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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7:47:13
经济学的回顾
摘 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８０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１９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１７５０－１８７０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４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Ｌ·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１９７６）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５２岁完成的５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１２０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１８１７）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１８１７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Ｄ·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１９８１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Ｍ·Ｂｌａｕｇ）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１８２３年李嘉图死后的１０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１９５４）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Ｆ·Ｋｎｉｇｈｔ）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１９５６）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１９世纪没有第２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１９４２）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Ｐ·Ｓｒａｆｆａ）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Ｆ·Ｒａｍｓｅｙ）和冯·诺伊曼（Ｊ·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一样仅靠３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１９６０年出版的仅９９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１５０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１９２９年５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Ｆ·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３０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２０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１８９０）和《工业与贸易》（１９１９）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Ｍ·Ｗａｌｒａｓ）、古诺（Ａ·Ｃｏｕｒｎｏｔ），德国的屠能（Ｊ·Ｔｈｕｎｅｎ）和英国的杰文思（Ｗ·Ｊｅｖｏｎｓ）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２０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５０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１３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１９２３）、《货币论》（１９３０）和《通论》（１９３６）。《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５６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５０岁的凯恩斯和一批２５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Ｒ ·Ｈａｒｒｏｄ）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２６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１９０３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３篇论文。拉姆齐的这３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１９２６）、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１９２７）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１９２８）。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学者在７０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７０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３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１９２２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莱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３０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８０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５０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２５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１９４７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连续出版的５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５年学习以及后来在ＭＩＴ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Ｊ·Ｖｉｎｅｒ）为首的反对英国３０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１９００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Ｏ·Ｌａｎｇｅ）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１９７９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３０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５０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５０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Ｈ·Ｇ·刘易斯（Ｈ·Ｇ·Ｌｅｗｉｓ）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１９５９）和加里·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１９５７）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１９９２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Ｒ·Ｌｕｃａｓ）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１９３９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１９５８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Ｒ·Ｃｏａｓｅ）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１９６０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毫无疑问，“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芝加哥的经济学思潮及其延伸以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和风格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基础。
注释：
①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②《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西方经济学百年回首
吴君杨 人类社会在充满希望并面临巨大的挑战中送走了20世纪，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如同20世纪的经济发展史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百年，西方经济学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之后，在20世纪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此前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达到的高度。
1、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依然紧紧围绕着这一主线而展开，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一、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quot;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二、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场大危机原本可以避免，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它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根据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就是大幅减税，于是出现了"里根减税"：1981年第一次总统预算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了50%，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由28%减到了20%；于是，减税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彻头彻尾的供给学派的里根经济学"，其结果是，"1983～84年，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使失业降了下来，到1986年，失业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2、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张伯伦革命"。亚当·斯密以后的一两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quot;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二、"凯恩斯革命"。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1）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2）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 （4）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 三、"预期革命"。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quot;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糜肷鲜隽礁黾俣ㄏ喾矗坏谌?quot;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quot;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70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20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3、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quot;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三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斯蒂格利茨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quot;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斯氏对中国改革道路的取向和改革成就始终给予很高的赞誉、评价和支持，认为中国不搞国营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还在其《经济学》第二版中专设一章谈中国改革，为中国的"第二步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看法。