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有雄性激素的药物: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的作为：急火攻心“洋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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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的作为：急火攻心“洋跃进”

2011年12月05日10:29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形势刚有好转，头脑就热了起来。“左”的痼疾再度发作，结果又导致了严重的不切实际，求成过急。1977年4月，华国锋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矿产资料的情况下，就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华国锋提出的各项“大跃进”指标，远远超过了实际可能。

1978年华国锋访问朝鲜受到高规格接待（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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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火攻心“洋跃进”

　　所有中国报刊都承认，“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

　　1976年产钢2040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倒退五年。1976年，农村劳动力年平均粮产量974公斤，比1975年的1010公斤下降3.6%。

　　“天府之国”四川，粮食由调出变成调进，1976年调入6亿公斤。

　　鱼米之乡浙江也吃调进粮。该省1976年油料棉花产量低于1957年。

　　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贫困。

　　1976年，农民年均收入62.8元。

　　城市职工1976年平均工资605元，比1965年625元下降20元。

　　城市大量欠账，住房极为紧张。肉类蔬菜稀少，粮票布票成为城里人的生命线。农村外出乞讨的人越来越多。

　　科学教育文化受到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的。科研文教机关、群众艺术团体基本上被砸烂。多数科研设施、实验室、实验器材被破坏。大学长期停课“闹革命”，中小学教室门窗多数被毁。多少科学文化艺术精英被迫害致死。中小学教师都被划到资产阶级这一敌对阵营，受到摧残折磨。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假社会主义和极“左”路线导致的恶果。同时，也说明工业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陈云同志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时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主要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好一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左”有两个特点：一是追求高指标，大计划，挤了人民的生活消费；二是指导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清理，困难时好一点，一好转，“左”的一套又推行起来，旧病复发。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经济方面，华国锋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为恢复与发展经济作了努力。

　　首先是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把一些“四人帮”分子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扫除了隐患和阻力。

　　同时，他开始把经济建设放到重要的地位，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在这方面，华国锋同其他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从1976年年底到1977年上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以及铁路、煤炭、计划、农田基本建设、冶金、交通、林业、水产等一系列生产建设工作会议，强调搞好企业整顿，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搞好生产。1978年4月，中央批准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决定(草案)》。5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11月，国务院规定在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同时积极引进外资、技术。

　　各工业部门生产秩序开始恢复。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走上正轨。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制度，这对于鼓励青年努力学习，提高教育水平是一个有力的措施。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打击知识分子、毁灭科学文化的谬论。华国锋也在科学大会上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这促使全国出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和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在舆论方面，报刊发表了一些澄清是非，促进生产，要求推进现代化的文章，有利于经济战线拨乱反正。

　　1977—1978年的经济情况有所恢复和发展。当然，国民经济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

　　但是，形势刚有好转，头脑就热了起来。“左”的痼疾再度发作，结果又导致了严重的不切实际，求成过急。

　　1977年4月，华国锋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矿产资料的情况下，就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由于这个高指标过于不切实际，当时就被讥为“新的大跃进”。

　　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提出：大干了还要大干，要坚持常年大干，长期大干。到1980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

　　报告和《纲要》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比如，要求到20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的发达国家；农业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要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这是近乎痴人说梦。

　　同时，规定的具体经济指标过高。比如，到20世纪末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要新建续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等。

　　在中央的压力下，各部门纷纷提出高指标。如：“到20世纪拿下二十几个鞍钢，钢产量1.6亿吨以上。”

　　实际上，到1997年，还只有一个年产5000万吨原油的大庆。其他油田当中，产量最高的也是年产1000多万吨，哪有“十来个大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到1997年，全国原油产量才1.5亿吨左右，钢产量也刚刚突破1亿吨。

　　更为重要的是，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完全是由于在邓小平领导下，大胆实施2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这些成绩已经使全世界瞠目，被称为不可思议的奇迹了。由此可以想见，在1978年那个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之下，按华国锋的“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农业学大寨”的思路，怎么能完成那么高的经济指标呢?

