要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职务。     延安美军观察组的大兵们因二战的胜利不再郁闷，他们举着高脚酒杯，不断地把五颜六色的液体倒进胃里，然后拉着交际处招待所的姑娘们疯狂地跳水兵舞、伦巴舞、华尔滋和阿根廷探戈。      这一回，轮到杨秘书长郁闷了。      大体上，从这时起一直到公元1954年，杨秘书长既担任着鸡肋一般的军委秘书长，又担任着更为婆婆妈妈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实际上，毛、周、朱等头领每逢重要的军机大事，通常是扯开喉咙分别用湘潭话、淮安话、四川话喊作战局长：“立涛！立涛！”或者“梨涛！梨涛同志到了没有？”或者“格老子立桃儿咋个还不来？”      杨秘书长其实就是管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两家的吃喝拉撒睡，以至于老杨晚年回忆起那些事来总忍不住摇头感慨：“唉！亏我那些年搬的三次家哟！脑壳硬是涨得发麻！”     杨秘书长、杨主任脑壳怎能不发麻呢？那时丢了延安老巢，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拖家带口整天在山沟里东躲西藏，天上飞机轰炸，地上胡军追赶，瞅空子连华北傅作义都想来咬上一口。     中央机关内部，“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连必需的收发制度也没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常常找不到下落。”      挨骂受气那是家常便饭。      敌军摸到宿营地附近也不算稀奇      公元1990年，江青多年想拍而未拍成的三大战役——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大决战》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李俊执导完成并在全国隆重上映，一时万人空巷，好评如潮。      当银幕上出现毛头领、朱头领、周头领等与杨秘书长在西柏坡称兄道弟，谈笑风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长镜头时，坐在老万身边一同观看的某开国上将军之子终于忍不住破口骂道：“啊呸！那时你算个老几？还真他妈好意思！”      凭心而论，那时杨秘书长在军机大事上确实算不得老几。但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老杨能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以及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艰难岁月中当好党和军队中枢机关的家，确也算呕心沥血、劳苦功高，若论其行政组织能力，则更非寻常人等所能企及。      正是：旧世界如枯棚朽架摇摇坠                新中国是大鹏腾空翩翩高飞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