对IMF和美国财政部"唆使和诱导"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的行为从而导致"俄罗斯经济持续坍塌"的后果表示出了对前者的极大愤慨和对后者的无比惋惜；认为"休克疗法"事实上是"太多的休克和太少的疗法"，其结果是，"迅猛的私有化只是让一小部分寡头集团获得了对国家资产的控制，......产出下降了一半......贫困率激增到50%"。4、研究方法的六个倾向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呈现出了长足的发展，还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巨大变化方面，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反过来说，20世纪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方法论的变化力度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其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甚至研究方法的演变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一、 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的演变历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发生于19世纪的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较量，同样贯穿于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始终，促进了西方经济学循环渐进地不断前进。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者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达成的13个共识点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实证主义在被现实世界"证实"之后，证伪主义出来用事实和理论推导提出质疑，以此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二、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或"市场神话"与"国家神话"，或各种理想国与乌托邦，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其它学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极端或模糊难懂的理念、信念、概念等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与支流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力，为了重建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例如，"经济人"的假定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位置。可是，在20世纪百年中，"经济人"的假定条件受到了诸多的修改和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例如，莱本斯坦1966年至1981年发表的4篇论文中一反"利润极大化、效用极大化、成本极小化"的经济人假定传统，认为上述假定在完全竞争下是适用的，而在垄断型企业里，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个"例外"，人的本性是"惰性"，受到庇护的垄断者和兼并者的经济行为已经丧失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能力，从而导致了"X非效率"，为此，莱本斯坦提出了"微观的微观理论（micro-micro theory）",即"意味着对标准理论简单地假设的东西进行详细的研究"；再例如，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 三、分析工具的数理化趋势 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本来不是始于20世纪，但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与发展尤其战后以来，是如此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了被称之为登峰造极程度，却实实在在发生在20世纪，从而使经济学这个大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 第一，计量经济学的崛起。"计量经济学"一词是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弗里希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后来，库普曼、克莱因、迪鲁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50年代开始制做了最早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理论开辟了新的地平线；克莱因教授自80年代以来，多次来到中国，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办了几期计量经济学培训班，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计量经济研究人才。?quot;微观"研究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探索的是从贝克尔开始的，他将经济计量原则首次引入到原来无法以数学来计量的领域，如爱情、利他主义、慈善和宗教虔诚等，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即2000年的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授予给美国的詹姆斯·海克曼和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以表彰他们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2000年可以被称之为"微观计量经济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第二，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运用。计量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例如，弗里德曼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就是成功运用统计研究的一部经典性著作，他通过一系列的资料统计分析，得出了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从而构建了弗氏的货币数量说。 第三是博奕论的引进。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法，博奕论的应用范围已延伸至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进入80年代以来，博奕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说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还有人试图以博奕论语言重建整个微观经济学。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过度滥用数学的现象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60年代被称之为"奇怪的60年代"，因为数学模型的"图腾"崇拜现象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没有理论的经济计量"和"与理论相矛盾的经济计量"趋势； 对此，里昂惕夫很不以为然，给美国《科学》杂志写了一信，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四、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变中出现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其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畴，经济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几乎所有人类行为，小至生育、婚姻、离婚、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对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这种帝国式的"侵略"与扩张，有人将之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家庭作为一个"生产"的基本单位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舒尔茨和贝克尔认为，家庭就象一个企业，既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等，也生?quot;消费"--衣食住行、休闲保健等，因此，家庭须根据其货币收入与时间这两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做出合理决策。在边际收入等于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上，所有投资活动的收益率都相等。从上述命题出发，人力资本理论对许多以往被认为诸如年龄与收益关系曲线、男女教育不平等等非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活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甚至提出了孩子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的概念，对诸如收入分配模型、失业的持续时间等很多经济活动现象给出了崭新的解释。 第二、国家和政府被视为一种"政治市场"纳入经济分析之中。１９８８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抨击国家干预最为激烈的一种理论，其研究领域和方法横跨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政治学（表决制度的比较研究）、社会学（行为逻辑研究）、哲学（自由概念的逻辑分析），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方面：（1）政治制度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2）研究官僚主义经济理论。（3）深入研究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转逻辑。通过对上述领域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得出的结论是：（1）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制度和政治挑战，原因是，现行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即公共选择机制没有新意，阿罗定理显示，没有一种投票制度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沟通个人和集体，应设计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表现民主的新方式，以阻止行政官僚主义继续发展。（2）国家机器与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究其原因，一是公共部门缺乏竞争，二是公共部门不关心费用成本；从而导致官吏越多，官僚主义越严重。（3）由于存在上述"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