　　华国锋提出的“大跃进”指标，远远超过了实际可能，完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前，李先念曾提出慎重一点，再研究一下，不要匆忙拿到人大上去通过。但华国锋不听，坚持把没有经过论证的《十年规划纲要》提交人大讨论通过，“向全世界宣布”。

　　与毛泽东时期1958年大跃进相比，1978年的大跃进有一个新特点。这就是加了一个“洋”字，引进的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过多，与我国当时的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不相适应。引进是完全必要的，是好事，但是要有消化能力，要讲效益。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共78亿美元，全部现款支付。钢铁化工的项目引进，只签了一部分，如果全签完，还需50亿美元。这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支付与配套能力。

　　由于有了这个新特点，所以人们把这次大跃进又叫“洋跃进”。

　　头脑发热的结果，是到1978年年底，我国物资、财政、信贷和外汇支付都发生了大的不平衡。

　　一、三个产业的比例失调。从基建投资看，农业占10.6%，轻工业仅仅占5.8%，重工业占48.7%。这在当时缺吃少穿、日用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苏联模式”。

　　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新项目上得过多，超过国家负荷能力。1978年基建投资479.3亿元，比上年增长31.5%，占当年财政收入40.7%。

　　三、积累率过高。重生产、轻生活。1978年生产性投资占82.6%。住宅、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文教卫生仅占17.4%，这个比例，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低十个百分点。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使国家经济的失衡愈演愈烈。

　　经济工作中传统的“左”倾发热症，给新时期经济发展造成了新的障碍、失误和困难。
　冤假错案何时昭雪

　　“文化大革命”中的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冤狱遍于国中。无数冤魂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仅受迫害者及其亲人切盼平反冤假错案，以期重见天日，广大干部群众也希望中央早日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做，才能深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打破“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的极“左”猖獗的局面，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要解决那些轰动全国的有代表性的大冤案。解决了这些大冤案，不但可以解放众多受株连的人，其他冤案也就好办得多了。

　　但是，华国锋对此却没有积极性。他心里考虑的，是“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如果刘少奇、薄一波、陶铸……这些案子都翻过来，那“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成果呢?再说，这些案子都是毛泽东定的。平反这些案子，不就是否定毛泽东吗?毛泽东说过：“翻案不得人心!”

　　所以，当邓小平把陶铸叛徒一案的申诉材料交给华国锋的时候，华国锋认为，陶铸的案子是毛主席过问的，弄得不好会给毛主席丢脸。

　　当胡耀邦、宋任穷根据事实，主张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时候，遭到华国锋的主要助手、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坚决反对。

　　当邓小平提出解决彭真冤案的时候，华国锋表示，我们不好推翻毛主席的决定呀！全党都知道毛主席就彭真的问题写过许多批示，如果给彭真彻底平反，那岂不是说毛主席全都错了吗?

　　当有的同志把薄一波的“61人叛徒案”有关材料写进简报，要求为薄一波等同志平反的时候，华国锋和他的助手，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很气恼，表示要顶住。

　　当杨尚昆等同志就自己的冤案提出申诉的时候，汪东兴认为，我们办什么事，首先要从维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出发，毛主席亲自批准和处理的案子，叫我们怎么纠正?

　　当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向中央提出：为“文化大革命”前遭受错误打击、“文化大革命”中接着受迫害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洪学智等同志平反的时候，也遇到了华国锋的阻挡。

　　在华国锋“两个凡是”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等人对平反冤假错案持抵制的态度。中组部对受迫害的老干部急切的呼吁置之不理，对来访者拒之门外。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要求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可是郭玉峰不仅把舒同挡在门外，而且派人把舒同从中组部招待所赶走，让舒同“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在北京，有近万名中央机关干部闲置在家，废弃不用。

　　一大批像夏衍、楚图南、沈从文这样的文化名人被视为“社会糟粕”，继续当做阶级敌人对待。

　　被关押在外地的一些原中央领导人愤怒地写信责问：“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至于普通群众当中难以平反的冤假错案，就更是擢发难数了。

　　尤为严重的是：华国锋不但阻拦平反冤假错案，他强制推行“两个凡是”，还在制造着新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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