第三、法律制度与经济制度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２０世纪下半叶，新制度经济学使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又一次得到复兴，从而使一个陈旧的命题在２０世纪下半叶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力，成为西方经济学中逐渐居于一定主导地位的独特的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以致于其主要理论巨匠科斯和诺思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quot;制度革命"被西方经济学界看作是２０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它驯蝗衔梢允视糜诙运猩缁峄疃妥橹菇蟹治龅囊恢掷砺酃ぞ撸谑牵灰追延玫母吆偷褪瞧兰壑贫鹊囊桓鲋匾曜迹缁嵋磺凶橹翁裱募俣ㄇ疤崾堑统杀咀橹飨蛱娲叱杀咀橹２ɡ砺凼切轮贫染醚ё罟刈⒑妥钜鹌渌髋筛行巳さ囊桓隽煊颉?quot;科斯定理"认为，产权完整与否主要可以从其所有者对它具有的排他使用权、收入独享权、自由转让权?quot;三权"来衡量；当产权明确界定之后，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就会自发地进行谈判，将外部性内在化，从而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易活动和权利买卖者互定合约或"自愿协商"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制度变迁理论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诺思认为，制度是社会的一组博弈规则，制度的框架决定了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反过来，组织的演化又会影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过程：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同的路径最后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和演变中会得到自我强化，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所以，在诺思看来，制度的演化不外乎有两种不同的结局，要么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在恶性循环的路径上滑下去，不断恶化，甚至?quot;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忍受长期的经济停滞而不能自拔。 无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使西方经济学实现了对诸如寻租理论、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经济史的研究的深入，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制度革命"，２０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无法形成的。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分析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而被公认的成熟体系，一些基本概念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许多经济学家认?quot;科斯定理"零交易费用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再如，巴泽尔批评诺思说，由于民族和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一个民族或国家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状态。 五、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在西方经济学中，用案例的办法来阐明一个定理来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人人皆知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明证。但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了"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唯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成为一种象征。被一些学者认?quot;博大湛深""深奥无比"的科斯定理，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完成的；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德在论述外部性的发生与补偿时，给读者讲述的是"蜜蜂与果园"的例子；同样论述外部性，庇古的举例更为浪漫与优美，是"火车与飞鸟"的故事……百年来，经济学家的笔下已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典性"案例幽默"。例如，科斯续用了庇古"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说明"科斯定理"，后来，1971年他的两个经济学家好友斯蒂格勒和艾智仁同游日本时，在火车上见到窗外的稻田就想起了庇古与科斯之争，于是问管理员车轨附近的稻田是否受到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得到的回答正好相反，车轨旁的稻田地价较高，因为火车将吃稻的飞鸟吓跑了。10年后，他们在美国相聚时，幽默地讲起了"火车与飞鸟"的故事，说"在日本发现了科斯定理的大错"，引起哄堂大笑。 一提起"灯塔"，人们就会知道是指公共物品消费中收费难的"搭便车"难题。最初举例灯塔的是1848年的穆勒，于是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灯塔便"常明不熄"，频繁地出现在文献之中，几代人传下来，一直到今天。灯塔，既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经典性的象征，又给经济学留下了一个赢得永恒的传统，使20世纪的经济学诗意盎然，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六、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箱里，不仅保留了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一些非经济要素、时间、社会心理等，而且，还引入了技术、信息等诸多新要素，使"技术"成了新宠，"信息"成为热点，从而使经济学越来越从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相互关系的角度得到全面的发展。还须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学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与百年前的经济学相比已面目全非。面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挑战和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派?quot;侵入"，西方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它们百花争鸣，各得其位，共同发展，成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一大景观。
摘 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８０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１９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１７５０－１８７０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４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Ｌ·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１９７６）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５２岁完成的５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１２０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１８１７）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１８１７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Ｄ·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１９８１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Ｍ·Ｂｌａｕｇ）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１８２３年李嘉图死后的１０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１９５４）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Ｆ·Ｋｎｉｇｈｔ）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１９５６）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１９世纪没有第２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１９４２）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Ｐ·Ｓｒａｆｆａ）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Ｆ·Ｒａｍｓｅｙ）和冯·诺伊曼（Ｊ·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一样仅靠３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１９６０年出版的仅９９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１５０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１９２９年５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Ｆ·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３０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２０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１８９０）和《工业与贸易》（１９１９）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Ｍ·Ｗａｌｒａｓ）、古诺（Ａ·Ｃｏｕｒｎｏｔ），德国的屠能（Ｊ·Ｔｈｕｎｅｎ）和英国的杰文思（Ｗ·Ｊｅｖｏｎｓ）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２０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５０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１３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１９２３）、《货币论》（１９３０）和《通论》（１９３６）。《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５６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５０岁的凯恩斯和一批２５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Ｒ ·Ｈａｒｒｏｄ）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２６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１９０３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３篇论文。拉姆齐的这３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１９２６）、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１９２７）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１９２８）。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学者在７０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７０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３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１９２２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莱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３０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８０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５０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２５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１９４７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连续出版的５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５年学习以及后来在ＭＩＴ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Ｊ·Ｖｉｎｅｒ）为首的反对英国３０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１９００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Ｏ·Ｌａｎｇｅ）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１９７９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３０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５０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５０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Ｈ·Ｇ·刘易斯（Ｈ·Ｇ·Ｌｅｗｉｓ）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１９５９）和加里·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１９５７）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１９９２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Ｒ·Ｌｕｃａｓ）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１９３９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１９５８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Ｒ·Ｃｏａｓｅ）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１９６０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毫无疑问，“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芝加哥的经济学思潮及其延伸以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和风格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基础。
注释：
①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②《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西方经济学百年回首
吴君杨 人类社会在充满希望并面临巨大的挑战中送走了20世纪，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如同20世纪的经济发展史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百年，西方经济学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之后，在20世纪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此前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达到的高度。
1、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依然紧紧围绕着这一主线而展开，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一、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quot;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二、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场大危机原本可以避免，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它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根据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就是大幅减税，于是出现了"里根减税"：1981年第一次总统预算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了50%，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由28%减到了20%；于是，减税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彻头彻尾的供给学派的里根经济学"，其结果是，"1983～84年，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使失业降了下来，到1986年，失业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2、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张伯伦革命"。亚当·斯密以后的一两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quot;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二、"凯恩斯革命"。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1）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2）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 （4）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 三、"预期革命"。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quot;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糜肷鲜隽礁黾俣ㄏ喾矗坏谌?quot;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quot;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70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20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3、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quot;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三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斯蒂格利茨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quot;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斯氏对中国改革道路的取向和改革成就始终给予很高的赞誉、评价和支持，认为中国不搞国营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还在其《经济学》第二版中专设一章谈中国改革，为中国的"第二步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看法。对IMF和美国财政部"唆使和诱导"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的行为从而导致"俄罗斯经济持续坍塌"的后果表示出了对前者的极大愤慨和对后者的无比惋惜；认为"休克疗法"事实上是"太多的休克和太少的疗法"，其结果是，"迅猛的私有化只是让一小部分寡头集团获得了对国家资产的控制，......产出下降了一半......贫困率激增到50%"。4、研究方法的六个倾向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呈现出了长足的发展，还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巨大变化方面，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反过来说，20世纪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方法论的变化力度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其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甚至研究方法的演变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一、 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的演变历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发生于19世纪的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较量，同样贯穿于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始终，促进了西方经济学循环渐进地不断前进。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者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达成的13个共识点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实证主义在被现实世界"证实"之后，证伪主义出来用事实和理论推导提出质疑，以此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二、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或"市场神话"与"国家神话"，或各种理想国与乌托邦，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其它学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极端或模糊难懂的理念、信念、概念等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与支流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力，为了重建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例如，"经济人"的假定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位置。可是，在20世纪百年中，"经济人"的假定条件受到了诸多的修改和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例如，莱本斯坦1966年至1981年发表的4篇论文中一反"利润极大化、效用极大化、成本极小化"的经济人假定传统，认为上述假定在完全竞争下是适用的，而在垄断型企业里，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个"例外"，人的本性是"惰性"，受到庇护的垄断者和兼并者的经济行为已经丧失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能力，从而导致了"X非效率"，为此，莱本斯坦提出了"微观的微观理论（micro-micro theory）",即"意味着对标准理论简单地假设的东西进行详细的研究"；再例如，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 三、分析工具的数理化趋势 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本来不是始于20世纪，但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与发展尤其战后以来，是如此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了被称之为登峰造极程度，却实实在在发生在20世纪，从而使经济学这个大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 第一，计量经济学的崛起。"计量经济学"一词是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弗里希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后来，库普曼、克莱因、迪鲁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50年代开始制做了最早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理论开辟了新的地平线；克莱因教授自80年代以来，多次来到中国，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办了几期计量经济学培训班，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计量经济研究人才。?quot;微观"研究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探索的是从贝克尔开始的，他将经济计量原则首次引入到原来无法以数学来计量的领域，如爱情、利他主义、慈善和宗教虔诚等，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即2000年的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授予给美国的詹姆斯·海克曼和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以表彰他们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2000年可以被称之为"微观计量经济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第二，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运用。计量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例如，弗里德曼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就是成功运用统计研究的一部经典性著作，他通过一系列的资料统计分析，得出了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从而构建了弗氏的货币数量说。 第三是博奕论的引进。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法，博奕论的应用范围已延伸至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进入80年代以来，博奕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说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还有人试图以博奕论语言重建整个微观经济学。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过度滥用数学的现象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60年代被称之为"奇怪的60年代"，因为数学模型的"图腾"崇拜现象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没有理论的经济计量"和"与理论相矛盾的经济计量"趋势； 对此，里昂惕夫很不以为然，给美国《科学》杂志写了一信，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四、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变中出现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其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畴，经济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几乎所有人类行为，小至生育、婚姻、离婚、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对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这种帝国式的"侵略"与扩张，有人将之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家庭作为一个"生产"的基本单位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舒尔茨和贝克尔认为，家庭就象一个企业，既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等，也生?quot;消费"--衣食住行、休闲保健等，因此，家庭须根据其货币收入与时间这两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做出合理决策。在边际收入等于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上，所有投资活动的收益率都相等。从上述命题出发，人力资本理论对许多以往被认为诸如年龄与收益关系曲线、男女教育不平等等非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活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甚至提出了孩子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的概念，对诸如收入分配模型、失业的持续时间等很多经济活动现象给出了崭新的解释。 第二、国家和政府被视为一种"政治市场"纳入经济分析之中。１９８８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抨击国家干预最为激烈的一种理论，其研究领域和方法横跨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政治学（表决制度的比较研究）、社会学（行为逻辑研究）、哲学（自由概念的逻辑分析），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方面：（1）政治制度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2）研究官僚主义经济理论。（3）深入研究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转逻辑。通过对上述领域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得出的结论是：（1）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制度和政治挑战，原因是，现行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即公共选择机制没有新意，阿罗定理显示，没有一种投票制度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沟通个人和集体，应设计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表现民主的新方式，以阻止行政官僚主义继续发展。（2）国家机器与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究其原因，一是公共部门缺乏竞争，二是公共部门不关心费用成本；从而导致官吏越多，官僚主义越严重。（3）由于存在上述"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
第三、法律制度与经济制度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２０世纪下半叶，新制度经济学使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又一次得到复兴，从而使一个陈旧的命题在２０世纪下半叶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力，成为西方经济学中逐渐居于一定主导地位的独特的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以致于其主要理论巨匠科斯和诺思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quot;制度革命"被西方经济学界看作是２０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它驯蝗衔梢允视糜诙运猩缁峄疃妥橹菇蟹治龅囊恢掷砺酃ぞ撸谑牵灰追延玫母吆偷褪瞧兰壑贫鹊囊桓鲋匾曜迹缁嵋磺凶橹翁裱募俣ㄇ疤崾堑统杀咀橹飨蛱娲叱杀咀橹２ɡ砺凼切轮贫染醚ё罟刈⒑妥钜鹌渌髋筛行巳さ囊桓隽煊颉?quot;科斯定理"认为，产权完整与否主要可以从其所有者对它具有的排他使用权、收入独享权、自由转让权?quot;三权"来衡量；当产权明确界定之后，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就会自发地进行谈判，将外部性内在化，从而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易活动和权利买卖者互定合约或"自愿协商"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制度变迁理论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诺思认为，制度是社会的一组博弈规则，制度的框架决定了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反过来，组织的演化又会影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过程：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同的路径最后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和演变中会得到自我强化，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所以，在诺思看来，制度的演化不外乎有两种不同的结局，要么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在恶性循环的路径上滑下去，不断恶化，甚至?quot;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忍受长期的经济停滞而不能自拔。 无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使西方经济学实现了对诸如寻租理论、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经济史的研究的深入，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制度革命"，２０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无法形成的。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分析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而被公认的成熟体系，一些基本概念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许多经济学家认?quot;科斯定理"零交易费用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再如，巴泽尔批评诺思说，由于民族和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一个民族或国家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状态。 五、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在西方经济学中，用案例的办法来阐明一个定理来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人人皆知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明证。但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了"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唯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成为一种象征。被一些学者认?quot;博大湛深""深奥无比"的科斯定理，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完成的；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德在论述外部性的发生与补偿时，给读者讲述的是"蜜蜂与果园"的例子；同样论述外部性，庇古的举例更为浪漫与优美，是"火车与飞鸟"的故事……百年来，经济学家的笔下已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典性"案例幽默"。例如，科斯续用了庇古"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说明"科斯定理"，后来，1971年他的两个经济学家好友斯蒂格勒和艾智仁同游日本时，在火车上见到窗外的稻田就想起了庇古与科斯之争，于是问管理员车轨附近的稻田是否受到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得到的回答正好相反，车轨旁的稻田地价较高，因为火车将吃稻的飞鸟吓跑了。10年后，他们在美国相聚时，幽默地讲起了"火车与飞鸟"的故事，说"在日本发现了科斯定理的大错"，引起哄堂大笑。 一提起"灯塔"，人们就会知道是指公共物品消费中收费难的"搭便车"难题。最初举例灯塔的是1848年的穆勒，于是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灯塔便"常明不熄"，频繁地出现在文献之中，几代人传下来，一直到今天。灯塔，既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经典性的象征，又给经济学留下了一个赢得永恒的传统，使20世纪的经济学诗意盎然，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六、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箱里，不仅保留了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一些非经济要素、时间、社会心理等，而且，还引入了技术、信息等诸多新要素，使"技术"成了新宠，"信息"成为热点，从而使经济学越来越从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相互关系的角度得到全面的发展。还须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学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与百年前的经济学相比已面目全非。面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挑战和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派?quot;侵入"，西方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它们百花争鸣，各得其位，共同发展，成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一大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